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19日，我至合肥，被分配在省委办公厅秘书室。4月初，调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桂公林栖的秘书。

　　我怀着既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省委南楼二楼桂公的办公室。桂公热情地握手相迎，领我走进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面桌、椅、橱、沙发、电话配备俱全，这就是给我的办公室（后来省委领导人增加，1958年我让出这间办公室，搬进桂公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与桂公办公室大小相同，有一小门相通，又各有门通往走廊。接着，桂公带我去他家认门，要我当天搬到他家居住，已为我准备好住房。桂宅在省委小花园内，在省委办公大楼东边，有两个门通往办公区，均分别设有警卫。

　　桂公系湖北黄梅县人，1913年8月9日生。早在14岁时，就在家乡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11月任中共黄梅县委书记，1939年2月任中共鄂皖边地委副书记，1939年6月任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第八大队政委，在黄梅县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7月，桂公受党的派遣来到安徽，任庐江县委书记、巢湖县委书记，创建了巢湖抗日根据地。1941年参与了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担任过湖东县委书记、新四军七师独立营政委、巢无庐中心县委书记、白湖独立团政委、皖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在1945年至1948年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并发展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担任过皖西工委书记、地委书记、皖西区党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担任桐城支前指挥部总指挥，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渡江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安庆地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等职。

　　按照省委领导的分工，桂公主管宣传、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工作，兼任省防汛指挥部总指挥，联系安庆地区，并兼任桐城县委第一书记。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桂公的工作不仅是分管的事，大量的时间是做省委的中心工作。

　　按照桂公的要求，我开始学习、阅读有关文件，了解有关工作情况。

　　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感觉到桂公工作任务的繁重。桂公除了出差和开会外，经常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汇报工作，同干部个别谈话，能坐下来批阅文件的时间很少。桂公思维敏捷，办事果断。他利用会前会后的时间，处理完一天的文件，从不积压。他的案头总是清清爽爽的。

　　我将收到的文件分类，先浏览一遍，再分轻重缓急处理。一是中央文件，先送桂公阅；二是主送省委属于桂公分管范围的请示报告，均送请桂公批示；有的我需要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提出批复意见，再送请桂公批（如新华社安徽记者站，要求地方支援外汇购买照相器材，我向有关部门查问了动用外汇的批准手续，送桂公批准）；三是要求以省委名义批转各地市、各部门的文件，我则据情处理：有的原文冗长或欠通顺，则送请秘书室“加工”，并拟批语；有的由我根据桂公意图，草拟批语；有的完全属于部门工作范围，不需要批转的，则退回自行发文。有一次，水利厅报送一份关于长江堤防维护的文件，要求以省委名义批转沿江各地、市、县委照办，我拟了批语，送请桂公批发。桂公说，这个批语可以，在江堤外建防护林带，可以减缓江水对堤岸的冲刷，这就抓住了要害。以后你拟批语，要把人家的文件看透，才好抓住要点。有的部门领导同志，为了强调自己部门工作的重要，找我“走后门”批文件，我只能婉言拒绝。桂公还经常收到人民来信，我首先要根据发信地址判断，是私信，还是人民来信。对人民来信，我拆阅后，分别处理：凡是著名知识分子、省级统战对象的来信，一般均送桂公阅；凡是反映当时社会问题、群众生活的信，我作摘要连同原信送桂公阅读；对反映个人问题的信，则交信访办处理。按照桂公的要求，每封来信都有处理结果。我摸索着，认真地处理每件公文，庆幸在5年多的时间内没有出过问题。

　　每年雨季，为了方便桂公及时了解长江水位情况，我从水利厅要来长江水位图，挂在办公室。我每天根据水利厅送来的长江水位报告表，用红笔将观测点的水位标在图上。桂公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水位图，只要长江水位不超过“警戒水位”，就可以放心。

　　1958年7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要求省委领导人，“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桂公按照中央的要求，经常下乡调查研究，我随桂公跑遍安徽的各地、市、县，我粗略统计，桂公1958年下乡126天，达到中央的要求。

　　桂公下基层，除少数时间是“走马看花”外，多数时间是“下马看花”。大体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动某项工作，二是检查省委布置的工作落实情况，三是就某项工作调查研究，四是解决突出的问题。

