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拂晓剧团，是抗日战争中活跃在华中敌后的一支年轻的文艺队伍。

　　当时，人们曾经热情地赞誉这个剧团是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里开放的一朵文艺鲜花，而精心培育这朵鲜花的园丁，就是新四军第四师的师长彭雪枫将军。人们还这样传说：“彭雪枫率领的部队有三件宝；拂晓剧团和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

　　为什么要用“拂晓”二字为剧团和报社命名呢？

　　彭雪枫将军在1938年创办《拂晓报》和组建拂晓剧团时，曾著文对“拂晓”二字作过这样的解释：“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进、迈进有为，胜利即将到来的意思；军人们每在拂晓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从那时起，拂晓剧团的文艺战士们，把这段话当作座右铭，满怀希望和胜利的信念，以朝气蓬勃的战斗姿态，使用文艺武器，担负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瓦解敌人”的任务，战斗在豫皖苏边广阔的抗日前线了。

　　1938年春夏之交，徐州、开封相继沦陷，津浦路两侧、平汉路以东以及陇海路以南的豫东、皖北、苏北的广大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党中央及时发出了《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9月2日在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又直接打电报给河南省委和已在河南前线的彭雪枫同志，要他率必要武装，立即去豫东敌后，创造苏鲁豫皖新局面。彭雪枫将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一个警卫排，加上从延安分配来的几十名红军干部为基础，又招收了从郑州、武汉等地投奔来的抗日青年，经过短期的训练，组成了一支人不满四百，枪不足百支的抗日队伍。他就带着这支被命名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的抗日队伍，于1938年9月30日，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誓师东征，向豫东和皖北敌后开始了进军。

　　进军途中，他就考虑过要从这些青年学生中抽调有文艺特长的人员组建拂晓剧团的计划。他认为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要打军事仗——打击日本侵略者；还要打政治仗、宣传战——向沦陷区人民宣传抗日救亡，组织起来保家卫国，联络友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不仅靠枪杆子，还要用笔杆子和嘴巴子。由于部队人员不多，只挑选了十多个人，命名为青年先锋队，沿途写写标语，行军休息时教部队唱抗日救亡歌曲。每到宿营地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我军宗旨，动员青年参军等等，都是青年先锋队的任务。

　　1938年11月，当这支小游击队向豫东进军途中，在转楼村住下时，来了一批13～16岁的男孩子要求集体参军。他们是花县大同中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抗日热情很高，能说会唱，彭雪枫和支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研究决定，就以这批学生为基本成员，加上青先队员，正式组建拂晓剧团。第一任团长是北平来的大学生、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左奇同志。后来又增加了个艺术指导，也是参加过民先活动，后由党组织派遣随游击队东征的高维进同志。两位都是女将，是游击队里仅有的几名巾帼英雄中的佼佼者。

　　这样，拂晓剧团就在向敌后进军的途中正式诞生了。

　　一天早晨，队伍在村头集合准备继续东进，拂晓剧团的宣传组和纪律检查组正利用出发前的短暂时间，在分头进行工作：有的在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地扫了没有？用具归还了没有？有的在教部队唱歌，有的在刷大标语。只见村头墙壁上有一条刚刚写成的标语特别醒目：“到敌人后方去！”广场上的部队也正唱着“到敌人后方去”的救亡歌曲。歌声雄壮有力。突然嘈杂的人声安静了下来，原来是彭雪枫同志来了。他指着土墙上那条标语问大家：“你们看看，这条标语有没有写错？”大家左看右看，六个大字，端端正正，没有一笔差错。

　　彭司令笑了笑又说：“我们已经到了敌人后方，你怎么还写‘到敌人后方去’呢？宣传工作是要看时间、地点、对象的不同而随时变换内容的。我们在后方的时候，宣传日寇如何残暴，敌后老百姓如何受苦，所以我们新四军要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收复国土，解救老百姓痛苦，把鬼子赶出去。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敌后了，应该向群众宣传如何组织起来，配合新四军，共同打击日寇，保卫自己的家乡才对呀”。接着，他又对剧团领导同志交待说：“你们要多编排一些配合当前抗日战争的小话剧和活报剧，向敌后群众宣传抗日必胜的道路，同时揭露汉奸的卖国罪行，打击日寇的侵略气焰，这样，既可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他的这番话，不仅是交代了任务，也是给剧团的宣传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原来，在红军中素有儒将之称的彭雪枫将军，在他担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二师政治委员时，他就十分重视宣传文化工作，他曾亲自组建过师的火线剧团和《猛攻报》。原来，拂晓剧团和《拂晓报》的创办，正是雪枫同志把红军的传统，在新的斗争环境里加以继承发扬了。

