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
| ——记新四军的女兵们 |
| 来 源： 《铁流（第二集）》第51章 日 期： 2010-06-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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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大江南北浴血奋战的“铁军”队伍里，有一群把青春、智慧和热血无怨无悔奉献给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巾帼英雄们。她们在花样年华的岁月里，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踏上了烽火连天的革征程，用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战胜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艰难困苦，以年轻的生命、闪光的人生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她们在新四军短暂而悲壮的战斗生涯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和留下的千秋功绩，永载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篇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大旗的召唤下，在全民族“守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呐喊声中，从国内到海外，从城镇到乡村，不分民族、党派、信仰，不分阶层、性别、老幼，迅速形成了一股锐不可挡的抗日洪流。在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日军重兵威逼武汉的严形势下，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出山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组建了，成千上万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抗日大潮的推涌下，汇聚到了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队伍之中。 一批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女干部受党的派遣来到新四军。她们有的是经历了国民党抢林弹雨的“围剿”、“追剿” 和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干部；有的是战斗在孤悬敌后的游击队里；与几十倍、上百倍的敌人周旋，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的女游击队长、队员；有的是在成千上万爱国志士遭拘禁、被杀害的白色恐怖下，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保持忠贞不渝阶级立场的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她们多数人出生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血海深仇。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她们擦于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抚平亲们枪杀、活埋的铭心伤痛，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历了“红五星”换“青天白日徽”的痛苦思想转变，听从党的召唤、接受组织的派遣，从延安、从各游击区来到了新四军。她 们坚定的阶级立场，顽强的革命斗志，高度的党性观念，对新四军初创时期战略任务的转变和尔后的大发展起着火种和凝聚的用。 众多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云集到了新四军。“八·一三”以后，面对国士的沦丧和国民政府的腐败，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坚决抗日行动的感召下，上海、南京、苏、浙、皖、鄂、豫等南方省市的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为追求光明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又有许多对国民党反动派消积抗日、积级反共行径不满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希望来到了新四军。她们有的是终止学业，挥泪告别年迈的父母双亲，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或背叛自己的家庭偷跑出来的；还有是从沦陷区、国统区，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拦和种种利诱，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而来的。这群有知识、有文化的爱国女性是新四军中缤纷的朝霞和亮丽的彩虹。她们思想活跃，多才多艺，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她们是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文化、卫生、教育战线的生力军。 还有一些从各地、各阶层历尽艰辛投奔到新四军来的女性。