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先人，2013年3月，在桂林栖诞辰100周年之际，桂林栖的子女、亲属和安徽金牛控股集团共同出资，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设立了”桂林栖黄梅戏教育基金“，用于勉励黄梅戏后起之秀成长成材，这是安徽省首项黄梅戏教育基金的正式设立，是后人对先辈的追思，是对桂林栖关爱黄梅戏、推动黄梅戏走向全国的历史贡献的现实纪念，更是对桂林栖心系人民、植根江淮、发展安徽的奋斗人生的永久缅怀。, , , 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信战友的临敌智慧和机智勇敢，纵有千难万险也一定能够克服；二是无法返回大别山，甚至可能在途中战死，但他横下一条心，归心似箭。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已经倒在了前进的征途上，这次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他剪下一束头发，给警卫员李康转交战友、爱人曾余：如若牺牲，就将这作为永恒的纪念。

　　在重返大别山的路上，事实正如桂林栖所预期的那样，在敌人的刀剑丛中，凭着坚定的斗争信念，凭着无产阶级战士的智慧和勇敢，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据当时同行的滕野翔、余平、王进臣、张国平、李康、花兴发等同志回忆：从过了盱眙县的沙河，就开始打仗，既要穿越国民党正规军的防地，又要从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眼皮底下经过，总是白天隐蔽，晚上行军。几乎天天都在作战，有时主动出击，有时遭遇激斗。在盱眙县清水河南岸的旧铺，他们攻克了国民党的一个乡公所，俘虏了伪乡长，缴获“快慢机”手枪一支，还找他要了不少钱。那人胆小怕死，照付不误，因此保留了性命。不久，他们在一个小山村宿营。拂晓前，敌人的子弹突然像雨点一样射来。桂林栖等人端起5挺机枪迎战，前面用机枪开路，队后用机枪掩护，终于冲上了一个山头。敌人发起了几次冲锋，都被桂林栖他们压下去了，最终他们安全撤离。在通过安徽、江苏交界的老鸡山时，他们化装成国民党的军队，从国民党的哨所边安然通过。在定远过铁路时，遭遇国民党还乡团一个营的阻击，桂林栖冲在前面，指挥战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突出重围。庐江才家嘴，是桂林栖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们准备在这里做一顿“家乡饭”，米刚下锅，敌人的一个加强营就尾随而来，枪声大作，火炮隆隆。桂林栖风趣地对战友们说：“机枪、大炮又称得什么呢？坚持大别山，看谁的脚板厚！”在庐江盛家桥，他们同当地国民党自卫队遭遇，桂林栖率部打死了一些敌人，还缴了十几支枪。在桐城县桐家铺，又与敌人一个营遭遇，伤敌6人，顺利突围。在潜山县老岭头，大批国民党军分几处夹攻，企图一举吃掉桂林栖的队伍。见敌方人多势众，硬拼不行，在敌人合围之前，桂林栖率部巧妙地钻出了封锁线，使敌人扑了个空……历经20多天的顽强战斗，桂林栖一行突破了一道又一道封锁，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打退一股又一股顽匪，终于在1947年2月下旬到达潜山后冲，与钟大湖、张伟群等战友胜利重逢。

　　回到大别山后，桂林栖多次与主要干部交谈，介绍形势，传达指示，提出建议，并召开两个会议，一是由桂林栖、钟大湖、张伟群、熊作芳、张有道5人参加的小会，会上桂林栖传达华东局对皖西斗争的指示及回来的经过，钟大湖、张伟群汇报了桂林栖走后皖西斗争情况，统一思想认识和工作部署。其二在桐、潜交界的螺蛳岭主持召开了皖西工委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大队长、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栖介绍全国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传达了华中分局和七师领导同志对皖西工作的新指示，以及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义。会议研究了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和策略，确定了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扩大游击活动区域，开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县委和两个工委，即岳北县委，滕野翔任书记；潜太县委，刘秀山任书记；舒六县委，王进臣（后郭任）任书记；桐庐工委，余平任书记；庐北工委，张家英任书记。3个月后，在皖西工委的领导和指导下，老梅、黄柏两个直属区委也相继成立。在成立五县（工）委的同时，皖西支队也进行了整编，成立5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各队在划定的活动区域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斗争。会后，皖西地区成立、调整、充实了中心县委和县委的领导干部。

　　1947年春荒时节，皖西支队和山区群众严重缺粮。桂林栖等派人侦查得知，桐城挂车河国民党的仓库里，囤积了大批搜刮来的粮食。在皖西工委的安排下，一大队作武装掩护，组织群众打开粮仓，夺取了这批粮食，解决了群众的粮荒和部队的给养。随后不久，皖西支队又打开了国民党源潭铺的粮库，将存粮分发给周围群众度春荒。这些行动，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涨了我军士气，赢得了广大根据地民众的欢迎和爱戴。

　　在扩大活动区域和发展武装的同时，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队不仅于敌后战场善用游击战袭扰敌军，消灭其有生力量，打击国民党基层政权，铲除地方恶霸势力，而且不失时机地开展统战工作，最大程度地争取中间力量。

　　桐城县青草塥“三番”头目蒋云贵，在当地很有名气，连人多势众的大刀会也不敢小视他。国民党当局曾拉拢过蒋云贵，但被其拒绝。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队认真分析了蒋的出身、为人和政治倾向，将其列为重点统战对象。经过积极慎重的工作，蒋云贵表示愿向共产党靠拢，并主动为皖西工委提供情报，代购军需用品。1947年春，皖西工委派张奇到青草塥与蒋云贵联系，促成他率部投身革命，编为皖西支队桐怀大队，蒋云贵任大队长，张奇任教导员兼青草区区长。此后，桐怀大队遵照皖西工委的领导和部署，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活跃在桐怀潜边区。

　　同年3月，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桂林栖派专人了解时任安庆专属专员的范苑生的情况。范苑生大学毕业后，曾去苏联留过学。他的老家在潜山县槎水畈龙井关，正是当时皖西游击的中心区域。他有个弟弟叫范锡文，在当地做中医，对共产党、新四军有一定了解，对皖西工委也有好感，还为皖西支队的一名游击队长治过病。桂林栖找来范锡文，向他讲明政策，解除其思想顾虑，也说明利害关系，请他去安庆找其兄范苑生，为游击队代购一批物资。范锡文同意前往，并于一周后返回告知桂林栖：所需物资，范苑生已全部办齐。但具体怎么运过来，要请桂林栖拿主意。经与其他同志商议，桂林栖派范锡文再去安庆，以范苑生的名义，将物品装车运到潜山县源潭铺乡公所附近的老百姓家中。按照桂林栖的计划，物品如期用麻袋捆扎好，外面都写上“范”字，直接运到了源潭铺。当夜，桂林栖带队佯装攻打源潭铺乡公所，伪乡长储俊一头扎进碉堡再也不敢出来。桂林栖指挥部队将碉堡包围，不让敌人露头，抽出一部分战士顺利将范苑生运来的物资全部搬走。可笑储俊次日还专门跑到县政府邀功：昨晚与共军开战，乡自卫队以少胜多，击退共军进攻，乡公所毫发无损，只是范专员的东西被共军抢去了，现已无法追回，云云……由于范苑生成为我们的统战对象，他的“卫士张某，也因此同我方建立了联系，向我投诚。一次，他从三层楼上将10余支枪用绳子坠下来交给我们，此事轰动了安庆城。”魏文伯、黄岩、傅大章、张伟群：《效命工农几十春三年坚持著功勋——回忆桂林栖同志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安徽日报》，1981年8月28日。

　　按当时国民党安徽省当局的规定，群众凡是出县或出省，必须持县以上政府的通行证，才可通行。为便利交通，桂林栖决定弄一批县级通行证。他派人找来国民党潜山县民政科科长的父亲做工作，向他讲明：我军可承诺保障其全家生命财产之安全，条件是给我们提供一些能使用的通行证。通行证我们也不白拿，按价付钱。交谈之后，老头表示愿去县城做儿子的工作。没几天，一叠约有半寸厚盖好公章的空白通行证，就送到了桂林栖的手中。在此后护送干部和外出行动的过程中，这些通行证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经过多方工作，当时国民党潜山县参议员张东野，也成为我们的统战对象，为皖西工委提供了一些帮助。至于各乡镇的的国民党乡保长，在我们政治攻势下不断分化、瓦解，不少乡镇成了地道的两面政权。除应付国民党的公差外，这些人也为我方从事传递情报、购买物品的工作，有时还掩护我们的同志，帮助安排伤病员。经宣传、教育，潜山县黄柏乡一位聂姓乡长认识提高很快，他多次表示：“贵军是为穷人的，我心中有数。”乡里选派保长，他都事先征求我方意见，国民党拉夫抽丁，他也按照我方意见搪塞。大水乡的乡长，还将乡公所枪支弹药的存放情况透露，让游击队取回。

　　在桂林栖的领导下，皖西工委积极争取敌人营垒中的进步分子，与人民群众共同组成反蒋统一战线，取得了很大成效。驻潜山的国民政府一名桂系官员曾气急败坏地大骂：潜山县除县长（广西人）外，没有一个不通共的！

　　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在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队的领导下，敌后武装斗争力量不断壮大，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活动区域也越来越大。桐城、庐江、舒城、潜山、岳西等县的国民党自卫队均遭重创，皖西支队的活动范围已经拓展到东起巢湖，西达英山，南抵长江，北至六霍的广大地区。度过了战略防御阶段的艰苦岁月之后，皖西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开始由自卫反击向解放战争的转变和准备。在此期间，皖西工委改为地委，下设岳北、潜（山）太（湖）、舒（城）六（安）、桐（城）庐（江）4个中心县委，部队改名皖西支队，隶4个大队、两个直属连。桂林栖时任皖西地委书记和皖西支队政委。

　　1947年春，为开辟长江沿线的地下交通线，华中分局上海地下工作组要求皖西工委在安庆市组建交通联络站。特派员赵家元从上海赴桐城叶家老屋找到桂林栖。桂林栖深感组建地下交通站的必要性，认为有了这条联络站（线），不仅能将长江各港的交通站联接起来，完成华中分局交办的任务，还可利用它从皖西送接山东、苏北、上海、武汉等地来往的干部，搜集安徽省军事情报、筹办军用物资等。与工委其他同志研究后，桂林栖决定派原沿江工委的何东初去安庆市筹备建站。经过短时间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久就建成了3个地下交通站：一个设在安庆市胜大树行附近的旅社里；一个设在近圣街方国珍家里；还有一个设在高河埠的一家客栈里。3个交通站的总负责人是何东初。

　　1947年3月间，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野战部队1000余人，从武当山千里回师大别山，在皖西立煌渔文潭、霍山漫水河、岳西大岗岭先后进行了三次战斗，连战连捷，歼敌千余人，相继击溃湖北保安团和英山保安自卫队。皖西工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刘建民、华品山各带一个班战士寻找联络，终于在龙潭河接上了头。3月27日，刘昌毅部940余人到达潜山槎水畈大佛寺，与桂林栖、钟大湖领导的皖西工委、皖西支队会师一处。会合后，即在潜山林家冲召开了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桂林栖和刘昌毅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持到底，迎接解放。会议决定，皖西支队和自鄂西北而来的部队统称为皖西人民自卫军（实际上是沿用皖西大队、皖西支队原对外名称），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临时党委和临时指挥部，刘昌毅任司令员，桂林栖任政委，钟大湖任副司令员，胥治中（原鄂西北军区野战旅政治部主任）、张伟群任副政委。原皖西工委及所属组织不变，皖西支队所属各部仍按原定地区活动，刘昌毅部则作为全区机动兵力，配合各大队开展斗争。这支千里转战的部队，实际上也成为皖西工委统一领导下驰骋于安徽战场的野战生力军。

　　桂林栖与刘昌毅会师后，皖西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局面，在他们的领导下，皖西人民自卫军打了不少胜仗，其中有些是桂林栖直接参与指挥的。当时参战的老同志能够回忆起来的战斗有：1947年5月，桂林栖率1大队在潜山游击，先后在杜店、龙山、方冲谷消灭了敌人一个排；1947年6月间，打舒城庐镇关。这里驻扎有桂系的一个连和县里的一个自卫中队。桂林栖、刘昌毅率3个连，消灭敌人一个中队，生擒敌排长以下3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多支，迫使驻守舒城西南山区据点的敌人仓皇撤回了县城；紧接着部队攻打潜山源潭铺。战前，桂林栖向战士们作动员：当前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人民揭不开锅，部队的粮食也不足，敌人虽然凶恶，但我们就是要与虎谋皮，虎口夺粮。桂林栖、刘昌毅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在前面猛冲猛打，另一路则武装掩护群众砸开仓库挑粮。时间不长，强攻部队就消灭了敌人一个班，其余护仓敌兵全部仓皇逃跑。千余名群众冲进粮仓，挑的挑，驮的驮，推的推，将储粮全部搬走，战士歌声嘹亮，群众喜笑颜开。等群众全部安全离开源潭铺，部队才随后撤出；“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源潭铺之战，解决了部队的粮食问题，接着转袭黄泥岗，向敌人要枪支装备。黄泥岗属潜山县要镇，镇上碉堡和周围村庄，都驻扎有桂系军队和国民党县自卫队、乡自卫队，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桂林栖和刘昌毅研究决定，一队抢攻碉堡，二大队断敌退路，并伏击援兵，又打了个大胜仗。此役共消灭守敌200余人，缴获百余长枪和一挺机枪；1947年夏，天气炎热异常，我军没有夏衣，大部分战士都是将棉衣里的棉絮扒出来，日当衣，夜当被。支队侦察到桂系一个军官从太湖徐家桥以低价购买了一大批土布，准备运销安庆，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护送，正在封船装布。桂林栖和刘昌毅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定迅速组织一支突击队，奔袭徐家桥，夺布解决战士夏衣问题。他们决定从各连挑选身体素质出众、机智勇敢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以每小时15里的行军速度，翻山越岭展开奇袭。次日一大早，我突击队按预定计划到达了目的地，敌人慌乱不堪，丢盔弃甲逃命而去。战士们每人扛了一捆土布，胜利返回潜山五庙驻地；1947年8月间，皖西工委所属各部，在五庙、柳畈、岩上一带整训，桂林栖从电台收听到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喜讯，精神愈加振奋，决心要以胜利的捷报迎接刘邓首长。桂林栖对战士们说：“刘邓大军要进山，可是清真、柯山、石榜3个乡的乡警队，是我们眼皮底下3颗钉子，同志们说怎么办？”战士们响亮地回答：“是钉子就拔掉！”桂林栖说：“好！”当月月底，我皖西革命武装一鼓作气，猛冲猛打，接连拔掉了这三颗嵌在根据地的毒钉；皖西人民自卫军拔掉敌清真、柯山、石榜三乡据点后，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三纵队驻潜山二、五中队，以及第一中队的一分队和岳西县的两个自卫中队，于9月7日夜从衙前出发，向我根据地储家冲突击。8日拂晓，战斗打响，桂林栖拿着望远镜，冒着密集的弹雨冲到村前大柳树下侦察敌情，再回来与刘昌毅一起部署战斗。正当桂林栖和刘昌毅指挥迎击时，华东来电：刘邓大军已胜利渡过黄河，正向大别山挺进。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迅，激励着桂林栖和全体战士的心。桂林栖向正在与敌激战的战友高喊：“同志们！把敌人打下去，迎接刘邓大军！”敌人连续三次冲锋，都被我顽强打压回去。敌人输红了眼，继续增派援军向我发起猛攻。鉴于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刘昌毅和桂林栖当机立断，派出一支小队，从侧面迂回杀出，抢占距我部200米远的一处制高点，居高临下，改变战局。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这支10多人的小分队，迅速按计划占领了阵地，用机枪和手榴弹将敌嚣张气焰打压下去。桂林栖和刘昌毅抓住战机组织全面反击，警卫队居左，五分队居右，桂林栖、刘昌毅率二分队正面冲锋。军号一响，喊杀震天，一齐冲向敌阵。经过一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俘敌百余人，活捉敌营长一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

　　此外，在桂林栖、刘昌毅等人的共同指挥下，我敌后武装还取得了石关口、象形地、毛坦厂、张家圩、黄岗、董家祠堂、青田畈、桂东河等战斗的胜利，先后在潜山、岳西、太湖、桐城等地摧毁了敌人驻点30多处。歼灭了大量桂系敌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在战斗中，皖西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到3000人左右。截至1947年8月下旬，皖西支队根据地不断扩大，如潜山的宫庄、后冲，大、小龙山，黄柏、逆水、槎水、源潭等16个乡的广大地区，约占潜山县面积三分之二的地区，为我皖西支队和地方政权所掌控，对岳西实现了三分之二的包围圈，从而为刘邓大军挺进皖西，创造了有利条件。1947年11月3日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在《纵谈大别山区目前形势》中高度评价和赞扬：“富有二十年革命传统的鄂豫皖群众和两年来始终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是使我军能够迅速立定脚跟，并很快与人民结合的重要力量。”

　　二、配合千里跃进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从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一直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都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是在解放区进行。在这一年之中，前８个月我们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４个月我们打破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一年时间的军事较量，人民军队共歼敌112万人，自己则发展壮大到195万人。接连不断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全国人民，并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壮丽篇章。

　　从总的形势看，虽然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年的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是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存，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由于这一年时间的战斗都是内线作战，我解放区很多地区生产受到破坏，部队人力、物力的补充遇到困难。1947年7月4日，国民党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方案》，无所不用其极地采取一切反动手段，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并在各地大力搜刮民脂民膏，继续贯彻执行其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意图。在蒋介石集团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集结部队继续向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力求速胜。之后，又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妄图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最终拖垮、摧毁解放区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反攻。中共中央规定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从而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方向为——中原大别山区。这是因为，中原大别山区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至伏牛山和汉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人民解放军出击中原，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集团进攻山东、陕北的军队回撤，同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毫无疑问，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必将面对重重困难，但是只要战略意图实现，那么整个解放战争的态势即会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对解放军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三军配合：首先，晋冀鲁豫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于1947年6月30日夜在鲁西南地区横渡黄河，打响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于8月7日分三路南进，越过陇海路，涉越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等障碍，经过20多天的行军作战，跃进1000多里，8月底胜利进入大别山区。依靠大别山区的人民群众、当地党组织和敌后革命武装，一面积极作战寻机歼敌，一面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其次，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于8月22日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实行战略反攻。第三，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挥师鲁西南，并于9月率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经过一个月的作战，解放县城24座，恢复和发展了豫皖苏边地区。

　　两翼牵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从而掩护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从而掩护我军主力在中原地区战略展开。

　　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在山东、西北解放军的有力策应下，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配合，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26万余人，创建了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使中原地区原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正如毛泽东同志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在刘邓大军来皖西之前，华东局已电告皖西工委。接到电报后，工委及皖西人民自卫军负责人立即召开了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创皖西革命新局面的各方面工作。会后，钟大湖、张有道等率原皖西支队二大队往潜山、岳西、太湖、桐城一线，摸清敌情，布置地方开展掩护工作；工委书记桂林栖和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刘昌毅，则率部携电台向六安方向运动，迎接刘邓首长。当刘邓大军三纵进抵皖西时，桂林栖又收到邯郸前线指挥部电示：“刘邓大军现已南下，东至六安，西抵麻城。三纵陈锡联司令员即派侦察连与你们联系，你们也注意联系。”接电后，桂林栖、刘昌毅立刻将此消息传达皖西各地，然后率部经岳西茶棚岭、包家河赶往霍山县王家店，与三纵派出的侦查员接上了头。

　　9月6日，在霍山管家渡，桂林栖和刘昌毅一起见到了刘邓大军三纵的部分领导人，简要汇报了此前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副政委阎红彦高度赞扬了皖西工委领导下的皖西支队、皖西人民自卫军在大别山特别是在皖西地区坚持敌后斗争做出的贡献，并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以及刘邓首长关于站稳大别山根据地的具体意图和部署，向桂林栖等进行了传达。

　　离开霍山，桂林栖、刘昌毅率部向桐城进军，指挥了二打青草塥的战斗。敌方是广西军一七六师的一个团，加上保安团、大刀会等反动武装，共有九千余人，他们驻在青草塥街上和周围农村。当时我方有皖西人民自卫军一个团，加上刘邓大军一个团的配合，还有部分地方游击队参加，双方兵力基本相当。战斗从拂晓开始，至下午结束，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缴获长短枪共200多支。这是与刘邓大军三纵会师后，双方配合作战的第一个胜利。

　　根据刘邓首长“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的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打大歼灭战准备条件”（1947年8月27日邓小平《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指示电）的指示，三纵担负起解放皖西地区各县城的任务。我军势如破竹。自1947年9月10日解放舒城始，一路横扫国民党守军及地方反动武装，先后解放桐城、潜山、太湖各县。10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亲率六纵和二纵四、六旅，从立煌、霍山边境向南推进，进入安庆地区。当日，再次攻克潜山县城梅城镇。22日，二纵六旅集结于宿松县城。后三纵司令部进驻宿松趾凤河，陈锡联在三泽冲老屋指挥作战，在二、六纵队的策应下，三纵于安庆地域作纵深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皖西工委积极武装力量，配合大军作战。刘邓首长也专门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10月20日，刘邓首长令各纵队沿长江北岸西进，在蕲春、广济、黄梅、宿松一线展开。11月，刘邓大军打退了国民党军20万人的轮番进攻，歼敌3万余人，在大别山建立了33个县级民主政权（其中鄂东16个，皖西17个）。至此，刘邓大军实际控制长江北岸达300余里，直逼武汉、南京。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宣布了党的八项政策。据此，中原局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

　　为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指挥部于11月9日至12日，在太湖刘家畈胡氏新祠召开了由野战军司令部主持，由三纵旅以上、皖西部队支队长以上和分工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共约30余人。野战军和中原局领导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刘子久等；三纵队旅长以上的干部有陈锡联、彭涛、曾绍山、阎红彦、郑国仲等；作为皖西地方主要干部桂林栖与刘昌毅、于一川、钟大湖、张伟群、胥治中、何德庆、胡鹏飞、孔令甫、梁诚等参加会议。会议共开了4天，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主持会议。9日，分别听取了政委邓小平、司令员刘伯承的报告；10日，听取了中原局常委刘子久的报告。邓小平政委作形势报告，他主要讲了五个问题：目前的形势、两个中心任务（土改和打仗）、武装建设、作风建设及鄂西北的教训等。刘伯承司令员则着重讲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团结，当前的中心任务和建立皖西区党委和军区的意义。中原局常委刘子久在会上总结了大军挺进大别山取得的胜利成果，并阐述了开创皖西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

　　会议分析当时形势和任务，指出形势发展得很快，根据形势的发展，刘邓主力部队不必再留在大别山了，要转移到淮河以北去作战，而且从战略上看也要把部队集中，配合陈毅、粟裕大军在中原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继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实施战略再展开。会议强调皖西根据地东接津浦，西北与鄂豫根据地相连，南控长江，威慑南京、武汉、上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主力部队转移后，皖西的形势势必在长时期内较为严峻，留在皖西根据地的同志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戒骄戒躁，要准备长期、残酷的斗争；皖西是老根据地，有光荣传统，要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地方武装，要坚持根据地，发展根据地，采取灵活分遣集结、以小部牵制大敌、打小歼灭战的方针，配合大军作战，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会议讨论了中原解放区的开辟和皖西解放后党政军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

　　会上，皖西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刘昌毅介绍了中原突围到皖西的情况和皖西工委、皖西人民自卫军坚持斗争的情况。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也就坚持皖西斗争情况作了汇报。

　　会议传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讲解了有关土改的政策问题，与会同志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研究了进行土改的宣传工作和准备工作。

　　会议作了四项决定：

　　1、成立皖西区党委、皖西军区和皖西行署。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原三纵政委），副书记桂林栖、于一川。皖西行署主任罗士高。皖西军区司令员曾绍山（原三纵副司令）、政治委员彭涛（兼），参谋长徐力行，政治部主任何柱成。

　　2、皖西区党委、军区、行署之下分别设立皖西一、二、三3个地委、3个军分区和3个专员公署。一地委辖太湖、岳西、潜山、望江、怀宁（一部）。地委书记卢仁灿，副书记李唐；一分区司令员孔令甫，政委卢仁灿（兼），副政委梁诚；一专署专员刘秀山。二地委辖桐城、庐江、潜北、舒南一带。地委书记武旋声，副书记张伟群；二分区司令员马忠全，政委张伟群，副司令员钟大湖，副政委袁文波；二专署专员刘征田。三地委辖六安、霍山及舒城、肥西、金寨各一部。地委书记马芳庭，副书记郭万夫、唐晓光；三分区司令员曾庆梅，政委马芳庭（兼），副司令员朱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彭宗珠；三专署专员霍依茹。

　　3、从三纵七、八、九旅各抽调一个团，作为3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

　　4、三纵队的建制不动，皖西部队与三纵合编，刘昌毅调任三纵副司令员。

　　刘家畈会议，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及中原局战略部署，开辟皖西解放区，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明确指出：“蒋介石破坏协定后，形势发展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决策，决定跃进大别山，到敌人后方作战，把敌人在华东、华北、西北、东北战场上的主力吸引过去，减轻华东、华北、西北、东北战场的压力，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越陇海，过黄河，跃进大别山，直接威慑南京。这下蒋介石慌了，急忙调兵来对付我们。我们是艰苦点，从长远看，我们不但要在大别山站住脚，建立牢固的根据地，而且还要打出去，解放全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家畈会议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真正使我军实现了中央关于“站稳脚跟”的要求，变战局的被动为主动。

　　刘家畈会议后，为进一步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1947年12月13日，刘邓首长将中原局和野战军总部机关分为两个指挥所。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直属大队大部兵力，为野战军后方指挥所，转外线作战；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领直属大队500余人，组成前方指挥所，同2、3、6纵一起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前方指挥所率部在安庆地区迂回穿插，反复攻克城镇，伺机歼敌。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节节胜利，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整个江南统治区，使蒋介石集团手足无措。我军张家店、高山铺战役大捷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更是如坐针毡，惊恐万状。为了继续坚守中原，经营华南，1947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匆忙召开湘、皖、鄂、豫、赣、苏六省绥靖会议。11月25日，国民党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兼任主任，企图以“总力战”与我军争夺中原。

　　自11月27日起，白崇禧调集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优势兵力，对大别山地区展开全面围攻。其中，第七、二十五、四十六、四十八、五十八、八十八师的主攻方向，都是我皖西革命根据地。政治上，各县加强反动统治，纷纷设立“戡乱委员会”、“清剿指挥部”，颁布“十杀”条令，大力发展特务组织，扩充、收罗土顽匪霸武装，发展“三网”（谍报网、碉堡网、公路网），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到处捕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移民并村，路卡林立。军事上，则以大部分兵力寻找刘邓主力，分进合击，余部分散“清剿”，相互衔接，全力“扫荡”。大别山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对于敌人来说，犹如胸膛上插上了一把利剑，他们急忙从北线大量调军南下，仅在皖南范围内就有桂系七军、四军、四十六军，蒋匪嫡系的二十五军、青年军二○二、二○三两个军等6个军的正规部队，加上保安团和地方民团，总共20多万人，经常向山区进行疯狂‘扫荡’，使大别山地区的斗争之残酷、艰苦程度，超出任何历史时期。”《安徽日报》，1981年8月28日，魏文伯、黄岩、傅大章、张伟群回忆文章。

　　面对敌人全面围攻的恶劣形势，桂林栖和他战友们坚决贯彻刘家畈会议精神，继续为建立巩固的皖西解放区而奋斗。11月13日，桂林栖、于一川离开刘家畈，到太湖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刘家畈会议精神。11月15日，皖西区党委、皖西行署、皖西军区在岳西县汤池畈宣告成立，彭涛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曾绍山任皖西军区司令员，桂林栖和于一川任副书记，罗士高任皖西行署主任，桂林栖同时兼任宣传部长、军区副政委。11月29日，皖西区党委在舒城晓天三石寺召开原皖西工委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皖西一地委、皖西二地委和皖西三地委，同时分别成立皖西一专署、皖西二专署和皖西三专署，还分别成立皖西第一军分区、皖西第二军分区和皖西第三军分区。会议宣布了各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人选。1948年2月，在巢无地区又建立了皖西四地委、四专署和四分区。皖西地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建立和健全，为我党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开辟大别山解放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1月30日，根据1947年8月27日邓小平《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电》、刘家畈会议传达的1947年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皖西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创建皖西解放区的方针指示》，提出创建皖西解放区的五条工作方针：（1）为创建巩固的皖西解放区而斗争。指出：皖西全党全军的任务是在新革命高潮的大风暴中坚决地歼灭敌人，迅速地领导群众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在极短时间内把皖西创建成巩固的解放区。（2）创建解放区的基本工作是发动群众实行土改。指出：土地改革要坚持三个基本方针，不只在巩固地区实行，在游击区也要结合打击土顽，到处点火，坚决实行。（3）肃清土顽保护土地改革大量发展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要求到1948年4月底，把部队在现有基础上扩大三倍。（4）克服右倾思想，提高战斗意志。提出：必须足够的认识革命高潮的形势，明确阶级立场，开展反右倾的思想斗争，这是目前开展工作的关键。（5）扎正根子树立优良的作风。区党委领导皖西军民，开展扎实的土地改革，充分发动群众，继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不断打破敌人残酷的连续“清剿”，使皖西解放区得以坚持和巩固。

　　皖西区党委和皖西军区为配合主力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决定在山区采取“避广（桂系〉打土(顽〉，积极消灭反动地方武装”的斗争方针，并组建一个支队到巢、无地区，以山外斗争配合山里斗争。1947年11月，根据区党委的决定，桂林栖率一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重返无为、巢湖地区，奉命主持创建四地委和四分区。自1945年秋离开无巢地区后，桂林栖一直怀念着这里的人民，人民群众也从心底怀念他。当地群众听说“赵先生”重返无、巢，所到之处，无不纷纷出迎，热情地接待桂林栖和部队。阔别两载余，相见格外亲。桂林栖一住下来，就去看望根据地的乡亲们。老百姓也三五成群，前来看望他和子弟兵。见面之后回想当年，不少老乡激动得热泪盈眶。老百姓自动组织起来，到村头为部队站岗、放哨，每个土岗、山丘都安排有松枝讯号，松枝倒下，就表示附近有敌情。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有力支持，使桂林栖和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信心倍增。他再次用诗歌记下了军民的鱼水之情：“皖江逼别两经年，率队归来喜欲癫。父老排迎三十里，相看执手泪双潜！”桂林栖诗《率军返无为建四分区》。

　　在桂林栖的领导下，部队在无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先后打垮了敌人一个营又两个连的进攻，击毙敌营长一名，缴了诸多枪支、物品。这一年，桂林栖在无为与当地人民一起，过了一个胜利、欢畅的春节。春节后不久，桂林栖在无为县响山上庄院子主持召开巢县、无为、含山、和县等县区、营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皖西区党委四地委和四分区的干部配备：唐晓光任地委书记，专员赵梦明，分区司令员吴万银，唐晓光兼任政治委员。四分区主力部队为皖西军区派去的两个连和地方武装。1948年2月，在桂林栖的直接领导下，四分区相继建立了湖东、无南、临江三个县大队。3月底，四分区的部队已经迅速发展到800多人。4月间，桂林栖率四分区全体指战员配合孙仲德、马长炎和顾鸿率领的人民解放军两个团，在巢无交界的龙骨山打垮了广西佬杨麻子部国民党军一三八旅的两个团，其中有一个团基本被全歼。杨匪原本骄横不可一世，以为在桂林栖部立足未稳时自己稳操胜券，交战的结果气得他以拳击顶，顿足大哭，无巢人民无不拍手称快。此役之后，杨麻子夹着尾巴仓皇撤离严家桥，我军队伍不断壮大，四地委和四军分区在无巢地区站稳了脚跟，发展日益稳固。至1948年10月底，巢无中心控制人口达35万，四分区控制区人口20万，和含控制区人口15万，形成了以巢无中心区为“一体”，以和含地区和湖西、桐庐为“两翼”的大片控制区。桂林栖完成了既定任务，胜利回师皖西区党委。

　　在大别山地区，1947年12月，皖西军区主力连续攻克宿松、岳西、潜山、太湖县城及怀宁石牌镇，俘虏国民党潜山县长以下250余人。同时采取迂回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对霍山、太平、舒六、舒城等县土顽进行围歼。1948年2月初华东野战军南下先遣支队饶守坤部，在舒、桐、庐3个县大队及区干队配合下，一举消灭驻舒城南港的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三团3个连共400多人。2月8日，二分区和桐城县地方武装，配合三纵八旅在桐城挂车河伏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五六二团和四十八师五二七团，毙伤敌300余人。经过两个多月极其紧张艰苦的斗争，大别山军民共歼敌1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围攻。3月间，三纵主力北渡淮河，转出大别山。这时，国民党军采取分区防御、分区“清剿”方针和反复合围、捕捉奇袭战术，以优势兵力实施春季大“清剿”。为粉碎敌人的春季“清剿”，皖西区党委和皖西军区于3月8日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政军改变战略进攻中大兵团运动作战的思想和战术，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皖西军区决定将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用灵活机动的小分队，与敌辗转周旋，避开敌人主力，主要打击地方保安团队，并扶持县、区、村各级游击集团坚持斗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月扫荡”和“四月清剿”。

　　1948年5月中旬，皖西区党委和皖西军区在舒城河棚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专门研究军事形势与军事斗争，决定改变军事指导方针，由分兵把口、分散看家变为集中主力外线歼敌。河棚会议是皖西区党委对敌军事斗争的由内线防御到外线作战一个转折点。

　　6月上旬起，国民党军又发动“夏季扫荡”。为加强反“扫荡”的力量，皖西军区在6月间将所属的二十、二十四、二十七团集中起来，形成对敌斗争的拳头。6月间，二十四、二十七团主动出击六合、舒六、霍山等县反动武装，歼敌700多人。8月2日，军区集中3个主力团在舒城南港伏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三团，歼敌2个营，俘敌副团长以下500多人。各分区和各县、区武装也积极出击敌人。四分区武装在华野南下先遣部队支持下屡挫敌军，尤其是6月11日在和县南义附近一举歼灭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六团800余人，稳定了四分区形势。同时，国民党正规军也不断遭受打击,其四十六、四十八师在霍山烂泥坳、舒城西沙埂、分水岭三地被歼500余人，其一七六旅杨创奇部也连受四分区军民的打击，仅巢南龙骨山一战就被歼500余人,从此一蹶不振。8月15日，皖西军区将所属的3个团正式编成皖西军区独立旅，归建军区的第37团随旅行动，马忠全任旅长，曾庆梅任政治委员。各分区也先后将基干团和县、区武装集中起来，作为各自的主力部队。皖西部队力量和战斗力出现了有利于我的转折，同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主力大量被歼，驻皖西的国民党正规军被迫分批撤离。皖西地区终于“几历冰霜几耐冬，百花含笑向东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从率300余人开辟皖西根据地到实现皖西解放区巩固、发展，这既是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正确指示和兄弟部队有力支持与配合的结果，也要归功于桂林栖等坚定的革命意志、高尚的个人品德、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桂林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和高风亮节，诠释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诠释了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勇于自我解剖、承担责任的江海襟怀。在他的心中，只有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从来没有个人的名誉地位、进退得失。

　　在这3年游击战争时期，因工作需要，桂林栖由皖西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转而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副职。他完全服从党的安排，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带头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安定团结。解放战争时期，鄂西北军区的两个大队、五师独立二旅和二师各一个营转战到皖西，按上级的指示编入皖西人民自卫军。这其中既有高级领导，又有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经历各异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在这个新的战斗集体中，党的建设以及武装斗争的开展“要靠他们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地处置”，“桂林栖同志作为皖西工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带头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他坚持党的原则，使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有了牢固的基础。”《安徽日报》，1981年8月28日，魏文伯、黄岩、傅大章、张伟群回忆文章。当刘昌毅、熊作芳等转战到皖西合编后，每当决定重大问题时，桂林栖总是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实在是有分歧，就个别找他们交换意见，从不当面争执。为掩护刘昌毅，部队一直沿用皖西人民自卫军的番号。而桂林栖长期战斗在大别山，对地方工作了如指掌，为了随时给刘昌毅提供情况分析，他常常主动和刘昌毅一起行动，一起战斗。紧急情况下，他奋勇向前；工作上有困难，他勇担责任。枪林弹雨中，他们携手战斗，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直至1947年11月刘昌毅被调到三纵工作，才各自走上新的征途。同样，他和熊作芳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1947年春，熊作芳奉命前往山东解放区，桂林栖尽遣得力干部一路护送，直至他安全抵达。此外，每当缴获了敌人的战利品或者弄到一些自筹经费、物资，桂林栖总是首先考虑外来同志和下属基层单位的困难，优先分配给他们。久而久之，在物资分配时，外来同志和皖西部队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之间，都形成了互敬互让的良好风气。因为一项工作，桐城有位当地干部同外来同志意见相左，一怒之下就把10多位同志带离驻地，跑到桂林栖处诉苦。桂林栖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人和枪都是组织的，你有什么权力带到这儿来？！”责令他立刻返回原地并作深刻检查。这件事对本地和外来的干部、战士教育都很深。桂林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工作作风受到广大指战员的一致敬佩。

　　坚持大别山游击斗争的3年，是环境最恶劣的3年。戎马倥偬中，桂林栖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关山万重的考验。1947年底至1948年底，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和密集封锁，部队常常陷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寝食难安的困境。可是环境越艰苦，桂林栖的革命意志就越坚强。他把自身安危和衣食住行置之度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千方百计地关心战友和群众的生活。这些都给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为解决穿衣问题，他派人四出侦察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者深入敌占区购买。而他自己穿的衣服经常破烂不堪，补了又补。当时的区党委机要秘书张助汉回忆：那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桂林栖不辞劳苦，日夜奋斗，任劳任怨。有一次在会计那里要了两毛钱，准备买针线为他缝补破衣。他听说此事，将我和警卫员花兴发找去教育了一顿，说不能占用公家的一文钱，要我们立即把钱退给会计。民以食为天，坚持斗争的部队也必须解决吃的问题。皖西地区山多田少，粮食原本就供不应求。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和掠夺，使部队的补给更加困难。为解决粮食问题，桂林栖想尽了办法。几次虎口夺粮，仍然不能满足部队的实际需要，大家只好就地寻找野生植物充饥。有时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粮食，饭还没烧熟，敌人就打过来了，只好饿着肚子战斗、转移。为了不贻误战机，在冰天雪地吃几口冷饭就投入战斗，是常有的事。据张伟群等人回忆：“有一次，在岳西、舒城交界处板仓，我们被敌人包围了7天7夜。因为没有粮食，就买老乡的腌菜充饥。后来，弄了一点粮食，没有锅，就用敌人的钢盔煮饭，还没吃进嘴，战斗就打响了。”李康则回忆道：“我跟桂林栖同志好几年，他一贯艰苦朴素，不吸烟，不喝酒，和战士一样吃大锅饭……有时我看见首长太辛苦了，搞点好的给他改善生活，他总不肯，不让我买。有时来了客人炒点鸡蛋，还要经他批准。他常说‘战士很苦，老百姓很苦，我们要和大家一样，革命，就是要吃点苦嘛！’”在艰苦的环境中，桂林栖处处以身作则。他自己身体不好，同志们关心他，想给他单独开点小灶，他坚持不许。部队缴获的东西，他从来分文不取。打黄泥岗时，游击队缴获了一些人参、燕窝和银鱼，想给他留一点，他严令全部交公。住的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为了对付敌人，有时一夜要换好几个住处，桂林栖带领着战士们在湖区宿过芦苇荡、荷叶洲，在山区住过荆丛、山洞、圩沟、石崖、破庙。盖的是茅柴、湖草、树叶、稻草，吃的是粗粮、野果、草根、树皮。金家春口述，张文英整理《回忆桂林栖同志》中记载：“桂政委对警卫员要求严格，不准违犯纪律，不管怎样艰苦，从不搞特殊化，总不让警卫员到后勤部门多要生活用品。他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痔疮病，但他注意锻炼身体，早上起来，爱哼哼歌子，很乐观。”在他的住地，有时基层干部来汇报工作，晚了他们同睡一张床，共盖一条被。与警卫员同睡一捆草，共烤一炉火，更是家常便饭。他个性随和，平易近人，每当同志们喊他桂政委时，他都说：“我们年岁差不多，都是在搞革命工作，就叫‘老桂’吧！”游击战争的艰苦性，还体现在昼夜兼程、日行百里的行军途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桂林栖处处身先士卒，一马当先。1947年1月，从苏北返回皖西途中必须要过大运河。正值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时节，靠近河岸的地方结冰二寸多厚，河水深可齐胸，来往行人皆望河兴叹。桂林栖二话不说，脱下鞋提在手里就下了河，一边用木棒使劲将冰打碎一边向前行。这无声的命令正如一股暖流，融进了同志们的心里。随行的20多位同志，一个接一个地跳入水中，破冰过河。上岸之后，他们身上的棉衣都冻住了，风吹冰衣，哗哗作响，驮电台的毛驴都冻死在河中。他们带上电台，咬紧牙关，又继续向前迈进。据警卫员金家春回忆，在皖西纵横交错的山区行军打仗，“牲口不能骑，凭脚走，寸步难行，我们要抬他走，他不让，自己拄着棍子走……每年冬天，山区雪多，爬山行军，每天要走一百多里，他不叫苦，带头走，夏天炎热，他有痔疮病，急行军时，裤子都是血，他仍然与同志们一道，跋山涉水”。

　　在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的同时，桂林栖却始终把广大干部、战士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安全放在心上。1947年春，他派何东初护送熊作芳到山东莒县七师司令部，返回时再去上海将司令部配给皖西支队的电台从地下党组织手中领回。这次任务艰巨而又危险，何东初表示坚决服从组织调遣。临行前，桂林栖专门找他谈话：“老何同志，你去完成这个任务，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何东初说：“政委，我一定完成任务！但这次任务比较危险，倘若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关照一下我在安庆市家属的安全。”桂林栖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何东初起程之后，桂林栖马上派人化装潜入安庆，将何东初的妻子刘淑孟接到了皖西根据地，安排住在司令部。何东初完成任务顺利回来后，妻子将具体情况告知，何东初感到无比激动。解放战争时期，因工作需要，组织上给桂林栖配了一匹马，可是他很少骑。这匹马有时给部队驮电台、文件，有时让病号骑，有时又给行军不适的小战士用。从苏北返回大别山途中遭遇敌人包围时，大家都希望他骑着马先冲出去，可是他却把马让给一位生病的战友，自己跑着和同志们一起急行军。金家春17岁就来到了桂林栖身边担任警卫员，桂林栖对他非常爱护。1948年，桂林栖率部重返无为，因行军过急桂林栖和金家春都累病了，桂林栖弃马步行，自己拄着棍子走，让马驮着金家春。找到县委后，桂林栖即刻把金家春安排到一个烈属家养病，自己则带病坚持工作。半个月后金家春病愈，高兴地归了队。当有战士生病时，桂林栖冒着危险亲自到镇上找郎中买药。夜里查哨，每次他都到营房为战士们添衣盖被。战斗在皖西的同志们都说：“桂林栖同志特别爱护干部和士兵，大家都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乐意跟他一起干！”面对国民党烧杀抢掠的暴行，桂林栖怒火中烧，他亲自撰写“清剿清剿，百姓不得了”、“拆屋拆屋，百姓痛哭”、“穷人好可怜，没柴又没盐，国民党收税少不了半文钱。”、“抓兵又派粮，穷人泪汪汪”等标语、传单，走一路张贴一路，有时甚至贴到了国民党的乡公所里。在桂林栖的领导下，皖西革命队伍牢记我党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一次在伏天开战，战斗结束后暑热难当，警卫员跑到旁边地里摘了个西瓜给大家吃。桂林栖再三强调务必要弄清西瓜是谁家的，按价付钱。对生活困难的群众，每当战斗有所斩获，桂林栖都及时安排救济。当队伍结束战斗回到根据地时，总有群众给部队送鱼、送肉和其他副食品、土产品，桂林栖命令负责后勤的同志一定要按物品送来的时间、地点、人员进行登记，然后沿村逐户地给老百姓送款。

