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化雨同志是原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于1984年12月走完了自己的征程，与世长辞了。他的一生功绩，自当载入史册，他的崇高品德，更是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

　　化雨同志是安徽金寨县古碑冲人，191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身经百战，为祖国解放大业，创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功勋。参加革命前，化雨同志是个仅读过两年私塾的农村青年，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终于发展成具有多方面知识的领导干部，成为我军军政兼备的高级将领。

　　我们几个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或长或短都和化雨同志在一起工作和战斗过，有的还和他在同一级领导班子里共事多年，他的能力和功劳，襟怀与风范，都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他不愧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人。我们都是他生前战友，对于他的逝世无不深感痛惜，现仅就记忆所及写下这篇短文，作为对他的纪念。

　　优秀的指挥员

　　1938年初，新四军正式宣告成立，原活动于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九三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团，共3000余人。詹化雨同志任手枪团团长。

　　这个手枪团是在坚持大别山区三年游击战争中创建的，下山后虽不足300人，但成员多为红军骨干，战斗力较强，詹团长也是骁勇善战的战将。四支队在皖中曾与日、伪军和伪化土匪作战半年多，取得了辉煌胜利。手枪团也曾多次配合步兵团行动，均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其中以围歼罗大纲伪匪和奇袭襄安镇两仗表现尤其突出。

　　罗大纲是舒城地头蛇，抗战后趁乱而起，拥有实力2000余众，占据舒城西乡大寨山一带，暗中勾结日伪危害地方，人民不堪其苦。当年10月下旬，手枪团协同七团攻歼罗匪，七团从南侧正面进攻，手枪团从北面迂回，由于手枪团行动敏捷，突然插入匪敌盘踞的中心点天龙庵，造成敌人全局混乱，经一夜激战，全歼该敌。此战不仅为民除害，对于提高我军声威，发展统一战线，都有重要意义，詹团长和手枪团是立了大功的。

　　襄安镇是无为县南乡一个大集镇，被一股土杂武装盘踞着，有600余人枪，自称保安大队，其实是一支危害人民群众的伪化土匪武装，与罗大纲相似。11月初，手枪团奉命消灭该敌，詹团长乃率全团采取远途奔袭，于夜间猝然突入镇内。尽管敌人在兵力上多过于手枪团一倍，装备也较好，但在无戒备情况下仓皇应战，两小时就被全歼，手枪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坚持大别山区斗争中，手枪团原是一支精悍的红色轻骑兵，下山抗日又屡见奇功，受到普遍赞扬。当时手枪团政委是汪少川同志，他和詹化雨同志一直协调一致，也是连战皆捷的重要保证。

　　1938年12月，四支队调整建制，手枪团机构改建为支队教导大队，詹化雨同志调任九团团长。四支队第九团是以原大别山红军鄂东北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进入皖中后与日伪作战多次，战功卓著，是江北我军主力团之一。当年7月该团曾被撤销番号，保留团部和直属队。两个营（当时只有两个营）分编给七团和支队直属队。12月份又恢复建制，增编为三个营，不完全是原九团部队，又编进大批新组建的游击队。这样，就给政治思想工作、日常管理以及作战协调，都带来了许多困难。恢复建制和恢复战斗力之间是有距离的，而形势又要求九团必须以往昔阵容执行主力任务，这就是化雨同志接任新职时所面临的艰巨工作重担。

　　化雨同志有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加以工作勤奋，以身作则，和团的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努力，部队面貌很快恢复过来，随即投入战斗，用实战锻炼部队。从他接任九团团长到1940年冬调任四支队参谋长，在这两年时间里，九团历经大小数十战，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以下三次大规模作战，不仅对九团，对创建淮南根据地意义都十分重大。

