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忠  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的长女，1941年生于延安，1959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1966年毕业，分配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工作。1978年调入国家冶金部人事司，1990年调入国家人事部为部党组成员，任人事司司长。1994年退休，受聘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中共“七大”选题组主要成员，特约研究员。

　　按约定，中午1点正，我准时到达张延忠同志在崇文门的住所，她家住的也是公寓房，在6楼。

　　进门在沙发上坐定，抬头的瞬间，我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因为在我对面的条案上,一幅约30吋的带镜框的黑白照片映入眼帘，夫妇俩的前面牵手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照片上的男主人公，分明是中共江苏省委1928年前后的重要领导人，我们很熟悉的王若飞烈士，而不是张延忠的父亲张鼎丞张老。因为事先并不了解延忠同志的家庭成员情况，故而不敢轻率询问，于是把“谜团”暂时放在心底。

　　这次拜访延忠，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此前有两次。一次是我工作的江苏省委党史工办于2002年召集的叶飞传写作研讨会，她也出席了。第二次是2006年7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出席《粟裕年谱》出版座谈会。但这两次都错过了与延忠交谈的机会。熟悉她的朋友告诉我，延忠为人直率，待友热情，思维敏捷，言词伶俐。这趟采访，让我真切体会到了延忠大姐的快人快语，演讲式的谈锋,不容置疑的气势，真是爽快!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铁军》杂志安排我来采访您……”“不是采访我，是我们聊天，谈谈我们父辈的一些情况，互相探讨，互相交换意见嘛！”没等我把一句话说完，她便直截了当地抓住主题了。这也感染我兴奋起来，没有拘束,非常亲切。

　　你们要我谈父亲,我父亲张鼎丞在华中的战斗历程主要是两段。

　　一段在抗日战争时期，组建新四军时，父亲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副司令员是粟裕。另一段是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新四军华中军区成立时，父亲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谭震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华中分局，邓子恢任书记，谭震林任副书记,父亲和曾山、粟裕、刘晓叔叔为常委。不久又成立了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解放战争期间父亲与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等一直并肩战斗在华东地区。这些领导同志的家属子女，基本上也随着部队行动了。

　　解放战争初期，仗打得很艰苦，苏中战役，粟裕、谭震林部狠狠地揍了国民党军队，七战连捷，军民受到很大鼓舞。后来，形势变化，部队北撤山东，家属子女们先撤到了大连，相对安全得多，以后又回山东，随部队行动。1948年，仗越打越大，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

　　华东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即将展开之前，我们这些华东局、华东野战军的子女们已不能再随部队行动了。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找到邓六金、李静一（魏文伯妻子〉、黄海明等女同志，要她们想想办法，把孩子集中起来带，并要有吃有住有学上。于是不久，我们就都进了刚刚在山东青州农村成立的华东保育院。

　　华东保育院的孩子

　　我们保育院的负责人，是李静一阿姨和邓六金妈妈，邓妈妈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是曾庆红同志的母亲。她们对工作特别的执着认真，对孩子们特别的关心爱护，亲切无比。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也都像亲妈妈一样，关怀我们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学习，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当时，济南战役正在进行，每天是捷报频传，华东局首长经常是在第一时间里把胜利的消息告诉李阿姨，告诉邓妈妈，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他们非常关心我们。保育院成立之初，是住在地主家的屋院里，房间很大的，我们大约有五六十个孩子。不久，济南解放了，大军南下了，我们保育院就搬到了青州城里的一个教堂里。

　　我们这些孩子，年龄差距很大，小的二三岁，大的七八岁。保育院不仅要抚养我们，还担负着培育我们的任务。阿姨们就按我们的年龄，分成几个班，6岁以上的编在小学班，4岁半到6岁的编在幼稚大班，3岁到4岁半的编在幼稚小班。后来还有3岁以下的孩子也送进了保育院，又编了幼儿班。阿姨也是老师，教我们识字，教我们唱歌、跳舞、做游戏，生活得十分快乐，无忧无虑。前方在打大仗，我们却生活在和平与安全里。然而，老师又总是引导我们自觉地关心前方，在幼小的心灵中，前方与后方是紧密相联的。老师阿姨们，常常把前方及时传来的胜利消息告诉孩子们，我们就会欢呼：“伯伯叔叔们打胜仗啦！”“我爸爸的部队又打大胜仗啦！”