　　在积极调动军事干部聪明才智的同时，桂林栖也特别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桂林栖牢记毛主席“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教导，在戎马生涯中深刻领会和身体力行。魏文伯、黄岩、傅大章、张伟群回忆：“舒城县有个青年学生同情革命，并希望能和游击队领导同志见面，桂林栖立即约这个青年谈心，在他的培养下，这位青年常为我方送报纸、送情报。”桂林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动员工作，注意引导、培养和帮助他们成长，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抗日战争期间，庐江县有位知识青年，经组织安排在汤池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国民党察觉，只好化装成商人潜逃。桂林栖一听说此事，马上派人四处打听其下落，终于在无为找到，桂林栖热情地接待了他，和他秉烛夜谈，并迅速安排他到关河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后来成长为皖江根据地的骨干之一。1947年，太湖县私立白沙中学收留了一批从西北联大和其他大学来大别山的学生，因一时找不到组织，便留在那里任教。桂林栖获悉这一情况，借行军或宿营于白沙地区的机会，多次去学校做校长何鹏的工作，并直接与这批大学生教师接触，争取他们开展革命工作。白沙中学从此与皖西工委建立了联系，一直为部队提供国统区的报纸和有关情报资料。刘邓大军解放太湖后，该校更名为太湖公校。后环境恶劣时，以何鹏为首的全校20名教职员集体加入了革命队伍。为了鼓舞斗志，让皖西部队和人民及时获知党的指示和全国革命形势，皖西区党委决定筹办机关报《皖西日报》。宣传工作当时由桂林栖分管。他很快配备好干部，提出了办报方针。当年11月，石印的《皖西日报》像黎明前的号角，在深山野林中创刊了。在桂林栖的关心、支持下，不论环境如何恶劣，社址如何变迁，报纸都一直坚持出版。就如何办好报纸，桂林栖经常耳提面授，详细指示。编辑、记者向他请示工作，他都及时一一作出答复。没有专门的发行机构，就采用鸡毛信的方式进行传送。《皖西日报》把解放战场的一条条胜利喜讯，传到各分区和新建的基层政权，看到的人无不欢欣鼓舞，喜笑颜开。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全国尚未实现完全解放的历史时期，它也是充分发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巩固解放区政权的关键一步。刘家畈会议传达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原局的决定后，这也是皖西区党委和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1948年1月11日，区党委就分浮财和土地改革做出了六项指示。在执行中，由于一些贫农对土地的要求过于强烈，同时也由于新区基层工作者缺乏土改工作经验，一度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了“左”的现象，部分中农的利益被侵占，打击面过大。1948年6月，中原局书记邓小平亲自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导各地纠正“左”倾错误：“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各区都应该根据5月25日中央关于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接中原局指示后，皖西区党委即于6月中旬召开会议，加强学习，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会议认为，自1947年秋至今在皖西地区进行的土地改革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对深入发动群众，解放根据地的生产力，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和反动政权的仇恨，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同时，由于敌我对峙的形势仍十分紧张，干部也缺乏土改经验，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确实存在乱斗、乱划、乱杀等现象，打击面过宽，损害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会议决定：在游击区“立即停止土地改革，停止分浮财，禁止到边沿地区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保护工商业并提出贯彻新区政策的具体措施。”在新控制区“不应立即进行双减，而主要是防范自卫，清算恶霸，合理负担，主要打击对象限定为‘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分子’及‘地主当权派’。”《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四卷，2004年版，第322页。面临这样的工作偏差和错误，皖西区党委的几位负责同志都表现出了实事求是、自我批评和知错即改的优良作风。彭涛同志认为应该由他负责，桂林栖则认为，身为区党委副书记，而且长期在皖西工作，出现偏差，应由他负主要责任。他中肯地回顾以往的工作，主动作出了深刻检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皖西实际的“五项指示”很快出台。其后，彭涛和桂林栖一行到舒城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并于9月23日至10月4日在舒城三石寺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会议中途因发现敌情转移至潜山县官庄继续召开）。彭涛、桂林栖、曾绍山、于一川、罗士高、何柱成等分别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政府工作、军事斗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和反对经验主义的报告。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和检讨。区党委对过去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的错误和偏差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从主观愿望出发，却不是从实际出发”，“造成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彭涛：1948年9月《一年来工作检讨与今后任务》。，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方案，用以指导全区。由于彭涛、桂林栖等同志的及时纠正和坚决整改，“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桂林栖和他的战友们，始终和广大根据地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相濡以沫，携手奋战，度过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峥嵘岁月。在残酷的斗争中，很多久经历练的忠诚的党员干部倒在了大别山腹地，这块用信念、鲜血和智慧坚持下来的红色土壤上，梁诚、李唐、白涛、顾正钧等同志先后壮烈牺牲。

　　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和愤怒，桂林栖与彭涛同志密切配合，精心筹划，于艰苦异常的环境中并肩领导皖西人民继续开展斗争。随着形势的一步步好转，我人民武装开始主动向敌出击。“三纵教导团和二十团，在皖西支队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岳西、潜山、太湖、望江、宿松和石牌、徐桥、华阳等县镇，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和部队抽调的干部，立即展开摧毁敌人政权，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组织县、区党的组织和人民主政权。”卢仁灿、傅大章：《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安徽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11期。1949年3月，刘伯承率部再回皖西，与皖西指战员再度会合，路经六安时曾高度评价坚持皖西斗争的同志们，他说：“和其他根据地相比，你们皖西根据地是坚持得最好的！”“你们辛苦了，你们坚持得很好，对整个中原战局都起了重要作用”。童志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和皖西解放战争的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解放战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1948年中秋，在彭涛、桂林栖的领导下，皖西军区集中兵力于舒城南港，又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这是在全境解放的黎明之前，皖西战场向敌展开的最后一次重要战斗。此后不久，淮海战役于当年11月6日打响，我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战略性进攻并取得全面胜利。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豪情满怀地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338页。

　　时至1949年1月，历142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在三大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以及争取起义、投诚与接受和平改编部队共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但蒋介石集团仍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的策划下，一面与我假和谈，一面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

　　三、支援大军渡江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以及地方武装共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准备渡江作战。邓小平亲自拟定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中确定安徽境内的渡江计划为：“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33页。

　　1949年2月9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召开渡江作战会议，详细讨论了部队渡江时间、部署、开进、出动、指挥机关移驻地址、粮食弹药供应等八个方面的安排问题并上报中央军委。桂林栖到河南参加了会议，回来后立刻投入了支援大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根据分工，他代表皖西区党委负责西起宿松县程营，东至枞阳镇这段江面的支前指挥部总指挥工作，主要为第二野战军二、四兵团提供支援保障。

　　二野指战员于1949年元旦开始挥戈南下，有条不紊地到达安庆地区所在长江北岸集结，旌旗猎猎，饮马长江，威震江南。桂林栖最初将支前指挥部设于桐城县的宰相府，后根据需要又迁至安庆近郊的集贤关。在这段时间，他先后主持召开了100余次各县负责人会议，详细部署支前工作。

　　由于长期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盘剥，刚刚解放的皖西地区物资严重匮乏，粮食奇缺。为保障渡江战役供给，皖西区党委和桂林栖把支前工作列为最紧急的中心任务。早在1948年12月17日，区党委就制定了《新区征收公粮田赋的临时办法》，要求各地“支援前线，保证军费，迅速全部征齐公粮”。在桂林栖的领导下，各县支前指挥部深入宣传发动群众，想方设法筹集物力、财力。如桐城县支前指挥部，采取与县工商会协商洽谈，订立半征半购合同的办法，解决了部分物资问题。在物资的征缴、筹集过程中，各地严格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实行“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无粮者和贫苦者不出”的原则，以民主评议的方式将支前任务分解落实到户，缺粮山区则以多承担竹木柴草等方式支援前线。

　　在组织准备上，各县均先后成立支前（后勤）指挥部和支前供应总站。桂林栖强调：要加大力度，在基层广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大意义，宣传党的政策。担任沿江各县支前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必须由在沿江地区战斗过、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担任。如怀宁县支前指挥部的总负责人，即确定由县长姚奎甲担任。各县以下的区、镇，也都成立了支前物资供应分站。至4月初，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仅桐城一县，即筹集渡江粮5.4万担，远远超出了区党委下达的3.89万担的任务。踊跃支前的民工不计其数，支前指挥部将民工们组织起来，分别编成常备担架团、常备运输队和临时运输队等，配合部队行动。

　　征集船只、训练水手，是当时三项支前任务中最为困难和艰巨的工作。为阻止我大军过江，国民党部队南窜时对沿江船只进行了疯狂的打、砸、烧，并将大批渔船劫走，一些渔民为躲避国民党军破坏，只好将船沉入水底隐藏起来。为寻找渡江工具，桂林栖指示各县政府和支前指挥部派出工作队，深入沿江、沿湖地区调查摸底，广泛接触渔民，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他自己也亲率警卫员和基层干部，多次去望江、怀宁、枞阳等地的依江沿湖地区，走访船工，发动渔民，甚至深入非解放区，积极想办法筹集船只。如在枞阳县马窝子活动时，当时那里还是国民党占领区，群众有畏惧心理。虽然桂林栖一行化了装，但还是被国民党残匪发现了行踪，经过战斗他们隐蔽起来，只能夜间出来活动。他向保甲长说明了大军过江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形势，正告只有跟着共产党、解放军，才是唯一的出路。保甲长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开始帮助他们找船。群众工作方面，他首先选择青少年渔民的发动工作，由他们提供线索，再向家长做工作。短短几天时间，他们在当地筹集了60多条船只。在集贤关时，安庆还尚未解放，驻守的国民党军集中、封锁了不少船只。桂林栖一方面深入渔村，带着姚奎甲等人耐心地讲解形势，发动群众，不少渔民晚上冲破国民党的武力封锁，将船划到我方指定的港口待命。另一方面，桂林栖展开针对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敌营中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部队。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整整一个自卫中队的国民党军投诚。桂林栖亲自接收了他们，交给姚奎甲指挥，后编入怀宁县大队。据不完全统计，安庆沿江各县为渡江作战组织民船2000多只，每船均配备两名水手。

　　支前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检查、维护桥梁、公路畅通，并为大军选择渡江突破口提供情况。在桐城和集贤关，对辖区内的每一条公路、每一座桥梁，桂林栖都亲自带人反复进行检查。一旦发现路面有问题或桥危渡险，立即组织铺补、抢修。渡江部队解放安庆时，因负重过大，装载炮弹的十轮大卡车将桐城新安渡的公路桥桥梁压断，还有一辆汽车掉进了河中。这座桥是连接皖中、淮北的必经之途，直接关系到苏北、山东后方和安庆渡江前线运输线的畅通。得知消息后桂林栖火速赶到现场，发动群众献树献料，组织木工、石匠进行抢修。春寒料峭中，桂林栖不顾病体赤脚下河，在齐膝的冰水里和战士、民工一起抬木料、搬石头。经过10昼夜的奋战，一座新的牢固的桥梁在原址上矗立起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还点名表扬了桂林栖。为摸清渡江作战的敌情、水情、民情，做好支援大军过江后勤保障工作，一个又一个的任务需要桂林栖统筹安排：如何组织船只集结入江，部队于何处过江为宜，地方如何开展掩护，渡江部队食宿如何安排……他全力以赴，废寝忘食，陪着部队首长或带着地方干部，一个接一个地予以确定和落实。在马窝子连续工作了20多个昼夜，又回到集贤关继续奋战。

　　据沿江各县统计，在解放军渡江战役中，无为县共征集船只5000多条、水手2000多名；枞阳县集中了大小船只1956条；怀宁县动员船只1073条，水手2416人；望江县动员船只250条；宿松县动员船只1077条，水手2001人。为了保证船只能够顺利入江，几十万民工和解放军指战员一道投入了挖渠翻坝工程。无为县军民奋战27天，挖河疏渠100余公里，架桥20余座，凿通了小江坝、姚王庙、神塘河、泥汊河等4条渡船出江口；怀宁县鸭儿沟军民5000多人奋战13昼夜，开凿出一条长50米、深7至8米、上宽14米、下宽3.7米的通江引河。生活必需品方面，怀宁县共筹备粮食500多万斤，民工10万人，手推车1万辆；枞阳县20多处支前分站，每天供应粮食20多万斤，共筹办柴草80多万斤，军鞋2万多双。交通保障方面，皖西人民修通了全长170余公里的交通干线——桐枞、枞庐公路，架了大、中、小桥梁50余座，万余名水手帮助解放军展开水上训练。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人民军队“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千帆竞发，强渡“天堑”，4月20日晚8时，中路大军首先行动。滔滔长江之中，千只战船，冒着猛烈炮火，奋勇前进，迅速突破安庆、芜湖一线。一夜之间，渡过了3个军10个师的兵力，占领繁昌、铜陵、南陵、芜湖等地，迅速突入敌纵深50公里，蒋介石的所谓千里江防被拦腰斩断。“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渡过长江，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江南，摧枯拉朽，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延续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渡江战役自1949年4月20日正式打响，至6月2日崇明岛解放胜利结束，共歼敌近43万人，解放名城重镇170多座，缴获2300多辆战车、汽车、装甲车以及其它战利品。渡江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妄图盘踞江南半壁江山的图谋，为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推进了全国解放的进程。粟裕在三野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赞扬渡江战役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单从军事上去看国民党的崩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去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过了江，而且在政治上过了江”。而安徽人民，包括皖西人民和每一个像桂林栖一样的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伟大战士，在渡江战役中所做出的贡献，也将永远彪炳史册，流芳千古。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南推进。1949年4月30日，皖南地区均告解放。5月7日至10日，国民党安徽省最后一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义纯等在浙江开化被一举捕获。同时俘虏的还有国民党安徽省保安部队的5000余人。至此，除皖北金寨和岳西县城由国民党残匪盘踞外，安徽全境解放。

　　第四章 主政安庆重建百废俱兴

　　在解放进程中，为了统一领导安徽全省的各项工作，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总前委和华东局、中原局负责人研究决定成立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军区，并于2月15日上报中央备案。省委委员14名，桂林栖位列其中。宋任穷任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军区政委，曾希圣任省军区司令。后因华东地区急需主要领导干部负责新区城市工作，又因安徽地跨大江南北，皖南尚未解放,所以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领导皖北地区和皖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949年4月初，撤销江淮、皖西、豫皖苏3个战略单位，按解放前辖制成立皖北区党委、皖北行署和皖北军区。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副书记黄岩、李世农；皖北行署主任宋日昌，副主任郑抱真、李云鹤；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曾希圣，副司令员梁从学、孙仲德，副政委黄岩。桂林栖为皖北区党委12位委员之一。皖北区全区下辖阜阳、宿县、滁县、巢湖、六安、安庆6个专区和合肥、蚌埠、安庆3个市及淮南特区，并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党政军领导机构。5月，中共安庆地委和安庆专署、安庆军分区成立，桂林栖任地委书记兼专员、政委。从此，桂林栖与所有意气风发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面临着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追求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革命者到社会主义建设领导者的重大转变。

　　在担任安庆军管会副主任、安庆地委书记、安庆专署专员、安庆军分区政委期间，桂林栖为安庆接管、革命秩序的确立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一、接管安庆的准备工作

　　在安庆接管过程中，桂林栖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是参与接管安庆的组织准备工作。1949年3月中旬，皖西区党委在桐城城关宰相府召开会议，研究解放安庆城和支前渡江准备工作。桂林栖主持了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桐城地委书记郭万夫任中共安庆市委书记，张伟群任市长，杜野坪为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捷三为组织部长，胡扶摇为市委委员兼总工会主席。区级干部和政府各部门的干部由地委决定抽调。郭万夫：《回忆安庆市接管工作》，选自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安徽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3月下旬，解放军进抵集贤关。在关外徐家大屋组建安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安庆市委、安庆市人民政府。到4月初，由桐城地委抽调的340多名干部，已陆续抵达集贤关接收干部驻地，为安庆城市接收工作在组织上做好了准备。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庆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页。

　　其次是加强对部队和接收干部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桂林栖等人认真组织部队和接收干部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精神，采取测验、考试、座谈会、辩论会等方法，联系安庆城的实际情况及个别同志的模糊认识，进行深刻讲解，帮助同志们准确把握接收意义及相关政策要求。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领导在组织干部学习过程中主要阐明：入城后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和其他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向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作坚决的斗争；安庆是国民党从安徽省内长江北岸撤退的最后一个特务潜伏的据点，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中统、军统特务虽已撤退，但还有潜伏下来的特务。因此，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公安工作，坚决制止他们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安全是管制期间的头等大事；工作重点应由农村转向城市，所有接管干部必须学会在城市中与阶级敌人作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生产、金融、贸易、税收等各项工作的本领，尽快恢复与发展生产，把安庆由消费城市逐步转为生产繁荣的城市；要坚决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不受侵犯，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鼓励和扶持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和营业；教育干部防止骄傲情绪，防止功臣自居以及贪图享乐不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特别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要严格遵守入城纪律。

　　最后是加强统战工作。在我党的领导下，安庆民盟、农工民主党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安庆城内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努力稳定人心，对国民党人员进行了策反宣传，力争其投诚反正。此举也广泛影响和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工人群众和师生员工的革命觉悟。他们积极参加护厂、护校、护馆斗争。这些都为顺利接管城市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接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二、军管安庆

　　1949年4月22日夜，人民解放军进入安庆城，对以钱镇东为首的怀宁县自卫大队进行了军事接收。4月23日上午，党、政、军机关及接收干部、警卫部队入城，随即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杜义德（5月由王维纲接任）、副主任桂林栖、政治委员段君毅（不久调到南京市军管会），委员郭万夫、张伟群、马守一；同时宣布成立中共安庆市委、安庆市人民政府、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市委书记郭万夫、副书记杜野坪、委员王捷三、张义成、胡扶摇，市长张伟群，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张义成、政委郭万夫。继之，成立了中共大观、集贤、枞阳、中心4个区委和区人民政府（1949年7月，根据政务院“不足10万人口的城市不设区”的指示，撤销了4个区的建制。1951年7月30日恢复建制）。

　　各级党政军机关建立后，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系统的接管工作。由于准备充分，接管工作进展顺利，只用了7天时间就基本完成。但接踵而来的就是更为艰巨的迅速稳定秩序、尽快恢复生产的城市管理工作。

　　当时，市军管会面临的社会环境异常复杂。解放前，安庆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之一，市区及周边各县反动党、团、军、警组织纵横交错，特务、帮会组织密如蛛网。据不完全统计，除国民党部队外，全市仅党、团、特及反动帮会组织就有376个，骨干分子5700多人。这些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以特务为核心，土匪为骨干，网罗兵痞、流氓，勾结反动会道门头目及地主恶霸，用帮会作掩护，组织反革命集团，建立地方反动政权，明抢暗杀，造谣惑众，破坏生产和交通，刺探我军政情报，甚至还有敌特分子打入我机关内部，秘密发展组织，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不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也构成了一定威胁。此外，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乞丐、娼妓、游民等混集一起，也加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上述种种情况表明，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安定社会秩序是当务之急。

　　市军管会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实行果断措施，加强军事管制和公安工作。市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全力以赴维持社会治安，组织巡逻队、纠察队在大街小巷日夜巡逻，维护公共秩序；对交通实行管制，检查机关单位、行人车辆持有的工作证、接收证、通行证、搬运证等情况；保卫群众集会及公共场所的安全；在街头或工厂、商店等单位设意见箱，发动工人、职员、市民检举揭发反革命活动和坏人坏事；广泛联系群众，培养治安骨干；帮助工厂、商店等单位建立自己的护厂队、守卫队等，以防特、防盗、防破坏；建立旅馆汇报制度及派出所抽查旅馆制度等。

　　同时，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勒令国民党党团、特务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迅速到市公安局登记，交出一切反动证件和武器，对隐瞒不报或潜伏活动者将予以严厉惩办。在我党宽大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纷纷投案自首。据统计，从1949年5月至8月，向公安局自新登记者达1408人，其中军统、中统各10人。市公安局对自新登记者处理很慎重，仅对6名罪恶较大的判了有期徒刑，其余经教育审查后均交保释放。天主堂总主教梅耿光，自以为有帝国主义后台，不听告诫，一再散布谣言。市军管会经请示皖北区党委同意，对天主堂进行搜查，查出反动宣传品和几支枪。经审讯后，勒令梅耿光离境回国。经过强有力的军管措施，社会秩序初步稳定，生产也开始逐渐恢复起来。由于郊区人民民主专政力量比较薄弱，以特务为核心，以土匪为骨干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大多潜伏于此。市军管会和市公安局及时转移斗争目标，在郊区开展了剿匪斗争。一方面展开宣传攻势，一方面实行军事围剿。共剿灭股匪19起，从中抓获匪特分子18人，击毙匪徒2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105支及其他弹药武器等。这些胜利鼓舞了人民群众，他们积极向人民政权靠拢，主动配合革命运动。因而我党组织的农会以及发动群众诉苦等工作开展顺利，加快了土匪的覆亡。

　　肃清郊区匪特后，市军管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各县的剿匪工作。安庆地区的太湖、潜山、宿松等县先于安庆解放，因而剿匪工作开始略早。其中，太湖、潜山剿匪取得了很大成果。1949年2月，太湖县大队剿灭了胡文干匪帮，5月在英山县剿灭了赵金山匪帮。潜山县大队配合皖山军分区基干团3个连，以及后来加入的二野三兵团二十八师八十三团三营，于3月到6月彻底剿灭了余学伍、项浒成、袁丰升为首的“天柱部队”匪帮。宿松和岳西剿匪情况则较为复杂，宿松反动武装“大刀会”势力很大，而岳西地形复杂，大量土匪处于崇山峻岭之中。

　　1949年四五月，宿松同善社、大刀会匪首罗东山、史文琪、吴楚平、宗无良等组织反动武装在宿松洲地、山区发动武装暴乱。由于会匪势力较大，活动区域比较广泛，宿松县大队力不从心。6月下旬，市军管会及时派安庆军分区的警备九团前去支援。一营陈福太营长率部队奇袭匪徒指挥部玉杻观，打死匪徒几十人，俘虏300余人。之后率部直插滑石笼，打死打伤匪徒200余人，俘虏500余人，圆满地完成山区剿匪任务。

　　警九团团长余曙光带领二营六连在宿松县大队配合下在王家湾击毙大刀会徒100余人，在追歼残敌中生擒匪首罗东山，镇压了洲地大刀会的暴乱。至此，宿松县大刀会全部被清剿。6月底，军分区直属队在太湖县大队配合下于太湖石灰山消灭望江长岭、码头、怀宁腊树、太湖相石的大刀会，打死打伤反动匪徒80余人，俘虏400余人。

　　岳西县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地形险要复杂，土匪易于藏身，剿灭难度较大，单靠安徽一省剿匪很难取得效果，而湖北河南所辖的大别山区域也面临相同问题。为了彻底解除匪患，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进行联合行动。1949年8月25日，鄂豫皖三省剿匪工作会议在武昌召开，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三省边区剿匪部队，协同剿匪，由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剿匪指挥部于8月25日在六安麻埠成立，梁从学任司令员，下辖第一剿匪指挥所司令员李国厚，政委彭宗珠；在岳西县斑竹畈成立的第二剿匪指挥所，司令员孔令甫，政委桂林栖。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8月31日，皖北区党委发出《关于肃清大别山土匪及开辟山区工作的决定》。9月13日，第二指挥所向大别山残匪发布《劝降书》，然后桂林栖与孔令甫共同指挥，对拒不投降的土匪进行清剿。军分区警备团和县独立团采取内线清剿为主，结合有目标的奔袭。同时大力展开政治攻势，依靠群众搜捕残匪。并号召匪属唤子索夫，弃暗投明，迫使残匪瓦解。经过3个月的紧张战斗，到11月中旬，岳西县境内成股的匪特彻底肃清，残散匪徒纷纷投降，主要匪首汪耀南、刘玉标、王荫三、郑道显、蒋厚如等均先后落网。

　　1949年5月，市军管会发布公告（1951年2月再次公布公告），宣布国民党、三青团为反动组织，中统、军统及所属组织为法西斯组织，原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及省、县参议会、民社党及原国民党社会法团（农会、工会、妇女会等）为非法组织，一律解散，并没收所有公产、档案，停止一切活动。同时，加强对敌伪、旧人员登记管理工作。5月20日，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开展敌伪人员登记的通告》（1951年3月27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开展反动党、团、特人员自首登记的布告》），促使一批敌伪人员觉悟自新。公安部门及时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6月25日，市军管会根据皖北军区和皖北行署《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布告》，作出取缔会道门组织的决定。安庆的会道门组织主要有“一贯道”、“五仙堂”、“先天道”、“同善社”等。解放后，会道门组织成为国民党特务的联络点，他们勾结一起，竭力破坏社会秩序，颠覆新生政权。公安部门按市军管会的决定，深入调查摸底，查明组织状况，严格控制骨干分子。至1953年，市区的会道门组织全部被取缔，共逮捕道首25人，缴获经书283本，道具140余件，自愿退道者4288人，占入道总人数的98.8％。

　　根除鸦片毒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解放后，安庆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禁毒、消毒运动。1949年8至9月，由公安局印发查禁鸦片布告，对一般吸毒者劝其戒毒，交出烟土烟具。对吸毒成瘾，恶习不改者予以收审，强制戒烟，并缴获一批烟土烟具，在黄家操场当众焚烧了所有缴获的烟土、烟具。解放前夕，安庆有10家妓院，卖淫者54人，台基（妓院以外暗娼与嫖客厮混场所）130处，龟头6人。解放后，政府及时地对其进行了管理改造。1949年10月，市公安局在《娼妓管理办法》中规定，不准公开拉客，不准接待党政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不准接待学生。严禁虐待妓女，限制开设妓院和增加妓女人数，初步控制了卖淫嫖娼，为以后的禁娼工作打下了基础。

　　针对赌场林立，赌徒众多的现象，1949年8月，市公安局通告严禁开设赌场，禁止聚众赌博，接着取缔公开赌场，责令34名赌场老板停产转业，对84名赌棍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教育、没收赌具和赌款、拘留和劳教处理。

　　收容遣送国民党散兵游勇。安庆解放以后，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流入市区，在街头巷尾强讨恶要，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市军管会于1949年5月发出布告，命令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还乡团迅速交出所有武器弹药及军用物品，安分为民，违者严办。7月，市政府组织临时收容遣送站，对包括散兵游勇在内的游民进行收容遣送管理。据市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统计，1949年5月至9月的5个月中，仅收容遣送散兵游勇就达2.804万人，发放口粮19万斤。

　　全力恢复生产。依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指示，市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在顺利完成接收任务之后，及时抓好城市工商业的管理改造。1949年5月将五洲公司改为裕民公司，并申请皖北行署注入大批粮食、资金，迅速开工生产。在广大职工热情支持下，公司头10天就碾米17万斤，磨面粉260袋，及时解决了军民需求的粮食。9月底，裕民公司已由58人增加到107人，资金增加214％，米、面的日产量分别超过解放前的5％和29％。5月10日，将自来水和电厂合并，改名为安庆水电厂。6月，对水电厂、电信局、邮政局、招商局等公营企业内部机构进行调整精简，裁减了冗员，同时整顿了水、电等公用事业收费价格。仅1949年5至9月，政府就给市属公营企业贷款1万元，以促进公营工商业的发展。在重点整顿、发展公营企业的同时，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扶持改造私营工商业。1949年，对私营工商业的主要做法是号召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经营，只要不违法则坚决予以保护。解放初期，安庆市军管会和中共安庆市委、市政府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而又重点的开展社会管理、改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安庆市的民主建政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民主建政

　　安庆解放后，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主建政条件已经成熟。5月，经上级党委决定，中共皖山地委与中共桐城地委合并，组成中共安庆地方委员会，属皖北区党委领导。桂林栖担任地委书记，郭万夫、傅大章任副书记，孔令甫、袁文波、张格、雷文、赵瑾山、杜野坪、张伟群、钟大湖、张义成任地委委员。与此同时，皖山专署和桐城专署合并为安庆专署，桂林栖兼任专员，张格任副专员。6月成立专署党组，书记为张格、成员靳锡九、卢景洲、张云峰、马肇修。6月20日，以皖西军区的皖山军分区、桐城军分区和第四军分区的部分部队合并成立安庆军分区，归皖北军区领导。下辖警备九团、十团、岳西独立团和7个县大队及直属分队。孔令甫任军分区司令员，桂林栖任政委。第一副司令和第二副司令分别为张义成和钟大湖，副政委袁文波。同时，组建军分区党委，桂林栖担任军分区党委书记，副书记孔令甫、委员钟大湖、张义成、袁文波。1949年5月至9月间，安庆地委、专署的下属组织有桐城、怀宁、桐庐（今枞阳）、潜山、岳西、太湖、宿松、望江等8个县委、县政府。

　　各县县委、县政府及下辖组织在地委、专署的领导下，积极参与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彻底废除保甲制度，为建立基层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在负责领导接管工作，建立地方民主政权的同时，积极领导筹备各界人民代表会。1949年7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开始进行，代表由党政机关、工商界、文化知识界、民主党派、部队协商推荐和政府邀请产生。9月20日，安庆市政府和安庆专署合署办公。市党、政、军、群机关与地区同类机关合并。

　　1949年9月28日，安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大会首先由桂林栖致开幕词，接着听取了张伟群市长代表军管会与市政府向大会作接收安庆工作及安庆解放以来5个多月的施政工作总结报告，后由市委书记郭万夫代表中共市委会提出今后建设新安庆的方针和任务。

　　桂林栖的这次讲话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现在已是民主时代，一切事要人民办，不能少数人办，各位代表从群众中来，带来群众意见，希望大家鉴于过去情况与当前需要，根据共产党的各种政策，提出宝贵的建议，使大会的决议真正成为群众意见最高的集中表现，使我们在未来建设道路中获得一个正确奋斗目标。”全体代表深为其诚挚和谦虚所感动，大家畅所欲言，纷纷从不同角度，发表各种意见。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安庆文史资料》（第31辑）2005年版，第12页。最后通过了关于修复圩堤，克服灾荒，解决城市就业和发展运输、交流城乡物资等三项决议。安庆市委、市政府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广泛听取各阶层群众的意见，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扩大统一战线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国结束了延续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四、抗洪救灾

　　安庆地依长江，境内有将近一半地区为沿江水域地带。解放前，江堤连年失修，特别是1948年江堤决口未加修复。对于刚刚解放的安庆来说，境内的防汛抗洪修堤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而天不作美，1949年安庆的汛期提前赶到。据档案资料记载，从5月下旬开始，安庆连续暴雨，长江水位过早过快陡涨，6月初1948年水平，6月中旬超过民国1931年水位（16.75米），7月中旬最高水位达17.28米，安庆护城圩溃决。

　　早在5月安庆地委成立之初，就将全区抗洪救灾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桂林栖领导了安庆人民的这场抗洪救灾的战斗。

　　从5月至6月中旬，安庆人民在地委的领导下进行修堤堵口。广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亲自上堤参加挑土督修，并充分发动群众，对所有缺口均堵塞合龙，险处均加以补修。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险情不断增加，主要进行防汛护堤工作。当时条件极为恶劣，人力、物力极端缺乏。经过连续劳作，人员非常疲劳，再加上仓促应战，效率大大减低。但所有江堤险段经过抢护均坚持到水位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16.75米）后才决口。

　　与抗洪同时进行的是救灾，迅速安置灾民。以桂林栖为领导的安庆地委及时提出生产互助自救方针，组织灾民卖工、打柴、捕鱼、到江南去等等，到7月下半月逐渐为灾民开辟了新的生产出路。

　　这个时期，在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计疏散238970人，组织打柴者4695人，捕鱼者8472人，水上小生产者21895人，并准备抢种晚秋及捕鱼贷款，发动社会互济，捐粮、捐款、捐物，各机关部队亦捐款救灾，并发动了非灾区帮助。

　　这场抗洪救灾的成功应对，使人民充分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树立起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面对成绩，桂林栖并没有满足，而是进行认真总结，深刻反省。他指出破堤成灾客观原因有：江堤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年久失修，1948年溃决冲洗使堤身到处是病，安庆地区解放过晚，江水涨的过早，水位过高等。而我党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从领导思想上检讨。对水灾严重性、连续性估计不足，因而未从最困难处着想，以致领导被动，忙于招架。由于对工程之大估计不足，其次对水位之高估计不足，再次对江堤关系轻重估计不足，对防汛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被动，假使有充分估计，一开始就从最困难处着想，沿江各县开始就全力以赴，有许多圩堤是可以保得住的。

　　其次，没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缺乏经验。表现在工程上，验收土方不严，缺乏重点抢修、通盘照顾，防汛材料准备不足；没有科学分工，结果是忙的要死，仍然是前功尽弃。

　　最后，组织机构不灵活，通信机构不灵便，防线太辽阔，命令指示不能及时下达，下达情况不易及时上传，财力支援亦不能及时到达。

　　此后，桂林栖经常深入视察抗洪修堤一线，亲自指导工作。1950年1月，作为安庆地委书记兼行政区修堤指挥部政委，桂林栖亲往望江马堤、宿松同马堤巡视工程，充分肯定大家修堤的决心和艰苦的工作作风，并指示各县修堤应采行下面两点经验：1、“分土塘，不分堤坝”，消除龙口。即各小分队活分土塘取土，到堤上则不分段施工，这样减少了小分队与小分队之间的龙口，中队与中队之间的龙口，则严格按层验收，不使龙口落塌。2、组织干部民工互相参观批评学习，促进工程改进。此经验经各分区指挥部传达到各县修堤指挥部采用。《安庆新闻》1950年1月12日。为加大全地区抗洪救灾的前期准备，1951年，桂林栖领导成立安庆专区水利指挥部，领导全区群众大修内湖内河圩堤，普遍挖塘、筑坝、开沟、疏沟，加强防旱防涝的能力。《安庆报》1951年9月25日。

　　桂林栖对安庆抗洪救灾工作的领导及其经验教训的总结，为以后安庆地区防洪救灾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第五章 执掌安徽宣传焚膏继晷

　　安徽解放初期，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宣布成立而未实际建立。安徽境内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的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分别领导区内剿匪反霸、民主建政、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等各项工作。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恢复安徽省建制提上议程。1951年1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将皖北行署、皖南行署及其管辖区域合并，恢复安徽省建制和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不久，中共皖南区委、皖南军区及各人民团体、司法机关由芜湖迁往合肥。12月29日，两区正式合署办公。1952年1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成立，由曾希圣、牛树才、刘飞、黄岩、李世农、李世焱、胡明、孙仲德、苏毅然、桂林栖、张恺帆、曾庆梅、杨建新（未到职）等13名委员组成，曾希圣任书记，牛树才任副书记。之后，人民解放军皖北、皖南军区合并组成了安徽省军区。8月2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正式成立，曾希圣任主席，牛树才、黄岩、许杰、沈子修任副主席，恢复安徽省建制工作完成。

　　桂林栖是安徽省委13名委员之一，也是省政府38名委员之一，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于1952年2月正式到任。作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员会首任宣传部长，桂林栖担任这一职务达3年之久，是安徽省宣传工作的开创者。在此期间，桂林栖积极参与安徽各项重大政治活动，亲自主持了安徽省宣传网的建设，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分管干部理论学习和教育工作。

　　一、参与主持安徽重大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全国各地都有意识地举行了许多政治性庆典活动。这些庆典活动的组织，离不开事先的宣传和动员，因而宣传部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桂林栖担任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宣传部长期间，参与了安徽省许多重大政治活动，负责活动的宣传组织工作。

　　195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之前全国各地都开始了筹备庆祝活动。对于安徽省来说，这个日子的意义更加非同寻常，因为这也是安徽建省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安徽省委省政府对这次国庆节的庆典筹备极为重视，9月14日下午，安徽省人民政府、合肥市人民政府和安徽及合肥市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筹备国庆节庆祝事宜，特地成立了安徽及合肥市各界人民庆祝第三届国庆节筹备委员会，委员40余名。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黄岩担任筹委会主任，桂林栖是3位副主任之一。筹委会下设秘书、组织、宣传、文化、警卫、卫生等6处。会议还对于庆祝国庆活动内容进行了详细安排，决定于9月30日召开各界代表参加的纪念大会，10月1日晨，全市一律悬挂国旗，各机关、团体、学校举行升旗典礼，早饭后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晚上各机关、团体、学校自行举行文化晚会。

　　为了搞好这次国庆庆典，会议对庆典宣传作了认真谋划和细致安排，决定从9月25日开始国庆节的宣传。为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由桂林栖负责，筹委会组织了强大的宣传队伍。报告员、宣传员迅速到位，专门组成了2000人的宣传队，还有动员起来的合肥市文化馆、电影院、地方艺人和所有文化、教育工作者。筹委会要求他们把整个国家和安徽省3年来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广泛向群众宣传，力求做到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经过省委宣传部门紧张有序的工作和强有力的宣传动员，1952年10月1日，安徽省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庆祝活动在合肥市顺利开始。安徽省及合肥市各界人民8万余人，举行盛大游行。上午7点，游行队伍由苗圃广场出发，并在该地受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希圣的检阅。陪同曾希圣检阅的有安徽省及合肥市的党、政、军首长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各机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生产中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及各界代表，也都到广场观礼。游行行列以200人的仪仗队、红旗队、革命领袖像及各国人民领袖像和军乐队为前导，随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军区部队和公安部队、少年儿童队（2500人）、机关工作人员的队伍、体育大队（1100多名男女运动员），工人大队（1.8万余人），后面是学联和工商界、宗教界等单位的队伍，再后面是文艺大军（50余人），接着是郊区群众队伍，这些队伍分成两路八行并列前进。上午9时30分检阅圆满结束。

　　这次盛大的庆典活动，在思想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同时也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在这次庆典的宣传和组织过程中，以桂林栖为领导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为这次大型活动顺利进行打下了思想基础。桂林栖领导的宣传工作得到了全省人民的肯定，正是有了这次国庆节庆典的成功筹办，1953年9月，合肥庆祝1953年国庆节筹委会成立时，桂林栖依然担任筹委会副主任。

　　1952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党代表会议的有正式代表816人，列席代表57人。会议总结了3年来的工作确定了当前的工作任务。桂林栖是1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他作了党的教育工作的专题报告。大会于23日上午胜利闭幕。

　　23日下午，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主要讨论和决定安徽省1953年的施政方针，及产生本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752人，其中包括政府代表44人，部队代表70人，区城代表483人，省级人民团体代表（包括科学技术人员）52人，少数民族代表10人，宗教界代表6人，特邀代表45人，淮委会代表3人，铁路分局代表2人。此外还有列席代表约100余人。大会主席团由曾希圣、牛树才、黄岩、许杰、沈子修、李世农、桂林栖、张恺帆组成。桂林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25日在会上作了《关于三年来文教工作的报告》。

　　同时，桂林栖也是这次大会的文电起草委员会主任，与陆学斌、陈天任、童车五、戴岳等组成11人的文电起草委员会。大会先后发出了《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致敬电》《向朱总司令并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同志致敬电》《向华东行政委员会饶主席致敬电》《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彭总司令员并指战员勇士们致敬电》《致全省革命伤残军人和解放军、志愿军伤病员慰问电》《致全省老根据地区同胞和烈军属慰问电》《致全省治淮工程上全体工人、民工、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慰问电》，把大会顺利召开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

　　这次大会产生了安徽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主席为曾希圣；副主席为张恺帆、余亚农、陈荫南；委员共86名，桂林栖当选为政协委员。

　　除了政治性活动外，桂林栖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文化活动。1953年8月2日到6日，安徽省举行首届体育运动大会。这次运动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有6项成绩破安徽省纪录，一项成绩突破解放以来全国最高纪录。在闭幕式上，桂林栖发表讲话，肯定了运动员们的比赛成绩，认为他们一方面“为全省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做了一个良好开端”，另一方面是推动和发展全省人民的体育运动。接着，他从增强国防力量和国家经济建设角度说明发展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最后勉励运动员再次取得好成绩。《省文教委员会主任桂林栖同志在安徽省首届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安徽日报》1953年8月8日。这次运动会的召开和桂林栖的讲话，为安徽省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动员和宣传。

　　二、建设安徽省宣传网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决定》要求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一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宣传员、报告员的相关制度。

　　在此精神指导下，安徽省宣传网也很快建立起来。早在主政安庆期间，桂林栖就十分重视建立人民群众的宣传网，1951年2月，他批示安庆地委转发皖北区党委宣传部的《关于建立人民群众宣传网的指示》，推动了安庆地区人民群众宣传网的广泛建立。安庆市档案馆藏：《关于建立人民群众宣传网的指示》，档号1—1—12—1。

　　为了推进安徽省宣传事业的健康发展，1953年1月30日到2月5日，安徽省召开了全省宣传员代表会议。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者。会议头两天是交流宣传经验，中共滁县乌衣区区委、中共淮南市九龙岗煤矿三三〇米区支部、中共芜湖市明远水电厂支部等9个单位及蚌埠市模范宣传员文振武、肥东县模范宣传员程翠华等10个  人的典型报告，介绍和交流了宣传工作经验。

　　第三天由桂林栖作报告，他在《安徽省两年来的宣传网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三年宣传网工作的任务报告》中肯定了安徽省宣传工作的巨大成绩。主要表现为：安徽省建立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宣传队伍，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增产节约、爱国卫生、中苏友好月等项运动和各个时期中心工作中，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宣传活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推动了各项运动和工作的进展和完成，更加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全省宣传员数量不大，发展也不平衡；县区党委及支部领导宣传网的各种必要制度有许多地方尚未认真地建立起来，有相当大数量的宣传员不起作用或是不经常起作用，严重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存在以上缺点的原因，主要由于有些党委和干部（主要是区、乡干部）对宣传工作不够重视，同时党委宣传部对宣传工作的具体领导也做得不够。

　　为了发扬成绩，改正缺点，桂林栖提出了1953年安徽省宣传网工作的主要方针“应以巩固提高为主，在巩固提高基础上适当发展”。

　　最后，桂林栖指出，当前党群宣传工作，又面临巨大的任务。1953年，国家开始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并将在全国实行普选，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传网以及一切党的群众宣传工作，应该以这些任务为中心，特别是要转向生产宣传和技术宣传，以便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

　　会议期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也到会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对宣传网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省委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黄岩作了宣传婚姻法的动员报告。

　　会议最后，中共安徽省农委、省妇联、省团工委、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等单位领导，也到会分别作了有关农村生产和互助合作、妇女工作、团组织如何协助党巩固和发展宣传网、以及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对各位领导的报告，到会代表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次全省宣传员代表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宣传人员的党性教育，提升了责任意识和业务水平，为以后总路线的宣传做好了思想动员。

　　三、注重干部理论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全国进行了整党运动。运动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1年2月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号召。在此精神指引下，华东局制订了干部理论学习计划。为了响应中央号召，贯彻华东局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宣传部制定了《关于1952年下半年在职干部理论教育计划》，要求地委、市委、矿委以上机关，在整党任务完成后，立即开始理论学习。

　　安徽省直属机关完成整党任务后，成立了省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桂林栖担任主任委员，陆学斌、杨明、郑曰仁、干仲儒4人为副主任委员。在各机关中，进行了学习编组，参加学习的干部共7000多人。

　　1952年11月4日下午，省直机关召开干部理论学习动员大会，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牛树才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指出这次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构建起了安徽省直属机关学习制度。学习内容包括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文件。

　　在这次学习中，以桂林栖为领导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还制定了详细计划，规定了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编组、学习方法、组织纪律和测验方式。整个学习过程由省直属机关学委会统一领导，而总学委主任桂林栖在学习中起着组织者的作用。

　　1953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获得了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这一切表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即将来临。为了提高党员干部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本领，必须要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

　　自5月初开始，安徽省直机关中、初级组在总学委主任桂林栖领导下开始学习《经济建设常识》。到7月底止，中级组已学完第一至四章，初级组学完了第一章（开始时先学了政治常识第一、二两章），并都经过了总复习和测验，小组和班的学习总结也基本结束。

　　这次学习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

　　第一，建立和健全了学习组织，设立了10余所机关业余政治学校，配备了专职干部，组织了讲师团，挑选和训练了一批初级组兼职教员。

　　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坚持和执行各项学习制度和纪律，逐步提高了干部学习理论的兴趣，不少干部开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三，通过学习，中级组大部分干部，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根本方针，我国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途，我国实现国家工业化采取的主要措施，规定国民经济计划应具备的特点，均有了较深刻的理解。