为了响应“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正义召唤，为了寻求救国、救民、救自己的道路，一些远在万里之遥的爱国华侨女青年，一些在国统区、沦陷区已暴露身份或由于战乱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失业女工和争取婚姻自由的童养媳们，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也来到了新四军。她们中的多数人在参军前就接受过不同程度的革命思想影响，参加过一些爱国、抗日救亡的组织和活动。 她们到新四军后，经过党的教育，在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和敌人心脏、争取海外侨胞支援新四军等岗位为抗日洒热血、作贡献。 新四军的女兵们，不论是被组织派遣还是由地下党输送或自己投奔到新四军的，也不论是哪个时期、哪个阶段参加革命的，在民族的危难之际，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们迈出了人生之旅的重要一步，这是国家、民族、家人甚至她们自己都为之骄傲、自豪和无怨无悔的一步。从些，他们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全国、全民族大众一起，共赴国难，共击日寇，共筑长城的革命之路。 在新四军的革命大熔炉中，女兵与男兵们一样，经受着战火的洗礼和艰苦生活考验。她们在严格的军政训练、艰苦的战斗生活磨炼和生死抉择的狱炼中，逐步成长、成熟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严格的军政训练。女兵们一到新四军，就要接受必要的军政基础知识教育和军事技能的训练。这是她们迈进新四军革命熔炉的第一步，也是她们能否成为合格女兵的第一课。她们与男兵们一样出操，摸爬滚打，武装越野，站岗放哨、紧急集合，汗流浃背，腰酸腿疼。毫不特殊、例外。一些女兵不习惯突然严肃紧张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她们就为自己飒爽英姿的戎装和会打枪，敢晚上站岗放哨，紧急集合行动迅速而自豪，为女兵列步伐整齐划一，持枪操练杀声响彻云霄而骄傲，为实弹射击和武装竞跑的优秀成绩而欢呼，她们许多人少了布尔乔亚的娇气，由柔弱变刚强。 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 》、《政治经济学》、《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有关中国妇女、统一战线问题等。授课时，没有教室，有时大树下、谷场边就是课堂。记笔记时，膝盖当课桌，背包、草垫当坐凳。通过听首长报告、教员讲课、班组讨论，女兵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清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懂得了只有民族、国家的解放，才能有个人自由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明确了“抗战第一、革命第一、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规范准则。她们从过去单纯为“打鬼子、不做亡国奴”的思想，逐步升华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境界。 艰苦的磨练生活。由于日寇疯狂的“三光”政策、土匪、地痞、的掠抡和自然灾害，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抗日军民处于极端的困难境地，女兵们也经受了艰苦的生活磨练。 许多女兵来到新四军后，将以防急用的“私房”钱全数交给了组织，将她们的旗袍、皮鞋捐给文工团当道具。她们脱去罗衫换戎装，没有鞋袜光脚穿草鞋。她们住民房、睡门板、打地铺、铺稻草。许多人身上长了疥疮或生了虱子，痛痒难忍。当时财金补给困难，有时买不到足够的米和菜，致使连续几天或几个月吃不上一顿饭。在有的地区还与群众一起以野菜、树叶充饥，寒冷的冬天仍穿着单衣或夹衣，被盖轻薄得不能御寒根本就没有被子盖，还有的女兵生病、受伤无药可治而致残或丧生，生活实在是艰苦极了。 敌人“扫荡”和部队急行军时，有时要连续行走几十至上百里路，不论是醋暑还是寒冬，也不论是阴雨绵绵还是，风雪交加，女兵们不仅要克服生理上的困难与男兵们一样扛枪、背背包、走山路、涉江河；女文艺兵还要跑前跑后做宣传，女记者要深入连队进行采访；宿营时，女机要员要立即投入紧张的收发报工作，女卫生员们忙着给伤病员诊病换药，女教员、女编辑们要就地或挑灯夜战备课或组稿，常常万分辛劳。 有时刚在村里驻下就被敌人发现，女兵们又要立即随部队投入战斗或踏上新的征程。由于南方雨多、河多、桥多、道路泥泞，急行军时不少女兵摔倒、受伤，有时掉进河里险些丧生。有的女兵怀孕了，为不落入敌人的魔掌，坚持随部队行军；有的刚生下孩子就忍痛送人，又追赶部队坚持工作和战斗；带孩子随军的女兵，则要承担干革和哺育下一代的双重艰辛。痛苦使人坚强，磨难催人成长。女兵们在艰苦的军旅生涯中所经受的生活磨砺，使她们更加刚毅和成熟。 生死决择的狱炼。战争是残酷的。女兵们不论她们在哪个地区、哪个部门工作，无一例外地接受生死的考验。频繁的战事，敌伪顽的血腥夹击，每日耳闻目睹前线战士前赴后继的牺牲和身边熟悉女友的倒下，每个女兵的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憾。 面对艰难、面对死亡，许多女兵不仅自己不畏惧，还动员和鼓励自己的亲人参军。在新四军中有许多母女、姐妹、夫妻并肩战斗的事迹传为佳话。每当有上前线或下部队的任务时，女兵们争先恐后地报名，越是艰险越向前。正因为新四军的女兵们在战火的洗礼中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理想、信念得到了升华，此后才会出现李珉烈士“革命流血不流泪”的豪情壮语，柳流、章辅、朱凡等烈士面对强暴不畏凌迟的英勇就义，杨瑞年、杨青年、杨华年一家3兄妹共献年轻生命，皖南山区7烈女宁死不屈携手跳崖，上饶集中营被捕女兵正气凛然视死如归以及一批又一批的英烈倒下，又有一批又一批的女兵前扑后继奔赴抗日战场、参加新四军的壮举。牺牲的女英烈和榜上有名的女英雄是女兵们的代表，她们代表着的是成千上万活 着的故去的新四军女兵们，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怕牺牲的高尚情操和随时准备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得抗日战争胜利丰碑的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牺牲人数最多、腥风血雨最浓的一次战争。