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在北平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向中国守军大举进攻，抗日战争爆发了！

　　日军飞机经常袭扰芜湖市，战火一天天逼近芜湖。1937年12月5日，日军轰炸机数十架对芜湖市二街、长街、国货路等商业区进行狂轰烂炸，芜湖市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于是，老百姓纷纷外逃，有钱的人家向汉口、重庆大后方逃难，没有钱的就到附近农村、山区逃难。

　　为躲避战火，父母亲也带领我们全家逃往江北农村，一直逃到巢县、无为交界的大山区——银屏山。

　　1939年4月27日，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等首长，从皖南渡江来无为县视察，无为县政府及各抗日团体在体育场上开欢迎大会，大街上张贴了很多大幅标语：“欢迎劳苦功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等等，邓子恢主任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号召“军民团结，共同抗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台上演出了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的文艺节目。这次大会，效果好、影响大，尽管当时我只有十二岁，也被新四军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所感动，也想参加新四军，抗日打鬼子，报效祖国。回到家里，我向母亲讲了自己的想法，她老人家不同意。她说：“你的年龄太小了，等你长大了再当兵也不迟嘛！”于是，我第一次参加新四军的愿望没有实现。

　　1939年9月，我父亲病逝，家里经济来源已断绝，无法在无为县生活下去，母亲只有带着我们兄弟回到芜湖市，想投靠亲友解决生活问题。芜湖市的亲友，有的非常同情我们的处境，但无力帮助；有的虽然家境富裕，但他家不仅不帮助，相反的将我们母子逐出门外，这样，我们全家的生活陷入绝境，面临着冻死、饿死街头的危险。在好心的亲友帮助下，让我们母子住在他家的走廊里，并借了拾几元本钱，要我们做小生意维持生活。

　　我母亲先是“跑单帮”，就是将芜湖的布匹买一匹来，再运到南陵县贩卖，如果一切顺利，是能赚点钱的，但南陵县是国民党统治区，途中土匪很多，第一趟布匹生意，就在黄墓渡被土匪抢了，不仅没有赚钱，相反的还亏了本。看来，这个生意是不能做了。经别人劝说又改做贩卖食盐的生意，就是将芜湖市的食盐贩运到江北二坝去卖（当时二坝是新四军的游击区），如果顺利，可以赚一倍的钱。我和母亲一起背盐（一次背盐约30斤左右），当走到河南禹王宫附近的圩堤上遇到一伪警察，说我们运盐资助新四军，要没收处罚，我和母亲再三向这个伪警察苦苦求情说：“我们全家生活困难，没有办法才做小生意，你如果将盐没收，我们全家只有饿死了”，并塞给他两元钱，作为香烟费，这个伪警察才放我们走了。又走了一段路，大约走到箱子拐，又遇到一个伪政府人员，他又来盘问我们，说我们运盐“资敌”，于是，又苦苦向他哀求，又塞给他二元香烟费，才将我们放行。好不容易走到江边，将食盐背到小木帆船上，长江风浪很大，小船摇晃很厉害，不久我和母亲都呕吐了。在江心里，看到日军巡逻艇来往盘查船只。船老板告诉我们，如果在长江里被日本鬼子查到贩运食盐到江北，鬼子要把我们打得半死半活。听了船老板的介绍，真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我和母亲终于安全的到了二坝，将食盐卖了，一算账，路上二次遇到伪政府人员敲诈及往返坐船路费，基本上保本，没有赚到钱。我对母亲说，这个生意也不能做了，赚不了钱，万一遇到鬼子，生命也很危险。后来，我们又在门口摆一个山芋锅，卖熟山芋。同时，我母亲还帮助别人洗衣物，赚点工钱。当时，芜湖市的老百姓穷的多，富的少，卖山芋吃的人较少，卖一天山芋，只能赚二、三角钱，所以，我们家庭生活还是很困难。

