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时刻，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隆重召开“马长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革命前辈和同志们一起追忆他的革命历程，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弘扬他的崇高风范。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我的母亲及家人向各位老领导、老前辈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作为他的家人和后代，我们一定把这次会议的精神，把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发扬光大，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我的父亲马长炎是“红军战士”，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许多前辈一样是一位老红军、新四军老战士，出生入死、戎马一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建设美丽安徽奋斗了40多个年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水利师长”、“绿色省长”、是江淮水利的开拓者之一、安徽绿化的奠基人之一。

　　他虽然离我们而去已有15个年头，但离别愈久、思念愈浓，往事如昨历历在目。他老人家洪亮的声音、慈祥的笑容、谆谆的教诲，常常映现在我们眼前，始终铭刻在我们脑海。他老人家追求真理、紧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严于律己、虚怀若谷的崇高胸怀；冲锋在前、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热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浩然正气；身先垂范、从严治家的高尚美德，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的家人。

　　一、胸怀崇高信仰，一生追求真理，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听党话、跟党走，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既是基本要求，也是永恒追求。在父亲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追求真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紧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贯穿始终。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移，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党叫干啥就干啥，把他放在哪里他就要在那里闪闪发光。

　　在革命战争年代，父亲一心想的是为民族求独立、为人民求解放，党指到哪他就奔向哪，不避艰危，不计得失。在新四军七师和含独立团、和含支队时，他在日、伪、顽军夹击的艰难复杂形势下，带领部队，发动群众克服重重险阻，开辟和含地区新局面，打通七师与二师以及军部的交通联系。在北撤山东、部队整编时，他由旅长改任副旅长，毫无怨言，欣然从命，率队参加战斗，连战连胜。

　　建国后，面对的任务变了，但父亲始终保持着革命的激情、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1950年10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1952年2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父亲率领的步兵第90师改编为水利工程1师，参加治淮工程建设。当时，有一些同志感到突然，从感情上讲，让南征北战的军人从此“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去修水利，一时还转不过弯来。父亲戎马一生，对组织的决定没有丝毫的动摇，欣然受命转战治淮建设战场。父亲和大家促膝谈心，指出无论是战斗，还是建设，都是党的事业，都是党的需要。他指着淮河流域图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发出了动员令：“从霍山南面的佛子岭到洪泽湖畔的三河闸就是我们初期的战区！佛子岭就是我们的主阵地！”在父亲的说服动员和率先垂范下，全师官兵愉快地服从水利建设的需要，全身心投入轰轰烈烈的治淮战斗。

　　治淮战斗刚告一阶段，父亲又根据党的指令，奔赴新的战场。1956年10月，父亲调任安徽省副省长，1958年7月增补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分管农业，主管林业，并两度兼任省林业厅长。安徽是农业大省，基础薄弱，尤其是森林资源，因战争、灾害和滥伐而十分贫乏。加快农林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任务十分艰巨。父亲毅然挑起重担，义无反顾踏上老革命的新征程。父亲白天奔波在江淮大地的田野阡陌和荒山野岭上，晚上和技术干部、农民共同研究探讨如何建设好美丽安徽，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带领大家迅速开创出农林业发展的新局面。

　　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甘当人民大众的牛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父亲一辈子，总是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每一个任务面前、每一场战斗面前，他都要求“打铁先要自身硬”，冲锋在前，无私无畏，不怕流血流汗。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毫不保留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江淮大地的山山水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消灭敌人，父亲浑身是胆，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勇夺胜利。他身上留下了多处战争伤疤。1942年6月30日，在百旺市战斗中腿部中弹受重伤，鲜血直流，仍继续指挥作战，取得胜利。1946年12月，在涟水保卫战中，他头部、胸部被榴弹打伤，仍不下火线。

　　在和平建设时期，父亲继续发扬战争年代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拼命工作。在佛子岭水库工地上，他带头参加劳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从来没有休息日，总是出现在工地的第一线、抢险的第一线。他不顾战争年代留下的多处枪伤，带头参加劳动，与战士们一起挥锹抡镐、肩挑人扛，干得热火朝天。有一次父亲在劳动时不慎摔倒，一个战士看见了连忙扶起他来，心疼地劝说：“首长，你身体不好，还挂过彩，就不要干了。”父亲动情地回答：“我们打过仗的营以上干部，哪个身上没有几个窟窿，怎能因为负伤就不参加劳动！搞建设就像打仗一样，带兵的，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

