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遇到一位战友。见了面不敢认，他说我早已牺牲了。并说：“那年去延安学习的团以上干部在海上大部分遇难，其中就有你；后来追悼会上还有你的名宇……”我作了解释：“几年不见面了，你的想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那年海上血战，打得英勇顽强，大部分干部都牺牲了，我只负了重伤。”我向他谈及了当时的情况，回忆起来心情十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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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从海盗手里缴获来的大型木船：船全长50米，宽20米，有5根3丈多高的大桅杆。中桅下面是灶房，船内有七八个舱，分头、中、后舱，载重量7000多吨，吃水5尺多深。船上有4个老大，一个姓马的指导员和20多名水手。

　　这只船，载着我们去延安学习的干部（包括地方干部和家属）50多人。

　　我们原计划：从苏北出发沿黄海，绕过鬼子的封锁区连云港去赣榆县的拓汪，再经山东陆地去延安。  行动前，部队驻在阜东县的五垛，3月8已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召集我们几个负责同志对当前敌我双方形势作了分析。黄老说：“鬼子的扫荡正在由面转到点，敌人要对根据地进行驻剿，情况紧张，要走现在就走。”我们又研究了办法，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三师参谋长彭雄同志负责带七旅和地方干部从陆地走；一路由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亦民同志负责八旅与独立团干部从海上走。两路都要经过山东。时间紧迫，去延安的时间不能推迟。12日我们走水路的同志从五垛出发，13日从黄河口驶出，因风不利，船又退进了盐河口，在这里等风。这时，走陆路的干部因日寇封锁太严，未集中起来，彭参谋长带了少数干部赶来和我们汇集一起，决定都从海上走。在彭、田、张3位首长领导下，我们化妆成商船，于3月15日上午11点钟，船乘风破浪从盐河口向北驶去。

　　我们没有武装护送，而且还有部分女同志，她们是彭、田、张和席庶民（师部科长）、黄国山（盐阜军区政治部保安处长）、吴毅（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和我（旅供应部部长）的妻子。全船主要干部都带着一两位警卫员，带的都是手枪，只有我有一支马拐子步枪，再就是手榴弹。我们带妻子的干部坐在后舱，其他干部和警卫人员都分别坐在头舱和中舱。

　　我们中不少人连海都没有见过，且都是“旱鸭子”，第一次坐船，颠得厉害，好多人晕船，有的呕吐了。我没有晕船，便从舱里走到船上面。奇迹般的画面出现了：茫茫的大海，汹涌的波涛，拍打在船边，溅起浪花落在船板上，夹着海风像蒙蒙细雨，斑斑点点洒在人的身上，使人感到阵阵凉意。浩瀚无垠的大海，无边无际。白色的海鸥，拍动着矫健的翅膀，远远向我们飞来，像是对我们表示敬意和欢迎。近了近了，但又突然飞向远方，三番两次，又好像在捉弄我们。我心里翻滚了：如能有海鸥的翅膀该多好，我真想直飞延安，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党中央的负责同志。我看到船上紧张劳动的水手，对他们的敬意，油然而起，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船再有十根桅杆也休想前进。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走向船尾。那里坐着银须白发的船老大，他是那样的沉着，像一位身经百战，很有经验的指挥员一样，稳稳当当地掌舵。另一位水手，用铅球不时投向海底，凭球上的沾土颜色判断水深。

　　船到了什么地方？走了多少海里？他都角悠长的声调吆喝着：

　　“回舵……深……”

　　掌舵的老大就根据他报的情况，望着指南针，向水手发出号令：

　　“向左……向右……”

　　“高……低……”

　　20多个水手，用有力的臂膀紧紧拉扯粗大而笨重的桅杆桅绳，齐唱海上劳动号子，整齐一致，加上老大悠长的哈喝声，汇成了一支很有节奏的交响乐。这歌声，几乎吞没了海水的咆哮声。

　　“同志们，加油呀，现在风顺，快速前进。”马指导员不断地鼓励着人们。

　　我出于好奇，不断拿起望远镜了■望大海远处，湛蓝的海水，白色的海鸥，汹涌的波涛，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吸住了我。我在呼吸着海上新鲜空气，浑身凉爽。作为一个军人，我更多地想着即将来到的战斗，警惕的眼光眺望四方。

　　“伍部长，你是经常在海上跑的人吗？”船老大大声地问道。

　　“这是第一次。”我也大声回答。

　　“你呀，真了不起，我在海上漂流了50年见到你这样的人还不多呢！”

