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7日，正当人们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从北京传来了赵启民同志逝世的噩耗。我虽然在三年前就得知他身染重病，对于这一天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当不幸果然成为事实，失去这位我所钦佩的长者，仍然悲从中来，泫然欲涕，痛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我想写一篇悼念赵启民同志的文章。铺开纸，提起笔，我又放下了。

　　我知道赵启民同志早在1928年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经为开辟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忘我战斗。我更知道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组建新四军，历任第八团参谋长，第五支队参谋长，第五旅政治委员，是创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著名战将。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金光闪闪的将星记载着他的赫赫战功。在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值得记述的何止是一篇文章！

　　但我暗自思量，这应该由他的老战友来写更为合适。我与他结交很晚，

　　已是他退出领导岗位之后，而且仅仅见过四次面，通过十来封信，岂敢谬托知己。

　　时光转眼过去了五年。五年来，我常常想起赵启民同志，想起他留给我的虽然片断但是深刻的印象。我想我还是应该把这些写下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更多地了解这位新四军将领，了解他的高尚品格和宽阔胸怀。

　　我第一次见到赵启民同志，是在1987年2月。那时候，我正参与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为了使这部丛书准确、全面、有权威性，我们邀请了100多位新四军老同志讨论初稿。讨论按新四军建制分成九个组，在北京、上海、南京、济南、武汉等地分别举行。赵启民同志不避严寒，从北京来到南京，参加新四军第二师老同志组成的小组。我们把这个组简称为二师顾问组。

　　那次讨论中，好几个组都有老同志提出在丛书中要突出介绍他们的师长。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八块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的局面，老同志们最熟悉也最敬仰的，往往是自己所在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消息传来，二师顾问组也有同志提出，丛书要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二师的两任师长张云逸和罗炳辉。接着，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张罗两位的功勋。我看到赵启民同志默不作声，似在倾听大家的意见，又似若有所思。直到大家讲得差不多了，他才发言说：“新四军各师的领导同志都很杰出，都值得介绍，但是我认为这部丛书应该反映出新四军是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各个师，各个根据地，都是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的。因此，丛书首先要介绍的人物，首先要介绍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前期是叶挺、项英和陈毅，皖南事变后是陈毅、刘少奇。其中，时间最长、贡献最多的是陈毅。陈毅是文武兼备的新四军统帅！”话虽不多，赵启民同志的这个意见着眼全局掷地有声，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也为我们的编纂工作解决了难题。14年以后，我写纪念陈毅百年诞辰的文章，《文武兼备的新四军统帅》，就是借用了他的话。

　　赵启民同志对陈毅元帅的爱戴，源自战争年代的亲见亲闻，艰苦岁月的切身感受，因而发自内心，出于公心。1991年以后，我们撰写《第三野战军战史》。他读了征求意见稿的开头两章，就给我写来长信，建议对1946年11月初的陈师庵会议写得充分一些，并且“突出陈老总的领导作用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作为陈师庵会议的参加者，他在信中回忆：“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经过3个月的作战，给了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另一方面，淮南、淮北先后撤出，淮阴、淮安相继失守，在内部也产生了一股不小的怨气和离心倾向。不克服这些思想问题，对继续作战很不利。有中共中央《三个月总结》的指示，有华东战场3个月的实践，再加涟水保卫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抓住这个时机开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是适时的。会议解决了战略思想的转变和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的统一指挥。从此以后，真正做到了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打运动歼灭战。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方针，成为华东党政军民的共识。两支野战军统一领导，形成了有力的拳头。”他在信中强调：“陈毅军长对开好陈师庵会议的领导作用，应予肯定。他忍辱负重，坚持原则，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魄力，苦口婆心地做说服工作，使到会的领导干部统一了战略思想，团结起来，同心协力

　　对敌。在大的战略转变中，产生不同的观点是难免的。统一认识要有个过程，但战争环境又不允许久拖不决。能在短期内把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证明领导的坚强，加上中共中央的支持，是开好这次会议的关键。”赵启民同志的这些深刻而又生动的叙述，对于战史写好陈师庵会议的经过和意义，当然是很有帮助的。

