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栖同志1913年8月出生于湖北黄梅县桂家畈，早年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1927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安徽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不仅显示了能文能武的卓越才能，而且显示了一心为民的优良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奋勇前进，开拓创新。

　　（一）

　　桂林栖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他在省委长期分管理论宣传和科教文卫工作，后来又担任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掌管全面工作。我同他在工作上的直接接触不是很多，但从所见所闻中都能感觉到他思想敏锐办事干练，不务清谈，讲话要言不烦，处理问题干脆明快，作风踏实，生活简朴。我是1957年初调到省委研究室工作的，在与研究室、办公厅同志交谈中和平时自己的观察中，逐步增加了对桂林栖同志的了解，油然生起了敬仰之情。先从一些小事说起。一天傍晚，我在省委外面长江路上散步，遇到了桂书记，独自一人正快步往西走，我向他招呼，并问去哪里？他说赶时间去解放电影院看电影。我深受感动，感到他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像普通观众一样急冲冲去影院，一点没有架子。那时不兴用公款请客吃喝，记得有一次我也参与了撰写纪念列宁的文章，经桂书记审定之后，由报刊发表，得了稿费，用来共进晚餐，有十来个人参加，互相交谈，其乐融融，上下级之间能够打成一片。

　　那时，桂林栖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到市、县、乡（社）了解实际情况，检查指导工作。随他下去的经常有报社的同志和研究室、办公厅的同志。我多次听说，他下去除了听汇报，注重深入到社、队，找干部交谈，听取群众意见。中午休息几十分钟，就继续调研，同地方同志交换看法，研究解决问题，有些年轻同志都感到劳累、太紧张，他却总是精神饱满地夙夜在公，为民操劳。调研中，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就立即与当地领导一起研究，或专门派员帮助解决。

　　对桂林栖同志的革命经历和历史贡献，也是断断续续从机关老同志那里听来的。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桂林栖同志能文能武，是个全才。他193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在皖西、皖江地区和大别山地区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他带领的部队不大，但善于筹谋，多打巧仗，以少胜多，革命武装部队不断扩大，地方民主政权建设也不断加强。早在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作为皖西人民自卫军政委的桂林栖就与刘邓大军第三纵队会师，后又根据刘邓的意见成立了皖西区党委，桂林栖同志任副书记，一直在皖西根据地坚持战斗，直到1949年1月，全力投入支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的工作。他代表皖西区党委负责上自宿松程营，下到枞阳这一段的支前工作，亲自担任支前指挥部总指挥，支援对象主要是二野的二、四兵团。当时，桐城、怀宁都组织了十万人的支前队伍，沿江各县共筹集民船2000艘，还确保了粮食等物资供应。记得1973年时我陪同十二军的一位老干部张培林同志到枞阳，他说当年就是从这里过江的，对当时地方上的支前工作满口称赞。桂林栖同志长期配合二野进行战斗、地方政权建设和支前，颇受好评，刘、邓曾提出要桂随军南下，担任军政委，当时因皖北全境解放在即，也需要领导骨干，因此而被留下。再说一点，就是1982年省委在稻香楼召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分组讨论时我编在宣传文教组，在一天小组讨论时，张劲夫同志也到会听取意见，有三位高校负责人在发言中说，他们学校有些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找来找去跑了许多部门，总是一推二拖，不能得到解决。过去，桂林栖同志负责抓教育，有问题找他，他能拍板的就拍板，涉及几个部门的他就把人找来商量解决办法，比较干脆、高效。我听了这些发言，感到一个人只要做了实事、好事，人们总会记得不会埋没。老话说：政声人去后，桂公离开安徽二十多年之后，去世十多年之后，人们仍然记住他为发展安徽高等教育事业解难扶困所做的好事、实事，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这也是可以告慰于桂公的。

　　上述这些亲亲切切、实实在在的往事回忆，可以说勾勒出了桂林栖同志的基本形象，体现了他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定态度和不懈努力。