　　“大海真美呀。”

　　于是，一问一答把我们俩凑在一起，我倾听着他数说50年来海上各种奇遇。

　　船老大姓王，今年已63岁啦，多年的海上生活把他锻炼得如此坚强而富有经验。

　　夜幕徐徐降临，大海一片昏黑，夜间航行海风侵袭，我穿着棉衣在船上来回巡看，船前船后都有警卫人员和水手在警惕地巡视周围，他们知道，船上人员的安全是第一重要任务。

　　舱里静悄悄，发出了细微的鼾声。

　　这一夜航行是顺利的。但迎来的黎明却令人烦恼：风越来越小，船也越行越慢。这时，船正驶在连云港敌人封锁区，怎不令人心焦。

　　“船老大，风怎么小了？”我问老王。

　　“不要紧，风不会没有的，用不着孔明来借风。”老王诙谐地说，但脸色严肃，心情沉重，他这样说大概是为了安慰我吧。

　　“加桅吧。”

　　“五根桅全都加到顶了。”老王也在着急了。

　　海的东方晨光吐白，天亮了，风也完全停了，而且开始了早上退潮。我问船老大：“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奶奶山，离柘汪还有七八十里。”

　　奶奶山是日本鬼子在黄海边上的一个据点，距连云港又近，大白天遇见敌人咋办？我很焦急，马上派人请彭参谋长、田旅长等首长赶快醒来。

　　我们船不能再向敌人据点靠近了，船老大和水手们用了很大劲，才把船退的方向转过来，让它退回到大海的深处。

　　“船老大，我们用手划吧！”我说

　　“这不是江河，是大海，这样大的船，没有风一点办法也没有。”

　　船老大没奈何地笑道。

　　不一会儿，船板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彭、田、张首长和许多同志从舱里上来了。

　　“伍瑞卿同志，船为什么不走？到了什么地方？”彭参谋长问我。

　　“风停了，船走不了，已到了奶奶山，离敌人据点很近。”我答道。

　　现在站在船头上就是擦亮洋火（现在叫火柴）也熄不了，船桅杆上的三角旗一动不动。

　　“海上无风三尺浪，我在海上跑了这么多年，这样的怪事还从未见过。”船老大自言自语。

　　大家对海上很生疏，如陆地发生什么情况也能对付，可现在是在船上，我的心悬在半空，没有个底。  彭参谋长是很稳重的首长，越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越是沉着，他安慰大家：

　　“同志们，不要紧，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周围渔船很多，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

　　他和田旅长一定要我回舱休息：“你一夜未睡，上了岸还有很多事要你干。”

　　我和大家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就下舱睡觉了。不到1小时，大概是7时左右，突然被两声枪响惊醒了。我猛地坐起，刚到舱口去看看，田旅长和张主任便跳了下来。

　　“旅长，出了什么事？”

　　他告诉我：开始海岸那边传来了嗡嗡的响声，大家以为是飞机，后来才发现海的西边有一个黑点在移动。这时，船上所有的人眼睛都注视着这个黑点，茫茫的黑点越来越大，近了才看见是烟囱。

　　船老大第一个大声失色地喊：

　　“糟糕，鬼子的巡逻艇”。

　　彭参谋长取下望远镜，向大家说：“同志们，敌人不来，我们不要动，敌人来了听我的命令开枪。”他又把船老大叫到跟前说：“敌人盘问，你们就说我们是从上海来青岛的货船。”随后，他到各舱进行战斗布置，叫大家把手榴弹和手枪准备好，与敌人海上战斗。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船上有人，他叫大家都到舱里。几位首长临时分了工：参谋长留在灶房看敌人动静，指挥全船对付敌人；田旅长、张主任回到后舱；马指导员带着船老大和水手站在船头，准备与敌艇对话。

　　“砰、砰”鬼子艇上向天放了两枪。船老大和水手马上把桅杆降下来。这是敌人订下的海上航行“规矩。”

　　……

　　田旅长刚说到这里，就听到敌舰上发出了吵嚷声：

　　“你们上哪去？”鬼子翻译官的发问。

　　“从上海来，到青岛，去做买卖的！”船老大流利地回答。

　　“我们要查一查，登记一下……”。

　　敌人巡逻艇渐渐靠近了，撞了上来，木船晃动一下，便被巡逻艇紧紧抓住了。

　　从船舱的窗口向外看去，敌艇尾部站着一个鬼子，正好面对着我，不到1米远，我们互相用眼睛瞪着，猛然，我头部的灶房篷子响起了皮靴声，我抬头一看，是个鬼子小队长，他看到船舱里有几十个人，就    “好的好的”狂叫起来。

