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曾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山临危授命，服从中央安排，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为坚持华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曾山   华中   抗战   贡献

　　【作者简介】刘金菊，男，江西省于都县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曾山与王明、陈云等人同机从苏联飞抵延安。他临危授命，服从中央安排，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为坚持华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根据中央指示，积极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7年11月，曾山和王明、陈云等人同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后，列席了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曾山在会议上指出：“在各游击区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各种办法解释新政策，争取更多的人来拥护党的新政策”；“在干部中要进行新政策的教育”；“发展工作不仅要下山，同时要在各中心城市建立白区工作。”会议经过讨论，确立两项主要原则：一是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抗日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二是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曾山等为委员。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中，同时兼有领导职务的只有项英、陈毅、曾山三人。

　　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937年12月28日，曾山和李一氓率领30余名党员干部离开延安，途经西安到武汉，协助叶挺、项英等开展新四军部队的改编工作。

　　1938年1月4日，曾山和项英等离开汉口，经九江到达南昌，并将新四军军部迁到南昌。随后，按照东南分局、军分会的安排，曾山和项英一道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先后到湘赣边、赣粤边和闽浙边等游击区，看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战士们，传达中央指示，动员他们下山改编。

　　1938年1月16日，曾山和项英来到吉安，会见了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谭余保，并随谭余保一同前往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大本营——莲花县棋盘山垄上村，代表党中央对他们进行了亲切的慰问，赞扬游击队员们在三年艰苦岁月中不屈不挠为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并向他们宣传国共合作以后的新形势和党的新任务，动员他们下山改编，勉励大家北上抗日再立新功。通过努力，成功地将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大队第一支队第二团，并决定由原湘赣边红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领部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另留一特务队，约20余人枪，随谭余保留在原地坚持斗争。

　　随后，曾山和项英又奔赴赣粤边游击区着手新四军的编组事宜。他们与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以及新四军驻赣南办事处主任贺敏学等人会面，一起研究改编集中在这里的赣粤边游击区江西抗日义勇军、湘南游击区的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这两支红军游击队。通过努力，这两支红军游击队分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同时，曾山和项英还与赣粤边特委一起研究了地方工作，宣布了杨尚奎等留下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名单。然后，曾山与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队先乘汽车到赣州，再乘木船沿赣江北上南昌，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938年2月28日，曾山随闽浙边游击队负责人刘英派来接应的代表龙跃、余龙贵前往闽浙边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与刘英、粟裕一起将闽浙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并开赴皖南集中。

　　总之，通过近四个月的艰苦努力，曾山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决策，到武汉、南昌新四军军部初创，直至亲赴湘赣边、赣粤边和闽浙边三块游击区传达动员，参与了组建新四军的全过程，为新四军的成功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积极恢复发展东南党组织，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工作

　　根据1937年l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东南分局“党的工作由曾山管理，项英负指导责任”。曾山到达南昌后，就协助项英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会议，传达党中央对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指示，研究分工、确定分局的首要任务是传达党中央的新政策、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对赴各游击区传达、动员一事进行了具体分工与研究。会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正式宣告成立：书记项英、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黄道，统战部长涂振农，民运部长邓振询，妇委书记（妇女部长）陈少敏（后李坚真），青委书记（青年部长）陈丕显，秘书长郭潜（后温仰春）。

　　作为东南分局的实际领导人，曾山首先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东南地区党的组织，特别是恢复和重建了赣粤边等特委、浙江等省委、吉安等县委。东南分局管辖范围包括江西、浙江两省及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的部分地区党的工作，并与江苏、上海地下党有工作关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能坚持活动的组织和党员不多。为此，曾山着力紧抓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巩固和发展。他抽调一部分比较强的同志到分局当巡视员，整理各地党的组织，加紧干部教育，并以东南分局名义下发了关于猛烈发展党员的《指示信》，指示各级党委要大胆的、积极的发展新党员，不应限于过去的老区域，而主要是向城市及一切没有组织的地方，将一切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抗敌救国青年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曾山还亲自领导了恢复组建江西省委、南昌市委及部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和黄道、涂振农一起署名)等重要文件。1938年2月，中共南昌临时委员会成立，曾山兼市委书记；8月，江西省委成立，曾山兼任书记；在曾山的辛勤努力下，东南地区迅速地恢复重建了江西、福建、浙江三个省委、13个特委及分局直接领导的南昌市委，党员发展到22000多人。

　　1939年2月19日，曾山在吉安受到周恩来的秘密接见，向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移交了江西党组织的工作。同年4月，作为东南分局分管浙江党的工作的领导，曾山陪同周恩来前往浙江金华等地检查工作，与陈毅等—起领导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扩大等工作。在皖南工作期间，曾山亲自为党校学员讲授马列主义课，以讲故事等形式启发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在苏北、淮南工作期间，曾山兼任华中局党校副校长，与陈毅、刘少奇在一起，团结重用了孙冶方等知识分子，锻炼培养了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等一批年轻干部。