　　（二）

　　回顾1949年刚刚获得解放的安徽，可以说一片凋零，百废待兴。当时不仅要恢复和发展经济，而且迫切需要加强文化教育卫生等建设。安徽本来就底子薄，各方面很落后，加上战乱的破坏与损失，各项建设的艰巨性可以想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桂林栖同志长期主管宣传思想工作和文教卫体工作。在省委领导下，在桂林栖同志具体筹划和组织实施下，我省的文教卫工作进展明显，成就巨大。虽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打击，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主流和总的趋势是在建设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

　　在文化建设方面，五十年代安徽文化还是比较繁荣，群众文化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在文学创作上，推出了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移山记》，鲁彦周的话剧《归来》，还在华东会演中获奖，诗歌有严阵的《老张的手》，引起全国诗坛瞩目。在地方戏曲方面，更是发展迅猛，佳作迭出。1953年4月成立了省黄梅戏剧团，创作、排演、拍摄了《天仙配》、《夫妻观灯》、《打猪草》、《女驸马》等一批好剧目、好电影，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好评，严凤英、王少舫等获得了演员一等奖。省庐剧团创建于1951年，其后排演了《借罗衣》、《讨学钱》、《打芦花》、《休丁香》，获得了多项奖励，名声远播。与此同时，省徽剧团、省京剧团、省杂技团、省话剧团先后创建，流行于淮北的泗州戏、梆子戏等也都有发展，戏剧舞台花团锦簇，成为一时之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活跃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电影放映事业迅速发展，到1957年全省共有电影院43座、电影放映队281个。1952年开始组建全省群众文化网，到1956年，大体上做到了县有文化馆，区有文化站，高级社、街道、工矿成立了一批俱乐部或业余剧团，地、市、县都建立了图书馆。

　　在教育工作方面，应该说安徽教育基础非常薄弱，到解放前夕，全省只有各类中等学校167所，在校学生3.6万多人，小学12300多所，在校学生66万多人。从1950年起大抓扫除文盲，兴办小学，增加中等学校，教育事业生机勃勃，发展较快。到1956年，全省已有小学二万一千多所，学生280多万人。到1957年，全省中学增加到223所，在校学生15万多人。中等职业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师范教育更是发展迅速，1949年初，全省只有11所师范学校，学生3400多人，到1960年增至89所，在校学生达6万多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进展巨大，成就令人瞩目，现在我们都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盛况和带来的深远影响。1949年初，安徽省有三所规模很小的高等院校，即安徽大学、安徽学院和淮南工业专科学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省首先从上海迁来了私立东南医学院，后改为安徽医学院，即现在的安医大；在芜湖成立了安徽师范大学，在合肥成立了安徽农学院，即现在的安农大，其后又先后成立了合肥矿业学院，即现在的合肥工大，新建了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以及淮南矿业学院、蚌埠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和安徽财贸学院等等。到1960年，全省高等院校增至44所，在校学生达二万三千多人，可谓一时之盛，培养出了大批人才。至今，大家都还记得当时的安徽大学、合工大、合师院、安师大、安农、安医等为我省乃至全国其它地方培养出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尖子，为国家建设、为人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医药卫生方面，安徽在五十年代也有很大发展。建国之前，贫穷落后的安徽严重缺医少药，疫病流行肆虐，婴幼儿疾病死亡率高达20%以上，人均寿命在35岁以下。解放以后，大抓了医学卫生教育事业，1960年全省中等卫校达70所，培养了大批医务人才。1959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达到二万四千多个，其中大小医院的床位数达到五万多张，大大改善了病患人员的及时医治。当年流行很广的血吸虫病，全省估计感染者达40多万人。1955年以后，省及血吸虫病流行区县以上政府都成立了血防委员会，到1958年全省有血防人员近2800人。桂林栖同志多次亲往疫区检查督促防疫治病工作。1958年全省消灭钉螺面积达2.76亿平方米，治疗病人20多万人，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在加强公共卫生方面也有很大进展，普遍建立了卫生防疫机构，减少疫病的传播与流行。我省的中医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952年就成立了省中医进修学校，及时重用了我省着名中医王任之、陈粹吾，其后又成立了六所中医院，为我省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

