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七分区独立二团工作

　　到独立二团分配工作，政治队在我的毕业鉴定书中的意见是任连指导员或支部书记，团组织股长崔绪龙却把我分配在团直属队任指导员。工作不足一个月，因我学习过测绘业务，团参谋处缺人和战备工作需要，经副团长兼参谋长周子平提议、经团党委讨论决定，调我到团参谋处做侦察参谋。因业务比较熟悉，我愉快服从组织决定。

　　到团参谋处工作不久，即发生了黑茶山“四八”不幸事件。我们团根据上级的指示，隆重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革命烈士。狄克东政委在追悼大会上讲话，他联系当时国内的形势，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号召全团指战员学习铁军革命精神，加强战备，以实际行动纪念“四八”烈士。这一讲话，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有很大促进作用。我参加大会深受教育。

　　1946年5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沿津浦铁路调动频繁。这是蒋介石全面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前兆。为摸清敌军调动的情况，我奉命随五河县公安局情报员，化妆到淮河南岸临淮关火车站侦察。这次行动，我们化妆为商人，利用情报人员在临淮关亲戚的关系，办了五河居民证件。因临淮关小镇无城门和哨卡，比我过去深入日军占领泗县城绘制地图时相比风险较小。当天上午，我们乘轮渡到达淮河南岸，仅有渡口敌警察盘问，把证件给他看一下就放行了。我们经临淮大街向西行约两三华里地，便到了临淮关火车站。该站不太大，客运和军运混在一起，显得十分拥挤和繁杂。

　　我俩购买到蚌埠的车票，以候车旅客的身份延长到下午3时许才返回。我们亲眼见到有两列军用闷罐车由南向北运输国民党的兵，后面的平板车装着汽车、大炮。列车均用阿拉伯字号码写的部队代号，没有部队番号，看不出敌人真实的企图。完成任务后，我们当晚安全返回团部，立即向团首长汇报。团领导听了汇报，说与上级通报的国民党军队在津浦线上调动的情况基本一致。受到副团长周子平的口头表扬。

　　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终于在1946年6月26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规模地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正如赖毅政委所预料，在华中，淮北地区首当其冲。
　　（二）在淮北自卫战争的艰苦岁月

　　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的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位于豫皖苏鲁四省交界地区。它在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包括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地区，地处徐州、蚌埠、淮阴三大军事重镇之间。因此，不论对我对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8年抗战中，我新四军第四师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不畏强敌，和日军作战达3078次，毙、伤、俘日军6万余人，把根据地发展到25个县的范围，并建立了民主政权，人口达6173470人。部队由原来的1000余人，发展到5万多人。我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彭雪枫师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部队伤亡8081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我调淮北第七军分区教导大队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第七分区二团任参谋，同淮北军民一起投入了神圣自卫战争。

　　1、抗战胜利后的时局

　　日本投降后，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面临着谁来治理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现实问题，新的矛盾和冲突也在急剧地发生着变化。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和平协定，期盼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实际上既没有迎来和平，更没有实现民主，以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当时我部队地处淮北津浦铁路沿线，国民党调重兵驻守，在地主还乡团配合下，不断骚扰、频繁进攻我解放区，我们没有得到一天安宁。蒋介石下令：不准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并大举招降纳叛，网罗游杂武装，使汉奸、伪军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急剧膨胀，内战一触即发。

　　为了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巩固和扩大解放区，1945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部队。邓子恢任华中局书记，谭震林任副书记；邓、谭还分别任华中军区政委、副政委，张鼎丞任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张爱萍任第二副司令员。华中局和华中军区驻淮安，苏皖边区政府驻淮阴。同时将驻区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6、7、8、9等四个纵队，每纵辖5个团，总兵力为4万余人。其中，第9纵队由淮北地区部队编成，张震任司令员兼政委，饶子健任副司令员，纵队下辖第73、75、77、79、81团和骑兵团。

　　根据形势的发展，11月10日，奉中央军委之命组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由粟裕、政委由谭震林分别担任。华中地区下设8个军分区，苏中为一、二分区，淮南为三、四分区，苏北为五、六分区，淮北为七、八军分区，淮北津浦路东为第七分区司令员张震球，政委为赖毅，指挥淮北1、2、3独立 团。津浦路西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张太生。在整编期间，全国各个战场上谈谈打打、打打停停，摩擦不断。

　　1946年1月11至13日，华野司令员粟裕率主力部队袭击陇海铁路东段，徐州至海州间、西起曹八集、东到白塔埠300余里全部为我军控制，使山东和华中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同时，张震司令员率9纵与第七军分区部队，从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进行了第二次破袭战，使我淮北东西两地相连，除铁路沿线城镇外，已无敌人防守驻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逐步暴露，党中央、毛主席对蒋介石的阴谋早有洞察和预见，要求各解放区加紧战备，准备应对国民党军向我发动全面进攻。

　　2、迎击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

　　蒋介石调兵遣将，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于1946年6月26日，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反革命内战，疯狂向解放区进攻。淮南、淮北首先开始的。7月29日，国民党集中12个旅向淮北解放区进攻。我2纵司令员韦国清统一指挥9纵队和七分区地方部队，于灵璧北部渔沟集、朝阳集进行自卫反击战，全歼国民党军整编69师之92旅全部及60旅一部，毙伤俘敌5000余人。活捉92旅副族长沈盛楷，并缴获大量美械装备。这一仗是我淮北军民进行的首次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淮北军民自卫反击作战必胜的信心。

　　对此，陈毅司令员曾即兴赋诗：“十万旌旗泗水阳，淮南淮北遍玄黄，陆攻空炸天地窄，烧杀抢掠鸡犬亡。还乡土劣旧奸伪，美械蒋军新虎狼，人民怒撼山河动，背水奇功敌尽降。”

　　不久，蒋军桂系部队在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又向淮北进犯。蒋军171师、172师占领我灵璧、泗县县城。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陈毅司令员率领山东和华中部队，8月7日对泗县县城发起攻击。经过连续3日激战，歼敌第172师3000余人，但因连日暴雨、河水泛滥给部队的行动造成极大不便，特别是炮兵行动受阻，弹药失效，加上敌人的顽强抵抗，我军伤亡也达2000余人。我8师23、24团的团级干部范希才、王志平、辛荫民、魏湘江和华中9纵75团长张永远等光荣牺牲。泗县战役未能全歼城内之敌，算是与敌打个平手仗。

　　3、坚持淮北与东撤前后

　　泗县攻城作战未果，我军的8师和2纵主力部队刚从淮北地区转移到运东休整后，淮北敌我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进入极其艰险和残酷阶段。当时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有22个团10万之众，大部分县、镇都被敌人占领了。而我军第七分区3个独立团和各县县大队、区中队地方武装只有约1万多人。

　　七分区司令员张震球和政委赖毅指挥淮北军民同仇敌忾，就地坚持武装斗争，与群众相结合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千方百计保卫解放区。此时我在七分区二团任侦察参谋，（团长杨德隆、团政委狄克东）。张震球司令员和赖毅政委率1、2、3团坚持斗争。

　　入秋的淮北因连日暴雨，青阳、泗县、五河等地一片汪洋，水深齐腰，部队行军和作战受阻。为了应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击，部队灵活机动转战，未遭到损失。

　　8月23日，双沟、青阳地区的敌军跟踪追击我军。当时杨德隆团长指挥2团的部队，在魏营 一带和敌人进行激烈战斗。敌人在飞机轮番扫射下，向我军的阵地疯狂地进攻，杨团长率部英勇抗击。此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中部队伤亡很大，团参谋王敦燮等同志英勇牺牲。

　　9月22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华中“两淮”——淮安和淮阴后，我淮北地区对敌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残酷。由于敌强我弱，环境险恶，战斗频繁，我军部队生活极其艰苦。杨团长对我说：“淮北的自卫战斗，比长征途中还艰苦呀！那时红军只遭敌人前堵后追，现在蒋军是四面包围，使我军活动空间很小。”

　　国民党军占领淮北后，进行烧、杀、抢、掠，反攻倒算，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群众虽然想支援军队粮食供应，但“有心无力”，部队吃饭成了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时，部队思想很不稳定。团政委狄克东召开连队干部会议，要求大家克服困难、做好思想工作，要认识到胜败是军兵常事，困难是暂时的，要树立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可是还有少数人政治上产生了动摇，经不起严酷的战争环境的考验，投敌或开了小差。由于战斗的伤亡和病号的增多，最后使我们二团减员到剩下不足千人。后该团番号被撤消，将部队补充到主力团，我们机关随团政委狄克东合并到79团机关。

