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移驻南昌。2月至4月，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长江以南的红军游击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集中、整编。4月4日，军部从南昌移驻岩寺，8月2日移驻泾县云岭。全军1.03万人，下辖4个支队。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向苏南进军后，在皖南的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也先后从岩寺地区开赴苏南和皖南宣城、芜湖、铜陵、繁昌抗日前线。江北的第四支队开赴皖中的舒城、庐江、桐城一带对日作战。

　　1938年11月26日，日军占领了铜陵县城及大通、顺安等地，后又占领了大半个铜陵县。国民党守军撤退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将皖江抗日的前线铜陵、繁昌、南陵四区划归新四军防区。12月，第三支队奉命从南芜宣地区逐步移防到铜南繁地区，支队司令部驻在南陵的沙滩脚，政治部驻铜陵的燕子牧，第五团团部驻凤凰山。后因对日军作战需要，军部又先后调一支队一团、二支队三团来铜繁前线，这样在铜繁前线统归三支队指挥的新四军共有2000余人，他们在铜南繁地区一直战斗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夕。

　　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泾县云岭之后，铜陵即成了保卫军部和阻止日军南犯的屏障，因此新四军军部十分重视铜繁一带的抗日工作，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了对铜陵抗战工作的指导，这不仅对保卫皖南、拱卫军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有利于加强军部同江北第四支队的联系。从1938年8月2日军部进驻云岭直至1941年1月4日军部离开云岭，在长达近两年半时间里，新四军军部对铜陵抗战工作进行了直接、具体、有力的指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派出得力干部与民运队员恢复和发展铜陵地方党组织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铜陵党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因而建立恢复党的组织，是新四军民运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在这项工作开展过程中，民运工作队根据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的指示，以“拥护党、拥护新四军，用功读革命书刊，积极参加抗战活动，与人民有密切联系”为标准，大力发展地方党员，建立了党的基础。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军政治部即派张伟烈到铜陵开辟工作。10月，中共皖南特委任命张伟烈为巡视员再次来到铜陵，在抗日积极分子和知识青年中发展党员，同时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党员经过考察，有立功表现的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在各地建立基层党支部，着手恢复和建立铜陵党的组织。12月初，根据中共皖南特委的指示，成立了抗日时期铜陵第一个党的机构——中共铜陵中心区委，张伟烈任书记，顾达人为委员。

　　1938年12月中旬，新四军第三支队进驻铜（陵）繁（昌）抗日前线。三支队党委和主持三支队工作的谭震林副司令员（政委）十分关注地方党的建设和民运工作。根据谭震林“帮助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指示，12月底，谭震林找张伟烈去三支队司令部，告诉张三支队党委受皖南特委委托，决定成立铜南繁中心县委，撤销铜陵中心区委，张伟烈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心县委管辖的范围为整个铜陵县、繁昌3个区和南陵第四区（工山区）。因当时皖南特委还在后方，所以由谭震林代表三支队党委领导中心县委工作，县委的经费亦由三支队提供。

　　铜南繁地区党组织的建立，是采取先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然后通过领导机构去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的由上而下的步骤进行的。因此铜南繁中心县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1939年2月，陆续成立了中共铜陵一、二区委，中共繁（昌）三、二区委和中共南（陵）四区委，铜（陵）南（陵）繁（昌）地区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党组织呈现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1939年4月下旬，中共皖南特委决定，撤销铜南繁中心县委，分别成立铜陵、繁昌两个县委，中共铜陵县委书记由张伟烈担任。原铜南繁中心县委领导的铜陵一、二区委划归铜陵县委领导，并成立了中共铜陵三区委。1939年7月，中共铜陵县委在凤凰山新屋岭周氏小学（今铜陵县顺安镇凤凰山村）召开了铜陵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50人，代表全县3个区委、1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铜陵县委员会，张伟烈、余起、张世杰、张东、田文、刘功成当选为县委委员，并选举了6名出席皖南特委党代会代表。同年9月和翌年2月，张世杰、张东先后出任铜陵县委书记。1939年11月和1940年春，又建立了中共铜陵北二区委与中二区委，使共产党组织遍及铜陵乡村。