　　父亲1956年10月离开治淮岗位调到省里工作，根据省委绿化安徽的精神，他全心扑在绿化事业上。他很少坐办公室，更不靠打电话、看材料、听汇报指挥工作，经常轻车简从地深入基层，爬山头、跑林场、走村庄、进农家，定规划、抓典型、推经验。经过努力，全省林业生产逐步得到了恢复，有了可喜的局面。但后来因“大跃进”和土法炼铁的冲击和影响，全省森林覆盖率逐步减少，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开始恶化，水土流失日益加重，旱涝灾害十分频繁。看到这些，父亲非常痛心，总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四处奔走，宣传植树造林的意义，他说：“多年的荒山荒地要在几年内绿化起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忽视林业，现在不抓，将来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同时，父亲采取多种措施，坚持“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生产方针和“谁造谁有”的林业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有效地制止了滥伐山林和毁林开荒。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全省造林保存面积有了较大的提高，全省林业形势趋于好转。

　　父亲一直把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做伤农的事。依靠群众、充分发扬群众的智慧，启发群众的自觉，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无论在原平地区抓林网建设和“四旁”植树、江淮丘陵地区抓广栽杉木消灭宜林荒山，还是在皖南山区抓封山育林、采育结合的经验，他总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分类指导，典型引路。他常讲，“抓住这些不同的先进典型，分类指导，以点带面，就抓了全省。空口说的话不顶用，手中有典型说话才管劲。”

　　父亲在工作转型的过程中，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作中，他尊重知识分子，经常向技术干部虚心请教，有时还把知识分子请到家里商谈林业发展问题。凡是同父亲接触过的知识分子都深有感触地说：“马老没有架子，很平易近人，问得很细，学得很认真，不愧为‘老革命’。”父亲在省领导的岗位上，大部分心血都花在安徽林业事业上。他情系林业，乐在林业，为绿化安徽呕心沥血。即使在“文革”中，父亲受到冲击，身陷“牛棚”，也时刻关心着全省林业的发展。

　　父亲晚年到各地参观时，看到荒山披上绿装、田野林网纵横时就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评判起来，仿佛年轻了许多。父亲对农林业的热爱，也感染了我们，每当我们看到美丽安徽茂盛的森林和绿化的田野，总有一份亲情，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也油然而生。

　　从省政府转移到省人大工作期间，父亲的日程安排里仍然没有休闲的日子，星期天和晚上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学习他不熟悉的法律、法规，思考安徽地方法制建设问题。他经常深入社队和林场调查研究，就有关法制和监督问题等了解情况、提出意见。

　　父亲离休后“离而不休”。他说：“我是一名新四军战士，热爱新四军，宣传、研究新四军的历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任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时，已是耄耋之年，可他仍不知疲倦地工作，经常抱病操劳，多次在出差途中病倒。他属牛，他是人民大众的牛，重病时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拉车。”“越是在世时间不长，越要抓紧把脑子里的材料挖出来留给后人，也算是一个交代，不然怎么去见马克思？”父亲到了弥留之际，说话已很困难，还关心着研究新四军历史的事，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热爱伟大祖国，心系人民群众，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父亲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对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对我们说：“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是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你们可以忘记父亲，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可以忘记自己，不能忘记人民，忘记过去。”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担任省领导，父亲始终保持着农民儿子的本色，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一辈子勤勤恳恳为人民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父亲热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令我们终生受教。

　　抗日时期，在和含地区，父亲一面指挥打仗，一面组织部队生产，减轻群众负担。皖北解放不久，他在巢湖军分区工作时，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他根据皖北区党委的指示，指挥巢湖军民大张旗鼓地开展清剿匪特的斗争，稳定社会秩序。

