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如白驹过隙。今年是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深切怀念他的革命业绩。战争年代，我们共同浴血奋战在江淮大地。新中国成立后，我和他在安徽省委一起共事10余年，那段经历常常带给我深深的回忆。

　　桂林栖同志是湖北省黄梅县杉木乡桂家畈人，少时即在极富革命传统的鄂东家乡接受革命洗礼。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片白色恐怖之时，他毅然投身革命，当时年仅14岁。桂林栖同志虽然生在湖北，但是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他把青春和热血都倾注在江淮大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与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坚持并发展了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历任新四军八大队政委、新四军七师独立营政委、中共巢无庐中心县委书记、白湖独立团政委、中共皖中地委副书记、皖中军分区副政委、皖西人民自卫军政委、中共皖西工委书记和皖西区党委副书记等职务。烽火岁月中，他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为安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分管全省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和体育工作，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等职。从1952年到1963年，他在省委任职期间，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多有交流。他给大家的印象是勤谨正派，竭诚务实，工作成绩卓越。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推行以责任田为中心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桂林栖同志深入群众，殚精竭虑，坚持改革。虽然责任田仅仅推行了一年就夭折了，但是当时体现在他身上的那种以民为先、勇于探索、敢于改革、实事求是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1958年，各地“五风”盛行，安徽也不例外。在全国性的大气候下，安徽省委积极执行“左”的政策，最终导致全省经济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农村问题尤为突出。1959年开始，农业逐渐陷入低谷，饿、病、逃、荒、死现象普遍存在，形势十分严峻。当时以曾希圣同志为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不得不想办法在困境中找出路。省委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心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入手，闯出一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路，就是众所周知的“责任田”。在省委的努力下，从1961年2月始，不到一年的时间，全省范围内基本实现责任田全覆盖。当时我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桂林栖同志是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是推行责任田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也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在推行责任田过程中，桂林栖同志以身作则，深入田间地头，注重调查研究，与群众血脉相连，无论是在责任田的决策还是施行上，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他先后四次代表省委作了推行责任田的主旨讲话，就责任田的性质、推行的方法、步骤、措施等一一进行了阐述、定位和部署安排，并对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在具体实施中，他曾辗转安庆、阜阳、宿县、桐城、枞阳、肥西、全椒、寿县、灵璧、涡阳等20多个地、市、县，耐心说服干部，热情发动群众，共同总结经验，妥善解决问题。在省委的努力下，责任田的推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61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就达到了189亿斤，比上一年增长40%，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遏止，老百姓称赞责任田是“救命田”。然而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责任田被指责犯了方向性错误，桂林栖同志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待遇。但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坚持认为，责任田保持“五统一”，就是坚持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原则，方向没有错。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以人民利益为重、义无反顾捍卫真理的博大情怀和浩然正气。

　　桂林栖同志在省委分管宣传教育工作期间，针对安徽教育基础薄弱的现状，他脚踏实地，认真研究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安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1957年，全省高校达到5所，全日制中等学校301所，小学2.1万所，比建国初期增长了近一倍。在这之后，我省相继建立了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皖南大学（即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工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安徽财贸学院、安徽水利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逐步提高，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有觉悟、有文化的科技人才。桂林栖同志在抓教育工作时，曾多次强调“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工厂，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就是要抓教育后代的问题。”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前身为淮南工专，后在合肥建校的合肥工业大学，1958年被确定为第一批直属教育部的重点大学。同年，安徽大学重建，他又亲笔致信华东协作区委员会，要求支援教育管理干部和师资，得到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校的大力支持。安大不少院系的骨干力量和教学负责人，当时都是从其他名校争取来的。最难能可贵的是，桂林栖同志经常在繁忙工作中挤时间深入教学第一线，他曾亲自审定农业中学的教学计划和省编乡土教材，并每年参加高考后的试卷抽样分析报告会，还经常到学校开现场会，组织交流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在主抓教育工作期间，他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教师生活，将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办好学校的重中之重。他对教育部门的同志说：“过去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现在不要‘人之患在不好为人师’。我们一定要扭转这个风气，要以当教师为荣。”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组织一个“周末座谈会”，每逢周末晚上，邀请一些高校和教育厅的同志到他家座谈交流，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三年困难时期，政策规定范围内的大、中学教师，都能按月享受一定的生活照顾。50年代后期安徽教育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是与当时安徽省委重视教育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也是与桂林栖同志倾心教育、勤奋工作分不开的。

　　在文化工作方面，桂林栖同志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支持、推动黄梅戏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上。我们现在知道，黄梅戏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可是在旧中国，黄梅戏只是局限在一个不大区域的地方小戏。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艺术迎来了奇葩绽放的春天，可以说这也是当时的安徽省委高度重视的结果。也许是因为出生于黄梅戏故乡，桂林栖同志对黄梅戏有一份独特的感情。早在解放初他任安庆军管会主任和地委书记时，解放军进城的第二天，他就安排下属将流落周边的黄梅戏艺人请到民众剧场演出，庆祝安庆解放，轰动了全城。1950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同年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省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积极推行“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曲改革，成立了两个集体性质的剧团，其代表人物包括后来的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潘璟琍、丁永泉、王少舫等。1952年，桂林栖同志调任省委宣传部长以后，他亲自主持举办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随后应华东区文化部邀请，黄梅戏开始访沪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梅兰芳、夏衍、周信芳、盖叫天等戏剧名人泰斗给予了黄梅戏极高的评价。根据省委的决定，1953年在桂林栖同志的主持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组建成立，从部队和地方调入了大批戏曲人才，经过上下共同努力，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戏曲创作和表演队伍。1954年，安徽黄梅戏剧团再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以及1955年电影《天仙配》的上映，将黄梅戏推向了新的高峰，“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时唱遍大江南北。其后桂林栖同志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又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文教工作仍属他分管范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黄梅戏改革工作取得了双丰收，既培养造就了一批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戏曲理论家和青年接班人，又在黄梅戏的剧目、唱腔、舞美、导演等方面全面革新，实现了黄梅戏由“三打七唱”向“弦乐伴奏”的跨越式发展。今天的黄梅戏富于泥土气息，流畅优美，质朴细腻，蜚声中外，成为我国有代表性的生机勃勃的地方剧种，实在应该感谢安徽省委以及桂林栖同志的倾心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