　　我们拂晓剧团进入敌后演出的第一个活报剧叫《打鬼子》，也是就地取材，现编现排的。这个剧本是由当时支队的宣传科长，在日本留过学的王子光同志编写的。内容是：两个狂妄的日本鬼子兵，残酷地枪杀某村居民，群众恨之入骨，报信给游击队，结果被抓获并消灭了日军一个小队的故事。演出后，彭司令见到扮演日军小队长的王挺说：

　　“演的不错嘛！就是你唱的那支日语歌，我和战士们都听不懂。”“扮演日本兵。唱日语歌是可以的，不过观众都是中国人，要让中国观众听得懂才好。总的来说效果不坏，能够激起老百姓的抗日热情。以后你们演的戏一定要让群众看得懂，要适合他们的口味。你们剧团有什么困难吗？”

　　一说到困难，剧团的同志都围上来七嘴八舌的说：“要说困难吗，实在不少！化妆品缺乏，用锅底黑画眉毛，用红药水抹脸蛋，棉花沾胡子还过得去，服装向侦察员借几件也能凑合，就是没有一块幕布，老是用床单代替差点劲。床单的颜色不一致，有白的，有花的，又脏又皱，很不雅观，司令员啊！幕布可是拂晓剧团的门面啊！要体面点才好！”

　　有的说：“还有件大困难，就是没有女演员，老派张国安扮小媳妇，李允瑞扮小姑娘，赵克让演老太婆，花木兰是女扮男装，咱们是男扮女装，怪别扭的。”

　　听到这里，司令员笑了笑说：“那有什么关系！京剧里的四大名旦还不都是男扮女装？这也是革命需要吗！不过以后会给你们解决的。”

　　后来，游击队继续东进，转战到鹿邑的白马驿和河南、安徽交界的书案店、龙奶庙一带时，果然支队司令部给我们剧团先后调来了4位女同志：王雨琴、马秉书、李运芳、张鄂源。她们一来就结束了男扮女装的局面。

　　在当时部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彭雪枫司令员又专门让供给部给剧团做了一块灰色幕布。1939年夏，部队向淮上进军，有一次在淮河上伏击日寇的汽艇，缴获了好几船敌人的物质，其中有两匹绿色的丝绸，彭司令员决定把这两匹丝绸全部给了剧团。这一下我们如获至宝。用这两匹绿绸子做一块像样的前幕，又请报社的画家画了一只引吭报晓的金鸡，由女同志动手，用黄布剪个图案，缝制在前幕的左下角。每次演出时，挂上这块象征着拂晓剧团团徽的绿绸子前幕，全体团员都高兴的合不上嘴，真是美气极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演出和宣传活动，拂晓剧团开始在部队和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受到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的喜爱，还得到他们的热情关怀。每次打了胜仗，支队的主力——老一团和老二团的谭友林、腾海清等首长们，总要派专人用骡子送来他们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日本鬼子的军刀、望远镜、黄呢军大衣、大皮靴、钢盔……等。服装道具愈积愈多，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当”。不用再向侦察员和老乡们东借西借了。大家的干劲十足，钻研业务的兴趣也更高了。我们还不断自编自导一些新节目，如《保卫麦收》、《军民一家人》等小话剧和活报剧。由高维进编导的话剧《参加新四军去》，每次在群众大会上演出后，当场就有许多当地青年争着报名参军。