　　4、撤退运东 打破合围

　　1946年11月上旬，国民党蒋介石增派41旅和地方土顽对我在淮北坚持斗争的武装部队进行合围，扬言要将我军全部逐出运河以西地区或赶进洪泽湖里“喝水”、“喂鱼”。

　　当时，我军活动的地区不断缩小，战斗更加频繁激烈。随着伤病员不断增多，部队长期以瓜菜、稀饭充饥，天气冷起来了，很难解决棉衣等各种困难。无奈之下，1946年11月22日夜，七地委书记赖毅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情况十分危急，决定暂时避开强敌，先撤到运河东休整，待机再重返淮北斗争。这样，既可以保存我军实力，又可跳出强敌的包围圈。当即发电请示华中局和华中军区，但未批复前即行动了。23日下午接到复电，则要七地委、七军分区留两个团继续坚持在淮北作战直到一枪一弹，同时做好撤退准备，并电告9纵接应过河。

　　9纵队司令张震奉命亲率部队肃清两岸河防顽军、控制渡口，苏北五分区部队为我们准备渡河的船只。11月24日晨，张震球司令员率79团掩护部队，掩护地委、专署，他是最后一批撤退的。如再迟一天，就有可能遭到第二个的“皖南事件”。上午我军开始渡河，直到当日下午部队才渡完。一天过了3道河，运河水深没顶，全用船渡；六塘河水深至胸部，一部分坐船，一部分徒涉；老黄河水浅，全是徒涉。我淮北部队东撤共计5000余人（地方约2000人）。东渡运河时，但还有大部分区、县领导都没有接到东撤的命令。因此，多数地方干部未跟上部队转移，遭到敌人袭击，大部分被打散，惨遭还乡团杀害。五河县县长王亚箴、副县长曹化东、铜睢县县委书记李麟彩、睢宁县县委副书记谢景洪等10余人英勇牺牲，不少同志被俘。萧铜县书记张太冲、睢宁县县委副书记谢景洪负伤被俘后，英勇不屈自杀身亡。

　　5、宿北大捷 重返淮北

　　淮北失守后，敌人吹嘘：“全歼共军1万多人，消灭洪泽湖上残部，也指日可待。”中央军委和华中局十分重视淮北军民的安危。11月29日，原七地委、七军分区召开会议，由张震同志主持。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出席会议，并传达了华中局的决定：七军分区和9纵队合并，赖毅、张震球同志调动，解散原七地委，由张震兼任新七地委书记，刘玉柱，张辑五为副书记。刘瑞龙指出：七分区坚持淮北斗争几个月是有成绩的；又批评说，撤退时造成严重损失，应很好总结经验教训。张震球被调到华东党校学习三个月，后分到山东渤海第三分区任司令员。

　　12月11日，陈毅司令员亲自指挥的宿北战役，共有“华野”1、2、9纵队和山野7、8师参战。从12月13日开始，到了19日结束，此役，歼灭敌整编69师3个半旅和92旅大部，计7个步兵团和总部重炮团一部及整编11师共2.4万余人。击毙师长戴之奇，生俘副师长饶守伟少将及参谋长张东彝以下1.5万余人，缴获野战炮12门。这是自卫作战以来，新四军最大的一次胜利。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陈毅司令员即兴赋诗：“敌到运河西，聚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

　　宿北战役胜利结束，华野军抓住大捷的有利时机，决定重返淮北，此举还可牵制敌人对山东和苏北解放区的进攻。接到华中局和“华野”命令：由77、81两个团和骑兵大队组成“淮北挺进支队”，并成立干部总队、约2000人。任命饶子健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赵汇川为副司令员，王烽舞为政治部主任。并令该支队立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解放区。此时，淮北地区蒋军主力部队已撤走，只留下地方杂牌部队欺压人民。

　　1947年1月19日黄昏，饶子健司令率“挺支”部队，在皂河和窑湾之间过河。先派突击队打掉了5个土顽乡公所，缴获步枪十支，并控制了渡口。因船少，骑兵、机关人员和地方干部到20日上午9时才过河完毕。10时敌机袭扰扫射，击伤我军6人，伤骡马8匹。我军渡河后，时近黄昏，全支队（包括地方干部5000多人）继续向洪泽湖边挺进。1月24日，我军进到界头集以南谢嘴的凹湖地，立即派团政委李任之等赴洪泽湖与坚持斗争的原地委敌工部长姚克同志和原泗南县委书记洪沛等同志联系，老战友见面后，紧紧握住双手不放，心情无比激动。姚克同志感慨地说：“我们日日盼，盼了58天，我主力部队终于又打回来了！”说得大家都哈哈笑。

　　1947年3月5日，我淮北挺进支队在高圩战斗中，歼灭徐州绥靖公署补充第二团5个连和泗县保安大队2个中队800多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20挺、九二步机炮1门、步枪200多支、子弹3万余发，支队在淮北站稳了脚跟。同时77团1营，在半城打掉敌人的区公所，敌半城区区长、破坏彭雪枫师长陵园的凶手祖宇昌也被我军击毙。我们重返淮北的胜利消息迅速传开，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自卫作战的必胜信心。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我军力量大大壮大。
　　（三）由五师“教大”合并

　　到二纵教导团工作

　　1947年1月28日，由张震等首长率73、75、79三个步兵团和骑兵团2、4、5大队等，编为华东2纵5师，张震任2纵队副司令员，姚运良任5师师长，把七分区多余非战斗人员编入五师教导大队学习。留我在教导大队当参谋。5师教大的编制是：大队长牛子明（2007年100岁去世），政委万庆福。参谋处有何鸥波和我四五个人。政治处有组织股、保卫股等10余人。下编五个队，一二队为军事队，三队为政治队，四队为供卫队，五队为地方区乡干部，共500余人。

　　5师归属华东2纵后，三个步兵团番号改为5师13、14、15团，五师教导大队合并到2纵的教导团。不久，把我调到团部做参谋兼测绘员工作。

　　1947年1月，我们部队转到山东临沂大店、十字路革命老区。时逢元旦，生活十分艰苦。南方人对吃煎饼不太习惯。一部分干部、战士发牢骚说：“反攻、反攻，返到山东，吃的高粱煎饼，捲着黄酱大葱，讲话又听不懂”。这时，国民党气焰十分嚣张，调动了36万大军，搞什么鲁南会战。蒋介石企图把我军主力赶到山东的沂蒙山区消灭掉，误判我军“败退山东，不堪再战”。在这关键时刻，在陈毅、粟裕等首长正确指挥下，在峄县一带一举歼灭蒋军马励武的整编第26师全部和第一快速纵队5.3万人，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4辆、各种火炮200余门，大大打击了敌人的锐气，极大鼓舞了我解放区军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陈毅司令员赴战地当即兴赋诗：“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在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不久，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定：依照缴获的坦克、大炮、汽车等，成立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下设两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四师骑兵团为基础）、一个工兵团，并组建一个特种兵纵队。老首长陈锐霆任“特纵”司令员。《拂晓报》刊登这一消息后，大家无不为有了自己的特种兵纵队而欢心鼓舞！

　　不久，五师教导队合到二纵队教导团。

　　二纵教导团的编制是：一大队为军事大队，大队长尹俊武；二大队为政治大队，大队长王学古；还有文化、供给、卫生和地方区县干部为中干队。共10个队，1100余人。

　　教导团团长杨采衡，副团长牛子明，政委万庆福，参谋长范迪波，政治部主任丁池等。教导团司政供卫齐全，领导班子坚强，贯彻边训练、边打仗的思想。

　　我到2纵队教导团工作几个月，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只是听广播、看报纸得到的胜利消息，也深受鼓舞。在陈、粟等领导贯彻毛主席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思想指导下，2月初，在鲁南临沂城摆个“空城计”，在北面胶济线打了“莱芜战役”，仅3天的时间，歼敌5.6万人，生俘敌第二绥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等，创造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战场歼敌人数的空前记录。5月份在孟良崮战役中，又歼灭敌五大主力王牌军74师3.26万人，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又是一个“空前大捷”。这两大战役，我们第二纵队与其他纵队担任对徐州和济南方向的打援任务，付出很大的代价，配合主攻部队完成歼敌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二纵队以善于打运动防御战而闻名。

　　6月25日，我2纵5师担任对敌主力11师的南麻攻坚战斗（首次野战条件下打子母堡）。7月下旬4师在三岔店守备战和临朐攻城战斗中，因连日大雨受阻而失利。以上三次战斗，我2纵队伤亡6000余人。5师政委秦贤安、18团副团长胡大炳、参谋任化芝等光荣殉职。纵队党委决定：从二纵教导团抽调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前线部队工作。此时，牛子明副团长和范迪波参谋长等率领500多名学员赴前方工作，我也随牛、范首长同这批学员一起去前方。到部队后，牛子明任5师15团团长，范迪波任13团副团长。我到二纵司令部后，由张继超参谋提议，经詹化雨参谋长批准，把我留在二纵司令部作战科书测室任组长。
　　（四）到华东二纵队司令部工作

