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警六团工作，赴台州沿海剿匪

　　1949年10月31日，浙江警备第一旅下属3个团，整编为浙江警备第五、第六、第七3个团。

　　第五团留在温州第五军分区，第六团调至台州第六军分区，第七团调往丽水归第七军分区的建制，并限期到达所属分区，执行山区和沿海剿匪任务。当时我由浙江温州五分区兼浙江警一旅司令部作战科，调到警六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

　　浙江警六团原为浙南游击纵队的第二支队，后改编为浙江温州警备第一旅第二团，资历较老，战斗力较强。全团三个步兵营，团直有警通、机炮两个连，机关有司、政、供、卫四个机关，全团共有1300余人。经过政治动员，干部、战士都愉快服从上级决定。

　　1949年11月中旬，警六团在团长（老红军21军留下的干部）李树芝、政委张兆祥等首长率领下，由浙南平阳，瑞安地区出发北上，经过温州，乐清、黄岩等地，经过近10天行军，全程900余里，到达台州军分区司令部指定的警六团，进驻临海东60公里桃渚城地区执行海防任务。团部驻在桃渚镇，是个历史名城。《明朝名将戚继光南塘敌攻碑记》碑文及城墙完好。团政委张兆祥决定借此对全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激励部队很好完成上级赋予的剿匪任务。

　　桃渚城并距浙东台州列岛敌占大陈列岛很近。第21军62师184团正在此地执行海防和内地清剿任务，因要担任解放舟山群岛的重任，由我们警六团来接他们的防务。

　　这里已解放半年，区、乡人民政府也初步建立，但由于离蒋介石老家奉化很近，敌人留下的散兵游匪较多，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不过，这里的地方干部多是山东随军南下来的，还有21军留下转业的干部，大家语言相通，军政工作配合却比在浙南工作方便得多。

　　1949年12月中旬，台州军分区通报的敌情称：“浙江反共救国军的独立第七纵队吕渭祥等部，可能利用阳历初一过年之际，在椒江口至三门湾沿海地区登陆抢掠活动。要求所属部队务必提高警惕，歼灭可能来犯之敌”。因此，我团团长李树芝指示团参谋处：“很快通报第一线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但敌守岛总指挥王相义，对我军在浙东沿海的战备工作，通过其特务人员，了解也比较清楚，所以终于未敢轻举妄动，即派遣其当地土匪几十人，利用夜暗和地形熟悉打个前哨战。一天夜里，当地土匪分队队长王元连率领20余人，从田岙岛出发，打算在南门坑登陆。警六团首长获悉后，令我率团直警卫连，前往围歼该敌。我立即带该连长周世峰、指导员周安仁率两个排70余人，火速赶往南门坑一带伏击来犯之敌。我们到达后严阵以待，当敌人即将登陆，即乘敌无备，将其三面包围。当敌人进入火力有效射程内，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仅半个小时，就全歼分队长以下20余人，缴获枪一支、步枪和冲锋枪15支，还缴获银元2000余枚。初战告捷，我军无伤亡。这一胜利，对部队和当地群众都鼓舞很大。在过元旦时，当地政府还组织了慰问活动。台州分区林易生参谋，把这次战斗胜利写个报道，发表在1950年3月15日《华东前线》第4版做了介绍：“这一战斗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受到台州军分区首长的表扬”。

　　在21军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结合，警六团共消灭敌散匪2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1950年2月初，警六团奉命开赴台州地区西部仙居县境，执行治安和剿匪任务。我随副团长邓福坦率一营（营长池封喜）300余人，首批到达仙居县城，经与县委书记李振洲接洽，进入仙居县执行巩固该县新生人民政府治安任务。李书记介绍情况说：“仙居县1949年5月底刚解放，6月26日，便有临、仙反共司令徐庆祥等部1000多名匪徒，重新占领县城，他们肆意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使仙居县城的人民遭到了空前劫难。”我62师186团闻讯后，及时前往重新占领仙居城，才避免更大的损失。他说：目前我县山区敌匪活动仍很猖狂。

　　1950年2月中旬，警六团李团长、张政委到达仙居城了解当地情况介绍后，立即决定：团部率二营（营长何守道、政教陈清泉）住县城；一营由邓副团长率领到西部横溪区；由参谋长毕世昌率三营（营长周夏杰、政教莫玉转）进驻在县东部白水洋一带执行治安剿匪任务。

　　这个地区，也是21军62师的185团和186团经过半年多的剿匪任务，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1949年9月份，曾与温州军分军警三团，团该穿的灰军装误认为土匪交战，双方伤亡多人）。相比之下，警六团的前身是浙南游击纵队老部队，营、连干部多数为打过游击“专家”。本地人多，语言、交流方便，再加上仙居气候条件较好，仙居以神仙住过的地方而得名，干部都有长期在此驻防的思想准备。

　　警六团进驻仙居后，对敌军人员采取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同县大队、区中队及乡民兵互相配合，经过大、小十几次战斗，击毙敌大队县以下50余人，生俘匪临、仙反共司令徐庆祥以下100余人。（徐于7月中旬，在白水洋他的家乡附近）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后，就地枪决，大快人心。自首者30余人。其中有的人投降、心不投降，交长枪、不交短枪，待机“应变”。为此，对自新者要做艰苦的思想改造工作。在剿匪期间，参谋处整天忙个不停，生活虽很艰苦，但精神很充实而愉快。

　　1950年11月2日，警六团张兆祥政委接到台州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任印传电话通知；由警六团调一名营级的军事干部到南京第三高级步校学习，因我是21军部队下来的，指名要我去学，问团领导和本人有何意见？当团首长征求意见时，我表示感谢党组织关心培养，服从上级决定，学习毕业后，仍回团工作……

　　1950年11月7日，离开警六团时，团首长请我吃便饭，鼓励我好好学习新的军事知识。饭后，毕参谋长还特约参谋处9位战友到仙居照像馆合影留念。我在警六团工作，上、下级关系相处融洽，至今记忆犹新。

　　（二）调南京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1950年11月10日，接到通知说，调我到南京高级步校学习，马上去报到。我以留恋难舍的心情，告别了浙江台州警六团首长和战友，离开仙居城。由于临海分区驻地距有100多里的路程，其中山区还有国民党残匪活动，所以我除带一名通信员外，另派骑兵护送，并通知白水洋三营派分队接应。当日中午到三营之部时，受到周夏杰营长等热情款待，晚上即安抵台州军分区临海，由组织科科长安排我们的住宿。

　　第二天，政治部曹星布主任找我谈话说：“这次，是组织部门提名，经分区党委讨论同意，我分区只调一名军事干部到南京第三高步学习，结果选定你去，希望你不负重望，努力学习，毕业后，仍回原部队工作，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做出贡献。我当时表示：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器重和信任，一定加倍努力学习……

　　第三天早晨5点，我和通信员朱崇良乘临海开往杭州的公共汽车，于当晚六时到达杭州市。然后乘一辆人力车拉到军区招待所住宿。我打听到，军区政治部总务科长钟全，是由21军调来的，我与他电话联系后，第二天他派人带我到铁崖路军区政治部办理去南京学习的手续。在办理介绍信时，李振华科长告知，这次调学员的主要对象，是野战军部队的干部为主，浙江军区只有沿海三个警备团和杭州警备区部队七名营级干部，并规定学员一律不准带家属和随员。你办好手续，明天就可起程。我问李科长：”我带的通信员，要动员他回台州分区原部队，因他年龄很小，晚走一天可否？ “李科长说”行“。回招待所，我向朱崇良说明上级不准学员带通信员规定，动员小朱返回警六团工作，他愉快同意后，我带他到西湖边上转了一圈，并到”楼外楼“餐厅请他吃了西湖糖醋鱼美餐一顿开了洋荤，为向小朱送别，腰包积蓄一点钱花了一半，但大家玩、吃都很开心。然后我给小朱买好去临海的汽车票，送他上车惜别。他招手深情地说：”你学习以后回团工作，我还跟你……

　　1950年11月15日早晨，由钟全科长派吉普车送我到杭州火车站，中午12点多钟到达南京下关，下车后因我单独行动，无人接站、也无公共汽车可乘，只有坐双轮马车到下午三点左右才到达南京孝陵卫第三高级步校报到。

　　这里是华东军区接管国民党军队营房，略加改造而建立一所校园。除军事学院外，是第二所正规军事学校。

　　到校后，被编入第一大队三队学习（大队长郑长华、副政委马云涛），三队队长是李海涛、指导员王振斌）。

　　第三高级步校，校长兼政委余立金，第一副校长刘清明、副校长高锐兼训练部长，政治部主任张崇文。下属三个大队，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整个学制计划三年，培训华东地区及第三野战军的营级军政干部（建国初期，全国只有四所高级步兵学校）。我们学员都很年轻，对学习现代化军事知识欲望很高，学习毕业更好地为国防建设服务。但因成立总高步兵学校，而面向全军招收团以上军事干部归中央军委领导，南京第三步高级步校即提前结业。后在“总高”第二期招生时，我又到“总高”学习。所学习内容，除提高规格和学习苏联军事经验为重点外，其他与南京第三高级步校，大体相同。现将我在“三高”学习印象较深的几件事简要回顾如下：

　　南京第三高级步校是在华东军政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所军校。经过紧张的筹备，1950年12月初，在学校大礼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仪式，教、学员约2000人，大家精神抖擞，场面甚为壮观。

　　开幕式由校长兼政委余立金主持，刘清明副校长传达教学计划，然后由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主持军区常务工作的第三书记），代表陈毅司令员到会讲话，他说：“陈毅首长在上海工作十分繁忙，委托我代表华东军区党委和陈毅司令员对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开学表示热烈祝贺！”并说：“目前华东部队整编后，由120万人精简到80余万人，还要担任海防军训任务，随时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了加速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的建设，抽调一批年轻的中级军、政干部入校深造，是党对你们的关怀、信任。希望全体教学员工共同努力，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学习现代化军兵种业务技术，吸收外军的有益经验，提高我们的军事理论与技术水平，毕业后回部队起骨干带头作用”。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继由学员代表、战斗英雄陆明山和教员代表发言，一致拥护刘副校长传达的教学计划和唐亮书记的重要指示。最后，余校长作了综合性讲话，要求全体人员，很好的学习、讨论唐主任代表陈司令员所做的指示。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中午会餐，晚上由军区前线文工团慰问演出。这次开学典礼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未忘。

　　根据我军发展壮大历史条件，军事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为了学习现代化军兵种知识和联合协同作战准确掌握时间，首先进行四个月的数理化学习。通过考试摸底，我的文化知识基础较好些，编在第一班学习（分高、中、低三个班次）。在学习计划中，也学习一些语文基本知识，例如语法和标点符号等，以便于写战斗文书。学数学和语文，我不太吃力；对学习物理、化学，尤其是教员做各种试验时发生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我特别感兴趣，我把一些日常现象和自然气象规律结合起来讲解，既好懂，又便于记忆。大家对理、化教员的讲授口才和技巧，普通反映较好，收获很大。

　　1951年元旦后不久，发1月份工资时，根据上级的规定，团以上和10年排级的营级干部可享受中灶待遇。当时，三队100多名学员中只有5人可以吃中灶。因学员是集体生活，就把每月10元钱的中灶费发给个人。我15岁时参加青训班学习后担任乡级干部，享受排级待遇。这对我是鼓励和鞭策，更促进我努力学习，将更好地为部队正规建设尽责出力。

　　1951年春节时，我从孝陵卫来到军事学院看望久别的程美兴老首长。见他身着笔挺的毛料军装，红光满面。他见到我时，非常热情，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中午陪我去“小灶”就餐，饭后，同我一直畅叙了温州剿匪等往事，并问我的学习情况和婚事。他对我说：“小卢，你今年已26岁了，该找个对象。你若愿意，我帮你介绍一个，毕业后结婚不是很好吗？”我当即表示：“可以看看再说吧！”过后老首长亲自“搭桥”，我们见面了。她长得挺秀气，又是安徽“老乡”，两人都表示有继续交往及互相了解之意愿。但后来因“三反”运动，第三高级步校撤消（成立“总高”），我即返回浙江海防前线工作，而中断了联系。此事虽未谈成，但老首长平易近人、关心下级的革命情谊，使我永生难忘。

　　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工作特别繁忙。1951年春节，陈毅司令员回南京听取军区工作汇报后，决定举行春节团拜会时，同驻宁三军指战员代表见面。我们“三高”全体学员参加，准备分列式，接受陈毅司令员的检阅。接到“会操”通知后，大家利用早、晚时间进行队列训练。因学员都是老兵，有一定军事基础。为了整齐划一，除着新军服、穿黄皮鞋外，还每一个人都发一双白手套，显得格外整齐、精神更加饱满。

　　1951年2月初，一天的早晨，我们学员四时许即起床，5点钟准时整队由孝陵卫大操场，1000多人，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出发，经过约一个小时，步行到中山门内黄埔路军区司令部大操场集合完毕。受检阅的部队，除军区直属机关和院校外，还有海军（含海校）空军等单位部队。七时许，由阅兵总指挥作战处长王德向陈毅司令员报告到操人数和整队完毕请司令员检阅。陈毅在唐亮等首长陪同下，首先检阅了驻宁机关和军区高干训练班方队。当检阅到第三高级步校方队时，陈毅司令员操着四川口音：问“同志们好！ ”学员们用持枪礼、带着白手套，高呼：“首长好！”队列整齐、声音洪亮，首长们招手致意。陈毅司令员环绕大操场一周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高兴地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建立了中苏同盟友好条约，更有重大意义。同时，介绍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劣势情况下，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取得了重大胜利，以及国内华东海防、剿匪的任务的部队也取得很大成绩，并在紧张有序的继续进行之中。最后他号召华东部队，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早日解放浙闽沿海敌占岛屿和台湾，而努力加紧工作。陈司令员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我当年参加规模最大、听到级别最高、在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受阅大会，也深感荣幸。

　　经过近半年文化补习，学习了数理化有关知识，为学习现代化军、兵种知识打下一定的基础。1951年4月份，转入本科军事科目学习。

　　军事课，首先是贯彻中央军委新颁发的”三大条令“，即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我军传统的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格斗，重点是学习合同战术、军兵种业务及野外战术作业等课程。本科刚开始两个多月，下半年就参加了全国自上而下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秋天，我们”三高“机关干部和部分学员（我是三队学员代表），到华东军区大礼堂，听取陈毅司令员传达党中央在当前新形势下，关于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指示。他十分深刻、例举上海一家制药厂，为志愿军制造急救包，竟用未经消毒的旧棉衣的棉花危害伤员的生命。他也点名批评了某些单位领导”三反“运动不力的干部，号召广大干部积极投入这场伟大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疯狂进攻。

　　听完报告回校讨论，大家表示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和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同时感到这次”三反“运动势头不小，受到一次深刻的无产阶级清廉反腐教育。不久，学校停课学习，参加”三反“运动。同时，中央军委决定：在南京”三高“的地址成立全国的总高级步兵学校，（归军委直接领导），向全军招收团以上军事干部学员。”三高“提前结业，学员回原部队工作。

　　（三）在台州军分区干部轮训队工作

　　原南京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撤消时，上级决定所有学员一律回原部队工作。

　　1951年8月底，校里根据学员所在原单位的方向、人数等集体办理军人乘车手续，不仅由校务部派车送往下关火车站，而且各队领导干部亲自送至车厢握手告别，彼此依依难舍难分。

　　我们乘坐的一节包厢，是南京至杭州的列车，共五六十人，分别为驻浙的21军、22军、35军等部队的学员，有些比较熟悉，坐位靠近的，还互相留下地址，以便通信联系。当天下午到达杭州车站，浙江军区派车接往招待所住宿。浙江军区赵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丁秋生等首长，还到招待所看望，他代表张爱萍司令员、谭启龙政委向我们大家问好！他介绍了浙江部队变化的情况，说：”近年来，在上级领导下，浙江军区各项工作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内地剿匪工作由三个野战军配合地方部队分片包干，股匪基本肃清。沿海的温、台分区，敌占岛屿尚未解放，斗争任务仍很艰巨。35军已编入华东海军了，欢迎大家回浙江军区工作，听从组织分配。祝同志们今后工作顺利！“首长的讲话，对大家受的教育和鼓舞，表示回部队努力工作。

　　第二天，军区招待所代购好去临海汽车票，由政治部电话通知台州分区汽车到站的时间。当时下午5点多钟到汽车站时，杨同善同志已在车站门口等候，接我到招待所住宿。

　　次日，台州军分区朱振锋科长到招待所与我谈话，他说：”目前整编后，司、政、后三个部改编为参谋、政工、后勤三个科。警六团改为基建工程第三团，己赴上海执行国家建设任务；分区教导大队，已改为人民武装干部训练队；还有个机帆船大队驻海门。经分区首长研究确定：你到分区干部训练队任队长，因为你在南京“三高”学习回来，到干部训练队工作较适合，并介绍了干训队的编制和干部配备情况。他说：“如果没有意见，下午就可去干训队上班”。我立即回答说：“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尽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解放初期，干训队没有配吉普车，只有指导员杨孝思带着文书、通信员推着自行车到分区招待所接我。用自行车推着我用马被套装的行李，共走了约一华里，到达南山坡一个庙宇式小院，有10幢平房的干训队驻地，在当时来说，条件和环境都是满好的。现在回忆，那时用自行车接人的情况并不觉得寒酸，因为它正体现了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作风，所以反而感到无比的光荣。

　　台州军分区第一期人武干部训练队已开学几天了，杨指导员用晚上的时间召开全队大会，向学员介绍我的简历，并“吹了”我一番。我表示，在党委集体领导下，教、学员共同努力，把上级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人武干部训练队没有专职教员，全请地委、专署、分区领导讲课，并聘请有关业务部门介绍武装干部如何在当地政府和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劳武结合，壮大民兵组织，配合驻军部队作战，训练骨干民兵，巩固人民政权。队的领导只负责党的工作、行政管理、生活保障等。

　　干训队按营、连、排分别编为三个区队，共有100多名学员，按军队条令进行作息。早操，除由值日区队长轮流带队外，我在早操和晚点名时间教八节徒手广播体操，对健身有益，很受学员欢迎。

