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原名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简称省黄）成立60周年。省黄的演员几乎全是来自黄梅戏之乡的安庆地区，其中仅来自安庆市民众和胜利两家民营黄梅戏剧团的就有丁永泉、严凤英、查瑞和、陈月环、张云风、沈贤志、王文治、王文龙、丁俊美，后来又有王少舫、潘璟琍、王少梅、丁紫臣、彭玉兰、雪寒梅等民间黄梅戏剧团的演员被调来。他们到国营的省黄之后，经常会提到安庆在解放初期一位令他们尊敬的好领导桂书记——桂林栖同志。我是1954年从安徽省文化局（省文化厅的前身）调进来的，进团之后，除了听他们（大多已辞世）以感恩的口吻谈起桂林栖同志之外，我也略知一二，抚今追昔，散忆如下。

　　1949年安庆解放初期，黄梅戏剧团主要是民营班社，生活很窘迫，常有难以果腹之忧，桂林栖同志当年既是军管会的负责人，又是安庆专员公署的负责人，他具体的职务我们不清楚，都称他为桂书记。当他知道剧团人员的困难后，为救燃眉之急，有时派人去发给剧团每人每天两个大饼，有时是发给大米，大家发自内心的感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老艺人们都清楚地记得，黄梅戏艺人在解放前的苦难岁月里，封建政府对地方小戏一直视为“花鼓淫戏”，不能登大雅之堂被禁止演出，民国政府虽无明文禁演，但在社会上常会受到摧残，甚至凌辱，而且只能在农村、山野演出，不准在城市演出，直到1927年由丁永泉等艺人经过艰苦的磋商、斗争，才被首次准许在安庆“交税”才能演出。虽然人民大众喜爱，但在社会上仍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再看看今天的人民民主政府对待黄梅戏，不仅不再受到歧视，而是照顾、支持和尊重。

　　丁永泉告诉我：1952年他60岁，到合肥来开会（可能是政协会），桂书记走到他面前向他亲切地问候，嘘寒问暖，而且还向他递上一支香烟，丁老说他当时很激动。作为旧社会被岐视的黄梅调艺人，为演唱黄梅戏，他被关押过，还被戴上芦席枷游街，苦不堪言，而今天的黄梅调艺人被尊称为国家的文艺工作者，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还主动地对他关怀、问候。他说，他在旧社会就已经“在礼”了（旧社会商界、学界以及戏曲名伶人士修身的自我约束的民间组织，主要约定是戒烟，名为“在礼”），为报答桂书记对自己的尊重，他还是把香烟点燃了。

　　1952年夏，安徽省文化局在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暑期艺人训练班，主要学习内容是继续贯彻1951年国务院号召中国的戏曲要进行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政策，全省主要戏曲剧种（包括京戏）中的主要演员都来了，省里的一些“新文艺工作者”也参加了学习。学习结束后，省文化领导让安庆组织一台黄梅戏的专场节目准备去上海演出，选定的节目是传统戏《蓝桥会》、《补背褡》、《天仙配·路遇》、《打猪草》；现代戏《柳树井》、《新事新办》，演员有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丁紫臣等，11月份省文化局派见稀、郑立松二同志将黄梅戏的六个节目和蚌埠市泗州戏的移植现代戏《小女婿》组成安徽省地方戏赴沪观摩演出团由余耘同志带队去上海，在作仙桥大众剧场连续演出。首场演出结束谢幕时，著名剧作家吴强（电影《红日》的作者）对华东宣传部负责人陈其五（安徽巢湖人）高声喊着：“老陈同志，祝贺你们安徽一炮打响！”上海大公报于11月15日登出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的文章说：“他们的演出无论是音乐、戏剧、舞蹈，都是纯朴、健康的……我仿佛闻到了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芳香。”贺院长还把黄梅戏、泗州戏邀请到学校与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举行联欢、座谈，这时我正在上音学习，感到无比的亲切、温馨。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是1953年4月由省领导决定在省会合肥建立的，在此前后我记得桂林栖同志是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除了主管省委宣传部之外，还任过副省长、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省黄成立之后的九、十月份，奉命组团去上海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准备工作。总团的团长是贺龙元帅，黄梅戏参加的是华东第六分团，团长是上海市吴克坚副市长，黄梅戏队是由省黄的团长闵人同志负责。17个人组成的精悍演出队的剧目是：《打猪草》《夫妻观灯》《拾棉花》《打桑》《放风筝》和《天仙配·路遇》；演员是：王少舫、潘璟琍、丁紫臣、丁俊美、沈贤志、查道骧、纪延玲、马元玲、潘霞云、洪声、王文治、凌祖培、高树堂、王文龙、檀允武、罗文斌。这个慰问演出队回国后还到东北的丹东、沈阳和内蒙的赤峰等地为军民演出，之后又被邀请到北京在怀仁堂的庆祝元旦晚会上演出了《夫妻观灯》，同志们兴奋与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这是黄梅戏在发展的历史上首次走出国门，首次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党和国家议事的礼堂里演出，怎能不令人激动！

　　自从省黄成立之后，1955年参加了华东戏曲会演，《天仙配》、《打猪草》、《夫妻观灯》获奖；《春香传》在江淮大戏院连演40场爆满；1955年《天仙配》被搬上银幕走向海内外。后来除新排的古装、现代戏舞台剧在全国各地巡迴演出之外，被先后搬上银幕的还有《春香闹学》《女驸马》《牛郎织女》《龙女》等。我们接触的领导人是省文化局、省文联的杨杰、赖少其，钱丹辉、余耘等同志，高层领导人我们只见过、听说过曾希圣、桂林栖、黄岩、马长炎、陆学斌等同志对黄梅戏的关怀与支持，省黄的重大事项都是由他们作出的决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民间艺术能发展成今日之辉煌，被媒体誉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没有国家的政策和省领导的决策也是不可能的。1994年4月我被邀随省黄访台时，台湾的《民生报》5月9日曾登载过一篇专访文章名叫《始作曲者时白林》，最后一段是：“黄梅调从安徽23个剧种中异军突起，传统唱腔‘歌化’是很重要原因。时白林也不讳言，政府的提携更重要。当年安徽省长选定黄梅戏为国家剧团，年轻时醉心西洋歌剧创作的时白林，才风云际会赶上了这波‘戏改’年代，在黄梅戏戏剧转折史里，占了一席之地。”

　　抚今思昔，我们还忆起了与桂林栖同志有关的小事：1958年前后，桂林栖同志因病住院，省黄的领导人去看他，林栖同志说：“请你回去代我们向纪延玲同志问好，有空请她来一趟，告诉她我和曾余同志都想她了。”1953年省黄赴朝慰问演出时纪延玲同志就是演出队的成员，纪延玲丈夫丁式平同志是省黄建团时的业务团长，又是位剧作家、作曲家，1957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下放劳动去了，纪延玲同志当时正在育儿，桂省长在病中对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还如此之关怀，知此事者无不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