　　路西反扫荡

　　这里说的路西以及本文还要提到的路东，是指江淮之间的津浦铁路东西两侧，抗日战争时期我新四军的淮南区。抗战初期，这片地方泛称皖东，后改称“淮南苏皖边区”。1939年12月20日至23日，日军动用3000余众，由滁县一带出动，扫荡路西的周家岗和古河地区。这是两个大乡镇，周家岗在北，古河在南，两地相距约60华里。其时我与国民党仍保持着统战关系，淮南区尚未发生两党武装摩擦事件。四支队机关驻周家岗，七、九两团也在这一带活动，能直接参战的兵力不足3000人。古河是国民党安徽省五区专署所在地，五区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拥兵5000余众。李本一原是广西军的一个主力团长，据说很能打仗，在得悉日军即将扫荡时，曾提出“坚决保卫古河”，口号叫得很响，决心似乎也很大。不料日军刚一出动，这位专员大人便带上他的机关和部众，逃往和县境内小山群里躲避起来，古河镇遂于21日为日军占领。这样一来，反扫荡作战任务便完全落在我四支队两个团身上，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我军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战斗打响后，九团紧密配合七团，在徐海东司令员指挥下，经三天三夜奋战，来犯之敌全部打退，毙敌少佐大队长以下160人，活捉日军三名。22日九团收复了古河镇，在当地政治影响很大，李本一不得不公开表示谢意和慰问，还特地宴请了九团干部。这次反扫荡，是九团恢复建制后第一个硬仗，战场上表现出色，徐海东司令员表扬了化雨同志和全团人员。
　　淮南反顽进攻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的李品仙和韩德勤，调集大军对我淮南区采取东西对进，两面夹击，妄图围歼我四、五支队，形势相当严重。刘少奇同志和中原局机关已在年前进驻路西，亲自领导和指挥这次反顽大战。我江北指挥部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决定将在路东的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集中于路西，先击破对我威胁较大的桂系顽军，留部分兵力在路东坚持原地斗争，军事上采取扼守要点，坚守待援。

　　路西的合肥、定远、滁县三县边境是我基本根据地，范围很小，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都驻在根据地的中心大桥镇。桂顽动用一三八师部队，两个游击纵队又两个保安团从南北两侧压向我控制区，南线顽军兵力较大，北线为皖北行署主任兼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所部。路西此时仅有我四支队三个主力团，在路东援兵未到达之前，由七团阻击南线之敌，十四团牵制颜仁毅部，九团留置大桥附近，保卫中原局。这时路东形势也日益紧张，五支队与苏皖支队还是坚决执行了少奇同志指示。3月初集结完毕，随即兼程支援路西。3月7日，五支队在滁县西境之施家集全歼了滁县常备团樊公纯部近千人；9日，与苏皖支队一起击溃了顽第十游击纵队，与七团会师，南线形势趋于稳定，四支队乃集中主力，破袭颜仁毅部。

　　3月11日，十四团以远途迂回行动，突然袭占了定远县城，全歼了顽县政府和县常备队。颜仁毅部仓皇回援，九团即跟踪追击。12日晚间，颜顽回窜到定远城30余里高塘铺一带停止，我九团也尾追到达，同时十四团的一个营也从定远城南下，与九团对敌形成全围之势。13日凌晨，以九团为主发起村落群进攻战斗，歼颜部副司令商业勤以下千余人，颜仁毅率残部突围，逃往淮南铁路以西，北线战斗基本结束。

　　其后我集中主力于南线，在王子城、八斗岭一带击溃了桂军主力的进犯。桂方在丧师势危情势下与我言和，“划区抗战”。路西反顽获胜，我主力乃挥戈东援。路东仅有我五支队留下的2000余人，坚守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横宽数十里防线。从3月21日黎明起，韩德勤顽军一线展开八个团向我猛攻，我军在人民自卫武装大力支援下，苦战七昼夜，主要阵地一直未被突破。3月27日下午，我路西援军赶到半塔集附近，同时叶飞部两个团也到达路东战场，在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举行大型反击，至月底将韩军逐过南三河，战役胜利结束。

　　战后，少奇同志亲自领导建政，成立两个专区级行政办事处，15个县民主政府，这是当时全华中第一个完全由我党控制的大面积根据地。此战也是华中我军第一次大规模反顽自卫作战，参战部队都有功，而高塘铺战斗则是突出的战例之一，九团的贡献也是较大的。