　　1947年7月底，我们从沂水县东杨家朱江出发，经过几天行军，于8月初，赶到诸城以东王家铁沟二纵司令部驻地。王家铁沟是个上百户的大村庄，部队正在休整。司令部书测室除由书记马若云负责外，还有陶文、张克勤两名书记和两名油印员，测绘员有刘永芬、张厚臣、闵明、陈汉等七人。负责纵队首长韦国清司令员兼政委、张震副司令员、康志强副政委、詹化雨参谋长、邓逸凡政治部主任及作战科1：50000军用地图的挂、收工作。书测室配有两匹驮地图的骡、马和两个挑夫（担油印机和文件箱子）、一名通信员，是司令部机关人员较多的单位之一。我与马若云同志分管书测室的业务工作，归作战科科长陈慕诚领导（业务工作由测绘参谋陈弼负责）。

　　在休整期间，纵队首长召集机关作训人员总结南麻、临朐战斗的经验与教训。张震副司令员亲自撰写《改进我们的战术与指挥商榷》一文，是从打子母堡说起的油印件。他的《回忆录》第286页附件，就是书记陶文刻的钢板、我组织测绘员刘永芬等绘制这几次战斗经过的附图。

　　在总结这几次战斗时，部队因伤亡较大和生活异常艰苦，而对反攻形势抱有怀疑思想。为此，纵队首长首先抓干部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形势任务教育。纵队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司、政机关参谋、干事参加，请华东副政委谭震林作关于战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强调指出：“全国各战场都已开始反攻，山东内线是敌人重点进攻地区。你们南麻、临朐的战斗，也歼灭大量敌人，有力配合了兄弟部队的外线作战。我们有信心战胜暂时的困难。”他号召全体指战员：“翻山顶，准备无后方作战，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不久全国的形势就会有根本的变化”。这次会议后，澄清了部队思想问题，提高了对全局的认识，鼓舞了部队战胜暂时困难的信心。

　　会后，教导团的干部学员分配到部队，又从地方补充大量兵员。经过思想教育，部队普遍进行评功、庆功奖励活动。并举行追悼大会，深切悼念在南麻等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提出“立功复仇”的响亮口号，激发了全体指战员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坚定了解放战争胜利信心。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显著提高。

　　1947年8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东线兵团，也称内线兵团，分南北兵团应敌，配合外线部队作战。此时，南线兵团由谭震林兼政委驻2纵指挥2、7纵及4纵10师、独立师作战，北线兵团由许世友司令员指挥9、13纵25、45师及地方部队保卫胶东。9月初， 2纵队奉命向日照、桃林地区之敌整83师、28师发起攻击，出敌不意歼灭和俘敌部分外，并缴获大批美国救济物资，其中有饼干、奶粉、毛衣、雨衣等物品，连以上干部都分了雨衣。整顿后初战获胜，部队斗志昂扬。

　　在谭震林兼政委驻2纵指挥期间，我与他带的测绘员卢立良（大我两岁）经常交换1：200000之一军用地图，供观察外线兵团作战动态。后卢任三野司令部测绘股长时，我俩仍常有联系。（他2007年10月在苏州去世）。

　　1947年9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华东陈、粟大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边区，打乱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自9月4日至10月5日，山东内线兵团2纵队，在三户山等地歼敌64师大部。10月8日，2纵在胶河战役中歼敌整编第45师的211旅全部，俘敌旅长张忠中以下3400余人，毙敌3000余人。这两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振奋了2纵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情绪，部队战斗力更加提高，而且也大大鼓舞了山东人民对歼灭进犯之敌的信心。

　　1947年11月，2纵配合10师等部，在胶济线上高密城的攻坚战斗中，运用了越圩河、坑道作业、爆破等手段，取得了全歼守敌2300余人（7纵打援歼敌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12月10日，莱阳水沟头守备战，是胶东保卫战的一次关键性战斗。敌64师黄国栋指挥该师及198旅 ，在坦克、重炮掩护下，发动对我水沟头阵地攻击，并扬言“攻不下水沟头，愿将头颅送青岛”，以示攻击的决心。我善长打防御战2纵部队，顽强阻击下，发挥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6昼夜的艰苦奋战，守住了阵地，毙伤3000余人，保障了胶东兄弟部队攻占莱阳，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兵团首长的表彰和兄弟部队的赞扬。在以上两次重要战役（斗）中，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敌我形势。我们测绘室同志参加了战斗，并绘制了战前敌、我态势和战役（斗）经过部署图，大家心中都特别高兴！

　　自1947年1月北上转移到山东战场，至1948年1月整整一年的时间，经历的战斗规模之大、生活之艰苦、战斗之频繁和惨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军能够坚持下来，并能粉碎蒋介石疯狂的重点进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一是党中央、毛主席伟大战略决策和英明指挥；二是我华东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艰苦牺牲的革命精神；三是有广大山东人民热爱子弟兵和大力无私支援。军民共同努力，是取得伟大胜利密不可分的。这些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五）“三查三整”后，南下华中作战

　　1948年元月初，历时半年，二纵经过胶东保卫战，南北两线作战歼敌数万人，有力配合外线兵团作战。山东全境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大有好转。随后2纵队转至胶南洋河岸地区休整，进行“三查三整”整军运动。“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即整组织、整作风、整纪律，同时结合土改教育。为配合学习，上级组织部队看话剧“白毛女”的演出。当战士看到喜儿的悲惨遭遇时，贫苦出身的指战员深有感悟！有的战士喊口号，打倒黄世仁！演出后，部队进行诉苦运动，引导贫苦出身的指战员追穷根、挖苦根，一直追到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发动内战的总根子。经过“三查三整”运动，加强党的领导和支部建设，提高了部队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

　　1948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主力打到外线去歼灭敌人”。华东野战军将内线兵团改称山东兵团，抽调2纵队南下华中，会合苏北11、12纵，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为此，2纵队首长也有重大变化。如：副司令员张震调东南野战军（1、4、6纵队）兵团任参谋长（准备渡江南下），番号当时保密。调原6师师长、后任13纵队副司令员的滕海清任2纵队司令员，副政委康志强任政委，朱绍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詹化雨参谋长调7纵队任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邓逸凡未动。

　　康志强1912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一个矿工家庭，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在抗日时期，在淮北四师第九旅任政委与滕海清是搭档，二人配合默契。

　　1948年2月17日，由滕、康等首长率领2纵经过整顿后的三万多人、马，斗志昂扬、浩浩荡荡地从山东向华中挺进。事前根据上级的指示和首长的意图，我们测绘室用大比例尺绘制行军路线图，油印10几份供纵队首长和机关使用。部队经过新安镇（现为新沂县）进入苏北境内，重返革命根据地老区，军民关系分外亲近。当地老百姓一度受蒋介石统治，生活艰苦，但仍然支援我军粮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2纵政治部提出的口号是：“勒紧裤带，渡过春荒，奋勇前进”。一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边行军、边扫除敌人据点，缴获一部粮食补助军用。经过400多公里的行程，于3月4日到达苏北阜宁县以西的羊寨地区，与坚持在苏北斗争的11、12纵队胜利会师。兄弟部队穿灰、黄两种不同颜色的军装，大家的心情非常高兴。

　　三个纵队会师，标志着苏北兵团正式成立。我2纵队南下时，穿着的是黄军服，群众称之为山东老八路，引起国民党高层警觉，并判定我军可能经苏中渡江直捣苏南，于是急忙收缩兵力，加强长江防线，即从山东抽调72师和25师等部队，到苏北阻止我军南进。

　　利用敌人判断错误，为配合山东兵团进行胶济西段和西兵团豫西洛阳战役，上级决定以第2、12纵队首先发动益林战役。

　　益林位于苏北淮安和阜宁之间，是苏北重镇之一。守敌为整编51师113旅大部（欠两个营）。经我们调查测绘，该镇内、外有水壕纵横贯通，水深1—2米，宽5—10米，大圩子套小圩子，易守难攻。根据调查资料，我们绘制了地形图。

