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的京沪杭三角区，城市被日寇占领，村镇为地方反动势力所控制，还充斥着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留下的散兵游勇。村镇的人民群众，白天要提防日寇前来“扫荡”，还要应付地方反动势力敲骨吸髓的勒索；晚上要提防散兵游勇的明抢暗偷，真是苦不堪言，朝不保夕。他们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爱国热情无人理睬。就在这时，粟裕同志率领我们新四军抗日先遣队，于1938年4月进入苏南。6月17日在卫岗伏击敌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寇少佐以下数十人，击毁军车5辆。消息传开，石破天惊，苏南人民奔走相告。如久旱逢甘雨，夜行见灯光。悲观的看到了希望，消极的振奋了精神，满腔热血而认为报国无门的人找到了带路人。很快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掀起了参加新四军抗日救国的热潮。

　　当时的先遣队，以及不久后合并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是人少、枪少、干部少。人少不要紧，参军热潮正一浪高一浪；枪少也不要紧，组织起来向敌人手中夺取；唯有干部少，真叫人着急。有了人就需要有干部。要由干部去组织训练，指挥战斗，把仅有抗日热情的青年群众变成有纪律、有军事素养、有高度觉悟的革命战士。但那时，有的连队仅有连长一人主持全连工作；有的连队因没有指导员，政治工作及带事务性的工作，只有让文书来进行；再加上频繁的战斗，基层干部伤亡又大。部队是多么需要干部呀！抓紧培训干部！粟裕同志紧密协助陈毅司令员狠抓了这项工作。他是副司令，要掌握敌情，部署部队，指挥作战，组织后勤保障。每天忙到深夜，但他对训练干部丝毫不肯放松，可以说事必躬亲。他亲自制定了训练计划，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定期听取汇报。他还经常检查督促并在训练中亲自作示范。

　　那是1939年的3月间，我们支队部驻在溧阳县水西村。每天早上天刚麻麻亮，江南水乡还飘忽着一片片迷蒙的雾气，当我们指挥部的机关人员随着哨声跑到训练场上时，粟裕同志已经着装整齐地站在小土坡上注视着我们了。天还没大亮，人也不算少，可是说也奇怪，无论是制式教练，还是投弹射击，谁的动作不准确或者慢了一点，甚至谁的钮扣没扣上，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总是不声不响地走过来，或者指出你的错误，或者亲自示范，直到你改正、学会为止。他从不大声斥责人，批评也是声调平和，不紧不慢，言简意赅。他脸色并不严峻，甚至还带着一点笑意。但在他那深邃的、诚挚的目光注视下，使你觉得非改不可，非学会不可。就这样，几天以后，训练时每个人都更加认真，更加努力了。因为，大家都觉得粟司令正注视着自己，可不敢疏忽大意。

　　一次射击练习中，几个刚入伍不久的青年学生自认为已经达到了要求，在互相检查后，便趴在那里悄悄谈起天来。突然他们觉得有人过来了，抬头一看，粟裕同志已走到他们身前。粟裕同志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击发！”随着扳机声，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同志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些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他没说一句话。可是，不仅推动了那几个青年学生，也使指挥部全体人员的射击训练更加严肃认真、刻苦努力了。

　　还记得一天半夜，我们驻地西边的山岗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立即翻身起来，带领全副武装的通信班跑到集合场上。只见一些新来不久的同志丢三拉四，手忙脚乱，个别人跑起来还磕磕绊绊的。整整15分钟机关才集合完毕。拉到指定的地点时，朝阳已经从东方探出头来。陈毅同志讲了话，然后由粟裕同志简明扼要地对这次紧急集合作了小结。他表扬好的，批评差的，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正的办法。最后他还说：“要提醒个别同志，不要把这里当成安乐窝，这里是敌后战场，敌人距我们不过三四十里路，随时可以搞突然袭击。”当时大家并不明白粟裕同志这几句话指的是除了动作慢之外，还有什么。后来才知道，个别同志尚保持着在家的老习惯，光着屁股睡觉。大笑之余，都更加佩服粟裕同志掌握情况及时深入，抓问题准确。部队、机关经过这样的训练，时间观念明显增强，警惕性、机动性大为提高。在我的记忆里，以后几年在粟裕同志领导下，经受日寇多次“清乡”、“扫荡”，以至突然遭遇，突然袭击，我们指挥部和所属部队从未因行动迟缓或组织混乱而吃亏　。