　　为减轻家庭负担，经亲友介绍，我到大砻坊一个资本家粮食加工厂当学徒。

　　这个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压迫很厉害。我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早上五点半起床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十点才能休息，什么活都要干，连老板娘的洗澡水也要我烧好送去。但我们工人的工资却很低，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两元钱（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只能买14斤米），资本家吃剩的饭菜要我们工人吃，而且，老板还经常打骂我们，说什么：“你端了我的碗，就要服我的管”我们工人只有忍气吞声地忍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

　　尽管这个资本家对工人压迫、剥削很厉害，但他很虚伪，表面上装扮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实际上干的是男盗女娼。他家是米商，要我们工人向大米里掺拌大量石粉，这样既美观，又增加重量，以赚取不义之财。我们工人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我目睹他家木板墙上写了不少仁义道德的对联，我非常气愤，暗暗骂道：“说的好听，做的又是一套”，于是，我也用粉笔在墙壁上写了一付对联：“只顾自己享福，不管别人死活”。资本家发现了，找我谈话，他说：“小阮，这是不是你写的？”我坚决不承认。但资本家心中有数，记下这笔账。过了不久，资本家把我找去，以讽刺的口吻对我说：“小阮，我家庙小，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另请高就吧！”我听明白了，这是资本家辞退我的逐客令，我二话没说，只说了一句：“我就不相信，离开你家，我就没有饭吃，我就会饿死”。接着，我头也不回地回到住处将行李一卷就扛着回家了。回到家里，母亲问了缘由没有责怪我。

　　正当此时，芜湖市大街上流传着一个重要消息，日军在太平洋作战伤亡很大，要在芜湖市抓壮丁，将他们送到太平洋打仗当炮灰，弄得人心慌慌。我当时就想，如被日寇抓去当炮灰，不如参加中国军队抗日打鬼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接到江北我三叔的来信（当时，他担任新四军石涧埠区区长），他说：江北新四军开办了一所中学，读书不要钱，他劝我到那所中学读书。

　　我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到江北三叔处：一是读书；二是参加新四军。

　　1942年11月，我离开芜湖市从裕溪口乘坐装运煤炭的货车到含山县的东关车站下车，走出东关镇到裕溪河边遇到一个汪伪军的岗哨，这个伪军盘问我到那里去？我说：“到河那边亲戚家玩”。那个伪军没有再问下去，我就乘渡船过了河。过河后向一个行人问路才知道，到石涧埠还有25里路，我就沿着大路一直走到目的地。因三叔已调到皖中行政公署民政科工作，石涧区政府安排我当晚住在招待所，第二天早饭后，我继续向恍城区前进，没走多远发现在路旁一草棚里，有三个执勤的民兵岗哨，他们手持梭标、大刀作武器，其中一个民兵盘问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到那里去？有路条吗？”我回答说“我从芜湖市来，没有路条，我是到恍城区参加新四军的！”这三位民兵听我说是来参加新四军的，非常热情，表示欢迎，并决定派一个人护送我，一直将我送到恍城区上庄院子——皖中行政公署所在地。三叔将我安排住在行署招待所（陈家祠堂一间大房子里），这间房子没有床铺，地下铺着两行稻草地铺，可住十几个人。我选择了地铺的一角住下了。在招待所里我阅读了毛泽东主席写的书，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等等，我被毛主席在书中所阐明的观点所吸引，感觉很新鲜，很有道理，通过学习，初步懂得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名词。这时，我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不想到中学读书了，而是直接参加新四军，参加革命工作了。

　　大约在招待所住了五、六天，有一天上午，皖中行政公署宣教处处长方向明同志把我叫去谈话，他开始就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部队？也不参加伪军，而要参加新四军？”我回答说：“我家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参加无产阶级军队？”方向明同志满意地点点头，当即分配我到皖中行署宣教团工作。

　　二、宣教团的战斗生活

　　1942年7月，皖中行政公署首长根据敌后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皖中行政公署宣教团》。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向广大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从政工队到宣教团

　　《皖中行署宣教团》的前身是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政工队，皖中行署首长决定，以无为县政工队为基础组建《皖中行政公署宣教团》，由皖中行署文教处领导。