　　3月6日18时，我2纵4、5师主攻，6师为二梯队，12纵队打援。在韦国清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4师10、11团首先发起对西圩子进攻，当晚歼敌一部分。第二天上午，5师同时投入战斗，向大圩子攻击。此时，5师13、14两个团对大圩子进攻时，遭到敌人催泪弹袭击，有两个连中毒，攻击受阻转入防守。由于处理得当，（暂时性毒剂，用湿毛巾或小便捂鼻子、或冲洗即可缓解）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我在1985年《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一书中，作了概略地描述，专门介绍了5师首次成功的防毒经验）。部队经过周密的准备，在炮火掩护下，于8日17时许，在滕海清司令员指挥下，4、5师同时发起总攻。两个师密切配合，英勇顽强，打退敌人的反扑。经过激战，于9日3时，南北夹击、东西对进，将敌大部歼灭，其少数突围之敌被我6师二梯队歼灭在益林野外。此役，共歼敌7000余人，活捉113旅少将旅长王匡、团长牛腾汉等人。我军也伤亡2000余人，4师师长老红军殷绍礼光荣牺牲，政治部主任胡炜负伤。

　　益林战役的胜利，改善了苏北地区的局面，有力策应了山东与中原战场作战，给华中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中共中央和中共华中局先后致电祝贺！我2纵指战员士气为之大振。

　　（六）盐南战役突围 北上山东作战

　　益林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震惊了南京统治集团高层，两淮及沿江重镇之敌非常恐慌。为了确保其京、沪地区中枢的安全，4月底蒋介石下令：抽调山东83、72师，由张雪中指挥北线兵团；抽调皖西25师、整4师，由黄百韬指挥为南线兵团。两线兵团由顾祝同统一指挥，总兵力约17万人，采取南北夹击的战术，企图消灭我军在盐阜、合德地区（合德镇是苏北兵团指挥部和华东工委所在地）。

　　为了打破敌人的合击，兵团首长决定：乘北路之敌尚未到达之前，集中苏北兵团三个纵队，首先打击南路立足未稳之敌黄百韬兵团。

　　滕海清司令员根据兵团的命令，指示2纵作战科拟制第五号战字命令，我测绘室连夜测制作战部署图。由于当地村庄稀少、分散，村名古怪，什么坝、坎、沟、港等地名和水网地带，河流桥梁较多，加上语言不清，给这次绘制地图增加了许多困难。幸好，在三野绘制班毕业的学员闵明、徐觉民等系本地人，解决了这一难题。

　　1948年5月23日晨，敌25师先向我2纵17团阵地黄家坝发起攻击，我一营指战员顽强抵抗，杀伤敌军300余人。我军也伤亡近300人。敌军处于绝对优势，占领黄家坝。我军安全转移。24日拂晓，黄家坝敌军企图撤逃时，滕海清决定：乘机以4师主力围歼黄家坝之敌。4师10、11团由西向东，6师17、18团由北向南，向敌发动攻击，5师担任打援任务。由于沟渠纵横运动不便，4师先到达的仅为11团两个营部队，首次攻击未成；待18团等部队到达后，迅速攻占田家坎时，敌人大部逃窜，诱我军追击。我军则巩固阵地、修复工事，调整部署再战。

　　25日上午，敌25师主力经过整顿后，集中大量的炮火，向我田家坝阵地猛烈袭击。12时，敌向我18团阵地东侧反击。经过三次反复的争夺，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我军也伤亡较大。纵队首长决定发挥我军优势，准备夜暗反击。此时兵团通报：敌北线张雪中指挥的83师已占领阜宁，有继续南进对我形成合击之势。兵团首长决定停止对田家坎地区的攻击，向东北余家湾地区转移，以5师少数部队在杨家港以南运动阻敌，以免陷入被动的局面。

　　26日黄昏，2纵奉命向东北李家灶、板子港地区转移，以5师为后卫，保障部队安全。此时，形势较为紧张。27日敌人南线25师进占南河岸，同北线兵团由阜宁南下，继续以合德（射阳县城）我苏北兵团驻地为目标，实行南北夹击。两路敌人气焰骄横，企图围歼我军于合德地区。在这紧急关键时刻，既要甩掉南线之敌尾追，仓促抢渡丰河，在新萍港、黄家尖架设两座浮桥度过以摆脱敌人，又要派纵队主力渡过射阳河、进至合德地区掩护兵团机关转移。纵队首长在前线精心指挥，部队轻装前进。我6师16团奉命以130里的速度赶到合德镇时，孙云汉团长又奉命乘兵团仅的有八辆汽车、装满4个连部队北渡射阳河阻击敌人。这是2纵队首次组成摩托化部队到通洋港阻击敌人。否则，再过四、五个小时，合德就可能是敌人的地盘了（最近访问葛素珍了解：那时韦国清司令员等就驻在合德她家中，她父亲叫葛兰廷，兵团部刚离开几个小时，还乡团即先冲到她家，追问新四军撤走的时间和方向？葛兰廷说：“不知道”，而遭受毒打一顿，她也是14岁中学生了，对韦司令员“个子不高、对人很和蔼”印象深刻。她年近八旬，身体欠佳，也感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现住200多平方米高楼大厦她爱人是原防化研究院少将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部下）。经过三天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安全转移到大新集一带。此时，除5师13团在陈福胜副团长带领下阻击伍佑之敌，已转移到东台地区暂时归11纵指挥。该团准备分散在敌后打游击。终于，时隔20余天，1948年6月15日，13团在沭阳县马围村与5师大部队会合，大家畅谈部队分离后遭遇的战斗险境经历，十分高兴。滕司令员对13团在分散活动下，未受到大的损失予以表扬。

　　盐南战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击毙敌人108旅旅长及毙伤俘敌3000余人。我军也伤亡1896余人。从战略与全局的意义上来看，中央军委在6月3日的电报指示中提到：“华东二纵南下组成苏北兵团……已调动了敌山东83师、72师及皖西25师到苏北，这时于许、谭兵团作战和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给了很大的援助”。对此，滕海清司令员曾说过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还没有遇过这么大的危机、惊险，有那么一点狼狈”。

　　（七）参加淮海战役

　　1、滕司令员作战役动员

　　1948年11月6日，二纵从蛟龙湾出发前夕，在司令部作战室召开了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宽敞的作战室内张挂的1：100000比例尺作战地图，含纳方圆数百里。大决战的战场从淮河沿岸，到津浦路东西堆成兵海。由滕司令员主持的作战会议，研究决定了二纵在苏北兵团序列中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滕司令员誓言：二纵南下参加这次空前的“淮海战役”一定要取得胜利。会后，平时寡言少语、平易近人的司令员，面对作战地图沉思，他对参谋们说：古老的淮河流域素有中华脐腹之地的称谓，“中原”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垓下之战、陈胜吴广起义，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重大历史话剧都在这里上演过。

　　在八年抗战中，我新四军第四师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不畏强敌，和日军作战达3000余次，毙、伤、俘日军数万余人。但在作战中，我军部队伤亡了8000人，付出了巨大代价。“滕老汉”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在淮北自卫战争中，我淮北部队东撤共计5000余人，2000多名地方干部曾遭受伤亡。这一次战役我们有必胜的把握。

　　滕司令员这一席话，给我们极大的教育和启迪。坐在首长身边的陈慕诚作战科长和参谋杨益三、刘征、张继超和我都表示：在这次淮海战役中，做好参谋本职工作，为早日解放淮北老区父老乡亲们做出贡献。滕海清司令员听后很高兴，并说：我们在淮海战役胜利后，还要执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使命。对此，我们都充满胜利的信心。

　　2、“潘塘大捷”的闹剧

　　1948年11月6日晚，我二纵队根据华野的指令挥戈南下。滕海清司令和康志强政委，率数万部队，由蛟龙湾地区出发，斗志昂扬地向预定目标开进。

　　11月8日，友邻各纵队正在对黄百韬兵团实施分割包围。此时，我华野首长令：苏北兵团兼程西进，歼灭一O七军，威逼徐州。二纵受领的任务是：沿海郑公路两侧攻击前进。

　　11月14日，孙良诚被迫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二纵共俘敌8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30多部运输车辆。因而在兵员、装备方面都得补充，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

　　歼灭敌一O七军后，二纵奉命插到徐州以东的东贺村和潘塘以西，楔入敌七十四军的阵地。11月15日，滕海清司令员，令四师在左、六师在右为第一梯队，五师为第二梯队，在夜暗中攻击前进。四师十一团进至魏家河，发现了敌人，立即发起攻击，歼敌数百；十团抵近文庙外围后，三营副营长、战斗英雄魏尚友亲领分队向文庙发起攻击，动作勇猛果敢，歼敌一个连又一个排。八连无一伤亡。

