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28日，是桂林栖同志逝世10周年。近些日子来，我们这些曾长期同他共同战斗和工作过的同志思绪万千，脑海中不断涌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勾起了对他生前战斗业迹的回忆。

　　桂林栖同志，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1913年。早在14岁时，他就在家乡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儿童团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和中共黄梅县委书记、新四军第八大队政委等职。抗日战争的1939年，受党派遣，桂林栖同志来到安徽。自此，就与安徽及其安徽地方革命事业、人民事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先后在这里生活、战斗了整整23年。在这23年中，桂林栖同志曾参与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担任过湖东县委书记、新四军七师独立营政委、巢无庐中心县委书记、白湖独立团政委、皖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在1945年至1948年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并巩固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担任过皖西工委书记、地委书记及皖西区党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在担任桐城支前指挥部总指挥时，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的胜利渡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先后担任过安庆地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政协副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等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许多同志说，桂林栖同志在皖省所做的这几件大事中，经历了三年艰苦游击战争，坚持并巩固以大别山为中心的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是他“效命工农几十春”最感欣慰的一页，也是他为党、为人民所作贡献中最出色的篇章。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桂林栖同志表现出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我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毛主席还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认真履行《双十协定》，我党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8个省区人民军队的根据地。我新四军七师从1945年9月起告别了数百万父老兄弟姐妹，分批撤出了皖江解放区。为了继续保持并扩大我党的影响，坚持人民革命斗争，皖江区党委经多次研究，决定留下立场坚定、有较高的领导水平和政策水平、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善于团结同志又有一定武装斗争经验的桂林栖同志，率领一支由七连、九连和一个手枪队组成的二三百人的精干队伍挺进到大别山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统治巢穴南京与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势十分重要。在新四军主力撤出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皖西驻扎了一个旅的正规部队，加上地方保安三团、四团、七团、八团及各县国民兵团共1万人，敌我双方力量十分悬殊。在所谓的“清剿”中，敌人在大别山区实行大规模的拆屋并村、联保连坐，采取烧光杀光抢光，制造无人区等反动政策，修筑大量碉堡，设立无数潜伏哨、盘查哨，并进行极为毒辣的“梳篦式”会剿战术，妄图困死、饿死、消灭我敌后游击队。大别山区的一些地霸、特务气焰也嚣张起来，纷纷助纣为虐。我游击队个别干部和队员经受不住斗争的考验，思想动摇起来。有的离走，有的逃跑，个别的甚至叛变。同时又由于敌人在一次突袭中，我方电台马达丢失，与上级党联系一度中断，处境极为困难，斗争形势十分险恶。

　　“风雨愈摧愈挺秀，要持青色饷人间”，桂林栖同志的这两句诗，表达了他在险恶形势下的坚定立场和不屈不挠的斗志。1945年10月间，他率部队进入大别山区，与原先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张伟群部100余人会合，成立了皖西工委，部队名叫皖西大队。桂林栖同志担任书记和政委，钟大湖同志担任大队长。在艰苦环境中，他经常向大家反复讲述坚持大别山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讲述这场斗争的艰苦性、持久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同志们明确在大别山地区发展武装，建立组织，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主力，减少解放区战场压力是皖西游击战士的神圣职责，增强了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为了打破敌人的“清剿”，使我方在大别山扎住脚跟，桂林栖同志和其他同志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大胆地闯进敌人心脏地区——青草塥。青草塥设有国民党特区，“清剿”指挥分部和特务中心组，经常驻有敌军一个团兵力。1945年11月的一天，他率领部队经过50里夜行军，突袭了青草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这一类似古代战例上所说的“围魏救赵”战术，震动了敌人，急忙把大别山区内大批清剿部队调下山来，从而使我方得以在山上从容地建立根据地。正如桂林栖同志在他的《夜袭青草塥》一诗中所说的：“敌驻官庄我出山，夜围青草袭源潭。枪声牵得猴儿出，我又回山扩地盘”。与此同时，桂林栖同志又与游击大队其它领导张伟群、钟大湖等研究，决定在1946年春节敌人回家过年之机，开展一次锄奸除害工作。张有道同志率小分队一夜奔袭近百里，处决了3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特务分子，公布了他们的罪状。此举震慑了敌人，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大大便利了我游击队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下，桂林栖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运用到大别山区，部队时分时合，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并始终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搞得敌人七处冒火，八处冒烟，不得不承认“三个月彻底消灭共军”的计划破产。

