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桂林栖诞辰100周年。岁月荏苒，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去世的时候才58岁。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战斗和生活的那个年代离我们渐渐远去了，父亲一生经历的那些事也慢慢被人们所淡忘。最近，一些老同志从不同时期和不同侧面回忆父亲的历史，也把我们家人带入了对父亲往事的回忆中，唤起了我们对父亲的深情思念。在回忆中回想，在回想中回味，作为桂林栖的后代，父亲影响了我们什么？我们又怎样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父亲在生活上要求不高，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只是喜欢买书、藏书和读书。父亲性格内敛，说话不多，工作之余一有空就静下心来看书。父亲喜好读书，是从小养成的。父亲7岁那年，寡母送他到房下亲翁陈彦升那里读私塾。父亲聪颖好学，寒窗苦读。《诗经》、《论语》、《昭明文选》、《唐诗》、《宋词》，熟读强记，信手拈来。1927年又考入县立八角亭小学，1929年高小毕业。父亲读了7年私塾，3年高小，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在他那一辈参加革命的同志中，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塾师陈彦升是一位为人厚道、学识渊博、且喜与进步人士交往的长者。当时黄梅的进步青年邓雅声、陈应芬在陈彦升的庇护下，在黄梅东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塾师陈彦升的儿子和侄子也是共产党员。父亲不仅受到文化启蒙教育，也受到了革命启蒙教育。父亲在学生时代酷爱读书。为了多读书，就采用了借、租、抄等办法解决书源。有时为借一本他想读的书，到本地和宿松交界的一些村庄去探访。周围几十里读书人家的藏书，他都借读过。在县立八角亭小学的3年，更是如饥似渴阅读各类书籍，尤其是历史类和历代诗词。后来参加了革命，在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读书的机会少了，但只要有条件，他总是叫警卫员和身边的人到附近找一些书来读，还教身边工作人员识字扫盲。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了，父亲买了很多书。后来母亲曾余告诉我们，父亲的稿费都用来买书了，看到爱不释手的书，还要母亲经常拿出一部分工资来支付。20世纪50年代，我们家就藏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唐诗》、《宋词》、《鲁迅全集》等书籍。60年代以后，我们家搬了好几次，其中相当多的物品都是父亲的藏书。20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至今保存完好。有一段时间，父亲开设了家庭小课堂，每逢周末，便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学习，主要有马列、毛主席经典著作和古典诗词、名篇两部分。记得当时向我们解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第一卷、《实践论》、《矛盾论》，还给我们初步介绍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精神。在古典诗词、名篇方面，重点讲了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将进酒》、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和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等。父亲还经常给我们出一些读书方面的题目，什么著作的作者是谁，什么人写了什么诗，回答对了，还能得到父亲的奖励。父亲养成的读书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家庭，营造了我们家庭的文化氛围，我们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中长大，的确是很幸运的。徐海东大将在抗战初期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是父亲的老上级，对父亲比较了解。徐海东曾说，父亲是军中的一个才子。这和父亲长期勤于读书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兄弟对很多书籍的第一次接触和认识，不是来自学校和社会，而是来自于家庭，来自于父亲。

　　亲很重视对子女的政治方面的教育。父亲不止一次地和我们说过，毛主席在50年代末就提醒全党，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强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关系，要完全靠自己。父亲常给我们讲《战国策》里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战国时期，赵国国君惠文王去世，其子孝承王即位，因年少，故由太后执政。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动荡不安之机，大举攻赵，并已占领赵国三座城市。赵国危在旦夕，向齐国求援。齐国提出要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溺爱心疼幼子，执意不肯。左师触詟求见太后，他从谈家常托幼子切入话题，指出如果长安君养尊处优，无功受禄，一旦您不在世了，他怎么能支撑起这个国家呢？不如让其出使齐国为质，为国建功，人民自然拥戴他。父亲特别欣赏这篇故事中的一句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亲时时提醒我们，无功受禄，岂能久乎？干部子弟要自己奋斗创造业绩。记得1965年底，父亲身体不好，老战友湖北省省长张体学邀请父亲去武汉治病疗养。其间父亲黄梅老乡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去看望父亲。父亲和梅白也谈及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梅白告诉父亲，毛主席几年前在武汉问过他，是否记得曹操评论汉献帝的话。梅白回答，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主席说，对，现在一些干部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的还是阿斗。当时，父亲对来武汉探视他的桂小平说，汉献帝和阿斗都是历史有名的亡国君。