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我国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什么在安徽诞生？人们仔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安徽农村改革历史后便知道，1961年，中共安徽省委在全省范围内积极探索、奋力推行责任田并取得巨大成就乃是重要动因。历史的实践和实践的历史充分表明，仅仅实行一年即在“左”倾路线摧残下夭折的责任田，是安徽几千万农民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对“左”倾路线的抗争，是我国农村改革大规模的演习和练兵，是中国农村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座丰碑！它的推行在实践中造就了一大批勇于探索、敢于改革的干部。正是由于这个深刻的历史原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人民沐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又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改革大潮的潮头从安徽卷起。历史已公正评价因推行责任田而被罢了官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1982年10月下旬，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安徽考察时，曾同有关领导说：“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接着，他满怀深情地说：“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52年前。1959年至1960年间，由于“左”倾路线的肆虐，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许多地方一样，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度低落，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全省粮食产量跌落谷底，农村人均口粮不到200斤，全省农村大多数社队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现象。据199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安徽》记载，1960年底全省农村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487万。农村人口的下降，有正常死亡的，有逃荒外地的，也有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以曾希圣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文过饰非，而是深刻反思，主动自责。在冷静地总结分析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后认识到，农业生产之所以大幅度减产，主要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扭转农村局面，复苏农村经济，必须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一大二公”问题，才能让农民“松绑”，放开手脚，充分发挥被压抑了的积极性。曾希圣经过日思夜想，从工业生产计件工资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办法中得到启迪，决心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入手，闯出一条农村经济改革的新路来。于是，从1961年3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试验、施行实为包产到户、名为责任田的办法。到1961年12月，全省有91.1%的生产队搞了责任田，基本实现责任田全省全覆盖。

　　经过一年的大胆探索，艰苦实践，责任田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显示了它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的巨大优越性。在短短一年中，使安徽几千万农民深受其惠。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产54亿斤，增长40%。由于粮食丰收，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遏止，群众称赞责任田为“救命田”，农村市场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不幸的是，仅仅试行一年的责任田，在日益发展的“左风”摧残下于1962年夭折。然而，其生命力依然顽强地存在。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指责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不过，尽管责任田被强行改正，但它却为安徽农村此后再次冲破“左”的束缚，争取农村腾飞，蕴蓄了萌动的地火。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田的夭折，并不是悲剧式的结束，而是带有悲壮色彩的喜剧的开端。今天，当人们欢快地享受着改革的丰收喜悦的时候，怎么也不会忘记52年前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把火的曾希圣，也不会忘记为推行责任田、为农村改革殚精竭虑、冲锋陷阵的桂林栖的历史功绩。在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将亲历、亲闻、亲见的桂林栖推行责任田的点点细事，整理成文，以怀念桂公，算是心香一瓣慰忠魂吧。

　　煽风点火

　　1961年推行责任田时，桂林栖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在推行责任田过程中，桂林栖于1961年3月14日、9月12日、9月21日和1962年2月3日先后四次在全省性会议上作了推行责任田的主旨讲话，旗帜鲜明地大力推行责任田。他不辞辛劳深入到桐城、枞阳、肥西、全椒、滁县、来安、定远、凤阳、嘉山、怀宁、寿县、凤台、怀远、灵璧、颍上、太和、阜南、界首、亳县、涡阳、蒙城等二十几个县和阜阳、宿县、安庆地委、蚌埠市委，耐心说服干部，热情发动群众，大胆推行责任田，与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存在问题，全力协助曾希圣推进这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

　　1961年2月下旬，由张立治、赵岭峻、陆德生、周曰礼4人组成的省委工作组在曾希圣领导下，到合肥市蜀山区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联产到户试点的10天后，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南新庄队试行责任田的办法，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会后，连夜写出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3月7日上午，桂林栖主持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根据曾希圣的意见，决定由省委书记处的同志携带这个“草稿”(不是正式文件)，分头下去传达，组织试点。当天，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故从3月7日至3月28日这21天中，全省试行责任田工作，实际上由桂林栖主持。