　　华东局、华野的首长很关心我们，经常有领导来视察保育院的工作，来看望我们这些孩子。还把缴获到的奶粉呀，饼干呀，白米呀，白面呀，好粮食送到保育院来，给孩子们吃。后来我们才知道，部队的叔叔伯伯们经常吃的是杂粮。记得保育院还养了奶牛、奶羊，给我们增加营养。有的孩子怕腥膻味，阿姨就在奶里放点糖，哄着我们喝奶。保育院还自己磨豆腐，买猪肉，烧来给我们吃，丰富我们的饮食。保育院孩子最多时，有130多个。

　　我们在保育院时最值得记忆的一件事，就是每天都听战况，特别是淮海战役期间。我们这些孩子,对战争胜利、国家命运的关注，直接影响着后来的成长与理想。每天晚上都听捷报,真正叫捷报如雪片，频频飞来。记得这年过年，我们就是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和《农夫和蛇的故事》。从小就灌输我们关心国家、热爱国家的思想，从小知道胜利来之不易，而且知道自己的父母亲在这个当中做出过很大贡献。这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我们来讲太重要了，这是一种自豪。渡江战役时，大军刚过江，电报便传来了，我们兴奋呀，高兴呀！没想到渡江胜利竟来得这么快，而且付出的牺牲也很小。给了我们一种英雄主义的熏陶。

　　我说这些，还为了表明一层意思。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的父辈，为了革命的成功，为了战斗的胜利，他们是顾不得自己的孩子的。我们这些孩子，是温暖在党组织的怀抱里，而不是父母亲的怀抱里。我们的父辈，经常是为了大我，舍弃小我的。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孩子相聚的时候，都会回忆起我们在保育院里的生活。现在我们还经常联系，像陈毅元帅的儿子.昊苏、陈丹淮，赖传珠的儿子赖小鹏，谭震林的女儿谭泾远，张云逸的小儿子张光东，粟裕的儿子粟戎生、粟寒生，曾山和邓他*的老三曾庆洋,刘瑞龙的女儿刘延淮、刘延东，还有你们江苏一位老同志的儿子朱维群等等。

　　你说的是江苏省高院原院长朱泽同志。我插了一句。他现在是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的副会长。

　　再一点，我们在保育院学习了文化知识，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算术课，还有常识课，还受到了比较好的思想教育。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们保育院也在7月份南迁了。先从青州坐上火车到浦口，然后过江，再从南京下关乘火车，7月下旬抵达上海。同解放区的其他保育院相比，我可以自豪地说:华东保育院的孩子们日后的成才率是最高的。当然，我说的成才，绝不单单指前面所例举的昊苏、延东、戎生、庆洋、维群、光东等走上党政军领导岗位的同志。我主要想说，我们这些孩子，后来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突出成就，或者成为某个领域、某个学科的专家、专业人才了。

　　所以我说，我们保育院的孩子，成才的比例大，有成就的人多。没有辜负父辈对我们的期望，没有辜负保育院对我们的培养。其中，出了十几个将军，出了一批科学家，比如，吴丹迪成长为物理学家，是科学家，罗炳辉的儿子罗新安成了网络专家，梁平波成了艺术家、著名书画家，他的哥哥成了造原子弹的专家，舒同的两个儿子都成了书画家,舒老的一个女儿是芭蕾舞的著名编导，她还编导了以瞎子阿炳为主人公的现代芭蕾舞剧《二泉映月》。孩子们长大后，做什么的都有，都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

　　父亲—生爱憎分明

　　原则问題上从不妥协让步 对我们的影响最大

　　张延忠同志也是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在很多党史、军史问题上有她独到的见解,谈到父亲对她们成长影响最大的事情时，同样没有离开新四军的历史。