　　第四，初级组许多同志经过学习，对我国工业化的重大意义、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困难等问题，均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五，在学习组织领导上，也有了改进，调整了学习讲区，试行了建立基点班的工作。

　　第六，在教学方法上，组织教研会议，交流与改进教学方法，初步摸索了一些教学与辅导经验。

　　这些成绩经1953年9月11日《安徽日报》以《省直机关中、初级组干部学习经济建设常识有成绩》为题公开发表，对全省各级干部学习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学习中也存在一些缺点。桂林栖指出：学员中还有少数人存在着好高骛远思想、自满情绪，学习中的自流现象，必须继续揭发，认真进行批判，以端正学习态度；对于兼职教员一般不应要求过高，只要教员做到中央所指示的能用功学习，努力工作，正确讲解，谨慎解答，就应予以鼓励。桂林栖还对提高教学质量和辅导方法、调整学习组织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并要求今后把干部理论学习更好的开展起来。

　　经过总学委的进一步督促和鞭策，各单位对于学员们学习高度重视。学习开始时，不少单位分别召开了学习动员大会，进一步传达和贯彻学习计划，并号召学员端正学习态度，更好地进行学习。学员们学习情绪也随之而普遍高涨。初级组自9月14日起至12月底，继续学习经济建设常识第二、三两章；中级组按照中央指示及安徽省委新的干部学习计划而转入了《联共（布）党史》第九章的学习。

　　早在6月12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对全党干部理论教育的规定，中共安徽省委便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和整顿干部学习的领导和管理，健全学习制度，逐步转入《联共（布）党史》的学习。

　　省委管理干部学习的经常工作由曾希圣与桂林栖负责。省委宣传部便在桂林栖具体领导下积极进行《联共（布）党史》学习的准备工作。例如，抽调中级组学习辅导员采取业余和离职按章轮训的方式进行训练，以加强学习的指导力量；在省委宣传部成立学习室，开始协助讲师团拟订讲授提纲与学习提纲辅导中级组学员的学习；加强有关资料的搜集工作；尽力协助讲师解答疑难问题；统一指导理论教员、学习辅导员的工作等。

　　在此基础上，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制订出第一期《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学习辅导员训练计划。规定，以省直属机关（包括合肥市）中级组为对象，开办80到100名学习辅导员及部分理论教员训练班，并以各地市、矿委中级组为对象，在省委党校开设40至50名的训练班，分别以业余和离职方式进行训练。学习内容为《联共（布）党史》第九章“新经济政策”。要求通过学习领会文件精神，抓住学习重点，找出学习疑难，并初步解决一些问题，以便为将来辅导学习打下基础。对于学习方式，规定业余训练班在每星期二、五两晚进行，每晚学习2小时，采用报告、自学、课堂讨论三结合的方法，并定期进行测验，学习时间为一个月；计划中对训练班的组织形式和学员入学条件，均作工时规定。

　　同时，也制定了《第一期学习辅导员业余训练班教学计划》，主要针对从直属机关各单位及合肥市中级组抽调来的学习辅导员进行短期业余训练。教学目的为“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经验”。采取“从苏联经济发展过程中研究经济建设的理论与经验”和“从全局观点出发，有重点地进行”的方针。

　　学习内容有必读书目：《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第九章“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平工作时期”；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大会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讨论的结论》。还有参考书：列宁的《粮食税》和《论合作制》。

　　学习中心就围绕着上述《中共中央安徽省委宣传部订出第一期学习辅导员训练计划》进行。学习方法为课前预习、课中复习、课后精讲、抓住中心、逐步引深。具体包括：预习、讲课（四次）、研究、讨论、解答与测验、总结。学习时间规定每周共计13个小时（周一到周六每天1小时，周六周日晚上，每晚两小时，周六下午3小时）。实行严格的学习制度，主要包括：请假点名制度，无故不到两次该单位党委会与学员写出书面检讨，3次不到除名；报表制度；小组长会议制度。

　　经过周密的准备，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举办的第一期中级组《联共（布）党史》学习辅导员业余训练班，经过入学考试后录取正式学员92人，7月18日在省府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除正式学员外，还有各单位抽调的旁听生100人，及省级机关业余政治学校的专职干部等，共约200人。这期训练班的开学，象征着全省干部理论学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系统的正规的理论学习阶段。

　　训练班主任由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亲自担任，并由省委领导李世农、桂林栖、张恺帆、陆学斌等为主讲讲师。省委宣传部学习室为训练班的辅导室，以此来加强训练班的教学工作。

　　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桂林栖作学习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进而指出，我国社会改革工作已基本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在开始，因此我们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情况，就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他还指出，这次理论学习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三反”“五反”之后，干部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学习情绪普遍高涨。希望学员经过学习后，真正能成为讲师与学员之间的桥梁。他要求大家提高学习兴趣，自觉地服从组织，遵守学习制度与学习纪律。此外，他还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防止好高骛远，骄傲自满，为保证完成这次教学计划而努力。

　　这次学习因受许多时事政策的影响，中间有所停顿，因而持续时间较长。到了1954年11月中旬，高级组和中级组学员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第十章，初级组学员开始继续学习经济建设常识第五章。12月底学习结束。

　　高级组和中级组于1955年1月19日下午举行《联共（布）党史》第九、十章学习考试。桂林栖和张恺帆主考。参加考试的有省委各部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共111人。

　　经过这次学习与考试，提高了干部们学习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以后的理论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安徽各项事业的发展。

　　四、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指导全国人民全面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纲领和路线，即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从此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总路线的高潮。

　　安徽省直属机关干部从1953年11月开始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桂林栖是这次学习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1954年1月7日，安徽省直属机关举行全体干部大会，部署进一步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工作，桂林栖作为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在会上做了继续深入学好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报告。

　　首先，桂林栖肯定了总路线学习的成绩。他指出，干部们2个月来学习总路线的主要收获是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教育，使每一位干部在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明确了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方针，明确了如何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因此在广大干部中，普遍树立了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思想，机关工作中出现了不少新气象，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得到了某些批判和克服。2个月来的学习情况说明，学好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能够大大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

　　其次，桂林栖指出学习不够深入。干部在总路线学习中还存在若干问题，主要是对总路线缺乏完整的理解，学习方法没有很好联系实际，过去这一时期学习中，有些争论还没能及时总结，妨碍了学习的前进和深入。

　　再次，桂林栖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深入学习作了新的指示。他说，在学习要求方面，应该是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来理解总路线，弄通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从思想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在主要问题上做到理论通、政策明、行动巧。参加理论学习高级组和中级组的干部，应在理论上着重研究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弄清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弄清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及其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主义改造的关系，从理论上将国家资本主义及对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农联盟等问题弄通。然后，进一步要求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弄通，要求在各项工作中划清政策界限，防止“左”“右”偏向。理论通了，政策通了，就要求每个干部将总路线作为自己的行动方向。做到行动通，要求把总路线的精神，贯彻到当前增产节约、收购粮食、互助合作、购买公债等工作中去。对参加理论学习初级组的同志，以上课为主，讨论为辅，要求了解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及有关主要政策、并应当批判糊涂思想。在联系实际方面，首先要求在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上联系思想，批判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其次是联系工作，检查在执行政策中，有哪些不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地方，以达到提高认识，认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界限的目的。在学习领导方面，应继续贯彻前一时期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掌握具体思想情况，进行具体思想教育。政治学校应继续发挥作用。高级组要辅导中级组帮助初级组学习，并要准备做专题研究报告。

　　最后，桂林栖提出了学习安排。将学习进度按两步进行：第一步弄通理论政策，弄通总路线与各项工作的关系，适当联系实际；第二步根据总路线的精神，结合工作，进行检查，通过联系实际，反过来提高对理论的认识。在时间安排上，将原来学习时间适当延长，在春节以前继续学习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部分及其有关问题，春节以后，再学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部分，然后再看进度转入第二步学习，要求于3月前将总路线学习告一段落。

　　为了推动对总路线的学习，总学委决定于2月20日以前对省直属机关中级组和初级组全体学员举行一次考试。为了帮助干部进行学习，省委宣传部桂林栖部长、陆学斌副部长先后向中级组学员作了《参观东北工业建设观感》和《问题解答报告》。这两个报告联系实际，分析细致，答疑解惑，针对性较强，各机关、单位都安排专人向初级组学员进行了传达，对干部的启发很大。经过这一个时期的学习，一般干部对总路线的认识较以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对实行总路线总体和两翼的关系，我国工业化的方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困难，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五相应”的关系等问题，理解的比以前深入具体。

　　这次学习活动于1954年5月底结束，6月2日进行了结束考试。

　　这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规模大，参加学习干部有1.4万人。内容丰富，取得了良好效果。一般干部都能比较系统的认识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上明确了使我国变成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总路线一鸟两翼的相互关系、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小农经济的特点、当前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必要和具体政策等等，大大丰富了理论知识，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意义，从而更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不少学员自觉地检查了过去骄傲自满、争地位、要待遇、不安心工作，羡慕资产阶级生活享受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因而在工作中社会主义热情大大增强。许多干部在初步懂得过渡时期理论政策以及当前各项工作（如粮食收购统销、发行公债、增产节约等）与总路线密切关系后，原来存在的各种糊涂观念，都基本上得到了统一的认识。许多干部在学习总路线提高政治觉悟基础上，家在农村的纷纷写信回家动员出售粮食，支援工业建设，家在城市经营工商业的，也写信劝说家长遵守法令，接受国家监督，争取改造。全体干部都在党委号召下自觉自愿地踊跃认购公债，认购数大大超过预定计划数字，机关增产节约运动也在总路线学习中大大向前推进一步。特别是通过半年来总路线学习，大大促进了干部学习理论的习惯与兴趣的养成，在组织领导和教学辅导等方面，也创造了一些经验，为以后长期的干部理论学习打下了更好基础。总路线学习活动结束后，学员们开始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学习。

　　五、学习讨论宪法草案

　　1954年5月31日，安徽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安徽省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曾希圣担任；副主任委员是桂林栖、张恺帆、余亚农、沈子修和苏毅然；委员会下设有办公室。《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召开会议，成立安徽省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安徽日报》1954年6月1日。

　　会议之后，全省各地参加中级组理论学习的干部和大、中、小学教师学习宪法草案初稿，市、县则开始集中一批报告员、宣传员进行训练，培养宣传骨干。宣传和学习宪法草案的活动逐步展开。

　　省、市、县在5月间都成立了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同时中共安徽省委抽掉了70多名省级报告员，到各地进行报告，各地、市、县委也出动了大批报告员和训练了大批宣传员向群众宣传，并组织了干部和各界人士广泛开展了讨论。

　　省级机关参加这次学习和讨论的干部共1.74万多人，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260多条。全省有670多万人听了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中有很多人参加了讨论，各阶层人民在讨论中，对宪法草案表示热烈拥护，并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认真地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在全省讨论中，总共提出1500多条修改意见，6月间即使防汛保堤和开展大规模增产运动的紧张时期，也未中断学习和讨论。

　　根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共集中训练了2700多名学习宪法报告员和3.48万多名宣传员，出动宣传的报告员、宣传员和基层干部共达20多万人。金寨县19个县级报告员在两个月内向人民群众作了45次报告。该县后畈区受到1到5次教育的共有8600多人，占全区成年人总数的84%。

　　宪法草案学习、讨论和宣传活动前后进行3个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制意义。它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壮志；它是对安徽全省人民一次认真的普法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学习、讨论和宣传，各界人民都增强了宪法观念，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以各种不同实际行动来拥护宪法草案。

　　推动这次学习和讨论宪法的活动的主体是安徽省委宣传部，因为无论是干部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还是宣传宪法草案，其工作都在省委宣传部工作范围。桂林栖是这场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从事党的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之外，桂林栖从1956年开始担任安徽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常常出席政协会议、参加和主持政协活动。其中影响比较大就是成功筹划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纪念活动。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90周年诞辰日（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扩大）决定，全国都要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1956年10月28日上午，安徽省政协举行第10次扩大会议，讨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筹备事宜。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桂林栖担任主任，委员56名。同时还决定于11月12日下午，在合肥举行纪念大会，并在合肥举办图片展览、组织报告会等纪念活动。在桂林栖的统一组织下，11月9日，安徽省政协参观团去南京谒中山陵，献花圈。11日起，《安徽日报》陆续发表了一些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12日下午举行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900多人，其中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和合肥市地方组织的委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省、市地方组织的代表，各机关、工厂、学校代表以及宗教界、少数民族的代表。

　　从筹委会成立到纪念大会的召开，间隔时间很短，但是一系列纪念活动却很多，有的活动规模较大大，安徽能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纪念活动举办的有声有色，表现出了较高的办事效率，也证明了桂林栖优秀的组织才能。

　　六、运动漩涡中的安徽宣传工作

　　（一）整风、反右派斗争中

　　在中国共产党八大路线指引下，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了解决在新形势下党内出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中共安徽省委1957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统一部署，在全省各级党组织中开展了整风运动。

　　5月5日至7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安徽全体党员中开始整风，会议研究了整风的具体步骤、方法。随后，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省、专、市各机关、学校、团体也召开了座谈会。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对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表示欢迎。运动开始还是正常的，许多党外人士和党内干部出于对党的爱护，提出了很多善意批评，但也出现了一些属于攻击性的言论。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后，安徽省很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参加运动的先是省、专、市级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8月5日至9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决定，在文教界，工矿企业和农村普遍开展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逐渐扩大到基层单位；到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但是，安徽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不仅使被错划右派者身心受到摧残，而且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践踏，刚刚开始的工作重点转移受到严重影响。《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在安徽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中，桂林栖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职务，并非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在这场运动中他主要是宣传与配合，这一阶段报刊上桂林栖活动、言论报道甚少就是这一情景的印证。由于事起突然，桂林栖思想未能跟上当时政治形势，但安徽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又恰恰是桂林栖分管的宣传文化领域，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是使桂林栖作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据著名戏剧艺术家时白林先生回忆，那时文化教育界搞得非常紧张，风声鹤唳，省黄梅戏剧团许多人惴惴不安，而桂林栖做了大量的安抚工作，保护了一批演员。

　　桂林栖分管宣传工作，特别关心省报，曾经亲自负责审定《安徽日报》地方版开印前的清样，还多次指导有关同志撰写重要社论和评论员文章。1957年9月27日，新华社安徽分社举行庆祝新华社成立20周年座谈会。桂林栖出席了座谈会，就新闻工作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新闻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因为新闻工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地位观念在有些同志中还比较严重。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整风，认真地进行检查，予以肃清，树立工人阶级立场，树立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桂林栖认为，深入群众是新闻工作者改造思想的紧要关键。过去新闻工作者采访的圈子还很小，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刻，今后要扩大活动圈子，放下架子，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才能写出生动活泼的报道。

　　桂林栖还提出要加强农村宣传。他肯定过去着重城市宣传工作的成绩，宣传城市的建设是正确的，同时指出对农村宣传显得不够。要求新闻工作者以后要加强农村宣传报道，报道农民的光荣劳动，报道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报道农村美丽的自然景色，引起人们热爱农村，热爱农业劳动。

　　桂林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新闻学观点在实践中的执行与贯彻，他的热爱农村、关注农村、贴近农村进行宣传的观点至今还具有很强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由于受到了当时反右派斗争大环境的影响，他的有些观点也难免带有当时政治运动的印记。

　　（二）“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全会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6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了《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宣传运动的通知》，接着召开贯彻总路线广播大会，层层进行动员、发动。9日至20日，召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总路线宣传的范围扩大和深入，很快在全省掀起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跃进的发动，舆论动员实为其先声。在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通过之前，实际上全国各地大跃进思想已经开始宣传了。在安徽的大跃进运动中，宣传部门与全国各地一样，也是先行一步，1957年底的宣传中其实就已经流露出大跃进的思想苗头了。

　　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掀起生产高潮，1957年12月16日晚6时到10时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广播动员大会。桂林栖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他首先谈到了全省人民在农业规划纲要（草案）的鼓舞下，取得了1956年农业生产的伟大成就和当前兴修水利、积肥的巨大胜利。其次是详尽地论述了彻底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种种条件。又指出：要彻底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必须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还指出，要“必须克服不联系实际、不研究生产，不接近群众和少数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等现象”。最后，桂林栖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要把当前以, 兴修, 水利, 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推向更高峰。

　　这次会议内容广，王光宇（副省长）、张世荣（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孟亦奇、田世五、王文元都先后作了报告，可见其内容之丰富。会议规模也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461万多农民、工人、干部和其它各界人民收听了这次广播。连同17日收听大会录音重播的共达562万多人。这是当时安徽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广播动员大会。

　　大会取得了极佳的动员效果。在广播大会进行期间，全省各地收听广播的群众都以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纷纷打电话、电报或派人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向广播大会表示提前和超额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最大决心。大会共收到电话、电报776个，有660个集体和个人向大会提出了保证，还收到表示态度的信件和电话229个。

　　从这次大会来看，桂林栖的讲话侧重于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农业生产，这比较合乎安徽的实际情况，因而是比较理智的。群众们建设的热情也被点燃了，尽管这种热情中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狂热成分。

　　文艺界大跃进的苗头也在1958年2月出现。安徽省国营剧团全体演职员会议上，歌剧团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良好愿望出发，提出了非常多的表演场次。对于演职员们的干劲，桂林栖基本表示同意。他认为，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文化工作也必须跟上去，为工农业大跃进服务。剧团应该多演出、多排新戏、多下乡上山、多到工厂、矿山，尽可能地多创作新剧目。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说：“你们提出了较多的场数，这很好，但是排演的新戏多不多？黄梅戏剧团过去演的新戏不多，最近已有转变，但是还不够，应该再整理自己的传统剧目，排演其他剧种的好剧目。”《为生产跃进服务，促进文化大繁荣，省国营剧团全体演职员会议充满革命干劲，桂林栖同志对全省文化工作者作重要指示》，《安徽日报》，1958年2月25日。桂林栖的这番话表现出了对于文艺创新的独到见解，及时提醒演职员们要创作新戏，演出新戏，实际上是注重作品质量的提升，而不是单纯来看数量，说明了此时此刻他是清醒的。尽管在当时在数量挂帅的前提下，要提升质量确实很难做到。

　　1958年11月，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其弊端有所显露，许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没有引起中央的足够重视。在中央继续宣传和进行大跃进的精神下，全国上下都对怀疑或者反对大跃进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对于发展钢铁工业的重要意义，桂林栖认为，力争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以最快的速度发展钢铁工业，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国家，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大大发展钢铁工业；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大大发展钢铁工业；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早日解放台湾，捍卫祖国安全，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大大发展钢铁工业；我们要以最短时间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大国，使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大大发展钢铁工业。

　　教育方针问题，桂林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的基本特点之一。这个方针，毛主席早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提出来。抗日战争中有了很大发展，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整风以后，经过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接着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不但没有降低教学质量和妨碍科学研究，相反却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科学研究的的发展，许多学校结合教育实践，生产出各种重要的产品，有些产品并且属于尖端科学。这些事实有力地粉碎了“教育与生产不可能结合”，“教学改革只会改‘乱’改‘糟’”等等论调。并提出要扫清思想障碍，乘胜前进。

　　桂林栖的这些认识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大跃进进行的如火如荼，全国上下充满着建设激情，无形中感染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时也影响党的各级干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些建设成就，这些成就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之后，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最终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错误之时，便开始纠正错误。经过深层次的探索和思考，在1960年之后纠正“左”的错误方面，桂林栖是安徽省委领导中比较彻底的一位。

　　（三）反右倾斗争

　　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的方向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但会议中期发生了逆转，改为反右，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反右倾斗争中的态度来看，桂林栖和当时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在总体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因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央，当时中央发动了反右倾斗争，任何党员或者干部不可能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从实际行动来看，桂林栖对于教育、文艺、科学界知识分子比较关心，关心他们的思想改造问题，同时更关心他们的生活，这些从一些知识分子的回忆中都有所反映。

　　第六章 奠基科教文卫口碑载道

　　1955年3月，桂林栖任安徽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1956年7月，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同时补选为安徽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安徽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等主要职务。这一时期，桂林栖主要工作是分管安徽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等工作，为安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安徽科教文卫事业的重要奠基者。

　　一、推动安徽科技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于科学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非常深刻，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

　　中共安徽省委领导本来就非常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在党中央号召的有力推动下，安徽省委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安徽科技发展，桂林栖是这些措施的具体执行者和推动者。

　　（一）成立科学研究机构和领导机构

　　1955年，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的精神，提出了积极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科研工作的要求。

　　1956年3月6日，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合肥召开，桂林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发展与提高安徽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完满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任务”，围绕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联系安徽实际情况，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及任务。

　　第二部分“迅速发展和提高安徽科学文化力量是圆满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提出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所要做的各项具体工作。在第二部分内容中，桂林栖特别强调科学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为着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各项任务，除了动员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也迫切需要有足够的科学文化力量。”

　　而科学文化力量的关键在于人才，桂林栖对此更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的事业越是在各方面高速度前进，我们现有的科学技术人才就越来越显得不够了，初步统计，今后12年内，我省需要农业技术人员约计9.1万人；需要医师4万多人；需要中等学校教师7.9万多人；需要工业技术人员约计2.4万多人。而我们现有高级知识分子不过1500人，普通知识分子不过16万人，这与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相比极不相称的，不仅数量小，而且质量也较低。”安徽省档案馆馆藏：《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发展与提高安徽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档号22—3—100—1.1。

　　为了加强科学文化力量，桂林栖指出必须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且提出了需要做好的八项工作。主要包括：大量培养各种需要的科学技术人才；成立科学研究机构；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帮助知识分子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加强知识分子建党工作；合理使用知识分子，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加强与知识分子的团结等。桂林栖的这次讲话，既是对安徽省委发展科学文化事业行动方案的说明，也表明了安徽人民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决心。不久，诸多会议精神开始付诸实施。

　　1956年3月17日，中共安徽省委将桂林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印成了具体工作方案，即《关于知识分子工作要点》。内容主要包括：加强与知识分子联系和政治领导，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大量培养科技人才，成立科学研究机构。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5—1957），安徽省新闻出版局，1994年版，第250页。

　　7月17日，安徽省科学研究所成立，这是安徽省第一个综合性科研机构。研究所下设应用化学、物理、地质、冶陶、农业生物、土壤、植物病理、生物化学、药理和历史等10个研究室。

　　安徽省科学研究所是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亲自主持下组建起来的，桂林栖作为这项工作的主要领导者，负责的是高级人才的招聘。当时安徽科技人才匮乏，省委积极向南京、镇江、上海等人才聚集地广泛招揽。1956年5月16日，曾希圣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成立科学研究所事宜时指出：“科研所没有人才不行，由桂林栖同志负责到上海高薪招聘人才。”《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从此可以看出，桂林栖在科学研究所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科学研究由省委直接领导，其中大量的工作由桂林栖来负责。

　　在“二五”计划和经济调整时期，安徽的科技事业尽管受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是不断发展的。1958年8月，在原安徽省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下设工业、农业、水利科学、卫生和哲学社会科学5个研究所。同时又成立了安徽省科学工作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的科学技术工作，曾希圣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次年2月，安徽省科学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桂林栖是委员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经常出席一些有关科学技术的活动，为安徽省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960年5月26日，经国务院任命，桂林栖担任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科学研究机构成立后，不仅很快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同时也在全省人民中形成了爱科学、学科学和用科学的风气，对于安徽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科学领导机构的成立，则保证科学研究的方向性和实用性，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转化率和普及率，对于安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鼓励科技知识的普及和自然科学的研究

　　桂林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积极支持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普及。1956年9月17日，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接着地、县科普协会也相继成立。在此过程中，桂林栖均给予了大力支持。

　　1956年9月15日，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合肥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17日闭幕。会议听取了《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6年和1957年的工作计划》；并推选程士范为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田世五、吕季方、韦斌、陈振亚、汤蠡舟、齐坚如6人为副主席，丁浩等80人为委员，大会宣布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正式成立。

　　桂林栖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向大会和全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者表示衷心祝贺，并指出，正当全国和我省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时候，召开这次大会，对发展我国、我省科学技术事业，提高我国、我省工农业生产，意义非常重大。他还谈到了科普协会的工作，说到“今后工作重点，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俗地大力地向广大工人、农民、部队、机关干部宣传科学技术知识，用科学知识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还强调指出，为了发展与繁荣安徽省科学技术事业，今后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必须继续贯彻在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倡在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工作中开展自由讨论；同时，各级党的组织应加强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领导，要扩大科学技术工作的队伍，以便使安徽省科学技术早日达到国家水平。《省科普协会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安徽日报》，1956年9月17日。

　　桂林栖这次讲话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发展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对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的充分肯定，洋溢着对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而安徽省科技普及协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科学知识在安徽的普及，对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桂林栖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积极支持安徽省自然科学学会的筹建。1957年2月1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邀请在合肥的科学界人士和有关厅、局、大专学校等单位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讨论筹建安徽省自然科学各种专门学会。作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桂林栖出席并主持了这场座谈会。大会经过认真的讨论，推选程士范等44人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推选程士范为安徽省科联筹委会主席，干仲儒、王旭烈、石原皋等8人为副主席，许连珍为秘书长。不久之后，安徽省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加强了全省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系与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促进了安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三）倡导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为了加快安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桂林栖特别重视生产技术的改进。为了推进技术革新运动，1958年5月15日，全省工交系统群英大集会，桂林栖作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提前实现工业产值赶过农业产值而奋斗》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以及安徽省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农业发展规划，并分析了实现这些规划的有利条件。进而提出革新技术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之一，因此，在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热情同时，还必须掌握先进的技术，这就是又红又专、红专并进的道路。

　　桂林栖号召到会的全体积极分子代表，带动全省职工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把当前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引向技术革新的高潮，充分发挥每个职工的聪明智慧，把干劲和钻劲、勇敢和智慧结合起来，多在改进技术上出主意，想办法，使生产有节奏地进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桂林栖还提醒大会代表们，在技术革新运动中要大胆破除迷信，要敢于理想，敢于实践，要具有敢于打破陈规的独创精神。技术革新的内容很广泛，它包括改进生产设备，改进操作方法，改善劳动条件，改进工艺，改进技术标准，试制新产品，采用代用品，改进生产管理等很多方面，因此，技术革新运动不论在新厂、老厂，设备好的厂或设备陈旧的厂里，都可以开展起来。他说，有人怕技术革新会出毛病，因而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敢动。毛病是会出一些的，但可以改进。认为工作中一点毛病也不出，这是主观主义的想法。如果本来能做到的事情，因怕出毛病而不敢去做，这就是保守思想。我们要同这些保守思想作斗争。他还强调技术革新必须与当前生产需要密切结合，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又不能脱离实际，要从当前实际基础上做起。

　　桂林栖还鼓励大家，在技术革新运动中不要怕失败，他说：历史上许多创造发明都是从不断失败中获得成功的，这次失败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取得下次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失败，只要想的对头，是为了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个人，失败了再干，百折不挠，终究是会成功的。他还希望到会代表们要虚心，不要骄傲，要老老实实的学习。要善于团结和帮助周围的职工同志，群策群力，革新技术，促进生产大跃进。他指出，先进生产者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将一事无成，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树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任何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最后，桂林栖号召全体先进生产者，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引的建设路线英勇前进，继续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技术革新的高潮，为获得更伟大更辉煌的胜利共同努力。在桂林栖的号召下，整个安徽工业交通系统技术革新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四）促进科技工作为生产服务

　　桂林栖非常重视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大力促进科技为生产服务。1959年2月24日到26日，安徽省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由省科技委员会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委具体负责科学工作的党员干部，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学院、安徽农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负责科学工作的党委书记，省委、省科学院分院、省政府各厅、局党委书记和负责科学的领导干部，共计100多人。

　　这次会议传达了1959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就安徽省科学技术工作作了报告，并分配1959年的科技研究任务。桂林栖到会并讲话，他指出：科技工作首先要为完成钢铁、煤、粮、棉四大指标服务。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科技工作者树立科技为生产服务的思想，大大焕发了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了安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为了使科技工作更好地为生产服务，1959年11月下旬，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筹委会在合肥召开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248人，其中有省科学技术协会筹委会的委员，省科学技术协会所属各学会负责人，各专区、市、县科协代表，省直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及出席全国群英会归来的土专家和劳动模范。安徽省委、省政府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会议期间，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书记处书记、省长黄岩等负责同志和代表们见了面。曾希圣讲话中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号召大家要政治挂帅，积极投入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多多创造发明。

　　桂林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总结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安徽省科学技术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并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阐述了1960年科学技术工作继续跃进的有利条件，指出了科学技术工作方针和安徽省以后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任务。

　　桂林栖认为，科学技术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出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衡量科学技术工作是否做好了的标准，是科学技术是否很好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他指出，安徽省1960年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结合我省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和资源特点，进一步贯彻科学技术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使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和专业研究机关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不断地壮大科学研究队伍，认真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全省科学技术工作者组织在学会内，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讨论和理论研究，掀起“全民办科学”的热潮。

　　最后，桂林栖指出，为了保证安徽省1960年科学技术发展任务的完成，必须贯彻党的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他号召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大力进行创造发明，掀起一个科学技术工作为安徽省工农业生产继续跃进服务的新高潮。《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出号召，掀起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的新高潮》，《安徽日报》，1959年12月14日。

　　在安徽省委的领导下，尤其是桂林栖等分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全省人民及广大科学工作者焕发了史无前例的创新精神，大大促进了安徽科技事业的发展，初步改变了解放前安徽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的状态。到1957年，全省共建成科研机构11个，职工总数800多名，其中科技人员占半数。据当年10月20日《安徽日报》报道：有各种科学试验机构50个，科普机构70余个。从1958年到1961年，安徽科研机构从13个发展到124个，原安徽农业科学研究所扩充为安徽农业科学院，全省科研人员从450人发展到1831人，各类科技工作人员总数达到5．1万人。《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二、主持安徽教育革新

　　桂林栖是新中国建立后安徽教育事业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深为安徽教育界的广大干部和教师所敬仰。安徽刚解放时，教育基础极为薄弱。1949年，全省只有高等学校3所、中等学校167所（平均每个市、县2所），且校舍简陋，设备残缺，规模很小；城乡文盲充斥，工农群众中不识字的达十之八九。面对这种落后状况，安徽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要建设安徽必须发展教育。当时，桂林栖分管教育，他实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安徽教育的发展。

　　（一）坚持和改善党对教育的领导

　　桂林栖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放松，保证了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蓬勃发展。他多次强调：“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工厂，不抓过来不对，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就是要抓教育后代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教育事业管理体制不同于现在由教育部垂直领导，而是按行政区来划分领导归属。高等教育由省委直接领导；中等教育是由地、市委组建的中等教育党委（由地、市委副书记或宣传部长为书记，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参加）具体领导；小学教育是由县、区委分工领导。因此，省委省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重大。

　　为了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和办好教育，桂林栖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一项改革措施，在省、地、市、县、区、社各级党委成立教育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当地的教育事业。省里每年还要召开全省中学校长会议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就有关中小学教育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分别进行研究和部署。

　　当时，各级党委调配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到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在整个50年代，全省陆续派到各级学校的党员干部共达1.4万余人。在此基础上，安徽各高等学校先后建立了党委，全日制中学大部分建立了党的支部。小学配有党员校长的约占半数以上，党员校长根据条件参加同级地方党委会。派进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干部，也大都是从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挑选出来的。桂林栖亲自参与研究，具体落实到人。1956年3月6日，他在全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以事实为依据，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6年来安徽教育工作成就，对鄙薄安徽科学、文化落后的思想进行了剖析。他说：“有人认为安徽大学是个烂摊子，淮南工专基础差，东南医学院是个包袱，认为安徽中等学校教育质量不好，不易改造。我们对这些意见均作了否定，我们在中央领导和支持下，在旧安大的基础上分建为农、师两个学院。我们帮助淮南工专向学院发展，我们在旧东南医学院的基础上建设着发展着安徽医学院，我们改变了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录取率较低的状况，我们选派了300多名党员到大中学校工作，改变了以前学校中没有党的领导的局面。”安徽省档案馆馆藏：《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发展与提高安徽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档号22—3—100—1.1。为了端正教育思想，1960年2月2日桂林栖亲自参加教育厅的一次机关干部会议，会上他强调：“要明确教育的政治方向，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领导、教师都要关心学生生活，功课不能过紧。提高教育质量要靠改进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在于加班加点。教师要加强思想改造，对学生要全面负责，学生要发挥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魏心一等：《为安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桂林栖》，《江淮文史》1999年第2期，第115页。

　　（二）实行科学有效的办学措施

　　在办学过程中，桂林栖辩证地处理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关系，实行办好重点、带动一般的办学措施，因而科学有效。1956年9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安徽指定高等学校8所、完全中学16所、师范学校3所、小学2所为省属重点学校。1960年，他在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力争，把合肥工业大学确定为第一批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大学。对重点学校的师资、设备，都是按照规范化的要求予以配备，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仍多次强调要“抓重点学校，抓教学质量”，亲自研究解决了重点中学中农村学生的口粮供应问题，并带动了各地、市、县委给所属学校解决了有关问题，从而保住了重点学校，保证了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致全面降低，这批重点学校至今仍在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骨干的作用。

　　在当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情况下，桂林栖十分关心学校的教学秩序稳定。为防止和纠正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他曾给地、市委和高校党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大学停课要经省委批准，中学停课要经地委批准，各地一般不要抽调学校教师，必须抽调个别学校教师须经上级批准，抽调初中教师要经过省委批准。”桂林栖坚持学校勤工俭学“应以工农业生产为主，以集体生产为主，以校内生产为主”，主张农村学校要从实际出发，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农业中学必须与公社的实验研究机构加强联系和合作，农业中学可以与公社的科研、实验场（站）合一，其生产田可以作为公社的研究实验基地，也可以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单位和研究单位。

　　1961年4月14日，省委同意并批转了教育厅党组《关于改变农村学校学习制度、节约劳力、支援农业的报告》。桂林栖亲笔起草了省委批语：“省委同意这个报告，请你们立即坚决贯彻执行。在执行中应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学生、家长、教师都能了解大办农业的重要意义，了解业余学习同样能提高文化水平的道理，同时安排好业余学习时间。除每年冬季和春初住校学习外，平时应合理分配教师到生产队劳动，做好学生业余学习的辅导，做到学习支农两不误。”各地在贯彻实施教育厅党组的这个报告过程中，创造了“三学段”、“一、四、七”、“一、三、八”等适应农时，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制度。

　　桂林栖还经常挤时间深入教学第一线，除视察学校和经常听取有关汇报外，还曾同中学教师一起分析部分学科的教材教法，亲自审定农业中学教学计划和省编乡土教材。每年高考之后，他都要听取教育厅关于高考试卷的抽样分析报告，采取到学校开现场会等办法交流教学经验，商讨改进教学措施。他曾提请地、市、县委文教书记注意“在教学工作中要抓备课，抓课堂教学，抓课外辅导，备课要做到备深、备透、超前备好，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做到有的放矢。这是改变教学上‘恶性循环’现象的关键，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做到概念明确，重点突出，讲透难点，不能再出现‘破庙躲雨，打马过桥’的现象。”

　　1958年，中学一度放假劳动过多。桂林栖及时召集地、市委宣传部长开会，要求学校立即复课，并仔细计算缺课天数，具体安排补课办法。50年代后期安徽中学教育质量逐步提高，进一步改变了过去落后的局面，是与桂林栖同志的引导得当、措施得力分不开的。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徽的师资奇缺。为壮大师资队伍，安徽省委不拘一格招聘人才，既在本省招收，也从外地引进。1958年安徽大学重建时，桂林栖写信向华东协作区领导求援，请求提供干部和师资，得到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的大力支持。该校的名誉校长孙陶林就是从华东师大调来的，数学、化学、生物、外语4个系教师的主要骨干力量和系教学负责人，以及物理系、体育教研室的几位教授都是由复旦大学派出的，复旦大学还派来一批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学工作。

　　外援只能缓解一下师资需求，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桂林栖特别重视发展本省师范教育，以培养新师资。1961年5月28日，他在全省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皖南大学就是理科师范大学，合肥师院就是文科师范学院，现在死心塌地不变，至少二十年不变，踏踏实实地培养新师资。”这项决定确保了高等师范教育的稳定发展。

　　桂林栖十分重视教师队伍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除要求组织教师坚持经常的政治学习外，桂林栖还要求各学校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组织教师参加多种社会活动，经受实际锻炼。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曾在各级学校教职员中，进行过一次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7月至9月，安徽省有153所中等学校的教职员3203人在芜湖集中学习，桂林栖和陆学斌分任学委会正、副主任，直接领导和掌握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他们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取得了预期效果。广大教职员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愉快地回到原工作岗位上；对极少数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之后也都及时回到原学校，继续担任适当的工作。在当时国家正在接管改造旧有学校的情况下，这次学习对于师资队伍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通过这次学习，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几年沿江沿淮地区连续发生洪水灾害时，灾区教师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坚持了灾区教育工作。陈贤忠，程艺：《安徽教育史》（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2页。经过政治学习和实际锻炼，不少教师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积极要求参加党团组织。到1959年，全省中学教职员被吸收加入党团组织的约近半数，有的专家、学者，还是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批准入党的。

　　桂林栖十分重视提高教师队伍的文化业务水平，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除提倡教研组经常开展活动外，他还组织教师寒暑假集中备课，这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岗位培训形式。这种备课由省、地、市、县分级组织：省负责高中教师备课；地、市负责初中教师备课；县负责小学教师备课。备课分学科进行，能者为师。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学习研究新学期的教材教法。这种备课紧密联系教学实际，针对性强，见效快，深为广大教师所欢迎。桂林栖对此极为赞赏，除多次看望备课教师外，还亲自为教师讲过课。

　　桂林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曾经批评不重视教师工作的现象：“过去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现在不要‘人之患在不好为人师’，我们一定要扭转这个风气，要以当教师为荣。”魏心一等：《为安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桂林栖》，《江淮文史》，1999年第2期，第119页。在培养年轻教师的同时，桂林栖非常注意发挥中老年教师的积极作用。针对当时偏重依靠青年教师的情况，他曾对地、市、县委书记说：“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老年教师知识基础和教学经验一般比较丰富，如果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不对的，不能只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而把他们丢到一边不管，要看得起他们，很好使用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帮助新教师提高教学业务水平。”

　　桂林栖十分关心教师生活。1961年1月14日，他为一份省委文件写的批语指出：“目前小学教师生活福利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普遍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势将影响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影响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希望你们对这一问题认真讨论一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加以解决。各地商业部门安排日用品供应计划时对小学教师应当和机关干部一视同仁，不得任意克扣。”对从外地聘请来的专家、学者，他指示都要从优照顾。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对规定范围的大、中学教师，每月给以一定数量的黄豆、食糖、肉食品和香烟照顾供应。

　　（四）加大教育投入

　　桂林栖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极其重视。他曾严肃批评某些地方克扣教育经费的现象：“省委从来重视教育工作，拨了很多经费建立高等学校。例如，我们最早建立的安徽医学院就是省里拨款兴建的，但是有的县却随便扣教育经费，省里多给，下面扣除，那就不好了。省里从来没有在经费上打主意，再穷再困难，都要想办法给教育多搞一点。”

　　新中国成立头10年，安徽尽管经济困难，但仍然注重财政投入向教育事业倾斜，教育经费保持逐年增加。全省教育事业经费支出，1949年为497.67万元；1959年增至11212.7万元（不含各部门自行安排的经费投入在内），相当于1949年的22.5倍。其间投入状况最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事业经费支出每年平均递增33.64%，教育事业经费支出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93%，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45%。1957年每个学生平均年支出经费数额，大学生为808元，中学生为112元，学校经费一般比较宽裕。在外汇储备极少的情况下，1958年省委仍然决定从国外进口一批录音机，分配给重点中学开展电化教育，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安徽全省高等学校和重点学校的基础，大都是50年代打下的。在安徽这样一个穷省，如果没有省委的高度重视，如果没有桂林栖的切实推动，当时的安徽教育事业要想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五）在教育中认真贯彻群众路线

　　桂林栖非常重视群众路线在教育中的贯彻。他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到学校，去老教授、老专家家里串门，还经常邀请他们同车下乡考察地方病的防治工作等。逢年过节，他总要带着省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到学校看望老教师。他还经常参加高校组织的联欢活动，一些重大活动基本有请必到。这样，他在高校结识了很多朋友，一些有名望的教师，他都能叫出名字。高校的一些领导如果需要请示工作，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或家里找他，随到随谈。有一个时期，桂林栖还组织了一个“周末座谈会”，每逢星期六邀请部分高校和教育厅的同志到他家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他总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下面工作，从不回避矛盾。自己能处理的事情就及时处理，需要其他部门办理的事情就把那些部门找来，当场解决。安徽大学建校舍，木材供应不上，影响施工。教育厅副厅长居荟明向他反映后，他当即给老战友、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打了电话，请协助解决木材运输问题，又亲笔写了介绍信，让安大的工作人员前去浙江联系落实，使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由于桂林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高校的一些老同志深情地说：“我们找桂书记谈工作，就像新媳妇走娘家，既便当又心情舒畅。

　　教育厅拟发比较重要的文件，厅长如认为须请桂林栖审阅，只要在文稿上签注”请桂书记过目“几个字，经办人员就可以拿着文稿到省委直接找他，随到随批，效率极高。桂林栖每次到下面检查工作，总要到学校看看教师和学生。1953年4月，他到宿县检查灾情，发现有学生无法缴纳学费及伙食费，许多人要求休学，宿城五所中学均有父兄送馍给子弟说：”只能送这一次了。“父子、兄弟相与抱头痛哭。为此，他于当月19日，亲笔写信给省委反映这一情况，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情感和焦急心情。正因为工作中时刻注意联系群众，深入了解下情，1958年当康生来安徽大肆宣扬农村小学幼儿园试行集体住宿时，桂林栖与陆学斌一起在省委书记曾希圣支持下进行了有效的抵制。

　　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同时也在全省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桂林栖分管的安徽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到1957年，全省高等学校达5所，全日制中等学校达301所,小学达2.1万所，比1949年都增长1倍左右；在校学生数，高等学校达0.86万人，全日制中等学校达17.86万人，小学达218.39万人,比1949年分别增长7倍、4倍、3倍；约有100万工农摆脱了文盲状态；各级全日制学校的教师队伍和校舍、设备等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全日制高、中等学校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有觉悟有文化懂科技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这一时期，整个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初具规模。尤其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师资力量较为雄厚的高等教育框架体系，为后来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广大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同时也凝聚着安徽省委政府领导们的心血，分管教育的桂林栖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力推黄梅戏唱响神州

　　作为省委领导，桂林栖从1952年调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起就一直分管文艺工作，对安徽文艺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

　　1952年，桂林栖亲自主持在合肥举办”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精神。来自全省的黄梅戏、庐剧、泗洲戏、梆子戏、花鼓戏、徽剧、京剧、越剧、话剧、曲艺等剧种的演员代表及各地、市、县的戏改干部计500人参与学习，历时47天。

　　经过这次学习，这些旧社会艺人们的精神风貌大为改观，思想政治水平产生了飞跃，树立起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此基础上，1953年后，安徽省庐剧团、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安徽省歌舞团、安徽省话剧团、安徽省杂技团等陆续成立。1956年，全省专业剧团发展到134个，大小剧场134个，文艺工作者6900余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艺队伍。

　　在桂林栖分管文艺工作期间，安徽的文艺成就令全国瞩目，而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推动黄梅戏唱遍全国，唱响神州。

　　黄梅戏发源于桂林栖的故乡湖北黄梅，成形于明朝中叶，发展于安庆地区。由于历史与地域渊源，黄梅戏近代在安庆地区相当流行，深受当地人民群众欢迎。1949年4月23日，解放安庆的第二天，桂林栖便派人把流落在安庆周边的黄梅戏艺人请到安庆，当晚，黄梅戏艺人们在民众剧场演出，庆祝安庆解放，一时轰动全城。后来成为与严凤英、王少舫齐名的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潘璟琍和她的父亲潘泽海，就是那次由桐城接到安庆的。桂林栖非常关心黄梅戏艺人，明确要求要保障其基本生活，这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1949年12月18日，安庆市成立戏剧协会。流散到各地的黄梅戏艺人陆续返回安庆，根据自愿结合的原则，成立了两个集体性质的剧团。一是以严凤英为首的胜利剧团，一是潘璟琍所在的民众剧团，著名演员有丁永泉、王少舫、潘泽海等。1950年，这两个剧团联合参加华东会演，演出了《路遇》、《打猪草》、《兰桥会》和《柳树井》等传统剧目。久经风霜摧残、几近凋零的黄梅戏，开始迎来新生。

