一出六安南门，车子在平整的公路上奔驰。我望着济河两岸园田化了的土地，感到亲切而又陌生。这儿原是丘陵地带，如今长着绿油油的横竖成行的麦苗，象分列式的队伍一样，扑将过来，在欢迎着我。我心情激动，这就是我别离已久的故乡啊！

　　车子在苏家埠停了下来，我对警卫员小陈和汤助理员两人说：“河西就是程家老院子，过了河就到我家啦！”我主动地走在前面带路，心急地向渡口走去。可是我迷了路，再也找不到我自小就熟悉的渡口了！只见过去大片荒无的沙滩上，栽着核桃、板栗、苹果等果木树。更奇怪的是，连浮河也不见了。

　　原来南面正在修建横排头水坝。勤劳勇敢的乡亲们，命令济河向西迁移了四、五里，强迫这条任性泛滥的蛟龙，服从人的意志，灌溉千万亩曾被它淹荡过的土地。这不禁使我想起了过去穷人闹革命时常说的一句话：“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穷人总有出头日”。是的，公社化使穷人开始从根本上摆脱了贫困，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转了七、八里路，才找到渡口。上了船，见到和蔼面善的老梢公，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我家祖辈在此渡口摆了四、五十年渡，祖父死了交给了父亲（到我参加革命后，受尽地主、军阀迫害的父亲，结束了他勤劳的一生），那时家里穷得年三十还愁下锅米。地主和军阀强征硬取，逼得民不聊生。父亲摆渡，我上山砍柴，也难生活下去。为了减少家里人口吃饭，我只得帮财主放牛，吃的是残羹剩饭，一年才有一块钱工钱，十七岁那年，大别山上闹共产，我就和二十几个穷小伙子，在月上树梢头的夜里，商议着当红军去。不久家乡就成立了苏维埃，我们参加了少先队，还发一把大刀给我，叫我当队长。我们高兴极了，组织了“摸瓜队”，先摸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许田杰，又打了尤家大地主，真是大快人心。1928年我加人了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秋参加了红军毛振初的游击队，成为正式共产党员，编到红十二师三十五团。那时光想打仗，不分白天黑夜，行军作战，一点也不感到累。队伍一到后方，乡亲们就把饭菜、鞋子等准备好了，姐妹们在一起，非常亲热，前后方团结得象一个人样吃饱穿好之后，听到哪里枪响就往那上二我们和军阀陈桥云激战了四十八天，终于歼灭了这股封建地主武装。先后打了固始、霍丘，在戚家桥打敌援时，我第一次负伤，伤好后，打邓沟义负重伤，休养不到一个月，打乌龙庙，我第三次负伤。

　　是这个渡口将我转送到香花岭医院，是这个渡口带来了自己阶级姐妹们的热情慰问，是这个渡口传来了战斗的捷报，也是这个渡口送来了亲人死去的音讯。

　　以后，红四方面军就奉命长征了。我和一阵参军的叔伯哥哥程业勤，在长征路上，常谈起自己的家乡。他说：“等革命胜利后，我两回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故乡，把家乡的山坡都种上板栗树。”我知道他最爱吃板栗才这么说的。我说：“我喜欢吃鱼，在浮河旁修个大水塘（那时还不知叫水库），好养鱼。”“那浮河一泛滥就把塘里鱼冲跑了”他说。“那就修个大水坝……”我话还未落音，他就跳起来抢着说：“对，不能光想到吃二革命胜利回家后，一定得把济河治好，叫两岸的庄稼不受淹，不受旱！”

　　这是三十年前两个青年人的美好理想。谁料三十年后业勤同志已不能和我一道回到家乡来了，他因多次作战负伤，牺牲在长征的路上。安息吧，敬爱的同志和兄长，如今我们的理想已变成了现实，而且比我们想的要好的多啊！

　　已往的事情，象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从我脑中闪过，这时猛听得岸上有人叫我的名字。“业棠！”我一转头，那人便大叫起来：“是业棠回来啦！”原来他是我家门的哥哥程业和。

　　船一靠岸，工地上的人群立刻把我围住了，争先恐后地告诉我这儿的大事情。“史溟杭工程一完工，我们坐汽船到合肥开庆祝会去。”

　　“横排头水坝一修成，我们公社就点电灯啦！”

　　“……”

　　乡亲们干劲冲天的劳动场面，映人我的眼帘沸腾的工地上红旗招展，号子声响彻云霄。腊月天气，青年人光着脊梁，汗流满面，挥舞着铁的臂膀，在与大自然搏斗。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绝句，大别山人民，表现的正是如此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呵！

　　我告别了工地上热情的人群，向程家老院子走去。只、五个乡亲一路上陪我拉家常。二嫂子问我：“业棠，你看我可变了！”未等我开口，她就接着说：“当年你嫂子出嫁做新娘子时，才能穿上一套洋布衣服，如今你看……”，她指着身上黑底红花的袄子：“现在花袄子都是你嫂子的便服啦。过去祖祖辈辈，斗大的字认不到二升，如今你大侄子念中学，侄女上小学，连你老嫂子也要摘掉文盲帽子啦！”

　　七十五岁的老叔子程先玉说；“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我和你婶子都成了五保户。要搁从前，我这副老骨头早就打鼓了，哪能活到今天，十部们不叫我劳动，可我哪能闲得住啊。我不是在你面前夸公社好，只要你看看我们的横排头水坝，你就明白将来的日子有多好过啊，你叔要争取活到一百岁哩！”

　　是啊，这些久经风霜的老人，他们知道过去的苦，今日的甜，更知道将来比现在更甜！他们象大别山上的岩石、松柏一样坚贞，永远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热爱着共产党，热爱着革命的子弟。

　　我们说着说着，就到了村头上。正是收工时间，迎面跑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一把拉住我的手说：“哥哥你回来了，到我家里去，我家已搬到新房里住了。”可不是么，在我眼前的程家老院子，已出现一排排新盖的房屋。我正要问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许多兄弟姐妹们一齐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都要我到他们家去。这是老人们的指使，或是出自他们的本意，我不得而知，但他们满面春风，穿着红红绿绿的在我面前闪来闪去，是多么的亲热啊！他们是多么幸福啊！

　　我自幼死去母亲，祖母是解放后去世的。这次回到家来，父老们给我的温暖，使我感到死去的父母仍然在世；眼前的这些青年人，仿佛就是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姐妹。我沉浸在他们的欢乐声中，我变得年轻了。

　　到家不一会，叔叔婶婶们就叫我去吃饭。我到桌前一看，摆着七、八个大碗，有鱼有肉有鸡还有酒。我惊奇他们做菜做得这样好又这样快。婶娘似乎看出了我的猜疑，笑着说：“如今公社鸡鸭成群猪满圈，吃得起呀！”先本老叔接着说：“你要是解放前回来，我们可什么也拿不出；如今你就痛痛快快地坐下来吃吧！再过两年你回来，还要请你吃家乡花果山上的仙桃哩！”

　　饭后休息一会，乡亲父老们听说我要走，说什么也要留我住一两天。他们有许多话要对我讲二最后我只得说：“多谢大家的盛意，我只能耽搁只个多小时，党和人民交给我做的事情我还未完成。”果然这句话很灵验，他们不再挽留我了。

　　几位长辈一直送我过河到苏家埠车站。沿途远远地听到工地上传来的劳动号子声。我们议论着1960年的大丰收。

　　1959年12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