　　我们还在机关干部中扩大了一批“业余演员”，如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刘瑞珊同志，《拂晓报》社的编辑单斐同志，俱乐部主任阿乐和画家李克弱等同志。在他们的参加下，排演了京剧《打渔杀家》、《空城计》、《法门寺》等剧目，很受战士和当地老乡们的欢迎。特别是《打渔杀家》，不论是肖恩的唱腔，还是教师爷的表演，竟然能使“戏迷们”为之倾倒，而一般观众的情绪尤其热烈，笑声掌声不断。虽然是在条件简陋的敌后农村旷野土台子上演出，却吸引了几十里路外的群众，专程跑来观看。我们还用旧瓶子装新酒的方法，编了一出叫《傻小子打游击》的京剧，套用《水浒传》里，鲁智深大闹桃花村的模式，表演的是抗日游击队打鬼子除暴安民的故事。由《打渔杀家》中扮演教师爷的作战参谋刘瑞珊同志和文化娱乐科长胡介民等同志合演。演出时场场爆满，观众在爆笑中激发起抗日的热情。有次在边区反顽斗争的誓师大会上，彭司令在讲话中就引用了《打渔杀家》的故事。他说：“大家不是看过《打渔杀家》吗？我们新四军就如同打渔的肖恩，反共顽固派如同渔霸和狗腿子教师爷，他们一而再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忍无可忍，只好学肖恩对他女儿桂英说的那句话，‘儿呀！要打，就打出个样儿让尔等见识见识吧！”’……这番话说的人人热血沸腾，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我们还演出过一出叫《三江好》的独幕话剧，是由导演苏理同志特邀《拂晓报》记者陈守川同志两人合演的。内容是：“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三省沦陷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义勇军奋起抗日，有个被誉为“三江好”的抗日英雄，他神出鬼没，打得日寇胆战心惊，屁滚尿流的故事。演出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谈论“三江好”的名字，老乡们说：“看了这出戏很解气，小日本斗不过‘三江好’，俺们也跟彭司令打游击去！有了‘三江好’那身武艺，小日本就不敢遭践俺庄户人了。”

　　为了获得演出和宣传上的最佳效果，我们尽量做到演出形式上的多样化，除京剧、活报剧外，也演过歌剧、街头剧和舞蹈，如歌剧《农村曲》、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话剧《游击队的母亲》、《黄河渡口》、《今天》、《马百计》、合唱《大刀进行曲》、《红缨枪》、《游击队之歌》、《豫皖苏进行曲》、《新四军军歌》、舞蹈《国共合作舞》、《陆海空军舞》、《黑人舞》、《团结舞》等。这些剧本有的是导演苏理从延安的鲁艺带来的，有的是参加过《抗日演剧队》的机关干部经过回忆的手抄本，也有我们自己现编的。支队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不乏艺术人才。记得支队政治部有个姓吴的青年科长，曾在红军剧团当过舞蹈演员，后来拂晓剧团深受群众喜爱的舞蹈，就是这位姓吴的科长传授的。宣传部长潘琪夫人苏伟也曾一同登台参加过演出。这种在群众中发现人才，邀请业余演员的做法，使拂晓剧团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她深深的扎根在群众的沃土之中，既达到了宣传抗日救亡的目的，又体现了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军民共乐，官兵同台歌唱，能使人忘却斗争的艰苦，忘却物质生活的贫困，达到精神上的升华。

　　记得1939年的冬天，徐海东同志由延安到淮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职时，路经我们六支队司令部政治部驻地——涡阳县新兴集时，彭雪枫司令员要我们拂晓剧团组织一个晚会，热烈欢迎徐海东同志。接到任务后，只有一天多的准备时间，我们就地取材，集体创作了一出《徐海东大将军粉碎日寇扫荡》的京剧，突击排练，第二天就在欢迎晚会上演出了。

　　帷幕拉开，锣鼓声中，日军指挥官上场，自报家门道：

　　“我乃乌龟王八郎是也！，今日奉命倾巢出动，扫荡徐海东部八路军，只因久闻徐将军骁勇善战，此行恐怕凶多吉少，不免使我胆战心惊…”

　　接着，在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声中，扮演徐海东的演员上场了，只见他撩战袍，舞战刀，亮相后报名道：“我乃徐海东是也，湖北人氏，窑工出身……”

　　这时，正在观众席上陪徐海东看戏的彭司令员不禁昂头哈哈大笑起来。他对徐海东说：

　　“昨天我才交代他们搞一个晚会欢迎你，不想他们今天就现编现演了这出京剧，而且是就地取材，连你是湖北人，窑工出身……都调查的一清二楚，写进了戏……”

　　徐海东同志连连点头称赞道：“演得好，演得好，你们这里的人才多啊！”接着又惊奇地问：“在这敌后艰苦的环境里，你们是从那里弄来这套京剧行头的？”

　　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剧团，是支队东进敌后途中组建起来的。因为他们善于演现代内容的京剧，深受这一带老乡们的喜爱，乡亲们把他们叫做‘彭家班’……这些京剧行头吗，也是就地取材，你看那战袍，是用颜色画在布上，再用纸壳子缝上。你再看，汽灯光一照，金光闪闪哩！”

