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江北指挥部指挥，后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在统一和加强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动员和组织江北部队东进淮南、建立和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功勋卓著。他是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一、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

　　1937年12月，毛主席就指示新四军在江北的第4支队“可沿着皖山山脉到徐州、蚌埠、合肥三点之间作战”。

　　1939年4月，党中央指示“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发展华中”的需要，把建立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为淮南地区（该地区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苏皖边地区），后称淮南抗日根据地（本文后面均简称淮南），津浦铁路纵贯其中，又是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控制了淮南，便可威胁侵华日军的重兵指挥部和伪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及敌人从南京到蚌埠的南北交通。因此，控制淮南，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1月派张云逸参谋长，来到江北，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身负重任的张参谋长一到达目的地就马不停蹄的开展工作。

　　第一，推动第四支队主力东进皖东，统一党对江北部队的领导指挥

　　当时活动在皖中、皖东地区的部队有新四军第四支队、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的第八团以及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江北游击纵队。但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指挥分散，没有捏成拳头。而第四支队的主力还停留在皖中。在这种情况下，张云逸到江北后一方面奔波于第四支队各部队之间，宣传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动员部队坚持执行军部的命令，东进淮南。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协助叶挺军长，做好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组建工作，以形成对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经过张云逸同志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第四支队的第七团和特务营于1939年1至3月，进到了淮南铁路东侧肥东等地区。但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同志，还率领着第九团和支队领导机关仍然停留在皖中，没有继续东进皖东。因此，叶挺军长特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39年5月上旬北渡长江来到皖中庐江东汤池，会同张云逸，继续解决四支队东进皖东和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指挥。进行扩编等问题。5月中旬，叶军长主持成立了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接着，叶、张又到舒城西港冲去会见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并召开干部会议，进一步动员四支队要限期全部东进皖东。

　　第二，整顿和扩编江北部队

　　为了组织东进和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叶军长、张指挥等，又立即对第四支队进行了整顿和扩编了江北部队。停留在皖中的四支队第九团和支队领导机关，于5月底至6月3日进到肥东青龙厂后，四支队全部都进到了皖东地区。并经过整顿对支队领导进行了组织调整。遵照党中央的决定，任命徐海东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同时，以原八团为基础，加上第三游击纵队、挺进团，扩编为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把江北游击纵队的一个大队，加上从皖南调到江北的第二支队的一个营等，扩编为江北指挥部所属的三个大队。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委。后三个大队又扩编为新七、新八、新九3个团。这样，把1938年3月8日出征抗日时，相当于一个旅的3100余人的第四支队，扩大为相当于3个旅的3支部队：第四支队，辖第七、第九、第十四3个团，约5000余人；第五支队，辖第八、第十、第十五3个团，约3000余人；江北游击纵队，辖3个大队，约1500余人。整编后，叶、张又动员组织部队继续东进，到淮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第三，到立煌（全寨）做统战工作，解决部队活动地区等问顾

　　根据毛主席“到徐州蚌埠、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张云逸两次到大别山立煌县（现金寨县），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做统一战线的工作，解决我军东进皖东后的活动地区和扩编、经费等问题。

　　第一次是1938年12月。张云逸在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陪同下，来到立煌县。

　　廖磊是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5月，其部在日军的进攻下，从徐州撤退后，率领部队在大别山区建立了基地，并在立煌县设立安徽省政府。9月，他从李宗仁手中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1月，他在皖东部分地区设署派员、网络土匪和地主反共顽固派，成立所谓的游击纵队，与我军争夺皖东敌后阵地。但他尚未站稳脚跟，力量不足，对我新四军又怕又有所求。再加上，张云逸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做过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在广西人民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因此，对张云逸的到来，廖磊表面上是友好的。见面时，他率领部下，军容整齐地肃立两旁，庄严地向张云逸致以军礼。而且还请张云逸在群众大会上和干部培训班上讲话。

　　在谈判中，廖磊一方面同意我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东进皖东，而另一方面又把新四军限制在津浦路东西两侧30里以内活动，妄图置我军于日寇的攻击之下，想借刀杀人。张云逸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一方面感谢他同意我东进，另一方面又义正辞严地批驳了他限制我活动范围的做法。此次谈判中，廖磊还被迫同意我成立的江北游击纵队，答应给新四军第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发放军饷。