　　粟裕同志给我们讲战术课，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时，总是尽量地结合实际战例，做到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听课的同志，无论干部、战士，文化高低，实践多少，一致反映听得懂，记得住，领会深，用得上。他讲课时，秩序最好，坐无虚席，连炊事员也主动挤出时间来参加。

　　通过这样的训练，干部迅速成长，一批批走向指挥员的岗位。有力地保证了部队的扩大和对敌斗争的胜利。40多年过去了，我扳着指头算了算，在那样的培训和革命战争的熏陶下，出现了多少优秀的指挥员啊！直到今天，还有好几个军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就是当初在江南指挥部听过他讲课、看过他做示范动作的同志。

　　粟裕同志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以后组织指挥和参与组织指挥的“七战七捷”、“孟良崮”、“开封”、“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战果辉煌，名震中外。我从跟随他在抗日征途中，就已深深体会到他那高度的指挥艺术。他那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和身先士卒的无产阶级战士本色，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还记得1939年的残冬，江南指挥部成立不久，我们驻在溧阳水西村。一天侦察员报告，沿溧（阳）武（进）公路大量集结、准备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日寇，正向我指挥部开进，可能要搞突然袭击。敌人距我们不过几十里，陆路有军车运送，水路有轮船运载，说话间就要到了。而我们的主力部队离指挥部太远，调动、靠拢都来不及。眼前只有驻在竹篑桥附近休整的新成立不久的“江抗”二团一部。这支部队人员新，骨干少，成立以后仅仅和敌人进行过几次“打了就跑”的小仗。靠他们能顶住日寇的正面进攻和突袭包围吗？机关人员真有些担忧，个别人挽起袖口，扔掉帽子，准备要同鬼子拚一下了。粟裕同志那消瘦的脸上却神色若定，仍然是着装整齐、有条不紊、不紧不慢地向“江抗”二团作了部署，提出了要求。又把机关人员迅速得当地组织起来。看着他那齐眉的军帽下闪动着的安祥而又深邃的眼睛，那沉着冷静还带着笑意的面孔，听着他那平稳而又自信的声音，我们机关人员的担忧心情就消失了大半。他部署完毕，从墙上摘下一顶钢盔，带了两个警卫员，径直向“江抗”二团的前沿阵地走去。

　　这时战斗已经打响，日寇的步枪、机枪，炒豆般地响着，炮弹在我军阵地上四处开花。透过硝烟，还可以看见日寇闪闪发光的刺刀和狰狞的面孔。粟裕同志镇定自若地从一个阵地走到另一个阵地。他不断提醒指战员们沉着应战，节省子弹。命令连指挥员，要大家准备充足的手榴弹迎击日寇的冲锋，及时调整部署。子弹、弹片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毫无惧色；石块、泥土砸在他身上，他顺手掸一掸。有时他还和战士们一起射击。“粟司令来了！”“粟司令在我们阵地上！”指战员们精神百倍，越战越勇。就在这支成员较新和机关勤杂人员组成的防守的阵地前，日寇虽然多次冲锋，除了留下一些死尸外，未能前进半步。从上午打到下午，直至夜色降临后，鬼子被迫撤退了。这时，粟司令才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到新驻地后，同志们还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次战斗和缴获情况。可我们的粟司令，就像没经过这场恶战一样，除了身上一些尘土外，他仍然着装整齐，不顾劳累，深思熟虑地在那里看地图，研究敌情。

　　过了不几天，陈毅司令员亲手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我们司令部驻地水西祠堂里。那是送给粟裕同志的赞语。我至今还记得对联是：