　　在1956年至1957年的时间里，桂公关心的是水稻耕作制度的改革，在全省稻产区推广双季稻。

　　1954年，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农业生产三项改革的主张，明确提出“沿江地区应由两季收成改为三季收成。”省委抓的点是安庆地区和桐城县，桂公曾坐镇桐城直接抓。桐城县1954年试种近千亩双季稻获得成功，1955年扩大种植4.1万亩，亩产达到984斤。1956年桐城县双季稻面积占水田面积的60%，秋季受到严重涝灾，但通过排涝保收仍然取得大量增产。而从芜湖地区却传来了部分双季稻减产的消息。10月初，桂公派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和安徽日报社的同志去巢县做调查，随后自己也到了巢县。在实地调查了几个乡之后，与在巢县的省、地、县同志，共同分析双季稻减产的原因。巢县在这年开始推广双季稻，种植面积并不大，早稻收成是好的，问题出在连作的晚稻上。主要是：晚稻品种安排不当，播种和栽插错过了生产季节，后期管理跟不上，部分低洼田受淹。桂公指出，推广双季稻是增产粮食的有效措施，这是安庆地区的实践证明了的，芜湖地区沿江两岸也同样可以种植；要通过示范田取得种植经验，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广，目前不具备条件的不可强行推广。

　　在巢县调查之后，桂公多方听取技术人员、老农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研究种植双季稻的有关问题。为了察看长江堤防和沿江种植双季稻的水利设施，1957年1月，桂公乘吉普车察看枞阳、安庆、怀宁、望江、宿松的长江大堤，直至湖北省黄梅县境。桂公在家乡的土地上喃喃地说：“今天算是回趟老家了。”我建议他回黄梅县城看看，前边不远就可以插上公路了。他摇摇头，坚定地说：“不，大家都忙，不去惊动父母官了。”1957年11月4日至7日，桂公为了研究桐城县大沙河的治理，以求更好地解决双季稻的水源，以5天的时间，步行访问了桐城县大塘、黄甲山区，实地察看研究大沙河的治理。桂公还利用节假日驱车上百里去看水稻生长情况，而不惊动当地干部。

　　1957年全省双季稻种植面积减少，而这一年双季稻继续稳产。11月13日桂公参加桐城县三级干部会议，石河乡龙河社主任在大会发言，检讨自己的保守思想，表示明年双季稻扩大到60%，早日成为千斤社。桂公对我说：“龙河社讲得好，可以写篇报道。”为此，我访问了龙河社主任，写成稿子送桂公审阅。他修改稿子后，随即动笔写了题为《龙河社的损失说明了什么？》的评论，交给我一并送安徽日报社（12月1日见报）。这篇没有署名的评论，是作为一般作者投稿的，由编辑按常规处理，体现了桂公对报社编辑的尊重。

　　桂公为了宣传推广种植双季稻，多次同省委宣传部、安徽日报社、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人，研究双季稻的宣传报道。桂公采取了以下几种做法：一是请报社记者到种双季稻的地方走走看看，自行选择报导内容；二是交代地点和内容，请记者作专题采访报道；三是宣传部、报社、新华分社领导人出马，或派出水平较高的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帮助县、社总结生产改革的经验，写出有分量的文章；四是指导报社撰写推动改革的社论、评论。在桂公的精心安排下，大量的有关生产改革的报道、文章见于报端，促进了改革的发展。特别是桐城县和安庆地区推广双季稻的报道，更引人瞩目。这个时期的宣传报道基本是真实的，绝少浮夸之词，有力地回答了能不能种植双季稻的争论。

　　为了组织好宣传报道，桂公直接约请“记者”来办公室，商谈社论的提纲和主要观点，有时还邀请“记者”一起下乡了解实情，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值得一提的是，桂公要求随他下乡的记者不报道他个人的活动，诸如“视察”、“指示”这类词汇，更不允许见报。

　　1959年“立春”刚过，桂公就去桐城各公社检查备耕情况。2月7日，我随桂公在桐城县石河公社的红旗队食堂，与社员同度农历戊戌除夕，同干部、社员商讨新年的增产措施。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充分证明，改种和推广双季稻对安徽粮食的增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桂公为之倾注过心血的桐城县不负众望，于199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1955年，我应《江淮文史》之约，写了《桂林栖书记推广双季稻》一文，载《江淮文史》双季稻试种和推广专刊《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

　　1958年5月，桂公主持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教育发展规划，全省办29所高等学校，100所职业中学。在合肥矿业学院的基础上，桂公力争改为合肥工业大学（1960年10月被确定为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大学）。安徽大学校址原在安庆，1958年6月在合肥重建安徽大学，桂公亲自为安大选定校址，批准建校所需要的土地，解决建校所需建筑材料。为解决安大急需的师资，桂公致函华东协作区委员会负责同志，要求给予支援，得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的大力支持。1958年9月16日，毛主席到合肥。当晚毛主席应曾政委的要求，为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桂公特别重视师资的培养，大力发展本省师资教育，办好师范学院和师资训练班，培养新师资。有一个时期，桂公组织一个“周末座谈会”，每逢周末晚上，邀请部分高校和教育厅的同志到他家座谈，在品茗的宽松气氛中，交流信息，研究工作。

