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别山的抗日救国组织——安徽省动员民众委员会

　　抗战初期，约在日寇攻陷南京前后，桂系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为鼓励桂系从广西多出兵抗战，给了李宗仁一个省的地盘，即要李宗仁兼任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为了在安徽立稳脚跟，表现开明，邀请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负责省动员民众委员会的工作。李任动委会主任，章任专职委员兼秘书，李不在时，章可代拆代行。实际工作由章负责。另邀请安徽进步人士任专职委员兼动委会各部部长。如朱蕴山任总务部长，沈子修任组织部长，光明甫任宣传部长，常藩侯任后勤部长。省府各厅厅长任兼职委员，不做具体工作。只有一个保安处长邱国珍，系从十九路军投靠桂系的，是中间派人士，兼任动委会情报部长，负责防奸、锄奸工作，因当时日寇利用中国流氓分子当日寇汉奸的活动很猖獗。各部门下设总干事、主任干事、干事、做具体工作。李宗仁召开成立会后，即去徐州指挥军事，省动委会工作，即由章乃器负责了。当时安徽省会，已从安庆迁到六安，六安成了临时省会。

　　省动委会各部门的总干事，均是安徽进步人士，或是我党秘密地下党员，如：总务部总干事是童汉章，进步人士。组织部总干事周新民，秘密党员，与长江局董老有联系。宣传部总干事是翟宗文，进步人士。后勤部总干事朱子帆，中间偏左人士。情报部无总干事，其中有地下党员。各部主任干事、干事中，许多是地下党员，如我及胡竺冰是组织部主任干事，朱凡、陈良是宣传部主任干事。总务部干事杨思九，组织部干事汪胜文、周侗，宣传部干事许晴，后勤部干事孙以瑾等均是地下党员。总的说，省动委会当时用省政府名义办的。实际上是在我地下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完全按地下党意图办事处理问题的。

　　二、我皖西地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恢复

　　中共安徽省工委，是在1938年4月间成立的。书记是彭康同志，组织部长是李世农同志，宣传部长是我，军事部长是谭光庭同志。省工委初成立时，现六安六德门外郊区一户农民家里。省工委成立后，首先是恢复建立各县党的组织。六安中心县委书记是黄岩（黄家银）同志，他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政治犯后到延安学习回来的，管六安、霍邱、霍山三县；霍邱县委书记是吴饮水，六安县委书记是田蓝田。霍山县委书记已记不起。曹云路同志任寿县中心县委书记，他是从延安学习回来的，管寿县、合肥、定远三县。寿县县委书记是李德观（女），合肥县委书记、定远县委书记名字已记不起。舒城、无为是特委，书记是李世农兼，舒城县委书记是鲍有苏，无为县委书记是胡德劳。桐城县委书记名字已记不起。庐江县委书记也记不起。立煌县委书记是刘宏。太湖中心县委书记是孙毅，太湖县委书记是孙兼，岳西县委书记是王榕（女），潜山县委书记是林轩（女）。宿松、安庆县委书记名字已记不起，总之，皖西各县党的组织均已恢复建立起来了，因我在省动委会内，有合法工作身份，因此，省动委内成立地下党的支部，由我任书记，省动委的工作，也就由我负责领导了。

　　三、我党利用省动会的名义发展革命势力

　　我们利用省动委的名义，要各县均成立县动委会，并由省动委会派指导员去，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主任，由指导员任专职副主任，实际工作由指导员负责。因此，县动委的指导员，我们派去的均是地下党员，个别的是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有的县，县委书记即由县动委会指导员兼。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省动委的组织部起的作用很大，部长沈子修，原是凤阳师范校长，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是国民党左派。总干事周新民是上海法学院教授，他起的作用很大，和安徽几位进步老先生的关系很密切。许多统战工作，一般均由周新民同志去做，他知道我是省工委负责人之一，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地下秘密党员，他遇事问我的意见后再处理，我提出的意见，他基本上均接受照办，这样就使我不突出，人们就不大注意，人们只认为是总干事在处理。我们相互配合得很好，而周新民可以说在当时省动委起了重要作用，主意是我出的多，但出面做工作，是他处理的多，是很难得的一位合作伙伴。在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吃的苦头很大，而我住牛棚，也无力为他申辩、证明，心里很难过，特在这里写出来，为这位好同志作证明。没有他在省动委内做大量工作，我的领导作用要困难多了。