　　第一次谈判结束后，张云逸就积极组织第四支队东进；恢复了曾被解散的第四支队第九团和挺进团；开办了一个教导队，广泛吸收知识青年，将他们训练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派出去搞武装，扩大队伍。

　　张云逸第二次到立煌是1939年7月7日，是陪同叶挺军长前往的。中心内容是要打破国民党对我军的限制，扩编我军部队和经费等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谈判中廖磊对我提出的扩编、经费等问题，一个也未解决。反而要求我军“不要拉扯地方武装，不要摊派军饷”。只好结束了权且作为友好往来的这次出访。仅住了几天，张指挥就陪同叶军长离开立煌返回了东汤池江北指挥部。
　　二、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额导下，创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8月3日，叶军长离开东汤池返回皖南军部后，张云逸同指挥部其他领导同志，和从立煌撤退到东汤池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同志，并根据叶军长的指示，为继续东进淮南，经过研究，对各部队的任务作了如下的部署：

　　第五支队挺进津浦路东，以来安县的半塔集为中心，创建津浦路东根据地；

　　第四支队在津浦路西，以定远县的藕塘为中心，创建津浦路西根据地；

　　江北游击纵队和地方党委，留在皖中，创建皖中根据地。

　　8月下旬，第五支队的第八团、第十五团，进到了津浦路东。10月，第十团也进到了路东。他们以来安的半塔集为中心，分兵于来安、天长、扬州、盯眙、嘉山、六合等县，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开展游击战争。9月、11月两次攻打来安县城，取得了胜利，创建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第四支队以藕塘为中心，迅速开展工作，扩大了部队和游击队活动地区，把群众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创建了路西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扩充了队伍，坚持了皖中游击战争，保持了与皖南军部的联系，一部分进到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2月江北指挥部的后方机关、直属队和鄂豫皖区党委，从东汤池迁到定远县藕塘镇附近的大小邓家。至此，我军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拉开了序幕。

　　但是，我军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由限制进而到制造摩擦，反对我们。他们在皖东地区派专员、县长，恢复政权，大肆扩张封建武装，与我军争夺地盘。

　　1939年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了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对张云逸贯彻执行党中央东进敌后方针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传达了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方针，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明确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向，提出了抗日要有枪杆子，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有以我为主抗日民主政权的抗日根据地，还要准备反摩擦，敢于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

　　张云逸率领部队认真执行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做好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扩大部队，准备反摩擦。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使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减员后的7000余人，猛增到15000余人。

　　但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引起了敌人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憎很，1939年12月，日军从南京、明光、蚌埠等地，抽调2000多人，向我滁县施家集、全椒周家岗等地区发动“扫荡”。在张云逸的统一领导和徐海东的具体指挥下，采取“诱敌深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12月21日，我四支队以劣势的装备同不可一世的日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在周家岗等地区一举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毙伤俘日军160余名，生俘日军少佐一名，乘胜收复了全椒县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和古河镇等地，取得了江北反”扫荡“的重大胜利。第五支队在津浦路东”二打来安城“，赶跑了侵占该城的日伪军。同时，在挫败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于1940年3月4日至29日，粉碎了路西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顽军6000余人、路东江苏韩德勤顽军i0000余人，对我淮南地区的夹击进攻，取得了新四军首次大规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反共”摩擦“的重大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顽军重兵夹攻的阴谋，狠狠打击了顽固派反共气焰，而且为坚持津浦路东、路西阵地，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良好条件。到6月底以前，创建了包括路东8个县，路西4个县政权而连成一片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华中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但在反”摩擦“的斗争中，还发生了桂顽扣压我军人员的事件。即1940年3月，由皖南新四军军部调来江北工作的团政委曾昭铭等25位同志以及张云逸的夫人韩碧和10多岁的儿子张远志。他们刚到江北无为，就被桂系顽军无理扣压。张云逸致电蒋介石、林森、李宗仁、白崇禧，怒斥他们的罪行。并与参谋长赖传珠商量对策，设法营救，选派我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田丰，前往无为县城与保安旅司令吴绍礼谈判，但遭到了严刑拷打和残酷杀害。后经我方半年多时间的斗争，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才被迫释放了被扣压7个月之久的韩碧和她的儿子。但曾昭铭政委等被扣压的25名干部战士，除1人趁敌不备逃出外，其余全部遇难，曾政委也惨遭杀害。这充分说明了我军处境的艰难，既要迎战日伪军，又要还击顽军。