新四军在从1938年5月韦岗首战报捷至1947年1月撤消番号的8年中，对日伪军作战2。46万次，对顽军自卫反击作战3200次，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女兵在其中的贡献和业绩功不可没。 驰骋疆场巾帼不让须眉。身临短兵相接、殊死拼杀的血腥境地，面对狰狞凶残的侵略军，耳听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和撕杀声，若不是久经沙场的勇士，连八尺男儿也会心惊胆颤。然而，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不乏冲锋陷阵、舍生忘死、领兵作战、智勇双全的女战斗英雄。 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女英雄陈少敏，在抗日战场上曾直接领导和指挥了肖家店、马家冲战斗，大山头、八字门反扫荡作战，还参与指挥过大小花岭、大悟山、大山寺等战役。她领导打仗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她作战勇猛顽强威振中原大地。当时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军把她描绘成“身骑白龙马，日行千里，双枪百发百中，她要打你的眼睛，就不会错打鼻梁”的神将。在被陈毅军长誉为“固守待援范例”的半塔卫战中，时任桥王炮楼坚守部队队长兼指导员的女指挥员刘洁，利用有利地形，沉着应战，率部牵制顽敌十八团1个团的兵力，显示了巾帼英雄的智慧和勇敢。 中共东南局妇女部长李坚真也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女将，她曾辗转瑞金、龙岩、南昌、信丰、池江、油山等地，亲率游击健儿开赴江南抗日前线；1943年8月，她领受率部掩护新四军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指挥所属向敌发起10多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称为是“穆桂英式的女英雄”。红军干部谢飞任余上县委书记时，身穿新四军的灰制服，腰挎驳壳枪，率领一支近600人的独立营，先后与敌伪顽作战20余次，最多一次歼敌300多人，缴获50多支枪，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谢团长”。还有“绍兴妇女营”、“东沙埂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中的女队长、女游击队员及许多传奇式的女区长、女民兵们，她们不断出击、骚挠日军，打击顽匪、汉奸，扩大地方武装，支援、配合新四军作战，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新四军女兵领兵打仗或直接战斗在一线部队的人虽然不多，但是，她们的牺牲和楷模作用，为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妇女树立了榜样，她们的壮烈行动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妇女界，而且对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都起了鼓舞和激励作用。 救死扶伤医务战线多贡献。在叶挺、陈毅军长的关怀和参与组建新四军医务处的沈其震、宫乃泉、崔义田等人的领导下，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卓有成效、名扬海外。新四军卫生工作队伍从刚组建时的几百人发展至近万人。新四军医院被史沫特莱女士称赞为“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连国民党十九集团司令罗卓英都感慨说：“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好的医生和护士。” 在新四军的医务队伍中，女兵占了相当的比例。其中有一批经过长征或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女医务人员，如栗秀真、张映清、周东屏、戴醒群、吴继春等，她们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四支队的红军女医务战士吴继春，为了给伤病员筹措药品和粮食，曾两次被俘、坐牢，多次遭严刑拷打，甚至经历了刑场陪绑等险境仍坚贞不渝。鄂豫皖挺进大队的医务主任戴醒群，在敌人“清剿”时被捕。敌军把她绑在庙前的大树上，先用小刀一刀刀地挖地的乳房，逼她说出伤病员芷匿的位置和部队的行踪，她拒不透露半点实情；敌人又用大刀一个个地剁掉了她的四肢，她仍不就范；最后，杀人魔鬼们割下戴醒群的首级示众。这些红军医务人员把战友、伤病员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的医风和医德，感染和带动着新四军的医务人员们。 一批在新四军初创和发展时期，由在大城市正规医院工作或院校培训出来的医务人才，如：左英、章央芬、钱纳仁、郑素文、薛和、赵国宝、潘代青、李启宇、杨光及加拿大的女护士琼·尤恩等，她们为新四军的医院和部队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艰苦的游击战条件下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正规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们以高超的医护技术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挽救了许多伤员的生命；她们为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战争极需医护人员。党和新四军的广大指战员高度评价了她们的工作。左英作为新四军医护人员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唐求和赵国宝成为南昌参军女护士中首批任纵队军医处的优秀医务人员，许多医务人员火线入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许多医护人员立功受奖，与前线作战的 新培训的和后来陆续参加新四军的年青女医务者，是战场救治伤员的主力军。