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女眼中可亲可敬的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4年多了。4年多来，每当我想起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老人家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就如隔日般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际。

　　父亲生于1910年，是陕西省关中兰田县人。尽管兰田县从渭南地区划归西安市管辖已经多年了，但该县因为大部分地域处于山区或塬上，时至今日经济发展仍相对滞后。在社会矛盾尖锐，生产力极其落后的解放前，其贫穷落后的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或许是穷则思变的内因加上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外部条件，他于1928年就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当学兵参加兵运工作开始到参加陕北红军，在红军时期的艰苦战斗中被提拔于卒伍，曾任连队指导员、师参谋处长、县军事部长、军分区代司令员。期间因受左倾路线的迫害与刘志丹等陕北红军的干部一起被逮捕，据说当时一起被捕的陕北红军的连以上干部有数百人，其中直接在部队带兵的约200人被错杀，其他人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才被释放。红军在当时唯一保留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会师后，他所在的红二十六军被编入红一方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他经红军大学（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培训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先后任团和支队参谋长，旅政委兼地委书记等职务，长期战斗在安徽淮南、江苏高邮、盱眙一带，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发动群众，扩充军队，常年累月地与日伪军和广西系的顽固派对峙、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新四军新二师副政委，华东野战军二纵、七纵政委，第三十四军政委，建国前夕随张爱萍、袁也烈将军一起，参加了创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工作，任华东军区海军的副政委。建国之后任华东海军政委、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任海军副司令员，1968年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曾兼任过国家造船总局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还受命担任过交通部军管会主任，1969年当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于1984年正式办理离休。目前发表的一些关于父亲历任职务的材料大多都不很完整，例如他抗日战争时兼任地委书记是当时的地委班子成员和战友许多人皆知的情况，但在他的个人档案中却没有记载。这一点在有关地方志或新四军史料中是肯定可以查到的。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也借机再做一次这方面的叙述，算作是一种民间的补正吧。

　　父亲做为革命军人，共和国的将军，伴随着他们一代人的辉煌和苦难，随着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已经成为历史人物。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一生谨慎，忠诚勤恳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能平和地对待各种纷争，常常把与工作无关的，一些无原则的纠纷置之于外。他与家人极少谈到工作或个人在工作、事业中的作用，家中日常的话题无非是子女教育或生活起居问题。就性格而言他属于那种介于沉默寡言和夸夸其谈之间的人，一般情况下话语不多。在职期间他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工作方面，一般也极少与我们谈论什么。因为这一缘故，以至于我们现在要按总政规定的人物传记的撰写，就他工作的情况提供一些具体的情节都感到十分困难。我曾在内部展览和一些影像资料上见过毛泽东主席接见授衔后广州军区的解放军将领以及毛主席在华东海军视察，乘座“长江舰”接见海军官兵时他与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另外，作为人民海军的领导人，建国后他参加了不少的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但在家中保存的影集里却很少有反映这些内容的照片。出于保密和对高级干部自律要求的考虑，他回到家里也不对母亲更多的谈及工作。因为这些原因，作为子女眼中对父亲的认知程度，一方面肯定存在一种视角的局限性，不大可能充分地反映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面情况，但另一方面作为他的子女，长期共同生活、亲密接触，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看到和认识到的父亲，又具有一种特殊视角的准确性。

　　从我的感觉和认识出发，父亲的一生具有的特点是：忠诚事业，文武兼备；团结同志，处事谨慎；不循私情，严格自律。做了一辈子革命军人和党的领导干部的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忠心不二是不言而喻的。