　　桂林栖同志到达大别山之后，皖西地区成立了工委，下设岳北、潜太、舒（城）六（安）、桐（城）庐（江）四个县委。部队改名皖西支队，隶四个大队，两个直属连。不久，与先后到达这里的新四军二师、五师下属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了皖西人民自卫军，刘昌毅同志任司令，桂林栖同志任政委，皖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出现新局面，曾连续取得关塘、源潭铺、石关口、象形地、毛旦场、张家圩、黄岗、黄泥岗、储冲、董家祠堂等战斗的胜利，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使我方迅速发展到3000人左右，斗争局面蔚为改观。194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曾刊载我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纵谈大别山区目前形势》一文，予以高度评价：“富有二十年革命传统的鄂豫皖群众和两年来始终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是使我军能够迅速立定脚跟，并很快与人民结合的重要力量。”自1947年8月刘邓大军三纵及其大批干部南下与皖西人民自卫军胜利会师之后，皖西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11月成立了皖西区党委，彭涛同志任书记，桂林栖、于一川两同志任副书记。下设一、二、三3个地委，后来又在巢无地区设立第四地委。这对于敌人来说，犹如胸膛里插上一把利剑，他们急忙从北线大量调军南下，仅在皖西范围内就有桂系七军、四军、四十六军，蒋匪嫡系的二十五军、青年军二○二、二○三两个师等正规部队，加上保安团和地方民团，总共不下20多万人，经常地反复地向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使大别山地区的斗争之规模、残酷、艰苦超出任何历史时期。在斗争中，桂林栖同志和大家一样，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境中顽强地坚持着，又在四地委采取卡河收税的办法解决了部队衣食这个当时最大的问题，使部队的物资供应也有了一定保障，帮助部队渡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在坚持过程中，久经锻炼的干部梁诚、吴万银、李唐、白涛、顾正钧、侯震东、李坤、姚守永、刘建民、黄柳强、彭年、吴斗山、余成宇等300多个干部英勇牺牲，表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事业不惜个人生命的高贵品质。由于全体同志的努力，皖西革命主力始终保存、舒六桐潜边50万人口的一块干净的根据地始终保持，皖西人民革命斗争始终坚持，一直坚持到和我军主力会师，坚持到全江北的解放，坚持到全皖北的统一，因而受到中原局的表扬。刘伯承同志1948年底为渡江一事小住六安时，曾当着马芳庭和曾庆梅同志的面说：“和其它根据地相比，你们皖西根据地是坚持的最好的。”这虽然主要归功于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以及全体干部及群众的团结一致和英勇无畏，但桂林栖同志也为之浇注了很多心血，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桂林栖同志表现出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桂林栖同志时刻不忘上级党组织对游击队所作的保护群众利益的指示，坚决保护积极分子，保护烈军属。对其中生活困难者，在每次战斗有所缴获时，都及时给予救济；对其中遭受敌人迫害者，都千方百计予以掩护及安慰，并相机给予敌人以牙还牙的反击，使这些同志感到背后有坚强的靠山，增强了革命的信念。针对敌人的白色恐怖政策，桂林栖同志除在大别山各地组织秘密党支部、农会、党的同情小组外，还组织了大量的灰色群众组织，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向敌人作斗争。在斗争中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讲解全国形势，使群众的心向着党、向着革命。国民党反动军队“清剿”大别山，到处拆棚并村，抓丁派粮，残害群众，桂林栖等同志就代表群众心声，拟定了不少宣传标语，如“清剿、清剿，百姓不得了”，“拆房拆屋，百姓痛哭”，“穷人好可怜，没柴又没盐，国民党收税少不了半文钱”，以及“抓丁又派粮，穷人泪汪汪”等。先在部队讨论通过，再交给群众讨论，然后印成传单，刷写成标语，在各地散发、张贴，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不少群众冒着风险来索取，然后回到本地散发。有的还塞进乡公所和敌特组织机关内，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有力地推动了抗丁抗粮抗并村斗争的开展。桂林栖同志对要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很关心，经常同他们促膝谈心，引导他们走上革命。如六安有一个青年教师对我革命事业同情，并希望能和游击队领导同志见面。桂林栖同志获悉此情况时，立即约他谈心。在他的培养下，这位同志利用教书之机，常常为我方送报纸、送情报，为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桂林栖同志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还表现在能够站在党的利益的立场上承认并纠正错误。1947年下半年，大别山区曾一度实行急性土改，侵犯了一部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在打击敌特时有扩大化的倾向，犯了“左”的错误。桂林栖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在一经发现后，能抱着从善如流的态度接受群众的意见并确实地加以纠正。如潜山岳西交界处一个名叫分水岭的地方，在打击敌特时，曾在祠堂里关了一些不应该关押的人，打击了一些不应该打击的人。桂林栖等同志在听到这个反映后，立即前往此处。经过调查研究，不仅将这些人释放出来，而且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好评。群众说，你们做错就改，心肠都是好的，我们也能谅解。由于这些，桂林栖同志在大别山区威信很高，大家都亲昵地称呼他“老桂”或“赵先生”。也正由于我游击队始终站在保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因而群众对我党帮助很大，经常掩护我伤病员，为我抬担架搞运输，积极供给我方情报，在极其困难中分衣衣我，分食食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以掩护我游击队指战员，充分反映了军民鱼水情的关系，这也是我党能在大别山区坚持下来的重要保证。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桂林栖同志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力量