　　此外，曾山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作为东南分局、华中局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非常注重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和新型的人民军队呕心沥血。他指派余昕、郭敏等人在江西抗日青年服务团中成立总支部，以加强党的领导；他亲自领导创建了著名的抗日救亡团体——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参与领导创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江西青年战时工作团、七七读书会、妇声社、南昌文化界救国会、南昌抗战歌咏协会、南昌生活书店、大众文化社等抗日救亡团体。通过派巡视员，阅读《解放》、《新华》、《群众》等党的刊物，召开支部大会，利用灰色团体等形式，加强江西党的工作。

　　1942年至1945年间，在整风运动中，曾山参与领导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担任学习检查总委员会主任，教育、保护了不少干部。华中局通过华中局党校，举办了几期县团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班，在学习班的审干工作中，曾山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搞得比较稳，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老同志张劲夫说：“在华中局的那段时间里，我把曾老主持的华中局组织部看成自己的家，把曾山当成亲切而敬重的长者，很多心里话愿意向他倾诉。”经济学家孙冶方曾回忆说：“他从来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曾山领导的华中局组织部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曾山无愧为是我党组织工作的楷模。

　　三、模范坚持和执行“独立自主”原则，抵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

　　曾山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执行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山同志坚持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对项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斗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山在东南局执行党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方针，发挥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1938年春，中共中央作出了在抗日武装力量中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以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确保党的领导力量不被削弱。当时，曾山同志是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谭启龙任赣东北特委书记。他指示谭启龙：一定要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在抗日团体流亡青年中物色对象，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和教育，经过实际工作考验，从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谭启龙按照曾山同志的这一指示，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先后秘密吸收了李广、钱敏、陈野萍、严永洁、程桂芬等100多名青年入党，分别派往国民党政权机构和群众团体工作。这些同志后来成为我党开辟苏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1938年3月，曾山抵达浙江金华指导抗战，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顾玉良、委员徐洁身的汇报。针对浙江与金华的形势，曾山作了应抓紧时机、大力发展和恢复中共组织的指示。曾山在浙江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金华斗鸡巷4号与各方抗日进步力量交流磋商，体现了一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高超的的才华。当时，斗鸡巷汇集了浙江100多个进步抗日团体，曾山在斗鸡巷4号门口对各团体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鼓励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和热血青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建起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军的侵略。他会见了浙江省工委全体成员和从上海党组织派来的中共党员汪光焕、周源、林一心、张文岑等同志；访问了由中共党员、著名学者杜国庠率领，由林默涵、何家槐、麦新、柳青和孙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团。曾山还多次会晤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主席黄绍竑，黄绍竑基本上同意曾山提出的为照顾部队家属和处理今后党组织在浙江的有关事宜，在平阳、温州、丽水设立新四军后方办事处机构的意见。曾山的坦诚相见，使黄绍竑看到共产党的高风亮节，他主动提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环境中，物资条件很差，在部队开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前，浙江省政府将发给步枪500支、子弹10万发和1000套军服等，为抗日武装提供军备后勤保障。1938年3月中旬，粟裕率领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主力400余人，从平阳山门出发，前往皖南集中。当部队行经丽水大港头时，黄绍竑率浙江省政府官员专程赶到丽水碧湖会见粟裕，并检阅了部队，发给军衣与枪支弹药。另外，曾山还团结了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中国民主同盟的罗隆基、第三党的王枕心及许德珩、王造时、彭文应等进步民主人士。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山对项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斗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项英受到王明的影响。曾山明确反对王明提出的错误的统一战线理论—-两个“一切”（一切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认为其实质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单纯依靠国民党的力量进行抗日。1939年1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曾山辗转回到南昌。他立即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鉴于当时抗日形势的迅速变化，曾山要求与会同志根据中共六中全会的精神，在一个时期内主要反对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指出党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作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在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曾山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一个检讨皖南事变的报告。他说：“东南分局成立起，我就在东南分局工作，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是一直和项、袁在一起的。因此，在这点上，我对项、袁的错误，要负较大的责任”，“为什么我没有和项英的错误做坚决的斗争？一方面是由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非常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软弱，这是一个教训”，“当时我在东南局是副书记，但项英不以副书记对待，曾想把我们的分歧打电报报告中央，电报未发完，项英知道有问题，就把译电员撤了，后来我要求去参加党的七大的电报也发布出去”，这些话充分反映了曾山同志严于律己、勇于承担责任的可贵精神。

　　四、积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做好华中抗战的财经和后勤保障工作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曾山担任了新四军军部后勤部长。他一面在根据地内部积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一面通过地下党从上海等地筹集大量经费和物资，保证新四军的供应。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由苏北盐城迁往淮南黄花塘，曾山此时又兼管财经工作。为了保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物质供应，他在根据地组织干部和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并通过地下交通线，从上海敌占区秘密购买大批军火、药物、生活用品等急需物资运进根据地，以保证新四军及机关、群众的急需。

　　为了统一华中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影响，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设立了华中印钞厂，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银行——华中银行；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他亲自率领售货员做好印钞厂的安全转移工作。建国后曾山主持的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其领导成员中有许多就是在此期间培养出来的。

　　曾山在华中抗战中卓有成效的财经和后勤保障工作实践将永载新四军的光荣史册。

　　【参考文献】

　　[1] 苏多寿、刘勉钰：《曾山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吴跃农：《曾山与统一战线二三事》，见《党史文汇》2004年第2期。

　　[3] 刘勉钰：《江西党史与党史人物研究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