　　1942年10月，宣教团根据工作分工需要，下设三个工作队。即青年工作队、少年工作队、妇女工作队。

　　宣教团的成员来自各地，有的同志从广西大后方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和青年学生；有的则是从上海、芜湖市沦陷区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有的来自无为城内及附近各县的青年学生。文化程度，少数高中毕业，多数是初中、高小文化。他们共同的特点：强烈的抗日救国愿望和热情，迫切要求进步。

　　根据我现在回忆，皖中行署宣教团组织序列和人员名单如下：

　　团长，方向明（皖中行政公署文教处长兼行署宣教团团长）。

　　副团长，魏鼎，后调走，由董子俊继任。

　　政治指导员，王英。后调走，由陈国英继任。

　　青年工作队：队长宁远（广西人，原任上海气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现已病故）

　　队员，陶质秀（原在杭州空军某部任政委，现已病故）；杨玉源（又名杨柳，原在上海市某厂工作，早已病故）；罗荣凯（广东人，1945新四军北撤时，在七师20旅任连指导员，在枣庄战斗中牺牲）；方益广（芜湖市人，1943年3月反扫荡结束时，因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被精简回家），夏〤〤，还有几人，名字已忘。

　　少年工作队：队长肖洒（原任上海市司法局教育处长，离休后任特邀律师）

　　队员，阮万钧（芜湖市人，原任宣城军分区顾问，已离休），叶春（原任北京市职工大学副校长，已离休），刘应鸿（现住和县，原任工程兵某部政委，已病故），张翼（1943年3月反扫荡结束后，因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被精简回家）。还有季凤翔、张铁民、陈〤〤等同志，现在何处不明。

　　妇女工作队：队长易毅（广西人，原任上海市物资局某公司纪委书记，已离休）。

　　队员：蒋声林（又名江霞，原任北京市纺织研究所党委书记，已离休）；张竞（河南人，1943年3月反扫荡结束时，本人要求回家，经组织上批准，回河南原藉），高惠兰（又名高翔，现在合肥市，已离休）张秀英（原在上海市某厂工作，已离休）还有鲁传芬、叶敏、俞怀俊同志等（现在何处不明）。

　　——认真的工作、学习，紧张，艰苦的生活。

　　宣教团成立后，一方面参加皖江区党委统一布置的整风文件学习，另一方面参加宣传教育工作和皖中行署首长布置的中心工作任务。宣教团每天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①首先讲讲学习。学习是宣教团的主要任务之一，因为宣教团的成员大多数是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工作热情高、干劲大，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必须通过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从根本上提高每个同志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

　　我们先后学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论持久战》等毛主席着作。边阅读、边议论。在讨论中，大家发言踊跃，各抒已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皖中行署文教处长方向明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对宣教团团员的培养、教育非常关心，除了他亲自上课和指导员进行辅导外，还经常请一些领导干部和学者（如吴海若等）给我们做政治报告和讲话。例如，有一次行署首长要我们宣教团下乡去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同志把宣教团的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们专门讲了一次话。着重讲明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意义、内容、做法、注意事项等等，并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向群众学习。通过几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学习，普遍感觉收获很大，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点，不仅对我们当时的工作是有益的，而且，对我们每个同志以后政治上的进步，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②再讲讲工作。宣教团的主要工作，是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除了口头进行宣传外，还以文艺演唱的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石涧埠一带进行宣传演唱，群众用八仙桌搭起一个戏台，观看我们的演出，虽然我们的演唱水平不高，但仍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群众还赠送了一面锦旗，对我们鼓励很大。

　　1942年12月31日，皖中行署机关组织联欢晚会，我们宣教团向机关及驻地群众进行一次文艺演出，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陶质秀和蒋声林（现改名叫江霞）两同志合演的《长城谣》，当他（她）俩演出结束时，台下观众都被他们演出的悲愤内容和真挚的感情所感动，不少同志掉下了眼泪。妇女工作队的张竟同志，在会上演唱了苏联歌曲《快乐的风》，她那清脆的嗓子和轻松愉快有节奏的演唱，博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宣教团除了宣传教育外，经常接受行署首长分配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如下乡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办冬学、组织儿童团、教小孩识字等。1942年冬，宣教团还派人到巢县高林桥、槐林咀去“监督还款”。有时团里抽人员随方向明处长下乡检查各地小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对教师进行测验等等。