　　这里特别要指出，桂林栖同志在安徽推行“责任田”过程中，可谓矢志不渝，竭尽全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中共党史研究室编纂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09年9月）》，在1961年部分，共有四条重要内容，其中之一就是：“3月6日，安徽省委依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责任田”被正式载入史册，充分说明了它在探索和推进我国农村改革中的重大作用，它在加速恢复农业生产、摆脱农村危机中的重大作用。

　　大家都还记得，1960年前后的广大农村，由于“左”风盛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面对这种严峻局面，安徽省委在深入调查和认真总结教训中认识到，人民公社在生产管理上统得过死，社员失去了生产自主权，存在严重的生产大呼隆和分配一拉平的弊端，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省委倾听和尊重群众意见，提出实行以社员为主体的生产责任制。1961年2月底，在合肥市郊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试点，形成了试行“责任田”的方案。在此基础上，于三月六日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先听取合肥蜀山公社干部群众的意见，然后讨论关于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桂林栖同志当场表示完全赞同，抓紧试行。会后省委负责同志带着试行责任田办法的草案分赴各地贯彻实施。桂林栖同志在三月八日就到桐城，召集安庆地委和桐城、枞阳县委等负责人开会，明确指出：责任田“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中央十二条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定会产生重大作用，同时这也是克服“五风”最好的办法。他要求地委和十三个县都要大胆试行，先抓试点，然后推广。这次会后“责任田”迅速在安庆地区推开，此后他又到潜山、太湖、怀宁、枞阳等地指导督促。桂林栖同志一面深入下去推行，同时又根据面上的情况加强指导，在3月14日晚召开了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强调把“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改名为“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加奖励”，以免引起误解；要讲清“五统一”的要求，要迅速把夏季作物按青苗生产情况定产承包下去。

　　当时，曾希圣同志正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对他提出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有各种不同的反响和看法，有的认可，有的担心，有的保持沉默，有的公然否定，说它是“组织起来的单干”，也有的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回到土改分田的时候去了。”曾希圣为取得中央的支持，经事先电话联系，于十五日上午八点钟，前往毛主席住处汇报，着重说了“责任田”办法的基本内容、主要好处和可能带来的问题，并肯定地说，从各地试点看，增产是有把握的。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你们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毛主席明确表态后，曾希圣立即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说“责任田”已经通天了，可以搞。桂林栖同志急事急办，亲自以省委名义拟定了一封给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的信，并附去《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信中充分肯定了“责任田”办法，说明它在试行中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要继续加强领导，细致地做好工作，“务使这一办法得到正确地贯彻。”三月十七日桂林栖同志又以省委名义批转了广德县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办法的报告。经过上下齐心协力，各地群众闻风而动，到三月底全省已经有39.2%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办法。

　　在推行“责任田”过程中，省委十分注意精心指导，及时检查，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桂林栖同志在八月份到太和县对推行“责任田”情况作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太和县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所述情况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充分反映了“责任田”推行之后产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广大农村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报告中讲到：“太和县有81.4%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经过夏收、夏种、夏管的考验，明显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①劳动力充分利用。就是说过去干活是干部挨门找，社员装病、老，明是去干活，暗地去睡觉；现在是干活不用叫，个个头里跑，老少都下地，家家闲人少。不仅整、半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劳动质量和效率也大大提高。②耕畜、农具显着增加。实行‘责任田’办法四个月来，已购买耕牛4200头，其中1200头是群众自筹资金买的，大小农具也增加了不少。社员说：‘去年农具往外丢，今年农具往家添，要不是实行这个新办法，哪有心肠添这些东西。’③生产面貌大改变。一是种的多。去年全县抛荒29万亩，今年除留二万亩晒垡地外，其余耕地全部种上庄稼。二是管得细。秫秫普遍锄了五、六遍，最少锄了三遍。红芋都进行了补苗、拔草、冲垄、翻藤。黄豆据说五七年只锄一遍，六○年未锄，今年一般锄了两遍，部分锄了三遍。在解决了大田与自留地争肥矛盾以后，各种作物施肥量普遍增加。不少地方还发现社员自己出钱买肥增施，买种子补种，买农药灭虫。三是长得好。我们在160华里沿途看到，庄稼长得都比较均匀，没有草荒，秋粮作物中秫秫长得最好。往年这里秫秫穗头基本都是壳多粒少，而今年从上到下都是籽粒饱满。据70多岁的老农说，是40年来所罕见的。山芋秧苗也多数生长茁壮。”报告还分析了责任田的发展趋势，强调指出：“在生产形势的启迪下，不少人转变了对‘责任田’的看法和态度。在太和县曾经有老办法，有包产到组的办法，有责任田新办法，但当实践显示出责任田确比其他办法优越，干部推行责任田办法的态度也就由摇摆转为坚决，原来的多种办法也就自然趋向于单一的责任田办法。”“从阜阳全区来看，对推行责任田新办法，凡是抓得早、抓得紧的地方，夏季生产都搞得较好。亳县因为抓得晚，6月下旬才布置全面推行，就很被动，生产搞得较差。全县抛荒21万亩，草荒40万亩，与太和县庄稼生长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现在亳县县委已感到吃了亏，下定决心全面推行责任田办法，力争在秋种中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我们看到，这份报告不仅充满激情，而且很有说服力，对推进“责任田”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阜阳地区个别推行“责任田”较慢县有的负责同志，看了很受启示，表示一定要下决心赶上来。