　　徐海东同志听了，不禁乐的哈哈大笑：

　　“好，好好，雪枫同志这‘彭家班’，真是名不虚传哩！”

　　 （二）     雪枫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宣传工作。1938年10月，当这支小游击队向敌后东征时，每个人发了一本油印的《指战员手册》，上面除印有“东征誓词”外，雪枫同志还以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在手册封面亲笔题写了：“人人都是战斗员，个个都是宣传员”两句口号。他曾多次向全支队的同志讲解这两句口号的含义说：

　　“我们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要打军事仗，而且要打政治仗、宣传仗；不仅要动员组织群众，还要团结友军共同抗战，所以我们人人既是战斗员，个个都是宣传员。”

　　自从拂晓剧团组建以后，他就把剧团的思想和业务建设，当作全支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环节来抓。他不仅关心剧团的演出节目，要适应当前的抗日形势和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他也关心剧团每个成员的思想和业务的进步。他甚至能叫得上每个团员的姓名。部队初建时人数少，雪枫同志能和剧团的同志朝夕相见。后来部队扩大了，游击队成了游击兵团，机关也就增多了，剧团的驻地离首脑机关远一些，但每到一个驻地，彭雪枫司令员总要利用早晨和晚饭后的时间，和吴芝圃、张震、肖望东等首长们一道，拐个弯到剧团住的庄子上来转转看看巡视一番。看看我们睡的铺草厚不厚？环境卫生如何？伙食好不好？有时他因工作忙，顾不上到剧团来，就把剧团的团长、协理员、导演等领导找去向他汇报。他听说有的团员不安心工作，说文艺工作就是蹦蹦跳跳、写写画画，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男同志想下连队打仗，女同志想到医务部门学点技术。他听了之后，沉思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回去告诉大家，在战斗部队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固然重要，在剧团演戏也同样重要，革命工作有文有武吗！蹦蹦跳跳、演演唱唱、写写画画，对教育部队，鼓舞士气，宣传群众，团结友军，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革命的需要，只要是革命需要的事，就一定要有人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后来他又问起团员们的生活健康情况，剧团领导汇报说：“少数人打摆子，多数人长疥疮，不过大家都不在乎，说疥疮是革命疮，长长也无妨，虱子是抗战虫，愈多愈光荣！”

　　雪枫同志打断了汇报者的发言，严肃地问道：“你怎么看？是光荣吗？简直乱弹琴！”接着，他耐心又委婉地批评说：“这么多人长疥疮，你们做领导的有责任督促大家到卫生所去看看病，还要创造条件让大家洗个澡，用开水烫衣服，先消灭虱子，再根除疥疮。过一个星期，我要亲自去检查！”

　　1939年9月，部队向淮上进军回来的途中，15岁的女团员王雨琴因工作劳累过度，仍坚持演出排练节目，患了伤寒病，因抢救无效而病逝，雪枫同志闻讯后十分悲痛，他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会场上在王雨琴的遗像旁悬挂着彭雪枫和吴芝圃特为悼念王雨琴的死而撰写的挽联，雪枫同志的挽联是：童年多敏感，几经谆诱，居然顿悟，不愧党的优秀分子；壮志犹未酬，“出发之前”，竟成永诀，又弱吾军健儿一员。吴芝圃副司令的挽词是：革命家庭宁馨儿，聪明超群，方明后生可畏；抗战部队神歌手，英志勃发，讵料少年凋零。雪枫同志在会上难过地说：“小小孩子，离开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参加革命，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领导同志就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他们，小团员王雨琴得了病竟然不能治好，这说明我们没有照顾好这孩子，没有尽到责任……”听了支队长这番讲话，大家都悲痛地流下了热泪，王雨琴的死，尤其给女团员的心灵上留下了无限的悲痛。李运芳和马秉书用仅有的几角钱津贴费，买了香烛、纸钱和王雨琴平时爱吃的果子。她俩偷偷地来到王雨琴的坟上，摆上供品，点燃了香烛，火化了纸钱，痛哭失声，祭奠女友的亡灵……只有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才习惯用这种封建迷信的传统方式，对死者表示哀悼。当时已接替左奇担任剧团团长的高维进发觉此事后，本想狠狠地批评她俩一顿，但继之一想，他又中止了。“作为领导，我是有责任的。”她想起支队长的话，“她们这么小就离开父母参加了革命队伍，比我们为革命将要多做好多年工作哩！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地爱护她们吗？今后我要向大姐姐一样照顾好她们……”