在这批医务人员中，有一贯以白求恩为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丁志辉同志。有当年在大江南北战斗过的指导员们深深怀念的李蓝丁同志，有被新四军一纵三旅九团誉为“心中只有伤员”的蒋南屏同志。更有众多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青春、洒热血的无名战地救护们，她们往往要随作战部队行动，不顾子弹在耳边呼啸，冒着生命危险为伤员止血、包扎；她们常常在田边、地边或距火线很近的原野、山村抢救伤员；在形势险恶时，她们还要领受任务陪同重伤员们，在极其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打埋伏。 卫生战线女医务人员们出生入死、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对伤病员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以及她们治愈和抢救了大批伤病员，使他们重返前线或战斗岗位，为提高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士气和维系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宣传教育和文化艺术战线军中女兵显英姿。新四军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先后创办过军教导总队，6所抗大分校和华中总分校，还在极端因难的条件下创办了江淮大学、华中建设大学等院校。 在这些院校和训练机构中，有一些女政工人员和学员队管理人员，如：邱一涵、王仪、何为、于晶、张西蕾等，她们多为红军时期或是从八路军派来的女干部，还有一些是从延安抗大或新四军教导总队毕业，留校任教或担任学员队长、排长的优秀学员。她们以红军的革命传统和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教育、管理学员，使学员养成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战斗作风。有的担任政治、理论和文化教育，如：罗琼、汪溪（汪春溪）、张韵之、童紫（童树民）等她们入伍前多为文化修养较高的职业女性或留学生、大学生，参军后她们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工农兵学习自觉走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执着和耐心，以她们的知识专长和革命热情为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这些干部不仅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骨干，在以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至于建国后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四军的女教育工作者犹如一支支腊烛，点然了自己，照亮着别人。与些同时，她们自己也在平凡诲人不倦的岗位上不断提高，逐步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革命教育家。 新四军的文艺宣传工作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长卷，它顺应全民抗战的潮流而生，与新四军的潮流而生，与新四军浴血奋战史唇齿相依。陈毅军长早在1940年11月苏北指挥部时就指出：“我们要以伟大的文化歼灭战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运动”。1941年他再次指出，“文化工作是革命军队强有力的战斗武器”。这是新四军文艺宣传工作具有强有力的战斗性、最广泛人民性和丰富多样性的指针。 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和各师、旅、团的文工团在文艺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服务团和文工团中有许多知名的女团长、女剧作家、女演员、女音乐、美术工作者们，如：左奇、叶华、王于、田井、周辛、杜薇、苏菲、张茜等。她们高擎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紧密联系战争实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如女作家叶华创作的《最后的命令》、《两肩仇恨》、《战后岗》、女才女林琳、王于、田井、吴蔷执笔的《大时代的女性》、《繁昌之战》等剧目。文艺战士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新四军之歌》、《黄桥烧饼歌》、《丈夫去当兵》、《军民要合作》等歌曲，排演了《刘桂英是一朵大红花》、《张德宝归队》、《红鼻子》、《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以及一些京剧、地方戏和舞蹈。 许多女文工团员还深入连队，了解战士们的心声；作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自觉地担当编外的政治指导员、文化教员，给指战员们上政治课、文化课，教唱抗日歌曲，开展兵■兵活动，辅导救亡室和俱乐部的文娱活动。她们战前参与战斗动员；战斗中主动协助抢救伤员，看押俘虏，打扫战场；战斗间隙演出战士们喜闻乐见的节目。她们的宣传演出是鼓午士气的战斗号角，是投向敌人的重磅炮弹，深得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称赞，使敌人心寒胆颤。 作为对敌斗争重要方面的新四军新闻、出版、印刷工作中，女兵为主要力量。她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神奇般的编印、出版了大量的报刊、杂志和图书。