　　常言说得好，春华秋实。“责任田”是1961年春天在安徽大地开放的灿烂之花，到秋天结出了累累硕果，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大家满怀喜悦之情，充满信心地要把责任田进一步巩固提高。这时，省委一方面抓检查总结，把经验推广开来，一方面抓下年的推广和改进工作。桂林栖同志在9月12日召开的省委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注重总结推行“责任田”的经验，同时注意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广大干部“真正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通过他们去正确地推行”。在9月下旬省委召开的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专门组织班子（包括在基层搞整风整社、推行“责任田”的同志），根据推行“责任田”的实践经验和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起草了关于继续认真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意见，在回答“责任田”是不是权宜之计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这个办法“是不是要变，要依据实际效果而定。如果这个办法都能调动积极性，增加生产，不仅不会变，而且还要作为一个先进经验，加以普遍推广；如果这个办法不能增产，不利于社会主义原则，那就不能不变……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利于促进生产，是完全应该实行的。”这是很有远见的看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后期在揭安徽省委盖子的时候，涉及到了“责任田”问题，有人说是搞单干，也有的说是走回头路，越批调子越高，定性为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实际上敲响了“责任田”的丧钟。而当时会议情况还没有传到安徽，安徽省委还在一心一意推行“责任田”，在家主持工作的桂林栖同志于二月三日召开了地、市、县委负责人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强调指出：“我省去年在贯彻六十条的前提下，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有些地方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了社会粮食总产量，这是个客观事实。如果说这个办法搞错了，搞坏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按照加强领导、积极推行的要求，提出了继续搞好“责任田”的意见。两相对照，一个在揭发批判，一个要继续推行，是很有意思的一幕。

　　从上述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全过程来看，桂林栖同志聚精会神紧紧抓住了解决当时农村严峻局面的关键举措，这就是推行改变农村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责任田”办法，广大农民把它称作“救命田”，实际上也是进行农村改革的“试验田”。他认定这是农村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的关键所在，因此义无返顾地一抓到底，而且环环扣紧，使它顺利推开，使它更好地发挥效益，使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61年安徽农村巨变，大家都吃饱了肚子，活跃了城乡市场，还支援了邻近省份，特别是河南灾民，真可谓功莫大焉，善莫大焉，这其中就有桂林栖同志坚定沉着、领导有方、善于引导的一份功劳和重大贡献。

　　（四）

　　在纪念已经去世的老同志的时候，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一生的奋斗业绩、经历的曲折和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学习和弘扬他们当年献身革命、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努力探索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可贵精神，避免再犯过去发生的错误和挫折，从而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同志今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汲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段论述，非常精辟，非常中肯，非常重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全面分析的方法，防止情绪化、片面性和绝对化。这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我们党的历史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正确对待历史人物，正确评价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前辈人物的功过是非，正确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