　　从此，从支队首长到全支队的同志都关心和爱护着这群孩子们。冬天，部队战士们的棉衣尚未发下，剧团孩子们的棉军装已经穿上身了，条件许可时，还让供给部为孩子们特制小号合体的棉衣，雪枫同志说：“这也是为了工作嘛！让她们穿得体面些，代表我们新四军向友军和群众宣传嘛！”行军时，他和其他首长的坐骑总是空出来让生病的孩子骑。一天行军途中，他偶然发现有的孩子穿着不合脚的大鞋，鞋帮上捆扎着绳子，有的鞋破了，前面露出脚指头，后面露出大鸭蛋。到驻地后就把炊事班的老王找了来。这个老王叫王万禄，四川人，参加过长征，多年来一直跟着彭司令南征北战，组织上多次要提拔他当干部，老王坚决不干，就愿意当炊事员做饭，他做的饭菜也确实味美可口。剧团的孩子们特爱找老王耍，尤其是馋猫们，在他那里可以吃到没有烂疤的红瓤煮山芋（地瓜），洒上盐和葱花的高粱饼子……后来部队离开河南，到了江苏、安徽产米的地界，在老王那里还能吃到另一种佳肴：焦黄喷香的锅巴，如果再用开水一泡，洒上点盐滴上两滴明油，一碗锅巴汤下肚，就再也没有更高的要求了。老王还有一招好手艺，善于编结多种花样的布草鞋，材料是破布和旧线绳。经老王的巧手编结，不出两小时，一双美观大方的布草鞋就出来了。穿上它既轻便又美观。支队长雪枫同志对老王说：“剧团娃娃们的鞋子都破啦！给他们打几双草鞋吧！拿出你的手艺来，样子要好看点。”没过三天，老王两手提着十几双布草鞋到剧团来了。他给15岁以下的孩子每人发了一双。孩子们捧着它，喜的嘴都合不拢了。只见那鞋，一律是灰色的布绳结的底，咖啡色的毛线帮，鞋的鼻梁上还结了个毛绒绒的线球，这绒球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白色的，像盛开的芙蓉花。     “快穿上试试，看看中不中？彭司令和张参谋长把换洗的军装撕了给你们做鞋底，这鞋帮是肖主任的一件八成新毛线衣拆的，平时他舍不得穿，为了给你们做鞋，他让警卫员姚司福拆了给我送来，快穿上，快穿上，看中不中？”

　　“中！中！肖县话，格叭的！”孩子们穿上布草鞋，嘻嘻哈哈，蹦蹦跳跳，从心底里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40年春天，开封孩子剧团在党领导下，为了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巡回演出于平汉路沿线蒋管区，遭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限制和迫害，不准他们演抗日内容的戏，还要强行解散他们的团体，要把他们编入国民党的“劳军队”。他们没有屈服，一部分年龄稍大的孩子，化装转移偷跑到延安去了，一部分较小的孩子，乘黑夜偷渡封锁线，就近撤退到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然后再从敌后转到延安去会合。他们唱着开封孩子剧团团歌，来到这可以纵情歌唱的抗日根据地，歌词的大意是：

　　用我们的歌声和戏剧，

　　唤醒沉睡的城镇和乡村，

　　打倒日本鬼子，

　　铲除汉奸卖国贼，

　　我们决不骄傲，

　　也不小看自己……

　　他们来到支队司令部驻地时，彭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们，第二天又开了欢迎会，彭司会在会上向大家介绍说：“这群孩子，国民党反动派想收买他们，给他们钱，他们不要；给他们官，他们不做。他们一不要金钱，二不要做官，他们要的是抗日，要的是革命……”

　　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喜爱这群孩子，尤其看了他们的演出，大家一致要求把他们留下来。经彭司令和肖望东主任动员，开封孩子剧团留在根据地不走了。“六一”战斗粉碎日寇四路围攻以后，拂晓剧团和开封孩子剧团合并，不久，又把肖县（属江苏）抗敌总队的宣传队和抗大四分校的生活剧团也合编了过来，于是拂晓剧团阵营扩大了。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扩编后的剧团编为三个分队，年龄稍大点的男同志编为一分队。他们的任务是在行军战斗中搞宣传鼓动。女同志和部分男同志编为二分队，以演戏为主，年龄小的10岁到15岁的孩子，以歌舞为主，编为三分队。三个分队在演出和作村镇宣传时，既有明确分工，又相互合作，行军战斗搞宣传鼓动和沿途刷标语是一分队的事，但演出时他们除配合二分队参加演出外，还要负责搭台子、挂幕布等劳动量大的工作。