　　每堂课，我都跟班听，从中了解许多台州地区的历史和社会习俗，增加了不少人武工作的知识，也是我多少年工作和学习中最轻松愉快的一段经历。

　　学员结业前，分区参谋科戴玉生科长找我商量，由我讲两课解放军新颁发的三大条令和军、兵种发展现状及其主要任务等。我根据南京“三高”学习过的内容加以整理进行讲解和介绍，使学员对我海、空军，尤其是炮、装、工及防化兵的发展很感兴趣，听后感觉挺新鲜、有趣，反映较好。

　　1951年9月底，分区第一期人武部干训队结业时，地委书记刘剑、分区司令员黄欣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到会并讲话，要求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上认真贯彻民兵工作的“三化”要求，即组织上军事化、作风上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军事组织。分区首长对干部训练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也给予肯定和表扬，希望不断总结经验，把下一期办得更好。

　　在第二期学员入队之前，指导员杨孝思（是21军战友和老乡）对我个人问题非常热心。他利用国庆节假期，以他爱人吴英在卫生队工作的关系，为我选择适合的恋爱对象。经他们夫妇二人搭桥、介绍使我认识了卫生队医助宫敏同志，当双方约会后一见钟情，互相愿继续交谈、了解保持恋爱关系。

　　1951年10月初，台州分区干训队第二期按计划开学，全队工作人员又投入紧张有序的教学之中。教学计划略有调整，内容较前丰富，教学管理也有改进，历经一个多月顺利结业。而正在欢送学员之际，突然接到朱振锋科长电话，叫我到分区宋献璋政委办公室去一趟，我心中砰砰跳，不知出了什么事。见到宋政委，他对我说：“目前，台州分区沿海形势日趋紧张。根据上级通报，敌人企图反攻大陆。分区驻海门的机帆大队，整编后需要加强领导。分区党委研究决定，你去机帆大队任大队长。听说，警六团在浙东沿海剿匪时，你在那里打过仗。你回去准备一下，三天内到海门机帆大队上班”。我当即表示： “没有意见，服从上级决定，决心做好工作，请组织放心”。

　　（四）在台州军分区机帆大队工作

　　1951年11月中旬，我被调到海门台州分区机帆船大队工作。因为交通不便，台州分区参谋科长戴玉生（原任该大队大队长）打电话，让机帆大队派船到临海接我上任，于是，我乘派来的快船，仅四个小时即抵达海门军用码头，受到大队干部的热情迎接。当天晚上，主管大队工作的参谋长黄怀虎向我介绍情况说：“整编后的机帆大队，由四个中队减为两个中队。现有大、小船只24艘，除两个修理厂（机修和木工厂）临时工人外，还有300多人。大队机关参、政、供、卫仍保留，工厂、码头、油库、军械等警通人员，共有60—70人。生活供应为”四类灶“（而陆军普通为”二类灶“）。业务技术保障，由浙江军区后勤车船处负责。大队所担负的海防任务是：”北起石浦港的渔山岛，南至温岭松门、石塘镇，驻台州分区沿海的21军所属部队的作战运输及生活保障任务等。这两个中队的船员，长期住在船上或临时登陆住在营房两棲生活，工作技术强，军事训练很少，散漫作风比较严重。现大队只有副政教龚德吉、机修厂长张国俊几名营级干部，大家相处工作关系比较融洽，工作积极性较高“。听后，我沉思良久，感到今后肩上的担子很重，因而鼓励大家共同努力，把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完成好。

　　在机帆船大队，我仍继承和发扬21军老部队机关工作作风，做到”三勤“即：嘴勤多问、腿勤多跑、手勤多记。除开会，我基本不坐办公室里。我一到任，烧了”三把火“：一是，听大队机关人员业务工作汇报，了解他们对今后工作改进的意见和要求；二是，带机关技术人员，深入船上、海岛了解情况，学习船管技术知识和亲身体验机帆船在海上航行生活的滋味（很幸运，没有遇遭恶的天气），基本上还适应；三是，走访为21军服务的62师孙云汉老首长和驻白沙山、黄礁岛186团领导，了解他们对我大队船员执行任务中服务态度的意见及如何改进，请他们作指导。经过一个月的摸索，学习了许多新的知识，心中有了一点底，拟结合年终工作总结报告，向分区首长反映，并力争早日解决战备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海门，是位于椒江口内一个不大的镇子，约万户人口，甚为繁华，素有”小上海“之称。因距敌占岛屿上、下大陈仅40余公里，敌人的飞机常常临空侦察、袭扰，军民战备气氛甚浓。对我们大队来说，这已习以为常。

　　1951年12月中旬，接台州分区参谋科通知，要我到临海开会，汇报机帆大队工作情况。为此，我召集大队机关同志收集情况，连夜准备汇报材料。

　　第二天，分区司令员李占彪、政委宋献璋和参、政、后领导干部参加，分别听取各单位年终工作汇报。当轮到汇报机帆大队工作时，我谈到机帆船大队的现状说：”全体指战员工作积极主动，上下团结、齐心努力为友邻部队战备运输、生活保障做得很好，兄弟部队是满意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干部少、任务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加上船少、破旧，装卸物资不方便，经常出现一些小的技术和责任事故。船上生活比较单一、枯燥、有少数年大体弱的不安心工作。有些具体实际问题，拟在年终用文字向首长和机关报告，以求早日得到解决。“

　　宋政委听完我的汇报后说：”机关对机帆船大队所提出有关干部和战备中的主要问题，要研究方案提交党委讨论，尽快的解决。他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战备任务的完成和同友邻部队的关系，一定要高度重视“。我听后心情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我到卫生队看望宫敏同志，进一步确立恋爱关系临别时，她主动打听机帆大队卫生所人员情况，希望能早点调来同我一起工作。我临走前向上级作了反映。

　　回队时，我向政工科朱科长告别，他说：”你汇报机帆大队工作所提的意见，首长非常重视。现在，分区只有你们大队地处海防前线，配合友邻执行战备任务。机关初步意见，准备派原分区教导大队政委唐玉怀去你们大队任政委，加强政治工作，待党委讨论定下后就到任“。并且说：”关于宫敏工作调你们单位的问题，打算唐玉怀工作批准后，他爱人解菲是文化教员，准备同她一块调动。这样，女同志有个伴，工作更方便些“。我激动地说：”政治机关真是干部之家，党组织考虑问题十分周全，希望唐玉怀同志早日到职，以齐心协力完成上级交给的战备任务“。

　　1952年元旦后，唐玉怀政委正式到任。解菲和宫敏也分别调到大队部任文化教员和助理军医。

　　唐玉怀政委到职，我们就召开大队党委会，研究工作分工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问题。大家一致推选唐玉怀同志为书记，我为副书记。新的党委成员，工作既具体分工，又团结协作，并制定了党委工作计划。在党委一班人带领下，全大队同志齐心努力，各项工作的面貌为之一新。

　　1952年初，我们海门镇驻军得到了加强。华东海军温台巡防大队，陈雪江同志为大队长。这个大队新增四艘50吨渔轮艇，特别引人注目。公安部队专设护航大队，保障浙东海上交通运输安全，还有高炮部队（37高炮营）到海门担任防空任务，军民都有了安全感。我们大队经常与友邻联系，向他们学习，与兄弟部队配合，共同完成各项战备任务。敌人的耳目也非常灵通，这时，台州沿海的形势一度缓和，海匪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一年的2月5日（春节），经组织的批准，我和宫敏同志结为终身革命伴侣。在战争的环境中，婚礼规模小，仅大队几个领导参加，也很简朴，只有两包香烟和一些糖果，但充满了革命友情。

　　在台州军分区机帆大队工作期间，有两件难忘的事：

　　1、参加白沙岛保卫战

　　1951年9月18日，蒋介石委派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任”浙江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兼省主席，任钟常青为副指挥，镇守大陈。他们把杂牌军纳人六个突击大队和一个海上游击纵队，并从台湾先后增调四个军官战斗团，总兵力12000余人。国民党军运用海、空军的优势经常突袭我椒江口沿海地区。

　　白沙山岛位于黄岩县海门镇（现改为椒江市）东北约20公里处，是控制椒江口的要地。

　　1952年3月28日20时，吕渭祥、王抠的”反共救国军“1000余人，乘我军”三反“运动和部队整编之际，分乘机帆船23艘，在9艘海军舰艇掩护下，向我守白沙山岛部队发起突然袭击。我白沙山岛守军—21军62师师直警卫连，在连长顾展宏和政治指导员马守玉的坚强指挥下誓死抗击，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此时，敌海军舰船趁涨潮之机，向我阵地猛烈射击，以掩护其部队登陆。在敌众我寡情况下，我警卫连3排7班大部伤亡，副排长徐忠同志不幸牺牲，全排只剩下三个人，连长顾展宏当即命令2排反击敌人未成，7班幸存的3人仍坚守阵地抗击敌人。

　　我62师师长孙云汉得知敌人登陆白沙山，迅速命令就近的师海防大队长齐德胜派部队支援，同时迅速通报给驻海门的华东海军温台炮艇大队陈雪江大队长和台州军分区机帆船大队卢辉大队长派炮艇、机帆船前去支援，积极配合陆军协同作战。我海军炮艇10艘和机帆船大队船12艘的支援下，抓住战机，进行反击。天刚亮，敌人在其海军炮火掩护下，继续向白沙山疯狂登陆，在125高地展开激烈战斗。我先头登岛部队受阻，与敌对峙到6—7时。敌先后9次向我阵地反扑，但在我62师警卫连和增援的海军配合下，均予以击退，到10点半战斗胜利结束。

　　经10多个小时的激战，共毙敌中队长以下200余人，击沉敌机帆船3艘，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俘敌30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我守岛部队英勇顽强，坚守阵地。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海军和机帆船大队相互配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是我浙东陆海两支部队联合反击战的首次胜利。

　　战斗结束后，4月1日，在海门镇召开万人祝捷大会，宣传敌人反攻大陆被我军粉碎，稳定了人心，对巩固了新区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2、接收海军登陆艇，成立第三中队

　　1952年6月25日，根据华东军区颁发《对解放上下大陈岛登陆作战的指示》，决定21军全部及22军65师，在华东东海全部与空主力协助下、坚决攻歼上下大陈守敌，解放大陈岛，并相机解放浙江及闽北沿海匪占岛屿。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驻浙的陆海空三军积极备战。

　　1952年8月初，浙江军区通知台州军分区，由华东海军调拨12艘木质登陆艇归机帆大队建制，加强海防战备工作。我根据台州分区首长的决定，前往上海海司办理交接手续。这一消息传出后，我大队全体指战员无不欢心鼓舞。

　　我即带领郑涛参谋等人到杭州，拿上级批件和介绍信，而后赴上海首先找了华东”海司“作战处长王英杰（抗日时期是我的老营长），他热情接谈，并介绍到登陆艇大队和江南造船厂等单位联系交接手续。海军同志向我介绍：登陆艇都在船厂维修，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使用一次性登陆艇。他们登陆大队的任务是， 负责给每艘艇上配一名舵手和一个技师（操作机器），其余水手、帆缆、信号及枪炮人员，根据需要均由你们大队自行解决，时间大概2—3周内完成。我听后与郑涛参谋商量确定，既然上级有了明文规定，其他水手在本大队范围调整问题不大，修好后如何开往海门，需要向海司领导汇报。然后我们到江南造船厂维修船坞亲眼看看情况，该艇吃水浅、容量大、装卸方便，适合海防战备运输工具，心中十分高兴！确定，郑涛参谋留下，了解维修进度和海军技术人员配合等问题。

　　我向王英杰处长汇报几天了解情况有关事宜，并提出登陆艇如何开往台州海门问题。他说：”我们有所考虑，由黄海至东海几百里路，船员不齐，航道不熟，修好后拟派两艘海轮拖引经舟山去海门。但从石浦到椒江要晚上航行，以防止敌机空袭。为此，您们要派船只引航。我听了心中非常高兴！您是老海军了，考虑的非常周密，我回海门做好准备，负责具体接收工作“。他回答说：”行，今后一定做好艇上海军思想工作，注意加强团结“。

　　我带着通信员从陆路返回海门，立即向党委和上级汇报，并建议成立第三中队，请求配备干部和补充兵员。

　　在上级未批准扩编前，我责成黄怀虎参谋长从一、二中队和机关选调30—40名老水手，由潘岩柱代理中队长和派一条大机帆船、熟悉航道的船老大去石浦港，准备迎接由上海开来的新艘登陆艇早日抵达海门。

　　1952年9月初，经过维修的蓝灰色12艘登陆艇安全到达椒江港，连拖船前后一里多长龙似的，一时成为海门一大亮点。为了保密和防空，新艇临时停泊在海门以西葭沚江面上。

　　三中队正式成立后，我大队执行战备运输中，成为一支新的力量。它最大的优点，是容量大，一艘可装载一个步兵连，而且安全；吃水浅，放开大门，可直接靠岸或登陆，便于装卸。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先进的运输工具，受到台州守岛部队欢迎和赞扬。但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原海军艇上人员享受”八类灶“，一只艇上不能吃两种灶别。经请示浙江军区后勤车船处答复：凡定编在海军登陆舰船员，一律享受”八类灶“待遇，战时随艇出海的领导、卫生员等，按在艇上生活时间，临时造名册按”八类灶“报销。这样，一个大队，一、二中队仍吃”四类灶“，同时执行海防战备任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灶别，一度引起了不同的思想反映。

　　（五）在浙江军区海防

　　第一大队期间经历两次海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根据中共中央、毛主席从当时国际的形势，以及美蒋当局对闽、浙沿海岛屿活动的情况要充分准备，严防敌陆、海、空三军进行骚扰活动。

　　3月8日，浙江军区王必成司令员来到海门，召开有：公安16师师长李国厚、温台水警区副司令陈雪江和我参加的战备会议，在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后，要求浙东沿海战斗部队提高革命警惕，密切关注着美蒋的阴谋活动，以打击国民党上下陈岛之敌”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为解放浙东沿海岛屿创造条件。

　　会议一致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王必成司令员的重要指示。会后，王必成司令员马上赶赴洞头岛，向公安17师布置战备任务。

　　为了保障浙东温台沿海的安宁，1953年5月3日，根据华东军区决定将浙江台州军分区机帆船大队扩编为浙江军区海防第一大队，由公安16师代管，并负责战时指挥、政治工作、干部配备和生活供应等。温州为浙江军区海防第二大队。大队机关设有参谋、政工和管理三个股，还有卫生所、修理厂，下设四个中队。共有船只36艘，其中机帆船24艘、木质登陆艇12艘（为第3中队）。1954年1月初，为充实、加强第四中队。由福建水兵师工程师廖成美来海门，负责设计50吨仿渔轮艇新型快船造12艘。浙江军区警卫营的第三连（连长隋克勤，系胶东时许世友将军的警卫员），到我大队四中队担任中队长。加上工厂和雇用人员共500余人。

　　上级重新命我为浙江军区海防第一大队大队长，许维清为大队政委，唐玉怀为副政委，黄怀虎为参谋长。这项命令是公安16师政治部主任寿文魁和参谋长易继明（老红军）来我大队宣布的。为了保密工作，把我大队列入”3147“部队（公安16师的代号）为四支队。一、二、三支隊是16师三个步兵团的代号。

　　整编为浙江军区海防第一大队后，全大队（除工厂外）一律享受”八类灶“的生活待遇。这时，组织机构扩大了，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3、4中队成立后，新的船艇战斗、运输能力提高了，全大队生活待遇基本统一了。在公安16师（同驻海门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方便了，全大队齐心协力，乘风破浪，活跃在浙江台州沿海，被称为浙东一支”陆军海战队“。

　　1、参加四岛战斗

　　1953年5月，胡宗南曾亲自视察大小鹿山、鸡冠山和羊屿四岛。他站在大鹿山头上，指着大陆对他的官兵说：”此乃你们的幸福之路也。“胡宗南命令时任”浙江反共突击军“的第42纵队司令何卓权，重占四岛为前哨阵地。

　　1953年6月，浙江军区林维先代司令指示，要迅速铲除这个祸根，决定：由陆军60师179团1营负责攻打大、小鹿山两岛；公安17师1营，负责攻打羊屿和鸡冠山两岛。

　　6月10日晚，我60师179团副团长胡铁峰率1营，在军温台巡防大队长陈学江率1、3中队炮艇10多艘、渔轮4艘和乘我大队登陆艇和机帆船等20余艘以火力支援，对大鹿山、羊屿之敌发动了突然袭击。战斗仅进行半个多小时，即全歼守敌220余人，其中毙敌主任杨源鉴以下46人。初战成功，大大鼓舞了指战员陆、海军配合作战的信心。四岛解放，群众称快。炮声刚刚平息，我运输船队就出现在航道上，渔民们也驾着渔船来到附近海区捕渔。四岛周围又恢复了生机。

　　大、小鹿山背靠披山岛约8海里，直接控制航道。四岛丢失的第二天，胡宗南就接到蒋介石从台湾发来的特急电报：”连丢四岛，实为耻辱，切实追查，立即报我。“电报上的每一个字，犹如一把把铁锤。胡宗南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心夺回四岛，以此表示自己对”总裁“的忠诚。为了报复，那个自愿请缨而来的”西北王“——胡宗南，亲率国民军官战斗团等1600余人，在17艘军舰掩护下，向我60师、公安17师守卫的大、小鹿山和羊屿实施反击。

　　6月24日，我60师179团1营及公安17师50团3营9连两个排等守卫大小鹿山、羊屿四岛，给敌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敌众我寡，敌人终于得以登陆，我守岛部队进行顽强的抵抗，先后打退敌军10多次进攻。

　　海军温台巡防大队2中队中队长阮国权作战十分勇敢，他们前往羊屿支援时要通过敌占岛屿和积谷山封锁线，在羊屿又遭到海上4艘敌舰拦阻，但打退了”信阳“号敌舰一艘，并直插羊屿侧后，打击敌人退路，阻击敌人增援舰艇。