　　1940年6月，为了加强铜陵日占区对敌斗争的领导，中共皖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铜陵敌后县委，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工作。铜陵县委仍保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党的工作。铜陵敌后县委书记先后由张伟烈、朱农担任。敌后县委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中共沙洲区委，东一、东二区委，西一、西二区委和柴塘区委。各区委所属乡均成立了党支部，绝大多数保也成立了党支部。同年底，铜陵敌后地区的党员已发展到1100余人，他们都是在群众抗日组织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1940年12月，皖南新四军准备北移。为了使皖南及铜陵党组织在军部撤离后免遭破坏，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和皖南特委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铜（陵）繁（昌）芜（湖）中心县委，由秘密皖南特委委员张伟烈任书记，领导铜陵敌后县委和繁昌、芜湖县委。还决定撤销铜陵县委，原县委负责人随军撤离；成立铜陵敌前（敌顽中间区）工委，归铜陵敌后县委领导。东南局和皖南特委要求铜陵各级党组织，在新四军撤离皖南后，要认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适应形势，坚持斗争。

　　二、支持和帮助组建发展民众抗日武装

　　1937年冬，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追缉在外的共产党员章啸衡回到家乡铜陵，广泛联络爱国志士，积极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7月底，章啸衡推派中共党员谢节之等到新四军军部，要求军部加强对铜陵抗战工作的领导。同年8月新四军军部派遣张伟烈来铜支持章啸衡等组建抗日武装。11月26日，日军侵占铜陵县城和顺安，铜陵的大半壁河山落入敌手。此时，章啸衡和谢节之等人在胥坝、汀洲一带开始拉起了铜陵境内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因大队部设在沙洲大棚，故这支武装俗称沙洲游击大队。大队长章啸衡，教导员谢节之。队伍初创时只有14个人。新四军军部及时派来陈振先担任副大队长，并派遣一批骨干（连排级干部）加强部队，使沙洲游击大队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编成3个中队，若干个分队。沙洲游击大队组建后在汀洲与日军作战，打响了民众武装抗击日寇的第一枪。

　　1939年1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兼民运部长邓子恢决定派民运科长曾如清到沙洲游击大队调查情况、指导工作。曾如清到沙洲游击大队作了全面考察后，就该部的训练、给养、活动范围向章啸衡提出3条具体建议。他还陪同章啸衡去南陵拜会了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和政治部主任胡荣，使双方建立了联系。根据曾如清调查的情况，新四军民运部副部长余再励召集部属专题讨论如何解决沙洲游击大队的问题，认为铜陵地区是我南北交通要道，随时需要有武装部队掩护。沙洲游击大队已初具规模，对这支地方武装只能热情扶植，促其壮大发展，不能削弱和解散（那是国民党顽固派所希望和要求的）。至于归属问题（1938年12月原由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授予番号，被国民党国防部指责为未经许可非法跨战区活动，即令解散），可以划给第三支队。

　　余再励提出的处理意见，经请示袁国平、邓子恢同意，于1939年2月3日以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等4位军首长的名义致函章啸衡、谢节之，信中高度赞扬沙洲游击大队取得的成绩，并给予热情鼓励，决定将其番号改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铜繁芜游击独立第一大队，任命章啸衡为大队长，陈振先为副大队长，谢节之为教导员，归第三支队指挥，在铜繁芜地区活动。信中说明“这是为了整个抗战统一战线的利益”，“诸同志矢志抗战对此必能遵照执行”。这样，既堵住了国民党国防部的口，又加强了对沙洲游击大队的领导。

