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28日，桂林栖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不幸病逝，年仅58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令人非常痛惜。他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虽生在湖北，但其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徽度过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坚持并发展了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为安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以后，他历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为振兴安徽教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深为安徽教育界广大干部和教师所景仰。我们都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特就他在50年代开拓安徽教育的事迹，择其要者追述，用以寄托我们的缅怀之情。

　　新中国成立时，安徽的教育基础极为薄弱。1949年，全省只有高等学校2所（安徽大学和淮南煤矿专科学校）、中等学校167所（平均每个市、县2所），且校舍简陋，设备残缺，容量很小；城乡文盲充斥，工农群众中不识字的达十之八九。面对这种落后状况，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要建设安徽，必须加速发展教育，在谨慎、稳步地接管改造旧有教育事业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经过10年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到1959年，每个专区、市都有高等学校，每个县都有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每1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由0.38人增加到6.36人，在校中等学校学生由12.94人增加到121.52人；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也发展很快；有近600万工农群众摆脱了文盲状态，有近200万人在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学习文化和生产、职业知识；各级全日制学校教师队伍已达11.3万余人，校舍、设备等办学条件也明显改善；10年间，全日制高、中等学校共毕业28万余人，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整个教育事业初具规模，并为进一步发展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安徽教育战线的“黄金时代”。林栖同志主管这方面工作，他满怀信心，脚踏实地，认真组织实施中央和省委决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林栖同志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放松，保证了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蓬勃发展。他多次强调：“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工厂，不抓过来不对。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就是要抓教育后代的问题。”当时，我省教育事业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由省委直接领导；中等教育先是由地、市委组建的中等教育党委（由地、市委副书记或宣传部长为书记，有关方面的党员负责干部参加）具体领导，小学教育先是由县、区委分工领导，至50年代中期，在林栖同志倡议下，省、地、市、县、区、社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教育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当地的教育事业；同时对各级学校的政治级别和待遇，也作出了具体规定。省里每年还要召开全省中学校长会议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各一次，就有关中小学教育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分别作出部署。为了切实掌握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权，各级党委调配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到学校担任领导工作。林栖同志曾在一次全省文教书记会议上说：“要坚决掌握党对学校的领导权，要调派大量党员干部进学校。我们省委对这个问题很早就是重视的，决心很大，下了很大本钱。”50年代，全省陆续派到各级学校的党员干部共达1.4万多人，高等学校大部分建立了党的支部；小学中配有党员校长的约占半数。党员校长根据条件参加相应级别的地方党委会。派进高等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大都是由地、市负责同志中挑选的，他亲自参与研究，具体落实到人。他重视把领导班子的认识统一到正确观点上来。1956年3月6日，他在全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以事实为依据，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6年来安徽教育工作成就，对鄙薄安徽科学、文化落后的思想进行了剖析。他说：“有人认为安徽大学是个烂摊子，淮南工专基础差，东南医学院是个包袱，认为安徽中等学校教育质量不好，不易改造，我们对这些意见均作了否定。我们在中央领导和支持下，在旧安大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分建为农、师两个学院；我们帮助淮南工专向学院发展；我们在旧东南医学院的基础上建设着发展着安徽医学院；我们改变了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录取率较低的状况；我们选派了300多名党员到大中学校工作，改变了以前学校中没有党的领导的局面。”1960年2月2日，他在教育厅的一次机关干部会议上，讲了端正教育思想问题：“要明确教学的政治方向，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领导、教师都要关心学生生活，功课不能过紧；提高教育质量要靠改进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在于加班加点；生产劳动要按规定时间进行安排，防止不劳动或劳动过多；教师要加强思想改造，对学生要全面负责，学生要发挥学习自觉性、积极性。”他重视办好重点，带动一般。1959年6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安徽指定高等学校8所、完全中学16所、师范学校3所、小学2所为省属重点学校。1960年，他在北京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力争，合肥工业大学被确定为第一批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大学。对重点学校的师资、设备，都是按规范化的要求予以配备。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也多次强调要“抓重点学校，抓教学质量”，亲自研究解决了重点中学学生的口粮供给问题，并带动了各地、市、县委给所属学校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保住了重点学校，保住了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致全面降低。这批重点学校在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中至今仍然发挥着骨干的作用。他稳定学校的教学秩序，防止和纠正师生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和生产劳动过多的混乱现象。他曾给地、市委和高校党委的负责同志打过招呼：“大学停课要经省委批准；中学停课要经地委批准；各地一般不要抽调学校教师，必须抽调个别学校教师，须经上边批准，抽调初中教师要经过省委批准”，并坚持学校勤工俭学“应以工农业生产为主，以集体生产为主，以校内生产为主”。他主张农村学校要从实际出发，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农业中学必须与公社的研究实验机构加强联系和合作，农业中学可以与公社的科研、实验场站合一，其生产田可以作为公社的研究实验基地，也可以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单位和研究单位。1961年4月1日，省委同意并批发了教育厅党组《关于改变农村学校学习制度，节约劳力，支援农业的报告》，他亲笔起草的省委批语说：“省委同意这个报告，请你们立即坚决贯彻执行。在执行中应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学生、家长、教师都能了解大办农业的重要意义，了解业余学习同样能提高文化水平的道理。同时安排好业余学习时间，除每年冬季和春初住校学习外，平时应合理分配教师到生产队劳动，做好学生业余学习的辅导”，做到支农与学习两不误。他还挤时间深入教学实际。除视察学校和经常听取有关汇报外，还曾同中学教师一起分析部分学科的教材教法，亲自审定农业中学教学计划和审编乡土教材；每年高考之后，他都要听取教育厅关于高考试卷的抽样分析报告，采取到学校开现场会等办法，交流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措施。他曾提请地、市、县委文教书记注意：“在教学工作中要抓备课，抓课堂教学，抓课外辅导。备课要求做到备深、备透、超前备好，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做到有的放矢，这是改变教学上‘恶性循环’现象的关键。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做到概念明确，重点突出，讲透难点，不能再出现‘破庙躲雨，打马过桥’的现象。”1958年，中学一度放假劳动过多，他及时召集地、市委宣传部长开会，要求把学生找回学校立即复课，并仔细计算了缺课天数，具体安排了补课办法。50年代后期安徽中学教育质量逐步提高，进一步改变了过去落后的局面，是与林栖同志的引导得当、措施得力分不开的。

