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家史

　　我的家乡安徽省灵璧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楚汉相争垓下之战的故地。2215年前，刘邦将项羽的10万兵马在此团团围住以致粮援断绝，四面楚歌，致演出了一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至今，灵璧县城东10余里有虞姬墓一座，并有碑上横额刻有“巾帼千秋”4字，左右刻有古联一副，上联为“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下联为“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本县因产灵璧石而得名，常有文人、墨客和众多的游人慕名来此地游览。

　　我于1926年3月6日，出生在灵璧冯庙三卢村一个农民的家中，老人给我起名叫余善，寓意希望我为社会多做好事。

　　大祖父卢光谟是清末进士，号称“卢老进”，远近闻名。年近古稀时，仍在后院西屋教私塾（后由儿孙接班）。家有房屋9间，土地30余亩，生活比较富裕。

　　祖父卢光训，懂得中医知识，常义务为附近群众看病悬壶济世。爷爷会打算盘，年近花甲时在冯庙集开“洋货店”，生意比较红火。祖母共生了八个儿子（夭折五个），累年害病后，在治病时花了许多钱财。于是家道后来渐渐衰落了。

　　父亲卢炳栋，生于1898年，排行老三，读书甚少，是个老实农民。母亲卢杨氏， 1900年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四。当时“门当户对”于1922年嫁到三卢村卢家，是个慈善贤慧的家庭妇女。共生五女一男姐妹6个中我是唯一的男性，从小在各方受到优先的照顾。我刚记事时，听父亲讲过家史。现在把有印象的事情回忆如下：

　　我伯父卢炳厚，长父亲五六岁，有二子一女，长期患病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全靠伯母和大哥劳动，生活比较困难。五叔卢炳化，因家贫年近30岁尚未结婚。我们两家和爷爷奶奶人口众多，在一起吃“大锅饭”产生许多矛盾。爷爷开始在冯庙开洋货店，生意较好。1919年“五四”运动，要求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爱国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本地。爷爷是个爱国进步人士，为响应号召，把日货倾销处理后，弃商务农，回乡种田。因年事已高不善耕作，把做生意的余资都化光了。我五叔为了早日成亲，主张兄弟分家后，闹得我爷爷无奈，将仅有的10亩土地和前院九间房屋一分为三（五叔跟随祖父母居住）。

　　我家分了中间走廊两间半住房和三亩土地（大伯同我家分同等的房、地）。剩下四亩土地和三大间房屋留给五叔和两位老人。分居后，矛盾有所缓和，加上我父亲身强力壮，母亲也很勤劳，我家的日子开始好转。但好景不长，1931年秋，当地发生了历史罕见大水灾，80%土地变成一片汪洋，许多村庄被冲毁淹没，人、畜死亡惨重，乡亲们处在极端困苦之中。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统治当局”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田赋、烟酒、保丁、屠宰、保家等税费繁重，仍然逼迫着照缴，搞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许多穷人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因此民怨沸腾，风波四起。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1932年春荒来临之际，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灵璧独立区委负责人戴文生领导总支成员研究后，通过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倡导“穷人相互接济，共同渡过春荒”。并要求各党支部组织和扩大“光蛋会”、“穷人会”、“牛头会”等进步团体，准备开展麦收、秋收夺粮斗争运动，提出“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取消苛捐杂税”等革命号召，深受广大穷苦人民欢迎。

　　在麦收时，在当地党组织精心指挥下，五月中旬，队员们身带大刀、梭标、土枪等各种武器，强行收割灵北高楼等大地主麦田800余亩，穷苦群众获小麦10万多斤。麦收暴动取得初步的胜利后，当地国民党政府惧怕人民群众，也被迫将各种捐税较前有所减轻，人民生活略有改善，从而大大提高了共产党为劳动大众谋利益的影响和威望。
　　（二）借读求学