　　1939年夏，新四军军部派出以曾如清为队长的民运工作队（对内称新四军沙洲工委）到铜陵沙洲地区，帮助沙洲游击大队进行整顿和训练。民运工作队制定了严格的军队训练计划，由曾如清、方休和陈振先等人轮流讲课，使沙洲游击大队的军政素质得到很大提高。为筹集所需的经费，沙洲游击大队采取向地主、士绅和过往商贾征收抗日捐税的办法，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问题。章啸衡还利用他的影响和关系，从苏南扬中、八卦洲等敌后地区购买、收集到不少国民党溃退时丢弃的枪支弹药，补充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增强了游击队的实力。

　　沙洲游击大队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感到惶恐不安。国民党第三战区以新四军在蒋管区非法组织武装的罪名，对新四军横加指责。对此，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据理力争。随后他任命方休接替曾如清的工作，又派傅绍甫担任沙洲游击大队教导员兼副大队长，增派了几个连排干部，加强了对沙洲游击大队的领导，使其进一步得到发展。1940年7月，为服从抗日斗争的需要，沙洲游击大队大部分人员编入第三支队，章啸衡则受命重组新的游击队，番号改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长江游击纵队，章任纵队长。同年底，长江游击纵队也被编入第三支队。

　　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新四军的帮助下，铜陵民众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在敌前、敌后地区陆续建立起十几支游击队，其中有1939年1月刘功成组建的郎坑游击大队，约300人，下辖3个中队，第三支队派五团一营三连指导员肖须知为该大队教导员；同年4月该游击大队奉调铜陵三条冲和繁昌梅冲受训，5月编入三支队五团。1939年初由杨羽林组建的羊山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几十个人，同年5月被编入一支队一团。1939年夏在桥头阮村，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帮助组织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该队成立后即调到凤凰山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后编入一支队一团三营八连。同年8月，由叶为祜、刘英、陈孝恺组建的几支游击队合并成立了拥有六七十人的铜陵独立连。新四军对这支武装十分重视，不仅派遣军事教官指导他们训练，还抽调干部充实该连的领导。

　　在组建地方武装的同时，新四军还帮助铜繁山区青年农民组织成立起持枪自卫队和民兵（又称“猎户队”），到1940年初，铜陵仅猎户队就发展到8000多人，其中金榔乡猎户队有300多人。在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下，铜陵地区的抗日武装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不仅配合新四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同时也为新四军输送了大批兵源。

　　三、积极开展民运工作，帮助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动员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示，新四军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把民运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抓紧健全了全军各级民运组织。军政治部设民运部，在各支队设民运科，团设民运股，连队党支部有民运委员，各班有民运战士，全军上下形成了一整套民运工作的组织系统。

　　根据皖南地区的斗争特点和我军抗战的需要，新四军注重利用民运工作这个在蒋管区唯一合法的斗争手段，广泛开展发动群众的艰苦斗争，把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以及各阶层拥护团结抗日的人士组织起来，形成人民群众的抗战洪流，为新四军在皖南坚持抗战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1938年12月，随着谭震林率第三支队进驻铜（陵）繁（昌），铜陵地区的民运工作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主要内容是：

　　1、组织发动群众，训练骨干，培养基层抗日干部。主持新四军民运工作的邓子恢在皖南民运刚开始时就明确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的民运工作，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抗日，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因此，组织发动群众，就成为民运工作第一重要任务。新四军民运工作除了自身组成的工作队和战地服务团，同时非常重视依靠地方党组织，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加强对地方干部的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6月，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和一支队一团，先后举办了3期抗日救亡训练班，每期训练3个月，学员大都是铜南繁地区的农运骨干和知识青年，仅铜陵就先后有300余人参加培训，其中许多人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不少同志很快成为铜陵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骨干。现年97岁的原省政协副主席朱农就是从铜陵家乡参加培训，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后来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的典型一例。