　　3月7日下午，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桂林栖8号上午来桐城，传达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新精神。当时我在桐城县委办公室工作，桂林栖从1958年至1961年兼任桐城县委第一书记，在桐城蹲点，常来桐城。3月8日上午10时许，桂林栖一到县委机关，便立即召开座谈会，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枞阳县委第一书记康兆郁接到通知已先期到达。会议一开始，桂林栖就开门见山地传达了省委《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接着，他详细介绍了宿县老农刘庆兰带着患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收获3300斤粮食，交给大队1800斤，还交了60元现金的事迹。他又介绍了省委在南新庄试点10天，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的情况。他说：“看来实行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对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定会产生实际作用，这也是彻底克服‘五风’最好的办法。”他要求安庆地委和所属的13个县委，认真贯彻省委意见，大胆试行，先抓好点，然后推开。与会同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少林说：“搞这个办法，是真正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我们立即组织试点。”康兆郁表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先抓好点，然后推行。桂林栖要求桐城县委先在石河公社红旗队试验，他说：“叫吴可银大胆地干，出了纰漏子我老桂子负责。”(桂林栖在桐城蹲点，选择红旗生产队为自己的点，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吴可银是红旗队队长)。桐城座谈会以后，安庆地区13个县在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书记处书记史钧杰、李干、康兆郁等领导同志积极推动下，迅速由点到面推开，后全地区有91%的生产队搞了责任田。凡推行责任田的社队，均获得农业丰产丰收。在推行过程中，创造了不少经验，地委及时总结的怀宁县三桥公社开展以五统一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做法，曾希圣亲自起草省委批语转发各地。并涌现出一大批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干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1962年强令改正责任田的风浪中，出现了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上书毛主席保荐责任田的壮举。所有这些，都是与桂林栖1961年3月8日去桐城“点火”，后又多次到太湖、潜山、怀宁、枞阳、桐城等县“煽风”，直接指挥、精心指导紧密相连的。

　　深入探真

　　为什么桂林栖在那个极左路线猖獗的年代大胆地鼓吹“单干”呢?从我接触的些些小事中，我认为，这与桂林栖直接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进村人户调查，探明真实情况，与群众心息相通，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里记下几个真实的故事。

　　1958年底，双季稻大丰收的桐城县出现了闹粮荒的情况。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时许，桂林栖突然来到桐城。我同张安国在停车处迎候。他一下车，脸色阴沉，操着浓重的黄梅口音，辟头冲出一句很深刻的话：“张安国同志呀，天下太平吧?”张安国没作声。桂林栖为什么问天下是否太平呢?原来是头天夜里，以粮食高产闻名全省的徐河公社，竟发生几十个农民到一河之隔的怀宁县金拱粮站哄抢粮食的事件，这引起了桂林栖的极大震惊。于是他派公安厅同志连夜赶去调查。次日下午，公安厅同志在县委会议室汇报，调查结果表明，不能认为是抢粮，而是有当时不好说的原因。桂林栖认真听取汇报后，紧锁眉头，沉思良久，一句一顿地对张安国说：“张安国同志呀，看来天下并不太平啦!我们的脑子要冷一冷啰，倘若真的缺粮，老百姓饿肚子，那麻烦就大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1959年3月5日，桂林栖由安庆返回合肥，途经桐城县大关公社小关生产队时，他的坐车被群众包围住了。见此情形，他立即下车，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围车的农民以惊人的坦率告诉他：“桂政委，我们食堂断炊了，没粮食了。只靠野菜、树皮、草根填肚子，你要给我们想想办法呀!”桂林栖立即让秘书吴敬行和警卫员刘星海，随社员进村，去食堂察看，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结果令吴敬行大为惊讶，食堂确实无粮，社员已遭饥荒。原因之一是，头一年青壮年进山炼铁，半年吃了一年粮。桂林栖立即电告桐城县委派人来大关，会同吴敬行处理。要求县粮食部门必须立即调粮给大关公社，以解燃眉之急。县委执行了桂林栖的意见。吴敬行在大关公社住了一晚，等运粮车进了村才离开。3月底，他驱车到徐河。在这个公社柏年大队他亲眼看到一些社员吞食粉糠后，回到县委机关，整整一天没有讲话，愁思百结。为了彻底解决思想上的疑团，他带着在徐河蹲点的县委第二书记曹洪章去彻查。曹洪章提出一个特殊的调查方式：“桂政委，我们去看看厕所吧，看看老百姓拉什么，就知道老百姓吃什么了。”桂林栖接连看了3个生产队约40多户的厕所，惊呆了：社员们拉的大便都不成形，是稀汤汤的绿色溶合体，这是吃食树叶子消化后的排泄物，这是缺粮的如山铁证。此刻，桂林栖心情十分沉重，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似乎失去了光泽，那平时很喜欢说风趣诙谐话的嘴紧闭着，脸色也是阴沉的，他拖着铅重般的双腿，缓缓地走到公路边的坐车旁，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思索良久。突然，他跟曹洪章说：“一切都明白了。现在任何私心杂念都要丢掉。我问你，各个区的国家粮库里还有粮食吗?”曹洪章答：“有!老鼠吃得很肥，人饿得很瘦。”“那么好吧，你出面，开仓放粮。返销多少才能接上午季，你看着办吧。”桂林栖发话后，匆匆登程。曹洪章根据桂林栖的指示，立即在徐河公社办公室打电话通知县委财贸部，迅速安排缺粮食社队的口粮，这一次全县返销2000万斤粮食，全县所有食堂又升起了炊烟。5月7日，桂林栖赶到贵池县，县委书记张德衍沉痛承认，农村食堂缺粮，导致浮肿病流行。桂林栖问明县粮食库存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随后去农村调查。他先到北部圩区，在开饭时间闯进生产队食堂察看，在田间与面呈饥色的农民交谈，在农舍尝食农民的代食品，在医疗点看望浮肿病人。他明确交代县委书记，要接受浮肿病流行的教训，早稻收割后要留足口粮，不能再让群众饿肚子。

