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论文
    ——谭震林对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贡献
    作者:刘金菊,陈培均                
    (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来  源:    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                日  期:    2012-04-26
  

  今年4月24日是谭震林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70多年前,从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谭震林与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一起,领导闽西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火种,为迎接抗日斗争的新高潮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遵照中共中央分局部署,率领所属部队顺利突围到闽西,坚持闽西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曾任原福建军区政治委员的谭震林,与项英、陈毅一起,留守中央苏区,就地坚持斗争。

  主力红军长征后,由于项英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没有明确的深刻的对于当时的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忽视了敌人彻底消灭苏区的企图”①,仍然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与敌人硬拼,并寄希望于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回师反攻上,因此,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央苏区全部县城陷于敌手。到1935年2月,中央分局率领所剩的几千人马又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于都仁风山区,情况异常危急。恰在这时,中央分局接到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来的电报指示。指示明确指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②接到中央指示电后,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指示”③,并将部队分成九路,分头突围。中央分局明确决定: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和原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率领红24师的4个连,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中旬,遵照中央分局的部署,谭震林和陈潭秋一起,率领红24师71团4个连部队由赣南向闽西突围。月底,突围至福建长汀四都山区。随后,会同邓子恢,从四都出发,经河田、朱畚、才溪、紫金等地,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和围攻,于4月上旬到达永定大阜,与先期到达的张鼎丞会合,坚持闽西游击战争。

  二、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定革命信念,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长期坚持闽西游击战争,使闽西红旗始终不倒。

  1935年4月,在永定溪南赤寨村召开了闽西地区党和军队领导干部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二月电报指示精神,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谭震林为军事部长。会议决定将闽西红军游击队分散,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以打破敌人的“清剿”,并具体规定了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活动范围和兵力部署。谭震林被分配到上杭,与廖海涛、黄火星一起,坚持双髻山的斗争。这次会议的召开与独立自主游击战争方针的确立,对闽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双髻山,谭震林对廖海涛说:“现在我们处境很困难,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不依靠群众寸步难行。”④ 他经常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关心群众生活。他还将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得到的粮食、猪肉分给贫苦农民。红军游击队爱护群众,群众就千方百计地支持红军游击队。在敌人“计口售粮”的“清剿”政策下,红军游击队的粮食和军需品极为缺乏。人民群众就冒着生命危险接济红军游击队,创造了“担杆装盐”、“双层桶装米”、“大蒲包装饭”等20多种运输方式,将粮食和物资偷运上山。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游击队才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

  为打破敌人的“清剿”,谭震林指挥红军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他经常强调仗打不打,要看对当地群众是否有利,对我军是否有利,有利就打,无利就不打。⑤他要求游击队平常住在深山密林里,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敌人“清剿”较紧时就隐蔽起来,同敌人“捉迷藏”,其他时间就积极开展活动。在活动中,可以集中,可以分散,可以声东击西。要把消灭敌人和宣传、瓦解、利用敌人巧妙结合起来。有一次,他派部队去拔掉公路上一个敌军碉堡,打进去后,不缴他们的武器,而是把敌军的头头抓起来,向士兵们宣传革命道理,教育他们不要替统治阶级卖命,同游击队合作,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我们。结果,他们表示愿意同红军游击队合作。这样,就把敌人的堡垒变成为游击队可利用的堡垒。

  在反“清剿”斗争中,针对敌人的“移民并村”和“保甲制度”、“壮丁队”等围困、封锁政策,谭震林还领导红军游击队创造了“白皮红心”的斗争方式。所谓“白皮红心”,是指乡村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革命两面政权。红军游击队争取乡村中的保甲长,允许他们成为“白皮红心”、“脚踏两只船”的两面分子: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红军游击队工作,保护群众的利益。对驻守炮楼的“壮丁队”,红军游击队也采取争取好的、打击反动的、团结中间的。在革命基础较好的乡村,可派党员、干部担任保甲长或参加壮丁队,经过细致的工作,变保甲制度为赤色联防,变壮丁队为游击队的辅助力量,变白色碉堡为赤色碉堡。在革命基础较弱的乡村,则对保甲长和壮西队晓以利害。这样做,既保护了群众,掩护和发展了自己,又使敌人精心制定的围困、割裂、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各种政策,归于破产。

  在艰苦的日子里,谭震林非常关心战士们的疾苦。有一天,他带领游击队员在山地上训练。他看到有的战士没有鞋穿,便动员战士上山割茅草编织草鞋,并亲自带领大家上山寻找适宜打草鞋的茅草。回来后,他又不顾疲劳,亲自动手搓绳子打草鞋,细心传授打草鞋的技术,很快解决了战士们穿鞋难的问题。他还经常深入战士当中,同战士谈心,启发他们的觉悟,坚定革命的信念。他后来说,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部和战士的团结非常重要,团结就能出智慧,就能出战斗力,就能克服任何困难。三年游击战争就是靠这种团结,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⑥

  总之,谭震林、张鼎丞等领导闽西红军游击队,正是通过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定革命信念,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保存自己,战胜敌人,勇渡难关,使闽西红旗始终不倒。

  三、顺应抗日潮流,实行谈判改编,率领闽西新四军健儿,奔赴皖南抗日最前线。

  1935年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在上海的联络站与中央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指示。1936年1月1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谭震林被增补为军政委员会   副主席。⑦ 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福建和闽西南地区的政治形势,明确了在闽西南地区建立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和新策略。

  1937年4月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获悉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消息后,为了适应新形势,决定派方方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4月上旬,闽南红三团转来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给闽粤边特委的指示信》。通过《指示信》,得知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由反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在永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拥护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愿与国民党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的口号,确定了新形势下的工作部署。会后,以张、邓、谭名义发表了致国民党驻军的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4月2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的决定。经过三个月的谈判斗争,7月29日,终于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7年10月9日至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龙岩白砂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临时代表大会。在会上,从延安回到闽西的方方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和毛泽东对闽西南党坚持游击战争的表扬。毛泽东对方方说:“您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的部队和干部,保留了苏区2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革命果实,保护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⑧ 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闽西南特委与潮梅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张鼎丞为省委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

  1937年10月,经过谈判,中共中央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随后,在武汉成立新四军军部,并决定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到南昌。1月中旬,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谭震林率领警卫人员日夜兼程奔赴南昌新四军军部,办理新四军部队整编集结事宜。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闽西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⑨ 3月1日,张鼎丞、谭震林率领由闽西游击健儿组成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告别闽西人民群众,浩浩荡荡地奔赴皖南抗日的最前线。

  注:

  ①③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资料丛书(赣粤边游击区)》。

  ②《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1935年2月13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

  ④⑤⑥《谭震林的回忆》,谭震林生前多次回顾历史的谈话记录,现存葛慧敏处。

  ⑦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载《八一杂志》1959年第13期。

  ⑧ 方方:《三年游击战争》,载《红旗飘飘》第18集。

  ⑨《福建游击战争史》,福建省军区游击战史组1981年11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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