在新四军新闻出版战线战斗过担任领导工作女兵有：新华社苏北分社的社长戈扬，新华社苏中一分社记者叶邦瑾，《新华报》总编陈修良，军部印刷厂的钟时和《大众日报》社的程桂芬等。她们在简陋的民房、寺庙里，在敌人据点和交通线层层分割鱼网般的包围圈中，与新闻出版战线的男同志们并肩战斗。她们有的人用自制的两管收音机，彻夜不眠、聚精会神地收听和抄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有的人长途行军后又在昏暗的小油灯下伏案编稿、刻蜡板或排字、印刷，用铁笔、钢板、蜡纸、油辊当武器，以“一支笔抵三千毛瑟枪”的威力向敌人开火，女兵们作出了辉煌的历史性贡献。 民运工作抗日女杰逞英豪。抗日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觉醒、参加与支持，就没有新四军的生存、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新四军将民运工作作为必不可少的一条重要战线，部队战斗、行军到那里，民运工作就做到那里，那里有群众，新四军的民运作就深入到那里。全军上从军首长，下至每一个指战员，女兵们不论在机关、院校、卫生、文艺宣传还是财会部门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时间段内参加过民运工作。 女兵在民运战线的工作成绩使男同志为之叹服。当时，在华中地区，由新四军的女兵或不穿军装的女兵主持地、县、区全面工作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江苏淮属地委5个委员中，有3个是新四军的女兵，中共和念中心县委和舒城县委全部是女同志，苏中江都县11个区委书记中就有9个是女的。民运战线较著名的女将踉李坚真、章蕴、邓六金、孙湘、林心平、董慧、关露、乐群等。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她们深入千家万户，白天与群众共同劳动，夜晚灯下谈心，举办识字班，提高群众的觉悟，帮助他们建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组织；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建立基层抗日政权；创立和发展抗日、防匪、保家的自卫武装；有的女兵参与了统一战线工作，对开明士绅和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抗战救国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壮大发展抗日力量；还有的女兵战斗在敌特机关的虎狼穴中，为获取情报、挽救同志、对敌策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民运工作做的好，大江南北到处是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各阶层人民慰劳、捐献、义卖义演的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一批批新四军急需的技术人员、战时物资秘密输送到新四军，各种抗日自卫队、游击队相继组建。浙东地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2一3年内就由800多人发展壮大到1万多人，增加了13倍；江苏淮海区进行了4—5次扩军运动，每次各县都有近千人入伍；在鄂豫边区的信阳县，1941年和1941年为新四军补充兵员近万名。新四军至所以能够在孤悬后的险恶环境中得以生存，并由1万余人发展成为有30余万人的武装力量，这是与广泛深入的民运工作分不开的。 在民运工作中牺牲的女兵人数多且英勇悲壮。年仅22岁的女战士陆彩珍，被用铁丝穿透手心吊在屋梁上施以酷刑致死，被誉为“浙东刘胡兰”的李敏惨遭连戳20多刀后丧生，“湖畔青松”朱凡在被日寇敲打遍体鳞伤割去乳房的情况下又被用汽艇活活拖死在芦苇荡中，坚贞不屈的三五区委委员端木瑞被敌用硝襁水杀害。新四军15岁的女兵王雨琴、一支队文工团副团长林心平、二支队战地服务团的柳流、教导总队毕业的章辅、新华社华中分社记者叶邦谨以及里希、叶明、孙晓梅、张建华等许许多多的烈士均是在作民运工作时牺牲的。她们有的被割耳、挖胸，有的被斧砍、凌迟，有的被狼狗撕咬、抛尸荒野。牺牲在民运战线的女兵们，用鲜血写完了她们短暂战斗生涯的人生履历，留下的却是与日月同辉的英雄气节和革命赞歌。 此外，新四军的女兵还有在司政后各级机关多条战线担任政治指导员、机要员、速记员的，如：楚青、施奇、汪企求、周临冰、毛维青、程瑞蒙、方卓芬、吴博等；在财务、兵站、交通运输等部门担任会计员、管理员、秘密交通员的，如：陈兰、程蕊莲、冯和兰、陈筠、秦瑞灵等。大江南北从阵地前沿到根据地后方，从军队驻地到游击活动区，在新四军的各个部门多条战线都有着女兵们的身影和足迹。她们与全国各抗日战线上的男、女指战员一样，在各自平凡、艰苦、危险的岗位上，为新四军的发展，为根据地的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出生入死、甘洒热血写春秋。 抗日战争结束后，新四军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新四军的女兵们继续以“铁军”的战斗精神，顽强意志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再立新功，又创辉煌。如今，这些以党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优良作风铸就的女兵们，虽已步入翥翥之年，仍心系国家未来，关注着党的工作、人民的事业，仍在为传播革命传统，教育下一代而倾力以赴，军耕不止。她们是老骥伏枥，壮心不止，回忆往事，无愧无悔。展望未来，前景为画。她们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和业绩永载史册。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群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新四军女兵们。我们衷心祝愿我们的女兵同志们健康长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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