　　我守岛部队在无水喝、无饭吃的情况下，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战36小时，守岛分队同志大部壮烈牺牲。我指挥大队20艘船舰、带领增援部队，在海军火力支援下，及时登上大、小鹿山和羊屿岛，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小鹿山之敌登陆受挫后仓皇撤逃，这时我大鹿山守军组织5个班向小鹿山反击，歼敌300余人。这次四岛争夺战，我军歼敌700余人，击沉敌机帆船10艘，击伤敌舰5艘。胡宗南亲自登舰督战，以失败而告终，我军共伤亡260余人，四岛迅速解放。

　　由胡宗南亲自组织指挥的大陈国民党军，反攻大陆的美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个上将1947年3月占领延安时大出风头，曾获”河图“勋章，这时遭我军一系列打击后，自感羞愧，提出辞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到大陈，将胡宗南迎回台湾，算是给这位上将”自愿请缨“的一点面子。胡回到台湾后，只挂了国民党总统府顾问的空头衔，终日郁郁寡欢，于1962年病死台北，时年67岁。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蒋介石于8月委派在登步岛取得战功的国民党67军中将军长刘廉一为大陈总指挥以取代胡宗南，加强了驻浙江沿海岛屿的守备力量。以上、下大陈岛为中心，并在渔山、一江山、披山等诸岛设防，部署了国民党46师3个步兵团、军官战斗团和6个突击大队等共20000余人，有舰艇10～15艘停泊在大陈港。他们不断派出飞机、军舰对我温、台等地进行袭扰，严重危及我沿海军民生命的安全。

　　2、参加解放东矶列岛作战

　　1953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访台，与国民党集团缔结防御条约的”协防“建议。蒋介石集团一面大肆叫喊”反攻大陆“，一面和美国当局密谋酝酿拟订”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把其防御范围由台湾海峡扩大到浙、闽沿海，并使之合法化。期间，美蒋要员又接二连三地到金门、大陈等地筹划。

　　这一消息泄露后，中央军委于4月初决定：加速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进程，以打击美蒋”协防“的阴谋。华东军区奉命以陆、海、空三军进占头门、田岙和蒋儿岙三岛，通称”东矶列岛之战“。东矶列岛的战斗规模虽小、但可以说这次战斗是陆、海、空三军联合解放一江山岛的前奏曲。

　　东矶列岛位于台州沿海，由田岙、头门山、蒋儿岙三岛组成，矗立于台州湾和三门湾之间，扼守扼海门、石浦航线之要冲，控制着浙东海面渔场。东矶列岛之敌，系国民党军一江山地区司令部派出的、以王枢为大队长的游击队，共有国民党军100余人，有长短抢50余支。敌人以东矶列岛为依托，经常以小型炮艇（”永字“号）、大型舰（”太字“号）各2-3艘，掩护其机帆船截击、抢劫我商船，封锁我南北海上交通，破坏我台州湾地区渔业生产。

　　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确保宁波至温州航道的安全，保护猫头洋渔场的生产，总参谋部1954年4月15日电示：”华东军区应抽调一个团的部队，进驻并巩固田岙、头门山，配合海军执行保护渔场任务和确保该区航行安全。华东海军应组织现有力量，积极寻找战机，予猖狂活动之敌以打击。“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好这次东矶列岛战斗，我军在黄岩开设了浙东前线指挥部，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任指挥，华东海军参谋长马冠三、公安16师师长李国厚、60师王坤参谋长和温台水警区副司令陈雪江为副指挥。在这次战斗中，有三军参谋人员协助”前指“首长指挥作战，共同拟定作战方案，并上报华东军区和军委总参谋部。

　　5月3日，根据粟裕总参谋长电话指示，华东军区张爱萍参谋长于5月8日率作战处副处长石一宸、海军参谋郑武、空军参谋袁仲仁等，到浙东前线着手进行三军首次协同作战事宜。

　　解放东矶列岛的战斗，我参加了全过程。对登陆战斗虽较为熟悉，但对海、空军战斗的情况不完全了解，经过调研和查阅有关史料，现在终于弄清了这次战斗的来龙去脉。

　　（1）登陆战斗

　　东矶列岛战斗，是从5月15日打响的。参加这次登陆战斗的陆军有60师180团（欠1营）配属炮兵3个连、工兵1个连。他们分别搭乘舟山基地登陆大队的”碾庄“、”卫岗“两艘登陆舰和我大队19艘机帆船，于5月15日19时由团长吴国祥率领，从牛头宫起渡，21时40分攻占田岙。在登陆时未遇大的抵抗，敌人除少数逃跑外，其余均为我俘虏。

　　180团1营配属炮兵3个连、工兵1个连，他们分别搭乘福建水兵师8艘登陆艇和7艘机帆船，由该团参谋长李鹏率领，于15日19时从海门起航进攻头门山，21时在皮箱里登陆。这个岛上没有敌武装部队，仅有一些匪特的情报组和联络站。在我登陆部队刚到岛上时，还有不少特务在老百姓家里赌钱，当即就被我军抓住了20多个。后来，还破获了敌人潜伏特务与大陆的关系网。

　　公安16师48团2营配属37战防炮两门，乘浙江军区海防第1大队7艘登陆艇和8艘机帆船，由该团政委孟克明和我率领，于5月15日19时从三门湾沿江村起航，22时攻占蒋儿岙。步兵登陆后，未遇敌人抵抗，敌人全部潜伏山洞，天亮才肃清。23时10分，三支部队先后登陆完毕。此次登陆战斗，共俘敌大队长以下66人，击毙7名。

　　东矶列岛解放后，我军进占这些岛屿，要全力对付敌海、空军可能的反击。所以，我们陆军指战员马上就忙着构工事、筑简易码头，连夜转入设防。

　　（2）海战简况

　　1954年5月6日，华东军区海军下达预先号令：”……我华东军区海军负有配合陆军进占田岙、头门山等岛屿作战任务，运送陆军登陆，打击敌人从海上和空中可能的反击，保证陆军登陆安全。“

　　我海军舟山基地舟山战舰大队，由代理大队长聂奎聚（他原是”广州“号护卫舰舰长，因战斗需要临时调来，代理编队指挥员）和政委高一心率领的”瑞金“、”兴国“两舰，于5月16日进入田岙、蒋儿岙、头门山之间待机，准备打击可能反击的敌舰。这一天，敌舰、敌机袭扰频繁。一天之内，我海军舰艇就进行了5次对敌海、空战斗。

　　3时50分，敌人的侦察机在头门上空转了一圈。一会儿，从大陈方向开来了3艘敌舰，企图搞掉我们登陆艇。我指挥员令一炮艇诱敌舰进来。当敌舰进入头门、高岛之间时，隐蔽在头门湾里的我海军炮艇就全部杀出去。

　　在我头门、高岛阵地上的炮火，用火力拦击敌舰退路。经过激战，击伤敌舰两艘，其带着满舰的硝烟狼狈地逃回大陈。就这样，我陆海军紧密协同，取得了攻占头门后第一次海战的胜利。

　　5月17日，我”瑞金“、”兴国“两舰及炮艇两艘，在东矶列岛海面与敌舰1艘、机帆船3艘进行战斗，俘敌机帆船1艘，击伤敌舰1艘，毙伤敌官兵22名。

　　18日5时5分，我”瑞金“、”兴国“两舰于石浦补给完毕。经批准返航田岙执行任务，时速10节航行。在北纬28°59'48”、东经121°57'20“处，发现蒋儿岙上空有敌机3架，正向我”瑞金“舰俯冲下来。当敌机进行进攻时，由于实施平桅杆轮番轰炸，3枚炸弹击中”瑞金“舰的主甲板和右舷机舱，舰体开始下沉，大队政委高一心和舰政委孙毅芳以下56人遇难，伤大队长聂奎聚以下40人。

　　在聂奎聚不远的地方，有被炸弹震昏的邹吉才，他苏醒过来时，发现已被海水冲走好远的聂大队长也被炸弹震晕苏醒后在吃力地游着，就立即吆喊着，组织大家把他救起来。这时邹吉才苍白的脸上，才露出了微笑……

　　聂奎聚1926年6月出生，担任过舰长、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等职，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因为这次海上救护，聂奎聚生命仍一如既往，关怀着邹吉才。只要有人一提到他后来的迁升，他就会说：”邹吉才救了我。“

　　5月18日的对空作战，”瑞金“舰被炸沉。这是人民海军战斗史上最为沉痛的一次损失。事后不久，张爱萍参谋长率林维先、马冠三等前指指挥人员，乘我大队的1号机帆船（机帆船便于防空和保密）在海军炮艇护卫下，到”瑞金“号出事地点海面视察，并向遇难烈士致哀！

　　为保持”瑞金“这一以第一工农民主中央政府所在地命名的光荣舰号、纪念死难烈士和英雄们的业绩，1954年6月29日，海军将原”长春“号护卫舰更名为”瑞金“号，舷号为”815“，一直坚守在我国的浩荡海疆。

　　（3）空战概况

　　1954年5月15日，是东矶列岛海军航空兵对敌机作战的序幕。我船只集结在海门、三门湾一线，严密封锁消息，等待天黑起航。可是就在这天中午，正是我进岛部队和大批船只集结待命的时候，从大陈方向突然飞来两架敌机。在敌机尚未飞到我集结地域上空窥视的过程中，幸好我海军航空兵2师6团的两架喷气式歼击机及时赶到，在松门东北15公里处的上空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空战。不一会儿，我空军战机便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敌跳伞落海的飞行员被我渔民抓获。那时，正赶上渔汛，渔民们目睹我空军的胜利出击乐得嗷嗷叫，大家抢先去抓那个刚从敌机上跳伞下来的驾驶员。首次空战，我年轻的航空兵打得十分漂亮。

　　5月15日中午十分，在北箕山东15公里，发现蒋空军P-51型战斗轰炸机2架，经大陈向檀头山、象山港窜犯。海航2师指挥所判断敌机企图利用复杂气象进行侦察袭扰，命令6团副大队长宋国卿、中队长常化臣双机起飞，直线出航，到小鹅冠一带拦截敌机。宋国卿、常化臣接到命令后，决心打下敌机，为陆军和舰艇部队开辟胜利的道路。到达战区后，仔细地搜索着周围，在象山湾上空发现右前下方有P-51型敌机两架正迎头飞来。宋国卿镇定沉着，见攻击不成，不与敌人作水平纠缠，而是发挥我机速度快和垂直机动性好的优势，以急上升反扣的动作，迅速咬住右边的一架敌机，开炮击中敌机尾部，然后又迅速拉起重新占位。这样连续攻击几次，始终保持了战术优势。终于在第4次攻击时，将敌机击落。僚机常化臣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一直忠于职守。他虽是初次参加空战，却表现沉着顽强。于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保证了地面部队和海上舰艇的安全，对东矶列岛战斗具有重要意义。

　　5月19日，是蒋介石举行所谓”连任总统大典“的前一天。蒋空军F-47型飞机4架，经大陈向我东矶列岛飞来，企图对我守岛部队和海岛停泊船、艇进行轰炸。我二师指挥立即命令王万林和宋国卿机组迎击。王万林和宋国卿密切配合，对准1架敌机连续射击2次，先将敌机击伤，然后再次进入攻击，连发火炮三次将敌机击落。

　　在这次空战中，我机无一损伤，保卫了陆军和舰艇的安全，巩固了东矶列岛战斗的胜利。敌机来4架、被击落3架，总算还有1架飞回去，向蒋总统的”大典“献礼。

　　从5月15日，在张爱萍参谋长亲临指挥下，10天中共进行11次战斗，其中包括登陆战斗1次、海战5次、空战5次。这次战斗击伤敌舰4艘、俘敌机帆船1艘，击落敌机8架，击伤敌机5架，俘虏和击毙敌79人。东矶列岛之战的成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保障了浙东海上航运和渔业生产的安全，而且使大陈、一江山、渔山暴露在我军打击之下，为尔后打击敌人和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揭开了大陈列岛一江山岛战斗的序幕。

　　（六）率第四登陆输送大队

　　参加三军解放一江山岛战役

　　在我解放东矶列岛后，继而解放国民党所盘踞的浙江沿海岛屿（包括台湾）。是历史的必然。至于时间和突破口的选择，则要看环境和条件，更要看战役指挥员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

　　1、参加三军分练和到穿山合练的全过程

　　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组织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当时我军没有海军陆战队，登陆部队由陆第60师来承担，必须经过长期训练，才能适应渡海登陆作战的需要。

　　参加我军陆、海、空首次联合强攻一江山岛战役的部队，共计有3个军种、17个兵种。在登陆部队缺乏三军联合作战经验的情况下，根据军委关于”慎重初战……为解放大陈、马祖、金门及台湾创造条件“的指示精神，张爱萍司令员与三军广大指战员一起要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中国式“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方法。

　　1954年8月开始，战前第一阶段，为各军兵种分练。在分练过程中，步兵、炮兵、工程兵等部（分）队，由60师参谋长王坤领导，率178团团长戚庆连、180团团长吴国祥、海军温台水警区副司令员陈雪江和我大队的舰船56艘。先在椒江口内河组织演练的很进行顺利。这次演习，包括各分队编队、装载、航渡、对岸射击等课目，因海门来往船只太多、不利保密而转移地点。

　　1954年9月，60师178团及我海防大队，到温州乐清湾靖江渡口，以营、连为单位，进行对岛屿之敌进攻的登陆训练，并组织步、炮、工等兵之间的协同。此时，南方正值炎热、多雨和台风多发季节，部队演练时困难很大。如搭乘登陆艇的分队是少数的，大部分要乘机帆船，战士们负重几十斤摸爬滚打，登陆时要跳下齐腰深水中冲击，训练中很多战士晕船呕吐，天热中暑的人也不少，病号与日俱增。

　　60师师长曾昭墟亲临现场指导，帮战士解决训练中强度很大等迫切问题。在演习时，陆军想把火炮拉到船上射击和排除滩头障碍等课目，不久营、连干部又研究把战防炮固定在机帆船上。他们运用集体智慧，按照杠杆原理，克服战防炮后座力大的拦路虎，专门对付敌人在滩头的洞穴，为步兵冲锋开路。谁知道战斗发起后，还真的像一艘艘炮艇，同志们称之为”机帆船，上刺刀“。在实弹演习中，各分队射击技术、战术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

　　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陆军部队指挥员加强了协同作战的思想，对登陆作战所必须的技能知识也基本心中有数。

　　当时，根据所担负的任务，海军进行装载、航渡、射击训练编队，并练习掩护步兵登陆作战的行动等战术编队演练；空军根据几种不同的机型和担负的任务进行演练，强击机主要演练对敌前沿阵地俯冲掩护陆军抢滩的协同动作等。因为一江山岛的登陆地域狭窄，在很短时间里投入众多的兵力，不少人心中都有浓浓的神秘感和深深的忧惧感。陆军担心空军炸弹会不会炸到自己的部队，还担心海军登陆舰能否准确、快速地把登陆部队送上登陆点。海军担心空军对自己的指战员会不会造成误伤。空军则顾虑陆军的火箭炮会不会误伤自己的强击机等等。

　　1954年12月3日，为了统一参战人员的思想，解除顾虑，浙东”前指“把三军参战部队拉到宁波穿山港组织合练，以练好这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崭新课题。”前指“决定采取如下措施：一、”前指“党委多次召开参战各军兵种指挥员会议，研究如何广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陆军部队到海军舰艇上参观，了解部队怎样上舰、坐什么位置、到达滩头后怎样下船，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登陆兵航渡和登陆的安全。空军部队到海军来参观舰艇，了解舰艇的特点和性能，以便从空中识别海军舰艇。海军部队也到空军和陆军部队参观学习。通过互访介绍，相互之间有了初步的了解，增加了很多知识，为协同作战奠定的思想基础。

　　这次联合登陆演习，预先在穿山半岛设置似一江山岛守敌之防御阵地，进行多次连和加强营的登船、航渡、登陆突破与纵深战斗演练，并组织火炮、舰船、轰炸机三者之间的协同动作，解决了各军（兵）种之间相互识别的通讯联络问题，重点解决了登陆突击阶段的指挥协同和战术动作等问题。

　　为了检验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前指首长决定：于1955年1月9日至13日，在大猫山、小猫上岛，假设为一江山岛之北江、南江，组织参战部队一个加强步兵营，在航空兵、炮兵火力、舰炮火力支援群的协同下，进行实兵演习。这充分体现了”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作战原则。

　　这次实兵演习，制定并下达了协同计划表。按照预定计划，从步兵营集结、上船到编队航渡都由海军指挥，登陆突破归陆军指挥。按照协同计划表所规定的”0“时××分登陆时间，我轰炸集群、强击机群对大、小猫山阵地、工事实施航空兵火力进攻，炸弹命中”敌“地堡、火力点；接着由强击机群实施俯冲扫射，支援炮兵群以各种不同口径的火炮进行火力急袭、压制、摧毁射击。

　　四个登陆输送大队，组成两路纵队向大、小猫山航渡，两侧由炮艇中队进行警戒护航。炮艇中队以一线队形展开在登陆输送大队之先头两翼，实施火力支援、压制和摧毁射击。护卫舰2艘，抵近大猫山距岸滩2000米处，进行抵近射击，一个个摧毁”敌“地堡。轰炸机群，强击机群对敌火力点、防御阵地实施轰炸、扫射。登陆输送大队组成横队，战术展开按照波次、距离向敌到岸抵近，放下大门以机枪猛烈射击，直接支援步兵冲击登陆。强击机群进行航空兵火力支援，一架架强击机进行俯冲扫射。

　　登陆兵奋勇冲击，占领敌第一道、第二道堑壕，以无座力炮、火焰喷射器向敌火力点实施攻击。登陆兵攻击前进，占领大猫山制高点，红旗插上制高点主峰。

　　张爱萍司令员乘登陆艇从登陆正面的侧翼上岸，跟随突击连后面行进，认真观察战士们的冲击动作。此后，各指挥所的指挥人员集中到一个山坡上，向张爱萍司令员汇报演习情况，大队、团指挥员也参加，准备听取前指首长们的指示。

　　马冠三副司令员说：”登陆兵上船的动作较好，符合实战要求，登陆点不差3-5公尺，装载程序也是较好的。

　　黄朝天副军长说：“直接瞄准火炮船的支援射击时间过早，消耗了2000米射程以外的炮弹，在关键时刻火力就减弱了，应当抵近射击，命中率就高。”

