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到了

　　1939年秋，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东进到皖东敌后，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五支队东进到津浦铁路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高邮湖以西这一地区。为了开辟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团均分区域分兵于各县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当时这些地区仍是顽伪政权所统治，摩擦不断。广大抗日人民对我军内心拥护、表面不敢接近。而当时因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又对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和反磨擦的思想认识模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更谈不上建立政权了。个别地方虽建立了某些抗日群众组织，但很不稳定。因此部队非常艰苦，吃饭穿衣都非常困难。又加上蒋介石1939年冬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地区调兵遣将，策划驻安徽桂系李品仙与驻江苏蒋系韩德勤两顽积极准备东西夹击新四军四、五支队，局势确实相当紧张。如不能迅速改变我部情况，在桂顽与韩顽的东西夹击下，真有被消灭的危险。

　　刘少奇同志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到达了皖东。

　　少奇同志这年秋由延安出发，经竹沟、豫皖苏边区，至11月底到达皖东定远县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大桥镇。他立即采取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对干部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的教育。针对当时地方和部队的问题，少奇同志指示：军队和地方党要积极开展地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猛烈发展武装力量，将第四、第五支队建成坚持皖东斗争的骨干和发展苏北的一支重要力量。少奇同志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依靠群众创建根据地和坚决反磨擦的思想。要克服干部中盲目的山头主义和组织纪律松懈的现象。少奇同志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于1939年12月、1940年1月和2月，相继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主要决定了向东发展的方针；建设根据地的任务；在桂、韩两顽向皖东夹击形势已形成时，立即确定反顽作战的方针，做了各项准备工作。少奇同志坚决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和战略方针。他说：有兵就要有饭吃，有衣穿。要有饭吃，有衣穿，没有家不行，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要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怕磨擦不行。要坚决反磨擦，不反就没有我们立足之地。

　　我那时任五支队参谋长兼第十团政委，主要在团里工作，直接同少奇同志接触不多。但听了少奇同志指示精神的传达，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回想我在第八团（五支队的主要基础）工作时，我们真是做了不少蠢事。那时是日寇战略进攻时期，桐城、舒城、庐江、无为等县陷入敌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地主、资本家逃的逃、藏的藏，陷于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广大群众无所适从，普遍的呼声是：“要活命去找新四军。”我军如能象少奇同志指示的那样去做，皖中地区的根据地，早在1938年夏秋之间就会建立起来，部队也能得到很大的发展。1938年11月，八团遵照中央指示，曾东进到淮南铁路以东地区，与在我党影响和领导的东北流亡挺进团和巢县大队汇合。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处在复杂的三角斗争形势中。我军如能乘日寇兵力不足，桂顽立足未稳之际，集中力量消灭一切反动武装，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就能很快打开皖东的抗战局面。但由于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所谓精兵主义的束缚，不仅没有象少奇同志指示的那样做，而是帮助顽固派恢复政权，在顽军进攻面前一再退让。因怕没有饭吃，竟把热情参军的青年拒之门外，把已经扩编起来的部队缩减下来。我那时和大家一样找不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和解决办法，闷了一大肚子的气。听了少奇同志的指示，顿开茅塞，部队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了。

　　三月大变

　　在少奇同志领导下，经过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三个月的努力，皖东各地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争，第四、第五支队也由3000多人发展到万余人。五支队比原有人数增加一倍多，各团都得到了充实和扩大，还新组建了特务营和教导大队。以十团为例，由原有的五个连400多人，扩编到10个连1800百余人，还为盱（眙）、嘉（山）两县各组建一个200余人的游击大队。胜利地反击了顽盱眙县县长兼常备旅旅长秦庆霖部的挑衅和进攻，消灭该部一个多营，迫使秦部龟缩盱眙城内及其附近村庄，不敢再出来，并肃清了盱眙西部、嘉山西北部地区的伪、顽反动武装，扫除了发动群众的障碍。当时我们在盱眙碰到了这样一件事。盱眙西部有个潘村，村里有家地主围子里存有3000多担粮食。秦顽派了一个连强占了这家地主土围子，勒索钱财，抢夺粮食，群众要求我们去解救。我们遵照少奇同志不怕磨擦、进行有理有利地坚决斗争的指示，十团就派了一个加强连包围了这个土围子，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向秦顽展开说理斗争，一面做顽军工作，一面做群众工作。我方指出：为了抗日，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这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应尽的义务。这家地主有粮，应该出粮。但他不是汉奸，没有违法行为，只能动员捐献，不能强占家园，扣押家主，抢夺粮财。指出秦部的行为是军纪国法所不容的。我们还提出，地主捐献的粮食应按抗日部队人数合理分配，同时要给军食也要顾民食，给地主本人也要留足口粮。这一主张提出后，得到各方的拥护，秦顽完全陷于孤立。正在此时，秦旅参谋长，闯入我军防地被我们捕获、扣押。我抓住时机向其大力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各项主张，说得秦顽参谋长无言对答，不得不答应按我方提出的合理主张办理。在地方士绅出面担保的情况下，释放了秦顽参谋长。但他回部后，既不执行，也不出面，因而激起各阶层的义愤。我部则趁机进一步进行说理斗争，群众和地方士绅都站在了我们一边。在军民压力下，顽军不得不放人、撤军。顽军撤走后，由我方负责分配粮食。除军粮外，还给当地缺粮群众分配了一部份。经过这场斗争，不仅解决了十团吃饭问题，支援了兄弟部队粮食，更重要的是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发动了群众，争取了中间人士的同情，他们称赞新四军是真抗日，顾大局，不记私仇，不闹磨擦的好军队，从而提高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威望，灭了顽军的威风。

