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辉同志是一位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的医务工作者。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一贯以白求恩为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因而赢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她曾多次立功受奖，被授予“模范干部”、“模范党员”、“模范医务工作者”和“女同志模范”等光荣称号。1949年9月，她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12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出席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1950年，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会议，被选进大会主席团。从1954年起，她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她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从此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伴侣。

　　我和她一起生活、战斗、工作、学习了40年，作为她的战友、伴侣和同学，我对她了解较多较深。但限于笔拙纸短，现仅记其二三事，以资怀念和学习。

　　海边“打埋伏”

　　1941年夏天，日寇大举“扫荡”苏中、苏北根据地。当时，丁志辉同志刚调到苏中一师二旅卫生部工作，奉命率领十几个工作人员，带着三四十名重伤病员，到黄海边“打埋伏”。大家脱掉军装，换上便衣，分散隐蔽在农民家里。她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深知工作担子繁重，既要治疗伤病员，又要应付严重敌情。只有依靠党、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任务。

　　临出发前，二旅政治部陈时夫主任亲临军医处，进行思想动员、工作指导，这给她以很大的鼓舞和帮助。

　　黄海边一带，都是盐碱地，长着稀疏的盐蒿子，庄稼长得极少。老百姓主要以晒盐、捉蟹、挖蛤蜊为业，荒年靠盐蒿子籽维持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穷乡僻壤，还要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和日伪军的“扫荡”。由于根据地初创，群众对新四军还缺乏了解，心怀疑惧，不肯让房、借东西。志辉同志到那里后，一面请地方工作同志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她召开党支部委员会议，教育伤员和工作人员，自觉遵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关系，要求大家每天给老百姓做几件好事，如给老百姓看病、扫地、担水，轻伤员给房东看孩子等。这样，老百姓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很快认识到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军民关系逐渐融洽起来了。

　　在医疗组中，能看病、做手术的，只有丁志辉同志一人。那里村落稀少，东三家，西两家，彼此相距较远，伤病员分散在二三十华里的范围内，医护人员往返看病一趟，得跑四五十华里路，有的地方还要绕过敌人的据点，工作相当艰苦和困难。

　　每天拂晓早饭后，医疗组同志分头出发，挨家挨户给伤病员检查、治疗、发药。有时情况紧张，白天不能出去，就在夜里出去。志辉同志经常请房东徐大妈做伴带路，帮助给重伤病员洗脸、消毒器械等，伤病员称徐大妈为好妈妈。

　　不久，敌人对海边进行“扫荡”，志辉和大家商量后，找来三条小船，工作人员乘船隐蔽活动，同敌人周旋。遇到的困难是，船上锅灶小，煮一锅饭，仅够几个人吃的，每天忙着烧饭，得花费很多时间。

　　一天夜晚，大家正在船头说笑，岸上哨兵跑来说，海面发现日本鬼子的巡逻艇。志辉同志立刻站起来，顺着哨兵指引方向望去，只见茫茫海面上一道亮光，传来低沉的马达声。她说了一声：“立即上岸隐蔽！”大家火速把重伤病员背上岸，轻伤病员编组自己走。当大家离船上岸后，马达声渐近，敌艇打一颗照明弹，探照灯又扫描一阵，便掉转尾巴远去了。

　　过了十几天，我军打张家灶敌据点，上级通知志辉同志率医护人员上前线去，进行战场救护工作。

　　拂晓战斗打响，机、步枪、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伤员陆续抬了下来，医疗组投入了紧张的救治工作。晌午，战斗胜利结束了。志辉同志自早晨喝两碗玉米稀粥，一直在手术台前工作到月上东山，又急忙组织伤员转移。轻伤员由医务人员带走，重伤员抬进“隐蔽坟”（在战前挖好的大地窖，上面搭上顶子，堆上泥土、树枝和乱草，伪装成一座坟墓的模样），仅一个多小时，30多名伤员就全部分散隐蔽起来了。