　　古城会战

　　1940年6月，桂军一三八师和第十游击纵队再次进犯我路西根据地，我方也迅速调集相当兵力予以反击。因为战场中心在定远与合肥交界处的一个叫古城的小镇，所以当时我方有人在口语中把此役叫作“古城会战”，也有人称之为“六月反顽”。此役规模没有春季反顽那么大，但远比那次惨烈，九团配合兄弟部队，先防守，后反击，经反复冲杀，最后把顽敌打退。使我路西根据地获得一段相对稳定的建设时间。九团从恢复建制到詹团长离任，经多次战斗，特别是这三次大战锻炼，部队又打出了往昔声威。从军事工作角度看，化雨同志的精明指挥，应予充分肯定，联系到他在手枪团创立的战功，他堪称为优秀指挥员。“皖南事变”后，四支队改编为四旅，九团改称十一团。1941年冬的大桥战役，十一团担任主攻，歼灭了桂军一个主力营和部分反动地方武装共千余人，战功突出，被二师授予“铁锤子团”称号。这是全淮南部队第一个获得集体荣誉称号的团级单位，虽然化雨同志此时已不在这个团，但部队的过硬作风，与他在任时的勤奋经营，也是分不开的。 可贵的贡献

　　1939年5月，叶挺军长过江到皖中，在庐江东汤池主持成立了以张云逸为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到舒城西蒋冲动员和督促第四支队全部迅速东进皖东。叶军长、张指挥于5月中旬又到皖东的合肥东北青龙厂一带，视察先期到达的四支队部队。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下辖的部队，有原属四支队的第八团、挺进团，加上江北第三游击队，准备组建五支队，拟向津浦路东发展；有下辖三个大队1000多人的江北游击纵队，在淮南铁路南端东侧和皖中无为活动；有下辖第七团、九团、支队特务营和一个千余人的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的第四支队，上级规定他们的活动地区在皖东的津浦路西。四支队的特务营、七团、淮南抗日游击纵队，遵照张云逸参谋长指示，在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下，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已先后进到淮南铁路两侧的肥东北等地活动。但在舒城西蒋冲的支队机关，在舒城东乡的第九团及其在无为的第一营，仍迟迟没有东进皖东。而东进皖东乃是四支队的发展方向，早在1937年12月，党中央就已确定四支队要沿着皖山山脉向皖东发展。

　　叶、张首长从皖中去皖东的青龙厂的路上，突然发生了七团团长与团政委同时叛逃的事件。搞得全团思想混乱，很不稳定。七团是四支队的老团和主力。叶、张首长非常担心，除了派人去做工作，要有一定的时间整顿以外，乃立即发电报要第九团向青龙厂靠拢。但支队主要领导同志都分别给九团发电报，给九团一营送信，叫他们去支队部所在地西蒋冲。

　　以詹化雨同志为团长的第九团，在支队首长叫去西蒋冲，军首长叫东进皖东的情况下，究竟执行谁的？化雨同志是支队主要领导很器重并长期在其领导下工作的干部，突然遇到这一情况，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但化雨同志以党中央和军首长关于发展皖东的大局为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毅然决然地率部离开舒城东乡。向叶、张首长指定的青龙厂先靠拢，并在去青龙厂的路上给支队主要领导发电报作了报告。5月下旬，九团及其第一营，都遵照叶、张首长命令，进到青龙厂。在此情况下，支队主要领导率支队教导大队和机关，也于6月3日来到青龙厂。至此，四支队全部进到了皖东地区，随即在津浦路西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为创建路西抗日根据地拉开了序幕。由此说明了詹化雨同志在四支队全部东进皖东的历程中，做出了难能可贵的重要贡献。得力的副手化雨同志从红军时期当了干部，都在做军事工作，单位虽小，也是主官。下山抗日，他从小团团长到大团团长，工作得都很成功。但是，从1940年冬到1949年夏末，在长达10年的战争岁月里，他都是副手，支队参谋长、副旅长、师副参谋长、参谋长、纵队副司令员、副军长，全是“配角”。他这配角也真做得好，无论在哪一级，都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分工给他做的事都能卓有成效地完成任务，对司令部建设成绩尤为显著。后来他曾说过，做副手，做参谋长，就是两条，一是摆对自己位置，二是刻苦学习，管多少事就要有多少起码的业务知识。他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在工作中就有发言权，主动权，自己也始终精神愉快。