　　“旅长，怎么办？”我请示旅长。

　　“听参谋长命令准备打”。

　　就在此时，彭参谋长在灶房发出了战斗的命令。我端起马拐子一枪就把对面的鬼子打倒了。田旅长又接过去向敌艇又打了两夹子弹，张主任扔出七八颗手榴弹，但都落在钢板上，滑到海里去了。中舱里司令部的几个科长，团长也扔出几个手榴弹，头舱里的警卫人员“二十响”也开了火……一场紧张的战斗揭开了序幕，一时枪声大作，我们的“二十响”把鬼子的火力完全压住了。巡逻艇上的鬼子慌作一团，见势不妙，就把艇掉转头开远了。站在灶篷上那个鬼子队长还在哇哇叫，我瞄准了他，“叭”一枪把他打翻到海里。

　　敌人没有上到我们船上来，更没有抢到什么东西，反而被我们打倒几个，鬼子恼怒了。巡逻艇开到离我们三四百米远的地方停下，鬼子们躲在钢板后面架起两艇机关枪向我们猛扫起来。

　　我们这只木船既无装甲，又无重武器，更无海上作战的经验；而敌人，是一只有钢板装甲的巡逻艇，有两挺机关枪，十几个强盗全是经过训练的。我们木船落下了帆篷，漂泊在水中，就是有风也难前进了。

　　敌人利用了他们的优势，像发疯似地围绕着我们轮番扫射。

　　海上像暴风骤雨一般，敌机枪子弹打到我们船上，把船身打得像蜂窝一般，子弹发出“哧哧”的尖叫，船被射穿漏水了，水手们牺牲了不少，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的短枪射程短，够不上敌人。战斗不久，我们的同志在船上面、船舱里的上层也牺牲了好几个。

　　彭参谋长的脚负了伤，仍在舱里坚持指挥。船上的马指导员牺牲了，头舱的旅卫生部副部长彭绍英也负伤了，在后舱，我左腿负伤，彭、田、张首长的妻子也被打伤了。

　　现在船上情况怎么样呢？头舱中舱都和我们失去联系，因为船上面敌人封锁太厉害……面对这种严重情况，田旅长叫大家下到二层舱里（在水底一层），他那严肃的面孔，表现了对党高度的责任感，他说：“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让敌人得到我们一点东西，现在，大家把所带的秘密文件撕掉，扔到海里去。”

　　“对！对！”

　　下层舱里，张主任带着大家撕毁文件，上层舱只有我和田旅长在抵抗敌人，决不能让敌艇靠近我们船。不料，又一颗机枪子弹打中了我左眼下部，我第二次负伤了，鲜血流满脸，我觉得头发昏，差一点跌倒。旅长忙扶住了我：“瑞卿同志，怎么样？”我说：“不要紧，没伤着眼睛。”边说边用洗脸毛巾缠住了伤口。

　　这时，从舱口跳下一个人来，我一看是旅长的警卫员小郑，他手里拿着一支“二十响”，身上的衣服破了好几块，大腿上淌着血，看样子是刚负伤。旅长看到自己的警卫员这样勇敢，情不自禁地，激动地拥抱了这个才17岁的战士。田旅长问他：“你从后舱里来的？彭参谋长他们怎么样了？”

　　小郑一边喘着气，一边告诉我们：“战斗一打响，参谋长就在船上灶房指挥，他脚上负了伤，跌倒在中舱里，他看到船头打得紧，马指导员和船老大、水手们大部分牺牲，眼看鬼子就要靠近我们，他还要上去指挥，我们怎么也拦不住，他上去了，巡逻艇刚开到离船头很近时，被我们一阵手榴弹和‘二十响’打退了。就在这时，参谋长又负了重伤，胸口中了3颗机枪子弹，我们把他扶进舱内，他说：‘不要管我，我自己带有药，你们快点去抵抗敌人，快去。’他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你是田旅长的警卫员，快到后舱去找田旅长和张主任，就是死也要爬到后舱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坚决打到底，那怕剩下一个人！’我离开参谋长，刚一到上面，大腿就挂花了，敌人火力封锁太凶，上面牺牲、负伤的同志都躺在血泊里，却没有一个吭声，我就连爬带滚地爬了过来……”

