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马长炎同志诞辰100周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召开纪念座谈会，我深为感激。在此，我作为马长炎的战友和老伴，对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对到会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和长炎共同战斗、生活了55年，其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忧乐象过电影一样不时一幕幕地浮现眼前，不胜感慨。

　　我1938年10月参加新四军，第二年入党，1942年任第七师五十五团文工团政治指导员。一天，七师组织部部长李步新找我谈话，说“马长炎同志党性强，对革命有功，曾希圣政委决定给他找个好对象。你各方面都不错，找他做对象婚后一定是对好夫妻。”随后，第五十五团供给部部长吴锦章做介绍人，约我和长炎同志见面。初次见面时，我俩都低着头，脸发红，不吱声。过了一会儿，马长炎先开口向我介绍了他的身世和参加革命后的情况。初次见面时间不长，他却给我留下比较好的印象：真诚朴实，勇敢坚强，忠于革命。这样的男子汉值得钟爱和依赖。第二次见面，两人一谈很合拍，就确定了关系，第三次见面就商定了结婚日子。长炎对我说：“我们来个‘约法三章’：一、婚后，该你知道的你就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问；二、我出去打仗，你不要限制；三、你是党员要服从分配，组织上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很政治化，没有一点卿卿我我的味道。我欣然同意。接着，我也提出了三条：“一、我个性强，你不能欺侮我；二、我想干的事你不要干涉；三、我是党员，绝对听党的话。”长炎听后说：“行，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1942年3月15日，我俩在无为县抗日根据地结婚。没有置办任何东西，也没有举行婚礼，只搞了点酒，炒几个菜，请五十七团营以上干部一起吃了顿饭。婚后半个多世纪，我俩始终志同心合，互相帮助，相敬互爱，同甘共苦。

　　战斗就是蜜月。婚后第三天，长炎接受新任务调任和（县）含（山）独立团团长兼政委。他到和含后不久，就率部攻打螺丝滩，接着攻打百旺市。打了胜仗，受到七师的传令嘉奖。那时，我俩结婚已经三个多月，可在一起还不足三天，连个知心话也没时间谈。我朝朝暮暮心里总惦记着他，特别是打仗，出生入死，更让我放心不下。有一天大清早，窗外传来鞭炮声、锣鼓声、号角声，知道这是部队打胜仗回来了，我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跑着挤到人群中找长炎同志，找了半个时辰，不见他的身影。怎么回事呢？我心里有些发毛，就跑回团部，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副团长顾鸿：马长炎同志到哪去了。顾鸿沉重地回答说：“仗是打胜了，可马政委受了重伤，在后面担架上。”不一会儿，我冲上前去，掀开担架长炎脸上的雨布一看，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我喊他，他没有回应。他流血过多脸色苍白，伤情严重，很快转送七师卫生部医治。他中弹的大腿肌肉坏死发黑，有败血症。副师长傅秋涛赶到医院说：“不管多大困难，要不惜一切抢救，我们不能失去他”。

　　1945年，奉命北撤山东，长炎参加了孟良崮、临沂、莱芜等等重大战役，特别是在攻打枣庄时，长炎同志差点牺牲，是警卫员汤文言为保护长炎而献出了年轻生命。为此，长炎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下睡不安。他对我说：“小汤为我而牺牲，我怎能不怀念不难过呢！”

　　淮海战役后，大军南下，我和长炎在合肥重逢，悲喜交加，喜的是分别几年后又团圆了，悲的是他病瘦得不像样，原来体重130多斤，现在只有70多斤，经常发高烧，头发掉光了，眼睛也看不见。医生说他得的是“黑热病，无法治癒。”后来，组织上花大价钱在合肥基督教医院用一种从德国进口的药才给救了过来。他说，是党和人民挽救了他的生命，他要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一出院，他就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任巢湖军分区司令员、代理地委书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奋不顾身，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1951年3月，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1952年，解放军步兵九○师改编为水利工程第一师，长炎任师长，开赴工地修建佛子岭、梅山等大型水库。在修佛子岭水库期间，他不分昼夜地和战士们一样吃住在工地。1953年6月，我患恶性疟疾转败血症，高烧40度，昏迷不醒，已下达病危通知书，医院领导打电话给马长炎说：“你爱人病危，请你赶快来医院！”长炎说：“水库工程正是关键时刻，我离不开，一切拜托你们帮助、照顾。”直到第二期围坝顺利合拢以后，长炎同志才风风火火地赶到医院。他拉着我的手轻声说：“来晚了，我对不起你！”

　　1956年，马长炎调到省里，长期主管林业工作，他从淮北平原到沿江丘陵地带，到皖南山区抓典型，调查蹲点，检查工作。有的深山里，人迹稀少，看管山林的只有一两个人，他也要到那里去看望，老林工感动得拉着长炎的手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在工作上、生活上，长炎一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他经常教育、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要贪公家的便宜，要奉公守法。他说：“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但有两种错误是绝对不能犯的，这就是贪污和腐化，犯了是不能原谅的。”元飞刚参加工作时，他爸爸对他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我不要求你有多大能力，将来有多高的职务。为人清廉，不贪不腐，一定要做到，要给我打保票。”这句“打保票”的话，他翻来覆去不知说了多少遍多少年。

　　每次出差，他总是千叮万嘱，吃饭要付钱，住店要结账。一次，他到泾县，临走时警卫员去结账，招待所负责人说，县委已打过招呼，不用给了，警卫员就没给。回程路上，长炎问：“伙食钱可给了？”警卫员如实讲了。长炎让司机把车开回去，结了账再走。

　　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年冬天，省委派长炎到东北商调一些白糖支援安徽。天寒地冻，他来回了22天，搞回来一批白糖，连同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金才（原是长炎的老部下）送给的一袋白糖全部交公，一两没留。那时，我们家两个孩子得肝炎，两个孩子在吃奶，多么需要一点糖呀！我对他说：“公家的糖我一点不占，刘金才私人送给的为什么不能留点给孩子吃呢？”他说：“一点也不能留。现在国家困难，安徽困难，有多少肝炎病人、多少婴儿急需糖啊！老百姓谁给他送糖？要有难同当，不能搞特殊！”联想到现在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我越发感到长炎同志心系人民，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的可贵，应当继承发扬。

　　在1950年到1954年期，经组织考察先后三次上报将我由副团级提到正团级。马长炎是我的上级领导，到他那里就给压下来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卢前玉是我老婆。”新中国成立63年了，但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还在我们身边发臭，侵蚀着我们党、我们国家的肌体。比如，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还在搞封建主义封妻荫子那一套，令人惊心、痛心！想到这里，我心有感慨，当时，我被他压着不提拔，虽然感到有些委屈，但是值得，共产党人应该在利益面前先人后己，率先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