　　1940年上半年，豫皖苏边区的抗日形势大好，支队正向淮河边津浦线上的重镇——蚌埠附近开辟新区时，蒋介石竟然下令，要新四军撤出华中，退至黄河以北，甚至还秘密下令给桂系李品仙部和青海骑兵马彪部，以四个师的兵力，向我步步逼进，形成对我三面包围之势，而原来和我党有历史关系的东北军何柱国部骑二军，此时对我军的态度也日趋变化，“磨擦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彭司令员利用国民党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间的派系矛盾，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对东北军何柱国部的骑二军加强统战联络。我们拂晓剧团奉首长的命令，去东北军骑二军作慰问演出。同时，联络部的同志发动群众，抬着猪羊，敲锣打鼓到何部去进行慰问，欢迎东北军弟兄和新四军并肩抗日。我们针对这支东北军长期流亡在关内，官兵思家心切的状况，从激发他们民族意识、爱国热情入手，我们演出了以东北三省义勇军抗日为题材的话剧任《三江好》，《马百计》，演唱了《松花江上》、《新编九一八小调》，《打回老家去》等文艺节目。当我们在土台子上唱出“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先炸弹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只见台下东北军的官兵们，都一个个悲伤地低下头，发出一片啜泣声。当歌声唱出“中国的军队有几十万，为什么恭恭敬敬退出了沈阳城……”士兵们抬起头，有人愤怒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的口号，最后，我们和台下的东北军官兵们同唱《打回老家去！》、《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救亡歌曲，演出和联欢会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由于彭雪枫等首长不失时机地执行了党的抗日统战政策，使我纵队面临反共军三面包围的处境，暂时得到了和缓。

　　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皖南事变”发生了。1月20日我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将开封以西，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所属的七个师，我们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这时，驻河南西部的国民党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已奉蒋介石的密令，以九个师14万之众，向我们四师开来，准备大打出手了。彭师长根据党中央和新军部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的反顽斗争方针。

　　这时，师政治部决定我们拂晓剧团一分为二，编为两个分团，到战斗部队做火线宣传工作。

　　一个雨雪交加的寒夜，我们拂晓剧团随部队开进刚刚收复的蒙城县城，我们第一件事是向国统区人民宣传我军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分裂的立场。我们不休息、不吃饭，连夜分头上街赶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天寒地冻，写标语的刷子冻结成冰疙瘩，我们用火烤化了继续写；写着写着，颜色水又结成冰块了，就再用火烤，再冻，再烤，一直写到天明，这时，蒙城县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到处是标语和漫画，市民们争相观看，当他们了解了真相以后，男女老少都喜笑颜开，表示欢迎我军的到来。于是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市内生活秩序如常。晚上，我们又在市内体育场举行了军民联欢会，演出了话剧和歌舞节目。话剧《小三子》、《渡黄河》激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国共合作舞》宣传和歌颂了举国上下共同抗日的统一局面；《新四军军歌》、《八路军军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打到敌人后方去！》、《红缨枪》等抗日救亡歌曲，在广场上响彻云霄，唱得听众们热血沸腾。一时间，群情激奋，观众们情不自禁跟随着歌曲的节拍鼓起掌来。就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气氛中，许多青年学生纷纷跳上台来，表示要参加新四军，要求跟随我们一道去抗日。

　　那时因为战斗频繁，我们往往一夜要转移几个宿营地，每到一地写标语、画漫画，口头宣传揭露反共军的罪行。没有油彩颜料，就用石灰、红土、锅烟灰代替。有一次我们拂晓分团随五旅十五团行动，经过一夜行军后，天明到达宿营地正休息吃饭时，东南发现了敌情；反共军一个师跟踪而至，大家连忙准备战斗，谁知东南边的枪声刚响，西北角又传来汽车的马达声，侦察员跑来向团首长报告，西北角的鬼子据点里，正出动了几辆汽车和坦克，似有配合反共军向我围攻之势。这一来，我们处在蒋介石和日伪军的夹击之中了。显然，敌我力量悬殊，形势险恶，这个仗是不能打的，指挥员决定撤出战斗，向西突围。我们剧团的同志跟随团指挥机关向西撤退。我们刚跑出庄西头，顽军已进了庄东头，顽军用机枪向我们追击，子弹擦肩而过，“扑哧”，“扑哧”激起无数个冒烟的小白点，为了摆脱敌人，需要减轻负担，没奈何，有的只得把背包扔了。但手中提的写标语、画漫画的颜料桶却舍不得扔掉，始终紧紧地提在手中。因为在当时的农村里，搞到一只铁皮桶子可不是件容易事，何况它是我们文艺战士手中的武器哩！