　　在佛子岭水库建设中，父亲看到战士们在一线劳动十分劳累，而住的条件十分简陋，心里很焦急，这些亲同手足的战友，没窝怎么行？安居才能乐业。于是他和战士们一起自己动手，就地取材，依山搭建起一排排临时工棚，用劈开的半片毛竹把山水引入住地，同时还修了篮球场，盖了俱乐部。当父亲看到战士们欢声笑语，心里踏实多了。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父亲总是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作为了解群众、体察民情的方式。他闲不住，经常跑基层、到农家，许多基层干部群众成了父亲的老朋友。太平县甘棠公社民主大队，是父亲抓林业蹲点的地方，他在那里蹲点两个多月，跑遍了全大队的山山岭岭，访问了许多干部、社员，不仅与当地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还全面总结了这个大队封山育林和“封、育、管、护”经验，逐步在全省推广。特别是，他与大队党支部书记方威松成了好朋友，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讲起民主大队的情况如数家珍。晚年时，父亲讲起这段经历，语重心长地说：“领导干部不深入基层，不与群众交朋友，怎么能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这不光是工作问题，也是作风问题、感情问题。”

　　父亲不光在工作中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对老区的群众有着纯真的特殊的血肉深情。我们家人口多，平时家里比较节俭，父亲却乐善好施，每月工资往往不够开销。父亲一辈子烟酒不沾，转业到地方工作，穿的总是那几件中山装、夹克衫和“力士”鞋，生活十分俭朴。可是，为巢县炯炀河建“希望小学”，父亲却慷慨得很，主动牵头集资。每次救灾捐款，他乐于掏腰包。对战友，不管是上级还是部下；对来自老区的百姓，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乃至他们的后代，只要一来，父亲就特别欣喜，视同亲人，总要抽时间促膝谈心，聊家常，问寒暖，热情接待。对农村来的，临走时还给买车票，送些东西和零花钱。这样我们家里的花销又得借钱了，我们有时免不了嘀咕。父亲把我们拉到一边小声说：“你们已经上学了，该懂事了。你们晓得吧，没有老区人民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就没有你爸、你妈和你们。在最艰难危险的时候，是他们情愿自己挨饿、受苦，冒着‘通共匪’的危险把粮食送给我们，掩护我们，有的坐大牢，有的牺牲了。现在，人家来了是看得起我们，招待一下，送点东西是完全应该的嘛！”他出差下乡时，都尽可能地抽时间到农户家访问，看望战争年代的老部下和烈士遗属。他不止一次到泾县凤村看望乡亲和程奶奶。程奶奶也多次来我们家。父亲告诉我们，程爷爷为了帮助皖南事变中突围的新四军同志而被国民党当局活活吊打、火烤而死。程爷爷不在了，程奶奶就是我们的亲人，来了要好好招待。和县耿家油坊村的耿大娘，抗战时是我们家房东，很关爱新四军战士，耿家人帮助打探敌情，为新四军带路，耿大娘去世时，父亲特地赶去为她送葬，说：“我就是她的儿子。”后来父亲在病房里不能起身时还呼唤着耿大娘、凤木匠、程爷爷和许多老区乡亲的名字。

　　四、“打铁先要自身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就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打铁先要自身硬”，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岁月；无论是冲锋在一线，还是身居领导高位，他始终保持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浩然正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战争年代，走到哪里他都宣传和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皖南事变时他和战友们隐蔽在山野，宁肯吃野菜、野果，也不随意动用老百姓的一粒粮食。

　　解放后，父亲职务高了，生活变好了，但他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没有变。在步兵九十师时，后勤部门给每个师职干部发了一只皮箱和几件日用品。他说：“现在国家搞建设正需要钱哩，我的东西够用了，不必再添，退回去吧！”他任副省长、省委常委时，公家统一更换小汽车，他就是不换，说：“别看这旧吉普，下乡跑土路很适用。”

　　据父亲秘书宋彦如同志回忆说，由于经常来人，有些完全是应该由公家报销的，但父亲总是自家招待，以致家里经济比较拮据。宋彦如为此向组织部反映情况，组织上批了800元救济款。他认为父亲组织观念极强，以组织名义给的救济款，父亲是不会拒收的，但他估计错了，父亲第二天还是把钱送还了组织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也逐步得到提高，各方面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父亲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老传统。1991年，父亲出差住在芜湖纺织厂，厂领导知道这天是父亲的生日，为他烧了几只螃蟹，被父亲发现，立即叫人端回去，并做他们的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吃。有一次在芜湖召开新四军学术研讨会，父亲不顾年事已高，与会务人员一起贪黑起早地忙于会务，由于外地来人较多，父亲把别人安排在条件好的铁山宾馆，自己却住在条件较差的芜湖饭店，和卫道行同志挤在一个小房间。大家多次请他调换到铁山宾馆去住，他执意不肯，说：“同会务人员住在一起工作更方便。”

