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生日前夕，收到哥哥寄来的“大礼”：爸爸谢曙光的遗稿《阵中日记》中1949年4-6月间的日记片段。哥哥对我说：“看看你出生时的中国，看看我们的爸爸六十年前在做什么？”我的生日在红色五月，所以确切地说我是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号角声和战上海的隆隆炮声中出生的。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逗我说：“你是渡江时从长江里打捞出来的……”

　　面对着爸爸六十年前的日记：

　　“4月23日  于中天生港口，新三圩，星期六，晴。

　　……昨夜一梯队二七七团还有一个营及炮兵连未过去，二七八团一个营返回。二梯队只过去少部分，大部分未过去。因此今天白天继续过江。二七八团上午全部要过。中午我到前面指挥渡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江下游，而十五年前长征时在长江上游渡金沙江时的困难要比现在大万倍，但是都在工农红军面前被克服。今天的渡江和那时相比可说是没有太大的困难了。只是今天下午四时半敌人来了五架空中堡垒及一架蚊式机进行轰炸。但我毫无损失。我们今夜争取将第二梯队过完。明天开始渡牲口。南京解放。

　　5月25日  于顾家宅，星期三，晴。

　　今天我们积极准备配合九一师攻占高桥工作。中午时上海市区全部被我占领。下午数十架敌机在上海上空盘旋数转但未有投弹，随后向南飞去。我们部队官兵一起笑看敌人的逃遁。想来他们对上海的天空也是依依不舍，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今后的上海永远属于人民了。下午七时开始炮击了，不久我军就突入高桥镇。……

　　5月30日  于北坍石桥，星期一，阴。

　　今天部队在此休息一天。五点钟就起来，为军部汇报做准备,连

　　夜开会将任务传达下去……”

　　正是这一天，妈妈在渡江的船上和炮火声中生下了我，而爸爸他们仍然在为解放全中国战斗着、忙碌着。读着爸爸的《阵中日记》,我深深地感动了——一个农家子弟，没有上过一天学,跟着共产党、跟着毛泽东，从井冈山走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经过无数艰苦岁月，他用朴实无华的字句记载下解放战争的决战时刻、记载下中华民族的伟大转折、记载下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啊！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激励着他走到今天，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

　　作为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英勇善战的红军老战士，更有他显示深刻的一面。有一件爸爸经历的事情，经过了数年时间才对我讲述完整，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还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之后，我这个刚刚入党不久的解放军新战士，一次执行任务顺便回家，向老兵老党员的爸爸妈妈汇报自己的部队生活。当我说到部队在传达贯彻“九大”精神，深入开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夺取‘文化大革命’新胜利”活动的时候，正在嘘寒问暖、对基层部队里的新鲜事颇感兴趣的爸爸，却一下子沉默了，许久没有发话。当我又讲到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中对徐海东的评价时，爸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1939年我就是跟随胡服、徐海东同志一起离开延安，从八路军三五九旅调到新四军四支队工作的；因为四支队刚刚发生了高某某事件，需要派一批干部去充实……”当我追问“胡服是谁，高某某又是谁（头一次听到高某某这个闻所未闻的名字，所以只记得姓高）”时，爸爸再次深深地叹道：“算了吧，你们太年轻！说了你们也不明白……还是今后让历史去作结论罢！”妈妈也在一旁劝说道：“这些别再说下去啦！”

　　爸爸是192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共产党员，一向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对执行中央决议从无二话。这次怎么啦？爸爸他*的态度让我十分诧异和茫然。“……今后让历史去作结论?”我一头雾水，带着极大的疑问回到了部队。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随着数年后陆续发生的林彪阴谋败露、自毁于温都尔汗、“四人帮”垮台等等一系列事件，我这个年轻的党员也逐渐成熟起来。这时我已经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当年的化名之一。但是，高某某是何许人也，依然是个疑问。

　　再次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我问爸爸：“您上次说到跟随胡服、徐海东离开延安到新四军的经过没说下去，还有那个姓高的，究竟是什么人呀？”爸爸见我还记得这件事情，并如此感兴趣要刨根问底，就告诉我：“他叫高敬亭，是新四军四支队的原司令员，那年被我们自己人枪毙了！”我很吃惊，急于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爸爸作了如下回忆：

　　1934年8月，我们红六军团在任弼时同志的领导下，先于中央红军两个月撤离井冈山湘赣苏区，为中央探路，突围西征，整整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殿后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后改编为八路军三五九旅。1939年初我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六月中旬，因为华中新四军第四支队急需调一批干部，我与十几个学员接到中央组织部命令，要我们立即办好离校手续，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集中。

　　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在招待所接到通知：“去华中工作的同志晚饭后不要外出，有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并有要事和同志们谈。”傍晚，我们进入会议室刚坐定，刘少奇同志就面带微笑，领着十几个人走了进来。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仔细地一一询问每个同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时间和经历等情况。他微笑着频频点头，分别认真听完我们每一个人的回答。

　　随后刘少奇同志向大家介绍了跟随他一起来的徐海东同志，说：“我们都是准备到华中去工作的。徐海东同志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你们也都是到徐海东支队即四支队去工作。这支部队是原红二十八军的底子，为革命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因为原来的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同志，是工农出身的干部，过去在红二十五军工作，是有成绩的。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后，他留下来组建了红二十八军，任政治委员，在艰苦环境中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大别山斗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他居功自傲，现在发展到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使四支队错过了向东挺进发展的大好机会。他一直倚重偏袒的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竟然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去了。高敬亭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准备把他调离四支队，让他到延安来甚至可以到苏联去学习，等待他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将来还可以为党工作。”

　　刘少奇同志接着说：“你们到了四支队，要服从分配，加强基层工作，要紧密依靠和团结全体指战员一道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原来犯有某些错误和受高敬亭影响较深的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稳定指战员情绪,巩固部队，迅速提高战斗力。希望大家干出一番新的成绩来！”

　　这次谈话之后的一、二天，于六月下旬我们就离开延安，经西安、洛阳，奔赴华中敌后，调到新四军去了。但是，到了河南竹沟，形势变得十分紧张严峻，中原局机关正在紧急疏散人员和家属，准备应对国民党反动派搞的分裂活动和突如其来的摩擦斗争。后来听到消息说，高敬亭已经被枪毙了！我感到这种处理方法，跟刘少奇同志在延安时说的中央关于处理高敬亭问题“团结教育、争取改造、耐心等待”的预案，完全不一样嘛。又听说当时直接处理高敬亭问题的新四军主要负责人在得知党中央有过“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连声说道：“迟了，迟了！”表示十分后悔。还曾经听当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同志对此事评论说过：“党内斗争不能用杀头的办法！”

　　爸爸对我讲完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的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据说毛主席生前就作过“我意此案处理不当”的批示），终于给予高敬亭同志迟来的公正结论。

　　随后不久，共和国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同志也彻底平反昭雪了！

　　这时候，我才完全明白了，当年为什么爸爸要说：“还是今后让历史作结论罢！”怪不得在“文革”那种十分不正常的政治氛围和高压情况下，爸爸依然把刘少奇政委在华中党校给他们上课时的授课笔记一直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