　　1940年2月，五支队在半塔集召开了“二七”政工会。邓子恢同志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到达半塔，传达了中原局会议决定的反磨擦的方针。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夺取反顽作战的胜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粉碎桂、韩两顽的进攻

　　1940年3月，安徽李品仙和江苏韩德勤两顽军，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对我皖东地区实行东西夹击，妄图消灭我江北部队。这一形势严重地威胁着我军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指示：应以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此线以东我应坚决控制，彻底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对桂顽力求缓和，对韩顽则待其向我进攻时，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坚决消灭之。

　　中原局、刘少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即令江北指挥部在作好充分自卫反击作战的准备外，立即向桂顽呼吁团结抗战，提出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为条件进行谈判。但桂顽对我建议竟置之不理，继续挟其优势兵力向我进犯。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即决定：利用桂、韩之间派系矛盾，其行动难以趋于一致的弱点，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先反击对我威胁最大的桂顽，以巩固路西阵地，再挥戈东向，击破韩顽进攻。3月12日，我集中第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主力，向进攻大桥地区之桂顽进行坚决反击，并乘胜攻克定远城，歼敌第十二游击纵队大部、第十游击纵队一部，共2000余人，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1000余人。为争取桂顽，我即乘胜收兵，再度提议和谈。正当我军在路西作战时，韩顽乘我路东空虚，以其一一七师及独立旅和保安旅等八个团万余人的兵力，于3月21日拂晓，向我半塔地区进攻。我在该地区仅有第五支队后方机关、教导大队、特务营两个连约1000余人。敌我兵力悬殊，路东局势非常危急。少奇同志立即决定：路东部队、机关应组织一切力量，固守待援；江北指挥部即率第五支队和四支队七团以及苏皖支队兼程东进；并调挺进纵队主力一部西援；江北游击纵队，除留一部坚持无为地区的游击活动，主力撤至淮南路东，配合第四支队坚守津浦路西阵地。

　　半塔地区的我军完成了坚守待援任务，证明少奇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下这样的决心是不易的，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打阵地战的失败教训记忆犹新，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形势，我处农村，被敌分割包围，顽军占优势，能否固守阵地，是有疑问的。但少奇同志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从实际出发，仍作出固守待援的决定，并为实践证明是英明的，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远见。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对皖东这次反顽作战全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这一战役的全胜又为创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建立淮南根据地

　　随着淮南地区反顽作战的胜利，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迅速展开，路东、路西的县、区、乡人民政权迅速建立起来，还建立了路东、路西两个省委（后改为淮南区党委和路东、路西两个地委）和联防办事处（后改为淮南行政公署和路东、路西两个专署）、联防司令部（后改为淮南军区和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少奇同志提出建立三种武装力量：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包括联防司令部直属的独立团及县大队和区中队）和民兵（自卫队、模范队等）。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工、农、青、妇及儿童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并在各地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在各级政权建立后，即制订并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根据皖东当时的具体情况，在减租减息中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还公布了财政、贸易、征收公粮等法令。当时干部中对收税有模糊认识，认为我们反对苛捐杂税，为什么我们还要收税。少奇同志说，我们反对敌伪顽的苛捐杂税，但正当的税收不可少，完粮纳税，历来如此嘛。我们是富有者多征，贫穷者少征或减免，收的粮、钱用于抗战，广大群众是拥护的。并指出我们光靠打资敌、募捐，不是可靠的经济来源。少奇同志说：你靠打资敌，这回打了，下次不来了，怎么办？在少奇同志的教育下，抗日民主政府和军队正确地执行了征收公粮和税收政策，使军、政费用有了比较可靠的来源。对在政权建设中发生的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倾向，少奇同志及时提出了批评。在1940年7月1日纪念建党十九周年的干部会上，少奇同志作了题为《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这个报告针对根据地刚建立起来后，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产生的错误思想及时地敲了警钟，号召大家做一个尽心尽责地为党工作的党员，要“为了党，为了社会进化与人类解放，为了无数千百万劳动人类的共同长远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告诫大家“要作一个终身的好党员，不应该作一个半途的党员。”少奇同志的报告对根据地的党和部队的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亲自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深受教育，并以此为准则鞭策自己。