　　我二纵队直插到徐州东南，形成迂回攻势，极大地震撼了敌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其七十四军猬集的潘塘，距徐州机场仅8公里，在三堡车站和宿县城被我攻克后，潘塘已成了徐州唯一的补给线。鉴于柳集、潘塘之间不足5公里的正面上，敌方已集中5个师又1个旅的重兵，无隙可乘。华野首长决定调整部署，令二纵暂时撤退，诱敌人进人大许家、城西头之间将其歼灭。杜聿明和刘峙都判断“共军是在总溃退”，下令部队追击。刘峙大喜若狂，立即向蒋介石及各省主席发电报，通报“潘塘大捷”，布置开庆祝会，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上演了一出自欺欺人的闹剧。正当“潘塘大捷”闹剧紧锣密鼓的时候，黄百韬兵团的丧钟敲响了，但是敌还苦心谋划宣传说，邱清泉兵团与黄百韬兵团在碾庄以西大许家“胜利会师了”。

　　据“解放同志”后来说，为了缓解人民反战的情绪，南京政府中央宣传部借“潘塘大捷”之机，还自编自演一场闹剧。1949年11月19日，由国民党七十四军一部坚守潘塘阵地。另一部伪装我华东二纵队一部“共军”，攻击潘塘。在炮火掩护下，由东南方向发动进攻。其代表在徐州东郊九里山山头“观战”。几十分钟枪炮声后，七十四军发起反击，并俘掠“共军”几百人。观礼台准备好的鞭炮响了起来，并将“俘虏”交给新闻记者“采访”，有位记者询问其中一名“军官”，你是“共军”哪个部队的？“军官”答曰：“华东苏北兵团第二纵队”，又问，哪个师？哪个团？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了。这部分“共军”俘虏兵的衣着打扮是细布黄军衣，不打绑腿，有的穿着皮鞋，都很年轻，嬉皮笑脸，根本不像人民军队的模样。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蒋管区各大报刊便报道了“潘塘大捷”胜利。（杜聿民在《文史资料》“淮海战役的始末”一文中，也有类似报道）。

　　3、蒋军使用化学武器始末

　　1948年12月12日黄昏后，当解放军已逼近双堆集东南尖谷堆制高点脚下，部队实施密集冲击时，敌一一八师守军发射了毒瓦斯弹，解放军即停止冲锋。另一次，解放军攻占双堆集西一座山庙，一一八师反击时，敌先发射毒瓦斯弹，后步兵冲锋，但解放军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仍然有旺盛的火力猛烈射击，使反击未能成功。

　　12月15日晚，中野在华野主力配合下歼灭黄维兵团，黄维被我军活捉。这就意味着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了，蒋介石使用了化学武器，并未能解黄维兵团之围和失败的命运。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1948年12月14日，由舒适存带领通讯署长董明法乘C—47飞机到陈官庄，设计投放毒剂弹，研究使用催泪弹（窒息弹不敢用）。到1949年1月10日前3天，蒋令投甲种弹（毒气弹）突围，决定由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自指挥。邱清泉兵团突围时，也是董明法负责用飞机投毒剂弹，掩护突围”。但这些都未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因为“蒋军作鸟兽散总溃决的情况下，毒气弹也不能起什么作用了”。据统计蒋军第一次在我军八纵阵地永城东北的谢店子投下毒气弹6枚（一枚未炸），第二次在大盛庄投下7枚，第三次1月8日总攻前夕，杜聿明心急火燎，只盼望蒋介石用空军施放毒气，以救他突围逃命。

　　淮海战役中蒋介石为保证蒋军突围，竟空投18万具防毒面具，结果也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我在《核化生武器使用与发展》有详细论述）。

　　4、到前沿绘地图

　　1949年1月6日总攻前夕，作战科长陈慕诚命令，要我到四师、六师第一梯队阵地测绘总攻的作战地图。当时，敌人抓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五头二”轰炸机，撒传单说什么：“五头飞机真是凶，一天到晚在上空，丢下炸弹上千磅，弹片杀人如切葱……”我带一名测绘组长闵明和一名通信员小王，刚北行几里路，就碰到敌人几架破飞机投下重磅炸弹在水塘中爆炸。弹坑达十几米，把鱼都炸死了撒在地面上。可能是我们习惯了战斗生活，不管前边枪声响得多么激烈，我们仍按计划向原目的地继续前进，因敌机飞得高，我们沿交通壕内行进，没有什么障碍。当我们到四师阵地时，由该师司令部测绘组长王宏民同志（后任六十一师副师长）陪同，一块去前沿绘制敌我双方对峙的态势图。下午3时许，几架敌人飞机在阵地上空投食品时，我带的一名通信员小王他跳出战壕去抢降落伞时，不幸中弹牺牲。他是山东人，很壮实的一个小伙子，年仅十八九岁，我十分痛心，至今他的相貌仍浮现我眼前。后分工五师由顾展宏组长（后任南京外语学院院长）、六师朱沛组长（后转地方工作）负责分别绘制、由纵队测绘室综合。根据野指规定的任务，制定二纵总攻时各师行动作战部署图，包括攻占李明庄、范庄、王庄和陈官庄南面公路据点的地图。

　　1月6日晚7时，四师师长高志荣指挥的十一团、十二团先后攻占了李明庄，仅用了70分钟便全歼敌二八七团。遂动员俘虏写信向范庄敌军劝降。敌九十六师副师长田生瑞接信后，正举棋不定的时候，十二团七连像一把尖刀插入敌师指挥所，迫使田生瑞率二八六团一个营投降，后经继续抵近射击，全歼守敌二八六团。

　　1月10日天亮后，华野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杜集团核心阵地陈官庄一带攻击。我二纵全线出击，以四师十团、十一团就近攻歼了杨集、刘集的敌人后，向陈官庄南公路上的据点攻击。五师攻穆楼、六师攻地祖庙的敌人后，分别向陈官庄冲击。我们四师、六师已同三纵共同攻下了陈官庄（杜聿明的指挥部），三个纵队胜利会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我还到敌指挥部绘制了地图。

　　在整个战役中，历时65天，共歼敌55.5万余人，赢得了光辉的胜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此役，我华野二纵队共歼敌3.7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开赴韩庄一带休整评功，为渡江作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八）强渡长江 急进杭州

　　1、乘车南下 将军沉思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华野第二纵队于1949年1月22日，根据中央军委对全国野战军统一整编的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隶属三野第七兵团战斗序列，兵员由3万多人扩充至4.3万人。在徐州北韩庄地区进行一个月的“战地评功选模”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斗志昂扬，于2月15日奉命南下，执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使命。

　　我们这次长途南进，与以往不同的是乘火车行军。乘火车行军对我们这些“土包子”来说还是头一回，况且又是在白天，看到当地政府和群众在韩庄车站敲锣打鼓欢送大军出征，官兵们个个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军直作战部门的参谋人员还沾着首长的“光”，乘坐的是一节软、硬混合的高级客车，比较宽敞舒适。上车不久，我将一张1：100000乘车（津浦转淮南）行军运行图摆在滕军长座位前的茶几上。黄昏时，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在人们的欢笑声中，列车徐徐离开车站告别了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们。也许是由于火车行进中的震动过大，也许是由于心情过分激动，我们都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由地向首长望了一眼，看见平时寡言少语平易近人的“滕老汉”还在面对行军地图沉思。我们坐在首长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凑到他跟前，我冒昧地问了句“首长在想什么呢？”这时，军长抬起头来，亲切地望着我们，给我们讲了一段在抗日时期通过津浦铁路敌人“封锁线”的故事。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发生后，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李品仙92军和骑兵2军等共14—15万重兵，向我新四军第四师豫、皖北部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我军只有不足2万人，反顽斗争进行了3个月，因寡不敌众，华中局命令撤到津浦路东休整。撤退休整谈何容易，1—2万人马要通过日、伪、顽合流的铁路“封锁线”，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彭雪枫师长叫统战部长刘贯一，通过伪军的关系“买通”东撤经过的蚌（埠）宿（县）之固镇、夹沟两个伪军据点。1941年5月12日，彭师长率11旅部队顺利通过。由于多批部队通过，引起了日伪军的高度警觉，南路地段已有日军把守。最后一批通过北路肖县南边的西寺坡车站时，遭遇1000多名日、伪军堵击。我军奋起英勇反击，杀出一条血路，并在路东部队接应下消灭了部分敌军，我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说话之间，恰巧我们乘坐的火车刚好运行到这个当年“封锁线”附近。滕军长打开车窗向外边了望一下，用手指了指方位，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就在这里牺牲了不少年轻同志，他们没有享受乘坐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机会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呀！”他这一席话，给了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和启迪。