　　1940年冬，化雨同志调任四支队参谋长，其时四支队是由张云逸兼司令，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司令梁从学。梁从学是个老同志，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当时四支队坚持路西的任务相当艰巨，亟需詹化雨同志这样工作细致又熟悉本支队情况的人作助手。化雨同志到职之后，全力协助梁副司令，管理部队，抓紧战备。年底又粉碎了桂军一次大举进犯，稳住了路西阵地。

　　化雨同志做支队参谋长不到半年，是他参谋长工作的入门阶段。那时下一级指挥员调任上一级参谋长，往往把主要精力用在领兵打仗方面，一般不大重视机关建设。化雨同志则不然，他是干一行爱一行，做什么工作都要恪尽职守。他没当过参谋，对机关工作重要性认识是在皖东几次大规模作战之后，才有亲身体会。每一次战役行动，都是战场空间大，不同建制部队在同一战场打仗，组织指挥，供应和伤员救护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神经系统”来协调，这和打游击与小单位作战完全不同，于是他下大力建设机关，学习机关业务知识。那时司令部叫参谋处，参谋长对供给和卫生两部也有领导职责。经他的努力建设，四支队（四旅）机关工作日益加强，但不久他便调往华中党校学习。学习后又调五旅任副旅长。他在五旅工作约一年时间，除完成分工给他的工作任务，仍在熟参谋处各门类业务。那时五旅参谋长是张元寿，旅参谋处工作比较活跃，化雨同志曾花了很大精力学习机关工作，帮助参谋处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效率，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大有益处。

　　1943年2月，詹化雨同志被任命为二师副参谋长，即有计划地经营机关。陈毅军长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军事工作报告，是他当时指导工作的主要依据。经他的努力经营，二师（兼淮南军区）参谋处的内勤工作，逐步条理化、正规化，健全了各种工作制度，作风扎实，办事效率高，无论战时或平时，师军政主官对参谋处的工作都很满意。师参谋处也培养出一批军政兼备的优秀干部，如王超、丁亚、娄学政等同志，都是从师参谋处出来的。

　　日本投降后，山东八路军主力和新四军第三师都去了东北，新四军军部移驻临沂，并兼任山东军区。为阻止国民党“抢桃”，新四军入鲁部队和鲁南八师合组为野战兵团，由新四军津浦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在兖州至利国驿段作战，陈毅军长兼前线指挥部指挥员，亲自掌握这一重点战场。

　　我二师部队由罗炳辉师长率一精干四、五两旅北上山东，在峄县和四师九旅合编为津浦前线第二纵队，罗为司令员，韦国清为副司令员，赵启民任纵队政委，詹化雨任纵队参谋长。从此我二师主力结束了小范围活动历史，进入了大兵团作战新时期，化雨同志主持的纵队参谋处，也面临大战场的实践考验。

　　10月底，战役开始，第二纵队在兄弟部队协同下，于滕县北之上下界河地区伏击吴化文部，歼敌4000余人，获得了战役初胜。随后，本纵在临城至利国驿段扫荡拒降之日伪军，连下据点30余处，歼敌3000余人。1946年元月10日前后，我二纵于鲁南前线迎击陈大庆集团两个多军，先守备后出击，将敌全部赶过运河南，其一一三师大部被我消灭。至“停战令”生效，我津浦前线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大大改善了山东解放区战略态势。

　　战役期间，二纵参谋处在随时向陈、罗首长提供情况，分析情况，提出决心建议，下达行动命令，协调各部队动作等方面，都做得及时又准确。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证明二纵部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二纵机关也是个精干灵敏的机关，化雨同志对司令部建设所付出的辛劳，在山东战场也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解放战争正式开始，赵启民政委和五旅已返回淮南，二纵就剩下四、九两旅，领导层就是韦司令、詹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邓逸凡。7月份“山野”主力南下淮北，二纵先后参加了朝阳集、泗县、宿北诸役，都较好地完成了作战任务。1947年初返回陇海路北，华东野战部队重新整编为11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原华中九纵主力编入二纵，改称五师，原四、九两旅依次改称四师和六师，纵队领导和机关都做了充实和加强。其后，仗越打规模越大，参谋处工作也越来越复杂，但詹参谋长“不打被动仗”，机关工作始终和形势密切结合。还是在入鲁之初，参谋处就组织全纵队学习山东部队的爆破技术，后来起了很好的作用。1947年战斗那样频繁，参谋处每战都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总结经验，指导部队提高战术素养。当年11月，六师（原九旅）的沙风同志写个材料，内容是讲怎样组织打敌子母堡群的。参谋处抓住这一事例，经与沙风本人研究修定，仍由沙风加以充实，定名《十大指挥》，由纵队机关印成小册子发给基层，全纵搞了半个月应急训练，确有实用价值。