　　淮南根据地是我军在华中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对华中各根据地的建立起了先导作用。以这块根据地为依托，对西阻止桂顽东犯，掩护我军继续东进，完成了发展和巩固华中的任务。

　　镇压反动地主暴乱

　　国民党顽固派对其在皖东的失败和我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不甘心的。路东地区少数反动地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唆使、策划下，利用我根据地初建、基层政权尚不巩固的时机，于1940年7月初，在路东的屯仓、大通、马坝等地掀起了反革命暴乱。韩顽为配合暴乱，从蒋坝派两个团偷渡三河，企图进犯盱眙城，并令盘踞龙岗一带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配合。韩顽控制的封建组织小刀会也向金沟、桐城、天长地区进犯。桂顽则由路西古河派出特务部队进入来安地区策应暴乱。他们残酷地杀害我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破坏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并且迅速蔓延扩及大部地区。少奇同志当即指出：胜利后，敌人一定要进行反扑。地主暴乱就是反扑的一个表现。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只有坚决扑灭地主暴乱，根据地才能巩固。根据这一指示，我军击溃了偷渡三河南犯顽军；消灭了盘踞龙岗、金沟的特务武装；把桂顽窜入来安境内的特务部队围困于唐家圩，因我警戒疏忽，顽军乘隙突围，被我追歼一部。在平定暴乱中，我抗日民主政府，对首恶分子坚决镇压，对胁从分子实行宽大政策，对受害人民进行了抚恤工作。

　　这期间，在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第四、第五支队分别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一年工作，提出了加强主力建设和培养地方武装的建军任务，提出了“党军化”、“正规化”、“群众化”的口号与继续发展地方武装的要求。到八月底，全区有人民自卫军近十万人，县、区武装9000余人。路东组建了三个独立团。动员了6000多新兵补充了主力部队。部队普遍进行了教育与训练，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为创造全力发展苏北的条件，1940年8月初，中原局令第五支队配合南下的八路军一支队，由南向北强渡三河，开辟淮宝。淮宝地区封建会道门组织均为韩顽控制，开辟淮宝的关键就是平息封建组织小刀会的骚乱。我为了避免伤害受骗的无辜群众，又防备部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军事上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方针。每前进一步即迅速做好防御工事，以防遭受突然袭击。彼不进攻我不打，着重进行政治攻势，揭露顽伪的谣言和迷信，争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当小刀会向我进攻时，则坚决打击之，击退后则停止射击，允许收回尸体和伤员。经过政治争取和军事上必要的自卫还击，很快平息了小刀会的骚乱，孤立了韩顽，我乘胜又消灭了韩顽两个团，其残部逃往运河以东，我在淮宝地区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一块地区虽然不大，但它是联系淮南、淮北、盐埠、苏中根据地的枢纽。淮宝作战胜利后，群众中广泛流传着：新四军有个“活佛”（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胡服，群众传为“活佛”），罗（炳辉）司令是“罗汉”，因而制服了“小刀会”。这些虽是封建迷信的说法，但它是群众情绪的真切反映，说明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威力。

　　胜利进行反扫荡

　　我淮南根据地的建立，对日寇津浦铁路南段、运河沿线的交通运输及各敌占据点，尤其是对日寇华中派遣军总部所在地南京的威胁很大。1940年8月下旬，日寇调集万余人对路东进行“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我根据地。经过我军民十多天的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扫荡”。接着，我军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大力开展敌伪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为坚持长期抗战，必须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日伪“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以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伪军和伪政权人员要大力开展争取、瓦解工作。对我暂时无力控制的敌占区的伪军、伪政权人员，允许其有两面性，不危害抗日或帮助抗日的可以赎罪。经济上可以通过商贩互通有无，以我农产品换取工业品。这样我必需的工业品如医药、布匹、钢材、通讯器材等可以购买，还可买一些枪支弹药。这些对坚持长期抗战有利，有利于我积蓄力量，准备反攻阶段的到来。少奇同志对敌斗争的这些策略指示的执行，对我军在敌后三角斗争的形势中，能利用矛盾、集中主要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巩固和发展淮南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