　　当时省动委会拟订了各界抗日救亡协会章程，发动各界群众组织抗敌协会，除由群众自己起来组织外。省动委会成立了直属41个工作用，和15个委托工作团去帮助群众组织起来。省动委会每月发给县动委会200元经费，各县动委会也成立了数十个工作团，把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工作团，去发动并帮助群众成立各种抗敌协会，这样群众更壮胆地组织起来，形成很热烈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一派抗日气氛。各工作团团员，每月发生活费12元，涌现出各种人才，尤其是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很多。到处有抗日壁画，抗日歌声，抗日演剧，气氛是很热烈的。

　　过了不久，桂系李宗仁要章乃器任财政厅长，省动委秘书由朱蕴山兼任，朱老萧规曹随，仍照章乃器时的办法，因此，省动委会的工作照样蓬勃展开，成为真正发动群众的司令部。省内及各地前来参加抗战工作的青年，日益增多，源源不断的前来。

　　章乃器任财政厅长后，揭发前教育厅长杨廉的劣迹，作为贪污犯，经蒋介石批准，把杨枪毙了，政界风气为之一震，因此章大抓增收节支，财政情况，很快好转。章从武汉要来了一批财政专家如：王达夫、孙侍圃、祝青儒、李人俊等，又从省动委系统要了一批爱国青年去到财政厅，开办财政训练班、会计训练班。在与敌占区物资交流多的我方城镇，成立货物检查处，订立税法。按法收税，使财政收入情况大为好转，受到爱国人士称赞。地下党又利用章乃器的财政厅系统，尤其是办的各种训练班，各地货物检查处，派了大量地下党员，及靠近党的爱国青年进去，既学会了专业，支持了章乃器的工作，又是使地下党从中秘密留下了一些税款，支持我军购买物资供应。我军派人与桂系商谈军费时，章乃器公开表示，每月可支持3万元，这在当时，章乃器成为党的朋友，是帮了我党、我军的大忙，是党的难得朋友。

　　约在1938年5、6月间。曰寇进占合肥，接着向六安进攻。桂系安徽省政府向大别山金寨迁移。金寨在土地革命时，是苏区皖西道委所在地。红军主力长征后，为国民党军队占领，从六安及河南商城各划出一部分地区，成立一个新县，县名即以当时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命名，称之为立煌县。金寨是立煌县境内一块小盆地的大镇，约有数千人，不到一万人，这在山区算是大镇了。省政府各机关都迁去了，省动委会也只好迁去，在金寨东南方不远的一座地主房子内，临时建了一些草房子办公，还用竹、木、苇建了一个小礼堂，可容万人活动。并在这座小礼堂里召开过各工作团团长会议，会上蒋嫡系方治，任教育厅长，讲了一篇反动的话：主要指摘动委会系统各工作团有越轨言行，章乃器此时虽是兼职委员，仍仗义执言，立即站起来发言，批驳了方治的反动言论，章说：什么是越轨？要有正确的界限，现在是抗日时期，大家都在努力抗敌救亡，只要属于抗敌救亡的言行，就是正确的，就是正轨。凡不合抗敌救亡的言行，甚至不利抗敌救亡的言行，才是越轨，国人要群起而攻之，动委会系统的各工作团，各群众抗敌救亡组织，为着最终把日寇打出中国去，这些言行，应受到鼓励，爱国青年不顾自家性命，为抗敌救亡而献身的精神，应受到表扬。指责为越轨，是不对的，应受到批评。章的发言，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把方治批评得灰溜溜的。桂系此时为着在安徽站稳脚跟，需要与蒋嫡系争权，对章的发言，也表示了赞成，使方治一伙陷于孤立地位。

　　桂系为了立稳脚根，把广酉的一套办法搬来了，办了乡政训练班，政、教、卫的工作，由乡长负责。我们派了地下党员刘季温进去任地下支部书记，争取训练班内的爱国青年，吸收了一些青年入党。当时桂系民政厅长陈良佐，是中间偏左人士，与省动委会的各部左派老先生关系相处很好。故各县委派的县长，有的是桂系内部的地下党员，如杨必声，先任商城县长，后任英山县长。有的是桂系内部左派军官，如寿县贺希明，原系桂系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以后撤退到新四军地区任县长了。舒城县长陶若存，以后留在安徽，未有跟桂系走，解放后成为安徽民主人士。省动员会左派老先生推荐给陈良佐的我地下党员，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陈良佐均接受，委为县长，如胡竺水当无为县长，翟家文当庐江县长，马忍言为巢县县长。民政厅内的秘书，科长，有不少进步分子如陈步高、廖玉才，以后也跟着我们撤退到新四军地区了。至于各县县政府的秘书、科长，许多是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也随着我们撤退到新四军地区。