　　③再谈谈宣教团的生活。皖中行署宣教团和根据地党、政、军机关、部队一样，生活上是艰苦的、紧张的，但精神上、思想上却是非常愉快的、乐观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战斗！为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战斗！

　　我们宣教团开始住在恍城区的牌楼村的牌楼（即戏台子）上，戏台口朝北，无门无窗，全部敞开，任凭风吹雨打。戏台的中央一大间是全团同志听报告、上课的“会场”。两边副台则是“卧室”，白天打背包、晚上睡门板。给我们做报告、讲话的领导同志只能站着讲话，而我们团员都席地而坐，因为戏台上除了有一张大方桌外，一个凳子也没有。后来，宣教团增加到30多人，戏台上确实挤不下，就到三户群众家里，找了三间堂屋，我们宣教团三个队分别住在三家，用稻草铺一个地铺，晚上，大家挤在一起睡觉，一点也不感到寒冷，比睡在戏台上好得多了。不久，我们宣教团又奉令搬到上庄院子西北方向约三、四里路的金家凹驻扎，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大约五点钟）起床，接着到操场集合，先唱几首革命歌曲，然后跑步出操。

　　当时我们经常唱的歌曲有：《新四军军歌》、《八路军军歌》、《巢湖渔民曲》、《淮水谣》、《农村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等等，还有一首歌，名叫《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唱一遍。歌词是：

　　同志们，这是黎明前的时候，咬紧牙关渡关头，天亮就不久哟，哎哟哎哎哟哎哟，天亮就不久哟！

　　希特勒，你不要凶，你狗命不得过冬，中苏英美大反攻，英勇打冲锋哟，哎哟哎哎哟哎哟，英勇打冲锋哟！

　　日本鬼，汪汉奸，你今年要死亡，新四军部队坚决抗战，打到鸭绿江哟，哎哟哎哎哟哎哟，打到鸭绿江哟！

　　新四军，八路军，坚决打日本，不怕艰苦不灰心，消灭东洋兵哟，哎哟哎哎哟哎哟，消灭东洋兵哟！

　　这些歌曲不仅振奋了我们每个同志的革命精神，而且激励了我们每个革命战士，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咬紧牙关渡关头”，去迎接黎明前的曙光，为“消灭东洋兵”，“打到鸭绿江”，收复国土而英勇的战斗！

　　当时，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上虽然比其他解放区略好一些，但由于要支援军部和其他兄弟部队，所以，整个机关、部队的伙食标准和全军一样，也是比较低的。宣教团一日三餐都吃萝卜、蔬菜，同志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早上萝卜干，中午萝卜片，晚上萝卜丝”。

　　每月津贴只有五角钱，只够卖点牙粉、肥皂之类生活用品，同志们对艰苦生活不仅毫无怨言，相反的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正是对我们每个革命青年最实际的锻炼与考验。

　　——在反扫荡中，经受严峻的考验

　　1943年3月17日，日寇集中日伪军一万多人（其中日军6000多人，伪军4000多人），对我皖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新四军七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这次反扫荡斗争，对我们宣教团每个同志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1943年3月17日，日寇从南京、芜湖、铜陵、安庆等地抽调116师团为主，15师团一部约10000多人的兵力，进行远距离突然增兵，尔后，由巢县、东关、开城桥、横文桥、盛家桥、黄姑闸、散兵等地出动，分九路向我巢无中心根据地——严家桥、牌楼一带进行包围、进攻”扫荡“。