　　7月7日，桂林栖由庐江县至无为县。进入无为县境，一派萧疏景象，令人怵目惊心。晚上，在县委机关见到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兼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张恺帆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无为情况这样严重！”张恺帆问桂林栖沿途所见，桂林栖说：“确实严重，难道要让老区人民死光么？”张恺帆告诉他，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一天几次电话向无为要粮食，张口就是几千万斤。“你给了?”“给了200万斤，已经装上船了。”桂林栖把桌子一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这件事我们俩承担责任，同老宋说清楚。”张恺帆说：“好。你打电话吧。”（引文见《张恺帆回忆录》365页）吴敬行秘书接通分管财贸的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宋孟邻的电话，桂林栖向宋孟邻提出不要调无为粮食的主张，请粮食厅照办。之后，无为粮食没有再上调。

　　问计于民

　　通过深入广泛的农村调查，桂林栖深刻认识到农民饿肚子、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等问题相当普遍。但是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切实纠正共产风，使按劳分配政策真正得到落实，从根本上调动群众积极性呢?桂林栖决定，听取各阶层农民的意见，向群众问计。1960年农历除夕，他拒绝了桐城县委为他准备的“年饭”，偕同张安国一道去红旗队食堂同社员一起过个“瓜菜代”的年。我和县委办公室通讯员崔宁随同去了。吃完山芋饭和萝卜汤之后，他叫队长吴可银请几位社员开个座谈会，并指名要请项守玉、汪玉宽二人来。吴可银说：“这二人是富裕中农。”桂林栖说：“我就是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当时正是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之际，不少社员紧跟形势，畅谈了“大好形势”，纷纷表示要高举“三面红旗”，把人民公社办成“铁打的江山。”桂林栖微笑地说：“形势是大好啊!但是为什么过年老百姓还吃不上猪肉呢?解放前，大部分穷人大年三十还干几块肉嘛!杨白劳、白毛女也还吃了饺子嘛!”接着，他把话锋一转，问大家：“哪个大胆的来唱个反调?”这时会场沉默了。张安国打圆场，说：“桂政委叫讲，就照直讲嘛。对县委有意见，可以大胆提嘛。”人们看到省委、县委书记态度这么诚恳，开始讲真话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食堂生活问题，双季稻密植不合理问题，大搞肥料扒房子问题等等。绰号叫“小算盘”的汪玉宽猛地站起来说：“要讲真话，我就不客气了。依我看，去年大跃进，成绩不如缺点多。我听到这个‘公’字头就疼，什么公不公，搞下去都变成懒汉。我的意见很简单，供给制，公共食堂都要取消。”桂林栖细心地察颜观色，把脸转向项守玉，说：“老项，你是种田的老把式，你能把心里话都倒出来吗?”“老谋深算”的项守玉沉默了片刻，不紧不慢说开了：“桂政委，你既然这么诚心，那我就不怕坐牢砍头了。我讲个大实话，汪玉宽怕‘公’字，我最怕‘大’字。现在什么事都要办大，越大越搞不好，依我的意见，要把大改小。”桂林栖紧接着问：“怎么个小法?”项守玉立即回答：“把田划到户，包产到户，到了户，我敢担保，田能犁得到边到拐，做生活的时候，人人都弯着腰干，不会直腰了。一天能干三天活。”吴可银急得直跺脚说：“老项，你这话太出格了。”项守玉不慌不忙地又说：“千讲万讲，去年的路走错了，不该办大公社，不该搞大跃进。”这时，有些社员站起来指责汪、项二人是“攻击三面红旗”、“富裕中农本性未改”。桂林栖爽朗地哈哈大笑了：“富裕中农也是农民嘛，也是有公民权的人嘛，各人有各人看法，在人民内部，可以百花齐放嘛!这是毛主席的方针。”桂林栖短短几句话，使会场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了下来，一些贫下中农也直说了：“老项、老汪的话有些道理。桂政委，让我们试试包产到户吧!”会议圆满结束了。桂林栖最后特地热情地同项守玉、汪玉宽，紧紧地拉拉手说：“今天你们讲的不错，值得我老桂子好好想想。”晚上10点多，在回县城的路上，桂林栖对张安国说：“贫下中农不敢讲的话，富裕中农讲了。富裕中农过去所以富一些，是因为他们勤劳发家，会干活，会经营。他们富了一些，但又不剥削别人。他们的话很值得一听，包田到户的问题也值得想一想啰!”