　　1933年春节时，我七周岁略懂事了。后院学校的朗朗的读书声，对我颇有吸引力。父亲出门做小买卖未归，母亲叫我找爷爷帮助上学。当我找爷爷要求上学时，老人家既高兴，又感到为难。因分居后各自生活都艰苦，但他还是欣然同意与教书的大爷爷商量后再定。

　　我家住中间过廊房屋，大爷爷每天经过见面时我都喊“老爷爷好”，老人家很喜欢，对我印象较佳，同意我入学。后来根据学校座位情况，同意我“借读”旁听，加一张小饭桌和板凳学习。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到杨庙大舅家中借钱、找书。大舅杨殿堂也是教书先生，将表哥读的书籍送给我用，还赠两元大洋支持我上学，并说：将来学习有困难时，就到他学校里去上学也可以。

　　记得，上学前母亲给我缝一身新衣服，教我好好读书，将来能找个好饭碗，说光靠种田没有出息。上学时，我心情既高兴又有些紧张，怕学习不好对不起父母。上学开始，爷爷给我起个学名，按卢氏家谱排辈“灿”字叫卢灿宜，用意是未来前程“灿烂光辉”和“顺心如意”。

　　上学的启蒙读本是《三字经》。开始两句：“人之初，性本善”，正好与我的乳名“余善”“善”字挂起勾来，我便用心牢记。由于我学习的积极性高，一天能背诵十多句，老爷爷听我念得滚瓜烂熟，就夸奖我脑子聪明，并鼓励我好好学习，长大也能教书。就在这三年多黄金时间里，我读了《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四书全部读完，还能达到通背，熟记， 而且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可是好景不长，日寇侵略者挑起的战火不断，打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制造事端，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全国人民奋起下迅速开展了。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北平、天津失守，日军即沿津浦路南下。193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中国共产党的促进下率部抵抗日军，在台儿庄取得了以60万兵力歼敌四万人的胜利，但台儿庄战役未能阻挡住日军继续南侵。

　　1938年5月19日，日军攻占了军事要地徐州。徐州离我家只有100多里。当日下午，日军即派飞机对徐州周围一些县城包括灵璧县城进行轮番轰炸。灵璧县城内顿时火光冲天，大火持续三天不熄，炸死炸伤许多平民，房屋倒塌无数。目睹了日军飞机轰炸造成的惨景，我这个12岁的初懂事的懵懂小学生，心中愤恨又害怕，学校不久也被迫停止上课，我便从此辍学了。

　　1938年8月11日，日本侵略军进占灵璧县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寇入侵灵璧县城的当天，就有20多人死于日军的刀枪下，北关一姓陶少女遭日本强奸投井而死。在3天的时间里，日军就把灵璧县城糟蹋得尸横遍地，断壁残垣，其状惨不忍睹。日军在控制灵璧县城之后 ，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曾在全县各地、宿灵公路以北的浍沟、冯庙、虞姬墓、固镇等地设立日伪据点30余处，总兵力近万人。对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加强防守。在日伪统治区内，竭力宣扬所谓“中日合作”、“王道乐土”，对中国人民施以奴化教育，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日本侵略者对当地人民施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除烧杀抢掠外，对抓来的所谓“共党要犯”经严刑拷打后，放在营院内让狼狗活活撕咬至死。当地人民生活十分贫苦，大部分外出逃荒。有一首民谣唱道：“日本鬼子进中原，蒋军不战向西南。土地荒芜无人种，人民生活实可怜。青年妇女被侮辱，青年男子枪下惨。”而在灵璧县城及敌伪据点周边，抗日烽火遍地燃烧，均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游击区，领导人民奋起进行抗日斗争。
　　（三）自谋生计

　　1938年秋，灵璧县沦陷后，日伪官、军、匪都借“抗日”之名，自封为王 ，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长官，并巧立名目，向老百姓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诸如保丁费、子弹费、保家费、训练费等，百般鱼肉人民。