　　我七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在大王家、石涧埠、银屏山等地与日寇展开激战，给予进攻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与杀伤，师部领导机关立即组织山区的机关、部队突围，同时命令沿江支队、皖南支队、含和支队乘敌人后方空虚猛烈袭击敌人，配合巢无中心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皖中行政公署首长命令宣教团向南苏区方向突围。1943年3月17日夜23时，我们从驻地金家凹出发，当我们这支小队伍到达牌楼村时，天空乌云翻滚，不久，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我们继续向南方前进。宣教团领导将我和张翼同志叫到一起，分配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走在队伍最前面当尖兵，并交待说：如发现鬼子，迅速用白毛巾向后面摇摇，同志们迅速向大路两侧疏散，隐蔽。我和小张接受了任务，走在队伍最前面。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上道路泥泞，难以行走，稍不留心，就要跌跤，因此，我们行军速度很慢。翻过照明山，我们继续前进，拂晓前我们到一村庄，派一个同志敲门，屋里女主人问：”谁呀？“我们回答：”我们是新四军，大妈请开门“，不一会，大妈起床开了门，看看我们每个同志都象”落汤鸡“，全身被大雨淋湿透了，有的同志在路上摔了一、二十跤，全身象个”泥菩萨“，大妈心痛的说：”同志们，快进来烤烤火，暖暖身子，又端凳子，又倒茶，非常热情，大家都感到根据地群众对我们新四军是多么好啊！

　　我们坐下来后，问大妈：“这是什么地方？”大妈说：“东王村”。我们计算了一下，走了一夜，只走了十一里路。

　　查查人数，只到了十几个人，还有十几个同志掉队了（注：据后来了解，这掉队的十几个同志全部被日寇抓去了，副团长董子俊同志，因被日寇在身上搜出印章、经费、饭票等物品，日寇将他押解到安庆杀害。其余同志身上没有搜出可疑物品，日寇将他们充当“民夫”，干了几天“苦力”，反扫荡结束后全部返回）。

　　3月18日早晨，我们正在东王村房东家吃早饭，突然听到激烈的机枪声，我们跑到村口一看，密密麻麻的日寇侵略军正向照明山发起攻击，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军某部正在顽强的抗击，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上午八时，两架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也前来助战，向照明山我守军阵地轮番俯冲投弹、扫射。这时，群众不断向我们报告敌情：“赫店到了日本鬼子”、“红庙也来了日本鬼子和黑头鬼子（指伪军）。”

　　宣教团领导研究决定：疏散、分批向南苏区突围。我和肖洒、蒋声林（即江霞）三同志一道走，由肖洒同志负责带领。宁远、易毅和陶质秀同志一道走。当晚我们到达南苏区一村庄，住在一户贫农基本群众家里打埋伏。

　　3月19日，组织上又通知我们三人到无为县南乡肖家村（虹桥附近）肖洒同志家乡去埋伏、隐蔽，以便和即将到来的日寇“清乡”阴谋进行斗争！

　　1943年3月22日下午，我们接到情报，说日寇约一千多人22日中午占领虹桥镇，为防备敌人包围袭击，当晚我们转移到离肖家村约三里路的圩心里一个小村庄住宿。当晚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肖洒同志一起到肖家村打探一下日寇的活动情况，刚刚走到河堤的大路上，发现一群众边跑边喊：“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立刻返回小村庄，这时，老百姓也纷纷扶老携幼逃避、转移。我对江霞同志说：“我俩和老百姓一起转移，并帮助群众拿点东西。”她说：“好”。说着就帮助一老大娘拿了一个包袱。这时，我们才发现肖洒同志和我们跑散了。在我们左前方有一支游击队，穿着灰军装，也向北方转移，经询问才知道是无南游击大队的。

　　日寇发现了我们，用机枪向我们人群扫射，有的同志负伤了，有的群众牺牲了。我们跑了约40分钟，到达王家大村，日本鬼子刚刚离开这个村子，他们烤火的灰烬还是热的。这家群众对我们很热情，问我俩吃饭了没有？我俩说：“不饿。”这家主人说：“不要客气，现在国难当头，有饭就吃点！”我俩对房主人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每人吃了一大碗米饭。我们在这家吃过午饭后，沿着小路向我们昨晚住的小村庄走去，当我俩到达小村庄东边约50公尺处的时候，忽然听见村西头“叭——嘣”的枪声，我们分析这是日本六五步枪的声音。我对江霞说：“我们不能进村了，日寇可能已占领这个村庄。”说着，我和江霞同志就向后跑，大约跑了约200公尺，看到村西有三十多个日寇正在朝这个小村庄搜索前进，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日本鬼子，还扛着一面日本膏药旗。我俩庆幸警惕性高，才避免与敌人遭遇，否则后果真难以设想。