　　在历史上他除了在红军时期被错误关押以外，在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因为执行具体任务，在整个“左”的路线影响下出现过失误。在批林批孔的背景条件下，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等，为了追查派父亲执行任务的上级责任，下令对他实行隔离审查，虽然审查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但仍然还是违反了党内办案制订的事实要与本人见面等基本的程序规定给了父亲处分。尽管如此父亲除了正常申诉外，整体上能顾全大局，正确对待、泰然处之，他对党的热爱、信念、理想从未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对我们子女在言传身教中，仍经常告诫、提醒我们，要先做好人，再做好事。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不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要把握住自己，不要做违反原则的事。他这些身体力行的言教身教，对我们忠诚于党的事业，努力在本职岗位积极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在海军主要分管装备工作，为了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关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下决心建造自己的核动力潜艇的指示，他在其位谋其政，在其位学其识，能注意刻苦学习有关的新知识、新观念，其中我们直接所见印象比较深的是，当他刚调到军委海军工作，在布置家里的办公室时，首先在墙上挂上大幅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并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等资料张贴在家中办公室的墙上，以便对照查找和学习。他还经常听取专家的授课讲解，一起与有关同志研究具体问题，并经常下部队或深入军工厂调研、现场办公，为海军新一代舰艇的定型、研制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在国防科委任职时，他分管核试验等工作，也是平常回家很少常常忙到深夜，而且更多的是要频繁出差到边远的试验基地，到高原和荒漠工作。有时一年数月的在外地，回北京往往是汇报工作或参加会议，来去匆匆，那时家人都很少与他见面，我有时回北京探亲，也无法见到他。当时因放射性的影响和长期在高原工作的缘故，他的身体状况呈现一种一高一低的情况，也就是血压常年偏高、白细胞指标一度低到仅有3000左右。但他极少休息，仍然不顾健康地坚持工作。

　　他长期在军队工作，担任军事指挥员和担任政治工作者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文武双全是战友们对他的共同评价。父亲善与不同特长、性格的同志共事，人缘好、口碑好是出名的。不论做一把手与其他同志搭班子，还是兼任军政一把手与副职配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在海军工作时期，与班子成员都能和睦相处，大部分关系都比较融洽。

　　父亲的大局观念以及忍让和克制能力很强，修养好，与人相处因为不争功诿过，矛盾也很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因个人恩怨与什么人关系紧张的讲法。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在南海舰队工作期间，一次是在刘少奇、陈毅、谭震林、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开创淮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从抗大分配到长江局，加入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的领导、五支队参谋长、二师五旅政委兼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地委书记等职，与骁勇善战的名将成钧长期合作共事。当时他们同期的领导人还有周俊鸣、方毅、张劲夫、汪道涵、张元寿、张元培、张冀翔、詹化雨、朱绍清及邓少东、廖成美、胡炜、谢锐、朱云谦等。一次是在海军初建时期，从华东海军政委任上调到稍后组建的中南海军（后改为南海舰队）接方强同志的工作，担任司令兼政委，一直到1956年他不再任政委而由方正平同志升任政委。当时南海舰队的将领还有周仁杰、曾生、齐勇、桂绍彬、杨文谟、李长如、肖平等。他与同事们都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和工作关系，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他的影响母亲与这些领导的夫人也都相处得很好。

　　对待母亲和子女他要求很严，家母讲起自己的经历而常常抱怨父亲的一件事是，1955年部队授衔之前进行裁军，意思是要求女军人尽量转业或复员，当时父亲在南海舰队任军政一把手，在母亲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以身作则，带头让母亲复员到了地方。

　　我在部队工作16年，大部分时间在基层部队，除在训练团学习了一年无线电通讯以外，先后到驱逐舰大队、威海水警区通讯站、教导队、220观通站工作，在海防前线上过山、下过海，16年时间就是没有在他曾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东海和南海舰队工作过，回到北京也是经过正常转业而办成的。

　　我们兄弟姐妹6人，无一人是靠父亲在部队获得什么特殊的利益。姐姐赵鲁川从1968年参军，一直在北京山沟里的二六八野战医院工作，直到退休。大哥赵维晋因从事核工业方面的工作，长期在高原或边远地区，至今全家仍在外地。其他人也是在部队工作若干年后，或转业或退役才回到北京的。

　　父亲日常生活十分简朴，一直保持着传统朴素的军人作风，他从不刻意讲究穿着，在职是一身军装，离休后是军装一身。有些变化也至多是军便服、中山装，鲜有其他式样的服装。他的衬衣、毛衣破了是母亲补一补接着穿，美其名曰是旧衣服贴身，穿着舒服。离休后最常穿的鞋袜是军队的布鞋军袜。布鞋磨出了洞，他就自己对称地剪几个窟窿，夏天照样穿，美其名日是布制凉鞋。滕椅用的时间久了，坏了就自己用其他替代物绑一绑接着座，家俱也是单位先配发，后价拨的，几十年一贯制，除了搬入总政干休所，买了几个沙发，做了一些书橱外，都是些一般人看不上的老旧式样。