　　当时，大别山区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没有根据地，只能开展游击战，在敌占区内犹如在网格子里钻来钻去，又未建立政权，给养得不到补充，伤员医疗也有严重困难。面对这种斗争形势，作为皖西工委主要负责人的桂林栖同志，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利我们党和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对于当地国民党的上层人士，通过种种渠道，加强接触，进行宣传教育，施加影响，做好争取工作。例如，对当时潜山县参议长张东野等人，桂林栖同志都亲自做他们的工作，通过书信往来，晓以大义，帮助他们认清形势，使他们了解我方政策，逐步向我靠拢，并且派遣一些同志打入敌方，同他们加强联系。这些工作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他们后来都曾向我方递送情报，为我方送信。伪安庆地区范专员的卫士张×，也因此而同我方建立了联系，接受了我方的教育，向我投诚，后来一次从3层楼上将10余支手枪用绳子坠下来交给我们，壮大了我们的武装，此事轰动了安庆城，大大挫伤了敌人气焰。同敌方上层人士进行往来，也为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国民党的下层人士，如乡、保长、地主士绅，看到当地上层人士同我方有了往来，才敢接近我们。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力量，桂林栖同志等当时主要是采用两种策略开展工作，除了直接委派地下党员担任乡、保长以外，更大量的工作，是对国民党的乡、保长做好争取工作，使其为我所用。这样，在许多地方的乡、保公所，实际成了两面政权，他们除了应付国民党的公差以外，也为我方传递情报、买盐、买布、买药，有时也帮助安排伤病员，掩护我们的同志。潜山县后柏乡一位姓聂的乡长，经过我方做好工作，对我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曾多次表示：“贵军是为穷人的，我心中有数”，他选派保长，事先都征求我方意见，对国民党拉夫拉丁，他也按照我方意见，派有钱户去，又用残废人抵数，使敌人阴谋无法得逞。

　　对于地主士绅，桂林栖同志等区别对待，对于那些顽固同人民为敌、民愤很大的地方恶霸，坚决进行镇压，或者罚款、罚粮，责令送到指定地点，打击敌人的气焰，进一步发动群众；而对一些经济上有剥削，但政治上没有靠山和势力的，就经常同他们来往，逐步施加影响。后来，有些地主士绅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为我方做了一定的工作。有的安排我方伤病员在家吃住治疗，有的掩护我方干部。潜山县官庄一名姓于的士绅，把家中的枪枝弹药，都支援了我们，还有一次，将我一个连的人员掩护在家里，避开了敌人的追击。