　　就是这样，指战员们用枪、用智慧和鬼子和反共顽固派战斗，而我们拂晓剧团的文艺战士们，用笔杆子、用嘴巴子，用标语刷子参加战斗。在向群众、友军和部队做宣传工作的同时，拂晓剧团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阵容壮大了，业务能力提高了。真正成为新四军四师的“三宝”之一，受到广大军民的赞誉。有一次，彭雪枫师长在师直属队干部座谈会上曾说过：“如果让我凭个人兴趣挑选工作的话，我愿意做拂晓剧团团长、骑兵团团长，拂晓报社的编辑或记者。”仅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喜爱这支文艺的轻骑兵了。

　　（三）     自从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我们四师面对七倍于我的反共军，孤军奋战了3个多月，最后，撤出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转移到津浦路东洪泽湖畔半城一带休整。陈毅军长来四师视察时指出：“你们主观上的原因是根据地观念不强，没有根据地依靠的军队，怎么能战胜敌人的进攻呢？所以要在全师干部战士的思想上加强根据地的观念。”

　　彭雪枫师长遵照陈军长的指示，和邓子恢政委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四师的军政干部对路西反顽斗争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除了在《拂晓报》上发表一些正面文章进行教育外，还特别指示拂晓剧团多编排这方面的节目，对部队进行形象化的教育。有一次，他把剧团领导陈守川和苏理找去，亲自交给他什J一个话剧剧本《流寇队长》要剧团排演，这是从延安传来的一出以改造抗日部队内部游击习气，批判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为主题的多幕话剧。彭师长对他俩交待说：“为了配合部队现在正进行的整顿，你们排演这出戏，要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希望你们认真排练，争取短时间内给部队演出。”

　　1941年9月13日，我们首场演出了《流寇队长》这出话剧，演出场地是在师政治部驻地半城西边的小祝庄。演出前，彭师长亲自交代师直各部队军政领导干部，要组织部队认真观看，戏台就搭在小祝庄前头，看戏的部队整整齐齐地坐在旷野里，从戏台朝下看，黑鸦鸦一片，全场观众鸦雀无声，这哪里是看戏，倒像是在听师长做大报告嘛！演出结束后，部队都带回各自驻地。师长却把各级军政干部们留了下来。让他们在舞台前席地而坐，就着舞台上的汽灯光，要大家座谈观后感。师长还不时启发大家结合本部队思想上的糊涂观念，对比着进行检查，以便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危害性加深认识。后来，彭师长又让我们到各旅、团去巡回演出，使部队的干部战士，普遍地接受了政策纪律性的形象化教育。

　　这时期我们还演出过反映根据地建设、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减租减息运动的话剧《丁赞亭》；苏理、路丁同志编写了几出话剧，如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罪行的《风雨之夜》；歌颂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的鱼水深情的《鸿福临门》、《云二姐》；朱子铮编写了秧歌快板剧：《军民一家》等。这些反映根据地建设的剧目，都是在彭师长亲自授意下编写和排练的。每次首场演出，师长本人不仅到场观看，演出后，他还把编导和演员们找去，从剧本的创作到演员的表演，他都—一提出修改意见。

　　自部队转移到津浦路东后，彭师长和拂晓剧团在工作上的接触更加经常和密切了，为了给部队进行某项教育，他常常直接向剧团下达演出任务，有时下部队检查工作，也常带领拂晓剧团一同前往。拂晓剧团的经常性工作，就是要紧跟形势，配合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用艺术形式对部队和群众进行形象化的教育；这对今天的某些文艺团体，只热衷于搞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们，恐怕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了。但拂晓剧团的同志则坚持认为：紧跟形势，配合任务，正是我们为战争服务的手段。至于完美的艺术形式和革命内容的结合，拿出高质量高水平的舞台作品，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1942年，我们曾把曹禹的名著《日出》、《原野》、《雷雨》陆续地搬上舞台。这也是接受了彭雪枫师长的提议。