　　2、宣传民众，鼓动抗日，帮助地方建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通过与群众开展谈心活动，社会调查，慰问演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和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等多种形式深入群众，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特别是通过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争取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各地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民运队利用国统区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帮助地方组建农民抗敌协会（农抗会）、工人抗敌协会（工抗会）、商民抗敌协会（商抗会）、妇女抗敌协会（妇抗会）、青年抗敌协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壮大抗日力量。在日军占领区，则用农协会、姐妹会、读书会等较为灰色的名义来组织群众，建立情报网，进行秘密斗争。在新四军驻地和经常活动地区，则由民运干部出面，公开建立各种抗敌协会和武装组织猎户队，组织拥军优属，减租减息，开展支援前线工作。1938年底，在太平街、老观嘴、小五洲、胥坝、坝埂头、栖凤一带，首先建立了农民抗敌协会；接着在闸口汪、顺安、朱村等地也陆续建立起农抗会。农抗会下设侦察队、运输队、担架队、游击队、递步哨等机构，是铜陵重要的群众抗日组织。凡有新四军驻守的地方，党员多，骨干多，各种抗敌协会成立早，是铜陵抗日宣传和各项抗敌斗争开展最好的地区。

　　青年是抗日斗争中最活跃的力量，新四军和铜陵党组织注重调动和发挥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日先锋作用。为了统一领导全县青年工作，促进广大青年投身抗日，1939年9月1日，中共铜陵县委决定正式成立铜陵县青年抗敌协会，把它作为县委联系各乡群众抗日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在县委的领导下，县青抗会团结和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活动，包括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抗日；传播革命思想，帮助青年进步：壮大青年组织，推动抗日工作；组织丹皮合作社，为群众谋利益；维护抗战大局，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等。与此同时，铜陵各地的工抗会、妇抗会、商抗会也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1940年统计，全县共建农抗会121个，工抗会、妇抗会各27个，青抗会12个，商抗会2个。非敌占区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儿童团。为了加强对敌后群众抗日组织的领导，1940年9月，敌后县委成立了铜陵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武装力量，动员各界人士支援抗日斗争，争取、分化、瓦解日伪组织，指导基层各种抗敌协会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3、争取和动员各阶层人士、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新四军进驻皖南地区后，对坚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军政治部即邀请国民党铜陵县党部特派员郑汉到军部商谈抗日事宜，袁国平、邓子恢就铜陵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统战政策同郑汉交换了意见，郑汉返回铜陵后为掩护张伟烈开展抗日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

　　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铜南繁地区后，谭震林特别强调要做好“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亲自参加国民党方面组织的活动，同时邀请国民党上层人士参加三支队的有关活动，要求派驻各区乡的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员，都把建立、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作为民运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民运工作队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首先加强各地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动员委员会，建立基层的抗日动员委员会，在其领导下合法地开展民运工作。三支队五团及一支队一团先后派民运干部张东、郭宗璞进驻铜陵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进行指导，积极协助铜陵抗日动员工作的开展，通过统战争得了社会各界对新四军的帮助和支持，打开了铜南繁地区团结抗战的局面。

　　新四军驻铜各部还十分重视团结、争取中间力量，以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积极抗日的军事行动，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谦逊诚恳的热情态度，争取了开明士绅、社会名流、民族资本家等各阶层人士对抗日的支持。沙洲游击大队成立后，开明地主王士萼把原来用作保护自己庄园的武器全部献出，还把他的大宅院供给游击队活动，食宿完全由他家供应。铜陵开明士绅陈春圃、陈可亭、樊义太、阮庭芳、王治安等，也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抗战工作。陈春圃利用他的影响召集各阶层人士商谈抗日，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他带头筹集钱粮，并主动协助新四军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动员青年参军，妇女做慰问鞋，农民参加担架运输队。