　　省动委也办了训练班，由詹远生负责，轮流调各工作团干部、团员来受训，两月一期，提高其政治水平，并吸收为地下党员。使当时的大别山爱国青年，以跟着共产党走为荣。因此，在这时期，左派力量在青年中是占着优势的。我们运用省动委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在日寇进攻武汉前后，各地前来大别山地区的爱国人士爱国青年更是踊跃，在武汉的抗敌演剧六队也来了大别山，生活书店的金寨分店也开办起来了，文化界的人士来的也多起来。办了一个刊物（名字已记不起），办了大别山日报，在那落后贫困的山区，陡然热闹起来了。

　　当时，地方党（处于地下）与军队党是两个系统，原来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下属两个团还多，加上豫南的红军团改编为四支队的八团。共3100余人。1938年3月8日部队出征抗日后，第八团还在确山县竹沟设一留守处。四支队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设一留守处。其部队奉命东进到皖中、皖东。主力在皖中时，在巢县的蒋家河口，与日寇打了一仗取得胜利，又在合安、合六公路线上对日军作战打了许多胜仗，影响很好。中央指示，四支队加快东进，我们地方党不了解，没有很好配合。东北军流亡关内的一部分爱国军官，抗敌情绪很高，并希望到安徽东部去抗日。经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第四支队领导要他们到皖东津浦路西抗日，番号“东北挺进团”。此时四支队八团东进积极，因八团的主要干部，都是中央派来的，除团长周骏鸣系原游击队负责人外，政委林偿，参谋长赵启民，政治处主任徐祥亨，一营营长成钧，二营营长朱绍清，三营营长朱国华，都是由延安派来的。八团对于中央指示东进，是坚决积极的。进到皖东的东北抗日挺进团，于1938年11月被编进了第八团。

　　在武汉失守前，湖北省委何伟同志，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来到立煌，向省工委通了气，说党中央在武汉失守后，要成立鄂、豫、皖区党委，由鄂东黄岗、麻城两个特委、豫东南一个特委加上安徽省工委组成。淮南铁路以东，另成立皖东工委。不久，中央来电，与何讲的相似。并指示，长江局向重庆转移，鄂豫皖区党委归中原局领导，中原局设在河南确山竹沟八团留守处，由刘少奇负责，化名胡服。组织部长朱理治，化名蝗岗。少奇同志到竹沟成立中原局后，即奉命去延安了，在少奇同志留延安期间，中原局日常工作，由蝗岗负责。武汉失守后，我们区党委即用电台及秘密交通与中原局联系，中原局也介绍一些干部来，如派陈少景同志来大别山任青委书记。好像李丰平同志也是中原局派来的。

　　1939年1月鄂豫皖区党委在中央指示到达后，即正式成立，书记是郑位三，组织部长是何伟，宣传部长是彭康，民运部长是张劲夫，军事部长是谭希林，随后到达。郭述申是原湖北省委书记，去中央参加六中全会的，参加后前来鄂豫皖区党委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政治报告是“论新阶段”，已印成书，发给大家看。毛主席在结论时讲了游击战争十八条好处，未印成文件，由郭按笔记传达的，这给我及参加会的同志印象很深。但对中央内部有路线斗争，主要是统一战线中我党要采取独立自主的方针，传达不够清楚，我当时参加会议，也理解不清楚。因此对于区党委扩大会结束时提出的任务不符合独立自主的精神，也认识不清，表示同意，到会同志都表示同意，直到少奇同志于年底到皖东约我们全体去会合，听了少奇同志谈话会，才恍然大悟，我们是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的。如1938年5、6月间，日寇从合肥向六安进攻，是我们发展武装的好时机，省工委未有抓住时机，在六安、霍邱发展一批武装，是一大教训。曹云路同志在寿县发展了武装，是正确的，后因部队出了一些问题，省工委将曹的中心县委书记撤了，是错误的，应予恢复名义，给曹平反。省工委在无为、庐江一带，发展了武装，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游击队，这一工作是抓得对的。

　　1939年国内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对抗战发生了动摇，有的如汪精卫一伙，已跑出去向日本投降了。有的在国内也有投降情绪。国民党内部顽固派大喊“一个主义”“一个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内部顽固派并搞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断搞摩擦。党中央及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在政治上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在党内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四、我大别山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重大贡献和经验教训