　　王德参谋长说：“我同意马副司令员、黄副军长的意见，从步兵分队指挥员在纵深战斗中可以看出，营指挥员组织得好，但还不善于组织三军复杂条件下的协同作战。”

　　1955年1月13日演习结束时。张爱萍司令员胸有成竹地说：“今天看了你们联合演习的情况和指挥员的表现。只要我们三军指挥员认真、仔细地组织战斗。各级干部能适时指挥，我看登陆战斗一定能够成功的。通过合练，达到了互相了解、解除顾虑、互相信任之目的，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为了总结三军演习经验，华东军区派来军训校阅团。记得有苏联顾问巴基欣科和军区司令部参谋李少亭等人。他们深入现场、码头，向三军指战员了解情况，征求我大队对演练的意见，我们表示满意。这次三军合练，对大家鼓舞很大，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一切都在张爱萍司令员的运筹帷幄之中。1955年1月18日，我们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

　　2、我大队在该战役中，炮船完成任务的情况

　　当时，海军所需的船、艇，虽经海军范围内调剂，但仍不足。“前指”司令员张爱萍同志亲自到上海，请求市委全力以赴地给予支持。经过各方的努力，解决了各种登陆舰艇45艘，但仍有很大缺口。

　　为了保障登陆部队作战的需要，我大队编组登陆艇4艘、机帆船7只，参加直接瞄准火炮四个战斗群，支援一梯队3个加强步兵营登陆。1月18日，我大队2中队17号船装57战防炮1门和82迫击炮两门，用直接瞄准火炮支援南一江突击营战斗。在副中队长赵德元和船长吴阿友率领下，由船老大金寿兴驾驶，于13时驶向一江山岛，14时20分开始抵近射击，按规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即摧毁了敌人田岙湾滩头阵地的5个地堡，和其他炮船一起掩护了第一批登陆部队上陆。

　　战士们的战斗情绪是越打越旺。他们还要求去支援胜利坡登陆点掩护步兵登陆，180团李鹏参谋长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副船长刘永斌高兴极了，并喊道：“同志们，靠近打！”船老大金寿兴也喊着：“靠近打！”

　　17号船使到了离敌人只200米的近处，猛烈的炮火像潮水似地朝敌人的工事涌去。敌人顽抗着，数挺机枪向17号船开火。而敌人的地堡一个一个地被炸翻，机枪一挺一挺地被打哑。17号船的炮弹打完了，炮筒打红了，战士们向邻船借来炮弹继续射击，一直打到部队全部登陆成功。

　　17号船在这次火力掩护中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船只调头时方法不妥，使船只较长时间横向受敌机枪扫射，赵德元同志站在指挥台上，用扩大器向敌人展开政治宣传不幸身中数弹牺牲，一串敌弹穿过驾驶舱玻璃，金寿兴船老大中弹牺牲，重机枪手盛永清牺牲，炮兵也有数人牺牲，是我5大队伤亡较大的一条船。17号船因在战斗英勇顽强，战后荣立集体功，1998年《椒江市志》中还收录金寿兴的照片。金（1903—1955年）两次荣立战功。

　　我大队卫生所医助单德义回忆说：“他在艇上担任直接瞄准火炮救护时，受了一点轻伤，被敌12.7毫米子弹打在自己腰部左轮手枪上，手枪被打坏，幸免于难，得以继续完成抡救伤员的任务”。因单德义表现很突出，战斗胜利后，受到大队嘉奖！

　　解放一江山的主要战斗，自登陆突破算起，主要战斗仅3个小时便胜利结束了。

　　3、担任第二梯队的运输船艇完成任务的情况

　　1955年1月17日夜，我率领4艘大型登陆艇和16艘木壳登陆艇、机帆船，从石浦起航，载运步兵第178团团指挥所和第三营，指挥艇上有团长戚庆连、政委杨明德、营长姚根林、教导员朱波等，18日拂晓前抵达头门锚地。在长时间夜航中，海上风浪较大，登陆艇耐泼性能较差，晕船者约占1／2，大部分人员卧船不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叹着：“海军这碗饭真难吃啊！过去我看海军吃海灶伙食好，现在看来真不容易啊！”“如果从穿山港上船，离头门山100海里的海上航行，那才更难受呢！”

　　1月18日15时10分，第二梯队由178团团长戚庆连、政委杨明德率领178团3营二梯队1000多人（包括团指挥所），在北一江山海门礁和山咀村登陆，及时补充力量投入纵深战斗，在一梯队的配合下，对夺取一江山战斗的全胜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日下行5时许，我大队30号木壳登陆艇，完成登陆战斗任务胜利返回到一江山北侧2000多米处，敌两架F-47战斗机在一江山岛盘旋一周，遭我高射炮火猛烈射击后飞向海上我30号艇投弹两枚，该艇被炸重伤。敌机投弹后调头南逃，飞往台湾方向去了。

　　30号艇尾爆炸，左机被炸坏，海水直往舱里灌，艇的左边开始下沉，艇半边下沉45度以上。自身7人，另有炮兵7人，还有公安16师1个青年干事，一共15人。在眼看艇快要翻过来的时候，解放前参军的艇长陈仕勤沉着地进行动员道：“同志们！艇翻时，先松手再抓住艇底板，然后爬住艇底，因艇面翻在水下，艇底向上”。说话之间艇身翻了过去。那时正值严冬，同志们身穿棉衣，被海水浸湿后，重量增加；部分同志抓不住艇底板，上不来。这时，先爬上艇底的人扑倒艇底板上，伸手一个个将其他同志都拉上来。就这样，全艇15人都爬上了艇底板，在海面上漂着，四面是海，呼喊无人听到，都作了牺牲的精神准备。面临如此情况，陈仕勤向全艇作了政治动员，他振臂高呼：“同志们！为了祖国，我们要死，死在一起；活，活在一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如果艇漂到大陈的时候，决不能被敌人抓到一个，直至我们15人都拼光为止”。

　　此时，头门山“登指”副参谋长陈雪江用望远镜，看到30号登陆艇被炸的情况，便指示谢家聚参谋令我大队迅速派机帆船去拖回。按照“前指”指示原1、2、3大队之24艘火力船立即返海门向5大队卢大队长报到，继续担任补给运输任务。当时，我大队支援登陆战斗船一条也未返回，我使用报话机令正在直接支援登陆部队的11号大机帆船朱挺安船长积极抓紧时间返航，向一江山岛北岸2000米处海上援救30号登陆艇。17时半，朱挺安同志率11号大船向30艇靠拢，使全艇15位同志全部得救。（一江山岛解放后，陈仕勤在海门风景秀丽的烈士陵园管理处任主任，默默无闻的工作近20余年直至离休）。

　　4、我大队在战役中完成运输保障任务的情况

　　在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指挥下，浙江军区海防第一大队的物资运输保障任务十分繁重。浙江省还抽调或征用公安师、海上巡逻队的木质登陆艇20艘和机帆船50余艘，统一由运输第5大队组织指挥。战前，海上运输物资1710吨，海防大队的船艇共运输弹药717.5吨。

　　1955年1月15日，在10多个小时内，与海军组织运输保障船艇，为这次集结舰艇补给弹药397吨，主副食品5-—7日份，以及被服、器材等近6000件。保障舰艇按时起航。

　　1月16日17时，5艘登陆艇由穿山起航，17日拂晓前进至石浦地域。于18日拂晓到达了头门山、蒋儿岙进攻出发地。这时一江山岛的敌人还蒙在鼓里。

　　1月18日8时，我空军轰炸机三个大队对一江山岛敌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实施轰炸7次，投弹127吨。我地面炮群向一江山岛前沿阵地实施破坏轰击，发射炮弹两万余发达400余吨。

　　14时29分，178团2营5连利用炮火掩护，密切协同，仅伤1人，首先登上北一江山的乐清礁。在三军部队的密切配合下，15时零5分，把红旗插上了敌人司令部的203高地。部队不停顿的向敌纵深发展，仅3个小时结束主要战斗。至19日凌晨2时，全部肃清残敌。

　　一江山岛战斗，共歼敌1086人，缴获各种火炮53门，还有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在此次战斗中，我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步兵伤1037人，亡393人。海军系统伤131人、亡13人，其中包括我大队伤8人、亡副中队长赵德元以下4人。

　　我军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成功，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江山战斗胜利，谱写了我军新的雄壮凯歌。

　　张爱萍将军在战斗刚结束时，巡视着每一个海风卷起层层火药味的阵地，看望部队指战员，听取正在后运伤员同志描述敌人狼狈不堪的情景……

　　在这次作战中，我运输第5战勤大队，有30多艘机帆船和登陆艇直接担任运输任务。在第2梯队登陆5分钟，参谋长黄怀虎率1中队长蔡风桥、3中队长潘岩柱等由20多艘船艇组成的运输队，装满弹药和物资分别在黄岩礁和山嘴村登陆，不到30分钟就把弹药等物资卸完，保证的作战部队需要。随后，由我和政委唐玉怀在海门组织2、4中队的20多艘船艇（2中队副中队长董可禄、4中队指导员滕超），将大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南北一江山岛。就这样，昼夜不停的把各种急需军需运上去，把伤员、缴获、物资运送海门路桥、黄岩等野战医院治疗。

　　登陆部队在抢滩登陆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伤亡，我大队组织登陆艇后送伤员300余名。当我2中队第一艘战船载着光荣负伤的同志靠上海门码头时，担架队和救护队员们马上迎上去，真正做到了快抬，包好。有的把自己心爱的绸被盖在伤员身上，小心的把伤员抬到医院治疗。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挤上去慰问光荣负伤的勇士们。有的提着白糖、鸡蛋、蜜桔，前去慰问伤员的人群，足足有一里多路长。后送船艇不足，又动用客轮和几十艘渔船，才将600多名伤员送海门。

　　19日，继续组织船艇将296顶帐篷及其它物资总重126吨运送上岛，以巩固胜利，防敌反扑。至22日，共运送弹药401吨，主副食品178吨，水220吨，工程器材157吨。

　　我大队由8艘船艇组成的火炮船，支援第一梯队作战伤亡较大。在运输船艇不足的条件下，指战员们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前指”副司令员林维先的表扬。

　　5、我率登陆大队解放大陈岛的情况

　　1955年1月20日上午，张爱萍司令员经海门到温州水警区和我大队检查船舰损坏情况时指示我们，要抓紧修理损坏的船艇，准备在过一周后，迎接解放大陈等岛屿的战斗任务。我当即表示，除了30号艇被敌机炸毁需要大修外，其它船只均可继续执行任务。张司令员听了很满意。我要留他吃午饭，请他品尝一下我们陆军的“海灶”，张司令员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还要急回宁波‘前指’开会，布置下一阶段进攻大陈岛的战斗任务……你们把战备搞好了，比请我吃饭还好。”说罢，张爱萍司令员带着三军参谋人员，驱车离开了海门镇。

　　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成功后，美蒋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纸空文。美蒋慌了手脚，美国打算从大陈等岛屿撤军。蒋介石为寻求国际支援，多争取外援，只能听从美国的打算。

　　1月28日，美国通过外交途径，找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等向我“摸底”说：“美国将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走，希望中国军队不要阻挠”。莫外长说：“这是中国政府的事情，你去问问周恩来去。”但他又暗示说：“只要美国是单纯协助蒋介石撤退大陈驻军的话，我想中国政府不会阻止的。”同时，他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我国政府。毛泽东在2月2日，对军委提出的请示报告作了如下的批示：“在蒋军撤退大陈时，无论有无美机美舰在场，不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一点小便宜。”并令浙东“前指”注意观察，掌握情况，要沉着，待敌军撤走后，再派部队上岛。

　　2月6日，美国第7舰队司令普赖德率100余艘军舰驶入大陈以东海域，掩护国民党军撤退。2月7日，蒋介石派其长子蒋经国等乘“太昭”号军舰到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监督其“金刚计划”撤军的实施。2月8日至12日，在美军直接帮助下，将大陈岛上的（14419人，连军人共33770余人）男女老幼，统统赶上美国的军舰劫往台湾，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陈灾难”。

　　我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逃后，立即调整部署进占浙江沿海岛屿。1955年2月8日18时30分，浙东前指张爱萍司令员、王德参谋长根据敌情变化，对进占大陈岛与北山岛组织部署重新签发电令如下：

　　1、解除60师进占大陈岛之任务。决定以公安16师师部率47团、48团、高炮526团进占上、下大陈。“登指”原定进占使用之工兵分队、防化兵分队，仍属公安16师执行规定任务，任务完成后归建。进占之后，公安16师仍属浙江军区直接指挥。2、3事项任务（略）。

　　根据浙东前指的电令，“登指”和公安16师首长决定，由我率领第5大队舰船21艘和公安16师48团参谋长黄少山和工兵、防化兵及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牟森等1000多人，在海军掩护下，于2月13日拂晓到大陈岛，先用火力侦察未发现敌抵抗。登陆后，搜查到8、9点钟，才发现有一位拒绝撤离台湾的老人和一只猴子。牟记者拍摄新闻纪录片，约只有3—4分钟的镜头。1955年3月2日，在首都各大影院上映。守敌撤逃时，各种罐头食品、大米、成袋的面粉，都被刺刀捅破，流得满地皆是。全岛人畜无存，一片荒凉的气氛。

　　事后证明了张爱萍司令员的预言：“首先解放一江山岛，从这个大门打进去，大陈守敌可能懾于我军的威势，不战自弃，向台湾撤逃，我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大陈岛分为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上大陈岛为敌司令部所住地的军事区，下大陈岛是扇面形天然凹部的海边商业小镇，人口有1万余。街道整齐，并有小型修船厂，都被敌人洗劫一空。敌人撤逃前，在岛上布有6000多个地雷，我工兵奋战3天3夜才清除掉。

　　初进大陈岛时，我完成了运输任务，心中非常快乐。根据部队工作的变化，半年后我被调至公安16师任作战科长时，恰巧作战科就住在原胡宗南司令部那座房子里。当时谁能想到，原国民党上将的司令部，现在成为我军师级司令部了。我当年曾率领运输第5大队登陆解放大陈岛，后任驻大陈部队作战科长，在这里生活、战斗五个月，对大陈岛很有感情。我愿打算以岛为家，以苦为荣。后来不料被指名调往南京总高级步校学习了。

　　2005年1月18日，我应邀参加一江山战役胜利50周年纪念来到大陈岛。岛上的公路四通八达，气候宜人，景观奇绝，冬暖夏凉。大陈将成为我国主要商品鱼的生产、出口基地，名副其实的“东海明珠”。大陈镇委书记许鹏飞说：“大陈的昌盛，第一是解放军的功劳”。听到这个评价，我倍受感动。

　　1955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年。从个人角度来说，从战争走入和平、由海岛进入大城市，部队实行军衔制，穿校官制服。在生活待遇方面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爱人宫敏在海防前复员随军，由此，组成了幸福小家庭生活，浙江是我第二故乡，非常有感情。总之，是我在部队工作发展中比较顺心如意时期，是值得回忆怀念的一段历史。

　　（七）调南京总高级步校学习

　　1955年11月中旬，我随蒋玉和师长（老红军），金瑞柏政委和干部部长张紫萍参加在杭州浙江军区举行的校级军官授衔仪式。蒋师长授大校、金政委授上校、张部长授中校、我授少校军衔。回到大陈岛，本着以岛为家建设祖国海防安心工作。一天中午，易参谋长找我谈话：“接浙江军区干部部通知，要我师调四名军政干部到南京军委总高级步校学习，其中指明有你，另三人由师自行确定。学制三年，不准带随员和家属。”我即表示：“感谢组织的关怀，一定努力学习。但是我的爱人已办了复员手续，长期住在海防前线不方便，能否随我去南京”。易参谋表示同意，后经上级批准解决了。

　　12月初，办完一切手续去学习的同志在海门集中，由师部后勤派一辆吉普送到杭州浙江军区。全浙江省军区所调学员共有20多人，在杭州集中休息两天后，由军区包一节软坐车厢运送南京。

　　到校报道后，我与47团政治处主任刘廷梓同编入第七班。班主任是周维生大校（老红军）、指导员是卢路上校。全班分10各个组，共120余人。

　　开学前，我请假安排家属、孩子住处。经李国厚老师长（后任华东公安军副司令）批准，安排在新街口明华新村14号院，与贺光华和温华桂老首长住在一幢楼（温老也住北极寺休干处第八休干所休息。于2004逝世，享年98岁）。按军队营房交费，条件很优越，使我能放下包袱专心学习。

　　1956年1月学员到齐后，经过文化考试摸底，把我编到文化水平较好的第一组，组长许克杰。预科学习为半年，除数、理、化外，语文（重点语法）列入主要内容。由于我在第三高级步校预科文化补习的基础，理、化学习我不感觉吃力，但在语法学习中，对主语、动语、宾语的分析句子，尤其是较复杂的句子，我常划错。经过教员纠正，对本科学习起草作战文书我受益不小。基本掌握了各种词、句的特点，明确了语法概念。通过科终考试，学校发给我相当初中毕业的证书。第一组学习成绩优异，学校颁发奖状和集体照相留念。

　　预科学习结束了，就是学校放暑假。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假期生活。我请假同爱人带着两岁的儿子回皖、鲁两地探亲。先到皖北灵璧县家中其阔别的父、母见到儿子、儿媳和孙子高兴的热泪盈眶，又接来我们姐妹四家团聚共欢，母亲就高兴地说：“这是托共产党的福！”我说：“在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包括东院卢炳富叔叔都牺牲了，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好日子还在后头！”当时，邻居、亲戚都来看望，共享革命胜利的欢乐，热闹非凡！接着，我和爱人孩子又赶赴胶东海阳县宫家村，看望了岳父、岳母老人家。岳父、岳母见到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子上门，当然高兴得合不上嘴。二老热情招待，并接来几家亲戚相陪。住一周后，顺便逛逛烟台和青岛，然后返回南京。

　　根据预科学习情况，按照文化程度和军政素质，重新编组，我被编入第九组，学员共12人，组长张双春，其中政治干部刘新增、王忠荣等4人（改行学军事，没有政治班）。

　　1956年9月初，在总高级步校礼堂举行隆重的本科开课仪式。校官学员约占三分之一，一律着深蓝色的军官礼服，一个个精神抖擞的进入会场，人人心情激动，为我军走上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感到自豪。