　　三、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

　　淮南根据地刚创建不久，1940年5月，数千人的日伪军，就对我淮南地区进行了三次大”扫荡“。紧接着，在路西的顽军一三八师一部和第十游纵对我发动进攻。7月，韩德勤的两个团和忠义救国军8000余人，在路东支持和配合各县反动地主，进行武装暴乱，杀害了我不少区、乡干部。这些都分别被我粉碎或镇压下去。但被我赶到三河北岸淮阴、淮安、宝应的淮宝地区顽军，还不断派兵南渡淮南袭击我区、乡政府。为巩固淮南和”发展华中“，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我淮南部队于8月2日出兵3个团，在南下八路军一部的配合下，扫除了淮宝地区的顽军及其反动的小刀会地方武装，创建了淮宝抗日根据地。9月，经过半个多月的作战，又粉碎了在空军掩护下17000余人的日伪军对我路东的七路大”扫荡“。经过上述半年同日伪、顽军的作战，和随着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敌军工作等的深入、扎根，淮南抗日根据地，才逐渐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在巩固和发挥根据地的作用方面，我淮南地区担负着很重要的任务。一方面，要当好华中西南方向的屏障。既要对付日伪军，又要挡住对我威胁很大的桂系顽军，经常处在日伪、顽军的两面夹击作战之中，战斗很频繁，大的作战行动，平均每年至少要粉碎1次日伪军的”扫荡“，顽军的1次进攻。尤其是在1940年冬季，”皖南事变“前夕，淮南津浦路西地区曾遭受过日伪、顽军默契配合的夹击进攻几个月，我路西根据地一变被缩小到纵横只有几十里的一小块。在连续6年的作战中，淮南我军的团长、团政委和县长，县委书记就有刘树藩、徐世奎、林英坚、朱茂绪、汪立斌、余海清、许午阳、陈世新等近50位同志英勇牺牲。另一方面，我们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支持皖中、淮北地区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有时还要配合苏中、苏北地区对敌作战。对皖中地区，除留给江北游击纵队新九团外，又调给了新七团的一个多营和第六旅的第十六团。对淮北地区，除把淮宝县划归淮北地区并作为第四师的休整地区和后方外，第五旅等3个团，于1941年至1943年在皖东北地区，配合兄弟部队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又到运河以西的淮泗地区，对敌作战。在淮北地区作战中，参加了活捉韩德勤、粉碎韩顽进攻的战役。在淮泗地区，进行过奔袭淮阴城日伪军的战斗。

　　淮南地区的老战士们，深切缅怀张云逸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除了他为党为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外，还为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所感动。

　　他尊重领导。在认真贯彻执行叶挺军长和刘少奇书记的指示中，他积极配合叶挺军长整顿江北部队、动员部队东进和进行统战工作。他紧跟中原局刘少奇书记，坐镇路西、转战路东，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    他关怀老战友。对作战积劳成疾、久治不愈的徐海东副指挥，除了经常关怀外，他还专门指定一个老的连队随身保护。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有不顾疲劳的工作作风。有一次，刚到五支队第十团视察工作，他就给团首长打去电话，吩咐要注意照顾邓子恢同志的休息，不要让他太累。他爱护干部。对有缺点有错误的同志，他都是耐心教育，等待觉悟，从宽处理。特别是对被错杀的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同志，据跟随叶军长、张指挥到江北的军部机要科副科长李资平同志回忆，在错杀以前，以张指挥为首的江北指挥部前委会议（叶军长也参加了）经多次研究和请示东南局，提出高在贯彻执行中央东进皖东战略方针中虽然有严重错误，但念高曾为党为人民作过贡献，建议”撤消高敬亭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后方学习改造“，作从宽处理。东南局回电也”同意“，但两天后又来电称：”为了防止第二个张国春出现，决定处决。“高敬亭同志就这样被错杀了。另外，对一位已被关押、准备严厉制裁的老红军营长，经他做工作，释放了他，保护了干部。

　　他平易近人。江北部队的官兵们都愿意接近他，有牢骚不满，就找他发，有思想问题，也希望找他交心。他总是耐心地开导，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他重视培养干部。他创办了江北指挥部和第二师军政干校及抗大八分校，自任校长，为我党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