　　我辍学后，家中又增添两个小妹妹，人多地少，生活难以难持。农忙时，我跟着父亲给地主干农活。农闲时，父亲跑南京拉黄包车，挣钱也很少。在家中生活非常困难时，母亲到舅舅家借钱，叫我做小买卖，卖花生、烟卷、糖果，走村串巷叫卖。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张口叫喊，因大祖父在当地是个知名人士，怕影响老人家的声誉。后只在逢一、三、五、七、九时，赶集去冯庙卖。但在那年景生意很不好做。也受到大祖父的阻拦，并助资叫我另选行业维生。黑暗社会里，不务正业的行当很多，如赌博、耍魔术等骗人的行当。我因年幼无知，在别人鼓惑下为了不出力，可以赚钱，就参加“推牌九”、猜“黑红宝”赌场，第一次就输掉三块“袁大头”银元。回家后母亲叫我交账，我无奈吐出被骗真情，气得母亲直哭，训斥我举棒痛打，叫我改邪归正。我吓得跪到爷爷屋子里，要求老人家出面说情求饶，爷爷说，只要不再进赌场了，他可以帮助三元钱，解决家中燃眉之急。我答应以后一定改掉这种恶习，绝不再上当受骗了，一定听爷爷的话，才避免了一次皮肉之苦。小时候做了许多错事，现在回忆起来，多么幼稚可笑呀！如不走上革命道路，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冬天无活干，爷爷怕我外出淘气，教我打算盘。从“三篇九”、“小九九”开始，背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我记得很快，手拨算盘珠子也很灵活，以后又学加、减、乘、除等混合练习，白天手练，早晚背记口诀，掌握要领学得很快，爷爷对我学习进步非常满意。现在看来，那时学习算术，对如今我记忆力强打下良好的基础。

　　冬天来临之际，除了解决家里的口粮问题，就是解决锅底下的烧柴。因我家地少烧柴不足，母亲叫我带着大一点的妹妹到村外拾秋风刮掉的干树叶和树枝。天气很冷，穿得又较单薄，刚出来时冻得有些打颤，快步扫树叶、捡树枝，活动一会儿很快身体就适应了。拾柴孩子也挺多，在一起打闹说 笑也十分有趣，并不感觉得丢人现眼。

　　我还有一个谋生办法“半乞讨”，就是在过我国的传统春节时，用红纸给别人写春联，给较富的人家说个吉利话——送“增福财神”喜帖，春节时到各户讨“财神馍”，从本村到前后庄，能送到100—200张小红条财神贴，节后可讨红窝头和细馍馍几十斤，对过春荒也有一定补助作用。由于生活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父母无奈，将比我大两岁姐姐送到郭桥一个中农家中做童养媳，同时将比我小两岁的妹妹也送给高安四姨家中为养女（他们家无子女）。半年后二妹跑回家中宁死不去，不愿过孤独生活（如今她81岁仍健在，生活过得很好，提起往事感慨无限）。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冰天雪地走村串户去收讨“财神馍”时，脚上穿的单鞋，把右足冻伤后不能走路，还冻坏掉一个大足趾甲、现在也未长上，这事是永恒的记忆。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明确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当年8月5日，山东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先遣第一梯队，在李浩然支队长率领下，挺进灵北边区开展敌后斗争。1939年10月10日，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在胡炳云指挥及当地群众支持下，组织了袭击灵北冯庙镇的战斗。冯庙是日伪军的一个较为坚固的据点，驻有伪军一个连和一小队日军，并有一支便衣队，对我军抗日活动威胁很大。为了扩大抗日游击区，苏鲁豫一大队决心拔除该据点，在胡炳云大队长指挥下发动了进攻。根据该据点工事坚固的特点，他先派战士化装成修据点的民工混入据点后，通过“里应外合”，不到一小时，攻入敌据点并放火烧炮楼，一个小队日军全部被烧死在炮楼里。正在这时，灵璧县城、固镇两地的援军——两个中队日军、一个营伪军，乘30多辆汽车赶到冯庙外围，妄图乘我部立足未稳时收复据点。胡炳云大队长闻讯，面对气势汹汹的日军，先留一个小队佯动，他率领大部队在敌人背后展开攻击，对敌实行反包围，激战持续到深夜，日伪军腹背受夹击，即刻逃跑。冯庙一战，共歼灭日伪军400余人，烧毁敌汽车20多辆。我军伤亡50余人，在灵璧境内，以小的代价对日军作战的胜利，这还是首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胜仗，使皖东北人民增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于是这一带到处流传着“鬼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的民谣。灵北日伪军被打怕了，一听到胡炳云大队就胆战心惊。小股敌人更不敢贸然出动扰民。