　　父亲在新四军组建之初，就在原则问题上坚持斗争，表现出爱憎分明决不妥协的思想品质。当时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是不是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是不是要扩军，是不是要筹款，是不是要发展武装。二支队在初期时，扩军是扩得最大的。而且，在土地政策上，在统战政策上，第二支队都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发展新四军部队，关键就是人、枪、款这三项。有了人、枪、款，部队就能发展。个别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前怕狼、后怕虎,怕国民党方面通不过。事实上，国民党方面恰恰就是要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他们拖欠军饷，甚至扣发军饷，不发给武器装备，不许你超编制，不许你“私自”扩充武器装备,不许你募捐征税。所以，人枪款问题，是新四军能否发展的原则问题。

　　在张鼎丞的二支队，谁是“人”呢？就是张鼎丞；谁是“枪”呢?就是谭震林；谁是“款”呢?就是邓子恢。有人反对张、邓、谭的“人、枪、款”，这也不为怪，因为他们三个人是在一个“山头”上的。组建新四军之初，正是张、邓、谭带下山来的队伍是最完整的，武器是最优良的，衣服都是新的，鞋也是新的，这都是苏区老百姓织的、编的，送给部队的。可是，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过于“自我”，或是有私心，先把三团的这个营调走，又把四团的那个营调走。二支队怎么样了？不要紧！

　　二支队在很短的时间里，又发展了。因为父亲张鼎丞他们，在统战政策上，土地政策上，自卫武装保卫祖国的战争动员上，还有就是党的领导方面，都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任何时候都坚持党的领导。父亲认为，二支队是党领导的，我新四军有军分会，不管有没有政委制，我就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在这一点上，父亲始终爱憎分明，坚持原则，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妥协，不让步。同时，父亲也没有跟任何个人有过任何矛盾，有过个人恩怨，包括跟项英同志个人之间也没有矛盾。我感到，父亲在原则性和灵活性上，团结同志和坚持原则方面，旗帜鲜明，爱憎分明。这些事，父亲对我们姐弟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造成了我们是非分清，爱憎分明的鲜明性格。我们家里人，眼睛里容不得揉进沙子。

　　不争功，是爸爸的美德，也是他和邓子恢、谭震林三位前辈共同的美德

　　你要我谈谈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我告诉你，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不争利，不争权，不争功！他和邓子恢、谭震林三位前辈，三位老战友，都具有这种品质。我每期《铁军》都读，知道你已经采访过谭震林的长女谭泾远，邓子恢与陈兰阿姨的长子邓淮生，我在他们之后，说话更方便些。

　　说起父辈不争功的美德，我还是要联系我们的党史、军史。我个人觉得现在的中共党史读本、军史读本，在撰写抗日战争史的一段，对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作用、意义写得不够；在新四军抗战史的写作中，对抗战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坚持、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华中抗战的展开所创造的历史条件，写得也不充分。

　　父亲在世的时候，只要说起三年坚持，首先就会说，我们那么多同志那么多战友牺牲了，像魏金水、范乐春他们，多好的同志呀,他们为革命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呀！可是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的一天。所以，我的心灵，一辈子都不会安宁。记住他们！永远记住他们！

　　再一个，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人民群众的伟大。父亲常说,闽西游击区的开辟和坚持，三年游击战的艰苦坚持，以及后来闽西根据地的坚持，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培育。我们甚至在很多具体方法、具体做法上，都是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的。所以，我今天可以说，张、邓、谭等开辟领导的闽西根据地，是从1929年开辟，到1949年全国解放，唯一的一块一直坚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它的意义在于，张、邓、谭等同志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张、邓、谭三位前辈，恰恰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中，作出重要成绩。我们说，对三年游击战的艰苦坚持宣传得很不够。不是说宣传张、邓、谭很不够，而是说，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对人民群众做出的重大牺牲、人民群众的伟大，宣传得很不够。

