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百年诞辰和离开我们十周年的纪念日子，翻开父亲的纪念画册，那些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使我思绪万千，把我带进绵绵温情回忆之中。有些记忆如沙滩上的雨点，风雨过后，便淡出远去，痕迹全无，有些记忆如金雕玉镂，刻骨铭心，虽然历经沧桑，却随着岁月的风雨越发光彩栩栩。父亲高尚的品德和情操便是这样一个永远闪烁着光辉的记忆，是我永久的思念。

　　父亲1932年入党，1935年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和苏中区第四地委书记等职。参加过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等诸多战役。解放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指挥了解放兴化和盐城的战役，参加了“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戎马半生的父亲仍想留在部队与他的部下同甘共苦。不曾想，突然有一天上级找父亲谈话，要求父亲火速入京，担当驻外大使。事情来得突然，也让全家一片哗然。那会儿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外交大使是做什么工作，父亲更是转不过弯来，偷偷地跑到上海找到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央求他们给自己求求情想办法留在部队。没成想，两位老首长反过来做起了父亲的工作，他们说有国必有交，有交必有使，和平年代外交工作同打仗作战一样重要，新中国百废待兴，诸多领域都需要去开创，而且是周总理亲自点的你的将，你就服从需要吧。经他们这么一说，一向以全局为重的父亲，也立即转变了过来。此后父亲走上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外交历程。父亲是新中国驻民主德国的首任大使，由于那会儿父亲已是将军军衔，民主德国总统皮克称赞父亲是“将军大使”，毛主席听说后也风趣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啊！”

　　70年代初，父亲任外交部长，繁忙的外交工作，使得父亲几乎没有一天晚上能按时用餐。而那会儿毛主席和周总理又基本上是晚上十一点后才开会讨论工作，因此父亲经常是半夜三更被叫到中南海开会，直至凌晨才回家。父亲还有个习惯，每天必须把当天送来的参考消息和文件阅读完才睡觉，因此常常是刚躺下又该起床了。他这人的特点，不管睡多晚，从不睡懒觉，按时起床。长期的睡眠不足，使他的双眼熬得又红又肿，造成了严重的眼疾病。1972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时，他的眼疾不能再拖，动完手术后，他顾不上住院，带上墨镜出席了全部活动。因此留下的许多中日建交史料上的父亲，始终都带着墨镜。毛主席笑着说：“你是外交部的壮丁，我们在拉壮丁啊！”

　　父亲敢于坚持真理，从不向邪恶势力屈服。文革时期，外语学院造反派伙同外交部的造反派为揪斗陈毅同志，责令时任副部长的父亲和乔冠华叔叔在北京王府井南口，卖“批陈战线”小报，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外国记者纷纷拍照在境外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给中国造成恶劣影响。面对造反派的揪斗、关押交待问题，甚至被抄家等等灾难，父亲都能忍辱负重，冷静沉着应对局面，自始至终不同流合污，绝不承认陈毅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当时外交部闹得一塌糊涂，面对这种形势，父亲对自己的安危完全不顾，时常晚上，让我的两个弟弟用自行车驮着他和母亲，偷偷地到耿飚叔叔和黄镇叔叔家交谈，分析国家形势，冥思苦想对策。1973年四人帮又发起了“批林批孔”浪潮，拿“蜗牛事件”做文章，矛头直指周总理。在批判总理的党组会上，作为外交部长的父亲始终一言不发，会上总结时，父亲义正言辞地说“外交路线是由党中央毛主席决策的，具体工作是由外交部党组集体执行的，工作上的问题责任由我负，与周总理无关”。面对父亲的激烈言辞，四人帮批判总理的阴谋未能得逞，很是恼火，提出要罢免父亲。无奈之下，父亲主动递交了辞呈，离开了他曾经呕心沥血的外交部。

　　“四人帮”下台后，父亲又重新被请出，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父亲曾经参加和主持过过中日、中美建交等那个时期的所有重大外交事件。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后，香港澳门归属问题提上了日程。时任国务委员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父亲，开始兼任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他一方面带领人员与英方谈判，一方面领导其他人员几易其稿，完成了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父亲的眼疾已经很严重，视力很差，但他坚持要南下参加交接仪式。6月30日那天晚上，父亲正发着高烧，我们都劝阻他不要赴港，他执意不从，由医生紧急护理后跨过了深圳河。数千名中外嘉宾在现场看到，时为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曾庆红同志扶着父亲颤颤巍巍走上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主席台。在台上，曾庆红同志又特意与卓琳同志交换了座位，以便紧挨着父亲，扶他起立，向政权交接盛典上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父亲用尽全身的气力挺立着，坚持着，全神贯注地目视着五星红旗和紫金花旗在面前缓缓升起，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会心的微笑。仪式一结束，他就被连夜送回了医院。他也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外交使命。

　　1999年澳门回归时，父亲已经卧榻不起，不能说话，当他听到澳门回归的这一消息时，眼睛微微一睁，表情十分欣慰。一个多月后父亲便因为脏器严重衰竭，永久地停止了呼吸。

　　父亲一生对自己和家人都很严格，生活极其简朴。他每天早上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一个鸡蛋；中午一年365天几乎都是面条；晚上仅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两盘炒菜。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都养成了中午吃面条的习惯。他说：面条好消化，热呼呼的，又有益肠胃。甚至连每次参加国宴回来，他还要吃上一碗热汤面。父亲的一件大衣，一双皮鞋从德国当大使时带回来的，一直穿了十多年，皮鞋都变形了，还舍不得丢掉。在弟弟出国留学时，父亲又把大衣皮鞋送给了他，弟弟又穿了四、五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父亲规定家里实行“分餐制”，每个人吃饭有定量。当时正值弟弟妹妹们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吃不饱。父亲就带着我们到钓鱼台附近去开荒种大豆（当时钓鱼台还没入住外宾，外边有大片的荒地）。姊弟们都学会了耕地除草施肥，收了豆子后又学着做豆腐，剩下的豆渣喂兔子，一点也不浪费。

　　父亲一直沉稳低调，平时很少说话。我们经常带着好奇的心情询问他的故事，他从不正面告诉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地几句话。当他年事已高时，组织上派人帮他写回忆录，他也是一句话：“这些事情，都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的，我只是跟着走过来，做我该做的事。”父亲还一直反对写个人自传，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资料。至今想起，成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