　　生死关头更能看出一个人本色。1996年7月，父亲病重住进医院，每次护士送药，他都要问清楚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多少钱一瓶？如果是进口的，他让改成国产的；贵的，他让改用便宜的，他说：“我年龄大了，总归是要死的，不要用贵重的药。让国家花很多钱在我身上，没有用，不如用在其他病人身上。”他的情怀感人至深。

　　五、身先垂范、从严治家，用红军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家风教育后代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共产党人的处世典范，崇尚简朴、淡泊名利是共产党人的立身情怀。父亲用红军传统文化做家风，他率先垂范、从严治家的美德，时间越久，我们越感受到父亲的良苦用心，越感到父亲的伟岸品格。

　　有一件事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母亲由于工作紧张，又要照料我们几个小孩，十分劳累，得了恶性疟疾转败血病，高烧40度，昏迷不醒，师部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父亲正战斗在佛子岭水库工地上，同志们都劝他回家照顾一下母亲，他依然没有离开工地，等到工作安排好才赶来看望病危的母亲。当时母亲热泪滚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后我们才知道，水库正是第二期围坝即将合拢的关键时刻，稍有疏忽就会影响整个工程，父亲作为指挥员，按他的脾气，此刻是绝不会脱离战场的。直到清楚了这些，我们才将埋怨化作理解。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父亲的老部下普济圩农场的陈伯和叔叔，看到我们家摆的尽是萝卜、白菜、南瓜、山芋干，知道我家口粮短缺，正在“瓜菜代”呢。回去后，就从他家分得的大米中匀送来一些，并附上一封信说：“今年农场丰收，我们自己分了一千斤大米，我没有拿公家的大米，请首长收下，我们也可以吃点瓜菜。你们整天吃瓜、萝卜，我看了心里难过，特别是卢大姐同我说，端午节连稀饭都舍不得吃，让我和孩子吃，他自己吃山芋干子和菜煮着吃，我听了这些话，几天心里不能平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父亲一粒没留，都送给省立医院病号食堂和一位患重病的老战友了。1959年冬天，父亲受省委的指派到东北，商调一些白糖支援安徽。20多天后，他回来了，可我家一两糖没留。后来，父亲的战友、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刘金才叔叔送给我家一袋白糖。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中有两个得了肝炎病，两个是吃奶的婴儿，多么需要白糖呀！我们馋得直流口水，真想捅开袋子舔一口。心想：为公家调来的我们不能占便宜，刘叔叔个人送的总可以留下吧！父亲严肃地说：“一点也不能留！国家困难，安徽困难，有多少肝炎病人、婴儿急需糖！老百姓谁给他送糖！要有难同当，我们不能搞特殊。”结果，全交公了。

