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这里所说的“文化”具有宽泛的涵义，既包括知识水平，也包括文艺与文娱活动，同时还包括政治素养与军事素质。由分散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的新四军，最初只是一支思想较复杂、文化水平较低下的武装集团，但由于新四军一直致力于军队的文化建设，经过不懈努力，终于锻造成为一支政治素质硬、文化素养高、军民关系密切的人民“铁军”。新四军所走过的成功的文化建军之路，其经验很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一、延揽人才，奠定军旅文化之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赴国难，经过艰难的谈判，蒋介石最终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初建的新四军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二是以原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六军团留下的种子；三是由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力量。新四军延续了红军时期的革命火种与力量，这支武装，既有优点，也有不足，论其优点，新四军保留了红军时期的不少优良传统，生活艰苦朴素，不畏险恶环境，对敌斗争坚决；论其不足，由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时期遭受重大牺牲，领导力量极为薄弱；新四军来源于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有较严重的游击习气，一些人思想散漫，山头主义、自由主义等情况还比较严重；部队知识水平较低，文化素养非常缺乏。

　　因此，如何提升新四军的政治素质、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是摆在草创之期的新四军军部首长面前的当务之急，而加强新四军文化建设的最迫切、最快捷的途径是尽快引进大批优秀人才。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实际为政委)对引进人才十分重视。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受到过良好的军事、政治教育，偶尔作诗且酷爱摄影的军长叶挺深知文化知识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他通过多种方式为新四军引进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这其中既包括叶辅平、叶钦和、叶育青、叶天流等自己带来的亲属，也包括朱克靖、黄序周、吴振邦等原来北伐军中的旧属，还有一些优秀文化人士和学者名流，如钱俊瑞、任光、沈其震、林植夫等，均是在叶挺的邀请和号召下来到新四军工作的。

　　工人出身的项英副军长，对引进人才同样高度重视。1937年11月项英首次到延安时，就向中组部、军委总政治部领导请求为新四军配备一批“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同志担任团级以上职务，中央决定派张云逸、周子昆、冯达飞、李一氓等赴新四军工作。应项英要求，此后中央又分几批派袁国平、赖传珠、宋裕和、胡立教等到新四军任职。

　　项英不仅向党组织要干部、要人才，他还以多种渠道为新四军引入人才。例如，1938年10月，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返回，途经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带回云岭军部。

　　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有志青年都想以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而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新四军、八路军是他们向往的军队。当时，北平等北方城市的知识分子大多投奔八路军，京(南京)沪杭等南方城市的知识分子大多投奔新四军。

　　1938年3月，在上海读书的知识青年李幼兰先到浙江，然后和一些同学一道，从宁波启程准备经武汉前往延安，当到达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时，周恩来告诉她们，由于风陵渡被日军占领，去延安的交通非常困难，建议他们前往新四军，后来，这批学生赶到皖南云岭参加了新四军。

　　像李幼兰一样，当时由于到延安的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新四军主要活动在祖国的东南地域，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较近，加之新四军对人才的重视与渴望，所以许多知识分子、优秀人才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上海地下党组织为新四军输送了很多人才，其中有施奇、杨志华、毛中玉、毛维青、冯玲等优秀知识青年。1938年4月，上海煤业救护队在忻元锡、陈昌吉、叶进明等人率领下，带着20多辆卡车和救护车，集体参加新四军，这支特别的支援队伍同时为新四军带来了120位技术人员。1938年12月，“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赴皖南进行慰问活动，陈琼瓒等几名同志自愿留下参加新四军。1939年3月，以吴大琨为团长、殷扬为副团长的上海群众慰问团再赴云岭慰问，活动结束后，除少数在上海有固定工作的回上海外，殷扬等绝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新四军。为延揽人才，军部首长还委托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等到上海等地招募优秀人才，吴之理、郑乃光、戎和卿等一批医疗人才就是这样来到新四军的。

　　大批知识青年和优秀人才的到来，为新四军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新四军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都比较高”，更为新四军的文化建军之路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全军上下一起努力下，新四军成了“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

　　二、重视学习，营造军旅文化氛围

　　在大量吸纳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的同时，新四军重视学习，以不断的学习逐步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而对学习的强调，首先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

　　1938年初，毛泽东推荐袁国平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以加强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毛泽东在党中央致项英的电报中称“袁(国平)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这表明党中央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视。

