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一女杰
    作者:董铁志,郭基康                
来  源:    《铁流(第二集)》第67章                日  期:    2010-06-08
  

  岁月的流逝,会使人们记忆中的往事逐渐淡漠。可一提起樊西曼这个闪光的名字,一位坚强的革命女战士的高大形象,就清晰地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她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不避枪林弹雨、南征北战;她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党安排、不辞辛劳,她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一生。

  樊西曼同志,1915年生于河南周口,家境贫寒,早年丧父,从小养成了勤奋自立的美德。在本县读书时,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后靠亲友资助,于1931年考入开封省立女中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该校一等奖学金获得者。她在学校进步教师的熏陶影响下,阅读了不少革命书刊和进步文学作品,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的《彷徨》、《呐喊》,还有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等。这使她很快接受了进步思想。因她遇事有主见,敢做敢为,富有正义感,所以在同学中威信甚高,是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学生自治会在进步老师的指导下,开展读书、文娱、体育、卫生等活动。她都热心组织,积极参加。为开拓知识面,她还以广泛的兴趣参加了世界语学习班、新文化学习班以及歌咏、体育比赛活动。在校内,她不仅深得高中同学的信任,而且还深受初中同学的尊敬。为了开展学生自治会工作,她主动结交一些初中班同学,指导她们工作,介绍她们看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

  1935年秋末,正值她读高中三年级时,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和学校当局迫害进步教师,有的教师被逮捕,有的教师被迫离开学校。樊西曼和几个进步同学挺身反对这种反动行径,她们一起去同校长讲理,强调要求放回被捕教师。随后她们又组织学生自治会骨干,发动全校学生闹学潮,进行罢课,包围校长办公室,提出了打倒校长的口号。她还组织并带领学生代表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学潮发动得好,全校同学很齐心,就连初中一二年级的小同学都参加了,显示了学生们团结起来的力量。这次学潮震撼了整个开封市,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锻炼。樊西曼向几个要好的同学说:“光说不练,嘴把戏!我们应该成为小布尔什维克……”紧接着,开封市大中学校学生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也投入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斗争。

  1936年樊西曼同志高中毕业,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寻找中国共产党,她从河南开封毅然赴北平,并在陆冬年同志的介绍下,9月间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在北平一无职业,二无经济来源,为了开展党的工作,她考入了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并担任了学校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一边做党的工作,一边读书。当时她生活十分艰苦,仅靠二十几元助学金来维持生活和进行党的活动。常常一日三餐用几块烧饼充饥。这时我党在北平灯市口附近开办一个女工识字班,她积极主动地担任了教学工作,在工人中广泛交朋友,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樊西曼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带领北平女工识字班的一些女工到山西去打游击,后因条件不具备,党又派她离开北平去山东济南作抗日救亡的宣教鼓动工作。她虽是一个女青年,却干劲十足,常奔波于工厂、学校、城镇、街头,不辞劳累,大声疾呼国难当头,中华好儿女应该奋起抗战,抵御外侮。当时济南的白色恐怖很严重,她不怕被捕、杀头,敢于在公众场合慷慨陈词,但又机警敏捷,使反动派摸不清她的底细。许多人赞叹她这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却有着花木兰一样的胆识和勇气。

  1937年11月,党派她到河南泌阳参加游击队。在游击队里,她积极肯干、作风泼辣、待人热情,在战斗中机智勇敢,能和男同志一样沉着应战,同时她还教游击队员们学文化、唱歌曲,使部队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很有生气,获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和尊重。1938年初,新四军四支队在高敬亭司令员率领下,开辟鄂豫皖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时樊西曼所在游击队开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组织上安排她在团政治处工作,女大学生又成了身着戎装的新四军女战士。三月,部队由豫南邢集出师东征,开赴抗日前线。在行军途中,樊西曼同志腰扎皮带,身背老团长送给她的手枪,边走边分发宣传品,贴传单,写标语,教部队唱抗日歌曲,鼓舞部队战斗意志,显得十分活跃。一到驻地,她又是办油印小报,又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的道理,教农村青年唱歌曲。有时开军民联欢会,她就带头登台演出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节目,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八团一共只有四位女同志,同志们高兴地称她们是“四大金刚”。她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青工大老李,演得十分逼真,从此同志们又称她“老李哥”。她的个子高,头发理得短,戴上帽子实在像个男同志。所以当她下连队时,不少战士当真认为她是个男同志,亲切地叫她“老李哥”。在部队离开驻地时,她坚持挨家挨户地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妥善解决遗留问题,老乡们对她异常亲切,恋恋不舍,八月,部队由皖中转战皖东全椒一带,大力开展游击战争,樊西曼同志照样身背武器、背包,行军不怕苦,大小战斗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有时领导上为照顾她,让她在后卫,她就做收容工作,热心照顾伤病员。同志们说,樊西曼一到哪里,哪里的工作就打开局面,活跃起来。她那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出色的工作成绩,曾多次荣立战功并受到上级的嘉奖。