　　火车这个玩艺儿，既舒适又快捷，几百里路程，第二天早晨便到了曹老集车站。因蚌埠淮河大桥在国民党军队南逃时炸坏了尚未修复，部队只好下车，乘船渡河到蚌埠转车。

　　当晚我们由蚌埠转乘淮南线的火车，第二天就到达终点站合肥。合肥是我们安徽省省会。从小就听老人说这里有供奉铁面无私包公的包公祠和曹操弩教台等名胜古迹，但我们都无暇光顾。皖籍的战友们都纷纷跑到邮局和照像馆两个地方。我急忙去拍了张小照，寄信向家人报个平安，说明我们已胜利回到美丽的故乡，但因重任在肩，目前无法回家同亲人畅叙离后之情。

　　在快要离开合肥准备饮马长江的前夕，“滕老汉”又惊又喜地突然见到从东北辗转归来的妻子王彬，夫妻重逢了。王彬同志30岁，年轻貌美，是个区级干部。她带着7岁的女儿大宝和小两岁的二宝及“滕老汉”从未见面的三宝——江平回到合肥时，满以为今后不会再分离了。但战时军务繁忙，带着3个孩子随军不方便，几天后军长便动员王彬同志到已解放的老家滁县暂住。“相逢时难别亦难，”为了革命工作，王彬同志由1名挑夫挑着两只锣筐担着3个孩子，默默地离开合肥回农村老家去了。

　　2、水上习武  强渡天堑

　　滕海清军长率几万人马恢复步行，战友们戏称改乘“11号汽车”，先后到达巢湖罗昌河地区开展水上大练兵活动。时值阳春三月，大地复苏生机盎然，金黄色的油菜花四处飘香，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男女老幼在欢快劳作，这美丽的江淮风光给我们这些北方战士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可是，“滕老汉”却无意观赏这一切，他的心思成天“泡”在水里头，“江风为帐心似舟，为越天堑苦运筹”。他带领全军上上下下，投入紧张而有序的各项备战活动。

　　部队作了明确分工：由副军长高志荣等负责征集船只、动员民工，结合各个部队的担负的任务，从难、从严、从实际出发训练部队。在巢湖进行水上训练对于大部分生长在北方的“旱鸭子”来说，是个新的课题。但是，在共产党人的面前，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指战员从撑篙、摇橹、拉帆、掌舵等技术开始，到练乘船、船渡、水上射击、抢滩登陆等战术动作。然后再由小分队至营团和步、炮协同、携带通信工具联合战术演习。全军指战员不分白天黑夜，克服了晕船呕吐等现象，最后达到人与湖、部队与民工、技术与战术的高度统一，并牢固树立背水作战“只准前进，不准后退”的战斗思想。经过一个多月的勤学苦练，部队逐步由“旱鸭子”变成“水鸭子”，最后变成能过江的“水上蛟龙”，于是部队整装待发！

　　滕军长率我们机关人员，来到长江北岸刘家祠堂距江边1000米处安营，实地观察敌情地形，研究制定渡江作战方案。据史书记载：“长江天堑，自古险隔，岂能飞渡？”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被阻北岸，船焚兵折，这个著名战例给蒋介石集团带来了重兵防守“隔江而治”的幻想。

　　滕海清军长用高倍望远镜环顾长江和对岸情况后，对我们说：“那是1700多年前的故事，那个时代没有远程火炮和通信工具，现在不同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失掉民心，是个败军之帅，且已下野，江南的守军都是残兵败将不堪一击，现在我百万大军挟淮海大捷之雄风，渡江必将成功……”。

　　上级发下的1∶50000军用地图，是缴获国民党30年代翻印日军的地图与实际地形、地物、村名有很大出入。江南地形尤其敌人的阵地工事构筑、兵力及火力配系等，想用隔江观察的手段是无法搞清楚的。因此，滕军长叫我同军侦察科副科长余仁同志研究，派有经验懂得测绘家住江南的侦察员，赴江南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摸清对岸敌人江防部署的详情（影片《渡江侦察记》就是当时侦察情况的真实写照）。通过各种手段，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把本军渡江所需的东起大通西到贵池正面50公里内敌8兵团55军的前沿地碉、火力、兵力配系等情况搞得十分清楚。我们测绘室的七八位同志精心绘制了渡江作战详细地图，为渡江作战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战后，我们与侦察科的同志都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为我21军规定的具体任务是：“21军（含22军66师和特纵炮兵团）为中集团右翼突击军。在东起大通西至贵池约50公里正面地段上实施渡江作战。21军在突破长江歼灭南岸之敌后，由西向东直取杭州。歼灭杭州守敌，切断京、沪南逃之敌的退路，担负杭州军管、警备任务。如果宁、芜之敌向南逃窜，也由该军负责截歼。”

　　滕军长和康志强政委接受这一艰巨而又光荣任务后，心中十分高兴。他们说，我们二纵队在自卫战争中，一直以打运动防御战而闻名军内外，曾以少量兵力抗击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援兵，保障兄弟部队消灭了敌74师王牌等等。蒋军也给华野二纵取个“外号”叫“牛皮糖”，意思是：打不烂，拖不垮，善于防守的部队。我们二纵队自己反映叫“阵地挨打”部队，意思是伤亡大，俘虏少，阻击打援吃炮弹，出力不讨好的部队。而这一次渡江战役中，21军成为中路集团的突击军。打过长江后，直掏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会杭州。这是对我军的考验和立功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

　　此时，国共和谈正在北京紧张进行之中。但我党早就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打着和谈的幌子，借机加强江防兵力部署的花招，我军强渡长江势在必行。并已接到总前委的指示“限于4月15日至18日发起渡江战役的一切准备工作”。

　　4月16日，根据我党拟定的8条24款《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由国民党谈判代表屈武等带回南京草签，并限定必须是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李宗仁看了“协议”不敢表态，立即派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亲自赴溪口呈总裁“决断”。蒋看后，全身发抖，连说：“文白（指张治中首席谈判代表）无能，丧权辱国”。蛮横地拒绝了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0日晚18时，中央军委下达了夺取沿江的江心洲敌人滩头阵地的命令。滕海清军长命令早已做好准备的第一梯队的63师，在军属3个炮兵团火力掩护下，首先拉开渡江战役的序幕。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一天，滕海清军长不顾昨晚一夜的疲劳，不断地抽着烟在前沿指挥所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具体命令。17时30分，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万炮齐鸣，山摇地动。经过两个小时的炮火准备，把江南敌人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打得粉碎。在我军强大炮火威慑下，南岸守敌四处逃窜。

　　说起来也很奇怪，战斗打响时，江面上风力很小；可是战斗打响后，却刮起了东北风，这对行船非常有利。正在江边仔细的观察“滕老汉”说：“昔日诸葛亮借东风，打败了曹操。今天毛主席为我们借来东北风，一定能打败蒋介石，真是天助我也！”

　　19时30分，在百万雄师千帆竞发的空前的历史时刻，滕海清军长指挥两个突击师400多条船只，与兄弟部队并肩向江南冲击。63师一马当先，从江心洲起渡捷足先登，于20时30分189团抢滩登陆，并沿江向贵池攻击前进。当看到3发红色信号弹升起——报告登陆成功时，军指挥所人员无不雀跃欢呼，滕军长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61师于20时从王家套起渡。182团2营突击连第一梯队到对岸几百米时，遭到敌人火力还击，有两条船桅杆被打断，战士们用木桨和铁锹奋力划水前进，于21时顺利登陆。183团2营在快要冲到对岸时，碰到敌人布设的水雷，不幸伤亡50余人。在“只准前进”强烈意志的驱驶下，勇士们跳下齐腰深的江水，终于登陆成功。这时21军两个突击师全部登陆完毕。22时，滕军长率62师（66师和特纵炮团已归建）及军直机关全部胜利渡过天堑，向杭州方向挺进。

　　打过长江后，我们测绘人员为首长精心绘制了行军、宿营和作战详细地图。由于江南人的讲话不好懂，我们克服了地图上村名的许多误差，圆满地完成了千里急进杭州行军路线图的绘制任务。

　　3、千里追击 解放杭州

　　威武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夜之间把蒋军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千里天堑江防一举攻破。我们的部队有如秋风扫落叶般地向南追歼残敌。

　　滕海清军长率领下的胜利之师受到皖南人民、游击队员的热烈欢迎，部队的情绪高涨，军号声、欢呼声和嘹亮的军歌声响彻四方。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这首革命进行曲好象是针对此时的心情谱写的，鼓舞着广大指战员迈着雄健的步伐勇猛追歼逃敌。

　　渡江部队到江南以后，发现满山遍野到处可见溃不成军零零星星的蒋军散兵。为了攻占最终目标——杭州，部队日夜兼程东进。军部下达命令：遇到小股敌人，应迅速歼灭，将俘虏和缴获的武器一律交游击队或地方处理，遇到大股敌人不纠缠，等待后续部队解决，不得延误前进速度。因为抢占杭州，抢占钱塘江大桥，切断敌人退路，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步妙棋！我军抢占钱塘江大桥，不仅使敌人失去退路，还可保证第二、三野战军向南进军。21军3个师如同利剑一样射向东南方。