　　桂公关心组织教师学政治、学业务，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1952年7月—9月，安徽有教职员3202人在芜湖集中学习，由桂公直接领导掌握。我的大姐夫金德立教授参加了这次学习，他听过曾政委和桂公的报告。他说，我们当时就评价，曾政委是“严父”，桂书记是“慈母”。桂公对教师的教育，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深受教师的欢迎。

　　1958年，人们在狂热中度过，“浮夸风”、“共产风”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1959年春渐露端倪。

　　1959年3月3日，桂公由安庆返合肥，途经桐城县大关公社小关生产队时，社员围车请愿，我下车了解情况，社员要求我随他们去村里详谈，经桂公同意后，我随社员进村。我去食堂察看，开社员会听意见，结果令我大为惊讶，食堂缺粮，社员已遭饥荒。原来去年青壮年进山炼铁，半年吃了一年粮。桂公返合肥后，立即告知桐城县派人来大关公社，会同我处理。我们的结论是，县粮食部门必须立即调粮给大关公社，以解燃眉之急，县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我在大关公社住一晚，等运粮车进了村，才离开。

　　1959年4月底，卫生厅报告，贵池县浮肿病流行，桂公令卫生厅组织医疗队前往救治，并查明病因。医疗队报告，系营养性浮肿。5月7日，桂公赶到贵池县，县委书记沉痛地承认，农村食堂缺粮，导致浮肿病流行。桂公问明县粮食库存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随后去农村察看。他先察看了北部圩区，在开饭时间闯进生产队食堂察看，在田间与面带饥色的农民交谈，在农舍尝食农民的代食品，在医疗点看望浮肿病人。产粮区缺粮，山区是否会更严重？桂公以5天时间步行百余里，至远离县城的丁香公社（今属石台县）。他在“百步三桥路九回”①的山区，进村庄入农舍，了解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当时“立夏”刚过，正值采茶、稻田薅草季节，可能是“峰峦迭迭树千层”②减弱了“共产风”的破坏力，大自然景色依旧。劳动力外调较少，生产基本正常，生活勉强过得去。散居山头上的农户，甚至可以从食堂领取口粮自炊。总之，山区情况比圩区好。“越岭吹来拂面风”③拂去了桂公脸上的愁云。桂公交代县委书记，要接受浮肿病流行的教训，早稻收割后要留足口粮，安排好群众生活。桂公在贵池活动12天，直到粮食调拨完毕，才放心离开。在贵池县，桂公利用晚上的时间，口授提纲，让我起草一份关于解决贵池问题的报告报省委。贵池浮肿病流行，是当时安徽农村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信号，可惜桂公的报告没有引起省委对全省问题的重视。（注：①②③均引自桂公皖南山中记事诗）

　　1959年7月7日，桂公由庐江县至无为县。进入无为县境，一派萧疏景象，令人怵目惊心。桂公走进无为县县委的一间会议室，见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和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座，别无他人，俩人好像争吵过，气氛异常。桂公和张公互相打了招呼。姚奎甲坐着不动，也不说话。没有人进来倒茶水，我为桂公泡了茶，给张公的茶杯加了水，张公说了声谢谢：出于礼节，我也给姚奎甲的茶杯加了水，他一声不吭，头也不点一下。桂公先开了口，他说，我从黄姑闸、蜀山、泉塘街、襄安一路看过来，饥荒严重，已经饿死人了，全县情况怎么样？张公指着姚奎甲说，你问他。姚奎甲面对室外，既不回头，更不开口。桂公对着姚奎甲瞪了一眼，起身走到张公面前说，当务之急是放粮救命，停止外调粮食，已经装船、装车的也要卸下来，这件事我们俩人承担责任，同孟邻同志说清楚。张公说，好，你打电话吧！桂公让我接通了省委分管财贸的宋孟邻书记电话，桂公说了问题的严重性，请他通知粮食厅照办。接着桂公又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同志通电话，请卫生厅尽快组织医疗队去无为。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从7月份开始，桂公关注的是下放干部和下放劳动力。至8月底，全省下放干部84328人，精简职工137万人。10月12日，召开了有8万人参加的省暨合肥市支援农业、大战三秋誓师大会。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政策），指示的核心是解决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随后，桂公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贯彻中央的指示信。并至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庐江、怀宁等县督促落实。

　　农村由于缺粮，出现的“饿、病、逃、荒、死”现象，令桂公十分不安。12月4日桂公和省长、书记处书记黄岩同赴济南，向曾希圣同志汇报农村出现的严重问题。当时，曾希圣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我们在济南住了两晚。在此之前，桂公已请省委常委郑锐、张祚荫同志去济南作过汇报。