  樊西曼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调动十分频繁,时而部队,时而地方,她从来不讲价钱,坚决服从党的需要。从1939年4月至日本投降,她先后担任和含、盱眙、江全等县委组织部长,定远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她又担任中心区委书记。她在工作中,无论是党的建设、坚壁清野、锄奸反特、发动青年参军、组织妇女支前以及做敌占区的秘密工作等,都能大刀阔斧地迅速打开局面,带领同志们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她在江全县委时,对发展党员,组织干部培训以及区小队建设抓得很紧,使党的基层组织及时吸收了不少新鲜血液,培养和输送了不少干部。她还不避艰险,亲自做争取改造地方会道门的工作,在她的宣传、教育下,不少人改邪归正,参加到了革命队伍中来。

  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她还毫不畏惧地深入到敌伪据点周围活动,经常一个人怀揣驳壳枪,深夜走村串户,布置、检查工作。老乡们说:“樊大姐的胆子特别大,胜如当年穆桂英。”1944年秋天,敌人侵占香北,江全县大队撤回和含,她和县委一些同志坚持在当地开展斗争,当时敌、伪、顽合流,“扫荡”频繁,她在水乡群众家里串来串去,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并以退为进,开展了大小黄州新区。在香北时,县委出了一个叛徒,携枪逃跑去告密,她得知后,迅速组织追捕,追上之后,她果断处置,当场击毙叛徒,除掉了后患。繁重的工作担子,异常的艰苦生活,使她的身体日见消瘦,她得了病,仍顾不得休息,两腿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地上坐一会儿,夜里两眼实在睁不开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老病复发了,她悄悄吞下几片消痛灵。老乡们见她累得面黄肌瘦,给她弄点好吃的,她又分给了小同志,自己吃霉地瓜和山药豆子。后来根据地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组织大家学习延安大生产运动经验,她自己工作再忙,也坚持带头纺纱织布,下地生产劳动。在结婚后怀孕期间,仍一直坚持工作,从未离开过战斗岗位,直到快分娩时,才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产后不久,她即把孩子托给老乡喂养,自己很快归队。她非常关心战友,体贴群众。部队、地方的同志都称赞:“西曼同志待人热情而又诚恳,工作很有魄力。虽是大学生,却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老乡们说:“樊大姐是拼出命来干工作的,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到解放战争初期,樊西曼同志随部队撤至山东枣庄。不久组织上又调她回部队,负责二十四军留守处工作。留守处有伤员、病号、家属、小孩,事务繁杂,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使留守处的同志常处于险境。名为留守处,实际流动性很大,常常要紧急转移。但在她周密组织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保障了大家的安全,也给前方的战友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时她已30岁出头了,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培养她,让她去华东局党校学习。当她听到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认为这是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的好机会,就毅然把刚接到身边的孩子,再次托付给老乡照看,打起背包奔赴党校。刚从党校学习回到部队,组织上又决定调她到地方工作,先后在青岛、济南的纺织厂做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她积极组织工人学习政治、文化,开展生产竞赛,支援前线。后又任济南市纺织工会主席,为纺织工业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得到陈少敏老大姐以及省委领导同志的好评。

  建国以后,樊西曼同志再次回到部队,担任二十四军七十师后勤部政委,投入部队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52年,组织上又调她到铁路系统工作,先后在南京、南昌铁路分局任政治处主任,后又调到上海铁路局任副局长。在上海铁路局工作期间,她更是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她是一个政工干部,为了尽快由外行变内行,她就积极钻研铁路业务,她说:“做政治工作的人,一定要懂得些专业技术,否则政治工作就无针对性,很难说服人。”所以她经常找工程师给她讲课,找老工人、老职员取经,很快熟悉掌握了铁路货运、客运的生产运行和生产技术作业过程与技术指标。她这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使上海铁路局很多干部深感惊奇,也带动了大批干部学习业务技术的积极性。她还亲自组织开办了一期铁路专业技术专题讲座,号召全体铁路工作人员更快、更好地掌握业务本领,提高本职工作效率。她为我国铁路交通事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人们称她是在革命战火中锻炼成长起来,我国第一批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出色的女干部。

  1955年,樊西曼同志调到北京任铁道部党校校委副书记。从此,她把满腔热情倾注在培养铁路系统干部工作上。她对党校建设看得远,抓得紧,在党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开同志的领导下,研究制订了党校干部培训规划和教学计划。同时她对自己的理论学习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深感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很好学习理论,现在为了工作,一定要补上这一课。她买了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顽强地进行学习。党校在她的支持下,很快编写了一本毛主席著作注译和简要介绍,印出后,供不应求,受到许多单位的欢迎和领导的好评。她个人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学习计划,常常深夜细读,边读边作笔记,孩子半夜醒来,常见她还在办公桌边阅读书籍、文件。她积累了几大本子学习笔记。她平时给教职学员们讲话、作报告,能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自然贴切,令人信服。她做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细致,从不转弯抹角,既教育了同志,又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她常常因忙于工作而误了吃饭,曾几次昏倒在楼梯上。她在工作最困难的时候,常常背诵保尔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她以此自勉,也确实这样身体力行了。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大批干部受冲击。樊西曼同志也毫无例外,未能幸免。8月25日不幸被迫害致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噩耗,十分痛心,惋惜地说:“樊西曼同志是铁路系统的第一个女局长,就这样被打死了,不幸牺牲啊!”武竞天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立即将樊西曼同志的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然后由高法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铁道部其他老同志对樊西曼同志身遭迫害,都深表痛心,对几个孩子的成长,伸出了友谊的手,给予了及时的关照和帮助。三中全会后,樊西曼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在著文时对她表示深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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