　　张家灶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迅速转移远去，志辉同志与上级失掉了联系，伤员增加一倍多，但粮食、药品、器材没有得到补充，困难更大了。她动员大家咬紧牙关，渡过暂时困难。工作人员和轻伤员喝稀饭，干饭留给重伤员吃；挖野菜、捉螃蟹，用以代粮充饥；用旧被单代绷带，纱布、棉花洗干净消毒后反复使用；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发动轻伤病员照料重伤病员；缺乏西药，就请教老中医，采摘草药，想尽办法为伤员治疗。

　　熬过两个月的艰苦时光，她才和部队取得联系，激动得流下眼泪。根据上级的指示，医疗组返回部队。这时，已有半数伤员治愈，重返前线去了。在全旅干部查党性时，丁志辉同志被评为十二个党性强的党员之一和模范干部。1942年5月1日，以治疗霍乱病人出色和干部团结搞得好等先进事迹，她被授予模范党员干部的光荣称号。

　　整顿休养所

　　新四军三师十旅，活动在淮海地区。那里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日伪“扫荡”频繁。十旅离师部较远，又隔着敌人的封锁线，所有伤病员都留在旅里治疗。

　　1943年11月，师部调志辉同志夫妇到十旅卫生部工作。丁志辉同志曾担任过军、师卫生部休养所所长，但十旅卫生部休养所由该旅卫生部原医务主任、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任所长，故决定她去当副所长。她毫不犹豫地向领导表示：“为了改进那里的工作，我任副所长，工作起来会更方便些。”

　　志辉同志到旅休养所后，立即巡视病房，看见伤员睡地铺，衣被久未洗换，屋里光线暗淡，通风条件很差，气味难闻。她了解到，所领导忙于行政事务，看护长不做临床工作，医护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员医学知识较少，医疗作风不扎实，消毒不严，检查治疗方法简单，久治不愈的患者不少。正因为这样，她顾不上休息，主动配合所长分析情况，制订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在所长的领导下，她分管医疗护理工作。从改善病房条件入手，以身作则，不嫌脏，不怕累，带领群众，清扫卫生，给伤病员换洗衣服、被褥，到附近村庄借来门板、长凳，搭上病床，挂上床头牌，把病房整理得窗明几净，清洁整齐，秩序井然，病人的精神振奋。在医务工作方面，实行医护人员病室责任制，并建立查房、诊断、写病历、开处方和治疗、发药、护理，以及值班、早会等制度，建立了良好的医疗秩序。她还狠抓医护人员的业务学习，提高其业务水平，从根本上改善医护质量。在日常工作中，加强消毒观念和反对随意“上捻子”（“上捻子”原是为了把伤口里的脓血引流出来。不了解这一作用的医护人员，不论伤口有脓无脓，一律“上捻子”，加上消毒不严、做法不当，结果反使伤口化脓，妨碍伤口愈合）、反对乱打针（有些医生见病人发烧不问原因，都给注射“巴格龙”或奎宁针，以致延误治疗，造成不良后果）、反对“花处方”（有些医生，仅凭表面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给病人开一个多种用药的处方）。同时，办起较好的化验室和手术室，从敌占区购买来药品、器材，改善了医疗条件。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休养所的面貌焕然一新，成功地做了几个中等手术，治愈了几个久治不愈的伤员，成为淮海区一所较好的战地医院，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1944年，我军接连打了四个胜仗，每次战斗都有成百名伤员，医护人员日夜不停地做手术，出色地治疗护理工作，很好地完成了救护任务。1945年，淮海区召开群英大会，志辉同志被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

　　勇于救死扶伤

　　1948年3月，志辉同志在兴山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结业，在外科理论和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分配到东北军区第二纵队任野战医院院长。

　　为迎接东北的战略决战，卫生部门进行了组织整编和业务技术的训练。在二纵队野战医院，志辉同志组织全院人员的战前技术练兵。她着重抓医护技术训练，政委负责政治思想教育，副院长负责行政管理和物资供应。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和训练，模拟实战收治伤员的演习，大家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在辽沈战役中，部队主攻锦州时，野战医院设在离锦州15华里的李子屯，连续奋战六昼夜，救治伤员3000余人。锦州解放后，她率领部分医护人员，又随部队向沈阳进发，跋涉十多天，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沈阳解放后，部队稍作休整，旋即挥师入关。刚进山海关，她患了痢疾，身体明显消瘦了，仍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坚持徒步行军。她领导的女同志班获得了“模范班”的光荣称号。