　　1950年4月，党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同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召开。1951年，周恩来签署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地收集、记录、刊行地方戏、民间小戏的新旧剧本，以供研究改进“，”三改“任务进一步明确。遵照政务院”爱护和尊重“、”团结和教育“、”争取和改造“的指示精神，桂林栖开始着手贯彻双百花齐放方针，积极推行”三改“（即”改人、改戏、改制“）戏曲改革运动。

　　1952年8月，已调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的桂林栖，在合肥主持开办旨在培养新中国文艺新人的”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训练，再加上建国后各项事业所取得的进步，使得解放前备尝艰辛的黄梅戏艺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从而激发了他们的艺术创造热情。通过转变作风、深入生活、坚持探索，实现了民间艺人从思想观念、组织制度直到生活形式上的改造目标。

　　1953年，在桂林栖的领导和安排下，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人组织了一个联合赴沪演出团。这次演出，首场便轰动了华东区和上海文艺界。梅兰芳、夏衍、周信芳、盖叫天等戏剧界著名人士都观看了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著文，赞扬黄梅戏来自大自然，音乐舞蹈健康、淳朴、优美，富于泥土气息，并倡议上海文艺工作者重视、学习黄梅戏。中国唱片公司灌制了黄梅戏唱片，上海的《解放日报》《大公报》《文化报》《新闻报》等报对这次演出做了大量的报道，贺绿汀、张拓、卫明、程芷等著名音乐家、导演艺术家、戏曲理论家纷纷发表文章，充分肯定了黄梅戏艺术剧种的生命力和传统剧目整理、演出现代戏、演员的表演艺术等方面的成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调，一时传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

　　黄梅戏轰动上海的消息传到安徽后，立即引起安徽省委的重视。演出团回到安徽在合肥进行汇报演出后，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委托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在省委设宴招待赴沪演出的全体演职员。黄梅戏赴沪演出团回到安庆时，正值安庆地委召开县市领导干部会议。与会领导听取了黄梅戏在上海演出的盛况汇报，观看了汇报演出，纷纷表示要加强对黄梅戏的领导。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安庆地区所属各县先后都成立了黄梅戏剧团，原有职业黄梅戏剧团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加强，在安徽全省各地，黄梅戏剧团也相继成立起来。

　　在此基础上，1953年，安徽省委决定组建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具体工作由桂林栖主持，方案则由安徽省文化局负责人杨杰制订和执行。杨杰1952年夏季从部队转业到了安徽省文化局，是第一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长，在桂林栖直接领导下进行建立黄梅戏剧团的具体工作。当时面临剧种如何定名问题，因为黄梅戏在湖北时被称为”采茶戏“、”黄梅调“。桂林栖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去掉”黄梅调“的”调“字，去掉”采茶戏“的”采茶“二字，两名合为一名，就叫黄梅戏！黄梅人为黄梅戏定名，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从部队和地方调入了一大批黄梅戏的优秀人才和有志于献身黄梅戏事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创作和演出队伍（1988年扩建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著名演员和主创人员的调入，使黄梅戏剧团有了顶梁柱。而尤其是严凤英调入颇费周折，当时安庆那边观众舍不得严凤英调走，甚至出现一些非议。最后由省委书记曾希圣拍板，说：”下级服从上级，调严凤英，就是我曾希圣定的，老桂(指桂林栖)，你转告许少林（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小局服从大局，成立省黄梅戏剧团，是为了发展它，繁荣它，有什么不好呢？要打破地方保守主义。“因此，正是在曾希圣和桂林栖等人的关心下，省黄梅戏剧团才得以顺利成立。

　　1954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再度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了《天仙配》、《砂子岗》、《打猪草》三出戏，再次获得成功。《天仙配》获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员奖、导演奖和音乐演员奖；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获演员一等奖。1955年，电影《天仙配》和全国观众见面，严凤英、王少舫名扬全国，而后又名扬海外，成了国内外家喻户晓的人物。

　　黄梅戏的发展，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受到高度的肯定和赞扬。1953年初冬，朱德来安徽观看了黄梅戏《天仙配》，赞口不绝，说：”严凤英演得好，唱得好听，这个演员很有前途，你们要注意政策，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现在是舞台的主人，不再是旧社会恶霸老板压迫下的戏子，要他们敢于创新，改革旧戏中有毒之处。“1958年，毛泽东在张治中和罗瑞卿陪同下，首次来安徽视察，两次观看了黄梅戏演出。当时，曾希圣、桂林栖陪同毛泽东看黄梅戏《打金枝》。当看到郭子仪捆绑了自己和儿子，赴皇帝面前请罪，皇帝不仅没将郭氏父子问罪，反而十分宽容，还批评自己的女儿，又批评皇后对女儿的偏心时，毛泽东评论：”历代开国皇帝，从不杀有功之臣。“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严凤英和地方戏曲。他说：”我喜欢家乡湖南花鼓戏，黄梅戏更好听，严风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事。“之后，彭德怀、叶剑英、贺龙、聂荣臻、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来安徽视察，他们都看过严凤英演出的黄梅戏。李克农和张治中是安徽人，都非常喜爱黄梅戏。1955年，李克农来安徽看了黄梅戏，1958年和1964年张治中两次来安徽观看了黄梅戏。在他们支持下，黄梅戏进北京被安排在怀仁堂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看了黄梅戏和庐剧的演出，严凤英、王少舫、丁玉兰都作了出色的表演，获得一致好评。

　　黄梅戏在中国的唱响，固然是党和国家实行正确文化政策的结果，也是广大戏剧演员们努力的成果，但是桂林栖在其中的贡献则是巨大的。

　　桂林栖于1955年调任安徽省副省长，1956年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均是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黄梅戏改革工作既注意发掘整理传统剧目，又注意现代戏移植改编上演，既造就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王兆乾、陆洪非、时白林等表演艺术家、理论家，又培养了一批青年接班人。黄梅戏在剧目、唱腔、表演、舞美、编剧、导演等方面实行全方位改革创新，将黄梅戏传统剧目《天仙配》、《女驸马》（原名《双救举》）改编后，搬上舞台、银幕，实现了黄梅戏由”三打七唱“走向”弦乐伴奏“跨越式发展。1958年在黄梅戏演员训练班基础上，逐步发展成安徽省黄梅戏学校，培养出了大批黄梅戏的优秀人才。桂林栖作为主管领导，使黄梅戏一跃为全国剧坛”五朵金花“之一，进而蜚声中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地方戏。一时之间，安徽文艺大放异彩，”百花齐放曲儿多“、”联翩轻舞起婆娑“，桂林栖为以黄梅戏为代表的安徽文艺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桂林栖对家乡湖北黄梅戏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心。1959年4月，时任黄梅县黄梅戏剧团党支部书记桂遇秋专程到了合肥，向本家叔祖父、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桂林栖汇报了家乡黄梅戏发展情况，提出了派学员到安徽学习的要求。同年7月，在桂林栖的亲切关怀和安徽省文化部门、艺术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桂遇秋带领易春华、吕金姣等22名新招收的学员，赴安徽省艺术学校培训。一年后，这批学员学成归来，成为此后20年间一直活跃在黄梅县黄梅戏舞台上的一支骨干力量。自1959年以来，黄梅县先后七次选送新苗到安徽学习深造。仅1981年后，就选送33名演员到安庆黄梅戏学校进修。

　　1962年11月，根据桂林栖的意见，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由团长蓝天（后任安徽省文化厅长）率领云集合肥的黄梅戏名家及全体演职员，首次赴黄梅戏发源地黄梅县访问演出，历时10天。他们当中有国家一级剧作家、《天仙配》与《女驸马》的改编者陆洪非，国家一级戏曲音乐家、《天仙配》与《女驸马》的作曲者时白林，《罗帕记》的整理改编者之一、国家一级导演乔志良，华东区、安徽省戏曲汇演大会一等奖得主王少舫，华东区二等奖、安徽省戏曲汇演大会一等奖得主张云风及《天仙配》、《女驸马》的主要演员丁紫臣、王少梅、王毓琴、许自友、丁俊美等。演出期间，安徽省的艺术家们走访了黄梅县的黄梅戏艺人，录制了部分采茶戏和民歌唱腔，开展了学术交流。这次活动代表了当时黄梅戏的最高水平，增进了湖北与安徽黄梅戏艺术界的友谊，密切了相互学习的关系，促进了黄梅戏在湖北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

　　在桂林栖的组织和领导下，安徽省还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支援西藏一个黄梅剧团。1959年12月初，剧团开始筹建。全省黄梅剧团、文工团和艺术学校中的黄梅戏演员，音乐工作者和舞台工作者，热烈响应，纷纷提出支援西藏的申请，到1960年2月剧团组建成功，共计39人，其中有演员23人，音乐和舞台工作人员11人。演员中有原省黄梅剧团的韩云、陈月环、刘延飞等人，安徽艺术专科学校的刘炳生等，省文工团的杨永凯等，他们都是在党的多年培养下，政治上比较进步、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剧团进藏之前，安徽省文化局举行酒会欢送支援西藏黄梅戏剧团，安徽省省长黄岩、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等负责同志出席了酒会，并作了讲话。桂林栖勉励黄梅剧团的39位同志要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他说：”支援西藏自治区，是代表安徽3000多万人民的心意。西藏是个好地方，剧团去了以后，要积极努力发展和提高黄梅戏，为西藏自治区各族劳动人民服务，让黄梅戏这个艺术之花，在西藏高原上灿烂开放。“《省文化局举行酒会欢送支援西藏黄梅戏剧团》，《安徽日报》，1960年2月16日。从此，处于我国高寒地区的西藏飘荡起了黄梅戏的歌声。

　　以黄梅戏为代表，桂林栖领导的安徽的文艺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桂林栖不仅关心黄梅戏发展，而且也同样关心和支持安徽其它剧种的繁荣。在他分管文艺事业在这一时期，庐剧（倒七戏）、泗洲戏、话剧和徽剧都取得了丰硕成果。1957年安徽省庐剧团和蚌埠市泗州戏剧团到北京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赵树理、艾芜和戴不凡等人的高度赞扬。王长安：《安徽戏剧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安徽省话剧团在全国首届话剧观摩演出中，凭独幕话剧《归来》夺得了演出、剧本创作一等奖和导演、演员、舞美等各项奖。频临危机的徽剧在恢复、继承和发展方面也卓有成效，1959年进北京演出，受到周恩来及首都文艺界的称赞。王长安：《安徽戏剧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这时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涌现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和诗人。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鲁彦周的话剧《归来》、吴晨笳的短篇小说《姐妹》、吕宕的电影文学剧本《鸦片战争》（拍成电影后改名为《林则徐》）等在全国文坛获得好评。1954年，诗人严阵发表的长篇叙事诗《老张的手》成为当时全国最佳诗作之一。安徽省历史学会编：《安徽六十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3页。

　　所有这些文艺成就的取得，固然是文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们不懈努力的结晶，但这也是桂林栖正确执行了党的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力鼓励文艺发展的结果。作为当时分管安徽文艺事业的省委领导，桂林栖在执行党的正确文艺路线、方针，鼓励文学艺术创作方面，付出了巨大心血。

　　四、领导江淮驱瘟神

　　解放前，安徽卫生事业非常落后，劳动人民健康常常受到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威胁，因病家破人亡者司空见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在中共安徽省委领导下，安徽卫生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桂林栖是省委分管卫生事业的主要领导，同时也是全国血防领导小组成员，为当代安徽省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成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领导安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近百年来，安徽省流行血吸虫病在中外医学文献上时有报告。建国前因战火频繁，国事凋敝，对于血吸虫病没有任何预防和治疗措施，任其猖獗。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统计，全省近千万人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居民血吸虫患病率一般在20%~30%，高的达80%以上，约40多万人患病；23个县市因流行血吸虫病而毁灭的村庄363个，荒废的良田近470万公顷，全家死绝的有1909户；数十个村庄变成了”罗汉村“、寡妇村；血吸虫病成为”农村经济之大患，民族健康之威胁“，送走”瘟神“，消灭血吸虫病是安徽血吸虫病流行区人民迫切的愿望。章学和：《党的血吸虫防治工作方针在安徽的贯彻》，《安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专题集》（第一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安徽解放之初，党和政府就十分关注劳动人民的健康问题，开始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因解放战争需要，安徽省暂分为皖南、皖北两区时，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安徽血吸虫病问题，亲自过问这件事情。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50年11月华东局在皖南歙县西干成立华东第一血吸虫病防治所，1951年改名为皖南血防所，安徽血吸虫病防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52年安徽省建制恢复后，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逐步健全了血吸虫防治机构。1952年7月，皖南血防所交由省直接领导，改为安徽省第一血防所（后迁屯溪隆阜改名屯溪血防）。又从皖南血防所调蒋劳生等去安庆新建安徽省第二血防所（后改名安庆血防所），并相继建立歙县、绩溪、宣城、贵池、望江、宿松、湖东（今枞阳）等县血防站。为加强领导，各所均由副专员兼所长，各站由副县长兼站长，所属中心组由副区长兼组长，乡设专职血防指导员。此后，进行调查摸底，每确定一个流行县，就立即建立一个血防站，流行范围小的建立直属地区的血防组。截至1956年，前后4年时间，全省共建立3个血防所、30个血防站、5个直属组、198个区中心组，拥有各类病床12080张。为便于指导全省血防业务，1955年底在合肥成立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所。血防机构的健全，为血吸虫病的有效防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健全血吸虫防治机构的同时，为尽快消灭血吸虫病，安徽省委、省政府加强了对血防事业的组织领导。1955年3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在《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结合生产，动员群众，全面预防，重点治疗，控制发展“的方针。（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5—1957），安徽省新闻出版局，1994年版，第83页。8月26日至9月4日又在合肥召开有省各有关部委、各流行区行署分管专员和县市卫生科、血防所站负责人参加的安徽省第一次血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中央卫生实验院华东分院、江苏无锡血防所的代表参加。会议在桂林栖副省长主持下讨论和部署了开展大规模治疗的措施，决定由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组织省内临床专家陈祖厘、江顺林、汪国良等组成血吸虫病治疗技术辅导组，深入基层进行技术指导和抢救危重病人，并将设在芜湖的第五康复医院改为血吸虫病医院，作为血吸虫病临床科研的基地。与此同时，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也组织一批著名的临床学家赴安徽巡回辅导。

　　1955年12月，安徽省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正式成立，桂林栖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张世荣，委员有魏心一、丁明志、干仲儒和陈超常等16人。2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省党代会上传达毛泽东主席”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抢治血吸虫病人作为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头等大事，并且成立了以桂林栖为组长，卫生厅长赵一鸣为副组长，有各有关厅局参加的安徽省委防治血吸虫病8人小组，负责日常工作。安徽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安徽血吸虫病防治志》，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8页。次年1月，改名为中共安徽省委血防领导小组。从此，安徽省血防事业进入了由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科学有序的新阶段。

　　为了推动血吸虫的防治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桂林栖的领导下，各部门加大宣传力度。1956年3月1日，省卫生厅和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广播动员大会。桂林栖在广播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卫生厅朱世汉副厅长、农业厅张世荣厅长作报告，安徽医学院赵韵闻教授和省人民大表大会代表、中医王任之等也在会上发表谈话。青年团安徽省委，省民主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在会上向全省青年和妇女讲话。3月2日、4日和5日，进行了重播。这次广播大会主要是配合芜湖、安庆两专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的，吹响了安徽血防事业的号角，掀起了防治血吸虫病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为了有效防治血吸虫病，在省委领导下，尤其是在桂林栖领衔的血防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全省血防队伍得到充实，经费进一步增加，科研有了长足进步，药品供应有了保证。因此，1956年安徽血吸虫病的防治有了明显进步。从血吸虫治疗病人数量来看，1956年收治的病人数由过去每年几百人陡增到的1万余人。就在当年冬季，血吸虫病的治疗方法也取得了突破，那就是锑剂3日疗法在技术上的成熟，并开始普遍推广。至1959年，全省共治疗患者44万余人。

　　血吸虫病感染性强，加上在安徽流行区域较广，因而只凭治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随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行，安徽省委和血防小组在”重点治疗“的同时，提出了”全面预防“的方针。

　　最初的预防措施是侧重于管粪、管水和个人防护，然而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条件限制而无法推行下去。接着，专家们又提出通过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来切断血吸虫病传播链的办法，并开始尝试药物灭螺，但也没有找出经济有效的药物。无奈之下，政府曾一度发动群众捕捉钉螺，耗费巨大却无法达到预防效果。1953年绩溪县群众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发现，填旧渠开新渠可以消灭钉螺，于是便产生了生态灭螺方法。

　　1956年12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血吸虫病流行区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冬季兴修水利中，每一口塘、每一条沟的工程都要结合灭螺。此后每年冬春两季都有一次结合兴修水利的灭螺运动。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灭螺运动的过程中，无论是宣传动员还是组织领导，桂林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8年6月召开了安徽省血防治疗工作会议，布置了夏秋季任务。当时正值大跃进运动开始，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乘胜前进，加速消灭血吸虫“。桂林栖在会上对于血吸虫防治提出了四点内容：一、常年灭螺队要抓紧领导，没有建立的要迅速建立起来，应当由灭螺队包工包灭；二、做好湖沼地区灭螺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大规模的开展灭螺做好准备；三、粪便管理的质量要进行检查；四、积极向群众进行个人防护教育。《省血防治疗工作会议布置夏季秋季任务》，《安徽日报》，1958年6月20日。

　　9月，省委血防领导小组在繁昌召开现场会，桂林栖在会上说:”现在有些地方已百日无雨。越是有自然灾害，越是要加强防治工作。即便是赤地千里，防治工作也要保持跃进的势头。“疫区农民虽然生活极其艰苦，但对灭螺仍保持着轰轰烈烈的劲头。当时，含山县的谢集、褒山两个公社，每天出动万人，将全社所有的沟、塘、坝、库都重新安排，无用的填掉，有用的开新填旧，填不掉的用火焰喷射器烧。血防人员白天做灭螺的技术指导，晚上背着火焰喷射器烧田埂，吃住在田头，日夜不归。谢集公社有个泉水塘——汤湖潭，灌溉田地千亩，潭里钉螺密集，灭螺难度很大，公社便将这里的灭螺任务交给常年灭螺队。队长严德华原是晚期血吸虫病人，治好后身体还很弱，他便跪在潭边灭螺，连续干了两个多月，终于把汤湖潭彻底”翻新“，消灭了钉螺。谢集公社和谢集血防组分别荣获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全国除害灭病先进集体称号，褒山公社代表还荣幸地获邀去北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

　　至1959年冬，全省灭螺面积达4亿多平方米，大部分流行区的疫情获得有效控制。这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在省博物馆看到安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非常满意。12月，以血防为主要内容的安徽除害灭病成果，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展出，在全国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七章 探索农村改革鞠躬尽瘁

　　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新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大跃进“高潮在反右倾的政治高压下，再度席卷全国。主要是严重的”左“倾错误，再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时期。

　　安徽同全国一样，在”左“的路线方针指导下，”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哄而起。1958年，全面发动大办人民公社，仅一个多月时间，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迅速蔓延和泛滥开来，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安徽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据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张世荣回忆：”从1958年到1960年，由于五风危害，当时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合编：《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0页。1959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降至140.2亿斤，但粮食征超议购达到69.68亿斤，占总产量的近50%。1960年，粮食总产量继续下降，只有134.92斤，而征超议购达49.74亿斤，比例仍达37%。粮食大幅减产和高征购比例，使群众的口粮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至1960年底，全省人口下降到3043万人，比1959年底减少了11.21%。”农村中由于粮食严重不足，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现象。“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616至617页。当时的境况诚如桂林栖当年所写的诗中所云：”今年似与往年殊，时令依违适也无。“安徽广大干部心情极为沉重。

　　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毛泽东一方面鼓励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强调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60年冬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正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实事求是的大氛围中，人们寻找多种途径来度过难关。最为突出的尝试是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出现和推行。这些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接着，中央又于1961年3月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其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度，在全国许多地方如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自发地、不同范围的出现和兴起。贵州全省覆盖范围大约达到40%，甘肃、浙江、四川的个别地、县达到70%，广西、福建个别县也达到40%。

　　最早在全省范围对包产到户加以支持和引导的，是中共安徽省委。为生产自救，安徽少数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1961年2月安徽省委在合肥市郊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试点，形成了在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即”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形式。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将农民的获益同产量联系在一起，因而比较直接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责任田“效果明显，更多的农民纷起仿效。1961年春天，安徽各地农民普遍要求实行”责任田“。安徽省委开始在全省逐步试验、推行责任田办法，即在”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基础上，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全奖全赔。这个办法，是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和倡导的。时任安徽省委常务书记的桂林栖，则是责任田的推行和完善的主要执行者。

　　桂林栖的工作作风历来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他在推行责任田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与他长期深入联系群众、了解基层息息相关。1958年8月，安徽全省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当月建成的公社即达1878个。月余后，原来的16824个高级农业社被合并为1048个公社，入社农户达到全省农户数的99.8%。而至当年年底，农业总产量却出现下滑现象，连号称双季稻高产的桐城县都闹起了粮荒。同年12月3日起，桂林栖先后赴桐城县的石河、范岗、挂镇、孔城、高桥公社、安庆的东风公社和岳西县的鹞落坪等地，调研农业生产问题。当时桐城县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事件：一向以粮食高产闻名全省的徐河公社，竟然有几十个农民跑到一河之隔的怀宁县金拱粮站哄抢粮食。桂林栖连夜派公安厅相关人员赶去调查情况。在桐城县委会议室听取汇报后，桂林栖心情异常沉重，他沉思良久，对县委负责同志说：”张安国同志呀，看来天下并不太平啦！我们的脑子要冷一冷喽，倘若真的缺粮，老百姓饿肚子，那麻烦就大了！“此时的桂林栖，对大办人民公社的负面效应，已经有所预感和警觉。1959年3月，桂林栖在安庆怀宁县皖河公社的庆洲、五圩、东方红大队和龙泉公社检查农业生产，并出席安庆地区县委书记会议，3日返回合肥途经桐城县大关公社小关生产队时，社员围车请愿，坦言：”桂政委，我们食堂断炊了，只能靠野菜、树皮、草根填肚子！“实地调查后，桂林栖愁眉紧锁，指示迅速安排调粮以解燃眉之急。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在桂林栖的心里却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警醒，其后他开始深入全省各地农村反复调查，掌握了很多真实情况，以面对面的形式聆听了各阶层农民心底的呼声。当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试行包产到户时，桂林栖义无反顾、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责任田的试点、完善和推行工作中去。

　　责任田在全省全面推行之前，安徽省委曾有一准备阶段。1961年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曾希圣亲自抓的合肥南新庄责任田试点材枓，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会后，根据曾希圣亲笔写的提纲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3月7日上午，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书记处的同志携带草稿（非正式文件）分头下去进行传达，组织试点。草稿后经两次修改，称作”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一面向下传达，一面等待即将召开的广州会议请示中央的结果。到3月份，安徽有不少县已着手搞了一两个试点，还有一些社队自发搞了责任田。1961年3月14日晚，省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桂林栖代表省委讲话，指出各地在试行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主要有：一是集体活派不动，二是社会舆论说是分田。要求各地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桂林栖同志在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上的讲话》，（62）38卷1号，安徽省档案馆。针对”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是分田单干的不利舆论，桂林栖经与省委负责同志商定，将其更名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解除了一部分人的思想顾虑。他强调，凡试行责任田的社队，一定要坚持”五统一“，并对”三包“、定产、划分责任田、定工、耕畜饲养等一系列12个方面的问题逐一作出解释和要求。这次会议和桂林栖的讲话，对责任田在全省范围内的推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解决农村的困难，中央高层艰苦探索。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1960年11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达后，农村形势已逐步好转，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仍未解决。中央认为，必须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把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为此，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草委员会。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主持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毛泽东主持了”南三区“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了”北三区“会议。这两个会议的主题，都是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从3月14日起，这两个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议期间，曾希圣每天都与在合肥主持省委工作的同志保持着联系。省委常委专用的电话机旁，昼夜24小时都有人值班，随时听取曾希圣对试行责任田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及时将省内情况汇报给他。在广州会议上，曾希圣把试行责任田的(草案〉送交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还在华东小组会上作了介绍。与会者对此议论纷纷，持不同意见者居多，有人认为责任田是”组织起来的单干“,有人称之为”农民向国家交地租“，有人婉转地说，这是”回到土改分田的时候了“，也有人明显地采取回避态度，说这个草案看不大懂。当然也有赞成的，如邓子恢就对此加以肯定。为了消除误解，取得中央支持，3月15日上午曾希圣与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一起到毛泽东住处。曾希圣把试行”责任田“的由来、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逐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说实现”责任田“能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当即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传达广州会议精神，1961年3月28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曾希圣很高兴，立即打电话告诉桂林栖，兴奋地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1962年7月20日，安徽省档案馆。

　　接到曾希圣的电话后，在家主持省委工作的桂林栖立即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责任田“。3月15日当晚，省委把《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修改为《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连同省委推行责任田的一封信,连夜发给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省委在信中指出：”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我们又作了第二次修改和补充，现发给你们。希你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中央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很大意义，在试行中，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是，在推行中要注意加强领导。省委、地委、县委和工作组的负责同志都要深入到各个生产小队，进行细致地检查和帮助，对可能发生的‘各顾各’，‘争先恐后’，‘不照顾困难户’的问题要和群众一道研究，订出妥善办法加以防止，对群众可能发生的误解要认真地解释清楚，务使这一办法得到正确地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有关”责任田“办法的文件汇编》，第19页，1962年3月29日，安徽省档案馆。省委的这些措施，对责任田在全省的推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3月17日，桂林栖同志亲拟批语，由省委批转了张世荣《关于广德县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工作报告》。这是省委为推行”责任田“向全省地市县委发出的第一份文件。于是，全省立即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责任田“办法。

　　为了全面了解责任田实际试行情况，省委要求省级领导下基层调查汇报。在向省委所作的责任田试行情况的汇报中，桂林栖的汇报所述材料具有广泛代表性。1961年8月7日，桂林栖向省委作了关于太和县试行责任田情况的汇报。”汇报“说，太和县有81.4%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经过夏收、夏种、夏管的考验，明显的表现是：1、劳动力充分利用，社员说过去干活是干部挨门找，社员装病、老，明是去干活，暗地去睡觉；现在是干活不用邀，个个头里跑，老少都下地，家家闲人少。不仅整、半劳力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2、耕畜、农具显著增加。全县实行这个办法4个月时间，已购买耕牛4200头，其中1200头是群众自筹资金买的，大小农具也增加了不少。社员说：”去年农具往外丢，今年农具往家添。要不是实行这个办法，那有心肠添这些东西。“3、生产面貌大大改变。一是种的多。去年全县抛荒29万亩，今年除留2万亩晒垡地外，其余耕地全部种上庄稼。二是管得细。秫秫普遍锄了五六遍；黄豆据说1957年只锄一遍，1960年未锄，今年一般锄了两遍，部分锄了三遍；红芋都进行了补苗、拔草、冲垄、翻藤。在解决了大田与自留地争肥矛盾以后，各种作物施肥量显著增加。不少地方还发现社员自动出钱买肥施地、买种补种、买药灭虫。三是长得好。我们在160华里的沿途看到，庄稼长得都比较均匀，没有草荒，秋粮作物中秫秫长得最好。往年这里秫秫穗头的基部都是壳多粒少，而今年从上到下都是子粒饱满。据70多岁的老农说，是40年来所罕见。山芋秧苗也多数生长茁壮。桂林栖在”汇报“中还说，开始尽管有几种办法同时并存，在太和县曾经有老办法，有包产到组的办法，有责任田新办法，但当实践显示出包责任田确比其他办法有更大积极作用时，干部推行这个办法的态度也就由摇摆转为坚决，原来的多种办法也就自然趋向于单一的即包责任田的办法。”汇报“最后说，从阜阳全区来看，对执行包责任田新办法，凡是抓得早、搞得快的地方，夏季生产都搞得较好。亳县因抓得晚，6月下旬才布置全面推行，就很被动，生产搞得较差，全县抛荒21万亩，草荒40万亩，与太和县庄稼生长情况成为鲜明对比。未推行责任田的亳县县委现在已感到吃了亏，下定决心全面推行责任田新办法，力争在秋种中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桂林栖同志关于太和县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1961年8月7日，（61）4卷《关于责任田问题材料》6号，安徽省档案馆。

　　桂林栖的报告与其他领导人的报告一样，证实推行责任田取得喜人效果，这极大增强了安徽省委对推行这个办法的信心和决心。1961年9月12日的省委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桂林栖代表省委就进一步推行责任田作专题发言，强调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推行中，要注意总结经验，解决存在问题。一是要提高干部认识，真正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以确保改革正确地推行；二是相关奖惩一定要兑现，尤其是超产奖励；三是要特别照顾好困难户，不能”各顾各“；四是大农活要包工到组；五是要加强对大农活质量的有效监督，保证”五统一“的执行。这是一次阶段性的工作回顾和总结，对责任田推行过程中的方向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界定。9月21日至22日，省委再次召开整风整社工作会议，桂林栖代表省委作总结报告。在这个长达1.97万多字的报告中，对责任田予以了充分肯定，报告认为：”半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对加强社员责任心，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桂林栖根据事实材料，阐述了这个办法的许多好处，强调它不是单干，不会形成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私心和对土地私有观念。报告指出：”有些人认为这个办法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怕搞了以后再变。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办法是不是要变，要看实际效果来定。如果这个办法确能调动积极性，增加生产，不仅不会变，而且要作为一个好的经验，加以普遍推广；如果这个办法不能增产，不利于社会主义，那就不能不变。根据现在各地试行的情况来看，这个办法群众非常拥护，有的大队干部不愿意实行，生产队就偷着实行，有的县原来不实行，现在群众对领导施加压力，不实行不行。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能促进生产，是完全应该坚持实行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全省推行责任田半年以来的整体情况，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回答了相关争议，并就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宏观部署，并着力强调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认识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执行问题。报告强调，为了坚持”五统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要训练，有工作队的地方，作业组长也要训练“，”真正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桂林栖同志在省委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要）》，1961年9月21至22日，（62）38卷1号，安徽省档案馆。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份文件：《关于继续认真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意见(初稿)》。安徽省委信心十足，决定把责任田办法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

　　但是，责任田的推行却出乎意料地一波三折。对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党内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尤其在高层意见不一，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是摇摆不定。如前所述，先是1961年3月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意进行试验。而就在广州会议期间，正当安徽准备全省广泛试行”责任田“时,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一封信，又使毛泽东的主张发生了变化。当时田家英将一份关于安徽”责任田“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这份材料反映了一些缺乏劳动能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并担心会动摇集体经济的方向。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中央几位负责人和柯庆施传阅，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页。由于柯庆施传达的这个指示与3月15日毛泽东直接对曾希圣说的话含意有所不同，后者限制了试验面。因此，曾希圣于3月20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等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做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实行这一办法的缺陷和克服这些缺陷的措施。他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对曾希圣的这封信，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1961年7月，毛泽东路经蚌埠，对赶到蚌埠汇报省委检查前几年工作中教训和推行责任田情况的曾希圣，毛泽东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持否定的态度越来越明显。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写批语的材料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批语指出，要认真解决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之五就是：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可见对此已持批评意见。196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至此他认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平均主义问题便基本解决了。正因如此，他认为责任田可以不搞了。在10月6日晚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同意胡耀邦的担忧：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降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9—1180页。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强调:”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并要求”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不能再退了，这是最后的政策界限，”责任田“这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12月15日，在江苏无锡他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去汇报，毛泽东强调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当时，毛泽东曾问曾希圣：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并提出：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改回来？曾希圣鼓足勇气，实事求是地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表态。

　　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不同意继续搞责任田，加之中央于1962年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前期，对责任田也未加指责，于是，安徽省委决定1962年继续推行责任田。1962年1月27日，也就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安徽省委发出了《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加强田间管理责任制中几个问题的通知》。省委在家主持工作的桂林栖，于1962月2月3日主持召开了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桂林栖代表省委讲话。他指出，”我省去年在贯彻六十条的前提下，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有些地方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大农活不统一做，有些单位产量没有交齐，对困难户照顾不够等等，但是，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了社会粮食总产量，这是个客观事实。如果说这个办法搞错了，搞坏了，是不合事实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只看到生产搞的好，走了样子也不积极去纠正，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对于下一阶段的责任田问题各地如何继续贯彻执行，桂林栖代表省委提出三条意见：1、凡是已经采用这个办法的地方，应当在抓好”五统一“的前提下继续试行。搞得不好的，特别是走了样的，必须大抓”五统一“；2、凡是走了样子的单位，经过努力工作，”五统一“仍旧抓不起来，群众又确实不愿继续实行，可以实行老办法；3、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又增加了一级。已经实行的，应该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立即纠正过来。《桂林栖同志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62年2月3日，会议文件491号，安徽省档案馆。桂林栖先后四次代表省委在全省性会议上所作的主旨讲话，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推行以责任田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的肯定，也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强了对推行责任田的政策规范和指导。

　　在责任田的推行过程中，桂林栖始终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尊重实践，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为在全省范围推行责任田和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主持省委书记处日常工作期间，桂林栖先后赴安庆、宿县、蚌埠、阜阳等地市委及桐城、枞阳、肥西、全椒、滁县、来安、定远、凤阳、嘉山、怀宁、寿县、凤台、灵璧、太和、界首、亳县、涡阳、蒙城等20多个县，耐心解说政策，鼓励干部，发动群众，全力协助省委将这场农村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发展。1961年8月上报省委的《关于太和县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就是在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拟就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关注和对推行责任田改变严峻现状的热切期望。在桐城蹲点期间，桂林栖以省委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共桐城县委第一书记，为了真正实现蹲点调查，他几乎把家也搬到了桐城。粮荒事件发生后，他决心用”沉到底“的办法，搞清事实真相。1959年3月省委在东至县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期间，他带人”溜“到桐城，直接赶往徐河公社，一连看了18个生产队的食堂，几乎家家揭不开锅。食堂里空无一人，灶台、饭桌积满灰尘。桂林栖说：”一切都明白了，现在一切私心杂念都要丢掉。“根据他的指示，县委迅速安排缺粮社队的群众口粮问题，一次返销了2000万斤粮食，全县许多食堂重新升起了炊烟。这次”开仓放粮“，使桐城县众多农民受惠，大大减少了因断粮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面对50年代后期普遍存在于安徽农村的”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现象，桂林栖决定到群众中去，倾听各阶层农民的真实意见。1960年1月27日，正是农历除夕之夜，桂林栖在县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于茫茫夜色中步行赶往距离县城5华里的石河公社红旗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吃山芋饭过年。饭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桂林栖鼓励大家说真话，他明确表态：”我就是要听听各方面人的意见。“座谈会结束后，他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发言：”今天你们讲的不错，值得我老桂子好好想想。“时至1961年，安徽省委开始在全省逐步试验、推行责任田后，为了做好桐城的工作，桂林栖多次同县委负责同志谈话，鼓励他们胆子要大一些，他说：”你们县委是否真正承认桐城有‘五风’，如果有，那么实行新办法（即责任田）是克服‘五风’最根本的办法。“其后，桂林栖安排了两个调查组，同时进驻一河之隔、条件基本相同的两个大队——搞了责任田的龙潭公社龙潭大队和未搞责任田的老梅公社老梅大队，进行全面对比调研。为期10天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办法与老办法孰优孰劣，泾渭分明：仅从早稻单产增产幅度看，龙潭大队比老梅大队要高出27%。事实胜于雄辩，桐城县当即决定于1962年全面推行责任田。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临结束时，有人提出意见，感到会议时间太短，还有不少心里的话没有都讲出来，其中反映比较强烈的就有安徽代表。本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被定为全国重灾省的，是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不在其列。而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时，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也为了了解地方真实情况，毛泽东决定延长会议的时间，放手让大家讲话，开一个”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讲民主集中制问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要负责人要充分发扬民主。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反映较大的几个省的会议，再用3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分派到安徽组的领导，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刘少奇参加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的讨论并讲话。在此期间，还分别听取安徽省各地委的情况汇报，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个别谈话，调查了解和解决安徽省在过去几年中犯”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以及至今仍然”捂盖子“、不如实反映情况的问题。在大组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对安徽省过去几年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同时严肃批评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要求安徽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总结产生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回去把工作做好。

　　2月3日，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安徽大组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但没有过关。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2月8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外地。2月9日，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再次在安徽大组会上作了第二次自我检查。他又一次深刻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但对农业”三改“、水网化和”责任田“问题有所保留。他说：”至于三改、水网化、责任田到底错在哪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还请同志们进行批评，以便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改正。“最后，曾希圣提出，为了有利于安徽工作，请求调出安徽。也就是在这次安徽大组会上，刘少奇指出曾希圣推行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并宣布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调离安徽，改组安徽省委，由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0页。《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1962年3月，新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改正”责任田“。

　　然而，关于”责任田“问题的争议并未平息。桂林栖和党内不少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志一样，仍然坚持认为在当时形势下推行责任田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中央高层不少领导如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及田家英等也持支持这个意见。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应该让他们搞。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同年5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也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向在京刘少奇汇报调查情况，提出有关分田到户的意见，得到刘少奇赞同。7月6日，田家英向刚刚回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毛泽东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田家英给问住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0页。同月，毛泽东对陈云实行分田到户的主张亦极为生气。7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他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又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3—614页。

　　党内对责任田问题看法不一，特别是田家英、陈云、邓子恢关于包产到户意见的相关陈述，使毛泽东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他觉得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了。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他点名批评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农的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提醒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的责任田被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痛加批判。

　　在安徽，1962年3月，新改组的省委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认为”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犯了方向性错误。同时又指出改正”责任田“要积极慎重，不可强迫命令，不要影响生产；凡是多数群众真正同意改的，就改过来；多数群众不愿意改的就耐心等待，绝不能闻风而起、强迫命令。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多数干部、群众对”责任田“恋恋不舍，要求继续保留。华东局农办副主任董家邦等人到来安县调查，对”责任田“作了肯定的积极的评价，认为对”责任田“问题应慎之又慎。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和宿县符离集区委上书中共中央，陈述”责任田“推行后产生良好效果，要求保留”责任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安徽省在贯彻会议精神时，开展了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责任田“的批判，认为推行”责任田“是典型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彻底改正”责任田“。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委从机关抽调干部派往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改正”责任田“的工作。到翌年春，全省农村绝大部分地方”责任田“被取消了，恢复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

　　安徽的一批干部因为”责任田“问题在七千人大会后受到牵连，遭到批判，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积极支持和组织推行”责任田“的桂林栖更是首当其冲。可是，有长期的基层实践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桂林栖无怨无悔，始终坚持认为”责任田“是正确的，没有错。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政治本色，保持者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1962年8月2日，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写了一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上毛泽东主席万言书》，就是由太湖县委第一书记谷志瑞交给桂林栖，由桂林栖转交李葆华，再由李葆华转呈中央和毛泽东的。桂林栖看了这份报告认为：”这个标题做得好，保荐二字用得好。“后来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找桂林栖谈话，说桂林栖的问题主要是不主动揭发曾希圣，不承认”责任田“的错误，要他尽快转弯。桂林栖不为所动，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1963年，桂林栖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期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有刘格平、贾拓夫、张仲良、刘景范、黄静波、朱光、李广文等人，安徽省参加学习的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宋孟邻。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桂林栖研读马列经典，笔耕不辍。按照中央党校教学计划，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特别是认真研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等。在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著作时，他注意结合具体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注重改造个人世界观，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经典著作之外，桂林栖还注重对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的学习。桂林栖认为，学习历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须进行长期的钻研比较，在扩大历史知识面的同时，深刻理解和把握时代背景和发展脉络，注重研究建立于史实和逻辑之上的因果关系，一分为二，求真务实。他尤为赞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认为其观点鲜明，体例严谨，文笔流畅，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一部优秀著作，因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读，并作了不少批注。

　　桂林栖还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情有独钟。早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他就经常即兴赋诗填词。新中国成立以后，每当看到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他亦意兴勃发，经常挥毫作诗。为此，他还大量接触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如贺拉斯的《诗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等等，特别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最得桂林栖偏爱，认为此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儒道两家之长，道出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除诗词歌赋以外，桂林栖对中国古代一些针砭时弊，直指人心的作品也饶有兴趣，如清末刘鹗的”谴责小说“代表作《老残游记》，他赞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的评价：”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秋至1965年夏，桂林栖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参加这项运动。在河南期间，他继续研究农村、农业问题，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农村、农民和农村工作的认识，对做好农村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感悟，这充分体现了他孜孜以求、百折不挠，勇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磊落襟怀。

　　1965年底，桂林栖被调离安徽，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任副院长。因身体原因，”文革“前这段时间主要是在武汉治病休养。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境界，激励着他在病体沉疴的情况下，仍然始终关注着社会主义事业，关注着身边的大事小情。1966年8月底，已搬迁到四川的铁道学院大学生要”破四旧“，准备把在唐山的学院藏书付之一炬。当时的铁道学院领导基本已被打倒，没打倒的也无人敢出来制止。桂林栖听说此事十分焦急，他认为书籍是朋友，是灯塔，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绝不是所谓的”四旧“。尤其是那些珍贵的科学典籍，一旦焚毁，损失将难以估量。在艰难的情势下，他毅然挺身而出，拖着病体乘火车深夜赶到成都，向异常冲动的学生作解释，讲道理，引导他们要理性地把”四旧“和有益的书籍区分开来。在场几百名大学生被这位老人入情入理、掷地有声的劝说折服了，感动了，书籍最终得以保存。

　　尽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桂林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直抒的胸臆：”悬崖壁上自飞髯，惯历冰霜不计年。风雨愈催愈挺秀，为持青色饷人间。“”文革“期间，桂林栖身陷囹圄，受到造反派多次揪斗，但他依然初衷不改，信念坚定，并要求子女下乡扎根，始终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在残酷的批斗中，尽管面泼油漆，坐喷气式，下跪插牌，受尽侮辱，他仍然要求子女理解群众和学生的过激行动，宽容大度，处之泰然。但当造反派要求他揭发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时，他却丝毫不让，明确表示，邓小平是我的领导，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并多次对子女说：小平同志现在日子比我们难过啊，但我坚信他能挺过来。在最痛苦和最艰难的时刻，桂林栖依然教子女学马列经典、学唐诗宋词而不辍，并告诫、教育子女：第一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第二要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在安徽期间，他于合肥书店购买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第三要艰苦朴素，要与工农子弟打交道交朋友，做一个有用的人。3个儿子下放时，他赠诗作勉励：”温室花朵娇无力，冰雪高原长劲松。“在这段时间，桂林栖一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情况，尤其是对”大跃进“进行深刻反思，从反思中接受”左“的教训，直至突发脑溢血去世前，他还在时刻关注着群众，关注着农村和农民问题。1971年8月，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桂林栖惨遭迫害，历经磨难，无怨无悔，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带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就这样在十年浩劫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央安排省部级领导班子时，邓小平问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桂林栖现在在哪里？宋任穷回答：已于1971年去世了。小平同志听后痛心地说：死早了，很可惜！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责任田“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虽然夭折了，但却在安徽的干部和农民心中播下了改革的种子，为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责任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再次发轫于江淮大地，随即得到了中央的首肯和支持，风行全国。从60年代初的”责任田“，到70年代末的”大包干“，安徽农民和干部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为中国农村改革以及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铺垫和引领作用。历史就这样用事实为”责任田“的曲直是非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为当年像桂林栖一样为推行”责任田“殚精竭虑、历尽风波的一批党员干部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为纪念先人，2013年3月，在桂林栖诞辰100周年之际，桂林栖的子女、亲属和安徽金牛控股集团共同出资，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设立了”桂林栖黄梅戏教育基金“，用于勉励黄梅戏后起之秀成长成材，这是安徽省首项黄梅戏教育基金的正式设立，是后人对先辈的追思，是对桂林栖关爱黄梅戏、推动黄梅戏走向全国的历史贡献的现实纪念，更是对桂林栖心系人民、植根江淮、发展安徽的奋斗人生的永久缅怀。, , 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信战友的临敌智慧和机智勇敢，纵有千难万险也一定能够克服；二是无法返回大别山，甚至可能在途中战死，但他横下一条心，归心似箭。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已经倒在了前进的征途上，这次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他剪下一束头发，给警卫员李康转交战友、爱人曾余：如若牺牲，就将这作为永恒的纪念。