　　我俩又跑到王家大村隐蔽和休息，大约在下午四时左右，枪声都听不到了，群众来报告说：日本鬼子都到泥义去了。于是我和江霞同志沿着河堤回到肖家村，这时，肖洒同志也回来了，我们见面后很高兴，兴奋地唱着《新四军军歌》，以庆祝反扫荡的初步胜利。

　　当晚，我们住家肖酒同志家里，第二天清晨，有一群众敲窗户小声地说：“肖洒在家吗？”肖洒同志答：“什么事？”那人窗外说：“快起来，日本鬼子昨晚包围肖家大村，正在挨户搜查！”我们三人立即起床，将文件及可疑物品收藏好，并向肖家大村观察，原来肖家大村距离我们住处只有200公尺远，日寇在那里设了不少岗哨，对村庄进行严密封锁。不一会，日寇在肖家大村抓捕六名群众押走了。据后来了解这六名群众被鬼子押到泥义，装在麻袋里抛到长江里淹死了。这时，我们又得知一个重要消息，日寇在肖家村周围建立了八个据点，准备对附近农村进行“清乡”。

　　3月24日上午9时许，日寇约30多人窜到肖家村，搜查新四军、游击队，扬言每家大门都不准关闭，如谁家关闭，就烧谁家的房子。我们和群众站在一起，看着这群日寇挨家挨户搜查。敌人走了后，我对江霞同志说：“为了和日寇‘清乡’阴谋进行斗争，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你和大姑娘们在一起，我和放牛的小青年在一起，这样，敌人就难以发现我们。”当晚，我和一个贫农老大爷住在一起，我对这位老大爷说：“日本鬼子如来搜查，你就说我是你的侄子。”大爷说：“孩子，我知道，你放心的睡吧！”

　　日寇每天都来肖家村搜查一次，有两天竟来搜查二、三次，由于我们有群众掩护，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日寇在无南“扫荡”、“清乡”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毫无所获，我新四军无南游击大队神出鬼没的开展游击战，打得敌人心惊胆颤。

　　窜入我巢无中心根据地的日寇也扑了一场空，不仅没有消灭我七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相反的遭到我根据地军民的袭扰，死伤累累，不得不结束“扫荡”，撤回老巢。

　　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我新四军七师各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毙伤日伪军500多人，缴步马枪250多支，轻重机枪4挺，粉碎了日寇对我七师中心根据地的“大扫荡”，取得反扫荡斗争的伟大胜利！

　　1943年4月中旬，新四军七师领导机关在严家桥召开庆祝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的总结大会，七师副师长傅秋涛同志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他首先肯定了根据地军民在这次日寇万人“大扫荡”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粉碎了日寇妄图消减我七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阴谋，指出敌人绝不甘心失败，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进一步做好坚壁清野工作，准备粉碎日寇更大规模的“扫荡”。

　　傅代师长接着说：“目前国际形势很好，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了一个大胜仗，消减德军30万人，苏军转入了战略反攻，希特勒的日子不好过，日本鬼子的寿命也不长了。只要我们军民团结，顽强战斗，一定能打败日本，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听了傅秋涛同志的报告，到会的每个同志都对战胜日寇充满了信心。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宣教团的同志都从各地回到根据地，大家在一起畅谈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各自的经历情况，热烈庆祝反扫荡斗争取得了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普遍感到，这次日寇“大扫荡”，对我们每个同志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最实际的锻炼。

　　为了适应敌后斗争形势，随时准备粉碎日、伪、顽对我根据进行新的“扫荡”、进攻，皖中行政公署首长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决定将《皖中行署宣教团》撤销，宣教团的干部由组织上另行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