　　据郑锐同志在《征程回眸》一书中的记述，曾希圣同志听完汇报后非常惊讶和沉痛。他痛心地说：“农村经济的衰退，‘饿、病、逃、荒、死’现象的严重出现，不仅证明了我们过去工作方针是错误的，也是我们对人民犯了罪。”又说“共产党员犯的错误，应该由共产党员自己去纠正”。随后曾希圣向党中央、毛主席要求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回安徽解决灾荒和困难。

　　1961年2月18日至3月3日，省委召开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省委对过去的工作作了检查，承认犯了不少错误。会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3月6日，省委书记处讨论《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3月8日桂公携责任田文件至桐城，与安庆地委、桐城、枞阳县委负责人座谈，征求意见。3月15日桂公接广州电话（曾希圣同志正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说“责任田”已经“通天了”。当日桂公签发《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

　　毛主席主持广州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10章60条，简称“农业六十条”。3月29日至4月8日，我随桂公在合肥市园林公社进行“农业六十条”的试点。4月至6月，我随桂公先后到肥西、巢县、庐江、全椒、滁县、来安、定远、凤阳、嘉山、桐城、枞阳、怀宁等地，检查整风整社和推行责任田情况。

　　1961年6月22日至7月20日，省委在岳西县的石关，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检查省委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石关会议揭露1959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特别是饥荒和饿死人的问题。石关会议后，桂公将一张全省死亡人数统计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打开一看，是分县、分年统计的，墨水和字体各异，估计是地、市填的一份原始表格。我正准备看一遍，档案馆的徐荇就来了，她指着统计表说，“我就要这张纸”。我还没有看的材料，她就要收走，我很不乐意。但我考虑“这张纸”关系重大，只能由档案馆保存，只好交给她带走。在我的印象中，饿死人最多的是无为、宣城等产粮县，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情况，要好得多。共产风、浮夸风的恶果，最后落到饿死人，天灾、人祸一起来，天灾犹可抗，而人祸难挡。这是疼心的悲剧。

　　从7月25日至8月底，我随桂公出差淮北地区，了解责任田和生产情况，先后至寿县、凤台县、颍上县、阜阳地委、阜南县、界首县、太和县、亳县、涡阳县、蒙城县、怀远县、蚌埠市、灵璧县、宿县地委、定远县。在太和县，桂公重点调查责任田情况，8月7日，桂公口授提纲，由我起草《关于太和县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报省委。桂公的报告以大量事实说明，太和县有81.4%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经过夏收、夏种、夏管的考验，取得显著的效果。桂公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太和县开始尽管有几种办法同时并存，有老办法，有包产到组的办法，有责任田新办法，但当实践显示出责任田确比其他办法有更大积极作用，干部推行这个办法的态度也就由摇摆转为坚决，原来的多种办法也就自然趋向于单一的即责任田的办法。

　　桂公积极参与制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组织推广“责任田”，在1962年初被批判“刮单干风”。桂公关于太和县推行责任田的报告，被认定是“刮单干风”的证据。历史已经证明，“责任田”对恢复安徽省农业以及安徽经济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一件大好事，但在当时被批判，却无由分说。做好事，有时也要付出代价。

　　1961年9月20日，在稻香楼宾馆，桂公与我谈话。桂公肯定我5年来的工作之后，指出了优缺点。优点：稳重，文字一般清爽，作风朴素，能保守机密，具备做机要工作的条件。缺点：工作中心转了以后，跟的不够快。秘书工作，可以锻炼行政工作能力、组织工作能力、写作能力和判断能力。另方面，秘书当长了也不好，要换换工作。希望今后工作要谦虚谨慎，待人接物要不亢不卑；要挤时间学理论，要多写作，拟批语要抓住重点。桂公问我对以后工作的想法，我忽然想起，三年前桂公说过，当区委书记就没有那么多瞌睡了。我说，我去当区委书记吧！桂公说，好。你回徽州去当区委书记，找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也可以去看看。让省委农工部派个工作组去配合你工作，两年后回来。省委办公厅鹿崇山主任知道后说，你怎么会想去当区委书记，那是要吃苦的呀！是书记决定的，还是你要去的？我说，我想去锻炼。鹿主任说，那就不要去了，机要室缺人，你去好了，职务是办公厅秘书。桂公对我去机要室，也表示赞成。

　　我离开桂公以后，还参加过一次桂公主持的会议，1961年11月我出差徽州，22日在屯溪参加桂公召开的徽州县委书记座谈会，25日随桂公车返回合肥。

　　1962年1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进行了揭发批评。会后，中央决定将曾希圣调离安徽，派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此后，安徽省委领导人大换班，桂公调中央党校学习，从此离开安徽。在桂公离开合肥时，我和史守娴、郑海鹏前往送行。我和桂公握手告别，这是我们第二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

　　1971年8月28日，桂公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