　　不过，在敌后的环境里，演出这样的大型剧目，谈何容易！我们克服困难的唯一方法，是以土代洋，就地取材。比如：《原野》的序幕中有一场仇虎从奔驰的火车上跳下来的情节，为此我们就得在舞台上布置一段铁路，甚至还要出现奔驰的火车，但火车不可能在舞台上出现。经过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将破袭津浦路时留下的铁轨搬上舞台，用长条凳排列起来当枕木，上面架上铁轨，把面对观众的一面，用土色的布蒙上形成一个斜坡，再涂上些泥巴。这样，一段路轨就在舞台上出现了。为了解决车轮滚动的节奏声，我们用两只煤油桶握在一起，再用两把算盘在煤油桶上有节奏地拍打，终于发出了火车奔驰时“锵锵恰恰”的声响。至于车头的灯光，我们把汽灯点燃后，放入一只特制的木匣子中罩住，在匣子的侧面挖一圆孔，让灯光从圆孔中射出，形成一束强光，再配合算盘在煤油桶上有节奏的拍打，于是使台下的观众犹如听到和感觉到有一列奔驰的火车正从舞台的一侧呼啸而过。演出时，观众一致反映，逼真极了。

　　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的成功试验，给我们带来了自力更生的乐趣。循着汽灯加木罩这条思路，我们根据剧目需要，又用铁皮做出各种形状的罩子，在演出大型剧目时，为了烘托舞台气氛，在没有先进照明器材的条件下，照样可以造出“追光”、“暗转”的舞台效果。甚至还能在天幕上印出蓝天白云的美景。但谁会想到，洋文叫做“斯包特莱特”“得克枪基”（追光和暗转的译音），它所使用的照明设备，竟是些普通的木头盒子和铁皮钉成的罩子呢？

　　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我们认真地学习了文件，并回顾和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我们比较好地解决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在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服务这个总方针下，既演出了大型的甚至是外国的话剧，如《前线》、《铁血将军》等，也编排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小型民间艺术形式的节目，如河南坠子《良女劝母》、秧歌剧《反攻依靠谁？》以及淮北民间流传的跑旱船、花挑子、打花棍等。

　　1942年冬，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时，我们利用春节三天和元宵节的晚上，和民间艺人一起组织了花挑子、旱船队，白天到驻军村镇走街串巷，送戏上门，晚上到师部驻地——半城镇去表演，记得元宵佳节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燃放鞭炮，欢迎旱船队、花挑子停下来表演，我们边走边演，一整夜未走出半城，直到东方发白，男女老少仍余兴未尽。我们从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的重要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面向工农兵广大群众，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抗战胜利后，拂晓剧团随部队进军淮阴淮安，在大整编中和新四军一师的前线剧团合并，改编为华中军区政治部所属的文艺工作团。在淮阴城，参加了为时一个月的宣教文化大会，新四军七个师的文艺工作团大会师，整个华中地区，大江南北的宣传文化工作者济济一堂，总结和回顾了八年抗日战争中战地文艺工作的历程。拂晓剧团和前线剧团的原班演员，分别在大会上汇报演出了大型话剧《李闯王》和《甲申三百年祭》。为胜利后，以功臣自居，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的人敲响了警钟。

　　1946年夏，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响了，这支由前线剧团和拂晓剧团合并而成的华中军区文工团，又活跃在七战七捷的苏中前线。此后，在保卫两淮的艰苦战斗中，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诸次战役大量歼灭蒋军王牌主力的激战中，他们有时担任火线宣传鼓动工作，有时参加战场救护，有的为军事报道而作战地采访；在攻克了的开封和洛阳城头，传出了他们的歌声，在淮海大战的阵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演出的《血泪仇》、《逃出阎王殿》、《淮海战役组歌》，在战士们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和指战员们一样，洒下了幸福的汗水甚至鲜血，曾宜和黄石文同志在宣家堡战斗中因抢救伤员，一个英勇牺牲，一个光荣负伤；蒋志侠在战地采访时被流弹击穿了肚子，白正亮和佟晓圃因积劳成疾，在战争年月不幸长眠于九泉；朱沛同志于解放前夕被派往敌军做起义工作，因被发觉而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英勇不屈，最后慷慨就义。

　　建国前夕，拂晓剧团的一些同志们，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里，随着百万雄师下江南。在南京的雨花台旁，在上海的黄埔江畔，都听到他们进军腰鼓的“咚咚”之声，这惊天动地的鼓声向人们宣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而从事火线文艺工作的历史任务已胜利完成，在这战争烈火中开放的拂晓之花，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