　　1948年初，胶东战役结束，也是国民党对山东重点进攻被最后粉碎。当年春季华野东兵团（山东兵团）在胶济线东段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结束后，詹化雨同志即离开二纵，去七纵任副司令员。

　　七纵在1948年大部时间都在山东内线作战，任务虽然艰苦，总的说仗还是打得比较顺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兖州战役。兖州城高8米，底宽10米，守敌十二军是原东北军部队，战斗力较强，有两万余人，设防坚固。据《兖州府志》记载，该城在历史上就没有被攻破过，我军打兖州，也是数度未克。本役七纵担任主攻。经连续作战，最后拿下兖州城，全歼守敌。这对于提高部队城市攻坚信心和城市攻坚的战术、技术运用，都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淮海战役中，第一阶段七纵担任中央突破和正面阻击，有力地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协同“中野”打黄维，攻打敌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该敌两个核心部队“英雄团”和“扬威团”，前者被我全歼，后者被我打残，我乘胜进迫，直接威胁到黄维指挥所，对全歼该兵团起了很大作用。陈毅同志得报后，非常高兴，亲自给七纵和二十师（原五旅）首长打电话，表示祝贺。

　　詹化雨同志到七纵后，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在他身上，既有指挥员的果断气质，又有参谋长的细致作风，常到一线现场指挥。七纵的连续胜利，也有他的一份贡献。他在七纵工作成效显著，是有威信的副职首长。

　　淮海战役后，七纵改称二十五军，詹化雨改称副军长。领导成员有些变动，军长仍为成钧，赵启民他调，黄火星接任军政委，熊应堂任参谋长，参谋处也统一改称司令部。1949年夏季，二十五军参加了渡江、郎（溪）广（德）、上海等几次大的战役，仗打得均较理想，也是自七纵组建以来，歼敌最多的一个时期。

　　熊应堂不熟悉机关业务，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詹副军长大力协助他，使司令部保持了七纵参谋处高效率的工作能量。这几次大的战役，司令部工作上下满意，熊应堂也说，他这个参谋长多亏老詹帮助。化雨同志整整做了10年副手，先后和梁从学、成钧、赵启民、罗炳辉、谭震林、韦国清、黄火星等军政主官在同一级领导层里共过事。这些主官们没有对老詹工作表示不满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他自己说的摆对位置，刻苦学习，可谓言必行，行必果，没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常年的副手工作不会做得这样好。

　　团结的模范詹化雨同志能团结人，这是公认的。而他的能团结人，不仅仅是他为人随和，而是党性修养在处理人事关系上的表现。据我们所知，他在处理军政首长关系，部门主管人和同级主官关系，上下级关系，熟悉的同志和不熟悉的同志之间关系，都有许多独到之处，所以他在哪一级工作中团结状况都是好的。了解他的人，对此都有同感。

　　战争年代，有些下一级主官调任上一级副手或部门首长，凡和同级主官关系处理不好的，就会发生些不应有的矛盾，程度不同的影响工作。化雨同志那个“摆对位置”，一旦“摆”上，就能在那个位置上说话、办事。每一位主官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都有自己的做事习惯，部门首长或副手能自觉地主动配合主官，关系就融洽，没有这种自觉，关系就不容易搞好。化雨同志做了10年副手，和各种不同性格的主官间关系都很健康，就在于他有这种自觉和主动。他在四支队任参谋长时，支队军事干部就是他和梁从学两人。老梁为人宽厚，和化雨同志又是老熟人，两人性格近似，关系容易处理。况且改编为四旅不久，化雨同志即离职学习，因之在旅参谋长任期内不存在团结问题。