　　林栖同志把建设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作为办好社会主义学校的主要依托。早在1949年春渡江战役打响之前，他任桐城支前指挥部总指挥，就非常关心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安徽大学师生的安全，并通过地下交通指导学校师生，胜利地进行了反迁校的斗争，为建设人民高等教育保住了一批教学骨干。建国之初，安徽的师资短缺情况相当严重，1949年，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总共只有22329人，数量不足，质量偏低。为壮大师资队伍，省里一方面不拘一格招聘人才，既从本省招收，也从外地（主要是上海等地）引进。1958年安徽大学重建时，他写信给华东局负责同志要求给予干部和师资援助，得到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大力支持。当时的副校长、教育家孙陶林就是从华东师大调来的；数学、化学、生物、外语4个系教师的主要骨干力量和系负责人，以及物理系、体育教研室的几位教授都是由复旦大学派出的。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我省师范教育，办好师范院校和各种师资训练班，培养新师资。新中国成立头10年，高等学校师范类毕业3712人，占同期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的44.35%，中等师范毕业37553人，占同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总数的63.72%，比重都很大，基本上适应了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针对高等师范院校向综合大学看齐的倾向，1961年5月28日，他在全省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皖南大学就是理科师范大学，合肥师院就是文科师范学院，现在死心塌地不变，至少20年不变，踏踏实实地培养师资”，确保了高等师范教育的稳定发展。他注重提高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除组织教师坚持经常的政治学习外，并要求学校结合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组织教师参加多种社会活动，经受实际锻炼。建国初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曾在各级学校教职员中，进行过一次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7月25日至9月19日，安徽有153所中等学校的教职员3203人在芜湖集中进行学习，林栖同志任学委会主任直接领导这次学习，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取得了预期结果。广大教职员提高了认识，放下了包袱，鼓舞了干劲，愉快地回到原工作岗位上去；对极少数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之后，也都及时回到原学校，继续担任合适的工作。在当时国家正在接管改造旧有学校的情况下，这次学习，对于师资队伍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无疑都是必要的、有益的。通过这次学习，广大教师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几年沿江沿淮地区连续发生洪水灾害时，灾区教师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坚持了灾区教育工作。据统计，到1959年，全省中学教职员被吸收加入党团组织的约半数；一些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有的是经过省委常委讨论批准接受入党的。他重视提高教师队伍的文化业务水平，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根据当时情况，除提倡教研组经常开展活动外，还组织寒暑假集中备课，这在当时是一种有效的岗位培训形式。这种备课活动由省、地、市、县分级组织，省负责高中教师备课，地、市负责初中教师备课，县负责小学教师备课，分学科进行，能者为师，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学习研究新学期的教材教法。这种备课活动紧密联系教学实际，针对性强，见效快，深为广大教师所欢迎。他对此极为赞赏，除多次看望备课教师外，还亲自为教师讲过课。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批评不重视教师工作的现象说：“过去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现在不要‘人之患在不好为人师’，我们一定要扭转这个风气，要以当教师为荣。”他非常重视在培养新教师的同时，注意发挥中老年教师的积极作用。针对当时偏重依靠青年教师的情况，他曾对地、市、县委书记说：“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老年教师知识基础和教学经验一般比较丰富，如果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不对的。不能只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而把他们丢到一边不管。要看得起他们，很好使用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帮助新教师提高教学业务水平。”原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兰是建国后安徽教育事业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林栖同志对她极为器重。他很关心教师生活。对从外地聘请来的专家、学者，都是从优给酬。三年困难时期，对四级以上的中学教师，照顾给一定数量的黄豆、食糖、糕点和香烟。1961年1月14日，他在其亲笔为一份省委文件写的批语中指出：“目前小学教师生活福利方面存在的问题普遍较为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势将影响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影响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希望你们对这一问题认真讨论一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加以解决。各地商业部门，安排日用品供应计划时，对小学教师应当和机关干部一视同仁，不得任意克扣。”