　　在重返大别山的路上，事实正如桂林栖所预期的那样，在敌人的刀剑丛中，凭着坚定的斗争信念，凭着无产阶级战士的智慧和勇敢，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据当时同行的滕野翔、余平、王进臣、张国平、李康、花兴发等同志回忆：从过了盱眙县的沙河，就开始打仗，既要穿越国民党正规军的防地，又要从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眼皮底下经过，总是白天隐蔽，晚上行军。几乎天天都在作战，有时主动出击，有时遭遇激斗。在盱眙县清水河南岸的旧铺，他们攻克了国民党的一个乡公所，俘虏了伪乡长，缴获“快慢机”手枪一支，还找他要了不少钱。那人胆小怕死，照付不误，因此保留了性命。不久，他们在一个小山村宿营。拂晓前，敌人的子弹突然像雨点一样射来。桂林栖等人端起5挺机枪迎战，前面用机枪开路，队后用机枪掩护，终于冲上了一个山头。敌人发起了几次冲锋，都被桂林栖他们压下去了，最终他们安全撤离。在通过安徽、江苏交界的老鸡山时，他们化装成国民党的军队，从国民党的哨所边安然通过。在定远过铁路时，遭遇国民党还乡团一个营的阻击，桂林栖冲在前面，指挥战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突出重围。庐江才家嘴，是桂林栖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们准备在这里做一顿“家乡饭”，米刚下锅，敌人的一个加强营就尾随而来，枪声大作，火炮隆隆。桂林栖风趣地对战友们说：“机枪、大炮又称得什么呢？坚持大别山，看谁的脚板厚！”在庐江盛家桥，他们同当地国民党自卫队遭遇，桂林栖率部打死了一些敌人，还缴了十几支枪。在桐城县桐家铺，又与敌人一个营遭遇，伤敌6人，顺利突围。在潜山县老岭头，大批国民党军分几处夹攻，企图一举吃掉桂林栖的队伍。见敌方人多势众，硬拼不行，在敌人合围之前，桂林栖率部巧妙地钻出了封锁线，使敌人扑了个空……历经20多天的顽强战斗，桂林栖一行突破了一道又一道封锁，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打退一股又一股顽匪，终于在1947年2月下旬到达潜山后冲，与钟大湖、张伟群等战友胜利重逢。

　　回到大别山后，桂林栖多次与主要干部交谈，介绍形势，传达指示，提出建议，并召开两个会议，一是由桂林栖、钟大湖、张伟群、熊作芳、张有道5人参加的小会，会上桂林栖传达华东局对皖西斗争的指示及回来的经过，钟大湖、张伟群汇报了桂林栖走后皖西斗争情况，统一思想认识和工作部署。其二在桐、潜交界的螺蛳岭主持召开了皖西工委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大队长、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栖介绍全国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传达了华中分局和七师领导同志对皖西工作的新指示，以及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义。会议研究了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和策略，确定了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扩大游击活动区域，开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县委和两个工委，即岳北县委，滕野翔任书记；潜太县委，刘秀山任书记；舒六县委，王进臣（后郭任）任书记；桐庐工委，余平任书记；庐北工委，张家英任书记。3个月后，在皖西工委的领导和指导下，老梅、黄柏两个直属区委也相继成立。在成立五县（工）委的同时，皖西支队也进行了整编，成立5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各队在划定的活动区域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斗争。会后，皖西地区成立、调整、充实了中心县委和县委的领导干部。

　　1947年春荒时节，皖西支队和山区群众严重缺粮。桂林栖等派人侦查得知，桐城挂车河国民党的仓库里，囤积了大批搜刮来的粮食。在皖西工委的安排下，一大队作武装掩护，组织群众打开粮仓，夺取了这批粮食，解决了群众的粮荒和部队的给养。随后不久，皖西支队又打开了国民党源潭铺的粮库，将存粮分发给周围群众度春荒。这些行动，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涨了我军士气，赢得了广大根据地民众的欢迎和爱戴。

　　在扩大活动区域和发展武装的同时，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队不仅于敌后战场善用游击战袭扰敌军，消灭其有生力量，打击国民党基层政权，铲除地方恶霸势力，而且不失时机地开展统战工作，最大程度地争取中间力量。

　　桐城县青草塥“三番”头目蒋云贵，在当地很有名气，连人多势众的大刀会也不敢小视他。国民党当局曾拉拢过蒋云贵，但被其拒绝。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队认真分析了蒋的出身、为人和政治倾向，将其列为重点统战对象。经过积极慎重的工作，蒋云贵表示愿向共产党靠拢，并主动为皖西工委提供情报，代购军需用品。1947年春，皖西工委派张奇到青草塥与蒋云贵联系，促成他率部投身革命，编为皖西支队桐怀大队，蒋云贵任大队长，张奇任教导员兼青草区区长。此后，桐怀大队遵照皖西工委的领导和部署，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活跃在桐怀潜边区。

　　同年3月，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桂林栖派专人了解时任安庆专属专员的范苑生的情况。范苑生大学毕业后，曾去苏联留过学。他的老家在潜山县槎水畈龙井关，正是当时皖西游击的中心区域。他有个弟弟叫范锡文，在当地做中医，对共产党、新四军有一定了解，对皖西工委也有好感，还为皖西支队的一名游击队长治过病。桂林栖找来范锡文，向他讲明政策，解除其思想顾虑，也说明利害关系，请他去安庆找其兄范苑生，为游击队代购一批物资。范锡文同意前往，并于一周后返回告知桂林栖：所需物资，范苑生已全部办齐。但具体怎么运过来，要请桂林栖拿主意。经与其他同志商议，桂林栖派范锡文再去安庆，以范苑生的名义，将物品装车运到潜山县源潭铺乡公所附近的老百姓家中。按照桂林栖的计划，物品如期用麻袋捆扎好，外面都写上“范”字，直接运到了源潭铺。当夜，桂林栖带队佯装攻打源潭铺乡公所，伪乡长储俊一头扎进碉堡再也不敢出来。桂林栖指挥部队将碉堡包围，不让敌人露头，抽出一部分战士顺利将范苑生运来的物资全部搬走。可笑储俊次日还专门跑到县政府邀功：昨晚与共军开战，乡自卫队以少胜多，击退共军进攻，乡公所毫发无损，只是范专员的东西被共军抢去了，现已无法追回，云云……由于范苑生成为我们的统战对象，他的“卫士张某，也因此同我方建立了联系，向我投诚。一次，他从三层楼上将10余支枪用绳子坠下来交给我们，此事轰动了安庆城。”魏文伯、黄岩、傅大章、张伟群：《效命工农几十春三年坚持著功勋——回忆桂林栖同志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安徽日报》，1981年8月28日。

　　按当时国民党安徽省当局的规定，群众凡是出县或出省，必须持县以上政府的通行证，才可通行。为便利交通，桂林栖决定弄一批县级通行证。他派人找来国民党潜山县民政科科长的父亲做工作，向他讲明：我军可承诺保障其全家生命财产之安全，条件是给我们提供一些能使用的通行证。通行证我们也不白拿，按价付钱。交谈之后，老头表示愿去县城做儿子的工作。没几天，一叠约有半寸厚盖好公章的空白通行证，就送到了桂林栖的手中。在此后护送干部和外出行动的过程中，这些通行证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经过多方工作，当时国民党潜山县参议员张东野，也成为我们的统战对象，为皖西工委提供了一些帮助。至于各乡镇的的国民党乡保长，在我们政治攻势下不断分化、瓦解，不少乡镇成了地道的两面政权。除应付国民党的公差外，这些人也为我方从事传递情报、购买物品的工作，有时还掩护我们的同志，帮助安排伤病员。经宣传、教育，潜山县黄柏乡一位聂姓乡长认识提高很快，他多次表示：“贵军是为穷人的，我心中有数。”乡里选派保长，他都事先征求我方意见，国民党拉夫抽丁，他也按照我方意见搪塞。大水乡的乡长，还将乡公所枪支弹药的存放情况透露，让游击队取回。

　　在桂林栖的领导下，皖西工委积极争取敌人营垒中的进步分子，与人民群众共同组成反蒋统一战线，取得了很大成效。驻潜山的国民政府一名桂系官员曾气急败坏地大骂：潜山县除县长（广西人）外，没有一个不通共的！

　　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在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队的领导下，敌后武装斗争力量不断壮大，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活动区域也越来越大。桐城、庐江、舒城、潜山、岳西等县的国民党自卫队均遭重创，皖西支队的活动范围已经拓展到东起巢湖，西达英山，南抵长江，北至六霍的广大地区。度过了战略防御阶段的艰苦岁月之后，皖西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开始由自卫反击向解放战争的转变和准备。在此期间，皖西工委改为地委，下设岳北、潜（山）太（湖）、舒（城）六（安）、桐（城）庐（江）4个中心县委，部队改名皖西支队，隶4个大队、两个直属连。桂林栖时任皖西地委书记和皖西支队政委。

　　1947年春，为开辟长江沿线的地下交通线，华中分局上海地下工作组要求皖西工委在安庆市组建交通联络站。特派员赵家元从上海赴桐城叶家老屋找到桂林栖。桂林栖深感组建地下交通站的必要性，认为有了这条联络站（线），不仅能将长江各港的交通站联接起来，完成华中分局交办的任务，还可利用它从皖西送接山东、苏北、上海、武汉等地来往的干部，搜集安徽省军事情报、筹办军用物资等。与工委其他同志研究后，桂林栖决定派原沿江工委的何东初去安庆市筹备建站。经过短时间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久就建成了3个地下交通站：一个设在安庆市胜大树行附近的旅社里；一个设在近圣街方国珍家里；还有一个设在高河埠的一家客栈里。3个交通站的总负责人是何东初。

　　1947年3月间，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野战部队1000余人，从武当山千里回师大别山，在皖西立煌渔文潭、霍山漫水河、岳西大岗岭先后进行了三次战斗，连战连捷，歼敌千余人，相继击溃湖北保安团和英山保安自卫队。皖西工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刘建民、华品山各带一个班战士寻找联络，终于在龙潭河接上了头。3月27日，刘昌毅部940余人到达潜山槎水畈大佛寺，与桂林栖、钟大湖领导的皖西工委、皖西支队会师一处。会合后，即在潜山林家冲召开了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桂林栖和刘昌毅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持到底，迎接解放。会议决定，皖西支队和自鄂西北而来的部队统称为皖西人民自卫军（实际上是沿用皖西大队、皖西支队原对外名称），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临时党委和临时指挥部，刘昌毅任司令员，桂林栖任政委，钟大湖任副司令员，胥治中（原鄂西北军区野战旅政治部主任）、张伟群任副政委。原皖西工委及所属组织不变，皖西支队所属各部仍按原定地区活动，刘昌毅部则作为全区机动兵力，配合各大队开展斗争。这支千里转战的部队，实际上也成为皖西工委统一领导下驰骋于安徽战场的野战生力军。

　　桂林栖与刘昌毅会师后，皖西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局面，在他们的领导下，皖西人民自卫军打了不少胜仗，其中有些是桂林栖直接参与指挥的。当时参战的老同志能够回忆起来的战斗有：1947年5月，桂林栖率1大队在潜山游击，先后在杜店、龙山、方冲谷消灭了敌人一个排；1947年6月间，打舒城庐镇关。这里驻扎有桂系的一个连和县里的一个自卫中队。桂林栖、刘昌毅率3个连，消灭敌人一个中队，生擒敌排长以下3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30多支，迫使驻守舒城西南山区据点的敌人仓皇撤回了县城；紧接着部队攻打潜山源潭铺。战前，桂林栖向战士们作动员：当前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人民揭不开锅，部队的粮食也不足，敌人虽然凶恶，但我们就是要与虎谋皮，虎口夺粮。桂林栖、刘昌毅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在前面猛冲猛打，另一路则武装掩护群众砸开仓库挑粮。时间不长，强攻部队就消灭了敌人一个班，其余护仓敌兵全部仓皇逃跑。千余名群众冲进粮仓，挑的挑，驮的驮，推的推，将储粮全部搬走，战士歌声嘹亮，群众喜笑颜开。等群众全部安全离开源潭铺，部队才随后撤出；“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源潭铺之战，解决了部队的粮食问题，接着转袭黄泥岗，向敌人要枪支装备。黄泥岗属潜山县要镇，镇上碉堡和周围村庄，都驻扎有桂系军队和国民党县自卫队、乡自卫队，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桂林栖和刘昌毅研究决定，一队抢攻碉堡，二大队断敌退路，并伏击援兵，又打了个大胜仗。此役共消灭守敌200余人，缴获百余长枪和一挺机枪；1947年夏，天气炎热异常，我军没有夏衣，大部分战士都是将棉衣里的棉絮扒出来，日当衣，夜当被。支队侦察到桂系一个军官从太湖徐家桥以低价购买了一大批土布，准备运销安庆，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护送，正在封船装布。桂林栖和刘昌毅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定迅速组织一支突击队，奔袭徐家桥，夺布解决战士夏衣问题。他们决定从各连挑选身体素质出众、机智勇敢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以每小时15里的行军速度，翻山越岭展开奇袭。次日一大早，我突击队按预定计划到达了目的地，敌人慌乱不堪，丢盔弃甲逃命而去。战士们每人扛了一捆土布，胜利返回潜山五庙驻地；1947年8月间，皖西工委所属各部，在五庙、柳畈、岩上一带整训，桂林栖从电台收听到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喜讯，精神愈加振奋，决心要以胜利的捷报迎接刘邓首长。桂林栖对战士们说：“刘邓大军要进山，可是清真、柯山、石榜3个乡的乡警队，是我们眼皮底下3颗钉子，同志们说怎么办？”战士们响亮地回答：“是钉子就拔掉！”桂林栖说：“好！”当月月底，我皖西革命武装一鼓作气，猛冲猛打，接连拔掉了这三颗嵌在根据地的毒钉；皖西人民自卫军拔掉敌清真、柯山、石榜三乡据点后，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三纵队驻潜山二、五中队，以及第一中队的一分队和岳西县的两个自卫中队，于9月7日夜从衙前出发，向我根据地储家冲突击。8日拂晓，战斗打响，桂林栖拿着望远镜，冒着密集的弹雨冲到村前大柳树下侦察敌情，再回来与刘昌毅一起部署战斗。正当桂林栖和刘昌毅指挥迎击时，华东来电：刘邓大军已胜利渡过黄河，正向大别山挺进。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迅，激励着桂林栖和全体战士的心。桂林栖向正在与敌激战的战友高喊：“同志们！把敌人打下去，迎接刘邓大军！”敌人连续三次冲锋，都被我顽强打压回去。敌人输红了眼，继续增派援军向我发起猛攻。鉴于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刘昌毅和桂林栖当机立断，派出一支小队，从侧面迂回杀出，抢占距我部200米远的一处制高点，居高临下，改变战局。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这支10多人的小分队，迅速按计划占领了阵地，用机枪和手榴弹将敌嚣张气焰打压下去。桂林栖和刘昌毅抓住战机组织全面反击，警卫队居左，五分队居右，桂林栖、刘昌毅率二分队正面冲锋。军号一响，喊杀震天，一齐冲向敌阵。经过一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俘敌百余人，活捉敌营长一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

　　此外，在桂林栖、刘昌毅等人的共同指挥下，我敌后武装还取得了石关口、象形地、毛坦厂、张家圩、黄岗、董家祠堂、青田畈、桂东河等战斗的胜利，先后在潜山、岳西、太湖、桐城等地摧毁了敌人驻点30多处。歼灭了大量桂系敌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在战斗中，皖西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到3000人左右。截至1947年8月下旬，皖西支队根据地不断扩大，如潜山的宫庄、后冲，大、小龙山，黄柏、逆水、槎水、源潭等16个乡的广大地区，约占潜山县面积三分之二的地区，为我皖西支队和地方政权所掌控，对岳西实现了三分之二的包围圈，从而为刘邓大军挺进皖西，创造了有利条件。1947年11月3日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在《纵谈大别山区目前形势》中高度评价和赞扬：“富有二十年革命传统的鄂豫皖群众和两年来始终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是使我军能够迅速立定脚跟，并很快与人民结合的重要力量。”

　　二、配合千里跃进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从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一直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都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是在解放区进行。在这一年之中，前８个月我们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４个月我们打破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一年时间的军事较量，人民军队共歼敌112万人，自己则发展壮大到195万人。接连不断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全国人民，并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壮丽篇章。

　　从总的形势看，虽然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年的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是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存，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由于这一年时间的战斗都是内线作战，我解放区很多地区生产受到破坏，部队人力、物力的补充遇到困难。1947年7月4日，国民党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方案》，无所不用其极地采取一切反动手段，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并在各地大力搜刮民脂民膏，继续贯彻执行其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意图。在蒋介石集团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集结部队继续向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力求速胜。之后，又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妄图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最终拖垮、摧毁解放区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反攻。中共中央规定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从而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方向为——中原大别山区。这是因为，中原大别山区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至伏牛山和汉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人民解放军出击中原，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集团进攻山东、陕北的军队回撤，同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毫无疑问，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必将面对重重困难，但是只要战略意图实现，那么整个解放战争的态势即会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对解放军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三军配合：首先，晋冀鲁豫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于1947年6月30日夜在鲁西南地区横渡黄河，打响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于8月7日分三路南进，越过陇海路，涉越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等障碍，经过20多天的行军作战，跃进1000多里，8月底胜利进入大别山区。依靠大别山区的人民群众、当地党组织和敌后革命武装，一面积极作战寻机歼敌，一面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其次，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于8月22日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实行战略反攻。第三，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挥师鲁西南，并于9月率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经过一个月的作战，解放县城24座，恢复和发展了豫皖苏边地区。

　　两翼牵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从而掩护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从而掩护我军主力在中原地区战略展开。

　　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在山东、西北解放军的有力策应下，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配合，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26万余人，创建了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使中原地区原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正如毛泽东同志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在刘邓大军来皖西之前，华东局已电告皖西工委。接到电报后，工委及皖西人民自卫军负责人立即召开了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创皖西革命新局面的各方面工作。会后，钟大湖、张有道等率原皖西支队二大队往潜山、岳西、太湖、桐城一线，摸清敌情，布置地方开展掩护工作；工委书记桂林栖和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刘昌毅，则率部携电台向六安方向运动，迎接刘邓首长。当刘邓大军三纵进抵皖西时，桂林栖又收到邯郸前线指挥部电示：“刘邓大军现已南下，东至六安，西抵麻城。三纵陈锡联司令员即派侦察连与你们联系，你们也注意联系。”接电后，桂林栖、刘昌毅立刻将此消息传达皖西各地，然后率部经岳西茶棚岭、包家河赶往霍山县王家店，与三纵派出的侦查员接上了头。

　　9月6日，在霍山管家渡，桂林栖和刘昌毅一起见到了刘邓大军三纵的部分领导人，简要汇报了此前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副政委阎红彦高度赞扬了皖西工委领导下的皖西支队、皖西人民自卫军在大别山特别是在皖西地区坚持敌后斗争做出的贡献，并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以及刘邓首长关于站稳大别山根据地的具体意图和部署，向桂林栖等进行了传达。

　　离开霍山，桂林栖、刘昌毅率部向桐城进军，指挥了二打青草塥的战斗。敌方是广西军一七六师的一个团，加上保安团、大刀会等反动武装，共有九千余人，他们驻在青草塥街上和周围农村。当时我方有皖西人民自卫军一个团，加上刘邓大军一个团的配合，还有部分地方游击队参加，双方兵力基本相当。战斗从拂晓开始，至下午结束，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缴获长短枪共200多支。这是与刘邓大军三纵会师后，双方配合作战的第一个胜利。

　　根据刘邓首长“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的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打大歼灭战准备条件”（1947年8月27日邓小平《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指示电）的指示，三纵担负起解放皖西地区各县城的任务。我军势如破竹。自1947年9月10日解放舒城始，一路横扫国民党守军及地方反动武装，先后解放桐城、潜山、太湖各县。10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亲率六纵和二纵四、六旅，从立煌、霍山边境向南推进，进入安庆地区。当日，再次攻克潜山县城梅城镇。22日，二纵六旅集结于宿松县城。后三纵司令部进驻宿松趾凤河，陈锡联在三泽冲老屋指挥作战，在二、六纵队的策应下，三纵于安庆地域作纵深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皖西工委积极武装力量，配合大军作战。刘邓首长也专门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10月20日，刘邓首长令各纵队沿长江北岸西进，在蕲春、广济、黄梅、宿松一线展开。11月，刘邓大军打退了国民党军20万人的轮番进攻，歼敌3万余人，在大别山建立了33个县级民主政权（其中鄂东16个，皖西17个）。至此，刘邓大军实际控制长江北岸达300余里，直逼武汉、南京。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宣布了党的八项政策。据此，中原局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

　　为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指挥部于11月9日至12日，在太湖刘家畈胡氏新祠召开了由野战军司令部主持，由三纵旅以上、皖西部队支队长以上和分工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共约30余人。野战军和中原局领导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刘子久等；三纵队旅长以上的干部有陈锡联、彭涛、曾绍山、阎红彦、郑国仲等；作为皖西地方主要干部桂林栖与刘昌毅、于一川、钟大湖、张伟群、胥治中、何德庆、胡鹏飞、孔令甫、梁诚等参加会议。会议共开了4天，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主持会议。9日，分别听取了政委邓小平、司令员刘伯承的报告；10日，听取了中原局常委刘子久的报告。邓小平政委作形势报告，他主要讲了五个问题：目前的形势、两个中心任务（土改和打仗）、武装建设、作风建设及鄂西北的教训等。刘伯承司令员则着重讲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团结，当前的中心任务和建立皖西区党委和军区的意义。中原局常委刘子久在会上总结了大军挺进大别山取得的胜利成果，并阐述了开创皖西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

　　会议分析当时形势和任务，指出形势发展得很快，根据形势的发展，刘邓主力部队不必再留在大别山了，要转移到淮河以北去作战，而且从战略上看也要把部队集中，配合陈毅、粟裕大军在中原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继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实施战略再展开。会议强调皖西根据地东接津浦，西北与鄂豫根据地相连，南控长江，威慑南京、武汉、上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主力部队转移后，皖西的形势势必在长时期内较为严峻，留在皖西根据地的同志务必要有清醒的, 认识，戒骄戒躁，要准备长期、残酷的斗争；皖西是老根据地，有光荣传统，要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地方武装，要坚持根据地，发展根据地，采取灵活分遣集结、以小部牵制大敌、打小歼灭战的方针，配合大军作战，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会议讨论了中原解放区的开辟和皖西解放后党政军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

　　会上，皖西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刘昌毅介绍了中原突围到皖西的情况和皖西工委、皖西人民自卫军坚持斗争的情况。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也就坚持皖西斗争情况作了汇报。

　　会议传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讲解了有关土改的政策问题，与会同志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研究了进行土改的宣传工作和准备工作。

　　会议作了四项决定：

　　1、成立皖西区党委、皖西军区和皖西行署。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原三纵政委），副书记桂林栖、于一川。皖西行署主任罗士高。皖西军区司令员曾绍山（原三纵副司令）、政治委员彭涛（兼），参谋长徐力行，政治部主任何柱成。

　　2、皖西区党委、军区、行署之下分别设立皖西一、二、三3个地委、3个军分区和3个专员公署。一地委辖太湖、岳西、潜山、望江、怀宁（一部）。地委书记卢仁灿，副书记李唐；一分区司令员孔令甫，政委卢仁灿（兼），副政委梁诚；一专署专员刘秀山。二地委辖桐城、庐江、潜北、舒南一带。地委书记武旋声，副书记张伟群；二分区司令员马忠全，政委张伟群，副司令员钟大湖，副政委袁文波；二专署专员刘征田。三地委辖六安、霍山及舒城、肥西、金寨各一部。地委书记马芳庭，副书记郭万夫、唐晓光；三分区司令员曾庆梅，政委马芳庭（兼），副司令员朱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彭宗珠；三专署专员霍依茹。

　　3、从三纵七、八、九旅各抽调一个团，作为3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

　　4、三纵队的建制不动，皖西部队与三纵合编，刘昌毅调任三纵副司令员。

　　刘家畈会议，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及中原局战略部署，开辟皖西解放区，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明确指出：“蒋介石破坏协定后，形势发展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决策，决定跃进大别山，到敌人后方作战，把敌人在华东、华北、西北、东北战场上的主力吸引过去，减轻华东、华北、西北、东北战场的压力，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越陇海，过黄河，跃进大别山，直接威慑南京。这下蒋介石慌了，急忙调兵来对付我们。我们是艰苦点，从长远看，我们不但要在大别山站住脚，建立牢固的根据地，而且还要打出去，解放全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家畈会议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真正使我军实现了中央关于“站稳脚跟”的要求，变战局的被动为主动。

　　刘家畈会议后，为进一步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1947年12月13日，刘邓首长将中原局和野战军总部机关分为两个指挥所。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直属大队大部兵力，为野战军后方指挥所，转外线作战；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领直属大队500余人，组成前方指挥所，同2、3、6纵一起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前方指挥所率部在安庆地区迂回穿插，反复攻克城镇，伺机歼敌。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节节胜利，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整个江南统治区，使蒋介石集团手足无措。我军张家店、高山铺战役大捷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更是如坐针毡，惊恐万状。为了继续坚守中原，经营华南，1947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匆忙召开湘、皖、鄂、豫、赣、苏六省绥靖会议。11月25日，国民党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兼任主任，企图以“总力战”与我军争夺中原。

　　自11月27日起，白崇禧调集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优势兵力，对大别山地区展开全面围攻。其中，第七、二十五、四十六、四十八、五十八、八十八师的主攻方向，都是我皖西革命根据地。政治上，各县加强反动统治，纷纷设立“戡乱委员会”、“清剿指挥部”，颁布“十杀”条令，大力发展特务组织，扩充、收罗土顽匪霸武装，发展“三网”（谍报网、碉堡网、公路网），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到处捕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移民并村，路卡林立。军事上，则以大部分兵力寻找刘邓主力，分进合击，余部分散“清剿”，相互衔接，全力“扫荡”。大别山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对于敌人来说，犹如胸膛上插上了一把利剑，他们急忙从北线大量调军南下，仅在皖南范围内就有桂系七军、四军、四十六军，蒋匪嫡系的二十五军、青年军二○二、二○三两个军等6个军的正规部队，加上保安团和地方民团，总共20多万人，经常向山区进行疯狂‘扫荡’，使大别山地区的斗争之残酷、艰苦程度，超出任何历史时期。”《安徽日报》，1981年8月28日，魏文伯、黄岩、傅大章、张伟群回忆文章。

　　面对敌人全面围攻的恶劣形势，桂林栖和他战友们坚决贯彻刘家畈会议精神，继续为建立巩固的皖西解放区而奋斗。11月13日，桂林栖、于一川离开刘家畈，到太湖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刘家畈会议精神。11月15日，皖西区党委、皖西行署、皖西军区在岳西县汤池畈宣告成立，彭涛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曾绍山任皖西军区司令员，桂林栖和于一川任副书记，罗士高任皖西行署主任，桂林栖同时兼任宣传部长、军区副政委。11月29日，皖西区党委在舒城晓天三石寺召开原皖西工委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皖西一地委、皖西二地委和皖西三地委，同时分别成立皖西一专署、皖西二专署和皖西三专署，还分别成立皖西第一军分区、皖西第二军分区和皖西第三军分区。会议宣布了各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人选。1948年2月，在巢无地区又建立了皖西四地委、四专署和四分区。皖西地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建立和健全，为我党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开辟大别山解放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1月30日，根据1947年8月27日邓小平《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电》、刘家畈会议传达的1947年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皖西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创建皖西解放区的方针指示》，提出创建皖西解放区的五条工作方针：（1）为创建巩固的皖西解放区而斗争。指出：皖西全党全军的任务是在新革命高潮的大风暴中坚决地歼灭敌人，迅速地领导群众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在极短时间内把皖西创建成巩固的解放区。（2）创建解放区的基本工作是发动群众实行土改。指出：土地改革要坚持三个基本方针，不只在巩固地区实行，在游击区也要结合打击土顽，到处点火，坚决实行。（3）肃清土顽保护土地改革大量发展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要求到1948年4月底，把部队在现有基础上扩大三倍。（4）克服右倾思想，提高战斗意志。提出：必须足够的认识革命高潮的形势，明确阶级立场，开展反右倾的思想斗争，这是目前开展工作的关键。（5）扎正根子树立优良的作风。区党委领导皖西军民，开展扎实的土地改革，充分发动群众，继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不断打破敌人残酷的连续“清剿”，使皖西解放区得以坚持和巩固。

　　皖西区党委和皖西军区为配合主力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决定在山区采取“避广（桂系〉打土(顽〉，积极消灭反动地方武装”的斗争方针，并组建一个支队到巢、无地区，以山外斗争配合山里斗争。1947年11月，根据区党委的决定，桂林栖率一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重返无为、巢湖地区，奉命主持创建四地委和四分区。自1945年秋离开无巢地区后，桂林栖一直怀念着这里的人民，人民群众也从心底怀念他。当地群众听说“赵先生”重返无、巢，所到之处，无不纷纷出迎，热情地接待桂林栖和部队。阔别两载余，相见格外亲。桂林栖一住下来，就去看望根据地的乡亲们。老百姓也三五成群，前来看望他和子弟兵。见面之后回想当年，不少老乡激动得热泪盈眶。老百姓自动组织起来，到村头为部队站岗、放哨，每个土岗、山丘都安排有松枝讯号，松枝倒下，就表示附近有敌情。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有力支持，使桂林栖和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信心倍增。他再次用诗歌记下了军民的鱼水之情：“皖江逼别两经年，率队归来喜欲癫。父老排迎三十里，相看执手泪双潜！”桂林栖诗《率军返无为建四分区》。

　　在桂林栖的领导下，部队在无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先后打垮了敌人一个营又两个连的进攻，击毙敌营长一名，缴了诸多枪支、物品。这一年，桂林栖在无为与当地人民一起，过了一个胜利、欢畅的春节。春节后不久，桂林栖在无为县响山上庄院子主持召开巢县、无为、含山、和县等县区、营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皖西区党委四地委和四分区的干部配备：唐晓光任地委书记，专员赵梦明，分区司令员吴万银，唐晓光兼任政治委员。四分区主力部队为皖西军区派去的两个连和地方武装。1948年2月，在桂林栖的直接领导下，四分区相继建立了湖东、无南、临江三个县大队。3月底，四分区的部队已经迅速发展到800多人。4月间，桂林栖率四分区全体指战员配合孙仲德、马长炎和顾鸿率领的人民解放军两个团，在巢无交界的龙骨山打垮了广西佬杨麻子部国民党军一三八旅的两个团，其中有一个团基本被全歼。杨匪原本骄横不可一世，以为在桂林栖部立足未稳时自己稳操胜券，交战的结果气得他以拳击顶，顿足大哭，无巢人民无不拍手称快。此役之后，杨麻子夹着尾巴仓皇撤离严家桥，我军队伍不断壮大，四地委和四军分区在无巢地区站稳了脚跟，发展日益稳固。至1948年10月底，巢无中心控制人口达35万，四分区控制区人口20万，和含控制区人口15万，形成了以巢无中心区为“一体”，以和含地区和湖西、桐庐为“两翼”的大片控制区。桂林栖完成了既定任务，胜利回师皖西区党委。

　　在大别山地区，1947年12月，皖西军区主力连续攻克宿松、岳西、潜山、太湖县城及怀宁石牌镇，俘虏国民党潜山县长以下250余人。同时采取迂回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对霍山、太平、舒六、舒城等县土顽进行围歼。1948年2月初华东野战军南下先遣支队饶守坤部，在舒、桐、庐3个县大队及区干队配合下，一举消灭驻舒城南港的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三团3个连共400多人。2月8日，二分区和桐城县地方武装，配合三纵八旅在桐城挂车河伏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五六二团和四十八师五二七团，毙伤敌300余人。经过两个多月极其紧张艰苦的斗争，大别山军民共歼敌1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围攻。3月间，三纵主力北渡淮河，转出大别山。这时，国民党军采取分区防御、分区“清剿”方针和反复合围、捕捉奇袭战术，以优势兵力实施春季大“清剿”。为粉碎敌人的春季“清剿”，皖西区党委和皖西军区于3月8日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政军改变战略进攻中大兵团运动作战的思想和战术，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皖西军区决定将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用灵活机动的小分队，与敌辗转周旋，避开敌人主力，主要打击地方保安团队，并扶持县、区、村各级游击集团坚持斗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月扫荡”和“四月清剿”。

　　1948年5月中旬，皖西区党委和皖西军区在舒城河棚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专门研究军事形势与军事斗争，决定改变军事指导方针，由分兵把口、分散看家变为集中主力外线歼敌。河棚会议是皖西区党委对敌军事斗争的由内线防御到外线作战一个转折点。

　　6月上旬起，国民党军又发动“夏季扫荡”。为加强反“扫荡”的力量，皖西军区在6月间将所属的二十、二十四、二十七团集中起来，形成对敌斗争的拳头。6月间，二十四、二十七团主动出击六合、舒六、霍山等县反动武装，歼敌700多人。8月2日，军区集中3个主力团在舒城南港伏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三团，歼敌2个营，俘敌副团长以下500多人。各分区和各县、区武装也积极出击敌人。四分区武装在华野南下先遣部队支持下屡挫敌军，尤其是6月11日在和县南义附近一举歼灭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六团800余人，稳定了四分区形势。同时，国民党正规军也不断遭受打击,其四十六、四十八师在霍山烂泥坳、舒城西沙埂、分水岭三地被歼500余人，其一七六旅杨创奇部也连受四分区军民的打击，仅巢南龙骨山一战就被歼500余人,从此一蹶不振。8月15日，皖西军区将所属的3个团正式编成皖西军区独立旅，归建军区的第37团随旅行动，马忠全任旅长，曾庆梅任政治委员。各分区也先后将基干团和县、区武装集中起来，作为各自的主力部队。皖西部队力量和战斗力出现了有利于我的转折，同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主力大量被歼，驻皖西的国民党正规军被迫分批撤离。皖西地区终于“几历冰霜几耐冬，百花含笑向东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从率300余人开辟皖西根据地到实现皖西解放区巩固、发展，这既是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正确指示和兄弟部队有力支持与配合的结果，也要归功于桂林栖等坚定的革命意志、高尚的个人品德、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桂林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和高风亮节，诠释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诠释了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勇于自我解剖、承担责任的江海襟怀。在他的心中，只有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从来没有个人的名誉地位、进退得失。

　　在这3年游击战争时期，因工作需要，桂林栖由皖西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转而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副职。他完全服从党的安排，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带头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安定团结。解放战争时期，鄂西北军区的两个大队、五师独立二旅和二师各一个营转战到皖西，按上级的指示编入皖西人民自卫军。这其中既有高级领导，又有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经历各异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在这个新的战斗集体中，党的建设以及武装斗争的开展“要靠他们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地处置”，“桂林栖同志作为皖西工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带头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他坚持党的原则，使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有了牢固的基础。”《安徽日报》，1981年8月28日，魏文伯、黄岩、傅大章、张伟群回忆文章。当刘昌毅、熊作芳等转战到皖西合编后，每当决定重大问题时，桂林栖总是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实在是有分歧，就个别找他们交换意见，从不当面争执。为掩护刘昌毅，部队一直沿用皖西人民自卫军的番号。而桂林栖长期战斗在大别山，对地方工作了如指掌，为了随时给刘昌毅提供情况分析，他常常主动和刘昌毅一起行动，一起战斗。紧急情况下，他奋勇向前；工作上有困难，他勇担责任。枪林弹雨中，他们携手战斗，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直至1947年11月刘昌毅被调到三纵工作，才各自走上新的征途。同样，他和熊作芳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1947年春，熊作芳奉命前往山东解放区，桂林栖尽遣得力干部一路护送，直至他安全抵达。此外，每当缴获了敌人的战利品或者弄到一些自筹经费、物资，桂林栖总是首先考虑外来同志和下属基层单位的困难，优先分配给他们。久而久之，在物资分配时，外来同志和皖西部队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之间，都形成了互敬互让的良好风气。因为一项工作，桐城有位当地干部同外来同志意见相左，一怒之下就把10多位同志带离驻地，跑到桂林栖处诉苦。桂林栖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人和枪都是组织的，你有什么权力带到这儿来？！”责令他立刻返回原地并作深刻检查。这件事对本地和外来的干部、战士教育都很深。桂林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工作作风受到广大指战员的一致敬佩。

　　坚持大别山游击斗争的3年，是环境最恶劣的3年。戎马倥偬中，桂林栖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关山万重的考验。1947年底至1948年底，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和密集封锁，部队常常陷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寝食难安的困境。可是环境越艰苦，桂林栖的革命意志就越坚强。他把自身安危和衣食住行置之度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千方百计地关心战友和群众的生活。这些都给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为解决穿衣问题，他派人四出侦察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者深入敌占区购买。而他自己穿的衣服经常破烂不堪，补了又补。当时的区党委机要秘书张助汉回忆：那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桂林栖不辞劳苦，日夜奋斗，任劳任怨。有一次在会计那里要了两毛钱，准备买针线为他缝补破衣。他听说此事，将我和警卫员花兴发找去教育了一顿，说不能占用公家的一文钱，要我们立即把钱退给会计。民以食为天，坚持斗争的部队也必须解决吃的问题。皖西地区山多田少，粮食原本就供不应求。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和掠夺，使部队的补给更加困难。为解决粮食问题，桂林栖想尽了办法。几次虎口夺粮，仍然不能满足部队的实际需要，大家只好就地寻找野生植物充饥。有时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粮食，饭还没烧熟，敌人就打过来了，只好饿着肚子战斗、转移。为了不贻误战机，在冰天雪地吃几口冷饭就投入战斗，是常有的事。据张伟群等人回忆：“有一次，在岳西、舒城交界处板仓，我们被敌人包围了7天7夜。因为没有粮食，就买老乡的腌菜充饥。后来，弄了一点粮食，没有锅，就用敌人的钢盔煮饭，还没吃进嘴，战斗就打响了。”李康则回忆道：“我跟桂林栖同志好几年，他一贯艰苦朴素，不吸烟，不喝酒，和战士一样吃大锅饭……有时我看见首长太辛苦了，搞点好的给他改善生活，他总不肯，不让我买。有时来了客人炒点鸡蛋，还要经他批准。他常说‘战士很苦，老百姓很苦，我们要和大家一样，革命，就是要吃点苦嘛！’”在艰苦的环境中，桂林栖处处以身作则。他自己身体不好，同志们关心他，想给他单独开点小灶，他坚持不许。部队缴获的东西，他从来分文不取。打黄泥岗时，游击队缴获了一些人参、燕窝和银鱼，想给他留一点，他严令全部交公。住的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为了对付敌人，有时一夜要换好几个住处，桂林栖带领着战士们在湖区宿过芦苇荡、荷叶洲，在山区住过荆丛、山洞、圩沟、石崖、破庙。盖的是茅柴、湖草、树叶、稻草，吃的是粗粮、野果、草根、树皮。金家春口述，张文英整理《回忆桂林栖同志》中记载：“桂政委对警卫员要求严格，不准违犯纪律，不管怎样艰苦，从不搞特殊化，总不让警卫员到后勤部门多要生活用品。他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痔疮病，但他注意锻炼身体，早上起来，爱哼哼歌子，很乐观。”在他的住地，有时基层干部来汇报工作，晚了他们同睡一张床，共盖一条被。与警卫员同睡一捆草，共烤一炉火，更是家常便饭。他个性随和，平易近人，每当同志们喊他桂政委时，他都说：“我们年岁差不多，都是在搞革命工作，就叫‘老桂’吧！”游击战争的艰苦性，还体现在昼夜兼程、日行百里的行军途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桂林栖处处身先士卒，一马当先。1947年1月，从苏北返回皖西途中必须要过大运河。正值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时节，靠近河岸的地方结冰二寸多厚，河水深可齐胸，来往行人皆望河兴叹。桂林栖二话不说，脱下鞋提在手里就下了河，一边用木棒使劲将冰打碎一边向前行。这无声的命令正如一股暖流，融进了同志们的心里。随行的20多位同志，一个接一个地跳入水中，破冰过河。上岸之后，他们身上的棉衣都冻住了，风吹冰衣，哗哗作响，驮电台的毛驴都冻死在河中。他们带上电台，咬紧牙关，又继续向前迈进。据警卫员金家春回忆，在皖西纵横交错的山区行军打仗，“牲口不能骑，凭脚走，寸步难行，我们要抬他走，他不让，自己拄着棍子走……每年冬天，山区雪多，爬山行军，每天要走一百多里，他不叫苦，带头走，夏天炎热，他有痔疮病，急行军时，裤子都是血，他仍然与同志们一道，跋山涉水”。

　　在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的同时，桂林栖却始终把广大干部、战士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安全放在心上。1947年春，他派何东初护送熊作芳到山东莒县七师司令部，返回时再去上海将司令部配给皖西支队的电台从地下党组织手中领回。这次任务艰巨而又危险，何东初表示坚决服从组织调遣。临行前，桂林栖专门找他谈话：“老何同志，你去完成这个任务，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何东初说：“政委，我一定完成任务！但这次任务比较危险，倘若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关照一下我在安庆市家属的安全。”桂林栖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何东初起程之后，桂林栖马上派人化装潜入安庆，将何东初的妻子刘淑孟接到了皖西根据地，安排住在司令部。何东初完成任务顺利回来后，妻子将具体情况告知，何东初感到无比激动。解放战争时期，因工作需要，组织上给桂林栖配了一匹马，可是他很少骑。这匹马有时给部队驮电台、文件，有时让病号骑，有时又给行军不适的小战士用。从苏北返回大别山途中遭遇敌人包围时，大家都希望他骑着马先冲出去，可是他却把马让给一位生病的战友，自己跑着和同志们一起急行军。金家春17岁就来到了桂林栖身边担任警卫员，桂林栖对他非常爱护。1948年，桂林栖率部重返无为，因行军过急桂林栖和金家春都累病了，桂林栖弃马步行，自己拄着棍子走，让马驮着金家春。找到县委后，桂林栖即刻把金家春安排到一个烈属家养病，自己则带病坚持工作。半个月后金家春病愈，高兴地归了队。当有战士生病时，桂林栖冒着危险亲自到镇上找郎中买药。夜里查哨，每次他都到营房为战士们添衣盖被。战斗在皖西的同志们都说：“桂林栖同志特别爱护干部和士兵，大家都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乐意跟他一起干！”面对国民党烧杀抢掠的暴行，桂林栖怒火中烧，他亲自撰写“清剿清剿，百姓不得了”、“拆屋拆屋，百姓痛哭”、“穷人好可怜，没柴又没盐，国民党收税少不了半文钱。”、“抓兵又派粮，穷人泪汪汪”等标语、传单，走一路张贴一路，有时甚至贴到了国民党的乡公所里。在桂林栖的领导下，皖西革命队伍牢记我党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一次在伏天开战，战斗结束后暑热难当，警卫员跑到旁边地里摘了个西瓜给大家吃。桂林栖再三强调务必要弄清西瓜是谁家的，按价付钱。对生活困难的群众，每当战斗有所斩获，桂林栖都及时安排救济。当队伍结束战斗回到根据地时，总有群众给部队送鱼、送肉和其他副食品、土产品，桂林栖命令负责后勤的同志一定要按物品送来的时间、地点、人员进行登记，然后沿村逐户地给老百姓送款。