　　大会由校长宋时轮上将主持。参加大会的校政治委员刘浩天中将、副校长姚喆和庄田中将以及训练部长刘清明、政治部主任张崇文少将，还有苏军顾问、专家多人。会上，首先介绍到会部及主要教授会领导，有：包括战术教授会主任张献奎、炮兵教授会主任余凯大校等。刘清明部长传达了本科教学计划：第一期为军（兵）种知识，穿插射击和共同科目；第二期为团、师攻防战术理论和政治工作等；第三期为各种不同地形条件下的野外战术训练（包括到外地实习）；最后学期总复习考试。苏联顾问苏波鲁诺夫少将也讲了话。会后学员分组讨论，一致拥护教学计划大纲。

　　1956年9月初，暑期后正式开课。首先学习的是有关军（兵）种知识专业技术课程中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及航空兵知识等。其中，防化教员邱祖余介绍射线探测仪，用放射源仪器就会发出咯咯声，使我对防化兵知识也很有兴趣。对每个兵种，不但学习它的技术性能，而且要了解它在现代战争中的战术的运用原则。每一堂课都有单行本教材，便于复习考试。同时，还有地形学、射击学理和步、机枪实弹射击、劳卫制训练最苦，用半年时间，学完一门，考核一门。由于我在“三高”学习过一部分课目有了一定的基础，加上我积极学习、刻苦专研，又注意学习的方法，因此，每门课程考试均为5分。

　　1957年3月，第三学期开始。学习两门主要课程，即团、师攻防战术；党史、哲学与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其中以团战术攻防为重点。学习战术理论，要结合战斗想定作业，在团攻防战斗的组织指挥的实际检验。经过反复演练，我在课终考试中，想定（主要地图标定和司令部战斗）得5分，理论课战术5分，政治4分，总评为5分。

　　第四学期，在1957年秋季进行野外训练。主要是，演习在各种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如山地、水网稻田、居民地战斗和海岸防御战术等。水网稻田战斗在苏州、海岸防御是松江金山卫，均乘火车，由当地驻军担负生活保障和警卫工作。记得，在金山卫海岸防御作业时，校政委刘浩天还在我们九组蹲点，摸索战时政治工作结合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该地在历史上为英、日侵略军的登陆点，苏联顾问也现场指导教学。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效果是好的。在演习中，由学员轮流担任各级指挥员。一次，陈玉明教员指定我为团参谋长组织司令部推演。我结合新理论知识和已往工作经验，从战斗文书到战斗各个阶段情况变化即时处理，均整然有序，符合教员要求，受到教、学员的好评。

　　1957年12月初，正在学习紧张时，我爱人宫敏生第二个女儿后患了急性肾炎，高烧40度两天不退，住总高医院，在学校对门几百米，我只有利用晚上课余时间探视。幸好，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他的病情第三日有缓解，后电告家中老人来南京照顾，她不久病愈出院，我才安下心来努力学习。

　　1958年，本科学习要结束，是全面复习、综合考试中，主要科目有三门：一是战术，其中有战术理论问答（三堂会审）和步兵团进攻想定作业；二是政治理论课；三是各种姿式的步枪实弹，包括立、跪、卧射击和行进间端抢射击等。

　　1958年，寒假期间很少休息。为了迎接国家考试，我把教材带回家中复习，春节过后，提前回校。班主任叫我们各组，组织学习互助组，我被选为组长。几个人相互问答，模拟“三堂会审”，达到心中有数。

　　我由于平时学习认真，考试前复习抓住重点，考场上沉着应战，考试的结果三门成绩是：战术想定作业是5分，步枪实弹射击的200米无依托、两分钟连射成绩为优秀。战术理论课是我最有把握取得好成绩的，但未能如愿。原因是考题“主攻团担任第一梯队执行任务中，遇到少数敌人支撑点小山头时，团长应该如何处置？”答：“应派小分队看守，由第二梯队消灭敌人，大部队快速追击敌人，不能贪小失大”。我有点骄傲情绪，对教员提出“茶杯盖怎样打？”提出质疑，不尊重教员，并说：“打茶杯盖，用槌子打就行。”有苏军顾问在场，弄的教员下不了台。结果，理论考试只得4分。但总评5分。是全班100多名学员中最好成绩之一。毕业时，全学期总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也是全班唯一被选到北京军事科学院当研究员的一个人。到北京后，改调军委防化学兵学校任系主任。

　　（八）到北京军委防化兵学校工作

　　南京总高级步校第二期结束，即与南京军事学院合并。我们所有第1、2期学员，以后由南京军事学院补充了大专学历毕业证书。说明我们在南京三个春秋紧张学习生活的依据。

　　1958年10月初，最后确定我到北京军委化学兵学校工作。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带着爱人及儿女四口之家，来到伟大首都北京。那时在前门站下火车，出站不远，便看到天安门城楼正中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照片，心中无比激动！

　　首先到军委防化部，由干部部长陶玉璋接见谈话。他看的简历知道我安徽人，就说：“我们是老乡呀，我是大别山金寨人。”他说：“现在防化研究所刚成立，位在城里，还缺室主任，化学兵学校住昌平阳坊。你考虑一下，到哪个单位工作？”我细思回答说：“我从学校刚毕业，还是到学校工作适合些”。他说：“好，那就不变了”。明天通知学校派人来接你去阳坊报到，“好好发挥你在学校学习的成绩，为防化兵建设做出贡献！”（陶老后来也在北极寺老干局第5所休息，2006年逝世，享年95岁） 。

　　第二天，学校政治部温礼江干事，带一辆大卡车来接我。原以为我携着老婆孩子一家人，可能有不少行李、家具，其实我只有一个马被套、两只小箱子，司机有点埋怨，说：“这太浪费吆”。我说：“有车座就行，比乘公共汽车方便多了”。到学校后，当天的下午，校政治部主任杨德千上校（现94岁，北京军区模范离休干部），向我介绍说：“学校是1950年建校。1956年1月建防化部，称学校是防化兵的摇篮。现编制三个部、四个大队，一个练习营，共有教学员、职工2000余人，担任全军和地方‘三防’人才培训任务。化学系缺主任多年，且教学任务占学校课程约一半。我看你很年轻、很精干，希望早日上班工作，把化学系教学任务搞好”。我说：“感谢领导的信任，当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第二天，训练部副部长孙斌中校（老红军）介绍训练部的体制和教学任务后，即带我到化学系上班，召开全系军人大会介绍我的工作简历，并对今后工作提出要求和期望。

　　训练部编制四系、两科。四系即战术、化学、防化洗消、特科（含喷火、射击）；系两科即教务科和器材科，共约300余人。

　　化学系编制四个教学组和两个实验室。即：文化组，主任教员王坤灵，下设物理、化学、数学三个基础教学组，共20余人；原子、仪器教学组，主任教员朱建寰，下设原子理论、两种射线探测仪三个教学组，约40人；化学战剂组，主任教员王炳俊，各种毒剂共分4个教学组，约50人；毒理急救组不分组共6人，主任教员薛济良。两个实验室即：物理和探测仪器，战剂毒理实验室，共有10名实验员。全系共有130余人。

　　1、加强党的领导

　　当时全国“反右”后，党提出“外行领导内行。”主要是加强党的领军。因此，建立新的党支部，首先研究全系人员的思想状况。协理员刘裕民介绍说：化学系主任黄新民，是英国剑桥大学博士。1957年调防化研究所任副所长，业务工作由教务科科长刘克忠负责，党支部书记由我兼任做了一些工作，具体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

　　化学系人员，大专以上文化占80%，高初中占20%左右，多数出身在大城市和剥削阶级家庭，党员占30%左右。军衔：上尉10多人，中尉20-30人，大多数为少尉。大部分为抗美援朝时期参军的，工作积极上进。少数人在反右派时被划为“中右”，背有思想包袱。根据实际情况我除有针对性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外，以主要精力深入教学第一线抓三件事：

　　一是听系内教员“以老带新”备课，然后由新教员试教。我听后，虽不完全能听懂，则感觉教员在教学内容上都能熟记，但在理论联系探测操作上有些不太紧密。我再参加旁听，则使新教员思想更紧张，表达不十分清楚。然后，由老教员冯建国示范讲解同一课目，他教学方法灵活，联系实际紧密，语言通俗易懂，大家听后效果显然不同。课中，我虽听懂了仪器大部分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冯教员的讲授方法，于是在全系推广。

　　二是跟班听课学习。我重点听两门主课，即原子、仪器和化学战剂。后者有10多种毒剂，也有侦毒器和化验箱器材等。听课：大课讲理论多为以中队为单位，小课讲器材（侦毒作业）一般以区队为单位30-40人左右。除开会和出差外，我坚持听课，主要是学习。对短期集训队的一般能听懂，基本班的大专课程基本听不懂。但听听教员们的教学方法，以总结教学经验，提高新教员水平，是很有益的。

　　三是召开学员和队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本系课目和教学方法的意见和建议。这已成为一种制度，每种课目考试后和学员在毕业前都要进行。先到二大队本科生召开两次小型座谈会，搜集对化学课和侦毒器材的反映，学员对老教员反映较好，他们能根据学员水平讲解，深入浅出，方法灵活，理论很深，但能听懂、记得住。对侦毒器的唧筒，抽气量小，侦检管反应慢（这是全系设计和工厂生产工艺问题），影响考试成绩和实验效果。我到四大队（参训队）召开座谈会，意见则有所不同。他们对原子、仪器教员反映较好，教学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射线探测仪和乙、丙射线指示仪反映快速、灵敏，直观性较强，学习收获较大。对化学战剂教学，总体较好，除侦毒器和侦检管性能落后外，对理论教学反映太深。尤其是化学反应式，学员叫它“乌龟壳”，多数人听不懂、记不住、用不上。根据学员对象不同，教材应分别编写为好。听了上述意见，我心中有了初步了解，说明这为今后改编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向上级提建议有了实际依据，学员、教员均感满意。

　　2、虚心向下级学习，走上教学讲坛

　　通过1年多眼睛向下，深入教学实践学习，我利用时间阅读防化训练的“三防”教材，对本系几门的课程内容和特色有了大体了解。尤其新任校长周宗（原来是防化部长张乃更兼校长），1959年底到校任职不久，就到我们系蹲点，抓原子、化学“两条龙”教学重点课目进行摸索。他并鼓励我说：“两个课目开课时，要有系领导讲概则。如原子弹的发展史、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受害的情况、当前苏美军备的情况和世界反战的呼声；然后介绍原子仪器的教学内容、时间和学习中应掌握的重点；最后介绍一下任教教员简历，架起教、学员之间的桥梁。还有政治动员的性质，表示领导对该课目的重视，要比教员一般讲解效果要好些”。周校长指示后，汪美玉、张谨昌（支委）立即表示拥护，说：“材料由我们准备，由卢主任在队里讲大课时先动员，然后分组教学”。但我心中无底，有些担心说：“你们去准备吧，我先学习消化后，再通过系内部试讲后再定”。周校长表示同意，说：“如试讲，我来听听，也是学习吆，相信会有成效的”。

　　由教员孙之文准备材料，从原子、仪器的历史发展开始。在讲“前言”也叫“绪论”。原教材的基础上加工综合，以系领导的角度对该课在“三防”教学的时间、比重及特点等方面提出要求。他们整理成初稿交我审阅，我基本能看懂。但我要他们写的“揭开原子的奥秘起源”和美国在日本投掷两枚原子弹伤亡10余万人数据的原始书籍交我参考，以对照事例，使我心中有底。经过几个月反复消化，经过教学小组到系试讲，再请校部领导审查、听课“三关”的教学，不断改进、提高。先在1960年下半年，在四大队12隊参训班100多学员中讲了“原子武器在未来战争使用展望和防化兵地位与作用”的探讨。由于反复试讲和经过长期认真备课，两个小时的课基本不用讲稿，深入浅出地讲原子弹，运用毛主席关于在战略上要藐视它，是一只吓唬人的纸老虎，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是个大规模杀伤、破坏性的武器。但敌人不敢轻易使用……结合本课目的学习重点、难点，提出希望和要求。周校长亲临指导，并听学员反映良好。在分组教学前周校长还讲了话，他肯定这种讲大课方法，以后逐步在其他教学系推广。

　　不久，我以同样方式，在化学战剂教学组讲了“化学、生物武器的历史与发展，及在今后战争中防化兵主要的任务”，并介绍了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在中国13个省、地区使用了化学战剂，伤害中国人民的详细事例和数据，增加学员爱国主义思想，效果比第一堂原子、仪器课的效果更佳些，教、学员普遍反映满意。我也更充满信心坚持讲下去，并不断搜集充实资料，以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

　　3、教学改革一系分为三室

　　经过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人民精神振奋，希望国家迅速富强。1959年反教条主义后，全军院校实行“少而精”“短而小”的教学改革。防化兵学校训练部四个系改编为六个教研究室，提倡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办法。整编六个研究室，顺序如下：第一为战术教研室，主任吴云；第二化学战剂教研室，主任庞浩；第三原子、仪器教研室，我为主任未动；第四防化洗消教研室，主任杨延甲；第五为喷火、射击教研室，主任李日章未变；第六为文化基础教研室，主任米国荣，由文化组20多人扩编30多人最小教研室。第三教研室调整后，又补充10多名新教员，如吴建国、邱成敏等。总共不足50人。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各个教研室都配有政治协理员（副团级），我系协理员张茂顺，是队先进指导员、校党委委员。这样，我系人员少了三分之一，又加强了政治领导，使我更有精力、有时间钻研教学业务。有些俏皮教员同我开玩笑地说：“由大主任，变为小主任，一个系分成三个室，卢主任，应叫‘三个主任’了”。我说：“大小主任都是党的工作需要，不是个人问题，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今后不许乱叫外号”。

　　4、防化兵种大发展，三年困难受考验

　　我到北京防化兵学校工作多年，不论在工作、教学来说，较好的完成了上级赋于的任务，教员和校领导是满意的，自己对搞好本职工作也充满着信心。有一件事，值得回顾的。那就是：1960年10月，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总参谋部调整、扩大防化兵部编制，将正、副部长改为兵种正、副主任，下设司、政、科研、器材四大部，还设若干部、处、室。这是正确的，受到广大防化指战员的拥护。但是在“好花还要绿叶扶”的思想指导下，领导对下层的单位也进行不适当的扩编。例如，1961年1月25日，在浙江省江山县扩建能招收1000学员的第二防化兵学校（第一化校为2000名学员），还打算防化团改编防化旅等。广大干部有不同意见的。于是就编个顺口溜：“丢西天（原防化机关驻地），保江山，五道庙里大发展（原防化研究所大楼改成部办公楼），国家困难丢一边”。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的关键一年，而且正在贯彻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时，防化兵部办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我们院校组，在领导参加小组讨论时，我与薛汶同志提出：“大发展、大搬家、大拆迁，是大浪费”，举例作详细论述。当即遭到兵种领导同志严厉批评。说：“你们懂什么！打起仗来，现在的防化兵能完成任务吗？有些人怕离开北京，不想去江山，借口反对扩大防化兵的建设，意见是错误的”。顿时使会场鸦雀无声。防化学院副政委张星灿是小组长，（老红军）当即宣布休息。以缓解会场紧张的气氛。其它小组在讨论中，也有类似的意见。大家都处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好意的，而有些领导同志视为提意见的人，从“个人主义考虑的”。事实上，第二防化兵学校，于1962年9月17日，总参、总政联合通知撤销。10月，第一、第二防化学校合并，校址移至浙江省江山县办校，阳坊建立防化研究院了，证明群众的是对的。

　　1963年2月，我搬到江山化校上班，一切正常。当时提意见，也仅供领导参考，绝非是从个人主义得失考虑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安徽省是个重灾区而全国出了名的。1960年秋，我母亲即随军来北京落户，爱人宫敏1959年初在建华化工厂重新就业。我两个人的月工资，加起来是200余元，那时物价便宜，一般家庭每月10元左右就可以过得去了。而且，学校在天津蓟县办个农场、特科系射击教员还到内蒙古地区打黄羊，可以补助教职学员的生活，我们10多名校官灶（两桌），可在食堂就餐，也可打回家改善生活。团以上干部，每人一月，有两斤白糖、三斤黄豆供应，被叫“糖、豆干部”。校官平房宿舍门前，又有两分“自留地”，鼓励自产、自食。我母亲是个勤劳的农民，在门前种上蔬菜玉米，可以说自给有余。在我去江山后，爱人将多余的2.5斤玉米，拿到阳坊公家收购站换了一件小背心。还有同一校官的爱人用20斤玉米换了一条大床单。这事，被反映到防化兵主要领导同志那里，当即指示学校查明上报。联系到1961年我在防化兵举办团以上干部学习班上所提过不同意见有关，在校党委书记生病住院，也未有同我本人谈话核实的情况下，校党委讨论通过撤销我的中校军衔命令，经防化兵部批准执行。

　　学校政委石和伦（老红军）找我谈话，交心地说，“卢辉同志，在讨论你的问题时，我不在校，回来了解实际情况，提出意见也晚了，希望你能正确对待。根据你工作一贯的表现，过一段可先提为副团级好解决些作为补救。你看怎样？”我说：“感谢政委的关怀。上级规定，不准军人用生产的东西与地方交换物资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庭，我有一定的责任，作为共产党员来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的爱人。现在她不是军人，如有错误的话，也应由地方单位来负责处理”。我说：“生米也做成熟饭了，建议此事不公开，以免影响单位的声誉，不要装进档案。这是历史上一个大污点，而影响今后党组织使用，我保证安心工作，把教研室工作搞好”。石政委说：“不公布此事可以，学校能作决定。但不装入档案，要向兵部反映，由上级来定”。学校后来未有公开此事，教员均不知道。1964年，上级才公布我晋中校军衔命令。直至1986年离休后，才向党组织反映此事。1992年9月18日，总参防化部党委决定：“防化学院离休干部卢辉同志，1963年在防化兵学校工作时，因其爱人宫敏在地方用自己生产的2.5斤玉米换了一件小孩背心而受到了撤消中校军衔的处理，进而影响了调为副团级待遇。根据卢辉同志给部党委的报告，经复查甄别，1963年对此问题上纲过高，处理不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经部党委决定；已恢复其1963年晋升中校军衔的命令，对影响其副团级待遇问题，已上报总参建议予以调整。对其档案进行了清理，一切不适之词，予以推倒，并将1963年原化校党委关于撤销其中校军衔的材料全部撤出。此批复，总参防化部政治部1992年9月18日。

