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刚投降，我和苏州城乡的十来个青年，参加了苏南地区的新四军太湖支队服务队，我是其中惟一的女同志。来部队本想上苏浙公学，因学校快要撤销了，就被留在服务队。当时搞宣传我也只能帮助老同志拎拎小木桶，桶里是溶有锅底灰的黑水，看着老同志在墙上刷标语，跟着老同志到连队或小学教唱歌，一边学一边干。

　　抗战胜利后，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渡江向苏北撤退。在北撤的途中，我所在的太湖支队的十几个人，还有从常州、无锡、宜兴等地来的同志们，都被调到独立二团宣传股。不久，部队改为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52团，这时候我才穿上灰军装。一个生长在上海，就学于上海的中学生，由于上海沦陷，父亲失业，在上海生活不下去，只得举家迁回故里——太湖边上的西王区。家乡是游击区，晚上经常有游击队出没，里面也有女战士，身背“驳壳枪”，飒爽英姿，令人羡慕。由此，我也萌生了参军的念头，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到了部队，与有理想有抱负的男女青年生活在一起，环境和过去截然不同，面前展现着一片光明。

　　来到部队，对我影响最深，乃至影响我一生的，是我所在部队52团宣传股长叶时同志。他是新四军老文艺工作者，以自己对党的忠诚影响教育着周围的年轻人，用他多才多艺的出众才华，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战士，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小喜欢唱歌，识简谱，还粗知五线谱。到部队后给了我施展唱歌才能的大好天地。那时部队行军十分频繁，只要有一天不行军，就不知有多高兴。我们这些女战士围坐在一起，说呀、唱呀。当时刚到部队唱的大多是30年代的流行歌曲和家乡小调，有《小白菜》、《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甚至还唱《恨不相识未嫁时》。虽然这都是一些健康的歌曲，但在战争年代，在行军打仗中，总有些不合拍，难免有散发“小资”情调之嫌。这时，我们的股长叶时同志，从不训斥我们，而是耐心地引导我们，教我们学部队的歌曲，为战士们演唱鼓舞士气的革命歌曲。部队到苏北淮安板闸镇后成立了文工团。当时，除了纵队文工团外，五十二团文工团是惟一一支团一级的文艺队伍。在叶时同志的领导下，文工队在实践中边学边干，积极开展文艺宣传工作。在行军路上，在部队经过的道路旁，我们唱歌、演小节目，还放置鼓动标语，利用部队途中休息教战士唱歌。在这些活动中，我也得到了锻炼。

　　1946年，部队往返于陇海与津浦线之间，战斗和行军十分频繁。受重庆国共谈判的影响，当时部队的一些同志对和平产生幻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文工队排练和演出了《同志，你走错了路》。这部大型多幕话剧，由叶时同志亲自组织领导，他还在剧中担任了一个主要角色。这部话剧再现了抗日战争前期，王明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致使某地区抗日民主力量遭到挫折的故事。主要剧情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赵团长，搞摩擦进攻小河镇，围绕着我方打还是妥协设计发展了剧情。上级派来的统战部吴部长，错误地认为一切都要通过统一战线，通过“联军会议”，对顽固派的进攻不予回击。李司令员带领部队打击敌人，取得了胜利，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吴部长却怕影响“友军”团结，怕日本鬼子趁火打劫，把被我打散的敌顽放了回去，使敌人得以喘息，最后包围了我们。吴部长被俘后才觉醒，大声疾呼“这祸是我闯下的，就是粉身碎骨也救不了你们，拿什么来赎我的罪呀！”最后他牺牲了。宣传队长杨军在敌人的重围下，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捐躯。

　　我在这部戏里扮演惟一的女角色，一个学生出身的宣传队长杨军。第一场戏是我向吴部长报告会场布置的情况，我左手拿着一卷大标语上场，随着一声“报告”，右手上举帽檐，头略向右边，向吴部长行了一个不规范的举手礼。这种不规范的举手礼，正是我们这些文工队队员生活中常有的，搬到舞台上也确能表现出小知识分子的味道。演出多幕话剧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真不知如何摆布自己。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极力控制自己几乎发颤的身子，幸好台词还没忘，急急忙忙的说完话，就从侧幕下去了。万事开头难，第二场就自然些。根据剧情的安排，李司令员打了胜仗，老乡们要搞庆祝活动，杨军来向吴部长请示，当时老乡们和“杨军”开玩笑，幕后一妇女说：“杨军同志，要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才，将来给你找个好婆家”。按剧本提示，这时杨军大笑着，踮步上场，找吴部长时还唱着歌，显示出一个宣传队长的开朗、活泼的性格。最后一幕，杨军拉响了手榴弹壮烈牺牲。

　　刚穿上军装就演军人，首次担任大戏的角色，就能够完成任务，靠的是我们宣传股长叶时同志悉心的指导。这部戏的演出获得了成功。当时六纵队王必成司令员、江渭清政委和十六旅首长罗维道都来观看演出，表示赞赏。江渭清政委还让五十二团政委彭茂彪，为鼓励和慰问演出人员，安排了一次会餐，这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战争年代，也算是一次盛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