　　顺便补充一下，早在辽沈战役前，她曾患了肺结核，吐过血，纵队首长批款买了50支链霉素，但她一支没用，全部让给其他重病员用了。解放天津之战，因伤员很多，她夜以继日地做手术，因身体虚弱过分疲劳，昏倒在手术台旁。她醒过来后，同志们劝她休息一会儿，执拗地继续做手术。当敌机临空盘旋扫射时，她见到院子里躺满了伤员，便高喊“快背伤员，分散隐蔽！”说完，即亲自背起一个又一个伤员，当背到第八个伤员时，又昏倒在墙角下。她在床上刚苏醒过来后，便关切地问：“有没有伤员被飞机打伤的？”她又翻身下床，坚持继续做手术。

　　天津解放后，她组织力量，对留治的伤病员进行突击治疗。经过38天的紧张工作，在留治的800多人中，有640多人基本治愈归队，创造了最高的治疗效率。1949年“三·八”妇女节，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授予她“女同志模范”的称号。
　　为革命鞠躬尽瘁

　　志辉同志从事医疗卫生工作40余年，为无数战士医病治伤，却很少顾及到自己的健康。战争年代，她积劳成疾，全国解放后，虽时常感到不舒服，仍不肯花时间检查、治疗。直到1963年，她患了结石性胆囊炎，在作摘除手术时，才发现患了严重的血吸虫病。

　　她没有被血吸虫病和肝脏的变化所吓倒，没等血吸虫病治好，又忘我的工作。那时，她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兼一部主任，经常身不离病房，每逢抢救危重病人，她必亲临现场指导。即使夜晚休息，遇有病危报告的电话，她就马上起床赶到病房去。有一次，一个农民患鼻疖肿引起败血症，住进医院，从白天一直抢救到第二天拂晓，她始终留在现场，全神贯注，寸步不离。

　　由于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致使她的病情不断恶化。在工作、学习时，常用手顶着腹部。医院同志几次劝她住院治疗，她都以“病房有重病人，没有时间”为由，继续坚持工作。后来，总医院党委作出住院治疗的决定，她只好服从住院，仅住两个月，病尚未痊愈，又出院带病工作。

　　她担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时，因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身体更差了。1976年秋天，她为了消除“四人帮”的破坏后果，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到一个医院蹲点。当时她的白血球和血小板已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但仍坚持和医护人员同吃、同住、同工作，亲自给病人打开水、倒痰盂，坚持查病房。

　　这个期间，她还担任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对计划生育工作，历来抓得认真，过问具体。当她知道广州军区某部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就亲自前往了解情况，并请该军的领导在全军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推动面上工作的开展。对计划生育工作搞得较差的单位，就给予具体指导，提出改进措施，促使这个军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全军的先进单位。

　　志辉同志的生活艰苦朴素，始终保持“大灶”的水平。1979年，她在住院期间，医生按病情给她开了标准较高的饮食，她怎么也不肯吃，总是说：“不要搞特殊化。”

　　1978年夏天，她陪同一个外国妇女代表团参观游览。中午，代表团回北京饭店吃饭、休息，她悄悄地在饭店小卖部买了面包充作午餐。同志们埋怨她为什么不坐车回家吃饭、休息？她说：“小车接我来回跑四趟，要消耗多少汽油啊！”她私事外出，常乘公共汽车，即使动用公车，也坚持按规定付费。

　　她从不讲究穿着，总是公家配发什么，自己就用什么。一把梳子，用了30年，已断了几个齿，还舍不得丢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在笔记本里写着：“我们的薪金是党和人民给的，要省吃俭用，也不能全留给孩子。他们自己有薪金，钱多了反害了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可作为交党费和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生前整万元地交党费，整万元地支援灾区，前后捐献达两万五千九百多元。她从没向别人说过，家里也只有我俩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