　　果敢启动

　　由于桂林栖反复深入农村调查，直接掌握了农村“饿、病、逃、荒、死”的真实情况，探明了真正原因，又直接听到了各阶层农民要求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呼声和实行包产到户的具体要求，所以，当省委决定在全省试行以责任田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的时候，作为受党的教育多年，长期战斗在农村，与农民血肉相连的主持省委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桂林栖，便全身心地投入那场名留青史的农村改革，成为曾希圣的主要助手，在参与推行责任田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1年3月15日，曾希圣在广州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汇报试行责任田情况，得到毛泽东同意试验的答复后，立即给桂林栖打了电话，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桂林栖接到电话后，兴奋异常。当天晚上，就把《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修改为《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这份文件的最突出之处，是将第一次修改稿文题中的“试行”二字改为“推行”。全文6300多字，桂林栖字斟句酌，形成了这样一段精辟的文字表述：“实行这个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多收粮食。我们认为，中央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政策是农村工作的指针，只要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十二条政策，任何有利于发挥人民公社优越性，有利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办法都可以采用。‘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是根据若干地方社员的要求所提出的，是加强社员责任心，提高社员积极性的办法之一。因此，在推行这个办法时，要切实加强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反复的进行讨论，务必把道理搞通，政策搞通，办法搞通。”“总之，要以有利于增产为原则，要从实际出发，要走群众路线。由于实行这一办法，我们还缺乏经验，希望各地在推行中，注意随时检查和总结，并将发现的问题和经验及时报告省委。”桂林栖主持的“第二次修改稿”的出台，使责任田从试点进入到推行阶段。这对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一班人来说，标志着他们迈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一步。

　　为了加大“第二次修改稿”的贯彻执行力度，桂林栖在审定“第二次修改稿”之后，又主持起草了省委给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地市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我们又作了第二次修改和补充，现发给你们。希望你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