　　在积极调动军事干部聪明才智的同时，桂林栖也特别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桂林栖牢记毛主席“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教导，在戎马生涯中深刻领会和身体力行。魏文伯、黄岩、傅大章、张伟群回忆：“舒城县有个青年学生同情革命，并希望能和游击队领导同志见面，桂林栖立即约这个青年谈心，在他的培养下，这位青年常为我方送报纸、送情报。”桂林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动员工作，注意引导、培养和帮助他们成长，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抗日战争期间，庐江县有位知识青年，经组织安排在汤池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国民党察觉，只好化装成商人潜逃。桂林栖一听说此事，马上派人四处打听其下落，终于在无为找到，桂林栖热情地接待了他，和他秉烛夜谈，并迅速安排他到关河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后来成长为皖江根据地的骨干之一。1947年，太湖县私立白沙中学收留了一批从西北联大和其他大学来大别山的学生，因一时找不到组织，便留在那里任教。桂林栖获悉这一情况，借行军或宿营于白沙地区的机会，多次去学校做校长何鹏的工作，并直接与这批大学生教师接触，争取他们开展革命工作。白沙中学从此与皖西工委建立了联系，一直为部队提供国统区的报纸和有关情报资料。刘邓大军解放太湖后，该校更名为太湖公校。后环境恶劣时，以何鹏为首的全校20名教职员集体加入了革命队伍。为了鼓舞斗志，让皖西部队和人民及时获知党的指示和全国革命形势，皖西区党委决定筹办机关报《皖西日报》。宣传工作当时由桂林栖分管。他很快配备好干部，提出了办报方针。当年11月，石印的《皖西日报》像黎明前的号角，在深山野林中创刊了。在桂林栖的关心、支持下，不论环境如何恶劣，社址如何变迁，报纸都一直坚持出版。就如何办好报纸，桂林栖经常耳提面授，详细指示。编辑、记者向他请示工作，他都及时一一作出答复。没有专门的发行机构，就采用鸡毛信的方式进行传送。《皖西日报》把解放战场的一条条胜利喜讯，传到各分区和新建的基层政权，看到的人无不欢欣鼓舞，喜笑颜开。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全国尚未实现完全解放的历史时期，它也是充分发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巩固解放区政权的关键一步。刘家畈会议传达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原局的决定后，这也是皖西区党委和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1948年1月11日，区党委就分浮财和土地改革做出了六项指示。在执行中，由于一些贫农对土地的要求过于强烈，同时也由于新区基层工作者缺乏土改工作经验，一度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了“左”的现象，部分中农的利益被侵占，打击面过大。1948年6月，中原局书记邓小平亲自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导各地纠正“左”倾错误：“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各区都应该根据5月25日中央关于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接中原局指示后，皖西区党委即于6月中旬召开会议，加强学习，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会议认为，自1947年秋至今在皖西地区进行的土地改革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对深入发动群众，解放根据地的生产力，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和反动政权的仇恨，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同时，由于敌我对峙的形势仍十分紧张，干部也缺乏土改经验，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确实存在乱斗、乱划、乱杀等现象，打击面过宽，损害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会议决定：在游击区“立即停止土地改革，停止分浮财，禁止到边沿地区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保护工商业并提出贯彻新区政策的具体措施。”在新控制区“不应立即进行双减，而主要是防范自卫，清算恶霸，合理负担，主要打击对象限定为‘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分子’及‘地主当权派’。”《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四卷，2004年版，第322页。面临这样的工作偏差和错误，皖西区党委的几位负责同志都表现出了实事求是、自我批评和知错即改的优良作风。彭涛同志认为应该由他负责，桂林栖则认为，身为区党委副书记，而且长期在皖西工作，出现偏差，应由他负主要责任。他中肯地回顾以往的工作，主动作出了深刻检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皖西实际的“五项指示”很快出台。其后，彭涛和桂林栖一行到舒城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并于9月23日至10月4日在舒城三石寺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会议中途因发现敌情转移至潜山县官庄继续召开）。彭涛、桂林栖、曾绍山、于一川、罗士高、何柱成等分别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政府工作、军事斗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和反对经验主义的报告。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和检讨。区党委对过去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的错误和偏差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从主观愿望出发，却不是从实际出发”，“造成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彭涛：1948年9月《一年来工作检讨与今后任务》。，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方案，用以指导全区。由于彭涛、桂林栖等同志的及时纠正和坚决整改，“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桂林栖和他的战友们，始终和广大根据地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相濡以沫，携手奋战，度过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峥嵘岁月。在残酷的斗争中，很多久经历练的忠诚的党员干部倒在了大别山腹地，这块用信念、鲜血和智慧坚持下来的红色土壤上，梁诚、李唐、白涛、顾正钧等同志先后壮烈牺牲。

　　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和愤怒，桂林栖与彭涛同志密切配合，精心筹划，于艰苦异常的环境中并肩领导皖西人民继续开展斗争。随着形势的一步步好转，我人民武装开始主动向敌出击。“三纵教导团和二十团，在皖西支队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岳西、潜山、太湖、望江、宿松和石牌、徐桥、华阳等县镇，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和部队抽调的干部，立即展开摧毁敌人政权，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组织县、区党的组织和人民主政权。”卢仁灿、傅大章：《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安徽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11期。1949年3月，刘伯承率部再回皖西，与皖西指战员再度会合，路经六安时曾高度评价坚持皖西斗争的同志们，他说：“和其他根据地相比，你们皖西根据地是坚持得最好的！”“你们辛苦了，你们坚持得很好，对整个中原战局都起了重要作用”。童志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和皖西解放战争的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解放战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1948年中秋，在彭涛、桂林栖的领导下，皖西军区集中兵力于舒城南港，又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这是在全境解放的黎明之前，皖西战场向敌展开的最后一次重要战斗。此后不久，淮海战役于当年11月6日打响，我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战略性进攻并取得全面胜利。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豪情满怀地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338页。

　　时至1949年1月，历142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在三大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以及争取起义、投诚与接受和平改编部队共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但蒋介石集团仍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的策划下，一面与我假和谈，一面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

　　三、支援大军渡江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以及地方武装共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准备渡江作战。邓小平亲自拟定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中确定安徽境内的渡江计划为：“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33页。

　　1949年2月9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召开渡江作战会议，详细讨论了部队渡江时间、部署、开进、出动、指挥机关移驻地址、粮食弹药供应等八个方面的安排问题并上报中央军委。桂林栖到河南参加了会议，回来后立刻投入了支援大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根据分工，他代表皖西区党委负责西起宿松县程营，东至枞阳镇这段江面的支前指挥部总指挥工作，主要为第二野战军二、四兵团提供支援保障。

　　二野指战员于1949年元旦开始挥戈南下，有条不紊地到达安庆地区所在长江北岸集结，旌旗猎猎，饮马长江，威震江南。桂林栖最初将支前指挥部设于桐城县的宰相府，后根据需要又迁至安庆近郊的集贤关。在这段时间，他先后主持召开了100余次各县负责人会议，详细部署支前工作。

　　由于长期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盘剥，刚刚解放的皖西地区物资严重匮乏，粮食奇缺。为保障渡江战役供给，皖西区党委和桂林栖把支前工作列为最紧急的中心任务。早在1948年12月17日，区党委就制定了《新区征收公粮田赋的临时办法》，要求各地“支援前线，保证军费，迅速全部征齐公粮”。在桂林栖的领导下，各县支前指挥部深入宣传发动群众，想方设法筹集物力、财力。如桐城县支前指挥部，采取与县工商会协商洽谈，订立半征半购合同的办法，解决了部分物资问题。在物资的征缴、筹集过程中，各地严格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实行“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无粮者和贫苦者不出”的原则，以民主评议的方式将支前任务分解落实到户，缺粮山区则以多承担竹木柴草等方式支援前线。

　　在组织准备上，各县均先后成立支前（后勤）指挥部和支前供应总站。桂林栖强调：要加大力度，在基层广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大意义，宣传党的政策。担任沿江各县支前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必须由在沿江地区战斗过、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担任。如怀宁县支前指挥部的总负责人，即确定由县长姚奎甲担任。各县以下的区、镇，也都成立了支前物资供应分站。至4月初，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仅桐城一县，即筹集渡江粮5.4万担，远远超出了区党委下达的3.89万担的任务。踊跃支前的民工不计其数，支前指挥部将民工们组织起来，分别编成常备担架团、常备运输队和临时运输队等，配合部队行动。

　　征集船只、训练水手，是当时三项支前任务中最为困难和艰巨的工作。为阻止我大军过江，国民党部队南窜时对沿江船只进行了疯狂的打、砸、烧，并将大批渔船劫走，一些渔民为躲避国民党军破坏，只好将船沉入水底隐藏起来。为寻找渡江工具，桂林栖指示各县政府和支前指挥部派出工作队，深入沿江、沿湖地区调查摸底，广泛接触渔民，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他自己也亲率警卫员和基层干部，多次去望江、怀宁、枞阳等地的依江沿湖地区，走访船工，发动渔民，甚至深入非解放区，积极想办法筹集船只。如在枞阳县马窝子活动时，当时那里还是国民党占领区，群众有畏惧心理。虽然桂林栖一行化了装，但还是被国民党残匪发现了行踪，经过战斗他们隐蔽起来，只能夜间出来活动。他向保甲长说明了大军过江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形势，正告只有跟着共产党、解放军，才是唯一的出路。保甲长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开始帮助他们找船。群众工作方面，他首先选择青少年渔民的发动工作，由他们提供线索，再向家长做工作。短短几天时间，他们在当地筹集了60多条船只。在集贤关时，安庆还尚未解放，驻守的国民党军集中、封锁了不少船只。桂林栖一方面深入渔村，带着姚奎甲等人耐心地讲解形势，发动群众，不少渔民晚上冲破国民党的武力封锁，将船划到我方指定的港口待命。另一方面，桂林栖展开针对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敌营中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部队。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整整一个自卫中队的国民党军投诚。桂林栖亲自接收了他们，交给姚奎甲指挥，后编入怀宁县大队。据不完全统计，安庆沿江各县为渡江作战组织民船2000多只，每船均配备两名水手。

　　支前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检查、维护桥梁、公路畅通，并为大军选择渡江突破口提供情况。在桐城和集贤关，对辖区内的每一条公路、每一座桥梁，桂林栖都亲自带人反复进行检查。一旦发现路面有问题或桥危渡险，立即组织铺补、抢修。渡江部队解放安庆时，因负重过大，装载炮弹的十轮大卡车将桐城新安渡的公路桥桥梁压断，还有一辆汽车掉进了河中。这座桥是连接皖中、淮北的必经之途，直接关系到苏北、山东后方和安庆渡江前线运输线的畅通。得知消息后桂林栖火速赶到现场，发动群众献树献料，组织木工、石匠进行抢修。春寒料峭中，桂林栖不顾病体赤脚下河，在齐膝的冰水里和战士、民工一起抬木料、搬石头。经过10昼夜的奋战，一座新的牢固的桥梁在原址上矗立起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还点名表扬了桂林栖。为摸清渡江作战的敌情、水情、民情，做好支援大军过江后勤保障工作，一个又一个的任务需要桂林栖统筹安排：如何组织船只集结入江，部队于何处过江为宜，地方如何开展掩护，渡江部队食宿如何安排……他全力以赴，废寝忘食，陪着部队首长或带着地方干部，一个接一个地予以确定和落实。在马窝子连续工作了20多个昼夜，又回到集贤关继续奋战。

　　据沿江各县统计，在解放军渡江战役中，无为县共征集船只5000多条、水手2000多名；枞阳县集中了大小船只1956条；怀宁县动员船只1073条，水手2416人；望江县动员船只250条；宿松县动员船只1077条，水手2001人。为了保证船只能够顺利入江，几十万民工和解放军指战员一道投入了挖渠翻坝工程。无为县军民奋战27天，挖河疏渠100余公里，架桥20余座，凿通了小江坝、姚王庙、神塘河、泥汊河等4条渡船出江口；怀宁县鸭儿沟军民5000多人奋战13昼夜，开凿出一条长50米、深7至8米、上宽14米、下宽3.7米的通江引河。生活必需品方面，怀宁县共筹备粮食500多万斤，民工10万人，手推车1万辆；枞阳县20多处支前分站，每天供应粮食20多万斤，共筹办柴草80多万斤，军鞋2万多双。交通保障方面，皖西人民修通了全长170余公里的交通干线——桐枞、枞庐公路，架了大、中、小桥梁50余座，万余名水手帮助解放军展开水上训练。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人民军队“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千帆竞发，强渡“天堑”，4月20日晚8时，中路大军首先行动。滔滔长江之中，千只战船，冒着猛烈炮火，奋勇前进，迅速突破安庆、芜湖一线。一夜之间，渡过了3个军10个师的兵力，占领繁昌、铜陵、南陵、芜湖等地，迅速突入敌纵深50公里，蒋介石的所谓千里江防被拦腰斩断。“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渡过长江，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江南，摧枯拉朽，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延续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渡江战役自1949年4月20日正式打响，至6月2日崇明岛解放胜利结束，共歼敌近43万人，解放名城重镇170多座，缴获2300多辆战车、汽车、装甲车以及其它战利品。渡江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妄图盘踞江南半壁江山的图谋，为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推进了全国解放的进程。粟裕在三野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赞扬渡江战役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单从军事上去看国民党的崩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去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过了江，而且在政治上过了江”。而安徽人民，包括皖西人民和每一个像桂林栖一样的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伟大战士，在渡江战役中所做出的贡献，也将永远彪炳史册，流芳千古。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南推进。1949年4月30日，皖南地区均告解放。5月7日至10日，国民党安徽省最后一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义纯等在浙江开化被一举捕获。同时俘虏的还有国民党安徽省保安部队的5000余人。至此，除皖北金寨和岳西县城由国民党残匪盘踞外，安徽全境解放。

　　第四章 主政安庆重建百废俱兴

　　在解放进程中，为了统一领导安徽全省的各项工作，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总前委和华东局、中原局负责人研究决定成立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军区，并于2月15日上报中央备案。省委委员14名，桂林栖位列其中。宋任穷任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军区政委，曾希圣任省军区司令。后因华东地区急需主要领导干部负责新区城市工作，又因安徽地跨大江南北，皖南尚未解放,所以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领导皖北地区和皖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949年4月初，撤销江淮、皖西、豫皖苏3个战略单位，按解放前辖制成立皖北区党委、皖北行署和皖北军区。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副书记黄岩、李世农；皖北行署主任宋日昌，副主任郑抱真、李云鹤；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曾希圣，副司令员梁从学、孙仲德，副政委黄岩。桂林栖为皖北区党委12位委员之一。皖北区全区下辖阜阳、宿县、滁县、巢湖、六安、安庆6个专区和合肥、蚌埠、安庆3个市及淮南特区，并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党政军领导机构。5月，中共安庆地委和安庆专署、安庆军分区成立，桂林栖任地委书记兼专员、政委。从此，桂林栖与所有意气风发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面临着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追求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革命者到社会主义建设领导者的重大转变。

　　在担任安庆军管会副主任、安庆地委书记、安庆专署专员、安庆军分区政委期间，桂林栖为安庆接管、革命秩序的确立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一、接管安庆的准备工作

　　在安庆接管过程中，桂林栖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是参与接管安庆的组织准备工作。1949年3月中旬，皖西区党委在桐城城关宰相府召开会议，研究解放安庆城和支前渡江准备工作。桂林栖主持了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桐城地委书记郭万夫任中共安庆市委书记，张伟群任市长，杜野坪为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捷三为组织部长，胡扶摇为市委委员兼总工会主席。区级干部和政府各部门的干部由地委决定抽调。郭万夫：《回忆安庆市接管工作》，选自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安徽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3月下旬，解放军进抵集贤关。在关外徐家大屋组建安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安庆市委、安庆市人民政府。到4月初，由桐城地委抽调的340多名干部，已陆续抵达集贤关接收干部驻地，为安庆城市接收工作在组织上做好了准备。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庆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页。

　　其次是加强对部队和接收干部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桂林栖等人认真组织部队和接收干部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精神，采取测验、考试、座谈会、辩论会等方法，联系安庆城的实际情况及个别同志的模糊认识，进行深刻讲解，帮助同志们准确把握接收意义及相关政策要求。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领导在组织干部学习过程中主要阐明：入城后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和其他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向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作坚决的斗争；安庆是国民党从安徽省内长江北岸撤退的最后一个特务潜伏的据点，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中统、军统特务虽已撤退，但还有潜伏下来的特务。因此，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公安工作，坚决制止他们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安全是管制期间的头等大事；工作重点应由农村转向城市，所有接管干部必须学会在城市中与阶级敌人作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生产、金融、贸易、税收等各项工作的本领，尽快恢复与发展生产，把安庆由消费城市逐步转为生产繁荣的城市；要坚决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不受侵犯，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鼓励和扶持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和营业；教育干部防止骄傲情绪，防止功臣自居以及贪图享乐不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特别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要严格遵守入城纪律。

　　最后是加强统战工作。在我党的领导下，安庆民盟、农工民主党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安庆城内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努力稳定人心，对国民党人员进行了策反宣传，力争其投诚反正。此举也广泛影响和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工人群众和师生员工的革命觉悟。他们积极参加护厂、护校、护馆斗争。这些都为顺利接管城市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接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二、军管安庆

　　1949年4月22日夜，人民解放军进入安庆城，对以钱镇东为首的怀宁县自卫大队进行了军事接收。4月23日上午，党、政、军机关及接收干部、警卫部队入城，随即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杜义德（5月由王维纲接任）、副主任桂林栖、政治委员段君毅（不久调到南京市军管会），委员郭万夫、张伟群、马守一；同时宣布成立中共安庆市委、安庆市人民政府、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市委书记郭万夫、副书记杜野坪、委员王捷三、张义成、胡扶摇，市长张伟群，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张义成、政委郭万夫。继之，成立了中共大观、集贤、枞阳、中心4个区委和区人民政府（1949年7月，根据政务院“不足10万人口的城市不设区”的指示，撤销了4个区的建制。1951年7月30日恢复建制）。

　　各级党政军机关建立后，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系统的接管工作。由于准备充分，接管工作进展顺利，只用了7天时间就基本完成。但接踵而来的就是更为艰巨的迅速稳定秩序、尽快恢复生产的城市管理工作。

　　当时，市军管会面临的社会环境异常复杂。解放前，安庆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之一，市区及周边各县反动党、团、军、警组织纵横交错，特务、帮会组织密如蛛网。据不完全统计，除国民党部队外，全市仅党、团、特及反动帮会组织就有376个，骨干分子5700多人。这些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以特务为核心，土匪为骨干，网罗兵痞、流氓，勾结反动会道门头目及地主恶霸，用帮会作掩护，组织反革命集团，建立地方反动政权，明抢暗杀，造谣惑众，破坏生产和交通，刺探我军政情报，甚至还有敌特分子打入我机关内部，秘密发展组织，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不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也构成了一定威胁。此外，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乞丐、娼妓、游民等混集一起，也加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上述种种情况表明，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安定社会秩序是当务之急。

　　市军管会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实行果断措施，加强军事管制和公安工作。市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全力以赴维持社会治安，组织巡逻队、纠察队在大街小巷日夜巡逻，维护公共秩序；对交通实行管制，检查机关单位、行人车辆持有的工作证、接收证、通行证、搬运证等情况；保卫群众集会及公共场所的安全；在街头或工厂、商店等单位设意见箱，发动工人、职员、市民检举揭发反革命活动和坏人坏事；广泛联系群众，培养治安骨干；帮助工厂、商店等单位建立自己的护厂队、守卫队等，以防特、防盗、防破坏；建立旅馆汇报制度及派出所抽查旅馆制度等。

　　同时，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勒令国民党党团、特务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迅速到市公安局登记，交出一切反动证件和武器，对隐瞒不报或潜伏活动者将予以严厉惩办。在我党宽大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纷纷投案自首。据统计，从1949年5月至8月，向公安局自新登记者达1408人，其中军统、中统各10人。市公安局对自新登记者处理很慎重，仅对6名罪恶较大的判了有期徒刑，其余经教育审查后均交保释放。天主堂总主教梅耿光，自以为有帝国主义后台，不听告诫，一再散布谣言。市军管会经请示皖北区党委同意，对天主堂进行搜查，查出反动宣传品和几支枪。经审讯后，勒令梅耿光离境回国。经过强有力的军管措施，社会秩序初步稳定，生产也开始逐渐恢复起来。由于郊区人民民主专政力量比较薄弱，以特务为核心，以土匪为骨干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大多潜伏于此。市军管会和市公安局及时转移斗争目标，在郊区开展了剿匪斗争。一方面展开宣传攻势，一方面实行军事围剿。共剿灭股匪19起，从中抓获匪特分子18人，击毙匪徒2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105支及其他弹药武器等。这些胜利鼓舞了人民群众，他们积极向人民政权靠拢，主动配合革命运动。因而我党组织的农会以及发动群众诉苦等工作开展顺利，加快了土匪的覆亡。

　　肃清郊区匪特后，市军管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各县的剿匪工作。安庆地区的太湖、潜山、宿松等县先于安庆解放，因而剿匪工作开始略早。其中，太湖、潜山剿匪取得了很大成果。1949年2月，太湖县大队剿灭了胡文干匪帮，5月在英山县剿灭了赵金山匪帮。潜山县大队配合皖山军分区基干团3个连，以及后来加入的二野三兵团二十八师八十三团三营，于3月到6月彻底剿灭了余学伍、项浒成、袁丰升为首的“天柱部队”匪帮。宿松和岳西剿匪情况则较为复杂，宿松反动武装“大刀会”势力很大，而岳西地形复杂，大量土匪处于崇山峻岭之中。

　　1949年四五月，宿松同善社、大刀会匪首罗东山、史文琪、吴楚平、宗无良等组织反动武装在宿松洲地、山区发动武装暴乱。由于会匪势力较大，活动区域比较广泛，宿松县大队力不从心。6月下旬，市军管会及时派安庆军分区的警备九团前去支援。一营陈福太营长率部队奇袭匪徒指挥部玉杻观，打死匪徒几十人，俘虏300余人。之后率部直插滑石笼，打死打伤匪徒200余人，俘虏500余人，圆满地完成山区剿匪任务。

　　警九团团长余曙光带领二营六连在宿松县大队配合下在王家湾击毙大刀会徒100余人，在追歼残敌中生擒匪首罗东山，镇压了洲地大刀会的暴乱。至此，宿松县大刀会全部被清剿。6月底，军分区直属队在太湖县大队配合下于太湖石灰山消灭望江长岭、码头、怀宁腊树、太湖相石的大刀会，打死打伤反动匪徒80余人，俘虏400余人。

　　岳西县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地形险要复杂，土匪易于藏身，剿灭难度较大，单靠安徽一省剿匪很难取得效果，而湖北河南所辖的大别山区域也面临相同问题。为了彻底解除匪患，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进行联合行动。1949年8月25日，鄂豫皖三省剿匪工作会议在武昌召开，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三省边区剿匪部队，协同剿匪，由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剿匪指挥部于8月25日在六安麻埠成立，梁从学任司令员，下辖第一剿匪指挥所司令员李国厚，政委彭宗珠；在岳西县斑竹畈成立的第二剿匪指挥所，司令员孔令甫，政委桂林栖。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8月31日，皖北区党委发出《关于肃清大别山土匪及开辟山区工作的决定》。9月13日，第二指挥所向大别山残匪发布《劝降书》，然后桂林栖与孔令甫共同指挥，对拒不投降的土匪进行清剿。军分区警备团和县独立团采取内线清剿为主，结合有目标的奔袭。同时大力展开政治攻势，依靠群众搜捕残匪。并号召匪属唤子索夫，弃暗投明，迫使残匪瓦解。经过3个月的紧张战斗，到11月中旬，岳西县境内成股的匪特彻底肃清，残散匪徒纷纷投降，主要匪首汪耀南、刘玉标、王荫三、郑道显、蒋厚如等均先后落网。

　　1949年5月，市军管会发布公告（1951年2月再次公布公告），宣布国民党、三青团为反动组织，中统、军统及所属组织为法西斯组织，原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及省、县参议会、民社党及原国民党社会法团（农会、工会、妇女会等）为非法组织，一律解散，并没收所有公产、档案，停止一切活动。同时，加强对敌伪、旧人员登记管理工作。5月20日，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开展敌伪人员登记的通告》（1951年3月27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开展反动党、团、特人员自首登记的布告》），促使一批敌伪人员觉悟自新。公安部门及时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6月25日，市军管会根据皖北军区和皖北行署《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布告》，作出取缔会道门组织的决定。安庆的会道门组织主要有“一贯道”、“五仙堂”、“先天道”、“同善社”等。解放后，会道门组织成为国民党特务的联络点，他们勾结一起，竭力破坏社会秩序，颠覆新生政权。公安部门按市军管会的决定，深入调查摸底，查明组织状况，严格控制骨干分子。至1953年，市区的会道门组织全部被取缔，共逮捕道首25人，缴获经书283本，道具140余件，自愿退道者4288人，占入道总人数的98.8％。

　　根除鸦片毒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解放后，安庆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禁毒、消毒运动。1949年8至9月，由公安局印发查禁鸦片布告，对一般吸毒者劝其戒毒，交出烟土烟具。对吸毒成瘾，恶习不改者予以收审，强制戒烟，并缴获一批烟土烟具，在黄家操场当众焚烧了所有缴获的烟土、烟具。解放前夕，安庆有10家妓院，卖淫者54人，台基（妓院以外暗娼与嫖客厮混场所）130处，龟头6人。解放后，政府及时地对其进行了管理改造。1949年10月，市公安局在《娼妓管理办法》中规定，不准公开拉客，不准接待党政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不准接待学生。严禁虐待妓女，限制开设妓院和增加妓女人数，初步控制了卖淫嫖娼，为以后的禁娼工作打下了基础。

　　针对赌场林立，赌徒众多的现象，1949年8月，市公安局通告严禁开设赌场，禁止聚众赌博，接着取缔公开赌场，责令34名赌场老板停产转业，对84名赌棍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教育、没收赌具和赌款、拘留和劳教处理。

　　收容遣送国民党散兵游勇。安庆解放以后，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流入市区，在街头巷尾强讨恶要，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市军管会于1949年5月发出布告，命令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还乡团迅速交出所有武器弹药及军用物品，安分为民，违者严办。7月，市政府组织临时收容遣送站，对包括散兵游勇在内的游民进行收容遣送管理。据市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统计，1949年5月至9月的5个月中，仅收容遣送散兵游勇就达2.804万人，发放口粮19万斤。

　　全力恢复生产。依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指示，市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在顺利完成接收任务之后，及时抓好城市工商业的管理改造。1949年5月将五洲公司改为裕民公司，并申请皖北行署注入大批粮食、资金，迅速开工生产。在广大职工热情支持下，公司头10天就碾米17万斤，磨面粉260袋，及时解决了军民需求的粮食。9月底，裕民公司已由58人增加到107人，资金增加214％，米、面的日产量分别超过解放前的5％和29％。5月10日，将自来水和电厂合并，改名为安庆水电厂。6月，对水电厂、电信局、邮政局、招商局等公营企业内部机构进行调整精简，裁减了冗员，同时整顿了水、电等公用事业收费价格。仅1949年5至9月，政府就给市属公营企业贷款1万元，以促进公营工商业的发展。在重点整顿、发展公营企业的同时，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扶持改造私营工商业。1949年，对私营工商业的主要做法是号召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经营，只要不违法则坚决予以保护。解放初期，安庆市军管会和中共安庆市委、市政府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而又重点的开展社会管理、改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安庆市的民主建政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民主建政

　　安庆解放后，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主建政条件已经成熟。5月，经上级党委决定，中共皖山地委与中共桐城地委合并，组成中共安庆地方委员会，属皖北区党委领导。桂林栖担任地委书记，郭万夫、傅大章任副书记，孔令甫、袁文波、张格、雷文、赵瑾山、杜野坪、张伟群、钟大湖、张义成任地委委员。与此同时，皖山专署和桐城专署合并为安庆专署，桂林栖兼任专员，张格任副专员。6月成立专署党组，书记为张格、成员靳锡九、卢景洲、张云峰、马肇修。6月20日，以皖西军区的皖山军分区、桐城军分区和第四军分区的部分部队合并成立安庆军分区，归皖北军区领导。下辖警备九团、十团、岳西独立团和7个县大队及直属分队。孔令甫任军分区司令员，桂林栖任政委。第一副司令和第二副司令分别为张义成和钟大湖，副政委袁文波。同时，组建军分区党委，桂林栖担任军分区党委书记，副书记孔令甫、委员钟大湖、张义成、袁文波。1949年5月至9月间，安庆地委、专署的下属组织有桐城、怀宁、桐庐（今枞阳）、潜山、岳西、太湖、宿松、望江等8个县委、县政府。

　　各县县委、县政府及下辖组织在地委、专署的领导下，积极参与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彻底废除保甲制度，为建立基层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在负责领导接管工作，建立地方民主政权的同时，积极领导筹备各界人民代表会。1949年7月，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开始进行，代表由党政机关、工商界、文化知识界、民主党派、部队协商推荐和政府邀请产生。9月20日，安庆市政府和安庆专署合署办公。市党、政、军、群机关与地区同类机关合并。

　　1949年9月28日，安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大会首先由桂林栖致开幕词，接着听取了张伟群市长代表军管会与市政府向大会作接收安庆工作及安庆解放以来5个多月的施政工作总结报告，后由市委书记郭万夫代表中共市委会提出今后建设新安庆的方针和任务。

　　桂林栖的这次讲话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现在已是民主时代，一切事要人民办，不能少数人办，各位代表从群众中来，带来群众意见，希望大家鉴于过去情况与当前需要，根据共产党的各种政策，提出宝贵的建议，使大会的决议真正成为群众意见最高的集中表现，使我们在未来建设道路中获得一个正确奋斗目标。”全体代表深为其诚挚和谦虚所感动，大家畅所欲言，纷纷从不同角度，发表各种意见。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安庆文史资料》（第31辑）2005年版，第12页。最后通过了关于修复圩堤，克服灾荒，解决城市就业和发展运输、交流城乡物资等三项决议。安庆市委、市政府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广泛听取各阶层群众的意见，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扩大统一战线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国结束了延续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四、抗洪救灾

　　安庆地依长江，境内有将近一半地区为沿江水域地带。解放前，江堤连年失修，特别是1948年江堤决口未加修复。对于刚刚解放的安庆来说，境内的防汛抗洪修堤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而天不作美，1949年安庆的汛期提前赶到。据档案资料记载，从5月下旬开始，安庆连续暴雨，长江水位过早过快陡涨，6月初1948年水平，6月中旬超过民国1931年水位（16.75米），7月中旬最高水位达17.28米，安庆护城圩溃决。

　　早在5月安庆地委成立之初，就将全区抗洪救灾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桂林栖领导了安庆人民的这场抗洪救灾的战斗。

　　从5月至6月中旬，安庆人民在地委的领导下进行修堤堵口。广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亲自上堤参加挑土督修，并充分发动群众，对所有缺口均堵塞合龙，险处均加以补修。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险情不断增加，主要进行防汛护堤工作。当时条件极为恶劣，人力、物力极端缺乏。经过连续劳作，人员非常疲劳，再加上仓促应战，效率大大减低。但所有江堤险段经过抢护均坚持到水位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16.75米）后才决口。

　　与抗洪同时进行的是救灾，迅速安置灾民。以桂林栖为领导的安庆地委及时提出生产互助自救方针，组织灾民卖工、打柴、捕鱼、到江南去等等，到7月下半月逐渐为灾民开辟了新的生产出路。

　　这个时期，在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计疏散238970人，组织打柴者4695人，捕鱼者8472人，水上小生产者21895人，并准备抢种晚秋及捕鱼贷款，发动社会互济，捐粮、捐款、捐物，各机关部队亦捐款救灾，并发动了非灾区帮助。

　　这场抗洪救灾的成功应对，使人民充分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树立起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面对成绩，桂林栖并没有满足，而是进行认真总结，深刻反省。他指出破堤成灾客观原因有：江堤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年久失修，1948年溃决冲洗使堤身到处是病，安庆地区解放过晚，江水涨的过早，水位过高等。而我党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从领导思想上检讨。对水灾严重性、连续性估计不足，因而未从最困难处着想，以致领导被动，忙于招架。由于对工程之大估计不足，其次对水位之高估计不足，再次对江堤关系轻重估计不足，对防汛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被动，假使有充分估计，一开始就从最困难处着想，沿江各县开始就全力以赴，有许多圩堤是可以保得住的。

　　其次，没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缺乏经验。表现在工程上，验收土方不严，缺乏重点抢修、通盘照顾，防汛材料准备不足；没有科学分工，结果是忙的要死，仍然是前功尽弃。

　　最后，组织机构不灵活，通信机构不灵便，防线太辽阔，命令指示不能及时下达，下达情况不易及时上传，财力支援亦不能及时到达。

　　此后，桂林栖经常深入视察抗洪修堤一线，亲自指导工作。1950年1月，作为安庆地委书记兼行政区修堤指挥部政委，桂林栖亲往望江马堤、宿松同马堤巡视工程，充分肯定大家修堤的决心和艰苦的工作作风，并指示各县修堤应采行下面两点经验：1、“分土塘，不分堤坝”，消除龙口。即各小分队活分土塘取土，到堤上则不分段施工，这样减少了小分队与小分队之间的龙口，中队与中队之间的龙口，则严格按层验收，不使龙口落塌。2、组织干部民工互相参观批评学习，促进工程改进。此经验经各分区指挥部传达到各县修堤指挥部采用。《安庆新闻》1950年1月12日。为加大全地区抗洪救灾的前期准备，1951年，桂林栖领导成立安庆专区水利指挥部，领导全区群众大修内湖内河圩堤，普遍挖塘、筑坝、开沟、疏沟，加强防旱防涝的能力。《安庆报》1951年9月25日。

　　桂林栖对安庆抗洪救灾工作的领导及其经验教训的总结，为以后安庆地区防洪救灾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第五章 执掌安徽宣传焚膏继晷

　　安徽解放初期，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宣布成立而未实际建立。安徽境内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的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分别领导区内剿匪反霸、民主建政、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等各项工作。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恢复安徽省建制提上议程。1951年1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将皖北行署、皖南行署及其管辖区域合并，恢复安徽省建制和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不久，中共皖南区委、皖南军区及各人民团体、司法机关由芜湖迁往合肥。12月29日，两区正式合署办公。1952年1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成立，由曾希圣、牛树才、刘飞、黄岩、李世农、李世焱、胡明、孙仲德、苏毅然、桂林栖、张恺帆、曾庆梅、杨建新（未到职）等13名委员组成，曾希圣任书记，牛树才任副书记。之后，人民解放军皖北、皖南军区合并组成了安徽省军区。8月2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正式成立，曾希圣任主席，牛树才、黄岩、许杰、沈子修任副主席，恢复安徽省建制工作完成。

　　桂林栖是安徽省委13名委员之一，也是省政府38名委员之一，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于1952年2月正式到任。作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员会首任宣传部长，桂林栖担任这一职务达3年之久，是安徽省宣传工作的开创者。在此期间，桂林栖积极参与安徽各项重大政治活动，亲自主持了安徽省宣传网的建设，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分管干部理论学习和教育工作。

　　一、参与主持安徽重大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全国各地都有意识地举行了许多政治性庆典活动。这些庆典活动的组织，离不开事先的宣传和动员，因而宣传部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桂林栖担任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宣传部长期间，参与了安徽省许多重大政治活动，负责活动的宣传组织工作。

　　195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之前全国各地都开始了筹备庆祝活动。对于安徽省来说，这个日子的意义更加非同寻常，因为这也是安徽建省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安徽省委省政府对这次国庆节的庆典筹备极为重视，9月14日下午，安徽省人民政府、合肥市人民政府和安徽及合肥市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筹备国庆节庆祝事宜，特地成立了安徽及合肥市各界人民庆祝第三届国庆节筹备委员会，委员40余名。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黄岩担任筹委会主任，桂林栖是3位副主任之一。筹委会下设秘书、组织、宣传、文化、警卫、卫生等6处。会议还对于庆祝国庆活动内容进行了详细安排，决定于9月30日召开各界代表参加的纪念大会，10月1日晨，全市一律悬挂国旗，各机关、团体、学校举行升旗典礼，早饭后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晚上各机关、团体、学校自行举行文化晚会。

　　为了搞好这次国庆庆典，会议对庆典宣传作了认真谋划和细致安排，决定从9月25日开始国庆节的宣传。为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由桂林栖负责，筹委会组织了强大的宣传队伍。报告员、宣传员迅速到位，专门组成了2000人的宣传队，还有动员起来的合肥市文化馆、电影院、地方艺人和所有文化、教育工作者。筹委会要求他们把整个国家和安徽省3年来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广泛向群众宣传，力求做到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经过省委宣传部门紧张有序的工作和强有力的宣传动员，1952年10月1日，安徽省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庆祝活动在合肥市顺利开始。安徽省及合肥市各界人民8万余人，举行盛大游行。上午7点，游行队伍由苗圃广场出发，并在该地受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希圣的检阅。陪同曾希圣检阅的有安徽省及合肥市的党、政、军首长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各机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生产中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及各界代表，也都到广场观礼。游行行列以200人的仪仗队、红旗队、革命领袖像及各国人民领袖像和军乐队为前导，随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军区部队和公安部队、少年儿童队（2500人）、机关工作人员的队伍、体育大队（1100多名男女运动员），工人大队（1.8万余人），后面是学联和工商界、宗教界等单位的队伍，再后面是文艺大军（50余人），接着是郊区群众队伍，这些队伍分成两路八行并列前进。上午9时30分检阅圆满结束。

　　这次盛大的庆典活动，在思想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同时也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在这次庆典的宣传和组织过程中，以桂林栖为领导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为这次大型活动顺利进行打下了思想基础。桂林栖领导的宣传工作得到了全省人民的肯定，正是有了这次国庆节庆典的成功筹办，1953年9月，合肥庆祝1953年国庆节筹委会成立时，桂林栖依然担任筹委会副主任。

　　1952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党代表会议的有正式代表816人，列席代表57人。会议总结了3年来的工作确定了当前的工作任务。桂林栖是1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他作了党的教育工作的专题报告。大会于23日上午胜利闭幕。

　　23日下午，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主要讨论和决定安徽省1953年的施政方针，及产生本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752人，其中包括政府代表44人，部队代表70人，区城代表483人，省级人民团体代表（包括科学技术人员）52人，少数民族代表10人，宗教界代表6人，特邀代表45人，淮委会代表3人，铁路分局代表2人。此外还有列席代表约100余人。大会主席团由曾希圣、牛树才、黄岩、许杰、沈子修、李世农、桂林栖、张恺帆组成。桂林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25日在会上作了《关于三年来文教工作的报告》。

　　同时，桂林栖也是这次大会的文电起草委员会主任，与陆学斌、陈天任、童车五、戴岳等组成11人的文电起草委员会。大会先后发出了《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致敬电》《向朱总司令并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同志致敬电》《向华东行政委员会饶主席致敬电》《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彭总司令员并指战员勇士们致敬电》《致全省革命伤残军人和解放军、志愿军伤病员慰问电》《致全省老根据地区同胞和烈军属慰问电》《致全省治淮工程上全体工人、民工、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慰问电》，把大会顺利召开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

　　这次大会产生了安徽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主席为曾希圣；副主席为张恺帆、余亚农、陈荫南；委员共86名，桂林栖当选为政协委员。

　　除了政治性活动外，桂林栖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文化活动。1953年8月2日到6日，安徽省举行首届体育运动大会。这次运动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有6项成绩破安徽省纪录，一项成绩突破解放以来全国最高纪录。在闭幕式上，桂林栖发表讲话，肯定了运动员们的比赛成绩，认为他们一方面“为全省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做了一个良好开端”，另一方面是推动和发展全省人民的体育运动。接着，他从增强国防力量和国家经济建设角度说明发展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最后勉励运动员再次取得好成绩。《省文教委员会主任桂林栖同志在安徽省首届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安徽日报》1953年8月8日。这次运动会的召开和桂林栖的讲话，为安徽省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动员和宣传。

　　二、建设安徽省宣传网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决定》要求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一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宣传员、报告员的相关制度。

　　在此精神指导下，安徽省宣传网也很快建立起来。早在主政安庆期间，桂林栖就十分重视建立人民群众的宣传网，1951年2月，他批示安庆地委转发皖北区党委宣传部的《关于建立人民群众宣传网的指示》，推动了安庆地区人民群众宣传网的广泛建立。安庆市档案馆藏：《关于建立人民群众宣传网的指示》，档号1—1—12—1。

　　为了推进安徽省宣传事业的健康发展，1953年1月30日到2月5日，安徽省召开了全省宣传员代表会议。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者。会议头两天是交流宣传经验，中共滁县乌衣区区委、中共淮南市九龙岗煤矿三三〇米区支部、中共芜湖市明远水电厂支部等9个单位及蚌埠市模范宣传员文振武、肥东县模范宣传员程翠华等10个  人的典型报告，介绍和交流了宣传工作经验。

　　第三天由桂林栖作报告，他在《安徽省两年来的宣传网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三年宣传网工作的任务报告》中肯定了安徽省宣传工作的巨大成绩。主要表现为：安徽省建立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宣传队伍，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增产节约、爱国卫生、中苏友好月等项运动和各个时期中心工作中，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宣传活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推动了各项运动和工作的进展和完成，更加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全省宣传员数量不大，发展也不平衡；县区党委及支部领导宣传网的各种必要制度有许多地方尚未认真地建立起来，有相当大数量的宣传员不起作用或是不经常起作用，严重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存在以上缺点的原因，主要由于有些党委和干部（主要是区、乡干部）对宣传工作不够重视，同时党委宣传部对宣传工作的具体领导也做得不够。

　　为了发扬成绩，改正缺点，桂林栖提出了1953年安徽省宣传网工作的主要方针“应以巩固提高为主，在巩固提高基础上适当发展”。

　　最后，桂林栖指出，当前党群宣传工作，又面临巨大的任务。1953年，国家开始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并将在全国实行普选，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传网以及一切党的群众宣传工作，应该以这些任务为中心，特别是要转向生产宣传和技术宣传，以便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

　　会议期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也到会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对宣传网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省委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黄岩作了宣传婚姻法的动员报告。

　　会议最后，中共安徽省农委、省妇联、省团工委、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等单位领导，也到会分别作了有关农村生产和互助合作、妇女工作、团组织如何协助党巩固和发展宣传网、以及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对各位领导的报告，到会代表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次全省宣传员代表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宣传人员的党性教育，提升了责任意识和业务水平，为以后总路线的宣传做好了思想动员。

　　三、注重干部理论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全国进行了整党运动。运动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1年2月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号召。在此精神指引下，华东局制订了干部理论学习计划。为了响应中央号召，贯彻华东局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宣传部制定了《关于1952年下半年在职干部理论教育计划》，要求地委、市委、矿委以上机关，在整党任务完成后，立即开始理论学习。

　　安徽省直属机关完成整党任务后，成立了省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桂林栖担任主任委员，陆学斌、杨明、郑曰仁、干仲儒4人为副主任委员。在各机关中，进行了学习编组，参加学习的干部共7000多人。

　　1952年11月4日下午，省直机关召开干部理论学习动员大会，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牛树才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指出这次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构建起了安徽省直属机关学习制度。学习内容包括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文件。

　　在这次学习中，以桂林栖为领导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还制定了详细计划，规定了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编组、学习方法、组织纪律和测验方式。整个学习过程由省直属机关学委会统一领导，而总学委主任桂林栖在学习中起着组织者的作用。

　　1953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获得了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这一切表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即将来临。为了提高党员干部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本领，必须要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

　　自5月初开始，安徽省直机关中、初级组在总学委主任桂林栖领导下开始学习《经济建设常识》。到7月底止，中级组已学完第一至四章，初级组学完了第一章（开始时先学了政治常识第一、二两章），并都经过了总复习和测验，小组和班的学习总结也基本结束。

　　这次学习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

　　第一，建立和健全了学习组织，设立了10余所机关业余政治学校，配备了专职干部，组织了讲师团，挑选和训练了一批初级组兼职教员。

　　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坚持和执行各项学习制度和纪律，逐步提高了干部学习理论的兴趣，不少干部开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三，通过学习，中级组大部分干部，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根本方针，我国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途，我国实现国家工业化采取的主要措施，规定国民经济计划应具备的特点，均有了较深刻的理解。

　　第四，初级组许多同志经过学习，对我国工业化的重大意义、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困难等问题，均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五，在学习组织领导上，也有了改进，调整了学习讲区，试行了建立基点班的工作。