现在干部子女的确有很大的优越感，只知道睡在父母的功劳薄上，靠娘老子吃饭，这是绝对不行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父亲在子女教育上一贯主张，干部子女不能有优越感，要和工农打成一片。幼林1963年参加全国高考，本来已被清华大学录取，但北京理工大学（原北京工业学院）是军工院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学生家庭出身要求很严格，这样幼林被调剂到北京理工大学。幼林后来得此消息，很有想法，决定放弃北京理工大学的录取，第二年复考，非上清华、北大不可。父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幼林。父亲说，全国多少学生参加高考，你能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很不错了。而且是到首都北京上大学。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的儿子，几代人高兴都来不及呢，怎么可以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等待第二年再考呢？幼林服从了父亲的决定。1968年，幼林在“文革”中大学毕业，因受家庭影响，不能去军工企业，分配到天津塘沽盐场当了晒盐工，工作生活极其艰苦，这段经历丰富了幼林的个人阅历。大姐孟如在湖南西湖农场工作，父亲鼓励她要在基层多历练。孟如成家以后，父亲嘱咐她要教育好下一代，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桂小平从小身体不好，参加工作后在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基层车间一干就是四五年。建平、爱平、寿平1968年一起到湖北黄梅老家插队落户，当时父亲虽然身陷囹圄，但仍然很高兴并说道：我的老家黄梅县是鄂东革命老区，那里老百姓对我们党和中国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你们回乡务农，不仅能学到种田的本领，还能受到革命的传统教育。为此，父亲还写了一首诗送给三兄弟：故园儿辈去安家，革命为农道不差，万事紧跟共产党，红心何止为中华。几年后，父亲去世了，母亲见到武汉军区林维先副司令员时，林司令还说，我和老桂几十年的革命情义，当时为什么不来找我把孩子送到部队去呢？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母亲曾余。20世纪50年代中期，母亲就担任了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父母的意见完全一致。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父亲自幼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这个习惯来自奶奶赵氏对他的影响。父亲说，他的爷爷（我们的曾祖父）是个中等地主，但是后来家道衰败了。由于子女多，到他父亲那一辈分了家，一个大家庭很快就破落了。父亲两岁时，我们的爷爷去世，奶奶20多岁守寡，仅靠少量田地维持生计。奶奶含辛茹苦带着两岁的父亲和5岁的姑姑艰难度日。父亲说，那时家境贫寒，寡母为供他读书，一针一线，一粟一菜，哪怕是一小盏点灯的油都倍加珍惜。奶奶的节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父亲。所以父亲就对我们生活上一直要求很严，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要求我们勤俭节约，不要浪费。饭桌上不能掉一粒米，晚上房间没人要随时关灯，我们穿的布鞋都是自家做的，哥哥不能穿的衣服弟弟接着穿，我们身着补丁衣服是家常便饭。当我们提出为什么，他就会用浓厚的乡音笑着说：细水长流嘛！这是我们少儿时经常听到的父亲的教诲。其实不仅是我们家，当时和我们一样的其他干部家庭都是这样。前段时间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我们家至今还保留着两床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式军用毛毯。那是解放战争后期，二野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从缴获的战利品中挑选出来送给父亲的。父亲一直使用到他去世，后来母亲继续使用。这两床美式军用毛毯已有65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父亲和母亲崇尚节约的高贵品质。

　　父亲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老区的群众和烈士子弟常来家中做客。父母对老区来的乡亲们十分热情，问寒问暖，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跃进时期，一些乡亲向父亲反映基层“五风”盛行、弄虚作假时，父亲凝神倾听，表情沉重，对有些严重的事情还记下来，叮嘱秘书去核实。尽管当时我们家经济上也不宽裕，但母亲对来的乡亲，不仅支付来回车票，还经常在经济上帮助老区的乡亲。对于烈士子弟，父母视为己出，关怀备至，并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关照。父亲常说，他们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不管谁管？对他们进行关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乡调研是父亲的一项重要工作。据吴敬行同志回忆，父亲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村。父亲下乡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农村和农民家里，往往一去就是十天半月，都能喊出老乡的姓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长期分管全省的文教工作。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不仅经常深入基层调研，而且有一段时间还在家里召开“神仙会”,举办“沙龙”。来者或者是高校领导和教授，或者是专家学者，或者是文教口的领导干部，或者是文艺界名人，他们在一起畅所欲言，探讨研究安徽文教事业的发展，找问题，查原因，提对策，为文教工作的决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父亲离开安徽20多年后，还有不少高校领导对此记忆犹新，赞不绝口。作家谢竞成被错划为“右派”后，到家里诉苦，要求解决家庭生活困难问题，父亲随即吩咐有关部门办理，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父亲这种关心群众、关心干部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