　　桂林栖同志还十分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当时，占据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系部队，以及当地保安团、中统特务组织、土顽势力之间矛盾重重。桂林栖同志等，抓住敌人薄弱环节，常常派一些同志打进敌人的县大队或常备队，并通过他们的家属开展工作，争取了一部分力量投向我方。如潜山县常备队一名姓华的班长就带了机枪起义投向了我方。桂林栖同志还派人到观音畈做一名姓于的工作，终于拉出了80余人投向我方，壮大了我方力量。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桂林栖同志坚持革命原则，带头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我军主力北撤以后，在其他地区坚持斗争的一些部队，如新四军五师坚持鄂西北的一部分，二师坚持淮南地区的一部分，也先后转战来到了皖西，加上桂林栖同志带上山的七师一部分，以及当地游击队，成立了皖西人民自卫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当时，我方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在远离大别山区的苏北地区，大别山区同上级组织之间只能依靠电台联系，有一段时间，电台的马达在战斗中丢失了，同上级联系也中断了，在那种远离上级直接领导、指挥的环境里，大别山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都遇到了很多困难，许多政策性问题，要靠他们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地处置。在领导机关内部，由于各人的斗争经历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有区别，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桂林栖同志作为皖西工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非常注意带头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他认真坚持党的原则，使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有了牢固的基础。例如，有一次桐城一位当地干部，同外来的干部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就把10多位同志带了出去，向桂林栖同志诉苦。桂林栖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之后，又严肃地批评了他，说：“人和枪都是组织的，你为什么带到这儿来？”然后责令他返回原地继续工作并作检查。他还注意尊重各方面同志的意见，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先倾听大家意见，集思广益，然后择善而从。有时，出现了分歧，会议不能顺利召开，他就同大家个别交换意见，或者把会议安排到意见较大的同志住处去开，尽可能地使每个同志都把意见发表出来，然后再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作出决定。当时，大别山斗争十分紧张，生活极为艰苦，有时缴获了战利品，分配时，各单位相互谦让。桂林栖同志也很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总是首先考虑外来同志的困难，加以适当照顾。在领导者之间，他严格要求自己，遇事谦让，以身作则，受到一致好评。因此，大家都愿意向他反映情况，也比较容易接受他的意见，他是大家公认的大别山上团结的带头人。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桂林栖同志艰苦奋斗，平易近人，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年代，桂林栖同志出生入死，艰苦备尝，保持和发扬了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1946年3月，桂林栖同志到苏北淮安向华中局汇报工作，接受指示。不久，国民党军队疯狂向我苏北解放区进犯，我军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大踏步后退，桂林栖同志随军北撤，离大别山越来越远，华中局考虑到他返回大别山有一定困难，加上他的爱人和孩子已转移去大连，因此打算让他留下来，在军部担任白区巡视员。但桂林栖同志面对艰苦斗争环境，毫不动摇，不怕流血牺牲，向组织表示自己对大别山区情况熟悉，回到那儿对革命斗争有益，坚决要求重返大别山。组织批准之后，他带领20多名同志，日夜兼程往回赶。当时，天寒地冻，在过运河时，毛驴都冻死了。他带头跳进齐腰深的水中，扑向对岸。上岸后，水淋淋的棉衣经风一吹，冻成冰块，走路哗哗作响。路途上常常与敌人遭遇，他机智地指挥大家摆脱敌人的纠缠，继续赶路。有时，一连三四天吃不上饭，连喝水也是用一个茶缸传来传去，边走边喝。衣服上全是干硬的泥巴，用手一剥，衣服就碎成了块块。就这样边走边打，急行军一个多月，才顺利返回。他传达贯彻了上级的指示，从此开辟了大别山斗争的新局面。

　　大别山3年多时间的斗争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一段时间，敌人割断了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粮食、衣被、药物都十分缺乏，常常连盐也吃不上，晚上只能露宿山林、田野，随时还得投入战斗，连草鞋也不能脱。有几次弄到了粮食，正在做饭，敌人就摸上来了，饭未熟就紧急转移了。有一次，在潜山、舒城交界处板仓，我们部队隐蔽了七天七夜，吃不上一口饭，就买老乡的腌菜，一人一棵充饥。后来，弄到了一点粮食，没有锅，就用敌人钢盔煮饭，还没吃进嘴，战斗就打响了。就在那样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中，桂林栖同志坚定、顽强、充满了必胜信念。他严格要求自己，同广大干部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做到衣、食、住、行四个一样，从来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常常是同警卫员分吃一碗饭，合盖一条被，把牲口让给战士骑。有一段时间，他身体很弱，痔疮发作，每天脓血淋漓，冬天则血湿棉裤，冻成冰块，日夜行军后，皮肤磨裂，他都不吭一声，也不让警卫员另搞吃的东西。在战斗的间隙，他还抓紧时间阅读书报。他也十分平易近人，大家喊他政委时，他总是说：“别喊我政委，就叫我老桂，我俩岁数不是差不多吗？”有一次宿营时，他同战士住处一墙之隔，战士们说说笑笑，影响了他的工作和休息，警卫员去制止，他知道了，就批评警卫员说：“战士们不打仗，就要娱乐娱乐，怎么能妨碍他们呢？”使大家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