　　冯庙距我家约五华里，在冯庙战斗胜利后，当地人民群从和学生前往参加庆祝活动。当时，看到八路军不但打鬼子取得重大胜利，而且纪律严明，对老进姓态度和蔼，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影响。因此，年龄大一点的青年要求参加抗日队伍都被接收了，我则因年小体弱要求参军未能如愿，而后我回家半读半农。
　　（四）半读半农

　　因灵北家乡距津浦路东侧只有100余里，日、伪、顽军在周边城镇和交通线上的冯庙、禅堂、高楼等地建立许多据点，以对付抗日武装镇压人民。我八路军“胡大队”在冯庙战斗胜利后东进，仅有小分队在地方党领导下进行游击活动，宣传我党我军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除抗击日本侵略者外，最终目的还要彻底解放劳动人民，使穷人翻身当家作主。当时，在敌、伪、我“三角斗争”中，我方力量虽小，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是不可战胜的抗日力量。

　　半读，1940年春节后，在当时农村形势相对缓和情况下，我们本村私办的学校又开始复课了。校长卢灿庆大哥执教（接我大老爷的班），并还住在本院内，我又能继续的上学了。为此，父母鼓励我努力学习文化，希望我长大后能有所作为，说不能靠种咱们的两亩半地吃饭，那是没有出路的。我牢牢记住老人家的谆谆教育，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心中十分高兴。

　　私办学校复课，主要学习孔孟旧书，如《千文字》、《千家诗》、《三十韵》和《诗经》等。开始我不能完全听懂，特别学习唐诗中的古文，很吃力，只是“摇头晃脑”的跟同学一块背诵，虽然是鸭子吃田螺“食而不知其味”，学习的兴趣却很浓。校长卢灿庆对我很关爱，又住在一个院内，所以他经常辅导我学习。因此，我每门课目考试的成绩都占优、良，老人们对我的学习成绩均感满意。

　　半农，就是到夏、秋农忙季节，自家有两亩多庄稼地，全家出动收割完毕后，我又随父亲和本村穷兄弟到冯庙镇去做临时工，主要是帮助地主收麦子。收割时，由地主工头带领分片包干，我因才13—14岁劳力有限，累得满头大汗也赶不上成年人，所以每到收工前，父亲和灿启大哥都要回头来帮我割完分片的麦子，否则地主不开饭。记得，地主为了刺激打工者多干活，中午的饭有白面馍馍，外加肉蛋等“四菜一汤”（汤即绿豆汤）。那时由于又饿又累，我吃得挺香。时间久了，对这种劳动生活就习惯了。为了辅助家中减轻人多地少的困苦，加上读了孔孟之书，我却认为这是“命运”注定，无法改变。在这种状态中，我半读、半农一年多的时间。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通过地下党的组织，号召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和抗日救亡工作。

　　当时，本地有三种不同的势力，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去皖中安庆学习，参加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如卢灿安等；中等家庭子弟，被伪军骗去当壮丁，扩充维持会地方势力，巩固其统治，如卢青舟等；贫苦农民的孩子，经过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宣传教育及动员，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我是属于后一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