　　为了指导责任田的推行，桂林栖又于3月17日，以省委名义批转了省委常委、省委农工部部长张世荣的《关于广德县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工作报告》，张世荣的报告，具体介绍了牌坊生产队试行责任田的方法、步骤，试行后群众的干劲和反映。批转张世荣的报告，对推进责任田的试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桂林栖主持修定的“第二次修改搞”、起草下发的省委致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的信以及及时批转张世荣的报告这三个决策性的大动作，对全省推行责任田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由于责任田一出世就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迸发出巨大的优越性，立即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以从3月15日到曾希圣从广州回到合肥时的3月28日仅仅13天时间，全省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而且还在继续迅速发展。

　　竭力推行

　　在往后的日子里，桂林栖全力推行责任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四次在全省性会议上代表省委所作的主旨讲话。在四次讲话中，他对责任田的性质作了精辟的阐述，对推行的方法、步骤、措施作了具体部署安排，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精细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当中央七千人大会指斥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时候，桂林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继续推行责任田。

　　1961年3月14日晚，曾希圣到广州开会之后不久，桂林栖主持召开了全省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针对有人认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是分田单干等社会舆论，果断将这一办法改叫“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这一提法切实解除了不少人的思想顾虑。特别强调凡试行责任田的社队一定要坚持“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这个讲话，对解除一部分同志思想顾虑，解决实际问题，推进责任田的试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1年9月12日，在省委召开的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桂林栖就进一步推行责任田问题作了专题讲话，主题是：强调总结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要通过总结经验，培训干部，使他们真正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通过他们去正确地推行。二是奖赔一定要兑现，着重是超产奖励。三是要特别照顾好困难户，必须加强组织保证，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要分户包干，具体帮助。四是大农活一定要包工到组。五是要加强对大农活质量的监督，为此，要特别抓好“五统一”。

　　1961年9月22日，桂林栖在省委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一开头就说：“今年3月份以来，我省各地推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到目前为止，实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74.8％。半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对加强社员责任心，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为了更好地推行责任田，桂林栖说，必须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三通”：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在长达1.97万多字的报告中，桂林栖全面地讲述了继续推行责任田的4个重要问题：一是要正确认识责任制的重要意义；二是要正确执行政策；三是要进一步加强队、组领导；四是要认真做好各项具体工作。

　　桂林栖在讲话中，特别针对责任田推行中有争议的三个焦点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第一，这个办法的中心内容是加强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形式，因而不是分田单干；第二，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扩大，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第三，这个办法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和对土地的私有观念。桂林栖在这个长篇讲话中强调，责任田办法能否很好地推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关键在于正确执行政策。正确执行政策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桂林栖说：坚持“五统一”!这是个大问题。凡是不符合“五统一”精神的做法，必须按省委规定改过来。坚持“五统一”应该抓住哪些关键问题?桂林栖回答：一是大农活必须包工到组；二是耕畜必须专养专用；三是责任田的划分和调整必须合理；四是定产和调产必须认真做好；五是奖赔必须切实兑现；六是对困难户必须妥善照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会议后期，刘少奇严厉指责安徽搞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在这个关键时刻，桂林栖于2月3日，以超人的胆识，丢掉一切私心杂念，主持召开了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桂林栖在会议讲话中大胆地与七千人大会对责任田的指责唱“反调”，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去年在贯彻六十条的前提下，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起了很大作用。”他明确提出：“凡是已经采用这个办法的地方，应当在抓好‘五统一’的前提下继续推行。”在中央斥责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的风口浪尖上，桂林栖则仍在全省性会议上提出继续推行责任田，这与曾希圣2月9日在七千人大会安徽大组会上婉拒检查责任田有错误一样，充分反映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桂林栖为了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所表现出的“五不怕”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死不改悔

　　桂林栖推行责任田是坚持到底，“死不改悔”的。中央七千人大会指斥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接着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改组后的安徽省委于1962年3月20日作出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同日向各地、市、县委、公社党委发出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通知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内改过来。《通知》下发后，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争议，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己反对改正责任田的意见，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是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以惊人的胆识上书毛主席保荐责任田。钱让能向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报告，是由桂林栖转到中央的。1962年7月29日，省委召开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中央监察委员会对1958年反右派中被错定为右派分子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同志平反的决定。我随同桐城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安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天晚上，我陪张国安一起来到桂林栖家中，向他汇报桐城县甄别平反的情况。汇报刚结束，太湖县委第一书记谷志瑞，望江县委第一书记沈去非，宿松县委第一书记彭小聚3人一起来到桂林栖家中。在大家先后汇报了甄别平反情况后，谷志瑞向他汇报了一个重要问题。