　　我父亲张鼎丞是1934年12月奉中央之命由江西返回福建的。他回闽西领导游击战争的消息迅速传遍岩永杭地区，当地武装和群众奔走相告：张鼎丞回来了！他派员很快联络上了红八团、红九团和各地的红军游击队，1935年3月，父亲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红八、九团领导干部会议，成立了闽西军政委员会，大家选举他为主席。1935年4月，闽西南地区党和军队领导干部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称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继续任主席,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会后,领导干部便分散到各个游击区域，领导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三年艰苦坚持，红军游击队和党的基层组织都得到了发展。1937年9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省委，张鼎丞任书记，方方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1938年1月，新四军第二支队成立，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邓子恢调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张、邓、谭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中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是，他们生前从没有主动讲过自己的这些经历和功劳。

　　另一段突出的史实是1946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华中的土改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召开了八百人的大会，我父亲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大的会议精神，邓子恢作了报告，主要讲怎么样发动群众，怎么进行土改，讲了土改的政策。在自卫战争展开之前，抢时间进行7土改。苏中的土改没有出现过偏差，既不左，也不右，把苏中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这主要因为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领导班子，张、邓、谭从三年游击战争的紧密合作，到解放战争之初的战斗集体，这个领导班子团结、和谐。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三位，在革命进程中，曾多次互相领导过。在商讨具体工作由谁主持时，他们是从来不争权、不争利的，总是从谁干最为合适这一点出发的。做出成绩时，功劳是集体的；工作出现偏差、错误时，责任是“我”的。

　　对于三年游击战争，我父亲写文章总结时，讲得最多的，不是成绩，而是工作中的不足、缺点，是应该记取的教训。谭震林在抗战期间，先任三支队副司令，组织上需要他到东路，他立马动身，从此，历史上有了个“谭老板”；让他任六师师长，他二话不说；让他到淮南，他迅速到任。邓子恢伯伯也一样，先是军政治部副主任，接着是四师政委。领导上考虑你最合适，他们就坚决执行。在哪里工作，都与整个班子合作得很好。

　　出席八百人会议的，是基层组织的全套人马，有区长、乡长，还有农救会、妇救会，回去贯彻，基本不走样。所以土改是成功的。苏中战役之所以连战连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华中的土改运动成功地准备了一个适合歼敌的战场，动员了群众。土改的主要领导人就是张鼎丞、邓子恢等。这个功劳是很了不起的。不争功不等于没有功，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对他们也是肯定的。

　　我以为，在党的七大上，在一个“山头”上，选出了三个中央委员，华中地区总共选出7个中央委员，张、邓、谭都选上了，这个本身就是对他们的肯定。新中国建立后，书记处书记，副总理的职务，就是肯定嘛！

　　华中分局成立时，中央决定邓子恢任书记，邓伯伯给中央写过一封信，请中央考虑，谭震林比自己合适，最好由张鼎丞担任，更合适。粟裕当时已提出自己不当华中军区司令，建议由张鼎丞担任，他自己任副司令。这一辈老同志,在职务、权力面前,总是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谁最合适，由谁担任，让权、让职，而不是争权、争利。其次，一旦组织做出决定，则坚决执行。我的父亲在生前，始终不争利，不争权,不争功。这种美德影响了我们的精神品德的培养，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修养。

　　关心群众，立态为人民服务

　　说起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中，关心群众，热爱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父亲多次说起，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在闽西所以能坚持下来，不仅没有被国民党消灭，而且部队还发展壮大了，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支持我们。人民养活了我们，人民掩护了我们，因为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几天没有食物吃，但搞到一些粮食后，我们也不是首先解决部队的饥饿问题,而是先给当地群众送去，群众比我们更艰苦。父亲特别告诫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首先想到人民群众，想到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的工作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