　　赵启民同志拥戴统帅，同样热爱人民军队这个英雄群体。他曾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建议战史要写指战员中的英雄模范。他说：“每次战役进行中，部队开进运动和攻歼、阻援战斗，指战员都是不怕苦，不畏难，英勇奋战，克服艰险。其中有特别突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应结合战役给予叙述，使战史更加生动，更能体现我军的政治本质和战斗作风。不是写小说，而是画龙点睛，只要事例真实，就可以用。”他在另一封信里又说：“关于战斗作风应多写几句。有好的领导，没有作风过硬的部队也不行。”

　　赵启民同志关心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代代相传，把帮助我们写好战史看成是晚年义不容辞的责任。1994年1月，他担心重病使他来不及读完《第三野战军战史》征求意见稿，特地写信给曾在新四军五旅工作多年的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的老战友傅奎清同志，请他就近对战史的撰写多加关心，务必将书稿仔细审读一遍。我在傅奎清同志那里读到这封信，感动得热泪盈眶，一时不能自己。傅奎清同志没有辜负重托，对书稿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其实，赵启民同志仍然抱病将书稿读完了，而且边读边写，在书稿上注记了许多修改意见，寄给了我。在审读书稿过程中，他还陆续给我写了好几封长信，对淮南自卫战、津浦线徐济段战役、涟水保卫战、兖州战役、孟良崮战役详细地补充了史实，发表了看法，甚至拟写了修改方案。有的信长达2000余字。1946年8月的泗县战斗，赵启民同志并未参加，但他对书稿所写的战斗失利原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真称得上是“仗义执言”。他在1994年2月20日给我的信上说：“泗县战斗我没有参加。但山东野战军第8师是有名的善于攻坚的部队，征求意见稿说他们缺乏攻坚经验，不确切。我看那次没打好，天下大雨是一个主要原因。解放战争的一个时期内，我军攻坚的手段主要靠人送炸药包爆破敌军坚固的工事，是人的勇敢和炸药包的威力相结合。炸药包或导火线遇水就会失效，人就失掉了攻坚的武器。因天雨使炸药包失效而影响战斗的事例，在泗县战斗中有，在南麻、临朐战斗也有。回忆华东战

　　场上比较大的几次消耗战，多是由于急躁、轻敌和对气象的影响认识不足，考虑不周。俗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就三大利，如陷于要素比较而言，并不是说天时不重要。风、雨、雪、电等有其规律，掌握了就能避弊就盲目，忽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往往使人力难以抗拒。气象对现代战争的影响更大，建议把这一教训在适当的章节中着重写一段。”

　　我摘引得比较多，是因为这段话讲得实在精彩，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而不要在我的收藏中被埋没。

　　赵启民同志也对战史上关于他的记述表示过关注，同样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1945年10月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第五旅和第四师第九旅先后北上鲁南，年底组成第二纵队，罗炳辉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赵启民同志看到书稿上的这一表述，立即给我写信提出疑问。他说从未见过他到第二纵队任职的电报或书面命令，当年陈老总找他谈话，只是催他快去纵队工作，并未说明担任什么职务。多年来，他认为既然韦国清是任纵队副司令员，自己可能是纵队副政治委员。信中再三叮嘱我务必查考清楚，万万不可出错。我当即复信告诉他：1945年12月21日陈毅、张云逸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6年1月23日陈毅、黎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两次报告山东野战军的干部配备，其中他的职务都是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赵启民同志还不放心，又嘱我将这两个

　　电报的复印件寄给他。过了几天，1989年7月8日，赵启民同志再次写信给我，说他并未兼任过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在他到纵队工作时，比他早到几天的邓逸凡同志已在主持政治部工作。他说：“战争时期，情况变化快，人事变动也快。文字记录的电报、命令、报告也不尽周全，不少事是口头讲了算数。电报上有我兼任政治部主任的记载，后来怎样改变

　　的，我也说不清楚。为核准起见，还可直接问邓逸凡同志。”我们又问了，邓逸凡同志和其他知情同志，才确证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应是邓逸凡，当时是由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去第二纵队宣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