　　谷志瑞说：“对责任田问题，现在省委下了文件强调要改正，我们想不通，有不同看法。我们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同志在推行责任田时他很积极。现在对改正责任田他很反对。因此，写了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请求停止改正责任田。”桂林栖说：“那好嘛，对改正责任田问题我就持保留态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嘛!”接着问谷志瑞：“你们那个老钱报告写好了没有?”谷答：“写好了。”桂又问：“你带来了没有?”谷答：“带来了。我们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共3份，我想交给葆华同志，但葆华同志刚来，我不熟悉，能不能请桂政委转交给葆华同志?”桂林栖立即说：“可以嘛，你现在交给我，我明天交给葆华同志。”于是，谷志瑞便从口袋里把3份复写的报告拿了出来，交了一份给桂林栖。桂林栖接下看了标题后便说：“这个标题做得好，保荐两字用得好”。大约在10点钟左右，我们告辞了桂林栖。他把我们送到门口，一再说：“老钱这个报告我明天送给葆华同志，请葆华同志转呈中央、转呈毛主席。责任田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嘛，是真理就要坚持，是错误就要纠正。责任田要由历史来作结论。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嘛!我对责任田还是持坚持态度。”据我亲历、亲见，钱让能向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报告，在安徽就是这样“出笼”的，是由谷志瑞交给桂林栖，桂林栖交给李葆华，后由李葆华转呈毛主席。桂林栖对责任田问题坚持到底、“死不悔改”，还表现在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揭安徽盖子过程中，桂林栖因积极支持和组织推行责任田而遭到批判的时候，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找桂林栖谈话，说桂林栖的问题是跟着曾希圣，大搞责任田，要他尽快转弯揭发曾希圣，批判责任田，并作深刻检讨。桂林栖不为所动，拒绝揭发批判。他在1962年4月23日写的2400多字《我的检讨》中，关于责任田问题是这样写的：“我积极推行‘责任田’的办法。曾希圣同志提出‘责任田’的办法我是支持的。我接连开了几次电话会议，积极推行。以后到阜阳地区去还劝涡阳、蒙城推行这个办法，批评亳县不实行这个办法。到怀远说服他们搞典型试验。”只字未提他推行责任田是什么错误。他的这段文字，与曾希圣1962年2月9日在七千人大会安徽大组会上的检查时所说的“关于三改、水网化、责任田到底错在哪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还请同志们进行批评，以便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来改正”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意思很明白：责任田没有错，不存在改正的问题。由于桂林栖拒不承认和拒绝检查推行责任田的“错误”，1963年，他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从此离开安徽。“文化大革命”中又因推行责任田的“重大罪恶”惨遭迫害，被反复揪斗，于1971年8月28日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14岁参加革命、效命工农44个春秋的桂林栖，永远离开我们的时候才58岁。1980年，中央在安排省部级领导班子时，邓小平问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桂林栖现在哪里？”宋任穷说：“1971年被迫害死了。”邓小平听后说：“死早了，很可惜！”

　　为什么邓小平记得并挂念桂林栖呢？因为1947年11月，刘伯承、邓小平在太湖刘家畈召开军队旅以上、地方支队及分工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对桂林栖汇报的皖西军事、政治情况很满意。刘伯承说：和其他根据地相比，你们皖西根据地是坚持最好的。1949年春天，桂林栖担任桐城支前指挥部总指挥时，为大军渡江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各种需要，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表扬。由于桂林栖自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后，一直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较好地处理了南下干部与皖西地方干部的关系，表现了很强的工作能力，深受刘、邓二位首长器重。因此，在第二野战军渡江南下前，刘伯承、邓小平曾提出要桂林栖随军南下并任军政委。但曾希圣同样认为桂林栖是一个难得人才，此后建设安徽需要他，因而舍不得他走，在曾希圣的挽留下，继续留在皖北工作。”（引文见《曾希圣传》第257页）。1960年2月，桂林栖陪同邓小平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合影留念，这是桂林栖58年的生涯中最为珍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