　　老一辈叔叔伯伯在世时，一谈起我爸爸，就会说起一件事，就是党的七大以后，爸爸奉命到华中军区任职，他一到华中，与干部的第一次见面会，就是传达中共七大的会议精神，宣讲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之后，逢会必讲，三四个月，反复宣传,一直延续到1946年3月。华中召开八百人大会，父亲第一个做报告，传达党的七大精神，仍然又宣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爸爸的心中，每时每刻都装着人民群众，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爱戴和信任。中央苏区时期，爸爸当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奉命回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在那种白色恐怖笼罩，时局异常紧张的情势下，老百姓一听说张鼎丞回闽西了，消息竟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觉得有了主心骨，有希望了。鼎丞回来了！鼎丞回来了，胜利就会回来了。关心群众，热爱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群众就拥护你，这是一条真理；人民就会记住你，在你的带领下共同奋斗。

　　我由此想起一件事，人民对为革命事业、人民利益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大约去年，我到革命老区参观学习，到了江苏的无锡、南通等地，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有些刻骨铭心。

　　我在无锡的农村，在几个村镇的老同志活动室，看到了在别的老区不曾见到过的情景。活动室，其实就是农民的家，在他的二楼上，布置了一间革命历史陈列室，进屋就看到了王若飞同志的醒目照片。我当时很诧异，王若飞在江苏的工作时间，也就一二年，怎么这么多农民还记住他，当时我很感动。王若飞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担任着江苏省委的军委书记，由于省委遭到残酷的破坏，领导人中只有他一人了，他又代理了省委书记。他当时贯彻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决议，与严朴、杭果人等同志组织了以宜兴暴动为中心的苏南农民暴动，和以如（皋）泰（兴）为中心的苏北农民暴动，为人民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十几年后的1946年4月8日，由于国民党的阴谋破坏，他在与叶挺、邓发、博古等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飞机意外失事，不幸罹难，苏南、苏北人民无限悲痛，至今没有忘记王若飞烈士。之后，我在江阴5市，在如皋、泰兴等地，多次看到乡、镇的革命历史陈列室中陈列着王若飞烈士的照片。深深感到，人民心中对革命英烈、对党的好干部的感情多么的深厚！我们时刻不能忘了群众。

　　张延忠同志说到这里时，我终于问清了她的家庭关系，她是王若飞独子王兴同志的妻子、王若飞烈士的儿媳。谜团解开了。

　　张延忠的母亲路凯同志，为张鼎丞老生育了四个子女，分别是大女儿张延忠，1941年生于延安；大儿子张泰山，1946年12月生于山东；二女儿张梅妹，1949年8月生于上海；二儿子张华山1952年10月生于福州。由于从小受到父母亲的教育、熏陶，特别是张老对待人民群众的关爱和热情，对身边工作人员关心、帮助，对子女的潜移默化作用十分明显，张延忠姐弟都十分注重和一般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延忠姐弟们，只是妹妹张梅妹于1994年不幸去世，其他三位都仍在积极地工作着。

　　张鼎丞言传身教二三事

　　195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张鼎丞写信给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张延忠，谆谆教导她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

　　半个月后，张延忠写来回信，问道:“爸爸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到！”信中还问了一件很早的事情:“爸爸十一岁的时候为什么把辫子剪掉？”

　　接到女儿的回信之后，张鼎丞在繁忙工作之余做了认真的思考。7月6日，张鼎丞郑重地回答了女儿提出的问题。

　　张鼎丞在信中对女儿说:“第一个问题，你说‘爸爸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到’的问题，我想我对你有很大的希望！即一)要身体精神健康，不发生疾病；(二)要有高深的学问和有坚强的毅力；(三)现在要做一名好学生和好少先队员，将来要做模范的青年团员，再做模范的共产党员。这三件大事，我想你会愿意做的。……请你写一份志愿书，就按照你的志愿书去实行吧！”

　　以身作则，以德树人

　　张鼎丞先生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非常懂得并十分重视“以德树人”的道理。

　　一次，当张鼎丞得知延忠在学校里有顶撞老师的表现时，便严肃地批评女儿说:“你也太狂妄了，我不准许你用这种态度同老师讲话！你不要以为自己是检察长的女儿，就可以目中无人，就可以顶撞老师！老师们为你们的成长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延忠，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吗？”