　　父亲常说：“我小时候没念过书，不能教你们学语文、数学，我要教你们学做人。”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元权上初中时，小八弟弟大约五六岁，长的虎头虎脑，憨厚可爱，家中兄弟姐妹都很喜欢他。院中邻居的小孩都比他大上一两岁，在一起玩时，经常是被其他大些的孩子搞的一身泥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连门牙也摔掉两颗。有一次，元权匆匆吃过晚饭，准备到学校去上晚自习，看见小八弟弟远远哭着跑来，并对元权说：“大权哥哥，他又打我。”看弟弟的狼狈相，元权立即拉着他的手，说：“走！我替你报仇。”弟弟吓得赶紧说，“要是知道我叫你去的，他还要打我。”元权就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胆怯地用手指了指，元权便立即奔过去，找到了那个小男孩，一把抓住他问；“你下次还敢打我弟弟了吗？”小男孩倔强地说了声，“敢！”元权便把小男孩推倒在地，小男孩大哭了起来。见此情景，元权也有些后悔，拿起书包就去学校上晚自习了。大约晚上10点钟，元权一回到家，父亲母亲老早就等在那儿。母亲一见元权就说，“你今天做了件很不对的事，人家的孩子比你小，你为什么打他？”元权说，“弟弟比他小，为什么这些小孩老是欺负弟弟，他不承认错误，为什么一定要我承认错误。”爸爸接下来说：“孩子，你该懂事了，明知大欺小不对，为什么你还这样做。你爸爸妈妈都是党员干部，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强欺弱，都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过去我给地主放牛，地主的孩子比我大几岁，经常欺负我，就是依仗着他比我大，他老子有钱有势。如果今天的事处理不好，你爸爸妈妈还算是共产党员吗？不是和解放前的地主一样，我们的孩子不好好教育，怎能成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流血、革命还有什么意义。”事后我们了解到那个小孩的父亲是省政府机关的一般干部。父亲母亲带着点心、水果亲自去看望了那个小孩。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不要有高人一等的思想，牢记党的宗旨，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望子成龙”是做父母的常情。但父亲从不要求我们成“龙”。他说：“天下哪有那么多‘龙’！”父亲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能够自食其力，做一个真正的人。对于我们做子女的人生之路，父亲一贯主张根据各自的情况和特长，能干什么干什么，只要对党的事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就去干，自己路靠自己走。他从没为我们的求职、调动、升迁打过招呼，更不允许我们打着老子的招牌谋私利。元龙从小聪慧，喜爱文艺活动，父亲不顾世俗观念，也不求将来上大学谋个“体面”的工作，小学毕业就让元龙上安徽艺术学校学演戏。1962年，正是蒋介石叫器“反攻大陆”，海峡局势紧张之时，有些人设法把孩子从部队弄回来，而父亲却把大弟元祥送到东海舰队当了名水兵，元祥因在一次海战中受了伤，转业到地方，半年没有分配工作，后被安排到定远县芦桥镇的一个农机厂当锻工，元祥向父亲诉苦，父亲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只要是革命工作就应该去做，不要挑肥拣瘦，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元洪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基层当工人，且每周都要值几次夜班，很辛苦，但她了解父亲的脾气，从没有找过父亲。我大学毕业后，按父亲的要求去了郎溪县工作。后来我担任合肥市的领导职务后，父亲特意提醒说：“当领导的，人格品质最重要。让人家做的，首先自己要做到。不然，你在台上讲，台下人家就指你的脊梁骨。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要一心扑在事业上。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用好权，做有益于人民的事。”父亲的教诲，我们始终铭记在心。我们深切感到，父亲是爱我们的，他是我们心中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无私精神，他是我们心中的丰碑。

　　出生入死驰骋大江南北战功卓着，鞠躬尽瘁服务两淮黎民风范长存，父亲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从红军开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指挥部队作战，还是率领群众兴修水利、绿化荒山；无论是处于领导岗位，还是身陷“牛棚”，七十年如一日，父亲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始终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始终有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是党的忠诚战士，是人民的好儿子。

　　父亲回眸应笑慰。父亲去世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仍有不少老区群众到合肥时专程来我们家，向他老人家的遗像鞠躬致意，我们一家人和老区人民感情更深了；他老人家念兹在兹的治淮大业，现在淮河水患已变成了水利，沿淮人民过上好日子了。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要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的美丽安徽的宏伟蓝图，美丽安徽的宏伟目标，正是他老人家呕心沥血的治理淮河水利，绿化安徽事业不断进步的接力推进。他老人家洒下鲜血与汗水的江淮大地上，全省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开拓奋进，努力走出“六条新路”，着力打造“三个强省”，为建设经济繁荣、生态良好、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美丽安徽而努力奋斗。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15个年头了，他给家人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却留下了追求真理、紧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冲锋在前、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热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浩然正气，身先垂范、从严治家的伦理美德。这是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无穷的榜样力量，时刻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像他那样工作、像他那样做人。现在，他的儿孙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踏实工作，无论是担任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无论是工作在生产一线还是从事管理工作，都在家风熏陶下，茁壮健康成长，全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父亲回眸应笑慰。我们作为老红军、新四军的后代，将一如既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老前辈的革命精神，为安徽的发展与腾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