　　化雨同志在五旅仅只一年，不仅团结状况良好，他也在五旅看到了团结的威力。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都是原四支队八团干部，认识化雨同志，也都热忱地欢迎他，工作上和生活上主动照顾他，对他也很尊重。在这种和谐气氛中共事，副旅长当然心情愉快，工作顺利。

　　五旅是五支队改编的，五支队是以八团为基础扩建的，八团是原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不是大别山红军。化雨同志虽然认识八团一些干部，对这个部队的作风、习惯其实并不了解。五支队成立后，和四支队各在各的防区活动尽管在一起打过仗，彼此也不熟悉对方内部生活。五支队干部来自五湖四海，组建之初就特别强调团结，正因为有内部团结这个精神力量在充分发挥作用，部队各方面进步都很快，不到一年就可以与四支队并肩担负艰巨任务，成为江北第二支主力。改编为五旅后，支队原领导人5位调走了4位，都保持住了五支队团结传统，领导层内部亲密无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领导便坚强有力。在旅领导以身作则影响之下，全旅上下团结空气浓，朝气蓬勃，一派新气象。

　　起初，化雨同志只是看到部队精神面貌好，有朝气，久了，他才体察到团结的力量是如此巨大。这个问题究竟对他有多大影响，当时未听他说过什么，但在他调出五旅之后，常用五旅做实例，强调团结的重要意义。当然影响是相互作用的，他的朴实作风，工作与学习的勤奋精神，对旅军政主官尊重，对机关干部关怀，体贴，又在促进着五旅领导层以及机关的团结。

　　他调任二师副参谋长以后，处理各种关系都比旅里复杂。其时适逢“精兵简政”，实行“一元化”领导，机关缩小了而斗争任务仍非常艰巨。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和师参谋长韩振纪都是刚从外单位调来不久，对淮南情况不熟。化雨同志到职之后，一如既往地热情、主动，使新来的首长很快熟悉重要情况，顺利开展工作。

　　其实化雨同志对全淮南情况也不完全了解，全凭革命责任心强，进入情况快，尽最大努力，缩短摸索过程。在参谋处内部，他通过广泛接触，个别交谈，既熟悉了干部，又了解了业务，各科之间的协调与团结状况都较以往更好。二师供给部长是个老同志，卫生部长是著名的战伤专家，化雨同志很尊重这两位部长，这两位部长也尊重他，从而使部门之间更加协调、融洽。正由于化雨同志有尊重别人的美德，在他担任副参谋长期间，二师领导地方党政机关之间，一直关系正常，团结状况良好。

　　解放战争初期，二纵领导班子小，詹参谋长和韦国清司令员、邓逸凡主任，一直工作协调正常。1947年初整编后，二纵又恢复三旅九团制，领导成员增加了一倍。机关也调进了大批原九纵干部。这样，从纵队领导、机关到部队，大部是原新四军四师来的。这三个旅（师）各有各的光荣史，从某个单位上来的人，不论是领导成员还是机关干部。遇事往往会先考虑到他原先所在的单位，本也不足为怪；这类事能正确对待，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正确对待，也会影响团结。二纵机关的基础是原二师前方师部，化雨同志既是老参谋长，又是四旅老人，而他在任何场合都不以四旅或原二师干部代言人面貌说话，“摆对位置”，表里如一，他就是纵队参谋长。在日常工作中，他对本纵正副职军政首长，既不有意亲谁，也不有意疏谁，不论有无历史渊源，都保持着健康的工作关系。对机关内部，绝无彼此之分，对三个旅部队也一视同仁。他的襟怀与模范行动，受到广泛敬意。为加强二纵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为革命鞠躬尽瘁

　　詹化雨同志的一生，真可谓为革命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地一直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首先是他对工作的态度，始终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工作变动多次，常在陌生的工作环境中奋进，而他总能极快地熟悉情况，掌握业务，变外行为内行，争取了工作主动权。按他那时的文化基础，一般军事知识和社会知识，对司令部建设能搞得那样井井有条，确非易事，没有刻苦学习精神和顽强钻劲，是做不到这一步的。但当他工作上有了成绩，获得了大家赞扬，他又总是把功劳归于别人。数十年如一日，他在困难面前总是拼搏，在荣誉面前总是后退一步。他担任二师副参谋长前期，曾分工他兼管军工生产。那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而意义重大，当时根据地处在敌人包围封锁的状态中，战斗频繁，军工生产当然是大事。化雨同志对这一行基本上不懂，经他百倍努力，与二师军工部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44年夏季，自产的轻迫击炮、小口径平射炮、枪榴弹、手雷与地雷，已陆续供应部队，各主力团的装备大为改观。那时战士们把这些武器叫做“淮南式”，都知道是师军工部的功劳，吴运铎同志贡献很大，却很少有人知道詹副参谋长付出了多大心血。