　　勇敢的警卫员长长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了鼓舞和力量，参谋长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坚决抗战到底的指示。

　　下午1点钟左右，战斗越发激烈，敌人巡逻艇围绕我们船拚命地扫射，船舱里，没有负伤的同志站在血水里抵抗着敌人，负伤的男同志和所有女同志，都在艰难地搬运船板，棉花被子……堵塞漏水的弹洞，筑起船舱里的工事，抵挡子弹。

　　我们这只失去生命的孤船，死死漂在海水里，遭受着敌人疯狂的欺凌，有的同志忍受不住了。有人提出：

　　“跳海，新四军战士决不当敌人俘虏！”

　　“炸船，共产党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田旅长派警卫员去请示参谋长，带回参谋长的指示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决不会被敌人征服，但是，现在跳海、炸船却还嫌早。我们死要死得有价值！等敌人上我们船上，我们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那不是更有意义吗？”

　　突然，从舱口上又跳下一个人来，正落在田旅长身上，旅长以为是敌人，一把把他按倒在地。一看，原来是张主任警卫员戴文天。他是冒着敌人射击危险从船上滚下来的，因为他的驳壳枪卡住了。

　　“首长，给我一支好枪，我到船中桅去打击敌人。首长，我是在海上打过仗的人，我知道，只要我们船上还剩下一个人，敌人是不敢上来的”。

　　田旅长答应了他的要求，交给他一支“二十响”和几条子弹。只见他把子弹揣在口袋里，两支“二十响”腰里掖一支，手里握一支，说了声：“首长，再见，请放心，我就是死也要完成任务，决不让敌艇靠近我们！”就向舱口一跃，翻了个身，上去了。

　　敌人的机枪又猛烈地扫射起来。忽然，我的头部又一次负伤，这次更重，向前一栽，便昏倒过去了。我一直昏迷了两小时，大家都以为我牺牲了。

　　在我昏迷的时刻里，发生了许多新情况，但我是无法知道的。后来，在医院养伤时，彭绍英、黄国山、戴文天等同志才告诉了我。

　　战斗进行到下午3点多钟，海上的枪声渐渐稀落了，过了会儿，可怕的寂静气氛笼罩着海面，紧张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敌人停止了扫射，我们也停止了反击。对方对峙着，多么沉闷呀！一场血战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战斗并没有结束，沉默了1个多小时，敌人以为我们全部牺牲了，便想把木船拉回连云港。巡逻艇狡猾地绕着我们用冷枪试了几次，见我们仍无动静，便大胆地从东南方向向我们船开过来了。

　　难道真是全部牺牲了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让敌人靠近我们的船？让敌人践踏我们不行！不，我们绝不能被敌人征服。我们要给敌人严重的打击

　　瞧！在船的中桅下面侧卧着一个战士，他身负四处重伤，鲜血染红了白色的篷帆，他双手紧握着两支“二十响”，仇视着敌艇。他，就是警卫员戴文天。他从舱里上来时，又一次负了重伤，但他强忍住伤口剧痛，艰难地爬到了船中桅下面，努力将自己的一支“二十响”排除了故障。这时，敌巡逻艇上的鬼子从望远镜里发现了他，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中桅的附近。戴文天以粗大结实的桅杆为依托，和敌人顽强战斗了很久。敌艇开到东面向他射击。他就移到西边，来往移动，敌人子弹把桅杆底部打成蜂窝一样，但却打不倒戴文天。后来，戴文天看到自己子弹不多了，就滚到船板上，找了几根木板，把自己隐蔽起来，从此再不放枪了。就这样，海面上又沉默了很久……

　　现在，小戴一只手握着上满子弹的“二十响”，仇恨的眼睛死死盯住开来的巡逻艇。近了，他看见艇上七八个鬼子挺着胸，卡着腰，上半身完全暴露在钢板外面，小戴瞄准了这些强盗，让他们靠近了再打。  眼看敌艇靠近了我们的船，眼看我们的船要被拉走，在敌艇离我们船只有十几米的时候，小戴这个浑身是胆的战士，突然从隐蔽的船板里跳了出来，双枪对准鬼子开了火，他连续射出40响，像两挺机枪一样，顿时，把七八个鬼子击中，有的栽倒在海里，有的仰倒在甲板上，巡逻艇发出一种难听的惨叫声，拖着死尸和伤兵，夹着尾巴向连云港驶去了。小戴笑了，他用笑声给鬼子的巡逻艇送行。