　　新四军各支队在皖南地区集中过程中，遵照叶挺、项英的要求，即开始对军队进行短期整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调整健全组织，开展军事训练。项英要求各单位在整训期间应做好五项工作，其中第四项要求是“加强政治教育，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激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1938年6月中旬，在皖南南陵县士塘村，袁国平主持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旨在确定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制度、领导方式、工作方法等问题，“逐渐完成各级政治机关之建立，统一建立连队政治组织，陆续培养与补充政治干部。”次年2月中旬，项英在云岭军部亲自主持召开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在抗战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要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和作战地区的特点，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会议前后，新四军还制定并通过了《新四军政治工作条例》，公布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在这两次会议之后，项英和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先后到基层和前线部队调研、巡视，检查各部队对会议精神的贯彻、学习和政治工作的开展情况。

　　为提升部队的军政素质，新四军还成立了教导队(后扩展为教导总队)。1938年1-2月间，新四军军部机关刚刚由武汉移至南昌时，军部领导经研究决定在军直属队的基础上成立教导队，以富有办学经验的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导队队长。教导总队的干部，多从延安抗大调来新四军的红军干部中选拔，项英、袁国平等军部领导多次为学员们授课、作报告。新四军教导队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与陕北抗大基本相同，但在教学上要求联系实际，培养作风。要求学员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知识的同时，要联系实际研究战术、技术，掌握杀敌本领，学习管理教育方法。强调“抓重点、少而精，融会贯通，勤学苦练，发扬军事民主，实行官兵互学。”

　　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培训军政干部的“抗大”式学校，在皖南军部时期，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班，培训干部四五千人，为大江南北广大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党政骨干人才，“它对新四军广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在注重部队军政素质提升的同时，新四军同样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新四军对医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为范例。起初由于医疗人才奇缺，新四军从各支队抽调许多女兵和稍通医术的男兵，跟那些临时支援新四军的红十字会医护人员学习医疗和护理技术，通过这种“捷径”为各支队和前线部队培养了很多能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对正规医护人员的需求日益迫切，在军部的指导和支持下，新四军军医处先后举办了6期卫训班、化验技术培训班，沈其震、崔义田、宫乃泉等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一些著名专家为学员们授课，先后培养了200多名医疗干部和骨干，对新四军和后来解放军医疗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

　　在军部领导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新四军全军上下形成了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专业技术的良好风气。在这种氛围中，经过数年努力，结合战地实践、革命实践，新四军培养出了一大批素质过硬的军政人才和医疗、速记、文艺等专门技术人员，结果自然是“新四军的文化水准比较中国其它部队已高得多了”。

　　三、用其所长，铸就军旅文化灵魂

　　由于长期的战争，抗日战场和根据地物资匮乏，条件有限，但新四军尽量为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提供力所能及的待遇，尊重他们的工作。当时，新四军规定，团以上干部的津贴费每人每月仅为四元，营连干部三元，而聘请的专家学者每月可领津贴十多元至数十元，少数的每月在一百元以上。战地服务团任团员的知识青年在政治上享受排级干部待遇，津贴费每人每月三元，在那种环境下能够有如此待遇实属难得，也充分体现了军部领导对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的重视。

　　与提高待遇相比，新四军更注重以事业留住人才，将知识分子尽量安排到适合他们的专业特长的岗位上，使其能够发挥才智、迸发热忱，成就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为新四军的发展群策群力、奉献青春。

　　陕北派来具有速记特长的任之同志，军部首长安排他为新四军培训急需的速记员和秘书。任之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前来视察云岭军部的周恩来同志的肯定，称赞“速记人员培养得好，速记的质量高，记录和整理的速度快”。1939年3月，周恩来离开云岭时还特意将速记员吴博、方卓芬带到重庆工作。

　　音乐家何士德曾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有很深的音乐造诣，抗战后在南昌任抗日救亡歌咏协会总指挥，军部电召何士德来新四军组建文化队并担任队长，曾组织“南国社”的戏剧家邵惟也被军部任命为文化队副队长，在何士德、邵惟等人的努力下，文化队的文艺演出和宣传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何士德还创作了《繁昌之战》、《保卫皖南》、《胜利归来》等大量战地作品，邵惟编排了不少优秀剧目，这些都对宣传抗战鼓舞士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著名医学专家沈其震应叶挺军长亲自邀请来到新四军，被军部任命为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对军部首长的信任深为感动，上任不久，他就奔赴上海招募医疗人才，请来了吴之理、闻乃光、戎和卿等优秀医师；在沈其震的主持下，新四军举办了多项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医疗骨干和医务管理工作者；他还多次到上海、重庆、香港，为新四军寻求到大量的药品经费和医疗器械捐助。