　　1939年4月1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在铜陵方村召开铜（陵）、南（陵）、繁（昌）各界代表座谈会，具体商讨军政民如何密切配合，共同开展对敌斗争。铜陵、南陵、繁昌三县国民党县长、区长、联保主任、青工队长和自卫队长等各界代表130多人参加会议。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致开幕词，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作报告。他就目前形势及日伪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新阴谋作了揭露分析，并详细阐明了我军和各地方人民对敌斗争的对策和措施，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各界代表纷纷表示要精诚团结、共同抗日。这次会议对推动铜南繁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4月4日，邓子恢又参加了由三支队召开的，有铜南繁中心县委和全体民运工作人员参加的民运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三个月来铜南繁民运工作总结》的讲话。他在充分肯定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后，明确提出了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并对如何对待国民党政府和人员、友军、地方士绅提出了明确要求。同年7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也主持召开了铜陵各界代表大会，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由于新四军十分重视做好统战工作，铜陵出现了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可喜局面。

　　四、抓住有利时机指导和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铜陵的政权，全县有3个区、22个乡镇、249个保。1938年11月底铜陵沦陷后，国民党铜陵县败退到东南山区，只剩下1个新桥区所辖5个乡，因此铜陵敌后国民党政权名存实亡。新四军进驻铜陵后，积极贯彻中共中央1938年5月14日《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即在敌人的广大后方，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创造；在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根据这一精神，新四军在铜陵不仅帮助地方建党、组织武装、建立抗日团体，还帮助地方利用国民党败退后的空档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

　　1、铜陵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一一铜繁无边区政府的建立与解散。1939年3月，在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的指导下，铜陵老观嘴、胥坝、汀洲一带各界人士在胥坝集会，成立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并推举章啸衡担任区长。因该地区地处铜陵、繁昌、无为三县交界处，故将区政府定名为铜繁无边区政府。铜繁无边区政府成立后，在动员群众抗日，扩大地方武装；设立关卡，开展税收工作和“打资敌”，同时组织物品运销合作社和群众生产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诬告和反对，说这是搞割据，责令“究办”。1939年4月底，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派邓子恢携带军部给县委的指示信来到铜陵，这封信主要是批评县委，指出：“你们中心县委一切工作都要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用合法的名义，不要搞别的东西。”邓子恢在同县委领导谈话时也指出：“我们是江南，不是华北。在华北，我们当‘婆婆’，可以搞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江南我们是做‘媳妇’的，所以不能搞铜繁无边区政府。”从此，铜繁无边区政府也就不了了之，实际解散了。

　　2、1940年铜陵乡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1939年春，在铜繁无边区政府被迫取消后，国民党残余分子又在铜陵敌后建立乡政权，阻碍抗战，遭到抗日群众的反对。他们纷纷起来，将敌后国民党乡政府驱逐。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农抗会在铜陵乡村普遍建立，起到半政权的作用。农抗会体现政权职能的主要工作有：第一，筹集钱粮，从“打资敌”即没收出口资敌的货物开始，逐步发展到收税，并输入我方需要的货物，为部队提供经济来源。第二，调整民事纠纷，农抗会内部设有调处小组，带有司法性质。第三，开展群众性的救灾济贫活动。1940年春，在新四军第三支队的支持下，铜陵敌后党组织抓住国民党基层政权还未恢复、日伪政权也未及建立的有利时机，及时建立了乡级抗日民主政权。犁桥、和平、文兴等乡都建立了抗日民主乡政府，并任命了乡长。

　　3、我党在皖南惟一的具有政权性质的县级组织——铜陵敌后军政委员会的成立。1940年4月，中共中央东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在战争区域，特别是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决心针对皖南情况，学习华北经验，为了团结国民党地方政权势力及其他杂色武装抗日，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机构，行使权力。7月，东南局决定成立铜陵敌后军政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铜陵敌后抗日武装和敌后基层政权，负责行政和税收工作，彭胜标、张伟烈先后任主任。1941年1月，皖南党组织进行调整，铜陵敌后军政委员会被撤销。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为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和筹措抗战经费，为铜陵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基础，摸索出宝贵的经验。