　　2002年5月28日，总参谋部政治部落实部分政策，调整一套有电梯住房。使我精神得到慰藉。

　　5、热心办成”江山站“好事

　　1963年春，两校合并后校址为江山县城。据领导介绍，该地是12军36师师部，营房改建的，环境条件尚好，但铁路快车不在江山县停靠，只有衢州换成慢车才行，交通十分不便。我去江山途经上海，看望老战友苌毅时，苌时任上海铁路局运输计划处长，顺便提起：”由北京开往福州的45-46次快车，可否在浙江江山县站停几分钟，哪怕两分种也行？“苌毅说：”该站小，距衢州大站仅有几十里路，恐有困难“。我说：”在江山县附近有三所学校——（防化兵、装甲兵，海军测绘学校等），联合公函，由当地政府出面申请。这样合理合法办件好事，拜托了！“他说：”你到江山三校联合来函给路局，待到夏季调整上海铁路局新的时刻表时，我加上在江山站停留两分钟。铁路，要为国防建设服务吗，我也是老军人，估计问题不大，我尽力帮助。“

　　我到学校第一件事，先向校领导汇报此事。石和伦政委听了都很高兴！即责成隋克荣副校长和机关主动与兄弟学校协商，不到一个月，四家联名公函都盖了公章，由本校军务科长姚太运和县交通局长等，送到上海铁路局找苌毅处长。结果顺利办成了。

　　1963年夏季上海铁路运行时刻表上、45次开往福州、46次开往北京快车，在江山站停靠两分钟。这在当时，对江山县地区来说，是件大喜事，极大的方便了当地军民交通和生活。直到”三校“撤销后，这对开45次和46次快车还在江山站运行30多年。苌毅后调铁道部任总调度长，斯人已逝，对苌毅战友默默无闻的做了奉献，略表往事，以资怀念。

　　6、学毛著”创四好“被评为先进教研室

　　两校合并，又配一名贾大昌副主任，教员更精干，全室50多人，信心足，干劲大。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中，主要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主要激发教员的革命斗志，攻克技术难点。因此，在教学改革、思想改造方面取得了双丰收。如模拟辐射机教练仪，用开关旋钮转动，使指针在表盘上，可以显示辐射多少伦琴的数字，直观可靠、提高数学质量，受到领导和学员的好评。

　　在学习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我联系毛主席对蒋介石在自卫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来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提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受到训练部教员们的欢迎。

　　在开展”四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运动中，我们教研室，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也处于训练部领先地位。四好的重点是搞好政治和军事训练。主要是靠平时养成教育，不出责任事故、不违章党的政策，保证以教学为主的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全室人员上下一致、齐心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63年3月5日，发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光辉的题词。同年4月，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命名。我们第三教研室，掀起学习先进，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热潮。1963年11月2日，全军防化兵的”尖子“，在江山化校举行防化兵大比武，进行”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训练考核，在有战术背景的情况下，进行毒剂侦察、辐射侦察、洗消、喷火和射击（重点）五个课目，不但白天风雨无阻，而且还要在夜间比赛，共进行16天，于18日胜利结束。其中，辐射侦察、喷火和射击三项成绩更为显著。学习毛著标兵，防化班长黄祖示个人，名列前茅。这次大比武，总体上是成功的，为1964年8月，在沈阳防化兵大规模的比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训练部第三教研室、二大队六中队队长吴荣山、勤务连和”尖子“教员、学员被评为学校先进单位和技术能手共三个单位和四名积极分子。于1964年6月，参加浙江省军区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装甲兵技校军教室王主任、海军测绘学校教研室刘副主任共17位代表。到杭州后，大会秘书处把”三校“参加的代表组成一个代表团，大家推选我为组长，作为友邻部队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会议开了一周，见到许多老首长原16师师长李国厚副司令、老战友，学习很多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和个人英模事迹。这在我一生中是难忘一件事，仍记忆犹新。

　　（九）在防化研究院工作

　　1964年9月，新学期开课不久，我正忙于研究集训队教学的辐射侦察器材改革方案，突接训练部办公室陈少泉秘书的电话，叫我马上去校石政委办公室，说找我有急事面谈。我立即赶到办公楼，石和伦政委叫我坐下，说：刚才接到防化兵干部部长宁必成电话，要调你去防化研究院技术部任计划处长，命令以后下达。该院执行”专案“（指西北首次原子弹试验）任务很重，目前，反不良倾向仍在深入开展，处级干部有很大变化，急需用人，限一周内去京报到。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从我个人来讲，搞教学工作多年比较熟悉一些，搞科研工作是陌生的。但作为革命军人，我服从党的决定，再从头学习吧！“石政委说：”我也告诉训练部高部长了，回室赶快交待工作，确定走的日期，告诉校办，以便通知兵部政治部告研究院派人接站。祝你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好成绩！“

　　我回室后，即向贾大昌（后任主任也是校官）交待工作。贾说：”高部长也通知我了。老主任调走，起码要开两个会。一是支委交心通气会，征求一下大家对支部集体领导方面的意见，重点是对你工作多提出希望和要求。二是召开全室人员茶话欢送会，各教学组代表讲话，最后你再讲讲话，鼓励大家保持‘四好’单位的集体荣誉，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我说：”好！你是主人了，一切按你的意见办“。这样，三天内开完会议，便忙着办各手续和搬家事宜（我走不久，一室教员杨玉峰调三室任副主任）。

　　这次搬家，与南京学习毕业搬家就大不相同了，除锅碗瓢盆各种家具外，还购置江山樟木箱、藤椅、竹床等特产品，足足装了一卡车。

　　1、身兼”三职“

　　1964年10月初，我回到阳坊防化研究院报到，院干部处副处长刘增旺，带我到院副政委杜万荣大校办公室，杜副政委说：”研究院反不良倾向（彭绍辉副总长等亲临指导）仍在进行中，技术部五个处有三个处，正副处长被免职。院党委决定：计划、技术，安全三个处合并办公，业务工作暂由你统一负责，成立一个党支部。政治工作由总支书记鲁克协理员管起来。你现在不参加院整风学习，很快熟悉业务工作——包括西北核试验任务“。他又说：”研究院为正军级单位，除机关三大部外，下设一、二、四、五、六所（六所在白城31基地）五个所（正师单位），加两个独立室，勤务连、汽车队等，全院官兵和职工共有2300余人。技术部的编制和业务工作，由冯守伦副部长向你介绍。你马上去技术部上班，很快了解情况，把三个处的工作抓好、抓细“。最后，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服从党组织决定，今后工作担子很重，我尽力工作。希望早日配齐各处领导干部，以共同完成各项业务工作“。

　　然后，刘增旺副处长，带我到三楼技术部，由部党委书记冯守伦上校向我介绍技术部的五处、工厂、两室的编制共400余人及其工作职权、范围与当前政治运动情况等。三处合并后成立一个大支部，你的工作中心是主管计划科研管理工作。技术部还有两个副部长，黄新民博士，分管资料处情报工作；卲国璋副部长管行政和器材供应工作。征求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当即表示：”按照院、部首长的指示去办。因刚来业务不熟悉，工作担子挺重，希望首长多加指导和帮助。“好吧！他即带我到合并后三处干部大会作了介绍，要求大家支持我的工作。然后到计划处上班。

　　2、投入工作后，了解到”三处“合并的由来概况

　　1964年春，全党、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和争创”四好“连队（单位）运动的高潮，防化研究院技术部的计划处被评为”四好“先进单位。但副处长吴云（原化校战术系主任）和王炳济等助理员两名先后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揭露，把”四好“单位，定为”假四好，真烂掉“的单位。还有计划助理员卢兆林，家庭系上海大资本家，其岳母来京住在他家中仍汇来大批定息而被批判。副处长被撤职，行政降级和三名助理员都作转业处理。

　　技术处长周标（原防化部师职副处长上校），因本处两名助员邱永斌是地主出身，回四川老家与邻居因房产纠纷，地方来信检举，为”反攻倒算“，周听邱的汇报后，认为家务琐事，未有上报，视为”包庇地主“是立场问题；另一名助理员郑炳超搞腐化问题查出后，两件事联系起来，周负有领导责任被停职反省。因态度较好，直到成立防化研究所时，任命为副所长。

　　安全处处长郗先锋上校，1948年的团参谋长，”三八式“，因为本人生活再次发生问题，在运动被查出，被叫作”安全处，不安全“，最后撤职、降两级严重的处分。（当时由总政治部，发《简报》通报全军各大单位，定防化研究院为”白色堡垒“，并报告毛主席）。

　　”三处“合并办公其各组编制和工作关系是：一、计划处，又叫核心处。下设三个业务组，一组计划组，分管五个研究所和独立室的”专案“、侦、防、消、救、攻、发烟、喷火各种专业的科研管理组织与实施，全组共有助理员12人，何大祥（留苏生）为组长。二组为对外协作组，主要负责同军队、地方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共同研发预研的科技项目，该组共有5名助理员（组长邵名材），三组为技术干部考核组，主要负责全院的技术人员业务水平，实验室操作技能，发明创造和对科研成果的贡献大小等考核，该组有4名助理员，翟庆林为组长。

　　技术处分为两个组，第一组，由刘毅少校主持工作。负责科技成品下厂前，是否达到原计划的战术、技术指标要求，进行审查，为院、部首长提供可靠的依据，共有7名助理员。

　　第二小组，为下厂试制和产品鉴定组，共6人。产品出厂鉴定，根据防化产品不同的类别，由驻工业部门军代表、防化兵机关、研究院机关组织验收、签字，还要到部队征求意见，经过南方夏季高温、北方冬季严寒考验，才能交给部队使用，组长为商应纲。（后调防化部机关工作）

　　安全处，共6人，不分组。由孙振民主持全面工作。负责全院各种实验室的通风设备、上、下污水管道，环保是否符合要求。野外作业试验场地，要事前勘察及作业中的气象、下风方向及安全保卫工作等。

　　三个处成立一个大支部7人组成，我为书记。既有加强集体领导工作的计划，又有明确分工负责。月初，各组制定工作计划，送处综合报部领导备案，月底，进行检查评比。工作忙而不乱，井然有序，受到部首长的表扬。

　　3、随院领导向兵部和科委首长汇报年度计划

　　防化研究院归防化兵部建制和领导，有些专业属于国防科委指导和帮助。（两弹）属科委二局，常规兵器属三局。1965年防化科研配套项目45个，其中四项重点。叫作 ”尖、弹、具（65型面具）剂。“经院党委讨论通过，而后计划组分工制表，按：题目名称、装备何级、主要战术、技术指标、完成时间、协作单位、所需经费和备注等，划成大字表格，我逐项询问助理员：各专业技术数据的含义，并加班熟记。然后随吴克之院长、冯守伦副部长等，先向防化兵部党委汇报，审查作了局部调整，并批给当年科研经费200万元。经防化兵部与科委机关防化参谋邱祖余联系后，接着我又随吴院长等向国防科委首长罗舜初上将、唐延杰中将和二局高建民、三局唐炎局长等听了汇报。我在介绍防化科研项目中，结合带去的65轻型防毒面具样品，（射击也很方便），大家很感兴趣。在汇报重点项目主要指标、请上级协助落实有关单位，吴院长补充，说明所需科研经费约200万元。

　　会议由唐延杰副主任主持。他说：”你们的1965年科研计划，已经防化兵部批准，搞的比较详细，同意你们保‘尖端’，改进防化装备部队重点项目的方案，并补给科研经费200万元“。这是1964年防化研究院，参加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后，科研经费较多的一年。也是我到北京后，直接向高级机关和领导首长的首次汇报会议，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爱人宫敏回京后，因她的工作单位建华化工厂要准备迁内地”三线“建设，上级安排她在防化研究院家委会担任支部书记。工作很积极。以后担任”五七“工厂厂长兼支部书记。在技术人员侯连孝的帮助，经院首长批准将一所旧的防毒面具塑料机，调给他们使用。生产人民生活用品，因产销对路，后转为阳坊镇社办工厂，50多名家属都改为工人。他们一直干到退休，纳入国家社会统筹劳动保险待遇，（包括）转业到外地人员，目前老干部孟献国爱人李萍每月均可拿到1500左右的退休金。为防化研究院家属办了一件好事。目前驻在北极寺的老干部家属也有十多户，见到宫敏都表示念念不忘感激之情。她说：”主要是院领导的关怀，这件事我早已忘记了“。

　　4、”文革“期间率队执行氢弹试验任务

　　我到防化研究院工作，是在特定时期调来的，由于科研管理任务比较重和”专案“工作的需要，一直坚持抓生产工作岗位上。没有参加”四清运动“、没有带红卫兵、没有”三支“、”两军“，也没有到五七干校锻炼。1967年1月22日，防化兵系统同一天被夺了党、政大权，称为”1、22“夺权。我也不能例外，在交出公章时，还挨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的批斗，说我是”保皇派“。

　　不久，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军委总部各大单位及执行特殊任务的科研机构的文化大革命，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并规定：不搞”四大“、不搞串联。据此，防化兵政委李真和兵部决定，把防化研究院的领导权交给院长吴克之。根据当时”专案“任务需要（如更换管理人员，需报总政保卫部政审批准才能接触”专案“工作），吴院长又叫我回到”三处“，继续负责”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这是当时全院处级领导第一个革命干部结合到促生产的机构。这时，院机关、警卫连、汽车队、工厂和三大部机关的干部、战士和工人成立战斗队叫”东方红“组织，他们动员我参加，我不便拒绝，但又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否则，科研任务就无法进行。我虽没有参加首次原子弹试验，但机关、二所许多科技人员参加了试验，而立功受奖，有了一定工作的基础。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我国从酒泉发射中心，向核试验场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射程近1000公里，核弹头准确地命中目标，实现了两弹（原子弹、导弹）的结合，彻底打破了外国人对我国”有枪无弹“的嘲笑。随后毛主席关于”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重要批示，成为全国、全军的动员令。为了做好保密工作，代号为21—73任务。

　　在国防工办、二机部和各总部科研机构广大科技人员，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刻苦攻关，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直到1967年4月，完成了氢弹空爆的设计、加工、装配等各项准备工作。

　　不久，我院接到”73“特殊任务的通知，防化兵组成第八大队。参试和参观人员于1967年5月中旬进场。为此，根据当时干部”站队“的情况，部、院两级领导研究确定：我为第八大队大队长，胡华光干事（原宋时轮秘书）为大队政委，负责这次试验组织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上级拿来”红头文件“找两派头头共同协商，他们答应回去同群众商量后再定。我说：”时间挺紧，不是商量的问题，而是坚决执行的问题。这是对最高指示态度的实际考验。“就这样，以二所为主的进场工作人员全部落实，各项准备工作也有序进行。

　　1967年5月，当第一颗氢弹的生产、试验环境以及试验前测试工作等全部完成之际，正处”文革“高潮，试验基地两大群众对立组织”春雷“和”戈壁“斗争激烈，21试验基地的试验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周恩来总理根据当时形势发出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为确保试验成功和安全，周总理还指派聂荣臻元帅亲赴现场指挥。氢弹爆炸实验前，聂帅同科技人员一道，检查了正式试验规定的全部程序和经过弹的综合预演。由于参试人员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67年5月18日，我第一次作为防化兵参试部队的负责人——任第八大队大队长，率领全大队共300多人执行氢弹试验任务。这次试验任务是在部机关科研处筹集帮助下实施的。（共十个大队，顺序是：总后为一大队，空军为二大队，海军为三大队，炮兵为四大队，工程兵为五大队，装甲兵为六大队，通信兵为七大队，防化兵为八大队，铁道兵为九大队，第二炮兵为十大队。）第八大队下编三个队先后进场：一队为见学队，由大军区防化部的部、处长及参谋人员组成（队长为北京军区防化部长展广蕴、政指为防化兵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李春亭）；二队为二所负责器材效应和下风方向云迹区安全保障，队长为傅自卿，指导员纪天成；三队负责生活保障及运输等，队长李福山。根据防化兵部的计划和试验基地的统一部署，我们对全大队人员进行正面教育，排除干扰。6月16日晚，完成效应布点和各项测试器材的准备工作。

　　6月17日5时，我们八大队 按基地指挥部的统一号令，从”向阳村“住地（离靶标32公里处）后撤到离靶标55公里的安全地带。大家心情激动，等待”零时“到来。7时50分，听到”雄鹰“轰鸣声向场区飞去，扩音器播放《东方红》的乐曲和参观注意事项后，立即宣布：”大家戴上护目镜“（原8点为零时）。徐克俭驾驶的飞机超过靶标多飞一圈，延长20分钟。8点19分，听到指令的信号，从5、4、3、2、1、起爆！顿时，那耀眼的闪光映入眼帘，伴同着冲击波气浪飓风般的向我们扑来，与平常飓风不同的是温度高些。大家情不自禁的高呼 ”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参观场地十分活跃。不久，我们先头分队乘车到爆心进行辐射侦察，我也随车前往回收效应物和了解剂量率分布情况。途经”向阳村“时，32公里看到我们驻地帐篷均被吹的东倒西歪，这说明我们氢弹的威力大。测试表明，这次试验的爆炸威力为3.3百万吨梯恩梯当量。参试科技人员摆脱干扰，终于抢在法国人前头把氢弹研制出来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就跻身于世界有氢弹的国家（美、苏、英）行列，我国核工业发展速度比他们都快。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和勇于克服困难、为祖国争光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我国首次氢弹试验成功后，打破美、苏两霸核垄断，引起了世界很大反响。我国人民的心情是非常地自豪和骄傲！