　　第六，在教学方法上，组织教研会议，交流与改进教学方法，初步摸索了一些教学与辅导经验。

　　这些成绩经1953年9月11日《安徽日报》以《省直机关中、初级组干部学习经济建设常识有成绩》为题公开发表，对全省各级干部学习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学习中也存在一些缺点。桂林栖指出：学员中还有少数人存在着好高骛远思想、自满情绪，学习中的自流现象，必须继续揭发，认真进行批判，以端正学习态度；对于兼职教员一般不应要求过高，只要教员做到中央所指示的能用功学习，努力工作，正确讲解，谨慎解答，就应予以鼓励。桂林栖还对提高教学质量和辅导方法、调整学习组织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并要求今后把干部理论学习更好的开展起来。

　　经过总学委的进一步督促和鞭策，各单位对于学员们学习高度重视。学习开始时，不少单位分别召开了学习动员大会，进一步传达和贯彻学习计划，并号召学员端正学习态度，更好地进行学习。学员们学习情绪也随之而普遍高涨。初级组自9月14日起至12月底，继续学习经济建设常识第二、三两章；中级组按照中央指示及安徽省委新的干部学习计划而转入了《联共（布）党史》第九章的学习。

　　早在6月12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对全党干部理论教育的规定，中共安徽省委便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和整顿干部学习的领导和管理，健全学习制度，逐步转入《联共（布）党史》的学习。

　　省委管理干部学习的经常工作由曾希圣与桂林栖负责。省委宣传部便在桂林栖具体领导下积极进行《联共（布）党史》学习的准备工作。例如，抽调中级组学习辅导员采取业余和离职按章轮训的方式进行训练，以加强学习的指导力量；在省委宣传部成立学习室，开始协助讲师团拟订讲授提纲与学习提纲辅导中级组学员的学习；加强有关资料的搜集工作；尽力协助讲师解答疑难问题；统一指导理论教员、学习辅导员的工作等。

　　在此基础上，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制订出第一期《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学习辅导员训练计划。规定，以省直属机关（包括合肥市）中级组为对象，开办80到100名学习辅导员及部分理论教员训练班，并以各地市、矿委中级组为对象，在省委党校开设40至50名的训练班，分别以业余和离职方式进行训练。学习内容为《联共（布）党史》第九章“新经济政策”。要求通过学习领会文件精神，抓住学习重点，找出学习疑难，并初步解决一些问题，以便为将来辅导学习打下基础。对于学习方式，规定业余训练班在每星期二、五两晚进行，每晚学习2小时，采用报告、自学、课堂讨论三结合的方法，并定期进行测验，学习时间为一个月；计划中对训练班的组织形式和学员入学条件，均作工时规定。

　　同时，也制定了《第一期学习辅导员业余训练班教学计划》，主要针对从直属机关各单位及合肥市中级组抽调来的学习辅导员进行短期业余训练。教学目的为“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经验”。采取“从苏联经济发展过程中研究经济建设的理论与经验”和“从全局观点出发，有重点地进行”的方针。

　　学习内容有必读书目：《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第九章“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平工作时期”；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大会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讨论的结论》。还有参考书：列宁的《粮食税》和《论合作制》。

　　学习中心就围绕着上述《中共中央安徽省委宣传部订出第一期学习辅导员训练计划》进行。学习方法为课前预习、课中复习、课后精讲、抓住中心、逐步引深。具体包括：预习、讲课（四次）、研究、讨论、解答与测验、总结。学习时间规定每周共计13个小时（周一到周六每天1小时，周六周日晚上，每晚两小时，周六下午3小时）。实行严格的学习制度，主要包括：请假点名制度，无故不到两次该单位党委会与学员写出书面检讨，3次不到除名；报表制度；小组长会议制度。

　　经过周密的准备，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举办的第一期中级组《联共（布）党史》学习辅导员业余训练班，经过入学考试后录取正式学员92人，7月18日在省府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除正式学员外，还有各单位抽调的旁听生100人，及省级机关业余政治学校的专职干部等，共约200人。这期训练班的开学，象征着全省干部理论学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系统的正规的理论学习阶段。

　　训练班主任由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亲自担任，并由省委领导李世农、桂林栖、张恺帆、陆学斌等为主讲讲师。省委宣传部学习室为训练班的辅导室，以此来加强训练班的教学工作。

　　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桂林栖作学习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进而指出，我国社会改革工作已基本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在开始，因此我们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情况，就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他还指出，这次理论学习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三反”“五反”之后，干部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学习情绪普遍高涨。希望学员经过学习后，真正能成为讲师与学员之间的桥梁。他要求大家提高学习兴趣，自觉地服从组织，遵守学习制度与学习纪律。此外，他还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防止好高骛远，骄傲自满，为保证完成这次教学计划而努力。

　　这次学习因受许多时事政策的影响，中间有所停顿，因而持续时间较长。到了1954年11月中旬，高级组和中级组学员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第十章，初级组学员开始继续学习经济建设常识第五章。12月底学习结束。

　　高级组和中级组于1955年1月19日下午举行《联共（布）党史》第九、十章学习考试。桂林栖和张恺帆主考。参加考试的有省委各部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共111人。

　　经过这次学习与考试，提高了干部们学习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以后的理论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安徽各项事业的发展。

　　四、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指导全国人民全面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纲领和路线，即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从此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总路线的高潮。

　　安徽省直属机关干部从1953年11月开始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桂林栖是这次学习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1954年1月7日，安徽省直属机关举行全体干部大会，部署进一步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工作，桂林栖作为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在会上做了继续深入学好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报告。

　　首先，桂林栖肯定了总路线学习的成绩。他指出，干部们2个月来学习总路线的主要收获是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教育，使每一位干部在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明确了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方针，明确了如何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因此在广大干部中，普遍树立了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思想，机关工作中出现了不少新气象，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得到了某些批判和克服。2个月来的学习情况说明，学好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能够大大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

　　其次，桂林栖指出学习不够深入。干部在总路线学习中还存在若干问题，主要是对总路线缺乏完整的理解，学习方法没有很好联系实际，过去这一时期学习中，有些争论还没能及时总结，妨碍了学习的前进和深入。

　　再次，桂林栖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深入学习作了新的指示。他说，在学习要求方面，应该是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来理解总路线，弄通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从思想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在主要问题上做到理论通、政策明、行动巧。参加理论学习高级组和中级组的干部，应在理论上着重研究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弄清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弄清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及其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主义改造的关系，从理论上将国家资本主义及对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农联盟等问题弄通。然后，进一步要求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弄通，要求在各项工作中划清政策界限，防止“左”“右”偏向。理论通了，政策通了，就要求每个干部将总路线作为自己的行动方向。做到行动通，要求把总路线的精神，贯彻到当前增产节约、收购粮食、互助合作、购买公债等工作中去。对参加理论学习初级组的同志，以上课为主，讨论为辅，要求了解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及有关主要政策、并应当批判糊涂思想。在联系实际方面，首先要求在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上联系思想，批判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其次是联系工作，检查在执行政策中，有哪些不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地方，以达到提高认识，认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界限的目的。在学习领导方面，应继续贯彻前一时期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掌握具体思想情况，进行具体思想教育。政治学校应继续发挥作用。高级组要辅导中级组帮助初级组学习，并要准备做专题研究报告。

　　最后，桂林栖提出了学习安排。将学习进度按两步进行：第一步弄通理论政策，弄通总路线与各项工作的关系，适当联系实际；第二步根据总路线的精神，结合工作，进行检查，通过联系实际，反过来提高对理论的认识。在时间安排上，将原来学习时间适当延长，在春节以前继续学习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部分及其有关问题，春节以后，再学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部分，然后再看进度转入第二步学习，要求于3月前将总路线学习告一段落。

　　为了推动对总路线的学习，总学委决定于2月20日以前对省直属机关中级组和初级组全体学员举行一次考试。为了帮助干部进行学习，省委宣传部桂林栖部长、陆学斌副部长先后向中级组学员作了《参观东北工业建设观感》和《问题解答报告》。这两个报告联系实际，分析细致，答疑解惑，针对性较强，各机关、单位都安排专人向初级组学员进行了传达，对干部的启发很大。经过这一个时期的学习，一般干部对总路线的认识较以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对实行总路线总体和两翼的关系，我国工业化的方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困难，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五相应”的关系等问题，理解的比以前深入具体。

　　这次学习活动于1954年5月底结束，6月2日进行了结束考试。

　　这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规模大，参加学习干部有1.4万人。内容丰富，取得了良好效果。一般干部都能比较系统的认识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上明确了使我国变成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总路线一鸟两翼的相互关系、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小农经济的特点、当前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必要和具体政策等等，大大丰富了理论知识，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意义，从而更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不少学员自觉地检查了过去骄傲自满、争地位、要待遇、不安心工作，羡慕资产阶级生活享受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因而在工作中社会主义热情大大增强。许多干部在初步懂得过渡时期理论政策以及当前各项工作（如粮食收购统销、发行公债、增产节约等）与总路线密切关系后，原来存在的各种糊涂观念，都基本上得到了统一的认识。许多干部在学习总路线提高政治觉悟基础上，家在农村的纷纷写信回家动员出售粮食，支援工业建设，家在城市经营工商业的，也写信劝说家长遵守法令，接受国家监督，争取改造。全体干部都在党委号召下自觉自愿地踊跃认购公债，认购数大大超过预定计划数字，机关增产节约运动也在总路线学习中大大向前推进一步。特别是通过半年来总路线学习，大大促进了干部学习理论的习惯与兴趣的养成，在组织领导和教学辅导等方面，也创造了一些经验，为以后长期的干部理论学习打下了更好基础。总路线学习活动结束后，学员们开始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学习。

　　五、学习讨论宪法草案

　　1954年5月31日，安徽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安徽省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曾希圣担任；副主任委员是桂林栖、张恺帆、余亚农、沈子修和苏毅然；委员会下设有办公室。《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召开会议，成立安徽省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安徽日报》1954年6月1日。

　　会议之后，全省各地参加中级组理论学习的干部和大、中、小学教师学习宪法草案初稿，市、县则开始集中一批报告员、宣传员进行训练，培养宣传骨干。宣传和学习宪法草案的活动逐步展开。

　　省、市、县在5月间都成立了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同时中共安徽省委抽掉了70多名省级报告员，到各地进行报告，各地、市、县委也出动了大批报告员和训练了大批宣传员向群众宣传，并组织了干部和各界人士广泛开展了讨论。

　　省级机关参加这次学习和讨论的干部共1.74万多人，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260多条。全省有670多万人听了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中有很多人参加了讨论，各阶层人民在讨论中，对宪法草案表示热烈拥护，并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认真地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在全省讨论中，总共提出1500多条修改意见，6月间即使防汛保堤和开展大规模增产运动的紧张时期，也未中断学习和讨论。

　　根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共集中训练了2700多名学习宪法报告员和3.48万多名宣传员，出动宣传的报告员、宣传员和基层干部共达20多万人。金寨县19个县级报告员在两个月内向人民群众作了45次报告。该县后畈区受到1到5次教育的共有8600多人，占全区成年人总数的84%。

　　宪法草案学习、讨论和宣传活动前后进行3个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制意义。它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壮志；它是对安徽全省人民一次认真的普法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学习、讨论和宣传，各界人民都增强了宪法观念，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以各种不同实际行动来拥护宪法草案。

　　推动这次学习和讨论宪法的活动的主体是安徽省委宣传部，因为无论是干部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还是宣传宪法草案，其工作都在省委宣传部工作范围。桂林栖是这场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从事党的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之外，桂林栖从1956年开始担任安徽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常常出席政协会议、参加和主持政协活动。其中影响比较大就是成功筹划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纪念活动。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90周年诞辰日（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扩大）决定，全国都要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1956年10月28日上午，安徽省政协举行第10次扩大会议，讨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筹备事宜。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桂林栖担任主任，委员56名。同时还决定于11月12日下午，在合肥举行纪念大会，并在合肥举办图片展览、组织报告会等纪念活动。在桂林栖的统一组织下，11月9日，安徽省政协参观团去南京谒中山陵，献花圈。11日起，《安徽日报》陆续发表了一些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12日下午举行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900多人，其中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和合肥市地方组织的委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省、市地方组织的代表，各机关、工厂、学校代表以及宗教界、少数民族的代表。

　　从筹委会成立到纪念大会的召开，间隔时间很短，但是一系列纪念活动却很多，有的活动规模较大大，安徽能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纪念活动举办的有声有色，表现出了较高的办事效率，也证明了桂林栖优秀的组织才能。

　　六、运动漩涡中的安徽宣传工作

　　（一）整风、反右派斗争中

　　在中国共产党八大路线指引下，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了解决在新形势下党内出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中共安徽省委1957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统一部署，在全省各级党组织中开展了整风运动。

　　5月5日至7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安徽全体党员中开始整风，会议研究了整风的具体步骤、方法。随后，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省、专、市各机关、学校、团体也召开了座谈会。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对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表示欢迎。运动开始还是正常的，许多党外人士和党内干部出于对党的爱护，提出了很多善意批评，但也出现了一些属于攻击性的言论。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后，安徽省很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参加运动的先是省、专、市级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8月5日至9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决定，在文教界，工矿企业和农村普遍开展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逐渐扩大到基层单位；到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但是，安徽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不仅使被错划右派者身心受到摧残，而且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践踏，刚刚开始的工作重点转移受到严重影响。《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在安徽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中，桂林栖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职务，并非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在这场运动中他主要是宣传与配合，这一阶段报刊上桂林栖活动、言论报道甚少就是这一情景的印证。由于事起突然，桂林栖思想未能跟上当时政治形势，但安徽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又恰恰是桂林栖分管的宣传文化领域，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是使桂林栖作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据著名戏剧艺术家时白林先生回忆，那时文化教育界搞得非常紧张，风声鹤唳，省黄梅戏剧团许多人惴惴不安，而桂林栖做了大量的安抚工作，保护了一批演员。

　　桂林栖分管宣传工作，特别关心省报，曾经亲自负责审定《安徽日报》地方版开印前的清样，还多次指导有关同志撰写重要社论和评论员文章。1957年9月27日，新华社安徽分社举行庆祝新华社成立20周年座谈会。桂林栖出席了座谈会，就新闻工作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新闻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因为新闻工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地位观念在有些同志中还比较严重。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整风，认真地进行检查，予以肃清，树立工人阶级立场，树立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桂林栖认为，深入群众是新闻工作者改造思想的紧要关键。过去新闻工作者采访的圈子还很小，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刻，今后要扩大活动圈子，放下架子，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才能写出生动活泼的报道。

　　桂林栖还提出要加强农村宣传。他肯定过去着重城市宣传工作的成绩，宣传城市的建设是正确的，同时指出对农村宣传显得不够。要求新闻工作者以后要加强农村宣传报道，报道农民的光荣劳动，报道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报道农村美丽的自然景色，引起人们热爱农村，热爱农业劳动。

　　桂林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新闻学观点在实践中的执行与贯彻，他的热爱农村、关注农村、贴近农村进行宣传的观点至今还具有很强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由于受到了当时反右派斗争大环境的影响，他的有些观点也难免带有当时政治运动的印记。

　　（二）“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全会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6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了《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宣传运动的通知》，接着召开贯彻总路线广播大会，层层进行动员、发动。9日至20日，召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总路线宣传的范围扩大和深入，很快在全省掀起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跃进的发动，舆论动员实为其先声。在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通过之前，实际上全国各地大跃进思想已经开始宣传了。在安徽的大跃进运动中，宣传部门与全国各地一样，也是先行一步，1957年底的宣传中其实就已经流露出大跃进的思想苗头了。

　　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掀起生产高潮，1957年12月16日晚6时到10时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广播动员大会。桂林栖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他首先谈到了全省人民在农业规划纲要（草案）的鼓舞下，取得了1956年农业生产的伟大成就和当前兴修水利、积肥的巨大胜利。其次是详尽地论述了彻底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种种条件。又指出：要彻底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必须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还指出，要“必须克服不联系实际、不研究生产，不接近群众和少数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等现象”。最后，桂林栖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要把当前以兴修, 水利, 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推向更高峰。

　　这次会议内容广，王光宇（副省长）、张世荣（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孟亦奇、田世五、王文元都先后作了报告，可见其内容之丰富。会议规模也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461万多农民、工人、干部和其它各界人民收听了这次广播。连同17日收听大会录音重播的共达562万多人。这是当时安徽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广播动员大会。

　　大会取得了极佳的动员效果。在广播大会进行期间，全省各地收听广播的群众都以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纷纷打电话、电报或派人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向广播大会表示提前和超额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最大决心。大会共收到电话、电报776个，有660个集体和个人向大会提出了保证，还收到表示态度的信件和电话229个。

　　从这次大会来看，桂林栖的讲话侧重于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农业生产，这比较合乎安徽的实际情况，因而是比较理智的。群众们建设的热情也被点燃了，尽管这种热情中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狂热成分。

　　文艺界大跃进的苗头也在1958年2月出现。安徽省国营剧团全体演职员会议上，歌剧团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良好愿望出发，提出了非常多的表演场次。对于演职员们的干劲，桂林栖基本表示同意。他认为，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文化工作也必须跟上去，为工农业大跃进服务。剧团应该多演出、多排新戏、多下乡上山、多到工厂、矿山，尽可能地多创作新剧目。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说：“你们提出了较多的场数，这很好，但是排演的新戏多不多？黄梅戏剧团过去演的新戏不多，最近已有转变，但是还不够，应该再整理自己的传统剧目，排演其他剧种的好剧目。”《为生产跃进服务，促进文化大繁荣，省国营剧团全体演职员会议充满革命干劲，桂林栖同志对全省文化工作者作重要指示》，《安徽日报》，1958年2月25日。桂林栖的这番话表现出了对于文艺创新的独到见解，及时提醒演职员们要创作新戏，演出新戏，实际上是注重作品质量的提升，而不是单纯来看数量，说明了此时此刻他是清醒的。尽管在当时在数量挂帅的前提下，要提升质量确实很难做到。

　　1958年11月，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其弊端有所显露，许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没有引起中央的足够重视。在中央继续宣传和进行大跃进的精神下，全国上下都对怀疑或者反对大跃进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对于发展钢铁工业的重要意义，桂林栖认为，力争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以最快的速度发展钢铁工业，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国家，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大大发展钢铁工业；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大大发展钢铁工业；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早日解放台湾，捍卫祖国安全，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大大发展钢铁工业；我们要以最短时间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大国，使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大大发展钢铁工业。

　　教育方针问题，桂林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的基本特点之一。这个方针，毛主席早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提出来。抗日战争中有了很大发展，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整风以后，经过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接着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不但没有降低教学质量和妨碍科学研究，相反却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科学研究的的发展，许多学校结合教育实践，生产出各种重要的产品，有些产品并且属于尖端科学。这些事实有力地粉碎了“教育与生产不可能结合”，“教学改革只会改‘乱’改‘糟’”等等论调。并提出要扫清思想障碍，乘胜前进。

　　桂林栖的这些认识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大跃进进行的如火如荼，全国上下充满着建设激情，无形中感染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时也影响党的各级干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些建设成就，这些成就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之后，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最终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错误之时，便开始纠正错误。经过深层次的探索和思考，在1960年之后纠正“左”的错误方面，桂林栖是安徽省委领导中比较彻底的一位。

　　（三）反右倾斗争

　　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的方向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但会议中期发生了逆转，改为反右，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反右倾斗争中的态度来看，桂林栖和当时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在总体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因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中央，当时中央发动了反右倾斗争，任何党员或者干部不可能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从实际行动来看，桂林栖对于教育、文艺、科学界知识分子比较关心，关心他们的思想改造问题，同时更关心他们的生活，这些从一些知识分子的回忆中都有所反映。

　　第六章 奠基科教文卫口碑载道

　　1955年3月，桂林栖任安徽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1956年7月，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同时补选为安徽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安徽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等主要职务。这一时期，桂林栖主要工作是分管安徽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等工作，为安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安徽科教文卫事业的重要奠基者。

　　一、推动安徽科技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于科学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非常深刻，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

　　中共安徽省委领导本来就非常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在党中央号召的有力推动下，安徽省委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安徽科技发展，桂林栖是这些措施的具体执行者和推动者。

　　（一）成立科学研究机构和领导机构

　　1955年，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的精神，提出了积极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科研工作的要求。

　　1956年3月6日，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合肥召开，桂林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发展与提高安徽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完满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任务”，围绕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联系安徽实际情况，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及任务。

　　第二部分“迅速发展和提高安徽科学文化力量是圆满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提出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所要做的各项具体工作。在第二部分内容中，桂林栖特别强调科学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为着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各项任务，除了动员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也迫切需要有足够的科学文化力量。”

　　而科学文化力量的关键在于人才，桂林栖对此更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的事业越是在各方面高速度前进，我们现有的科学技术人才就越来越显得不够了，初步统计，今后12年内，我省需要农业技术人员约计9.1万人；需要医师4万多人；需要中等学校教师7.9万多人；需要工业技术人员约计2.4万多人。而我们现有高级知识分子不过1500人，普通知识分子不过16万人，这与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相比极不相称的，不仅数量小，而且质量也较低。”安徽省档案馆馆藏：《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发展与提高安徽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档号22—3—100—1.1。

　　为了加强科学文化力量，桂林栖指出必须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且提出了需要做好的八项工作。主要包括：大量培养各种需要的科学技术人才；成立科学研究机构；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帮助知识分子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加强知识分子建党工作；合理使用知识分子，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加强与知识分子的团结等。桂林栖的这次讲话，既是对安徽省委发展科学文化事业行动方案的说明，也表明了安徽人民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决心。不久，诸多会议精神开始付诸实施。

　　1956年3月17日，中共安徽省委将桂林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印成了具体工作方案，即《关于知识分子工作要点》。内容主要包括：加强与知识分子联系和政治领导，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大量培养科技人才，成立科学研究机构。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5—1957），安徽省新闻出版局，1994年版，第250页。

　　7月17日，安徽省科学研究所成立，这是安徽省第一个综合性科研机构。研究所下设应用化学、物理、地质、冶陶、农业生物、土壤、植物病理、生物化学、药理和历史等10个研究室。

　　安徽省科学研究所是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亲自主持下组建起来的，桂林栖作为这项工作的主要领导者，负责的是高级人才的招聘。当时安徽科技人才匮乏，省委积极向南京、镇江、上海等人才聚集地广泛招揽。1956年5月16日，曾希圣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成立科学研究所事宜时指出：“科研所没有人才不行，由桂林栖同志负责到上海高薪招聘人才。”《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从此可以看出，桂林栖在科学研究所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科学研究由省委直接领导，其中大量的工作由桂林栖来负责。

　　在“二五”计划和经济调整时期，安徽的科技事业尽管受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是不断发展的。1958年8月，在原安徽省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下设工业、农业、水利科学、卫生和哲学社会科学5个研究所。同时又成立了安徽省科学工作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的科学技术工作，曾希圣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次年2月，安徽省科学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桂林栖是委员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经常出席一些有关科学技术的活动，为安徽省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960年5月26日，经国务院任命，桂林栖担任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科学研究机构成立后，不仅很快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同时也在全省人民中形成了爱科学、学科学和用科学的风气，对于安徽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科学领导机构的成立，则保证科学研究的方向性和实用性，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转化率和普及率，对于安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鼓励科技知识的普及和自然科学的研究

　　桂林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积极支持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普及。1956年9月17日，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接着地、县科普协会也相继成立。在此过程中，桂林栖均给予了大力支持。

　　1956年9月15日，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合肥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17日闭幕。会议听取了《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6年和1957年的工作计划》；并推选程士范为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田世五、吕季方、韦斌、陈振亚、汤蠡舟、齐坚如6人为副主席，丁浩等80人为委员，大会宣布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正式成立。

　　桂林栖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向大会和全省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者表示衷心祝贺，并指出，正当全国和我省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时候，召开这次大会，对发展我国、我省科学技术事业，提高我国、我省工农业生产，意义非常重大。他还谈到了科普协会的工作，说到“今后工作重点，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俗地大力地向广大工人、农民、部队、机关干部宣传科学技术知识，用科学知识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还强调指出，为了发展与繁荣安徽省科学技术事业，今后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必须继续贯彻在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倡在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工作中开展自由讨论；同时，各级党的组织应加强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领导，要扩大科学技术工作的队伍，以便使安徽省科学技术早日达到国家水平。《省科普协会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安徽日报》，1956年9月17日。

　　桂林栖这次讲话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发展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对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的充分肯定，洋溢着对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而安徽省科技普及协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科学知识在安徽的普及，对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桂林栖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积极支持安徽省自然科学学会的筹建。1957年2月1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邀请在合肥的科学界人士和有关厅、局、大专学校等单位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讨论筹建安徽省自然科学各种专门学会。作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桂林栖出席并主持了这场座谈会。大会经过认真的讨论，推选程士范等44人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推选程士范为安徽省科联筹委会主席，干仲儒、王旭烈、石原皋等8人为副主席，许连珍为秘书长。不久之后，安徽省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加强了全省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系与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促进了安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三）倡导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为了加快安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桂林栖特别重视生产技术的改进。为了推进技术革新运动，1958年5月15日，全省工交系统群英大集会，桂林栖作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提前实现工业产值赶过农业产值而奋斗》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以及安徽省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农业发展规划，并分析了实现这些规划的有利条件。进而提出革新技术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之一，因此，在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热情同时，还必须掌握先进的技术，这就是又红又专、红专并进的道路。

　　桂林栖号召到会的全体积极分子代表，带动全省职工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把当前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引向技术革新的高潮，充分发挥每个职工的聪明智慧，把干劲和钻劲、勇敢和智慧结合起来，多在改进技术上出主意，想办法，使生产有节奏地进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桂林栖还提醒大会代表们，在技术革新运动中要大胆破除迷信，要敢于理想，敢于实践，要具有敢于打破陈规的独创精神。技术革新的内容很广泛，它包括改进生产设备，改进操作方法，改善劳动条件，改进工艺，改进技术标准，试制新产品，采用代用品，改进生产管理等很多方面，因此，技术革新运动不论在新厂、老厂，设备好的厂或设备陈旧的厂里，都可以开展起来。他说，有人怕技术革新会出毛病，因而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敢动。毛病是会出一些的，但可以改进。认为工作中一点毛病也不出，这是主观主义的想法。如果本来能做到的事情，因怕出毛病而不敢去做，这就是保守思想。我们要同这些保守思想作斗争。他还强调技术革新必须与当前生产需要密切结合，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又不能脱离实际，要从当前实际基础上做起。

　　桂林栖还鼓励大家，在技术革新运动中不要怕失败，他说：历史上许多创造发明都是从不断失败中获得成功的，这次失败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取得下次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失败，只要想的对头，是为了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个人，失败了再干，百折不挠，终究是会成功的。他还希望到会代表们要虚心，不要骄傲，要老老实实的学习。要善于团结和帮助周围的职工同志，群策群力，革新技术，促进生产大跃进。他指出，先进生产者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将一事无成，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树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任何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最后，桂林栖号召全体先进生产者，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引的建设路线英勇前进，继续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技术革新的高潮，为获得更伟大更辉煌的胜利共同努力。在桂林栖的号召下，整个安徽工业交通系统技术革新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四）促进科技工作为生产服务

　　桂林栖非常重视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大力促进科技为生产服务。1959年2月24日到26日，安徽省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由省科技委员会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委具体负责科学工作的党员干部，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学院、安徽农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负责科学工作的党委书记，省委、省科学院分院、省政府各厅、局党委书记和负责科学的领导干部，共计100多人。

　　这次会议传达了1959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就安徽省科学技术工作作了报告，并分配1959年的科技研究任务。桂林栖到会并讲话，他指出：科技工作首先要为完成钢铁、煤、粮、棉四大指标服务。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科技工作者树立科技为生产服务的思想，大大焕发了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了安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为了使科技工作更好地为生产服务，1959年11月下旬，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筹委会在合肥召开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248人，其中有省科学技术协会筹委会的委员，省科学技术协会所属各学会负责人，各专区、市、县科协代表，省直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及出席全国群英会归来的土专家和劳动模范。安徽省委、省政府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会议期间，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书记处书记、省长黄岩等负责同志和代表们见了面。曾希圣讲话中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号召大家要政治挂帅，积极投入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多多创造发明。

　　桂林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总结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安徽省科学技术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并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阐述了1960年科学技术工作继续跃进的有利条件，指出了科学技术工作方针和安徽省以后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任务。

　　桂林栖认为，科学技术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出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衡量科学技术工作是否做好了的标准，是科学技术是否很好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他指出，安徽省1960年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结合我省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和资源特点，进一步贯彻科学技术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使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和专业研究机关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不断地壮大科学研究队伍，认真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全省科学技术工作者组织在学会内，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讨论和理论研究，掀起“全民办科学”的热潮。

　　最后，桂林栖指出，为了保证安徽省1960年科学技术发展任务的完成，必须贯彻党的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他号召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大力进行创造发明，掀起一个科学技术工作为安徽省工农业生产继续跃进服务的新高潮。《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出号召，掀起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的新高潮》，《安徽日报》，1959年12月14日。

　　在安徽省委的领导下，尤其是桂林栖等分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全省人民及广大科学工作者焕发了史无前例的创新精神，大大促进了安徽科技事业的发展，初步改变了解放前安徽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的状态。到1957年，全省共建成科研机构11个，职工总数800多名，其中科技人员占半数。据当年10月20日《安徽日报》报道：有各种科学试验机构50个，科普机构70余个。从1958年到1961年，安徽科研机构从13个发展到124个，原安徽农业科学研究所扩充为安徽农业科学院，全省科研人员从450人发展到1831人，各类科技工作人员总数达到5．1万人。《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二、主持安徽教育革新

　　桂林栖是新中国建立后安徽教育事业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深为安徽教育界的广大干部和教师所敬仰。安徽刚解放时，教育基础极为薄弱。1949年，全省只有高等学校3所、中等学校167所（平均每个市、县2所），且校舍简陋，设备残缺，规模很小；城乡文盲充斥，工农群众中不识字的达十之八九。面对这种落后状况，安徽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要建设安徽必须发展教育。当时，桂林栖分管教育，他实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安徽教育的发展。

　　（一）坚持和改善党对教育的领导

　　桂林栖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放松，保证了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蓬勃发展。他多次强调：“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工厂，不抓过来不对，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就是要抓教育后代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教育事业管理体制不同于现在由教育部垂直领导，而是按行政区来划分领导归属。高等教育由省委直接领导；中等教育是由地、市委组建的中等教育党委（由地、市委副书记或宣传部长为书记，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参加）具体领导；小学教育是由县、区委分工领导。因此，省委省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重大。

　　为了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和办好教育，桂林栖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一项改革措施，在省、地、市、县、区、社各级党委成立教育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当地的教育事业。省里每年还要召开全省中学校长会议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就有关中小学教育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分别进行研究和部署。

　　当时，各级党委调配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到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在整个50年代，全省陆续派到各级学校的党员干部共达1.4万余人。在此基础上，安徽各高等学校先后建立了党委，全日制中学大部分建立了党的支部。小学配有党员校长的约占半数以上，党员校长根据条件参加同级地方党委会。派进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干部，也大都是从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挑选出来的。桂林栖亲自参与研究，具体落实到人。1956年3月6日，他在全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以事实为依据，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6年来安徽教育工作成就，对鄙薄安徽科学、文化落后的思想进行了剖析。他说：“有人认为安徽大学是个烂摊子，淮南工专基础差，东南医学院是个包袱，认为安徽中等学校教育质量不好，不易改造。我们对这些意见均作了否定，我们在中央领导和支持下，在旧安大的基础上分建为农、师两个学院。我们帮助淮南工专向学院发展，我们在旧东南医学院的基础上建设着发展着安徽医学院，我们改变了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录取率较低的状况，我们选派了300多名党员到大中学校工作，改变了以前学校中没有党的领导的局面。”安徽省档案馆馆藏：《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发展与提高安徽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档号22—3—100—1.1。为了端正教育思想，1960年2月2日桂林栖亲自参加教育厅的一次机关干部会议，会上他强调：“要明确教育的政治方向，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领导、教师都要关心学生生活，功课不能过紧。提高教育质量要靠改进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在于加班加点。教师要加强思想改造，对学生要全面负责，学生要发挥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魏心一等：《为安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桂林栖》，《江淮文史》1999年第2期，第115页。

　　（二）实行科学有效的办学措施

　　在办学过程中，桂林栖辩证地处理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关系，实行办好重点、带动一般的办学措施，因而科学有效。1956年9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安徽指定高等学校8所、完全中学16所、师范学校3所、小学2所为省属重点学校。1960年，他在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力争，把合肥工业大学确定为第一批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大学。对重点学校的师资、设备，都是按照规范化的要求予以配备，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仍多次强调要“抓重点学校，抓教学质量”，亲自研究解决了重点中学中农村学生的口粮供应问题，并带动了各地、市、县委给所属学校解决了有关问题，从而保住了重点学校，保证了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致全面降低，这批重点学校至今仍在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骨干的作用。

　　在当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情况下，桂林栖十分关心学校的教学秩序稳定。为防止和纠正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他曾给地、市委和高校党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大学停课要经省委批准，中学停课要经地委批准，各地一般不要抽调学校教师，必须抽调个别学校教师须经上级批准，抽调初中教师要经过省委批准。”桂林栖坚持学校勤工俭学“应以工农业生产为主，以集体生产为主，以校内生产为主”，主张农村学校要从实际出发，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农业中学, 必须与公社的实验研究机构加强联系和合作，农业中学可以与公社的科研、实验场（站）合一，其生产田可以作为公社的研究实验基地，也可以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单位和研究单位。

　　1961年4月14日，省委同意并批转了教育厅党组《关于改变农村学校学习制度、节约劳力、支援农业的报告》。桂林栖亲笔起草了省委批语：“省委同意这个报告，请你们立即坚决贯彻执行。在执行中应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学生、家长、教师都能了解大办农业的重要意义，了解业余学习同样能提高文化水平的道理，同时安排好业余学习时间。除每年冬季和春初住校学习外，平时应合理分配教师到生产队劳动，做好学生业余学习的辅导，做到学习支农两不误。”各地在贯彻实施教育厅党组的这个报告过程中，创造了“三学段”、“一、四、七”、“一、三、八”等适应农时，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制度。

　　桂林栖还经常挤时间深入教学第一线，除视察学校和经常听取有关汇报外，还曾同中学教师一起分析部分学科的教材教法，亲自审定农业中学教学计划和省编乡土教材。每年高考之后，他都要听取教育厅关于高考试卷的抽样分析报告，采取到学校开现场会等办法交流教学经验，商讨改进教学措施。他曾提请地、市、县委文教书记注意“在教学工作中要抓备课，抓课堂教学，抓课外辅导，备课要做到备深、备透、超前备好，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做到有的放矢。这是改变教学上‘恶性循环’现象的关键，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做到概念明确，重点突出，讲透难点，不能再出现‘破庙躲雨，打马过桥’的现象。”

　　1958年，中学一度放假劳动过多。桂林栖及时召集地、市委宣传部长开会，要求学校立即复课，并仔细计算缺课天数，具体安排补课办法。50年代后期安徽中学教育质量逐步提高，进一步改变了过去落后的局面，是与桂林栖同志的引导得当、措施得力分不开的。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徽的师资奇缺。为壮大师资队伍，安徽省委不拘一格招聘人才，既在本省招收，也从外地引进。1958年安徽大学重建时，桂林栖写信向华东协作区领导求援，请求提供干部和师资，得到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的大力支持。该校的名誉校长孙陶林就是从华东师大调来的，数学、化学、生物、外语4个系教师的主要骨干力量和系教学负责人，以及物理系、体育教研室的几位教授都是由复旦大学派出的，复旦大学还派来一批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学工作。

　　外援只能缓解一下师资需求，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桂林栖特别重视发展本省师范教育，以培养新师资。1961年5月28日，他在全省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皖南大学就是理科师范大学，合肥师院就是文科师范学院，现在死心塌地不变，至少二十年不变，踏踏实实地培养新师资。”这项决定确保了高等师范教育的稳定发展。

　　桂林栖十分重视教师队伍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除要求组织教师坚持经常的政治学习外，桂林栖还要求各学校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组织教师参加多种社会活动，经受实际锻炼。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曾在各级学校教职员中，进行过一次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7月至9月，安徽省有153所中等学校的教职员3203人在芜湖集中学习，桂林栖和陆学斌分任学委会正、副主任，直接领导和掌握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他们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取得了预期效果。广大教职员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愉快地回到原工作岗位上；对极少数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之后也都及时回到原学校，继续担任适当的工作。在当时国家正在接管改造旧有学校的情况下，这次学习对于师资队伍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通过这次学习，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几年沿江沿淮地区连续发生洪水灾害时，灾区教师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坚持了灾区教育工作。陈贤忠，程艺：《安徽教育史》（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2页。经过政治学习和实际锻炼，不少教师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积极要求参加党团组织。到1959年，全省中学教职员被吸收加入党团组织的约近半数，有的专家、学者，还是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批准入党的。

　　桂林栖十分重视提高教师队伍的文化业务水平，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除提倡教研组经常开展活动外，他还组织教师寒暑假集中备课，这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岗位培训形式。这种备课由省、地、市、县分级组织：省负责高中教师备课；地、市负责初中教师备课；县负责小学教师备课。备课分学科进行，能者为师。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学习研究新学期的教材教法。这种备课紧密联系教学实际，针对性强，见效快，深为广大教师所欢迎。桂林栖对此极为赞赏，除多次看望备课教师外，还亲自为教师讲过课。

　　桂林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曾经批评不重视教师工作的现象：“过去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现在不要‘人之患在不好为人师’，我们一定要扭转这个风气，要以当教师为荣。”魏心一等：《为安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桂林栖》，《江淮文史》，1999年第2期，第119页。在培养年轻教师的同时，桂林栖非常注意发挥中老年教师的积极作用。针对当时偏重依靠青年教师的情况，他曾对地、市、县委书记说：“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老年教师知识基础和教学经验一般比较丰富，如果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不对的，不能只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而把他们丢到一边不管，要看得起他们，很好使用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帮助新教师提高教学业务水平。”

　　桂林栖十分关心教师生活。1961年1月14日，他为一份省委文件写的批语指出：“目前小学教师生活福利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普遍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势将影响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影响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希望你们对这一问题认真讨论一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加以解决。各地商业部门安排日用品供应计划时对小学教师应当和机关干部一视同仁，不得任意克扣。”对从外地聘请来的专家、学者，他指示都要从优照顾。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对规定范围的大、中学教师，每月给以一定数量的黄豆、食糖、肉食品和香烟照顾供应。

　　（四）加大教育投入

　　桂林栖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极其重视。他曾严肃批评某些地方克扣教育经费的现象：“省委从来重视教育工作，拨了很多经费建立高等学校。例如，我们最早建立的安徽医学院就是省里拨款兴建的，但是有的县却随便扣教育经费，省里多给，下面扣除，那就不好了。省里从来没有在经费上打主意，再穷再困难，都要想办法给教育多搞一点。”

　　新中国成立头10年，安徽尽管经济困难，但仍然注重财政投入向教育事业倾斜，教育经费保持逐年增加。全省教育事业经费支出，1949年为497.67万元；1959年增至11212.7万元（不含各部门自行安排的经费投入在内），相当于1949年的22.5倍。其间投入状况最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事业经费支出每年平均递增33.64%，教育事业经费支出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93%，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45%。1957年每个学生平均年支出经费数额，大学生为808元，中学生为112元，学校经费一般比较宽裕。在外汇储备极少的情况下，1958年省委仍然决定从国外进口一批录音机，分配给重点中学开展电化教育，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安徽全省高等学校和重点学校的基础，大都是50年代打下的。在安徽这样一个穷省，如果没有省委的高度重视，如果没有桂林栖的切实推动，当时的安徽教育事业要想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五）在教育中认真贯彻群众路线

　　桂林栖非常重视群众路线在教育中的贯彻。他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到学校，去老教授、老专家家里串门，还经常邀请他们同车下乡考察地方病的防治工作等。逢年过节，他总要带着省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到学校看望老教师。他还经常参加高校组织的联欢活动，一些重大活动基本有请必到。这样，他在高校结识了很多朋友，一些有名望的教师，他都能叫出名字。高校的一些领导如果需要请示工作，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或家里找他，随到随谈。有一个时期，桂林栖还组织了一个“周末座谈会”，每逢星期六邀请部分高校和教育厅的同志到他家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他总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下面工作，从不回避矛盾。自己能处理的事情就及时处理，需要其他部门办理的事情就把那些部门找来，当场解决。安徽大学建校舍，木材供应不上，影响施工。教育厅副厅长居荟明向他反映后，他当即给老战友、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打了电话，请协助解决木材运输问题，又亲笔写了介绍信，让安大的工作人员前去浙江联系落实，使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由于桂林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高校的一些老同志深情地说：“我们找桂书记谈工作，就像新媳妇走娘家，既便当又心情舒畅。

　　教育厅拟发比较重要的文件，厅长如认为须请桂林栖审阅，只要在文稿上签注”请桂书记过目“几个字，经办人员就可以拿着文稿到省委直接找他，随到随批，效率极高。桂林栖每次到下面检查工作，总要到学校看看教师和学生。1953年4月，他到宿县检查灾情，发现有学生无法缴纳学费及伙食费，许多人要求休学，宿城五所中学均有父兄送馍给子弟说：”只能送这一次了。“父子、兄弟相与抱头痛哭。为此，他于当月19日，亲笔写信给省委反映这一情况，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情感和焦急心情。正因为工作中时刻注意联系群众，深入了解下情，1958年当康生来安徽大肆宣扬农村小学幼儿园试行集体住宿时，桂林栖与陆学斌一起在省委书记曾希圣支持下进行了有效的抵制。

　　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同时也在全省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桂林栖分管的安徽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到1957年，全省高等学校达5所，全日制中等学校达301所,小学达2.1万所，比1949年都增长1倍左右；在校学生数，高等学校达0.86万人，全日制中等学校达17.86万人，小学达218.39万人,比1949年分别增长7倍、4倍、3倍；约有100万工农摆脱了文盲状态；各级全日制学校的教师队伍和校舍、设备等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全日制高、中等学校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有觉悟有文化懂科技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这一时期，整个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初具规模。尤其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师资力量较为雄厚的高等教育框架体系，为后来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广大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同时也凝聚着安徽省委政府领导们的心血，分管教育的桂林栖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力推黄梅戏唱响神州

　　作为省委领导，桂林栖从1952年调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起就一直分管文艺工作，对安徽文艺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

　　1952年，桂林栖亲自主持在合肥举办”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精神。来自全省的黄梅戏、庐剧、泗洲戏、梆子戏、花鼓戏、徽剧、京剧、越剧、话剧、曲艺等剧种的演员代表及各地、市、县的戏改干部计500人参与学习，历时47天。

　　经过这次学习，这些旧社会艺人们的精神风貌大为改观，思想政治水平产生了飞跃，树立起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此基础上，1953年后，安徽省庐剧团、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安徽省歌舞团、安徽省话剧团、安徽省杂技团等陆续成立。1956年，全省专业剧团发展到134个，大小剧场134个，文艺工作者6900余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艺队伍。

　　在桂林栖分管文艺工作期间，安徽的文艺成就令全国瞩目，而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推动黄梅戏唱遍全国，唱响神州。

　　黄梅戏发源于桂林栖的故乡湖北黄梅，成形于明朝中叶，发展于安庆地区。由于历史与地域渊源，黄梅戏近代在安庆地区相当流行，深受当地人民群众欢迎。1949年4月23日，解放安庆的第二天，桂林栖便派人把流落在安庆周边的黄梅戏艺人请到安庆，当晚，黄梅戏艺人们在民众剧场演出，庆祝安庆解放，一时轰动全城。后来成为与严凤英、王少舫齐名的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潘璟琍和她的父亲潘泽海，就是那次由桐城接到安庆的。桂林栖非常关心黄梅戏艺人，明确要求要保障其基本生活，这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1949年12月18日，安庆市成立戏剧协会。流散到各地的黄梅戏艺人陆续返回安庆，根据自愿结合的原则，成立了两个集体性质的剧团。一是以严凤英为首的胜利剧团，一是潘璟琍所在的民众剧团，著名演员有丁永泉、王少舫、潘泽海等。1950年，这两个剧团联合参加华东会演，演出了《路遇》、《打猪草》、《兰桥会》和《柳树井》等传统剧目。久经风霜摧残、几近凋零的黄梅戏，开始迎来新生。

