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时光如梭，爷爷已离别我们13年了，今天在他老人家诞辰百年之际，我们献上这篇祭文，寄托思念之情。
　　望儿心切 望穿双眼

　　从我记事起，常听家人说，爷爷参加共产党，“闹红”打土豪分田地，离开家乡后，白狗子把曾祖父绑在马尾上，从蓝田拖到户县坐大牢，饱受牢狱折磨，后被爷爷的同事救出。曾祖母因盼儿心切，经常以泪洗面，望穿双眼，临终双目失明。我当时因年幼也不解其中道理，只觉得爷爷怎么给家庭带来这么多不幸，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理解了爷爷为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无暇顾及家庭，一生奋斗的英雄伟业。

　　严于律己 严教家人

　　爷爷在我爸爸不到一岁时离开家乡，一直到西安解放都与家庭没有书信往来。西安解放时，爸爸赵维晋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西安高中读书。爸爸知道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陕北苏维埃政府时和爷爷在一起工作过，就万分兴奋地去找习书记，询问爷爷的下落。习书记告诉爸爸，爷爷到南方去了，现在具体在啥地方说不清。随后，习书记关切地问爸爸有什么困难，爸爸告诉习书记交学费困难，习书记即刻写信给时任校长的地下党员免除了爸爸的学费。以后爷爷知道此事后专门捎信回家，批评爸爸，教育家人以后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我第一次见到爷爷是1959年冬，家乡受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食堂、大锅饭冒进政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非常困难，当时五爷（爷爷的五弟）和我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投靠刚调到北京工作的爷爷和爸爸。那时只觉得爷爷、爸爸的工作非常忙，节假日偶与我们吃饭，就问家乡的变化，乡亲们的生活，还经常教育我们，给我们讲粮食的来之不易，那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就是从爷爷那里知道的。当时是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北京许多机关大院里都来了不少投靠度难的家属和亲人，爷爷和爸爸响应中央的要求，就动员我们回到家乡和乡亲们一起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与自然灾害做斗争。那三年里生活虽然艰辛难熬，但在我以后的人生和工作中，只要想起那段日子，就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教育子女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爷爷参加革命后，曾祖父被反动政府抓到牢房关押，奶奶担惊受怕得病身亡，只有曾祖母带着刚满一岁的爸爸和未成年的二爷、五爷艰难度日。爸爸自幼就被地主、豪绅当作“共匪”的娃歧视，出门在外不敢说是谁家的娃，自幼性格内向，心底早早就埋下对旧社会的痛恨，对新中国的企盼。在他上学懂事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维晋，即“三国争霸，维晋统一”，企盼着战争结束，国家统一。解放前刻苦读书学习，解放后在组织的关怀培养下先是送入大连理工学院学习，后被国防部选送到苏联学习。50年代初在京等待出国时，才第一次见到了离家20多年在京开会的爷爷，父子相见悲喜交加。爷爷对爸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解放，现在国家需要建设人才，组织送你去苏联学习，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争取为国家人民做出更大贡献。”爸爸怀着一腔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刻苦学习钻研，学成回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现九院），在“两弹之父”邓稼先领导的青年研究小组工作。当时国外敌对势力经常用核武器威胁我国安全，毛主席、周总理非常重视核武器研究工作，把建设发展海军的经费都用在核武器研究上。爷爷经常用这些事实教育爸爸认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教育爸爸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要吃苦耐劳，不怕困难，要在亲自试验中摸索经验才能成功。爸爸凭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情，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青藏高原、新疆的大漠戈壁成千上万次的研究试验，终于在自己的岗位上与同事们于1964年10月在新疆罗布泊成功地引爆了我国第一个核装置。爸爸在这次核试验中任引爆队副队长，在安装调试演习时吃住在120米高的塔架上，白天吃饭，由年轻战士爬上爬下送馒头、咸菜和水，晚上睡在盖核弹的帆布下，与原子弹同眠共枕，在试爆前陪同九院李觉院长，试验基地张温玉司令接通引爆装置，最后撤离塔架。爸爸为我国的核试验作出了贡献，与爷爷的引导教育是决然分不开的。

　　爷爷平日不但严于律己，还严于教育家人，教育子女，从不为己谋利。60年代末70年代初爷爷在国防科工委任职期间主持九院工作，爸爸仍然同其他科研人员一样钻山沟、住工棚、搞科研，没有任何的职位和福利的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