　　林栖同志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极其重视，曾对某些地方克扣教育经费的现象提出严肃批评：“省委从来重视教育工作，拨了很多经费建立高等学校，例如，我们最早建立的安徽医学院就是省拨款兴建的。但是有的县却随便扣教育经费。省里多给，下面扣除，那就不好了。省里从来没有在经费上打主意，再困难再穷，都想办法给教育多搞一点。”建国头10年，尽管安徽经济有困难，但国家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拨款仍然注意倾斜，逐年增加。全省教育事业费支出，1949年为497.67万元，1959年增至11212.7万元（不含各部门自行安排的经费投入），相当于1949年的22.5倍，其间投入状况最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事业费支出每年平均递增34.64%；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1.93%，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45%；1957年，每个学生年平均支出经费数额，大学生为808元，中学生为112元，学校经费一般比较宽裕。在外汇储备极其微少的情况下，1958年省委仍然决定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录音机，分配给重点中学，开展电化教育，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全省高等学校和重点学校的基础大都是50年代打下的。在安徽这样一个穷省，如果没有省委的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要想获得如此份额的经费投入，是不可想象的。

　　林栖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气度宽宏，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学校跑跑，抽空去老专家、老教授家里串门子。逢年过节，他总要带着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到学校看望老同志，高校组织联欢活动，他也轮流参加。他在高校中交了很多朋友，一些有名望的教师，他都能直呼其名。高校的领导同志如须请示工作，可以随时找他，机关、家里都行，随到随谈。有一个时期，他还组织了一个“周末座谈会”，每逢星期六邀请部分高校和教育厅的同志到他家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他总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下面工作，从不回避矛盾。自己能处理的事情，就及时处理；需要其他部门办理的事情，就把那些部门找来，当场解决。安徽大学建校舍，木材供应不上，影响施工，居荟明同志向他反映后，他当即给老战友、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打了电话，请协助解决木料运输问题，又亲笔写了介绍信，让安大的同志前去浙江联系落实，使问题及时获得了解决。高校的一些老同志深情地说：“当年我们找桂书记谈工作，就像新媳妇走娘家，既便当，又心情舒畅。”教育厅拟发比较重要的文件，厅长如认为须请他审阅，只要文稿上签注“请桂书记过目”几个字，经办人员就可以拿着文稿到省委直接找他，随到随批，效率极高。他每次到下面视察工作，总要到学校看看教师和学生。1953年4月19日，他在写给省委及曾、牛书记汇报淮北灾情的信中说：“学生无法缴纳学费及伙食费，许多人要求休学。宿城市五所中学均有父兄送馍给子弟说：‘只能送这一次了’，父子、兄弟相与抱头痛哭。”字里行间，表露了他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情感和亲切关怀。

　　50年代后期，在当时“左”的大气候影响下，安徽在反右派、反右倾斗争及教育革命中，曾错误批判、处理过一些同志，造成了不良后果。1962年，他在合肥江淮大戏院传达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及在稻香楼召开的高等学校部分老教授座谈会上，先后代表省委并联系自己，就安徽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检查，同时，要求各地认真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他对老教授们说：“在反右斗争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对高校教师批判过火、面过大，出现不正常现象。其中有的是我点头的，大多数是缺少检查，我应负领导责任的。今后党与非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要加强团结。非党同志要相见以诚，消除隔阂；党委要改进作风，克服简单粗暴做法”。他恳切地要求教授们就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及高校布局、专业设置和调整等方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林栖同志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知错就改的态度，受到大家欢迎和谅解。座谈会后，有的同志还亲自到林栖同志家里向他表示自己的感慰之情。

　　林栖同志勤奋好学。他童年时代，仅上过几年私塾，参加革命以后，坚持在战斗、工作中挤出时间学习。他善于联系实际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做了很多笔记，还在书中夹了一些卡片，以便随时查阅。他很关心省报，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曾亲自负责审定《安徽日报》地方版开印前的清样。他在长期行军作战中，养成了热水泡脚恢复疲劳的习惯，在省委工作期间，每天晚上总是利用泡脚时间，阅读全国各地报纸，了解左邻右舍的动态。他常提示机关同志要坚持阅读中央和省报的头版头条，“党的方针政策都在那里面”。他平时做报告、讲话，都是自己写提纲，内容充实，语言生动，大家爱听。这也是他所以能够获得广大教育工作者由衷敬爱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