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部在皖南历史研究的回顾

　　新四军军部于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4月初，从南昌迁到皖南岩寺。后军部经太平麻村、南陵土塘，于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一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军部在皖南约三年时间。

　　多年来，学术界特别是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者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亲历者的回忆以文字或影像资料的形式表现了军部在皖南的各个侧面。

　　（一）研究资料

　　在文献资料方面，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的《新四军·文献（1）》最为典型和权威。《新四军·文献（1）》收集了有关新四军组建和军部在皖南时的文电。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安徽省档案馆编的《新四军在皖南（1938—1941）》，收录了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单位形成的重要文件和资料；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第二辑，其中第一辑收录了1937年7月至1940年底这段时间有关中共中央给新四军的指示、电文25篇、新四军负责干部的重要文章23篇，第二辑收录了中共中央给新四军的指示、电文11篇、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决定和文告9篇，新四军负责干部的重要文章27篇；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三卷收录了军部在皖南的资料；宣城地委党史办编的《云岭烽火》记录了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期间的抗日斗争和皖南特委的历史，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写的《中共中央东南局》收录了东南局的有关资料，以及《赖传珠日记》、《汪大铭日记》等。

　　研究着作有徐则浩、宋霖主编的《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新四军战史》编委会编的《新四军战史》，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组建与发展》，徐则浩主编《安徽抗日战争史》，马洪武、童志强着《新四军发展史》，王辅一着《新四军简史》，朱强娣着《新四军女兵》，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第一卷）》等。

　　在皖南战斗过的新四军领导和老战士的传记、回忆录也记录了有关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情况。如卢权、榻倩红着《叶挺传》，王辅一着《项英传》，李良朋着《项英评传》，苏多寿、刘勉玉着《曾山传》，《项英军事文选》、《袁国平文集》以及《李一氓回忆录》、《皖南星火》（杨明回忆录）、《薛暮桥回忆录》等。

　　皖南事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资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的《新四军·文献（2）》；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上饶地委党史办编的《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安徽省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台湾方面也重视皖南事变史料的收集，如《蒋总统秘录》、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徐永昌日记》、《王世杰日记》等，都有记述皖南事变的资料。

　　关于皖南事变的专着很多，成果也最丰富。如陈枫着《皖南事变本末》，李志良着《烽火奇冤话江南》，曹雁行着《皖南事变始末》，王秀鑫着《皖南事变及其教训》，房列曙着《皖南，一九四一》，刘喜发、李亮着《皖南事变史论》，童志强主编《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邵凯生主编《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的《历史不应忘记》，沈培新主编的《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写了小说《皖南事变》。

　　（二）成果特点

　　最近30年，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关的研究文章。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以“新四军军部+皖南”为题名的研究文章共224篇，以“新四军军部+皖南事变”为题名的研究文章134篇；以“皖南事变”为题名的研究文章1299篇；以“新四军军部+叶挺”为题名的研究文章65篇，以“叶挺+皖南事变”为题名的研究文章179篇，以“项英+皖南事变”为题名的研究文章160篇，以“叶挺+项英”为题名的研究文章139篇，以“新四军女兵+皖南”为题名的研究文章6篇，以“袁国平+皖南”为题名的研究文章28篇，以“东南局+皖南”为题名的研究文章23篇。扣除重复计算的文章，以上总计约有研究论文2000余篇。

　　以上检索结果，并不包括近30年来的全部成果，但大致反映了目前学术界“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研究的基本状况。通过对以上检索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1、有关皖南事变的研究是研究的主要方面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皖南事变只是其中发生的一个事件。但由于该事件在党史、军史、抗日战争史以及国共关系史中的突出地位，有关皖南事变以及围绕该事件的研究约占整个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研究的70％以上。仅以《近代史研究》为例，何理于1980年第3期最早发表《皖南事变》一文，还原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邓野于2008年第5期发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一文，指出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有4派意见，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意见。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国共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再以《抗日战争研究》为例，共有14篇，如刘以顺于1992年第1期发表《皖南事变后中共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方针的确定》一文，详细论述了这一方针的确定过程；黎明于2002年第4期发表《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一文，论述了皖南事变前后中间势力的政治态度以及为调停国共关系所做的努力。

　　2、注重对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叶挺、项英以及叶项两人关系的研究

　　有一些文章论述了叶挺、项英在皖南军部期间的作用以及两人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有学者论述了叶挺与项英的关系，如刘喜发认为，在新四军组建初期，叶挺与项英的合作是比较融洽的，两人的分工也是比较明确的，项英负责南方游击队的联系与整编，叶挺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与沟通，但由于两人认识上的分歧和革命经历、个人性格方面的不同，更由于新四军领导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叶项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摩擦，叶项矛盾难以消弭是造成皖南新四军失败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些学者对袁国平在新四军的贡献特别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贡献作了阐述。