　　当部队进到西天目山一个叫千秋关的关口时，遇到了困难。这座1500米的高山叫做“十里不同天”，道路崎岖，坡陡路滑，骡马不但不能骑，通过都很困难。指战员们背着几十斤重的武器装备艰难行进，个个汗流夹背。滕军长接到上级通报：守敌有南逃和破坏大桥的征候，你部快速前进，占领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大桥是1934年7月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的。1937年9月建成，桥长1453米，是公路、铁路两用大桥，当时是亚洲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铁路北接沪宁，南接浙赣线，是我国东南地区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年为了阻止日军进犯浙南地区，茅以升忍痛炸毁大桥、日寇企图修复，又被我新四军游击队阻止。为此，日本有两年时间未能过桥南犯。

　　现在抢占和保护这座大桥不受损伤，是进军杭州的首要任务。为此，滕军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急令两个先头师加速前进，61师攻占杭州市，并担任市区的警备任务；62师以钱塘大桥和六和塔为目标，以最快速度占领并控制大桥。63师随军直前进并准备夺取萧山。

　　5月2日，62师进入余杭县直逼杭州郊区。185团红军团长陈福胜接到主攻大桥任务后，精神抖擞，率二营轻装快速前进。5月3日上午，经三个小时急行军，于上午10时许，部队进到六和塔西月轮山附近。5、6连迅速展开，在火力掩护下一举全歼守敌，俘营长以下150余人。11时许，当我军攻到大桥北边敌人阵地时，敌人以密集的火力阻止我军前进。这时大桥中部一声闷响，并腾起一股烟柱。不好，敌人开始炸桥了！令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大桥依然屹立（原来是地下党用100块银元买通敌工兵营长，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所用60公斤炸药包内大都是沙子，仅有二斤炸药）。此时，我军奋不顾身冲上大桥，陈团长冒着枪林弹雨在现场指挥战斗。在向桥南前进时，守桥敌人在桥上安装了一汽油桶炸药，导火索在哧哧的冒烟，跟随陈团长的通信员张春霖迅速冲上去用铁锹砍断了导火索，避免了爆炸，保住了大桥。不久，从市郊方向开来4辆军车，有200多敌人向大桥冲来，靠近公路边的侦察排长喝令其停车，但死到临头的敌人不听并向他开枪，侦察排长牺牲了。我5连班长王培台怒不可遏，带领全班迅速向敌开火，击毙第一辆军车司机，汽车栽倒在路上，堵住了后边的道路。接着我军机枪、手榴弹四处开花，打死几十名顽敌、俘虏100多名。通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肃请了大桥南北守敌，占领了大桥。

　　我184团迅速跟上，抢占大桥附进的玉皇山和发电厂，歼灭一部分敌人，为保证杭州解放后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后除留少数部队肃清残敌和接管发电厂外，主力向西湖地区发起进攻。

　　我61师181团和182团在胡炜师长率领下，迅速向杭州市区开进，于5月3日上午10时许占领杭州火车站，敌一个保安连投降。182团经灵隐寺北山地区向城区进发时，途中接收国民党中校团副肖铸久率200余人投降。师直进到清泰北路——国民党党部所在地后安营扎寨，作为警务部队的指挥部。

　　至此，21军不辱使命，胜利的完成了切断浙赣线，解放杭州达到“关门打狗”歼灭上海敌军的目的。

　　4、三天司令 市民颂扬

　　杭州解放后，滕海清军长被任命为杭州城防司令。他急忙换上一件干净军装，乘61师师长胡炜派来的车进城赴任，沿途受到成千上万市民夹道热烈欢迎。他先到伪省党部大楼听取61师领导汇报情况，然后驱车到梅花碑伪省府大楼安营扎寨——这里便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市警备司令部所在地。

　　当晚在司令部住地会见杭州市地下党负责人林枫和各界代表时，滕海清军长对地下党的同志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各种手段终于保住了钱塘江大桥未被敌人炸毁的行动予以高度赞赏。入夜后，他吩咐司令部作战值班人员迅速恢复通信联系，不断地检查重点防卫目标并随时向上级机关请示报告。我带领测绘室同志通宵达旦地在制定城防布防地图，准备长期驻防。

　　5月3日晚，部分后入城的部队一时找不到宿营的住房，他们怕打扰市民，纷纷露宿街头，和衣卧在马路两旁。第二天老乡打开房门一看，到处睡的是解放军战士。这与国民党军队成鲜明对比，一开头就给杭州市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内心里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我们进驻杭州后，由于我们使的是华中币，它与当时流通的“金元券”如何兑换，上级尚未有明确规定，所以部队暂时不能上街买菜，只能用随身带的油盐冲开水拌米饭充饥。部队看守的仓库有成批罐头和食品无人敢动一下，而是守着仓库吃咸菜。看守仓库的工人深受感动，亲自回家做饭菜送给部队吃，被守卫部队婉言谢绝，深深感动了市民……

　　杭州在解放前被称为“模范省”省会，这里反共宣传特别厉害，什么“共产共妻”、“杀人放火”、青面獠牙等等，有位女佣听说共军入城就有点谈虎色变。这次她亲眼见到了解放军完全是两个样子，她说解放军说话和气，规规矩矩的，见到女人还有点羞羞嗒嗒好似个“大姑娘”，和国民党宣传的完全相反……百闻不如一见，国民党的谣言在市民们面前不攻自破了。

　　5月4日，杭州市各界人士在浙江大学召开“双庆”万人大会——庆祝杭州市胜利解放和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因军首长要到兵团参加重要军事会议不能参加大会，滕军长指派61师政委王静敏代表驻杭州部队出席大会并讲话，183团和机关干部、战士也前去参加大会助兴！

　　会议由浙江大学负责人主持并致词。然后，由王政委代表驻军讲话。王静敏政委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很了解学生们的心理。他首先介绍了“五四”运动光荣历史（当时蒋管区禁止“五四”纪念活动），阐述了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失道寡助必然走向灭亡的哲理，赞扬了浙大、之江大学等学校学生们不怕反动军警的镇压，不怕牺牲，坚持开展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革命精神，赞扬了他们在解放杭州的护校、护桥斗争中做出重大的贡献，并号召青年学生们投身革命，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他的讲话博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我当年也有幸参加了此次大会，深受教育。第二天杭州报纸报道了这次大会的消息并摘要刊登了王政委的讲话内容，引起强烈的反响，掀起了青年学生参军热潮。

　　滕海清军长任杭州警备司令的历史只有3天，仅仅当了72小时的城防官，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5月4日晚，谭启龙七兵团政委进入杭州后，接到23军军长陶勇的一份电报称：“23军在广德郎溪战役中，击伤和俘虏敌20000余人，本军也伤亡13000人。”谭政委看后，心想该军战果辉煌伤亡也很大，表明部队大伤元气，极待休整、补充。于是兵团研究决定将23军与21军调防，23军进驻杭州，一面休整一面担任杭州市警备任务；21军到萧山地区休整待命。以后才得知，由于兵团机要处译电员笔下之误，将那份电报上的伤亡数字多加了一个“0”、实际伤亡是1300人，既成事实也不好“解释”，但这却给21军留下了一个遗憾！后来因23军伤亡不大，他们在杭州也只担任两周警备任务，于5月20日调离杭州去参加上海战役了。后来，又由35军接防杭州市警备任务。

　　“调防”对部队来说是家常便饭。“滕老汉”顾大局，于5月6日，率领3万多人马，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静静地离开了“天堂”——杭州。我连西子湖是个啥样子也未能看一眼，为了迎接新任务毫无怨言。

　　21军离开杭州后到肖山休整10天，尔后兵分三路南下、东进。滕海清率63师南下温州与浙南游击队会师并担任温州市警备司令。

　　61师东进奉化，打到了蒋介石家乡——溪口——临时“总统府”。

　　62师进驻绍兴，台州和沿海地区剿匪。

　　我21军为解放杭州，建设浙江，做出了巨大奉献。

　　（吃水不忘掘井人。杭州市和浙江人民没有忘记21军。在1999年5月3日，为纪念杭州解放50周年，除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外，还专门出版了专著《钱塘指晓》、《东海晨曦》，由原军委副主席张震作序和题签书名。记载了21军在杭州3天的战斗生活，给市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两本书对当时千里进军杭州的老战士是个巨大的鼓励，对滕海清军长及为解放杭州和浙江而献身的烈士在九泉之下也是极大的慰藉，我将永远怀念并记住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九）胜利会师 留在温州