　　大别山地区此时由桂系廖磊当省主席，仍根据李宗仁的态度，采取中立态度，未跟着顽固派大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套。叶挺军长于1939年5月过江北来解决四支队问题后，仍去立煌与廖磊见面并协商成立新四军办事处。此时仍将廖磊作为中立力量向其做工作，以延缓其反共时间。不久，廖磊去世，桂系派李品仙来当省主席，李品仙不是中间派，是跟国民党顽固派走的。党中央紧急用电报指示鄂、豫、皖区党委，要区党委立即撤退到庐江东汤池，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在一起。对大别山地区的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分子、专家学者、文艺界人士，有计划地分批撤退到新四军活动地区，到新四军活动地区去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如顽固派来进攻，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区党委按中央指示，于7月24日开始撤退到东杨池，少奇同志于年底前到达皖东定远藕塘，要区党委与江北指挥部全体都到藕塘去会合。所有撤退工作，分批有计划地撤，区党委撤走后。在立煌金寨成立地下立煌市委，由李丰平同志任市委书记。何伟以新四军办事处名义，尽量掩护撤退工作，于年底前后，将撤退工作，全部撤完，未受损失。据统计：从大别山撤退到新四军活动地区的党员、干部、进步人士及专家学者、文艺界人士，约在3000多人，以后均成为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得力干部。特别在淮南苏皖边区，根据地建立前后，包括高层领导的两位省委书记；两位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四位军队高级干部和各县、区、乡的领导干部的大部分，都是从大别山撤退的同志担任的，故在困难时期，根据地的工作，是深入巩固的。少奇同志到皖东后，于两年内，把敌后华中地区各根据地都建立起来了，实现了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少奇同志是做出重大贡献的。对于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我进攻，我在自立反击进行解放战争，我军提前实现了全国解放的任务，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抗战初期的大别山抗日群众运动，对实现中央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是取得很大成绩的。但对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领会、贯彻得不够，未抓住日寇进攻六安时机大力发展六、霍一批武装工作，只发展了一个江北游击纵队和巢县抗日游击大队。是有缺陷的，是受到王明“一切经过”的右倾错误影响的。记得少奇同志到皖东后，约有关负责同志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邓子恢同志首先发言。“该打屁股，该打屁股！”少奇同志立即说：“屁股不要打了，主要是马列主义未学好，鼓励大家迎接即将来临的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打好自卫反击战。”对大别山地区撤出这么一大批干部力量，少奇同志很高兴。但又很风趣地批评说，你们当了桂系的苦力，临走还骂了你们一声“丢那妈！”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别山党员干部撤出后，留下少数有社会关系的地下秘密党员，结果，这些秘密党员仍被李品仙特务发觉了，很残酷地将他们活埋了，其中著名烈士有詹运生（湖北詹大悲之弟）、史迁，桂系军官麦世法等。撤退到根据地后绝大部分是好党员，好干部，忠于党，忠于人民。在战斗中牺牲的，有江上青、余路等烈士。记得只有一个人，叫“杨汉”，是江都救亡四流动到六安的，以后撤退到淮南津浦路东当干部，有一次听说敌人要来扫荡，害怕了，逃走回到扬州家中去了，未听说有破坏我们的事。其他都表现很好，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的。

　　附带说一下：在我工作地区，对大别山撤退来的干部中曾发生几起冤案：其中有一冤案是四旅作战参谋华春，原名查化群，是潜山县的青年领袖，他带了一个工作团，都撤退到新四军地区。因他表现好，很快提为四旅作战参谋，他的爱人张纬，与他同来。因旅级某一负责干部看中了张纬的女朋友田井。追求她要和她结婚，田不同意，告诉了张纬，张纬也就告诉了华春。某干部即怪华春，说他和一些人把白开水当酒喝，是反动的托派，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将华春枪决了。我听了很难过，在我回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时，找省军区副政委杨家保，当时他是锄奸部副部长，我对他说，你说此案是否冤案，杨说，毫无证据，肯定是冤案。我说：“请你负责，组织当时办案的人员复查，如不是，要为之平反。”复查结果是冤案。当即为之平反，恢复名义。当时定华春为托派时，将张纬、田井二人驱逐出境，结果田井遇到一个工程师，现出国在加拿大定居，听说华春平反了，她很高兴特地从加拿大回国探亲，顺便来看我，直率地对我说：“你为华春平反是对的，但对当时陷害他的人为何不惩办呢？”我只好对她做了解释。张纬被赶出根据地后，与一国民党军官结婚。我到安徽工作后。打听她的消息，听说她在金寨要饭。我要县委、县政协，为她安排了工作，安排好晚年生活。

　　我写这件事，只是个别的例子，但我写出来，纪念这位受冤者，也作为教训，让后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