　　3、着重记述了皖南时期的新四军军部的历史功绩

　　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历史贡献主要是：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的指导；发展兵站；加强医疗卫生工作；做好民运工作；领导皖南第一、第二次反“扫荡”等。军部在皖南三年取得了重大成绩，尤其是军部机关干部和广大指战员，在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奋不顾身地进行顽强的斗争，对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从军部主要领导干部的指导思想来检讨，也是有深刻教训的：1、未能及时把更多的部队派到敌后地区去发展；2、未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把指挥中心转移到敌后地区；3、政治工作指导思想有偏差；4、新四军军政一把手之间的关系不融洽。

　　4、记述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前身为东南分局）及其业绩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是中共中央在东南地区的派出机构，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它与新四军军部同步成立，任务是领导和组建东南地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1月，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东南局的业绩为：（一）大力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二）广泛发动群众，扎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三）积极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四）迅速恢复和建立东南各省党的组织，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五）依照中央指示，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六）加强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提高党员素质；（七）领导改善民生的合法斗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八）组织地方党转变斗争方式，转入隐蔽斗争。对东南局领导下的皖南特委、苏皖特委的历史功绩，也有学者专文着述。

　　5、讨论了一些有争议但有价值的论题

　　目前学术界对军部、东南局的贡献比较一致，争议较多的则是关于皖南事变的探索与研究，见解颇多。其中关于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源问题，此问题研究比较全面，观点不尽一致。关于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斗争策略问题、关于皖南事变的善后及其影响问题、关于皖南事变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以及项英对皖南事变的责任问题、项英有无“三山计划”等问题，讨论比较深入，有些问题争论比较激烈。

　　以上各点，没有穷尽所有的论着和论文，但基本反映了目前的研究状况和趋势，也反映了当前的研究水平。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不可否认，关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研究逐渐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兴趣，研究在逐步推进，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总体来说，“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研究还不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1、研究领域有待拓宽

　　目前的研究仍以政治、军事活动为主，较少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特别是与皖南有关的民运、经济调查、皖南党组织、皖南工合等领域的研究，以及皖南国民党政权与新四军关系研究，仍有待加强。

　　2、相关档案和材料仍有待公布和发掘

　　新四军在皖南的档案和材料，虽然公布了许多，看起来不少，但仍远远不够，特别是皖南事变的材料，公布不够，主要偏重于公布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以及对形势的分析，项英、军部的回电则公布得较少。在已公布的档案中还存在技术处理过多的现象。此外，档案分散、各自为政的现象很严重。由于档案公布不足，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

　　3、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的研究文章虽多，但有不少属微观考证的文章，并且重复较多，缺少高水平的有理论深度的文章；原创性的成果较少，不少文章雷同、重复、缺乏新意。

　　4、感情因素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这在皖南事变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皖南事变与许多历史问题不同，许多“老同志”及他们的战友、朋友、同事、亲属参加讨论和研究，也引起更多关注，这是一大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有学者指出，凡是关系到重大历史问题的突破，以及焦点热点问题的解读，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研究皖南事变的党史工作者在资料引用上容易各取所需，感情的倾向性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却是时有发生的事。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当年在江南项英领导下和在江北陈毅、刘少奇领导下的许多新四军干部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争论中来，或者对争论的一方给予支持。结果是把一个历史问题搞成壁垒分明的样子，甚至你有你的阵地，我有我的阵地，研究者不沾皖南事变则已，沾则往往弄成一方称道，而另一方驳斥的复杂局面。”

　　三、今后研究的期待和展望

　　在对上述研究状况进行初步考察后，笔者认为，为了加强“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学术研究，需做如下工作：

　　1、编辑一套全面准确反映“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历史的大部头资料汇编。这套资料包括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指示文件、电报，新四军军部给中共中央的请示、电报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的请示汇报，叶挺、项英、袁国平等有关讲话、文章、电报、书信，东南局及所属有关党组织有关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件资料，台湾蒋介石档案及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上官云相档案中的有关内容，以及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的有关档案。以大陆为例，除中央档案馆外，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军区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上海、安徽、江苏、湖北等省市档案馆，以及部分老同志手中都分别保存一批有关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和皖南事变的档案和文稿。如能打破地域界限和行业限制，通力合作，将大陆的有关资料先发掘整理出来，统一编目，印发索引，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必能为研究提供极大的帮助和便利。

　　2、不断开拓新领域、探索新课题

　　以笔者愚见，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拓展：加强对皖南军部和盐城军部、黄花塘军部的比较研究；加强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比较研究；加强对皖南地区和华中地区日伪政治、经济、军事史的研究；加强对除叶项袁以外的新四军人物在皖南的研究，如周子昆、李一氓、曾山、饶漱石等，以及一些抗日英模、知名人士如吴运铎、薛暮桥、任光、赖少其、女生八队等；加强对中共中央东南局的研究，写出一部完整的东南局历史；加强对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皖南新四军的研究；加强对皖南民运特别是抗日救亡、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历史的研究；加强对皖南新四军与川军合作抗日及摩擦历史的研究。只有将上述问题的研究逐步展开和深入，才能提高整个研究的理论水平。

　　3、加强对港台及海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析

　　港台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对新四军抗日及皖南事变有自己的表述，可以使我们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看法，与我们的认识相比较，从比较中加以鉴别，以去伪存真，开拓思路。完全有必要对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加以介绍，并着重予以评析。对国外一些人的污蔑和诽谤，也予以正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