　　张鼎丞一方面让女儿向老师赔礼道歉以表示诚恳认错的态度，一方面又把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一一请到家里，诚恳地说:“我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没有做到家长的责任，我很痛心。希望你们原谅，我不能允许我的孩子做出不尊重老师的事情……”

　　这件事，给了女儿具体而深刻的教育，从此，张延忠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对师长敬重有加；这件事使她铭记终身，也受益终身。

　　立下“艰苦朴素”的家规

　　“艰苦朴素”是张鼎丞给家人立下的家规。他经常教育子女:“你们生长在高干家庭，没有理由可以比别人特殊。要说特殊，那就是在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应当更严，在各方面都要起模范作用，如果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肯定是没有出息的。只有靠自己勤奋学习和工作，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张鼎丞的儿女从小就穿着带补丁的衣裤和家里自制的布鞋，到了春节，才让保姆上街扯上几尺新布做新衣服。这已经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平常事。

　　即便是特殊年月的三年困难时期，张鼎丞也仍然是严格要求子女。他的小女儿张路宁上初中，学校离家只有一站路程，可是不到星期天，他绝对不让她回家住，也不许在家吃饭。

　　张路宁在学校食堂吃不饱，饿得实在不行，曾几次跑回家弄点东西吃。

　　张鼎丞就批评路宁说:“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生活。”并且告诫儿女们:“将来你们别想得到我一分钱的财产，你们能继承的只有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事业！”

　　教女儿正确处理革命与家庭的关系

　　随着时光的流逝，女儿张延忠长大了，并与王若飞之子王兴结了婚。1974年，张延忠和王兴夫妇在江西工作，而张延忠的婆婆李培之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被关进监狱多年。老人出狱以后，住在北京，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而李培之只有远在江西工作的王兴这一个儿子，确实有不少困难。为了照顾婆婆，于是，张延忠和王兴商量后，准备向组织上申请调回北京工作。

　　当年已经76岁高龄的张鼎丞，知道了女儿女婿想调回北京工作的消息后，心中非常焦急，就马上找他们谈话，对女儿女婿循循善诱，耐心劝导，希望他们不要向组织提出回北京的要求。在谈话时，张鼎丞首先发问:“好儿女要志在四方。为了照顾妈妈，怎么连工作都不顾呢？你们的妈妈，党和组织上会照顾的。再说，现在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也有家中有困难的，如果都要求调回北京，能办得到吗？”

　　接着，张鼎丞向女儿女婿回忆起当年自己处理革命和家庭关系的情况:“当年，你祖母和我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后来你祖母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被放出来。那时，你祖母已身染重病。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所在的部队必须立即开拔。当时组织上照顾我，让我去看望你祖母，可是，我带着几千人的队伍，条件不允许我回去；再说，有的战士的亲属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作为领导干部，决不能带这个头。后来，你的祖母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相信你的祖母是不会怪罪我的。她老人家知道，我是出名的孝子，她病重时我没有回去看她，是为了革命，为了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解放……”

　　最后，张鼎丞语重心长地对张延忠和王兴说:“我们的心也是肉长的，并不是不要家庭和父母儿女的感情。我们牺牲一家的儿女情长，正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家庭幸福！”

　　张鼎丞的耐心劝导，使女儿女婿真正懂得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该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与家庭的关系。

　　1981年12月15日，张鼎丞病危。他的女儿张延忠、张路宁遵照他的遗愿，给党中央写信说:“我们的父亲张鼎丞入冬以来病情日益加重，最近已经处于病危之中。我们经过郑重考虑，建议中央对我们父亲的丧事从简安排，即免去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等仪式。我们的兄弟张泰山(天津远洋运输公司船长)和张华山(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水手)现不在国内，但他们在出海远航前，曾表示父亲的丧事要从简安排的意见。……如果父亲一旦与世长辞，我们作为子女的心情当然是十分悲痛的。但我们认为要向他表示深切的悼念，并不在于要求丧事的安排多么隆重，重要的在于我们一定要牢记住他对我们的教诲，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继承他的遗志，为他终身为之奋斗而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才是对他最好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