　　新四军第二师参谋处，有一套健全的工作制度，对于提高机关效能，当好首长助手，都是必不可少的，诸如情报核实，号令检查，阵中日志，战斗简报、详报、统计复审等等，都是细致工作，又多为文字工作。在我军下山抗战之初，没有一套参谋业务制度，江北我军战果虽丰，而留下的文字材料却很少。江北指挥部成立以后，由军参谋处长赖传珠任参谋长，参谋处是边组建边工作，制度也不健全。1940年10月下旬，机关工作刚走上轨道，赖参谋长便带上参谋处大部人员随刘少奇同志去了苏北。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参谋处处于边充实边工作状态，加上淮南边区作战任务繁重，无暇顾及机关内部建设；1942年师参谋长周骏鸣又去延安学习，继任参谋长韩振纪在周走后数月才到任，对淮南情况又不熟。詹化雨同志调任师副参谋长时，各部门都在精简机构，业务工作一度有所削弱，于是他便下大力承担机关内勤建设。他本是工农干部出身，搞这些文字工作为主的内勤建设，辛劳是可想而知的。经他与各科同志两年多的苦心经营，参谋处各门类工作制度逐步完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大为强化，机关运转的灵敏度也大大提高了。

　　1945年夏初，二师受军部委托，在路西组织一次大型反顽作战，即“黄疃庙战役”，二师主力和三师七旅全部参战，对师参谋处工作是一次很好的实际锻炼。当年8月日本投降，全淮南展开大反攻作战，师参谋处对于组织大型战役，已打下坚实基础。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好基础，部队入鲁之初，机关就能适应大兵团作战形势，工作得出色。詹化雨同志对机关建设做出这么大的贡献，但他从来不言己功，把它看作是自己应尽之责，照常勤奋工作。

　　1946年元月13日夜，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生效，除东北外，关里有过短暂的和平时间。这时罗炳辉司令员已因病离职，不久升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韦国清副司令员又去了“徐州停战执行小组”，二纵主持工作的就剩下赵启民政委，军事干部仅有詹参谋长一人。按照军部部署，二纵驻驿县境，担任运河线战备警戒，一面整训，开展“百日大练兵”。这段时间，化雨同志极为繁忙，成绩也较突出，二纵的战备和训练，都曾受到军部表扬。而化雨同志自己只是说协助政委做点具体事，没有任何居功言行。

　　多少年来，化雨同志始终勤勤恳恳，谦恭自勉，对于名誉地位从不计较，一切听从党安排。他做了10年副手，直到1949年夏末才改任二十五军政委，当了主官，却又改了行。他对于这次职务变动，二话没说，当政委就努力把政委做好。不到一年，他调任总参作战部军务局局长，不久改任测绘局政委。那时军委机关进城不久，总参、总政的部长多为正兵团职，军职干部在一般生活待遇方面，比部队里军首长差多了。但化雨同志则处之泰然，工作第一，从不把生活待遇当作什么问题。1955年授衔时，化雨同志是少将，属于偏低的，他毫无不愉快情绪，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

　　1955年调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又调任西藏军区副政委。此时化雨同志已近55岁，身体又不好，血压高，在高原工作确有诸多不便。但他接令就走，根本未向组织上反映自己身体状况。在西藏一直工作了9年后，调到福州军区任副政委。

　　从詹化雨同志的工作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贞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风貌，把一切献给党，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个共产党员，对于组织，对于革命事业，只有奉献之责，没有要待遇的特权，在他身上体现得最生动，最鲜明。他这种坦荡无私的高尚品德。正是今天年轻一代要认真学习的楷模，以光大我们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