　　1950年4月，党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同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召开。1951年，周恩来签署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地收集、记录、刊行地方戏、民间小戏的新旧剧本，以供研究改进“，”三改“任务进一步明确。遵照政务院”爱护和尊重“、”团结和教育“、”争取和改造“的指示精神，桂林栖开始着手贯彻双百花齐放方针，积极推行”三改“（即”改人、改戏、改制“）戏曲改革运动。

　　1952年8月，已调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的桂林栖，在合肥主持开办旨在培养新中国文艺新人的”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训练，再加上建国后各项事业所取得的进步，使得解放前备尝艰辛的黄梅戏艺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从而激发了他们的艺术创造热情。通过转变作风、深入生活、坚持探索，实现了民间艺人从思想观念、组织制度直到生活形式上的改造目标。

　　1953年，在桂林栖的领导和安排下，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人组织了一个联合赴沪演出团。这次演出，首场便轰动了华东区和上海文艺界。梅兰芳、夏衍、周信芳、盖叫天等戏剧界著名人士都观看了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著文，赞扬黄梅戏来自大自然，音乐舞蹈健康、淳朴、优美，富于泥土气息，并倡议上海文艺工作者重视、学习黄梅戏。中国唱片公司灌制了黄梅戏唱片，上海的《解放日报》《大公报》《文化报》《新闻报》等报对这次演出做了大量的报道，贺绿汀、张拓、卫明、程芷等著名音乐家、导演艺术家、戏曲理论家纷纷发表文章，充分肯定了黄梅戏艺术剧种的生命力和传统剧目整理、演出现代戏、演员的表演艺术等方面的成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调，一时传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

　　黄梅戏轰动上海的消息传到安徽后，立即引起安徽省委的重视。演出团回到安徽在合肥进行汇报演出后，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委托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在省委设宴招待赴沪演出的全体演职员。黄梅戏赴沪演出团回到安庆时，正值安庆地委召开县市领导干部会议。与会领导听取了黄梅戏在上海演出的盛况汇报，观看了汇报演出，纷纷表示要加强对黄梅戏的领导。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安庆地区所属各县先后都成立了黄梅戏剧团，原有职业黄梅戏剧团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加强，在安徽全省各地，黄梅戏剧团也相继成立起来。

　　在此基础上，1953年，安徽省委决定组建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具体工作由桂林栖主持，方案则由安徽省文化局负责人杨杰制订和执行。杨杰1952年夏季从部队转业到了安徽省文化局，是第一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长，在桂林栖直接领导下进行建立黄梅戏剧团的具体工作。当时面临剧种如何定名问题，因为黄梅戏在湖北时被称为”采茶戏“、”黄梅调“。桂林栖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去掉”黄梅调“的”调“字，去掉”采茶戏“的”采茶“二字，两名合为一名，就叫黄梅戏！黄梅人为黄梅戏定名，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从部队和地方调入了一大批黄梅戏的优秀人才和有志于献身黄梅戏事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创作和演出队伍（1988年扩建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著名演员和主创人员的调入，使黄梅戏剧团有了顶梁柱。而尤其是严凤英调入颇费周折，当时安庆那边观众舍不得严凤英调走，甚至出现一些非议。最后由省委书记曾希圣拍板，说：”下级服从上级，调严凤英，就是我曾希圣定的，老桂(指桂林栖)，你转告许少林（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小局服从大局，成立省黄梅戏剧团，是为了发展它，繁荣它，有什么不好呢？要打破地方保守主义。“因此，正是在曾希圣和桂林栖等人的关心下，省黄梅戏剧团才得以顺利成立。

　　1954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再度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了《天仙配》、《砂子岗》、《打猪草》三出戏，再次获得成功。《天仙配》获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员奖、导演奖和音乐演员奖；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获演员一等奖。1955年，电影《天仙配》和全国观众见面，严凤英、王少舫名扬全国，而后又名扬海外，成了国内外家喻户晓的人物。

　　黄梅戏的发展，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受到高度的肯定和赞扬。1953年初冬，朱德来安徽观看了黄梅戏《天仙配》，赞口不绝，说：”严凤英演得好，唱得好听，这个演员很有前途，你们要注意政策，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现在是舞台的主人，不再是旧社会恶霸老板压迫下的戏子，要他们敢于创新，改革旧戏中有毒之处。“1958年，毛泽东在张治中和罗瑞卿陪同下，首次来安徽视察，两次观看了黄梅戏演出。当时，曾希圣、桂林栖陪同毛泽东看黄梅戏《打金枝》。当看到郭子仪捆绑了自己和儿子，赴皇帝面前请罪，皇帝不仅没将郭氏父子问罪，反而十分宽容，还批评自己的女儿，又批评皇后对女儿的偏心时，毛泽东评论：”历代开国皇帝，从不杀有功之臣。“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严凤英和地方戏曲。他说：”我喜欢家乡湖南花鼓戏，黄梅戏更好听，严风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事。“之后，彭德怀、叶剑英、贺龙、聂荣臻、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来安徽视察，他们都看过严凤英演出的黄梅戏。李克农和张治中是安徽人，都非常喜爱黄梅戏。1955年，李克农来安徽看了黄梅戏，1958年和1964年张治中两次来安徽观看了黄梅戏。在他们支持下，黄梅戏进北京被安排在怀仁堂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看了黄梅戏和庐剧的演出，严凤英、王少舫、丁玉兰都作了出色的表演，获得一致好评。

　　黄梅戏在中国的唱响，固然是党和国家实行正确文化政策的结果，也是广大戏剧演员们努力的成果，但是桂林栖在其中的贡献则是巨大的。

　　桂林栖于1955年调任安徽省副省长，1956年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均是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黄梅戏改革工作既注意发掘整理传统剧目，又注意现代戏移植改编上演，既造就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王兆乾、陆洪非、时白林等表演艺术家、理论家，又培养了一批青年接班人。黄梅戏在剧目、唱腔、表演、舞美、编剧、导演等方面实行全方位改革创新，将黄梅戏传统剧目《天仙配》、《女驸马》（原名《双救举》）改编后，搬上舞台、银幕，实现了黄梅戏由”三打七唱“走向”弦乐伴奏“跨越式发展。1958年在黄梅戏演员训练班基础上，逐步发展成安徽省黄梅戏学校，培养出了大批黄梅戏的优秀人才。桂林栖作为主管领导，使黄梅戏一跃为全国剧坛”五朵金花“之一，进而蜚声中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地方戏。一时之间，安徽文艺大放异彩，”百花齐放曲儿多“、”联翩轻舞起婆娑“，桂林栖为以黄梅戏为代表的安徽文艺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桂林栖对家乡湖北黄梅戏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心。1959年4月，时任黄梅县黄梅戏剧团党支部书记桂遇秋专程到了合肥，向本家叔祖父、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桂林栖汇报了家乡黄梅戏发展情况，提出了派学员到安徽学习的要求。同年7月，在桂林栖的亲切关怀和安徽省文化部门、艺术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桂遇秋带领易春华、吕金姣等22名新招收的学员，赴安徽省艺术学校培训。一年后，这批学员学成归来，成为此后20年间一直活跃在黄梅县黄梅戏舞台上的一支骨干力量。自1959年以来，黄梅县先后七次选送新苗到安徽学习深造。仅1981年后，就选送33名演员到安庆黄梅戏学校进修。

　　1962年11月，根据桂林栖的意见，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由团长蓝天（后任安徽省文化厅长）率领云集合肥的黄梅戏名家及全体演职员，首次赴黄梅戏发源地黄梅县访问演出，历时10天。他们当中有国家一级剧作家、《天仙配》与《女驸马》的改编者陆洪非，国家一级戏曲音乐家、《天仙配》与《女驸马》的作曲者时白林，《罗帕记》的整理改编者之一、国家一级导演乔志良，华东区、安徽省戏曲汇演大会一等奖得主王少舫，华东区二等奖、安徽省戏曲汇演大会一等奖得主张云风及《天仙配》、《女驸马》的主要演员丁紫臣、王少梅、王毓琴、许自友、丁俊美等。演出期间，安徽省的艺术家们走访了黄梅县的黄梅戏艺人，录制了部分采茶戏和民歌唱腔，开展了学术交流。这次活动代表了当时黄梅戏的最高水平，增进了湖北与安徽黄梅戏艺术界的友谊，密切了相互学习的关系，促进了黄梅戏在湖北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

　　在桂林栖的组织和领导下，安徽省还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支援西藏一个黄梅剧团。1959年12月初，剧团开始筹建。全省黄梅剧团、文工团和艺术学校中的黄梅戏演员，音乐工作者和舞台工作者，热烈响应，纷纷提出支援西藏的申请，到1960年2月剧团组建成功，共计39人，其中有演员23人，音乐和舞台工作人员11人。演员中有原省黄梅剧团的韩云、陈月环、刘延飞等人，安徽艺术专科学校的刘炳生等，省文工团的杨永凯等，他们都是在党的多年培养下，政治上比较进步、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剧团进藏之前，安徽省文化局举行酒会欢送支援西藏黄梅戏剧团，安徽省省长黄岩、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等负责同志出席了酒会，并作了讲话。桂林栖勉励黄梅剧团的39位同志要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他说：”支援西藏自治区，是代表安徽3000多万人民的心意。西藏是个好地方，剧团去了以后，要积极努力发展和提高黄梅戏，为西藏自治区各族劳动人民服务，让黄梅戏这个艺术之花，在西藏高原上灿烂开放。“《省文化局举行酒会欢送支援西藏黄梅戏剧团》，《安徽日报》，1960年2月16日。从此，处于我国高寒地区的西藏飘荡起了黄梅戏的歌声。

　　以黄梅戏为代表，桂林栖领导的安徽的文艺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桂林栖不仅关心黄梅戏发展，而且也同样关心和支持安徽其它剧种的繁荣。在他分管文艺事业在这一时期，庐剧（倒七戏）、泗洲戏、话剧和徽剧都取得了丰硕成果。1957年安徽省庐剧团和蚌埠市泗州戏剧团到北京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赵树理、艾芜和戴不凡等人的高度赞扬。王长安：《安徽戏剧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安徽省话剧团在全国首届话剧观摩演出中，凭独幕话剧《归来》夺得了演出、剧本创作一等奖和导演、演员、舞美等各项奖。频临危机的徽剧在恢复、继承和发展方面也卓有成效，1959年进北京演出，受到周恩来及首都文艺界的称赞。王长安：《安徽戏剧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这时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涌现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和诗人。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鲁彦周的话剧《归来》、吴晨笳的短篇小说《姐妹》、吕宕的电影文学剧本《鸦片战争》（拍成电影后改名为《林则徐》）等在全国文坛获得好评。1954年，诗人严阵发表的长篇叙事诗《老张的手》成为当时全国最佳诗作之一。安徽省历史学会编：《安徽六十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3页。

　　所有这些文艺成就的取得，固然是文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们不懈努力的结晶，但这也是桂林栖正确执行了党的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力鼓励文艺发展的结果。作为当时分管安徽文艺事业的省委领导，桂林栖在执行党的正确文艺路线、方针，鼓励文学艺术创作方面，付出了巨大心血。

　　四、领导江淮驱瘟神

　　解放前，安徽卫生事业非常落后，劳动人民健康常常受到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威胁，因病家破人亡者司空见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在中共安徽省委领导下，安徽卫生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桂林栖是省委分管卫生事业的主要领导，同时也是全国血防领导小组成员，为当代安徽省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成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领导安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近百年来，安徽省流行血吸虫病在中外医学文献上时有报告。建国前因战火频繁，国事凋敝，对于血吸虫病没有任何预防和治疗措施，任其猖獗。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统计，全省近千万人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居民血吸虫患病率一般在20%~30%，高的达80%以上，约40多万人患病；23个县市因流行血吸虫病而毁灭的村庄363个，荒废的良田近470万公顷，全家死绝的有1909户；数十个村庄变成了”罗汉村“、寡妇村；血吸虫病成为”农村经济之大患，民族健康之威胁“，送走”瘟神“，消灭血吸虫病是安徽血吸虫病流行区人民迫切的愿望。章学和：《党的血吸虫防治工作方针在安徽的贯彻》，《安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专题集》（第一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安徽解放之初，党和政府就十分关注劳动人民的健康问题，开始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因解放战争需要，安徽省暂分为皖南、皖北两区时，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安徽血吸虫病问题，亲自过问这件事情。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50年11月华东局在皖南歙县西干成立华东第一血吸虫病防治所，1951年改名为皖南血防所，安徽血吸虫病防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52年安徽省建制恢复后，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逐步健全了血吸虫防治机构。1952年7月，皖南血防所交由省直接领导，改为安徽省第一血防所（后迁屯溪隆阜改名屯溪血防）。又从皖南血防所调蒋劳生等去安庆新建安徽省第二血防所（后改名安庆血防所），并相继建立歙县、绩溪、宣城、贵池、望江、宿松、湖东（今枞阳）等县血防站。为加强领导，各所均由副专员兼所长，各站由副县长兼站长，所属中心组由副区长兼组长，乡设专职血防指导员。此后，进行调查摸底，每确定一个流行县，就立即建立一个血防站，流行范围小的建立直属地区的血防组。截至1956年，前后4年时间，全省共建立3个血防所、30个血防站、5个直属组、198个区中心组，拥有各类病床12080张。为便于指导全省血防业务，1955年底在合肥成立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所。血防机构的健全，为血吸虫病的有效防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健全血吸虫防治机构的同时，为尽快消灭血吸虫病，安徽省委、省政府加强了对血防事业的组织领导。1955年3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在《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结合生产，动员群众，全面预防，重点治疗，控制发展“的方针。（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档案馆：《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5—1957），安徽省新闻出版局，1994年版，第83页。8月26日至9月4日又在合肥召开有省各有关部委、各流行区行署分管专员和县市卫生科、血防所站负责人参加的安徽省第一次血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中央卫生实验院华东分院、江苏无锡血防所的代表参加。会议在桂林栖副省长主持下讨论和部署了开展大规模治疗的措施，决定由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组织省内临床专家陈祖厘、江顺林、汪国良等组成血吸虫病治疗技术辅导组，深入基层进行技术指导和抢救危重病人，并将设在芜湖的第五康复医院改为血吸虫病医院，作为血吸虫病临床科研的基地。与此同时，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也组织一批著名的临床学家赴安徽巡回辅导。

　　1955年12月，安徽省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正式成立，桂林栖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张世荣，委员有魏心一、丁明志、干仲儒和陈超常等16人。2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省党代会上传达毛泽东主席”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抢治血吸虫病人作为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头等大事，并且成立了以桂林栖为组长，卫生厅长赵一鸣为副组长，有各有关厅局参加的安徽省委防治血吸虫病8人小组，负责日常工作。安徽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安徽血吸虫病防治志》，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8页。次年1月，改名为中共安徽省委血防领导小组。从此，安徽省血防事业进入了由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科学有序的新阶段。

　　为了推动血吸虫的防治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桂林栖的领导下，各部门加大宣传力度。1956年3月1日，省卫生厅和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广播动员大会。桂林栖在广播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卫生厅朱世汉副厅长、农业厅张世荣厅长作报告，安徽医学院赵韵闻教授和省人民大表大会代表、中医王任之等也在会上发表谈话。青年团安徽省委，省民主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在会上向全省青年和妇女讲话。3月2日、4日和5日，进行了重播。这次广播大会主要是配合芜湖、安庆两专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的，吹响了安徽血防事业的号角，掀起了防治血吸虫病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为了有效防治血吸虫病，在省委领导下，尤其是在桂林栖领衔的血防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全省血防队伍得到充实，经费进一步增加，科研有了长足进步，药品供应有了保证。因此，1956年安徽血吸虫病的防治有了明显进步。从血吸虫治疗病人数量来看，1956年收治的病人数由过去每年几百人陡增到的1万余人。就在当年冬季，血吸虫病的治疗方法也取得了突破，那就是锑剂3日疗法在技术上的成熟，并开始普遍推广。至1959年，全省共治疗患者44万余人。

　　血吸虫病感染性强，加上在安徽流行区域较广，因而只凭治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随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行，安徽省委和血防小组在”重点治疗“的同时，提出了”全面预防“的方针。

　　最初的预防措施是侧重于管粪、管水和个人防护，然而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条件限制而无法推行下去。接着，专家们又提出通过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来切断血吸虫病传播链的办法，并开始尝试药物灭螺，但也没有找出经济有效的药物。无奈之下，政府曾一度发动群众捕捉钉螺，耗费巨大却无法达到预防效果。1953年绩溪县群众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发现，填旧渠开新渠可以消灭钉螺，于是便产生了生态灭螺方法。

　　1956年12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血吸虫病流行区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冬季兴修水利中，每一口塘、每一条沟的工程都要结合灭螺。此后每年冬春两季都有一次结合兴修水利的灭螺运动。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灭螺运动的过程中，无论是宣传动员还是组织领导，桂林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8年6月召开了安徽省血防治疗工作会议，布置了夏秋季任务。当时正值大跃进运动开始，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乘胜前进，加速消灭血吸虫“。桂林栖在会上对于血吸虫防治提出了四点内容：一、常年灭螺队要抓紧领导，没有建立的要迅速建立起来，应当由灭螺队包工包灭；二、做好湖沼地区灭螺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大规模的开展灭螺做好准备；三、粪便管理的质量要进行检查；四、积极向群众进行个人防护教育。《省血防治疗工作会议布置夏季秋季任务》，《安徽日报》，1958年6月20日。

　　9月，省委血防领导小组在繁昌召开现场会，桂林栖在会上说:”现在有些地方已百日无雨。越是有自然灾害，越是要加强防治工作。即便是赤地千里，防治工作也要保持跃进的势头。“疫区农民虽然生活极其艰苦，但对灭螺仍保持着轰轰烈烈的劲头。当时，含山县的谢集、褒山两个公社，每天出动万人，将全社所有的沟、塘、坝、库都重新安排，无用的填掉，有用的开新填旧，填不掉的用火焰喷射器烧。血防人员白天做灭螺的技术指导，晚上背着火焰喷射器烧田埂，吃住在田头，日夜不归。谢集公社有个泉水塘——汤湖潭，灌溉田地千亩，潭里钉螺密集，灭螺难度很大，公社便将这里的灭螺任务交给常年灭螺队。队长严德华原是晚期血吸虫病人，治好后身体还很弱，他便跪在潭边灭螺，连续干了两个多月，终于把汤湖潭彻底”翻新“，消灭了钉螺。谢集公社和谢集血防组分别荣获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全国除害灭病先进集体称号，褒山公社代表还荣幸地获邀去北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

　　至1959年冬，全省灭螺面积达4亿多平方米，大部分流行区的疫情获得有效控制。这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在省博物馆看到安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非常满意。12月，以血防为主要内容的安徽除害灭病成果，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展出，在全国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七章 探索农村改革鞠躬尽瘁

　　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新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大跃进“高潮在反右倾的政治高压下，再度席卷全国。主要是严重的”左“倾错误，再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时期。

　　安徽同全国一样，在”左“的路线方针指导下，”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哄而起。1958年，全面发动大办人民公社，仅一个多月时间，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迅速蔓延和泛滥开来，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安徽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据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张世荣回忆：”从1958年到1960年，由于五风危害，当时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合编：《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0页。1959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降至140.2亿斤，但粮食征超议购达到69.68亿斤，占总产量的近50%。1960年，粮食总产量继续下降，只有134.92斤，而征超议购达49.74亿斤，比例仍达37%。粮食大幅减产和高征购比例，使群众的口粮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至1960年底，全省人口下降到3043万人，比1959年底减少了11.21%。”农村中由于粮食严重不足，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现象。“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616至617页。当时的境况诚如桂林栖当年所写的诗中所云：”今年似与往年殊，时令依违适也无。“安徽广大干部心情极为沉重。

　　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毛泽东一方面鼓励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强调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60年冬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正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实事求是的大氛围中，人们寻找多种途径来度过难关。最为突出的尝试是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出现和推行。这些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接着，中央又于1961年3月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其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度，在全国许多地方如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自发地、不同范围的出现和兴起。贵州全省覆盖范围大约达到40%，甘肃、浙江、四川的个别地、县达到70%，广西、福建个别县也达到40%。

　　最早在全省范围对包产到户加以支持和引导的，是中共安徽省委。为生产自救，安徽少数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1961年2月安徽省委在合肥市郊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试点，形成了在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即”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形式。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将农民的获益同产量联系在一起，因而比较直接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责任田“效果明显，更多的农民纷起仿效。1961年春天，安徽各地农民普遍要求实行”责任田“。安徽省委开始在全省逐步试验、推行责任田办法，即在”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基础上，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全奖全赔。这个办法，是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和倡导的。时任安徽省委常务书记的桂林栖，则是责任田的推行和完善的主要执行者。

　　桂林栖的工作作风历来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他在推行责任田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与他长期深入联系群众、了解基层息息相关。1958年8月，安徽全省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当月建成的公社即达1878个。月余后，原来的16824个高级农业社被合并为1048个公社，入社农户达到全省农户数的99.8%。而至当年年底，农业总产量却出现下滑现象，连号称双季稻高产的桐城县都闹起了粮荒。同年12月3日起，桂林栖先后赴桐城县的石河、范岗、挂镇、孔城、高桥公社、安庆的东风公社和岳西县的鹞落坪等地，调研农业生产问题。当时桐城县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事件：一向以粮食高产闻名全省的徐河公社，竟然有几十个农民跑到一河之隔的怀宁县金拱粮站哄抢粮食。桂林栖连夜派公安厅相关人员赶去调查情况。在桐城县委会议室听取汇报后，桂林栖心情异常沉重，他沉思良久，对县委负责同志说：”张安国同志呀，看来天下并不太平啦！我们的脑子要冷一冷喽，倘若真的缺粮，老百姓饿肚子，那麻烦就大了！“此时的桂林栖，对大办人民公社的负面效应，已经有所预感和警觉。1959年3月，桂林栖在安庆怀宁县皖河公社的庆洲、五圩、东方红大队和龙泉公社检查农业生产，并出席安庆地区县委书记会议，3日返回合肥途经桐城县大关公社小关生产队时，社员围车请愿，坦言：”桂政委，我们食堂断炊了，只能靠野菜、树皮、草根填肚子！“实地调查后，桂林栖愁眉紧锁，指示迅速安排调粮以解燃眉之急。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在桂林栖的心里却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警醒，其后他开始深入全省各地农村反复调查，掌握了很多真实情况，以面对面的形式聆听了各阶层农民心底的呼声。当安徽省委决定在全省试行包产到户时，桂林栖义无反顾、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责任田的试点、完善和推行工作中去。

　　责任田在全省全面推行之前，安徽省委曾有一准备阶段。1961年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曾希圣亲自抓的合肥南新庄责任田试点材枓，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会后，根据曾希圣亲笔写的提纲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3月7日上午，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书记处的同志携带草稿（非正式文件）分头下去进行传达，组织试点。草稿后经两次修改，称作”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一面向下传达，一面等待即将召开的广州会议请示中央的结果。到3月份，安徽有不少县已着手搞了一两个试点，还有一些社队自发搞了责任田。1961年3月14日晚，省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桂林栖代表省委讲话，指出各地在试行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主要有：一是集体活派不动，二是社会舆论说是分田。要求各地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桂林栖同志在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上的讲话》，（62）38卷1号，安徽省档案馆。针对”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是分田单干的不利舆论，桂林栖经与省委负责同志商定，将其更名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解除了一部分人的思想顾虑。他强调，凡试行责任田的社队，一定要坚持”五统一“，并对”三包“、定产、划分责任田、定工、耕畜饲养等一系列12个方面的问题逐一作出解释和要求。这次会议和桂林栖的讲话，对责任田在全省范围内的推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解决农村的困难，中央高层艰苦探索。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1960年11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达后，农村形势已逐步好转，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仍未解决。中央认为，必须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把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为此，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草委员会。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主持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毛泽东主持了”南三区“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了”北三区“会议。这两个会议的主题，都是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从3月14日起，这两个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议期间，曾希圣每天都与在合肥主持省委工作的同志保持着联系。省委常委专用的电话机旁，昼夜24小时都有人值班，随时听取曾希圣对试行责任田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及时将省内情况汇报给他。在广州会议上，曾希圣把试行责任田的(草案〉送交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还在华东小组会上作了介绍。与会者对此议论纷纷，持不同意见者居多，有人认为责任田是”组织起来的单干“,有人称之为”农民向国家交地租“，有人婉转地说，这是”回到土改分田的时候了“，也有人明显地采取回避态度，说这个草案看不大懂。当然也有赞成的，如邓子恢就对此加以肯定。为了消除误解，取得中央支持，3月15日上午曾希圣与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一起到毛泽东住处。曾希圣把试行”责任田“的由来、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逐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说实现”责任田“能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当即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传达广州会议精神，1961年3月28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曾希圣很高兴，立即打电话告诉桂林栖，兴奋地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1962年7月20日，安徽省档案馆。

　　接到曾希圣的电话后，在家主持省委工作的桂林栖立即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责任田“。3月15日当晚，省委把《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修改为《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连同省委推行责任田的一封信,连夜发给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省委在信中指出：”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我们又作了第二次修改和补充，现发给你们。希你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中央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很大意义，在试行中，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是，在推行中要注意加强领导。省委、地委、县委和工作组的负责同志都要深入到各个生产小队，进行细致地检查和帮助，对可能发生的‘各顾各’，‘争先恐后’，‘不照顾困难户’的问题要和群众一道研究，订出妥善办法加以防止，对群众可能发生的误解要认真地解释清楚，务使这一办法得到正确地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有关”责任田“办法的文件汇编》，第19页，1962年3月29日，安徽省档案馆。省委的这些措施，对责任田在全省的推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3月17日，桂林栖同志亲拟批语，由省委批转了张世荣《关于广德县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工作报告》。这是省委为推行”责任田“向全省地市县委发出的第一份文件。于是，全省立即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责任田“办法。

　　为了全面了解责任田实际试行情况，省委要求省级领导下基层调查汇报。在向省委所作的责任田试行情况的汇报中，桂林栖的汇报所述材料具有广泛代表性。1961年8月7日，桂林栖向省委作了关于太和县试行责任田情况的汇报。”汇报“说，太和县有81.4%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经过夏收、夏种、夏管的考验，明显的表现是：1、劳动力充分利用，社员说过去干活是干部挨门找，社员装病、老，明是去干活，暗地去睡觉；现在是干活不用邀，个个头里跑，老少都下地，家家闲人少。不仅整、半劳力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2、耕畜、农具显著增加。全县实行这个办法4个月时间，已购买耕牛4200头，其中1200头是群众自筹资金买的，大小农具也增加了不少。社员说：”去年农具往外丢，今年农具往家添。要不是实行这个办法，那有心肠添这些东西。“3、生产面貌大大改变。一是种的多。去年全县抛荒29万亩，今年除留2万亩晒垡地外，其余耕地全部种上庄稼。二是管得细。秫秫普遍锄了五六遍；黄豆据说1957年只锄一遍，1960年未锄，今年一般锄了两遍，部分锄了三遍；红芋都进行了补苗、拔草、冲垄、翻藤。在解决了大田与自留地争肥矛盾以后，各种作物施肥量显著增加。不少地方还发现社员自动出钱买肥施地、买种补种、买药灭虫。三是长得好。我们在160华里的沿途看到，庄稼长得都比较均匀，没有草荒，秋粮作物中秫秫长得最好。往年这里秫秫穗头的基部都是壳多粒少，而今年从上到下都是子粒饱满。据70多岁的老农说，是40年来所罕见。山芋秧苗也多数生长茁壮。桂林栖在”汇报“中还说，开始尽管有几种办法同时并存，在太和县曾经有老办法，有包产到组的办法，有责任田新办法，但当实践显示出包责任田确比其他办法有更大积极作用时，干部推行这个办法的态度也就由摇摆转为坚决，原来的多种办法也就自然趋向于单一的即包责任田的办法。”汇报“最后说，从阜阳全区来看，对执行包责任田新办法，凡是抓得早、搞得快的地方，夏季生产都搞得较好。亳县因抓得晚，6月下旬才布置全面推行，就很被动，生产搞得较差，全县抛荒21万亩，草荒40万亩，与太和县庄稼生长情况成为鲜明对比。未推行责任田的亳县县委现在已感到吃了亏，下定决心全面推行责任田新办法，力争在秋种中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桂林栖同志关于太和县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1961年8月7日，（61）4卷《关于责任田问题材料》6号，安徽省档案馆。

　　桂林栖的报告与其他领导人的报告一样，证实推行责任田取得喜人效果，这极大增强了安徽省委对推行这个办法的信心和决心。1961年9月12日的省委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桂林栖代表省委就进一步推行责任田作专题发言，强调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推行中，要注意总结经验，解决存在问题。一是要提高干部认识，真正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以确保改革正确地推行；二是相关奖惩一定要兑现，尤其是超产奖励；三是要特别照顾好困难户，不能”各顾各“；四是大农活要包工到组；五是要加强对大农活质量的有效监督，保证”五统一“的执行。这是一次阶段性的工作回顾和总结，对责任田推行过程中的方向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界定。9月21日至22日，省委再次召开整风整社工作会议，桂林栖代表省委作总结报告。在这个长达1.97万多字的报告中，对责任田予以了充分肯定，报告认为：”半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对加强社员责任心，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桂林栖根据事实材料，阐述了这个办法的许多好处，强调它不是单干，不会形成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私心和对土地私有观念。报告指出：”有些人认为这个办法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怕搞了以后再变。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办法是不是要变，要看实际效果来定。如果这个办法确能调动积极性，增加生产，不仅不会变，而且要作为一个好的经验，加以普遍推广；如果这个办法不能增产，不利于社会主义，那就不能不变。根据现在各地试行的情况来看，这个办法群众非常拥护，有的大队干部不愿意实行，生产队就偷着实行，有的县原来不实行，现在群众对领导施加压力，不实行不行。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能促进生产，是完全应该坚持实行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全省推行责任田半年以来的整体情况，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回答了相关争议，并就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宏观部署，并着力强调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认识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执行问题。报告强调，为了坚持”五统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要训练，有工作队的地方，作业组长也要训练“，”真正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桂林栖同志在省委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要）》，1961年9月21至22日，（62）38卷1号，安徽省档案馆。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份文件：《关于继续认真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意见(初稿)》。安徽省委信心十足，决定把责任田办法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

　　但是，责任田的推行却出乎意料地一波三折。对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党内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尤其在高层意见不一，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是摇摆不定。如前所述，先是1961年3月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意进行试验。而就在广州会议期间，正当安徽准备全省广泛试行”责任田“时,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一封信，又使毛泽东的主张发生了变化。当时田家英将一份关于安徽”责任田“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这份材料反映了一些缺乏劳动能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并担心会动摇集体经济的方向。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中央几位负责人和柯庆施传阅，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页。由于柯庆施传达的这个指示与3月15日毛泽东直接对曾希圣说的话含意有所不同，后者限制了试验面。因此，曾希圣于3月20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等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做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实行这一办法的缺陷和克服这些缺陷的措施。他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对曾希圣的这封信，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1961年7月，毛泽东路经蚌埠，对赶到蚌埠汇报省委检查前几年工作中教训和推行责任田情况的曾希圣，毛泽东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持否定的态度越来越明显。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写批语的材料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批语指出，要认真解决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之五就是：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可见对此已持批评意见。196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至此他认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平均主义问题便基本解决了。正因如此，他认为责任田可以不搞了。在10月6日晚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同意胡耀邦的担忧：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降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9—1180页。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强调:”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并要求”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不能再退了，这是最后的政策界限，”责任田“这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12月15日，在江苏无锡他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去汇报，毛泽东强调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当时，毛泽东曾问曾希圣：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并提出：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改回来？曾希圣鼓足勇气，实事求是地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表态。

　　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不同意继续搞责任田，加之中央于1962年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前期，对责任田也未加指责，于是，安徽省委决定1962年继续推行责任田。1962年1月27日，也就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安徽省委发出了《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加强田间管理责任制中几个问题的通知》。省委在家主持工作的桂林栖，于1962月2月3日主持召开了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桂林栖代表省委讲话。他指出，”我省去年在贯彻六十条的前提下，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有些地方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大农活不统一做，有些单位产量没有交齐，对困难户照顾不够等等，但是，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了社会粮食总产量，这是个客观事实。如果说这个办法搞错了，搞坏了，是不合事实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只看到生产搞的好，走了样子也不积极去纠正，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对于下一阶段的责任田问题各地如何继续贯彻执行，桂林栖代表省委提出三条意见：1、凡是已经采用这个办法的地方，应当在抓好”五统一“的前提下继续试行。搞得不好的，特别是走了样的，必须大抓”五统一“；2、凡是走了样子的单位，经过努力工作，”五统一“仍旧抓不起来，群众又确实不愿继续实行，可以实行老办法；3、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又增加了一级。已经实行的，应该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立即纠正过来。《桂林栖同志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62年2月3日，会议文件491号，安徽省档案馆。桂林栖先后四次代表省委在全省性会议上所作的主旨讲话，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推行以责任田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的肯定，也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强了对推行责任田的政策规范和指导。

　　在责任田的推行过程中，桂林栖始终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尊重实践，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为在全省范围推行责任田和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主持省委书记处日常工作期间，桂林栖先后赴安庆、宿县、蚌埠、阜阳等地市委及桐城、枞阳、肥西、全椒、滁县、来安、定远、凤阳、嘉山、怀宁、寿县、凤台、灵璧、太和、界首、亳县、涡阳、蒙城等20多个县，耐心解说政策，鼓励干部，发动群众，全力协助省委将这场农村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发展。1961年8月上报省委的《关于太和县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就是在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拟就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关注和对推行责任田改变严峻现状的热切期望。在桐城蹲点期间，桂林栖以省委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共桐城县委第一书记，为了真正实现蹲点调查，他几乎把家也搬到了桐城。粮荒事件发生后，他决心用”沉到底“的办法，搞清事实真相。1959年3月省委在东至县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期间，他带人”溜“到桐城，直接赶往徐河公社，一连看了18个生产队的食堂，几乎家家揭不开锅。食堂里空无一人，灶台、饭桌积满灰尘。桂林栖说：”一切都明白了，现在一切私心杂念都要丢掉。“根据他的指示，县委迅速安排缺粮社队的群众口粮问题，一次返销了2000万斤粮食，全县许多食堂重新升起了炊烟。这次”开仓放粮“，使桐城县众多农民受惠，大大减少了因断粮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面对50年代后期普遍存在于安徽农村的”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现象，桂林栖决定到群众中去，倾听各阶层农民的真实意见。1960年1月27日，正是农历除夕之夜，桂林栖在县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于茫茫夜色中步行赶往距离县城5华里的石河公社红旗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吃山芋饭过年。饭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桂林栖鼓励大家说真话，他明确表态：”我就是要听听各方面人的意见。“座谈会结束后，他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发言：”今天你们讲的不错，值得我老桂子好好想想。“时至1961年，安徽省委开始在全省逐步试验、推行责任田后，为了做好桐城的工作，桂林栖多次同县委负责同志谈话，鼓励他们胆子要大一些，他说：”你们县委是否真正承认桐城有‘五风’，如果有，那么实行新办法（即责任田）是克服‘五风’最根本的办法。“其后，桂林栖安排了两个调查组，同时进驻一河之隔、条件基本相同的两个大队——搞了责任田的龙潭公社龙潭大队和未搞责任田的老梅公社老梅大队，进行全面对比调研。为期10天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办法与老办法孰优孰劣，泾渭分明：仅从早稻单产增产幅度看，龙潭大队比老梅大队要高出27%。事实胜于雄辩，桐城县当即决定于1962年全面推行责任田。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临结束时，有人提出意见，感到会议时间太短，还有不少心里的话没有都讲出来，其中反映比较强烈的就有安徽代表。本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被定为全国重灾省的，是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不在其列。而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时，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也为了了解地方真实情况，毛泽东决定延长会议的时间，放手让大家讲话，开一个”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讲民主集中制问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要负责人要充分发扬民主。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反映较大的几个省的会议，再用3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分派到安徽组的领导，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刘少奇参加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的讨论并讲话。在此期间，还分别听取安徽省各地委的情况汇报，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个别谈话，调查了解和解决安徽省在过去几年中犯”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以及至今仍然”捂盖子“、不如实反映情况的问题。在大组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对安徽省过去几年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同时严肃批评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要求安徽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总结产生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回去把工作做好。

　　2月3日，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安徽大组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但没有过关。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2月8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外地。2月9日，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再次在安徽大组会上作了第二次自我检查。他又一次深刻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但对农业”三改“、水网化和”责任田“问题有所保留。他说：”至于三改、水网化、责任田到底错在哪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还请同志们进行批评，以便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改正。“最后，曾希圣提出，为了有利于安徽工作，请求调出安徽。也就是在这次安徽大组会上，刘少奇指出曾希圣推行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并宣布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调离安徽，改组安徽省委，由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0页。《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1962年3月，新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改正”责任田“。

　　然而，关于”责任田“问题的争议并未平息。桂林栖和党内不少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志一样，仍然坚持认为在当时形势下推行责任田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中央高层不少领导如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及田家英等也持支持这个意见。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应该让他们搞。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同年5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也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向在京刘少奇汇报调查情况，提出有关分田到户的意见，得到刘少奇赞同。7月6日，田家英向刚刚回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毛泽东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田家英给问住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0页。同月，毛泽东对陈云实行分田到户的主张亦极为生气。7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他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又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3—614页。

　　党内对责任田问题看法不一，特别是田家英、陈云、邓子恢关于包产到户意见的相关陈述，使毛泽东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他觉得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了。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他点名批评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农的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提醒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的责任田被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痛加批判。

　　在安徽，1962年3月，新改组的省委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认为”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犯了方向性错误。同时又指出改正”责任田“要积极慎重，不可强迫命令，不要影响生产；凡是多数群众真正同意改的，就改过来；多数群众不愿意改的就耐心等待，绝不能闻风而起、强迫命令。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多数干部、群众对”责任田“恋恋不舍，要求继续保留。华东局农办副主任董家邦等人到来安县调查，对”责任田“作了肯定的积极的评价，认为对”责任田“问题应慎之又慎。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和宿县符离集区委上书中共中央，陈述”责任田“推行后产生良好效果，要求保留”责任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安徽省在贯彻会议精神时，开展了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责任田“的批判，认为推行”责任田“是典型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彻底改正”责任田“。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委从机关抽调干部派往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改正”责任田“的工作。到翌年春，全省农村绝大部分地方”责任田“被取消了，恢复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

　　安徽的一批干部因为”责任田“问题在七千人大会后受到牵连，遭到批判，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积极支持和组织推行”责任田“的桂林栖更是首当其冲。可是，有长期的基层实践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桂林栖无怨无悔，始终坚持认为”责任田“是正确的，没有错。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政治本色，保持者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1962年8月2日，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写了一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上毛泽东主席万言书》，就是由太湖县委第一书记谷志瑞交给桂林栖，由桂林栖转交李葆华，再由李葆华转呈中央和毛泽东的。桂林栖看了这份报告认为：”这个标题做得好，保荐二字用得好。“后来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找桂林栖谈话，说桂林栖的问题主要是不主动揭发曾希圣，不承认”责任田“的错误，要他尽快转弯。桂林栖不为所动，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1963年，桂林栖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期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有刘格平、贾拓夫、张仲良、刘景范、黄静波、朱光、李广文等人，安徽省参加学习的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宋孟邻。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桂林栖研读马列经典，笔耕不辍。按照中央党校教学计划，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特别是认真研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等。在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著作时，他注意结合具体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注重改造个人世界观，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经典著作之外，桂林栖还注重对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的学习。桂林栖认为，学习历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须进行长期的钻研比较，在扩大历史知识面的同时，深刻理解和把握时代背景和发展脉络，注重研究建立于史实和逻辑之上的因果关系，一分为二，求真务实。他尤为赞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认为其观点鲜明，体例严谨，文笔流畅，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一部优秀著作，因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读，并作了不少批注。

　　桂林栖还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情有独钟。早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他就经常即兴赋诗填词。新中国成立以后，每当看到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他亦意兴勃发，经常挥毫作诗。为此，他还大量接触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如贺拉斯的《诗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等等，特别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最得桂林栖偏爱，认为此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儒道两家之长，道出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除诗词歌赋以外，桂林栖对中国古代一些针砭时弊，直指人心的作品也饶有兴趣，如清末刘鹗的”谴责小说“代表作《老残游记》，他赞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的评价：”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秋至1965年夏，桂林栖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参加这项运动。在河南期间，他继续研究农村、农业问题，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农村、农民和农村工作的认识，对做好农村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感悟，这充分体现了他孜孜以求、百折不挠，勇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磊落襟怀。

　　1965年底，桂林栖被调离安徽，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任副院长。因身体原因，”文革“前这段时间主要是在武汉治病休养。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境界，激励着他在病体沉疴的情况下，仍然始终关注着社会主义事业，关注着身边的大事小情。1966年8月底，已搬迁到四川的铁道学院大学生要”破四旧“，准备把在唐山的学院藏书付之一炬。当时的铁道学院领导基本已被打倒，没打倒的也无人敢出来制止。桂林栖听说此事十分焦急，他认为书籍是朋友，是灯塔，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绝不是所谓的”四旧“。尤其是那些珍贵的科学典籍，一旦焚毁，损失将难以估量。在艰难的情势下，他毅然挺身而出，拖着病体乘火车深夜赶到成都，向异常冲动的学生作解释，讲道理，引导他们要理性地把”四旧“和有益的书籍区分开来。在场几百名大学生被这位老人入情入理、掷地有声的劝说折服了，感动了，书籍最终得以保存。

　　尽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桂林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直抒的胸臆：”悬崖壁上自飞髯，惯历冰霜不计年。风雨愈催愈挺秀，为持青色饷人间。“”文革“期间，桂林栖身陷囹圄，受到造反派多次揪斗，但他依然初衷不改，信念坚定，并要求子女下乡扎根，始终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在残酷的批斗中，尽管面泼油漆，坐喷气式，下跪插牌，受尽侮辱，他仍然要求子女理解群众和学生的过激行动，宽容大度，处之泰然。但当造反派要求他揭发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时，他却丝毫不让，明确表示，邓小平是我的领导，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并多次对子女说：小平同志现在日子比我们难过啊，但我坚信他能挺过来。在最痛苦和最艰难的时刻，桂林栖依然教子女学马列经典、学唐诗宋词而不辍，并告诫、教育子女：第一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第二要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在安徽期间，他于合肥书店购买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第三要艰苦朴素，要与工农子弟打交道交朋友，做一个有用的人。3个儿子下放时，他赠诗作勉励：”温室花朵娇无力，冰雪高原长劲松。“在这段时间，桂林栖一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情况，尤其是对”大跃进“进行深刻反思，从反思中接受”左“的教训，直至突发脑溢血去世前，他还在时刻关注着群众，关注着农村和农民问题。1971年8月，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桂林栖惨遭迫害，历经磨难，无怨无悔，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带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就这样在十年浩劫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央安排省部级领导班子时，邓小平问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桂林栖现在在哪里？宋任穷回答：已于1971年去世了。小平同志听后痛心地说：死早了，很可惜！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责任田“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虽然夭折了，但却在安徽的干部和农民心中播下了改革的种子，为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责任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再次发轫于江淮大地，随即得到了中央的首肯和支持，风行全国。从60年代初的”责任田“，到70年代末的”大包干“，安徽农民和干部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为中国农村改革以及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铺垫和引领作用。历史就这样用事实为”责任田“的曲直是非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为当年像桂林栖一样为推行”责任田“殚精竭虑、历尽风波的一批党员干部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为纪念先人，2013年3月，在桂林栖诞辰100周年之际，桂林栖的子女、亲属和安徽金牛控股集团共同出资，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设立了”桂林栖黄梅戏教育基金“，用于勉励黄梅戏后起之秀成长成材，这是安徽省首项黄梅戏教育基金的正式设立，是后人对先辈的追思，是对桂林栖关爱黄梅戏、推动黄梅戏走向全国的历史贡献的现实纪念，更是对桂林栖心系人民、植根江淮、发展安徽的奋斗人生的永久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