　　食少事繁诸葛公

　　轻裘缓带羊叔子

　　陈老总把粟裕同志比作三国时的诸葛亮和西晋名将羊祜，可见其对粟裕同志赞赏的深情。

　　在江南指挥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还有一件对我印象很深、影响很大的事。即在水西战斗后不久，指挥部移防到溧阳西北的余家桥。那是个百来户人家的村镇，从未驻扎过我们的部队。部队在傍晚时分出发。队伍里虽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不小心还会踩到水田里去，但一个跟一个，没人掉队。午夜两点多，指挥部人员全部到达目的地，集中在一片打谷场上。这是江南隆冬的寒夜。星月在天，朔风扑地，到处铺满了厚厚的银霜，与月色水光相映，简直像一片冰雪世界。夜行军时还不觉冷，这会儿停了下来只感到寒气钻骨缝，冻得直哆佩。加上又累又饿，多希望快些住进民房热呼呼地吃一顿，暖和和地睡一觉。很快，参加分房的同志回来了，只听他说道：“陈、粟首长决定今夜不进民房，就在打谷场上过夜。”大家都楞了。他又说：“粟副司令还说‘这里是新区，没见过我们的队伍，深更半夜不能去打扰他们。大家可以靠着草堆挤在一起休息，很快就天亮了’。”这一来，我们满心的希望都凉了。有人啼咕说：“没见过我们新四军，还没听说过新四军？”嚼咕归哺咕，执行还得执行。打谷场上十几个像圆形碉堡一样的稻草堆，大家三五人一伙，紧紧靠着它，互相挤着、枕着就睡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实在太冷了。真想草堆中有个洞让我钻进去就好了。当然不可能，老乡们垛得十分严实。这时四周已响起了隐约可闻的鼾声。忽然，不远处的草堆旁闪过一束光亮，我顺着望去，原来陈、粟首长也在露宿。他们还没有休息，粟裕同志正打着手电，指着铺在地上的军用地图对陈司令说着什么。陈司令一边按住军用地图，一边凝神细听。说也怪，不知怎么的，看了他们两人的行动，使我觉得暖和多了，终于沉沉地入了梦乡。

　　当我被嘈杂的笑声和说话声惊醒时，只见沐浴在朝阳里的打谷场上到处是人。娃娃、小媳妇、大婶、大伯们，有的抢背包，有的把我们的人往屋里拉，一片欢声笑语，就像迎接远来的亲戚一样。“你们真是名不虚传呀！”“你们来了不进屋，是小看我们余家桥人呀！”粟裕同志正在那里微笑着向乡亲们解释着什么。很快我们都分别住进了民房。这以后，成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扩军，配合作战，在余家桥是一切顺利，真是到了军民一家、水乳交融的地步。

　　当时我虽是政治部的干部，但是说句心里话，直到那天早上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亲手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无比威力！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无论行军、打仗、休整，在部队，在机关，我从未忘记要求自己和同志们做好挑水、扫院子、上门板、捆稻草，借物要还，损坏要赔，这些看来简单实则意义无比深远的事。

　　前些年我调到了北京。一次，听说粟裕同志病了，我去看他。当我走进他那简朴的住室，握手之间，发现他老多了。虽然行动还不是很困难，但迟缓了，面色苍老了，头发花白了。问起他的病情，他没有具体回答，只是微笑着说：“没啥，年过古稀，身体状况走下坡路。这是自然规律，只是争取它下得慢一点，好为党再办几件有益的事吧。”那平静安祥的神情，不紧不慢、充满自信的声调，使我回想起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的粟司令。他撇开病不谈，问起部队工作。我想此时此刻不应再耗费他的精力了，就回答得比较简单。然而不行，他一个个地问得具体，包括我们工程兵部队的施工安全，伙食卫生，无一漏过。我只好逐一汇报。这时他伸出那微微颤抖的手打开眼镜盒，戴上老花镜，又拿出本子和笔认真地记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