　　父亲正式离休后，除定期参加组织活动、治病和锻炼身体，主要就是撰写回忆文章。印象比较深的有在陕北红军时期开创根据地战斗和三次反围剿的文章；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反磨擦的文章；有解放战争时期坚持苏鲁皖根据地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等战役战斗的文章；有建国后海军工作时期的文章和回忆战友的文章。他的这些回忆录都尽可能按照撰写党史资料、回忆录的要求，客观地描写当时的情况，其中他个人作用的具体情节却极少出现。他离休后受聘担任新四军史料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军事·舰艇》编辑委员会的顾问，对委员会的活动他都热心参加，并帮助其他老同志写一些回忆文章。

　　父亲是1997年去世的，病逝的原因是肺癌不治。他是1996年8月份因胃癌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开始是因为西院在维修而住在东院的南楼干部病房，后又就医于康复楼的内科直至去世。对于父亲的肺癌我们一度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作为烟民他早已戒烟，作为癌症患者医院的诊断又排除了胃癌转移的原因，确诊为原发性肺癌，而且是在初发时就做出了判断。

　　他吸烟的历史始于青年时期的战争年代，止于解放后因患严重支气管炎的遏制。据说他们曾因环境艰苦无烟可抽，而用茄子叶李代桃僵地做为替代品，由此可见当时他的烟瘾是非常大的。

　　面对父亲去世的伤痛，我对他的致病原因认真地做了思考，我觉得如果排除抽烟和胃癌转移的原因，按照他的生活规律等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装修污染所致。在他生病前两年，管理部门拨款对干休所多年失修的房屋做装修，每家若干万元。由于当时还缺乏更多环保意识而不经意，在装修时就没有移居他处，只是采取了东西半区轮流装修，轮流住的办法。因为没有对环保建材的认识，施工单位也不可能增加成本去专门选用绿色材料。加上他年事已高抵抗力差的原因，那种大面积强刺激的环境污染对老年人的影响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原因之二可能是锻炼失当。家父于90年代中期患胃癌后，除积极治疗外，还与一群老干部病友在玉渊潭做“郭林气功”，常年乐此不疲，经常天不亮就开始锻炼。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小刘、小廖讲，因为每天要早起，搞的他们也常常睡眠不足，十分疲劳，因此，他们对于家父的认真锻炼精神也非常感慨。积极锻炼当然不失为好事，但对上了年纪的人而言如果方法不当就可能产生顾此失彼，或适得其反的结果。譬如日未出而在枝叶繁茂的林中做气功，就势必吸入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气功深呼吸的作用，吸入的程度也肯定高于一般人，这些对老年人的健康显然是不利的。另外，中医讲究的是心平气和，心静如水或曰凝神静气而怡养天年。一些中医是不提倡剧烈运动的，他的道理就在于剧烈活动就会造成体内缺氧，而吸入大量氧气又会增大肺的疲劳度，伤肺也就是必然的了。

　　回想起来对于家父的病，我也常常感到自责，自己因为公务繁忙而顾及不够，关心不够，没有很好地思考老人的问题，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常识。

　　父亲病危时当着母亲和我的面，告诉我们他身后自愿将遗体提供给医院做解剖研究用。这反映了他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希望把仅有的一点资源为社会做些微薄贡献的高尚境界。事后科主任告诉我们家人，经过探查，他的肺癌病情诊断无误，但他生了几年的胃癌却消失的了无痕迹，大夫们都认为这是个奇迹。因为他一直没有同意手术治疗的方法，而是坚持服用中药和锻炼，这也说明在与疾病做斗争的此一方面，他是一个成功者。

　　父亲在他自20年代末加入青年团到去世的70年革命生涯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身经百战，解放后又努力在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发挥作用。他的一生可谓历经艰难困苦，历经种种磨难，他们一代人在党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率领下，为创建新中国，建设人民军队做出的不可磨灭的积极奉献，已永载史册。同时他们的革命精神，忠诚敬业精神也将永远激励后人，把在党的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