　　我们参试人员完成效应物回收后，很快返回北京，受到各级领导和群众组织的热烈欢迎，大家都十分高兴。

　　去西北执行”73“任务回院后，防化研究院斗争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冯守伦副部长到院里主持工作——冯守伦、杨德千、李文学三人领导小组分管技、政、后全面工作。技术部也重新组合，由25室支部书记朱珍（朱德总司令原警卫班长）、资料处赵晓敏和我组成三人领导小组，由我代理党委书记，负责日常工作。此时，两派群众组织拼命拉我，叫支持他们的组织，否则就要批我以”促生产、压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要我写大报表态。我说：”上级叫我抓生产、保尖端任务，必须执行。白天抓业务、晚上闹革命，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行吗？“他们才表示同意，叫做”业余闹革命“。以后，他们派车组织领导干部到国防部和防化兵部办公大楼看了大字报，其中有批判张XX的搞扩建的大字报，回来我也写一张对防化兵扩建，大搬家、大浪费的大字报。张XX看的很仔细都记下。张XX官复原职后，竟因此，指名让我转业，但很快被上级纠正了。

　　1969年开始，进入审查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举办各种学习班时，我院两派持续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由军队”三支两军“变为工人宣传队领导一切，防化兵政委李真即请求上级派来北京国棉三厂，近200人的男、女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防化研究院领导一切。技术部有一名该厂一名车间主任担任党委书记，又把我结合为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仍叫我专抓全院促生产工作（这也是院三人领导小组的意见）。随着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开展，我也不能光管业务了，有些政治运动的会议一定要我参加不可，我只能听从工宣队的安排。

　　回顾当时工宣队员的青年同志们，对出身成份不好、家庭或个人历史有问题的同志，审查得很严格，组织专案组限制自由，一律不准请假。形势渐渐稳定一些，工宣队即撤出防化研究院，恢复党委领导各项工作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办理，逐渐恢复正常状态。

　　1969年底，上级决定：将总参防化研究院的第四、五所与总后医学科学院合并成立第十三研究院，属国防科委领导。李信所长建议调我到十三院技术部任副部长，防化研究院领导未有同意，后调副部长邵国璋同志去了。

　　1970年2月1日，防化研究院撤销，组建总参防化学技术研究所（正师级单位），归总参防化部领导。定编为550人，实际编为10个研究所室1100人，还有部分编余人员等待分配工作。上级任命冯守伦为总参防化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永凯为政委，周启伟为副所长，我为技术处处长（相当师参谋长），曹瑛为政治部主任，罗朋友为管理处长等，组成所党委的集体领导的新班子。接受两派对立影响正常工作的教训，大家比较齐心、努力。按照分工合作的精神，使防化研究所各项工作逐步恢复秩序，我更名正言顺地抓全所业务工作了。不久，我又接受一个绝密”尖端“项目：叫”09“工程，核潜艇辐射防护任务。交给一室刘毅主任带技术人员李元芳研制”热释光个人剂量仪“，我和冯所长直接领导。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批示。对我们几个了解情况和参加攻关的技术人员，都是个巨大的鼓舞。在北京地质电子仪器厂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合作下，终于研制成功之后，我与刘毅主任和有关领导，以技术负责人身份，到海军基地参观核潜艇的验收，热释光个人剂量仪性能全部达到技术要求。大家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09—1型“早被淘汰，现已公开为”09—4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透明，再也无法保密了。

　　研究所党委，贯彻防化学部党委 ”关于加强班子革命化建设问题“的指示精神，一年多来，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政治工作方向，业务工作出效果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上级肯定和赞扬。

　　5、连续三次核试验，戈壁虽苦心也甜

　　总参防化技术研究所成立后，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规。1971年9月13日，突然发生林彪叛党、叛国的”九、一三“事件，大家震动很大。正在此时，防化部”708“办公室布置一项在我国西北”43“核试验的任务，对放射性侦察器材和空中穿云取样各种仪器的检验，都十分重要。因此，防化部党委决定：以防化研究所为主组成防化兵第八大队，由我继续担任大队长，曹瑛任政委、夏守库为副政委。部、所领导对此次核试验的任务特别重视，主管科研的防化部高朴副部长、”708“办公室的于选成副处长和冯守伦所长等都亲临指导和参观。

　　10月10日，我们先后进入试验场驻地，名叫”向阳村“。这里的生活条件，比5年前氢弹试验时，大有改观。有南京军区防化团第二营用1年多的时间盖了八间平房作大队部办公室，有近20间半地下室的简易平房，给参观和效应人员住宿，还有食堂（礼堂）、实验、车库等房舍3700平方米。房舍宽敞整齐，地点进出方便，居场区各大队之首。门口还搭起一个牌楼，上面书字八大队”向阳村“，大家十分高兴。1970年冬天，我与部王宝柱参谋代表防化部领导来场地慰问施工部队的官兵。人员到齐，共330余人。根据任务分编三个队：一队为各大区防化部、处长和机关参谋人员100多人（部长有焦玉文、姜志增师以上干部18人）。队长是总参防化技校副校长薛汶，政指是部机关管理处处长于海云。二队为效应队，包括各军区技术室和驻工厂军代表80余人，队长李之恒，政指郭朝满。三队为生活和运输保障队，队长傅自卿，下设汽车队，由基地临时配给大、小汽车共40-50台。队长周风学，指导员顾国富，属三队领导。

　　进场后，组织各军区参观人员到老爆区和各大队参观见学，观看效应后的各种武器装备被破坏的景象，增加感性知识。效应队按计划投入布点工作。1971年11月16日下午，各种效应物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撤场前，我还带领参观人员到”43“爆心10多米小山头环顾了一圈，然后回到”向阳村“休息待命。

　　11月17日，基地白冰司令员召开各大队领导参加试训会议，布置进场参观各个大队的位置和以安全为重点的注意事项。第二天，11月18日，我们八大队参观人员转移到黄羊沟（距爆心点约10公里）参观点。爆炸前，按场区广播的要求，戴上护目镜，严守注意事项。大家的心情无比激动！当听到5、4、3、2、1起爆的瞬间，升起耀眼火球和高达数百米蘑菇状烟云的壮观的景象，都无不为我国核武器快速发展而感到自豪。爆后，我们乘车到现场回收效应物。走到爆心现场，那里的原10多米高的小山头不见了，还炸成深、宽各10多米的大坑。这说明原子弹的爆炸力确实巨大。最后，我与朱敬桐参谋还到大坑内看了一眼，身上带的”个人剂量笔达到数百毫/戈“（按规定不得超过50毫/戈）这是违反基地超标纪律的。所以，我俩和司机吴光德受了照射，未敢向任何人透露。今天事过38年了，回顾一下，以示纪念。”43“核试验是第二次人员较多（首次600多人），也是效应物收回和航空取样数据颇丰的一次。我们各个队迅速返回”向阳村“，座谈参观的收获，整理各种数据，并举行会餐，以示庆贺，大家都十分高兴！

　　1971年12月初，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在1972年1月初，继续执行代号”78“核任务。时间已不足一月了，在现场指导工作的高朴副部长等研究决定：大队机构不撤不变。参观和效应人员，可以根据空炸的放射性的规律的特点，做些局部调整。

　　根据这一决定精神，时间紧迫，大家毫无怨言。部、所领导确定继续留下参观和指导工作，参观见学队也要求留下参观不撤，第八大队原班人马，投入下次新的核试验任务各项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根据基地政治部转发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全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文件，我们进行正面教育。至此大家才明白”九、一三“事件真相，激起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愤慨，并立即投入紧张布场的各项准备工作。按基地通知，在12月28日前，完成临时的待命工作。在”批林整风“的正面教育学习中，我们大队还组织参观见学一队的部、处领导同志，到首次塔爆中心和东大山地下爆炸工号（高温仍40-50度）内参观考察，以增加感性知识。

　　12月30日早晨，按基地试训计划，我们大队参试人员前进到气象大沟参观点待命。这一天，场区晴空无云，是最好的天气。驾驶员杨国祥团长（黎族）是个优秀的飞行员，驾驶着强五飞机到靶心前。我们参观人员进入工号，戴上防护眼镜，等待最兴奋时刻的到来。只听现场女播音员三次报时5、4、3、2、1起爆，结果氢弹都未投下来，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整个现场一片惊讶！并为基地安全担心。杨国祥报告：弹投不下，请指示。周总理当即指示马兰飞行指挥部选一安全区，把弹处理掉。这时，空军副司令王定烈与技术人员商量后决定，命令飞行员关闭弹上电源，锁上空中保险銷。带弹着陆，此时，马兰人员转入地下隐藏。结果带弹着陆成功了，可喜可贺！经受一场虚惊，下午我们也安全撤回原驻地休息待命。而后，在江西南昌经三二0厂查明的原因是：为防止松动，按照平时固定紧度多转动四分之一圈，致使燃料电源短路，氢弹投不下来。但也获得了”副产品“，安全顺利地带氢弹着陆成功。后报军委，认为情有可原，决定不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继续试验。

　　1972年元旦，我们八大队是在戈壁滩上度过的，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吃到了各地区的特产品和海货。元旦除夕，基地放映队来到”向阳村“给我们和友邻十大队放映一场”冰山上的来客“，很有新疆特色，打破了我们几个月没有什么文娱生活的寂寞，大家都非常开心。

　　节后，接到基地通知，元月5日前，做好一切”78“试验准备工作。我们八大队效应仪器都未回收，只要检查一下电源、仪表反应的灵敏度即可。

　　1月7日这一天，场区仍是空中无云格外晴朗。我们准时到达原来参观的场地，等待零时的到来。八时整，仍由杨国祥团长驾驶着强五雄鹰，按照原定航线到达靶心前，只听到现场女广播员宣布：”请参观人员戴上护目镜“。紧接着又报时”5、4、3、2、1起爆！“瞬间，耀眼的火球，紧接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升高数百米，给第一次参观人员大饱眼福。顿时，场地一片欢腾，锣鼓齐鸣，高呼口号，我国核试验重大的胜利。空爆，地面放射性污染不严重，回收效应物很快处理完毕。我所研制的航测仪和空中取样器材带到现场试验，我利用此机会与技术人员飞到场区高空和罗布泊地区转了一圈。司机赵汉成开的车，他因上飞机后头晕睡觉，所以回机场休息1-2小时，好了些才返回”向阳村“大队部。

　　原计划，在二月份接着执行”79“核试验任务，后推迟到3月份进行。因当量更小些，部、所领导确定：参观队全部和效应队部分撤场，大队部和三队大部留下，继续执行”79“核试任务，因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往返劳民伤财。冯守伦所长找我谈话征求有什么意见和困难？我说”服从领导决定，很好完成试验任务。待下次撤场时，我想走北线内蒙古建设兵团，看看十几岁当兵的儿子，请几天假可以吗？“冯答：”当然可以，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够吗？“我说：”足够，看一眼就放心了。“

　　1972年1月中旬，我送高副部长和参观见学队出场，到乌鲁木齐受到新疆军区防化部门领导热情招待。在游览市容后，他们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我回到场区与留下的同志们一道整理、总结前两次试验数据，并作好下一次试验的必要准备。除继续进行”批林整风“的政治学习外，我组织大家到孔雀河一带游览古迹和召开座谈会，总结来到新疆戈壁沙漠地区的心得体会。

　　1972年3月初，在召开各种人员的座谈会上，梁尔成参谋说：”从1964年10月第一次开始，到72年8年10次核试验，我都参加了，前七次试验，每次大队领导都换人，称之为“走马灯”式。后三次卢处长参加未有更换，这样便于经验积累“。效应队段金龙说：”试验器材是‘赶庙会’式，一有核试验任务，各军区防化技术室、军代处不管器材是否成熟，赶到现场，一方面考验仪器，同时看看核试验开开一下眼界“。司机李银山说：”西北核试验，不可不来，看看原子试验感到是一生中自豪的一件事。但不可多来，搓板路车子不好开，容易出事故危险！“政治组王金成干事根据大家的反应归纳为”三燥“：场区气候干燥；生活单调枯燥；时间久了心情急躁。以上都是生活实践中的个人体会。但也很矛盾。班子固定，有利防化事业发展，”三燥“生活确实存在。我叫政工组整理报告部、所领导参考。不久，我们大队就按基地计划，完成了”79“的实验准备工作。

　　1972年3月15日，试训部召开各大队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各大队于17日布点完毕。因当量比较小，参观人员也较少，规定18日实验当天，各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可到观礼台就座，这是一种特殊的机遇。18日那天，这是齐长青副团长和投弹手施运六架的飞机，执行投弹任务，其试验前程序同前。我坐在观礼台上，心情也特别兴奋。当”79“爆炸的瞬间，火球明亮，尖柱翻腾上升成蘑菇云，也十分壮观，这是核潜艇导弹”狂飚“提供参数，但防化器材效应和空中取样收获甚微。2-3天收回的样品即处理完毕，就准备撤场了。大家叫它”79、79，爆后就走“。

　　我在场地连续三次参加核试验，总的时间超过半年，三次连任八大队大队长，也创当时记录。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73年6月，再执行”711“试验任务，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各军（兵）种一律成立专职效应队（防化仍为八大队），上级任命李福山为队长，曹扬为政委，下设参、政、后三个股为常设机构担任核试验，不再轮流换班”走马灯“了。我以后再进场，不再担任大队领导职务，只是代表党委检查和指导防化效应工作了。

　　6、整改”消肿“退二线，调任学院研究员

　　1972年3月底，我回北京研究所。自”九·一三“事件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全军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研究所”三支“、”两军“和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干部，大部分安排他们的工作。如，周标、黄新民等被任命为副所长；技术处除原有两名副处长外，还任命郭载林、商燮尔等两名副处长，协理员除郝庆堂一人外，又任命朱珍、霍俊杰、路林民（支左回来）三个人为政治协理员。其他部门雷同，尚有一部分同志等待分配工作。

　　这样安排是落实了政策，但领导干部比参谋、干事还多的状况，办公室的座椅都放不下。这些新任命的干部，也带来了机关臃肿的问题。有些干部只是挂个虚名，实际无法上班工作，只是开会来参加一下，多数仍呆在家中休闲。根据党委研究确定的精神，我对身体好、有专业特长的分配适当工作。如让24室主任郭载林分管计划，商燮尔（高级知识分子）分工管资料外军业务。傅自卿改分管器材供应工作，发挥其专长。他们工作积极负责, , , ，互相配合，关系良好。

　　1974年秋，总参政治部在北戴河举办师以上干部”批林整风“学习读书班，我和所李永凯政委参加学习，防化部裴宗澄部长和机关、学校10多名领导干部编成一个小组，学习时间达两个多月。这是总参管理局招待所，距海滨浴场和林彪的别墅都很近，生活条件也很好。

　　为了配合”批林整风“学习的实效，学习班领导，还组织大家参观林彪一家出逃时住的地方和山海关飞机场，以加深对林彪反党集团真相的了解，提高对”571“《工程纪要》的认识。学习结束前，还组织我们参观秦皇岛耀华大玻璃厂和万吨远洋轮货船，并游览了山海关城楼的”天下第一关“和孟姜女庙等，以增强爱国主义意识。学习结束时，大家在会议上，畅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收获颇丰，也赞扬了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周密。大家满意而归。

　　1974年10月底，我返回研究所，先听取各科室的业务工作汇报，后转入正常工作。按惯例，要进行年终总结，肯定成绩、表扬先进，找出差距和工作薄弱的环节，提出改进方法，为明年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1975年1月，贯彻毛主席”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邓小平恢复工作，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总参和三部礼堂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把军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重点解决军队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因此，全军开始整顿领导班子。

　　不久，原防化主要领导人xxx复职任总参防化部部长。他根据上级统一部署，除防化兵政委李真早被调任工程兵政委外，尔后又把参谋长蓝文兆调兰州军区任副政委，最后防化部部长裴宗澄调济南军区司令部任副参谋长（副兵团级）。为此，部机关、技校、防化研究所也都做较大的调整。以我们研究所为例：所长冯守伦，因爱人病故和家中纠纷，无心工作和在工作中在研究干部转业有争执时，他说：”XXX走了，地球照转“，受到批判，大哭几场，被停职审查，由技校校长方寿山接替。政委李永凯和其他所党委成员，执行错误路线和给XX写了的信，受到批判和暂时休息和治病，由于认识较好，78年调防化学院研究部任部长。由原器材处长刘忠义接任。副所长周启伟，因说他身体不佳，免职休息，直到1981年离休未能工作，待遇受到影响。而我和技校训练部长刘文德，政治部主任马英杰，则被XXX指名转业处理，他说我们都是团级职务。所领导认为不妥，不想找我谈话。之后，防化部李伟政委来所开会时，亲自同我谈话说：”卢辉同志，党委决定，叫你转业地方工作，你有什么意见？“我思想上有了准备，说：”李政委，您是部党委书记，是怎样掌握党的政策的？您也当过师政委。研究所是正师级单位，技术处处长等于师司令部参谋长。我1941年1月参加县青年训练班毕业，就当了干部。我任团级职务已经23年了，现在为什么叫我转业？“李政委听了，态度尚为冷静解释说：”在党委会讨论时，有人提出：所技术处和校训练部等，同属于团级职务有不同的意见。因我刚来，情况尚不太熟悉，对你的历史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你先做两手准备吧，下次党委会再开会讨论一次，最后定下来再通知所里。“我说：”行，请政委费心再调查了解一下。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党的方针、政策问题。“

　　李政委回防化部，叫机关查阅我的档案，并找桂生芳主任、裴宗澄部长老领导了解情况。一周后，我的老战友，三部战勤处处长宋廷茂来电话转告：”李政委说，部党委研究决定您不转业了，希望你安心工作，不久，会正式通知单位领导。“

　　此时，技校刘文德和马英杰两同志的转业问题尚未定下来，他们拿着技校的编制表，找到总参军务部和总政干部部去咨询，两个主管业务的参谋、干事答复的态度很明确：包含研究所的技术处长，正职级的单位都属于副师级职务，防化部这样处理是不恰当的。刘文德和马英杰同志建议他们出个证明材料。答复是：”由政治机关业务部门来函，可行文批复，个人来访，不办公文。“这两位同志回来，立即向部、校领导如实报告。领导都很重视。由部政机关向上级请示后，不久，总政批复我和刘文德、马英杰三人为副师级的命令（我的档案有此原件）。至此，转业风波暂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未了结。后来借防化研究所的”整风运动“之时，又对我进行发难。会议期间，出32号《整风简报》，其中列举我”在生产领导班子里，以生产压革命“、”亲一派、疏一派“、”推行李真的路线“，包庇冯守伦的错误等，叫我作深刻检查。我看了《简报》上提出的几大”过错“，目的是开会批判后把我调走。我心中很坦然，在”文革“中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伟大号召，去西北参加核试和”09“工程的特殊任务，不是我想去就去的个人所为，是部、院领导指定和任命的。