　　1949年4月21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蒋军千里长江防线。我中路三野七兵团21军胜利渡江后，不顾疲劳，克服一切险阻，奉命于5月3日解放了人间天堂——杭州。正在肃清残敌之中，5月6日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兼政委龙跃给三野首长电报称：“在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大军震撼下，国民党驻温州200师师长叶芳率部起义。请求首长迅速派野战军来温协助建设新政权和清剿众多的股匪。”七兵团接到三野首长电示后，立即派21军军部率63师部队前往，并限7日内赶到温州与“浙纵”会师。21军军长滕海清等接到指令后，立即执行南下温州会师的任务。当时我在该司令部任测绘参谋。根据吴詠湘参谋长的指示，要我赶绘肖山至金华（乘火车）然后步行至温州路线图。1949年5月16日晚，我们军部机关的同志们还沾了军首长的“光”，乘坐蒋介石的专列，真是开了“洋荤”，大家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于第二天早晨到达金华。饭后，我换乘“11”号沿永康、缙云到丽水时，侦察到丽水至青田所有桥梁均被国民党破坏了。滕军长命令63师师长吴华夺，分水陆两路迅速前进。乘船的先头部队经青田、温溪按时到达温州。

　　27日下午，滕海清军长、康志强政委、吴詠湘参谋长抵达温州与浙南游击队胜利会师时，受到“浙纵”司令龙跃、专员郑海啸、副司令邱清华、余龙贵、参谋长程美兴等领导的热烈迎接。21军进驻温州后，由康志强任温州军管主任，龙跃为副主任，滕海清为温州市警备司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后，温州社会秩序日见好转，民心大为安定。当时，我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大、中城市的治安和建设上。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又有舟山、大陈岛之敌近10万的正规军同山区的残敌结合起来，活动十分猖狂，一度占领我仙居县城，杀害群众和干部。同年7月24日，第七兵团司令王建安等在宁波召开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决定21、22军准备执行解放舟山群岛和大陈列岛的任务。第21军兼管第二清剿区（温、台、丽三个军分区）的剿匪任务。为便于指挥南北两地作战，军部移防台州（临海）。

　　7月25日，浙南游击纵队番号取消，成立浙江军区警备第一旅。任命余龙贵为旅长，周丕振为政委，归温州军分区领导。任命夏云飞为温州军分区司令员（尚未到职），龙跃为政委，程美兴为副司令。“八一”前夕，21军离开温州时，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军分区的要求，从野战军留下30多名营团战斗骨干，加强分区和警备旅部队的建设。吴詠湘参谋长找我谈话说：“军首长决定留你在温州分区任作战参谋。”当时，我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这是我一生中重大转折。我是从抗日中期起，就在这支英雄部队战斗成长起来的，一听说要离开老首长、老战友，心中有些不是滋味。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此，我就留温州军分区在程美兴领导下工作、学习，并以此作为新的起点。
　　（十）联合剿匪，迎接国庆
　　浙江军区兼七兵团根据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8月9日下达的《秋季剿匪作战命令》，并根据本省残匪分布情况，划分为四个清剿区。第二清剿区由21军统一指挥温州第五军分区和台州第六军分区。两军分区各抽一个团的兵力，联合围剿温、台交界处徐庆祥部、吕炼荣部股匪，限9月中旬完成。

　　温州军分区接到指示后，研究决定：由程美兴副司令率警备三团执行此项任务，并确定组织一个精干的班子，随程美兴参加剿匪作战。我有幸被指定在作战组工作，得到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司、政联合工作组成立后，美兴首长召集参战同志传达上级指示，指出：此次联合清剿是全华东地区的统一行动计划，要求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制定出本分区剿匪部队的行动方案。我们根据他的指示精神结合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警三团是“浙纵”、“35支队”前身，在括苍地区战斗过），制定出作战方案和政治动员提纲，他审阅后，十分满意。

　　部队出发前夕，程副司令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战斗动员。他首先介绍了括苍地区的匪情兵力和作战的特点，宣讲在清剿中要执行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政策及在剿匪中注意事项等。经过动员，干部求战情绪很高。8月15日我们南路剿匪部队向括苍山区开进。8月中旬秋高气爽，但南方天气白天骄阳似火，同志们汗流浃背，晚上雨天又十分寒冷。部队克服山高路滑等各种困难，在程美兴副司令员的率领下，于8月20日上午到达了张溪一带。据侦察和当地群众报告，北边桃山等地敌人仍在活动。程美兴首长决心，为不失战机，确定在当日黄昏前向桃山之敌发起突然袭击。枪声一响，部队精神大振。经过40多分钟战斗，击伤“浙南行署第六支队司令员”吕炼荣以下20余人，俘虏匪徒50余人，我军无一人伤亡。初战获胜，部队情绪更高，剩下土匪向西部山区逃窜。

　　第二天，我们继续北进到朱溪镇，与在北路剿匪的21军62师副师长孙云汉汇合（孙是安徽人，在21军时我们就认识）。我向孙介绍程副司令是个老红军、能打仗等情况。孙对程非常尊敬，他祝贺警备旅初战获得很大战果。程副司令说：你们是野战军，下一步围剿行动，请你大胆指挥，并协商下一步联合清剿西部山区股匪行动计划。

　　8月22日，两支部队发扬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在当地民兵引导下，突然向800多米的大山区一大石桥、山洋村的“浙南行署第二支队司令”徐庆祥和蒋芝麟（浙江保安司令官的女婿）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击毙敌副大队长以下30余人，俘150余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100余支（全交地方武装部队）。我警三团9连指导员徐XX在战斗中牺牲。在清查俘虏中，匪首蒋芝麟化装潜逃。后据1950年9月26日的《浙江日报》报道：“9月25日中午，怙恶不悛蒋芝麟和中统特务陈秉瑶等六名匪首在杭州松木场被处决。人民拍手称快，蒋芝麟这个祸根终被除掉了！”当我看到这则消息时，写信告诉程美兴首长，他十分高兴。

　　第二清剿区在21军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取得共歼土匪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大部分股匪基本被消灭，小股残匪化整为零，转入隐蔽活动。我军奉命将部队编成排连为单位，执行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配合地方建设新政权。我警三团在程美兴首长领导下，发挥能讲两种语言（普通话和温州话）的特殊优势，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了农、青、妇和民兵队等组织，形势大为好转。在新区民心基本稳定和农村政权建立后，我部队奉命返回温州。当地老乡知道我军快撤走时，互相奔走相告。部队临走时，乡亲敲锣打鼓集会欢送我军，那种难舍难分的军民鱼水感情，我仍记忆犹新。

　　1949年9月20日，程美兴同志率剿匪部队胜利回到温州时，受到军分区首长和机关同志的热烈欢迎。不久，根据龙跃政委传达浙江省委的决定，在开国大典之日，各地、市要组织盛大的庆祝活动，以激动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为此，军分区决定由程美兴同志负责与地方党、政机关及社会团体共同筹备国庆游行活动。记得，程副司令指定我参加军分区筹备办公室工作，会同地方拟定游行时的路线和防空计划等。地方有：温州地委宣传部长XX和温州市公安局长王芳等参加（王后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当我们初步方案制定后，美兴首长等领导乘美式吉普车沿着中山路、五马街、雪山、松台山查看防空哨所和游行的路线，一切均很满意。当我们这辆吉普车返回晏公巷转弯时，司机不慎将小贩的摊撞翻了（赔偿五万旧币）。管理科长刘心一要给小王（刚起义的）行政处分。美兴首长不同意，他说：批评一下是可以的，当时天热，巷子很窄，出点小事也难免，不要给什么处分。当小王得知程副司令为他说情时，他十分感动。他说：“如果是在国民党部队里，一定要挨棍子的。”他表示：今后要努力工作，以感谢首长的关怀。因为我第一次乘小汽车很开心，所以对这事印象十分深刻。

　　10月1日下午两点半，根据上级的指示：“所有机关、部队一律组织收听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盛况。”三时整，当扩音器中传来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宏亮的声音时，顿时，大家一片欢腾！我们许多同志都流出了喜悦的热泪。这标志新中国的诞生！

　　第二天，温州市党、政、军和各界人民团体，龙跃、李培南（新任温州地委书记）、郑海啸、邱清华、副司令余龙贵、程美兴、副政委周丕振等领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游行活动。部队、群众以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沿着中山路、府前街头、五马街等主要街道游行，并不断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沿途几万市民笑逐颜开加入游行的队伍，场面十分壮观。新中国成立，极大地振奋了革命人民志气，打击了残余敌特的气焰。从此，民心更加安定，特价趋于稳定，温州气象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