　　海面上又沉静了，这时，躺在血泊里的戴文天叫起来：“同志们，敌人逃跑了。”

　　田旅长、张主任和一些负轻伤的同志从舱里上来了，大家把小一戴从血泊中抱起，张主任紧握住他的手说道：“戴文天同志，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戴文天，这个1940年参军的新四军苏北战士，还只有18岁，他身上虽然还有孩子气。但在关系着全船人生命的关键时刻，英勇顽强，打退了敌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我们的战士。是一个拖不垮，打不烂的英雄。同志们望着他苍白的脸，肃然起敬。由于流血过多，小戴也昏迷过去了。

　　正在这时，从船尾传来呻吟声。大家跑去一看，是年岁最大的船老大老王，他和几位牺牲的同志躺在一起，身负重伤，再也不能动弹了。他很吃力地说道：“同志们……有……风了……拉桅……吧！”

　　老王的话把大家提醒了，大家站在船上望着大海，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啊！海风何时来的？平静的大海又风啸浪滚了。大家狂欢起来，忘记整天战斗的疲劳和饥饿。在田旅长、张主任的指挥下，不一会儿功夫就把五根桅篷扯了起来。

　　高大的帆篷被风吹得鼓鼓的，桅杆顶上的三角旗迎风发出了瑟瑟的响声。船，走动起来了，但是船往何处去？由谁来驾驶这只受了重伤的船前进呢？船老大、马指导员，几乎全部牺牲了，现在只剩下这位六十三岁、奄奄一息的船老大老王了。但是令人敬佩的船老大，白发苍苍的老人啊！他躺在船板上，挣扎着用无力的眼神和沙哑的嗓子，艰难地指挥着大家驾驶这只死而复生的木船。

　　“向右转舵……”

　　“松……左手，拉……右手。”

　　瘫痪的木船，又恢复了它的生命力，它载着牺牲和负伤的同志和好人，追逐着白浪，迎着波涛前进了。

　　船行不到半小时，远远的海的那边又传来敌人巡逻艇的声音，有望远镜的同志都在■望着，这一次不是二只巡逻艇而是4只，而且都比原来那只艇要大得多。这4只巡逻艇从连云港开来，向我们迫近了。

　　田旅长和张主任指挥大家集中火力放在船尾，准备等敌人近了，好一齐开火。但敌人是胆小鬼，大概是那只巡逻艇被我们打怕了吧。它们始终不敢靠近我们，虽然七八挺机枪不停地向我们射击，但因风大浪高，船走得快，子弹射不到我们的船上来。

　　离拓汪还有三四十里，船老大老王向旅长说：“船靠陆地吧？”

　　“对，上岸去！到了陆地就是我们的天下。”田旅长坚决改变去拓汪的主意。

　　老王指挥掌舵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了，后来几乎听不见了，最后，他躺在那里，就用他头部摆动来指挥（他双手都负了伤），大家按他的头摆向使舵，摆着，摆着，受重伤的老人实在支持不住了，头猛然垂了下来，我们还仿佛从他那嘶哑的声音中听出：“同……志……们……”，他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们，离开人世！我们个个肃然起敬，摘下了军帽向这个在海上漂泊几十年、这次又热心为我们掌舵的老王同志默哀告别：“安息吧，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

　　他不能继续指挥我们一起走完这海上最后一段路程，不能和我们一起上岸了，同志们为失去这位忠心耿耿的船老大而痛苦的哭泣着。

　　船，在大海中失去了指挥，就像一只高空中断了线的风筝……

　　这时船上的同志多么紧张呀，大家最担心的是敌人巡逻艇上有炮，如果有炮，敌人打了过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同志们多么盼望见到陆地，大家都在注视着。田旅长说：“……不管敌人有无炮火，我们坚决不落桅！”他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坚决不落桅，如果敌艇一起开来，我们就和敌人决一死战

　　“同志们，看见陆地了！”

　　不知是谁第一个发现陆地，大家狂欢起来，同志们也振奋了：负伤躺在船舱下面的同志也都扶着梯子上来了，大家望着陆地越来越近，就像久别父母的儿子回到了爹娘的怀抱，离岸三四里时，会水的同志首先跳下水去，早早上岸找八路军去了。