　　在批判我的会议上，为了”过关“，我也作些违心的检查，如在群众压力下，写了几位领导大字报，上纲过高，是错误的。此外，对李真政委是兵部党委书记的身份领导工作，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军委办事组下达的，是公开的”官方“会议，作了解释和说明。对于冯守伦同志错话，我说应该批评、教育，他也作了几次检查，不属划清思想界线和包庇问题，他不属于敌我矛盾……

　　1978年春，由于防化部XXX领导回来工作，对一部分干部提拔使用太快，对另一部分免职、转业和调动含有明显报复性质。因而，群众纷纷上访告状，总参派由军务部副部长李少亭工作组，到防化系统调查属实。这时，李达副总参谋长，在阳坊防化学院一个系开学典礼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XXX的错误做法。但他仍不服，继续执行他的一套做法。同年八月，根据上级的指示，总参防化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批判、帮助。会后，调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不久，因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防化兵的元老，防化业务工作熟悉，而且防化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军委决定调回任总参防化部部长。官复原职后，又把主持防化部工作的副部长周村，调到军务动员部当副部长。

　　此时，领导吹风，叫我到防化学院研究部当研究员，或是休息，我正在慎重考虑之中。回顾我在”文革“中写了对领导徐行、XXX和冯守伦等的大字报，在群众组织的压力下，表明我对”文革“的态度问题。不上钢、上线也过不了”关“。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我对这位领导的事业心，艰苦作风和化学兵奉献是敬佩的，但对这位领导人听不得反面意见、打击报复，印象也是深刻的。

　　在我书中，回顾这段历史事实，是自己总结教训，别无它意。

　　（十）调任学院研究员，自寻工作苦中甜

　　1979年11月，总参命令我到防化学院研究部任研究员，即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当顾问、研究院属于二线工作，可以上班、可以不上班，休息待命，叫作：”顾问、顾问、顾而不问“，”研究员、研究员，想干就干，不干自便“。闲暇之余，我回顾在南京总高毕业时，我学习成绩优异被选到军事科学院当研究员因故变化和战争年代里跟着党拿起”枪杆子“同敌人殊死搏斗的英雄史迹，现在可以借此良机拿起”笔杆子“写革命回忆录；又想到防化兵院教学，科研的经历，可以写点”三防“材料，继续为党做点有益的工作。也是实践处，己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而且我年龄虽当天命，但身体状况甚佳，也不甘心享这种二线之”清福“。于是，我决心去防化学院研究部报到。

　　当时，防化学院驻地在密云城东一个山沟里，距我们的阳坊镇有100多公里，由研究所派车送到学院研究部，薛汶部长热情欢迎，并设家宴招待，我向他汇报了个人工作打算和要求，他表示支持与鼓励。然后，薛部长向我介绍研究部的编制和任务说：”现学术组有6个人，由张国治负责；外军翻译组有4个人，王成富负责；参谋组有5个人，何策雯负责；还有会计、打字员、公务员等，共20余人。拟办个《防化学报》正在筹备中。初步打算：由我、你和张国治三人组织支部领导班子，然后再逐步扩大。给你单设一个办公室，有公务员共用照顾，如写东西需帮助由赵恒义和邓江山两个参谋作抄写或内外协调等事宜，我听后，不仅感到温暖，也增加了信心。

　　我去看学院杜万荣政委、周宗副院长和李永凯政治部主任，也向他们汇报了我的想法和打算。他们都说：“上班比蹲在家里好。你还年轻，对防化业务又比较熟悉，还能做些有益的工作。”得到老首长的赞许和支持，我更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至此，我踏上自己选择的漫长新的征程，方向对头，但实现这一目标，还要经过艰苦努力和探索。

　　我的决心挺大，为了上班方便，我还花了六百多元买了轻骑摩托车练习，准备骑着上班。薛汶部长了解此情后，说：“老卢，你这样大的年纪，路这样远也有山路，骑那玩艺太危险。有些材料，你可在家中准备。如有重要会议，我可派车子去接你。”这是对我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我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拟制一个写作提纲和调研计划。在年终工作总结时，我向支部委员会作了汇报，被列入1980年研究部的计划内容之一。

　　1980年春节后，我结合去大连疗养之机，返京前，赴东北三省军队和地方考察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历史遗迹，重点是哈尔滨郊区平房的“731”部队的史料及68军203师在抗美援朝时间遭到美军化学武器袭击的情况。在这三省调研中，均得到沈阳军区防化部长王焕林和16、23、68军防化处长以及哈尔滨地方卫生机关的大力支持。这些防化科、处长都是化校学习毕业或参加西北核试验时认识的，都很熟悉。同时，还看望了孙云汉老师长和丁池主任等老领导。先后两个多月，达到了疗养、调查、访友一举多得目的，收获颇丰。回京后，着于准备撰写创作各项工作之中。

　　1981年春，防化学院成立第二期全军防化教员集训队，学期三个月。院、部首长决定：由我担任队长兼政委，有三中队队长许XX任副队长，并配文书、通信员。周副院长和薛部长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多年未搞教学了，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尽力做好。”

　　周副院长说：“在第一期教员集训队的计划基础上，内容不必要有大的变动，但教学方法可以灵活。不必考试，用研讨方式，吸取他们的教学经验。同时，你给学员讲讲《原子、化学武器的历史与现状》和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战斗中喷火器发挥作用等内容。”我说：“现在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没有新的材料。”薛部长很支持地说：“你要讲课，如需要新的材料，我要学术组帮你准备也行，这也是他们组研究的课题和任务。”我说：“听领导的安排试试看吧。”

　　1981年3月1日，来自全军各种院校40多名学员。开学那天，杜政委、周副院长和训练部傅云祥副部都参加了典礼。老红军杜万荣还讲了长征中红军的战斗故事，对学员进行了我军光荣传统教育，大家反映很好。

　　按院首长指示，在开学时，结合传达第二期集训队教学计划由我讲第一课：《核武器、化学武器的发展及防化兵在现代战争的作用》。这次集训队教学，带有研究班性质，不考试，写心得体会，交流各院校教学经验。传达教学计划和课程后，学员在座谈讨论中，一致认为：“这种方法很好，特别适合教员集训队的学员。这样，减轻死记硬背的思想压力，重视理解、钻研和解决原院校存在的教学难点、学术问题，比单纯考试方法效果较好。”因各军（兵）种防化教材特缺，对我讲的两种武器发展现状及防化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要求整理打印发给大家作教学参考，反映比较强烈。经部领导同意，由学术组张国治等同志加工成近百页小册子，于5月底，学习毕业时发给大家。附打印材料和研究部说明如下：

　　“此材料，系卢辉同志的讲稿，是在我院二期全军防化教员集训队授课时使用的讲稿，在学员座谈会上，同志们提出要求，希望印发材料，供参考。经领导同意，由研究部进行了初步整理，限于我们的水平和时间有限，加之在收集有关历史资料中，对一些有收入的数据和观点，尚未进行详细的研究、考证，故难免有错误，仅供领导同志审查和教员讨论研究时参考。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防化学院研究部1981年5月28日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在召开学员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期教员集训队办的比较成功，教学作风民主，方法灵活。各院、校教员相互交流经验，压力不大，收获不小。根据学员的反应我又要吴建国、陈海平等各科目专业教员，按照自己在集训队，教课的体会，也写出书画材料，然后由许副队长统一综合整理报院。院、部领导阅后较为满意。这期学员集训队毕业时，与学员集体的合影我至今仍保存着纪念。

　　1981年7月，上级抽调部队在职干部参加中共中央党校轮训班（部队分部）走读班学习，我被指名参加。防化部共10多人，学院2人、防化研究院（已恢复）5人，共7人编一个小组，地址阳坊（可能照顾我住家里方便），由研究院院务部李旺义和我共同负责，为期半年，参加学习的学员发有：”中共中央党校轮班学员证，“盖有部队分部公章，可作去党校听课时通行证。

　　1982年春节前毕业时，总参政治部还在军委三座门小礼堂举行一次电影招待会。冯征主任讲话说：”除庆贺大家学习毕业取得收获外，还说您们的这些学员可以计算个人学历……说的大家哈哈大笑！“这种学历对我们这些人，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但对了解党的现行方针政策还有些实际意义的。当时，我的主要精力，仍在考虑怎样去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

　　（十一）出版《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

　　在中央党校走读学习后，防化学院机关已大部分转到阳坊新址办公，为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80年，我去东北三省调研和以往工作中积累的”三防“资料的基础上，开始着于撰写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在原子武器，王坚、化学武器，陈海平、生物武器，刘世騄等专家、教授的帮助下，”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完成了约28万字的《核化生武器作用与发展》一书初稿和附图表70余幅。薛部长审阅后，批交学术组审查的同时，一方面报院和防化部军训处，建议内部出版发行，作为”三防“教材参考资料；另一方面，由赵恒义、邓江山参谋，联系研究院印刷厂和印发征订启事，用院图书馆对的外户头和财务公章，赵国清馆长表示支持。一切工作进展较为顺利，等待上级批复和收集内部征订情况。

　　1983年底，按上级规定的军官职务服役年限，师级55岁。薛汶部长要让位，总参下令他离休，由战术室主任杨玉峰接任部长职务。在他们交接的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薛部长叫我主持。他在交代工作中，把卢辉出书一事列为内容之一，请杨部长关心此事。杨最后表态说：”卢主任在化校就是我的老主任了，请您放心。“杨任部长期间，对我的工作、生活都很支持和关照。

　　正在此时，防化研究院四、五所归建，恢复了防化研究院。成立院科技部。当时学院训练部副部长XXX当了院长之机，杜万荣政委和部两位对我较了解的周村、陈瑞生副部长提议，叫我到防化研究院或防化学院任技术部或训练部长较为恰当。据了解，这位主要领导表示：”凭他的防化业务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在考验一下再说吧“。离休后，在一次北京新四军第二师分会开会，我寻问王善甫政委有否此事？他说：有人建议，因我刚来不久不太了解情况，没交部党委正式讨论。但他对我以后落实政策一事，曾亲自给参政冯征主任和张震副总长写信，介绍情况，解决级别待遇，未果。但当时忙于出书，我考虑个人的问题甚少，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那年，我已57岁，由于没有行政职务，未有叫我离休。因出版《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专著，各级领导均很重视。出版前，由学院给防化部报告，建议有业务部门审查出版，作为防化教材发防化部队参考。几经周折，经过院专家、评委会、审查、论证，签署同意出版的建议，报院、部领导审批。直到1984年底，有收回订单共定七千册，确定印10000册，每本2元。因内部印刷，军训处出纸张免费，成本一万元，按七千本计算，还多余四千元。

　　1985年，为纪念解放一江山胜利30周年，我应总参防化部党史办、一江山岛纪念馆联合特约的专稿。我经过几个月调研，部领导又指派王成富同志的协助，终于完成近八万余字的一本《回顾三军战一江》小册子、在《核化生武器作用与发展》一书出版之际，”搭车“出版5000册、每本0.6元。赠三军参战部队和机关院校为2000册，卖了3000册，收回成本，为以后正式出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该书涉及胡耀邦总书记，1956年时任中央共青团书记，对温台地区229名知识青年开荒队：提出”为建设伟大祖国大陈队旗题“的内容，1983年6月27日，胡任党的总书记时，又为”大陈岛青年宫“题字等。由总参党史办，呈送胡总书记审示。胡耀邦第二天指示秘书张耀光给总参党史办回信说：”《回顾三军战一江》书收到了……“总参党史办在1985年第40期《简报》专刊转发了回信手迹，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

　　1986年5月，我与李绍青、王玉湖三人，由中央军委颁布命令离休，既完成上级交给研究员工作的任务，延长了服役年限，又参加了工资改革，心中有些慰籍。感谢党组织对我工作的安排，能发挥我一技之长，而且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离休不离党，一定要生命不息，耕耘不止，要继续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发挥余热。

　　出版《核生化武器使用与发展》一书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现附上部、院领导的批件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刊登的征书启示等四个附件，从中可以看出：写书难，出书更难。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专家、教授热忱的帮助以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千辛万苦，《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一书，终于出版了。这次出书，吃了苦头，也尝到甜头，从此，结下了不断”爬格子“的不解之缘。附：出版这两本书呈批的过程，说明各级领导都是支持的。

　　1、1985年4月6日总参防化部呈批件

　　部首长：

　　防化学院科研部研究员卢辉同志，以几年的努力，汇集、编写了《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一书。该书内容多，涉及面广，历史跨度大，是一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书。然而，该书引用的资料尚须进一步考证，核实，书的编纂方式也有待商榷。为使该书资料可靠，内容详实，编排合理，图文并茂，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由防化学院学术委员会指定专人进行审修，按质论价向各大单位发订单，尔后根据订数确定出版数量和自行印刷、发行。

　　二由总参防化部学术委员会负责，指定责任编辑，组织审查，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出版意见（明确是否出版）。

　　军训处：韩明秋、肖开仕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

　　防化部长批示：”考虑到经费所限，同意军训处第一种处理意见。“

　　姜志增    四月二十二日

　　2、1985年科研部关于出版

　　《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一书的请示

　　杨部长：

　　卢辉同志编著的《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一书，现已定稿，全书约20多万字，并有附图及表一百余张。原计划由防化部军训处负责印行，并给防化部首长同意上报总参。现因今年经费实行定额管理，军训处经费紧张无力支付印刷费用，决定由我院自行负责出版事宜。

　　经与研究院印刷厂联系，他们同意承印，年底出书，一万印册约需额一万元，可分期交付。考虑到我院无此项经费开支，为了收回成本，拟通过资料处，学报编辑等单位，印发订购通知单，按每册2元定价，内部发售，顺利的话可盈利1500—2000元。在售书款未回收之前，建议由学术研究经费（目前尚存四千元）及科研费中预支一部分，如有亏损由上项经费开支。请杨部长阅示。

　　科研部学术研究组张国治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同意。请王院长批示 杨玉峰 四月二十八日

　　王钖仁院长批示：同意研究部意见。四月二十九日

　　3、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部卢辉同志在1981年全军防化教员集训队的授课讲稿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充实和修改编写而成。本书以汇集资料为主，内容较为丰富，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供防化专业人员、广大关心核化生战争的合成军指挥员以及从事”人防“、”人武“的同志参考。

　　本书由核、化、生武器三个部分组成，约28万字，并附有参考图片。由于核、化、生武器发展沿革较久，资料也较为分散，我们在编写中是依照时间顺序、尊重历史事实，力求语言通俗，并尽量避免使用战争中双方的敌对语言；对国外资料，因文种较多，在引用主要人名、地名等附有原文种；对于苏、美两国核武器的数量和数据、因时间不同也有差异，我们尽量取近期的资料和有关军事院校教材的数据。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除主编和责任编辑外，还约请了王坚、陈海平、刘世騄同志，对核、化、生武器的内容，分别进行了审定。此外，张国志、陈传细、王振林、朱敬桐、杨仕芳、钱建复、范瑞、吴德俊等同志，也参加了校审工作。此外，薛汶、杨玉峰、尹宁、陈超、李从训、赵恒义等同志热情支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军事学院兵种教研室、军事科学院外军部、二炮情报部、军事医学科学院计划处、总参防化部军训处、沈阳军区防化部、防化研究院资料处、防化学院电化教研室、吉林省人防办公室、哈尔滨市卫生防疫站等单位大力协助。此外，向以上单位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北京

　　4、1985年8月，征订《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刊登征订启事如下：

　　本书是防化学院研究员卢辉等十几位专家、教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编写而成的。全书由核、化学、生物武器三个部分组成，共22章，69节，约20余万字，共有70多幅珍贵图片，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内容真实生动，具有一定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供广大防化专业干部、关心”三防“工作的合成军指挥员、军队院校的”三防“教员、从事人防和人武工作的同志参考。

　　本书已经领导机关批准印刷，可在年底前出版发行，欢迎单位与个人订购。定价只收成本费，每本两元（含邮资）时间至十月底止，欲购从速。

　　联系人：赵恒义

　　地 址：北京昌平县防化学院科研部

　　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媒体引起热烈反响。总参《党讯》1989年第2期刊登的《老同志争作新贡献》一文有代表性。

　　5、老同志争作新贡献

　　——卢辉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的事迹

　　防化学院原研究员卢辉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同志。近几年来，他在一些同志的合作下，编辑了近三十余万字的《核化生武器的使用与发展》一书，紧接着他又不辞辛劳，连续作战，撰写和出版了近七万字并附有二十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的《回顾三军战一江》的革命回忆录。他的这一事迹受到了领导、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卢辉同志1954年在浙江军区海防第一大队任大队长，一江山岛战役中，他是登陆指挥所下设的第四大队大队长。作为一江山岛战役的亲历者，对我军的这一光辉历程，身临其境，感受很深。1984年，防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邀请老同志们撰写革命回忆录时，他想到：一江山岛战役是我军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首次实践，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要如果能写成回忆录，将是研究我军战史和作战经验的有益资料，也是进行光荣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特别是喷火分队在战役第一次经受了实践考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防化兵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他毅然接受了邀请，并开始撰写工作。

　　要写成一篇三军合同战役的回忆录，必须首先占有充分的资料。卢辉同志虽是战役的参加者，但由于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可能了解的那么多。为此，他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利用一切机会有意识地收集资料。他曾不辞辛苦去武汉、大连、南京、杭州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寻访了当年参加作战的二十多名同志，获取了许多珍贵材料。他还去有关单位查阅和收集了大量的战史资料和电文。为了使回忆录达到文图并茂，形象生动，他还注意收集了许多当事拍摄的照片。据统计，他收集的价值资料20余份，约几十万多字，照片70余幅。

　　卢辉同志文化水平并不高，要完成数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对他来讲确实难度很大。但他硬是凭着为军队建设作出新贡献的满腔热血，到处求教，不耻下问，不厌其烦，反复修改，终于克服了许困难完成了撰写。为了保证文章的质量，每次修改稿他都打印分送有关领导和同志征求意见，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仅整个文稿大的调整和修改就达三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