　　五、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东南局负责人直接来铜活动检查指导工作

　　从1938年8月初到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进驻和撤离皖南泾县云岭，铜陵成为保卫新四军军部和阻止日军南犯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党政军负责人，因此也多次来铜陵活动，检查指导工作，对铜南繁地区的抗日斗争给予有力的推动，活动内容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1、视察调研。1939年4月5日（清明），新四军军长叶挺来第三支队视察工作，到铜陵方村看望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员和地方党的领导。叶军长亲切地询问了铜陵抗日工作的情况，鼓励民运队员要深入群众，动员广大民众支援抗战。他此行虽然时间短暂，但却给铜陵抗日军民极大的鼓舞。同年3月至4月，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来铜南繁一带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大量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的情况，据此向军部写了《铜南繁三个月来的工作总结》报告，具体分析和概括了铜南繁等县对敌斗争的形势、经验和存在问题，对整个皖南的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子恢作为新四军民运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对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主持新四军民运工作期间，他几乎到过所有的民运工作点，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听取各阶层人士的反映，开展统战工作。他还针对皖南地区民运工作的特点，亲自编写了《民运工作授课大纲》，给参加民运工作的年轻同志上课；亲自为抗日团体起草章程，经常总结民运工作经验，帮助提高民运干部的工作水平，使民运队员掌握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为皖南的民运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谭震林也非常关注民运工作，他率第三支队进驻铜南繁地区后，经常到民运队了解和指示工作，并明确要求：“三支队不只是单纯的军事组织，也不能单纯地搞统一战线，要做好发动群众的民运工作，帮助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

　　2、慰问支持。1939年7月初，新四军副军长兼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陪同由20多名菲律宾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慰问团来到铜陵凤凰山，看望慰问驻在铜繁一带的新四军一支队、三支队干部战士，并出席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7月7日晚在龙潭肖村举行的纪念七七事变和抗战爆发两周年大会，向千余名抗日军民发表了演讲，号召新四军官兵和所有爱国志士，坚决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卖国。他还专程到铜陵县委机关听取县委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对县委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此前的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路经铜陵渡江去江北第四支队处理军务，当他得悉中共党员章啸衡等人正在筹组铜陵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后十分关心，特地写信给章啸衡，嘱咐他一定要把这支“铜陵江边的游击队”组织建设好，之后新四军军部又派遣得力干部到沙洲游击大队帮助指导工作。

　　3、指挥作战。1940年10月，日军为了继续南侵，进犯我云岭新四军军部，纠集芜湖、安庆等地日伪军万余人，对皖南地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铜陵成为反“扫荡”的前沿阵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亲自到铜陵，指挥二支队三团及铜南繁地方抗日武装进行反“扫荡”战斗。面对数倍于我、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他要求大家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避实就虚，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用不到一周时间的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

　　除上述领导同志外，先后到铜陵检查指导工作的还有：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于1939年秋来到铜陵，指导县青抗会如何做好青年工作；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于1940年春秋两次来铜陵检查了解党和群众工作情况，对县委工作作出详细的指示。

　　六、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对铜陵抗战工作指导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的近3年时间里，铜陵因近邻皖南军部而得天时之期、地利之便、人和之顺，铜陵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新四军军部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风起云涌，如火如茶，蓬勃发展，开皖南国统区抗战风气之先。新四军军部通过对铜陵抗战工作的有力指导，对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城乡广大民众的抗日动员，抗日游击武装、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书写了铜陵抗战史上的崭新篇章，使铜陵地区成为新四军军部指导的抗战先锋的典型范例。因此，新四军军部在皖南3年的历史，就是铜陵抗日运动大发展的历史，这在安徽、铜陵地方党史上都是早有定评，勿庸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