　　船靠近岸边，在有四五尺深水的海滩上停泊了。没有负伤的同志都跳了下去，在海水中用船板向岸上划去，这时正是涨潮的时候，潮水把跳下水的同志一步一步推向岸边。

　　敌人的巡逻艇因水浅不敢靠岸，不得不在离我们数百米的地方，用机枪严密地封锁我们上岸的道路。子弹在海水中密集地跳动着。我们敬爱的两位首长——参谋长彭雄同志和旅长田守尧同志就是在这时光荣牺牲了。

　　负伤的同志背着牺牲的同志继续冒着密集的子弹向岸上走去，海水中留下一条条红色鲜血痕迹……  我在一阵巨大的晃动中苏醒过来了。血迷住了我的眼睛，右耳负伤，什么也听不到，左耳却充满着枪声。我用力睁开没有伤着的左眼看看舱里，除了几个牺牲的同志静静地躺在血水里，活着的同志、负伤的同志那里去了？船停在什么地方？回答我的还是一阵机枪声。

　　“伍部长在哪里？伍部长在哪里？”

　　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叫喊声，我听出这是我的警卫员杜文仲。听见自己同志的声音多么高兴啊！我马上答应：“在这里”。但因流血过多，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想喊，但喊不出来。

　　“首长，你没有牺牲？”他看我全身是血，跑下来扶起我，惊喜地问我：

　　“你没有死？他们呢？”

　　“你怎么样了？”我反问道：

　　“船刚靠岸，他们下船了，张主任叫我来找你。”

　　“我不能走了，你给我找一支枪和几颗手榴弹。小杜，你先走吧，敌人来了，我和他们拚！”

　　“首长，你要走，上岸去，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弄上岸去，我不能把你扔下……！”他说着，感情十分激动，眼泪刷地落了下来。这个年轻小伙子，不顾外面枪声大作，硬把我背出了船舱随后又抱住我的身子，一起跳下了海。这时，我看见4只巡逻艇停在海上，机枪不停地向我们扫射，子弹哧哧乱窜……，我的伤口，一碰海水，疼得受不了，我叫了一声：“不行呀！”小杜见我快昏迷过去，又把我抱回船上，安置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枪林弹雨中给我找来一个散盘子（即救生小舟），把我放到里面，推到海水中。他大声地对我说：“首长。手把紧点，我推你上岸。”

　　他的话音刚落，忽然一个大浪头把我们冲散。我看他被浪头卷了进去，在海水中，我仿佛还听见传来的声音：“伍部长，手把紧点，我一定要推你上岸。”“可爱的战士啊！我知道你的水性强，大水淹不死你，你救了我的命，但愿你也一定能上岸吧！”我衷心地祝愿他平安上岸。

　　黄昏了，潮水把我推上了岸，在海滩上我拖着负伤的腿在沙滩上艰难地爬行，一步、一步、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个沙埂上，向前一栽便翻倒在壕沟里。3月的天，乍暖犹寒，我倒在水沟里，全身上下都是血、水、泥。虽然穿着棉衣也冷得发抖，伤口在剧烈的疼痛着……

　　突然，壕沟上站着一个端着长枪的人，把刺刀逼近了我的胸口。我看不清他穿的是军装还是便服，更不知道他们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我就问：“你是那一部分的？”

　　他大概听不懂我的口音，接着又上来一伙人，中间一个大个子，拿着驳壳枪，用同样音调问：“什么人？缴枪！‘”我说：“如果你们是伪军就补我一枪吧！”

　　这个拿驳壳枪的人听出我是南方口音，便马上高声命令：“一排长，赶快去打海上的敌人！”

　　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是山东独立团赶来援救我们了。

　　大个子布置了他的连队向敌人开展战斗之后，便把我抬走了。

　　我被转运到山东军区直属医院治疗。不久，少奇同志，黄克诚等同志，相继拍来电报慰问我，嘱咐我好好养伤。我还记得少奇同志专电中的一句：“……你这次负伤，是不幸中的万幸，望你安心养伤，有什么困难找罗政委（指罗荣桓同志），都可以解决……”

　　这一场从早晨7点钟到下午五六点钟的英勇、顽强而又残酷的战斗终于结束了。敌艇始终未能靠近我们船。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请看从连云港做内线工作的同志报的一个统计数字：

　　这只巡逻艇上共有12人，8个鬼子，4个汉奸。最后，死在海里两人，死在艇上6人，其他全部负伤，连开船的也被打掉一只膀子。而我们活着的人很多，都上了岸，而且后来都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延安。

　　……

　　我的回忆打动着战友的心。他说：“别说我不相信，就连外国记者也要持怀疑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