　　新四军中有不少女军人，她们是中国妇女中最觉悟、最先进的部分，其中不乏知识女性。新四军对她们进行短期培训后，安排在医护、文教、通讯、文艺、宣传、机要、政工等方面的岗位上工作，成为新四军中一支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力量。

　　四、文化建军显功效：凝心、聚力、壮大、显威

　　新四军重视人才，注重学习，坚定地走文化建军之路，经过一个时期的不懈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效。

　　通过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使新四军将士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党的路线、理论、方针和政策，了解到抗战形势和合作抗战的重大意义，克服了山头主义和游击习气，不断提升军政素质，新四军将士的党性修养逐渐提高，政治觉悟不断进步，从而使新四军成为党领导下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共产党员充分发挥了勇于献身、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总是冲锋在前。统计数据显示，在历次战斗中，共产党员牺牲和受伤的比例约占六成以上。

　　知识分子在文艺宣传战线上的工作尤其值得旌表。新四军初期在云岭建有战地服务团，后来在各支队和基层部队也组建了服务团。在服务团里文化人相对比较集中，其中有大学教授、留学生、爱国华侨、大学生、中学生、先进工人和女知识分子，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以自己的才华、以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舞士气。

　　战地服务团的演出常常与民运和扩军工作相结合，他们每到一地，团员们很快就开始工作，演讲、歌咏、表演舞台剧、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等，把当地变成火热的抗日海洋。文艺演出很富有感染力，有个叫《送郎上前线》的剧本，从江南演到江北，深受战士和群众的喜爱，成为服务团的保留剧目。通过观看演出，群众了解到团结抗战的道理，了解到新四军是抗日的子弟兵，很多青年纷纷前来加入新四军。

　　战地服务团还常常深入前线和基层部队演出，服务团的活动与前线部队的行动保持协调，他们的演出往往利用战事的间隙进行。服务团的演出贴近战地生活，他们声情并茂的表演，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贪婪、凶残和暴虐，激发了新四军将士们的爱国热忱，鼓舞了斗志。1939年7月1日，日寇空袭了军部所在地云岭，燃烧弹使云岭火光冲天，硝烟弥漫，但是，原来计划中的服务团演出仍在军部大礼堂进行，那震耳发聩的歌声、那排山倒海的阵势深深震撼着现场观众，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一边观看一边连连赞叹：“奇迹!奇迹!”

　　在历次战斗前后，新四军文艺战士书写标语，散发报纸、传单，发表演讲动员，进行慰问演出，战地时常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嘹亮的口号、激昂的歌声，他们的工作产生了良好效果，使新四军迸发出极大的战斗激情。无怪乎新四军在东进苏南、转战苏北、五战繁昌、黄桥决战、两次皖南反扫荡、激战皖东半塔等战役中屡屡以少击众、以弱胜强，显示了“铁军”攻无不摧、战无不胜的巨大威力。

　　五、对当今文化建设的启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具有巨大的力量。由于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领导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经过短短数年时间，新四军成为一支军政素质过硬、有较高文化素养、凝聚力强的抗日中坚，新四军的文化建军之路，对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仍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首先，期盼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必须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新四军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尽量提高其待遇，知识分子的津贴普遍高于一般干部，著名医疗专家沈其震的薪金是军部首长的数十倍。军部首长对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很照顾。优秀文艺工作者杨帆初来皖南新四军工作时，袁国平知道他喜爱抽烟，便给予“每天两包烟”的特殊待遇，这令杨帆十分感动。在新四军，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建议也得到普遍重视，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视察军部时，在朱克靖陪同下观看绘画组的多幅作品，周副主席对他们的创造给以“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战地服务团演出前后，袁国平、李一氓等领导多次参加座谈会，听取文化工作人员的建议和意见，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鼓励。这些都体现了新四军对于知识分子及其劳动创造的重视与尊重。

　　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相比之下，文化发展显得滞后。正是基于这一状况，党中央适时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决策。

　　如今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识中，只注重经济发展，只注重眼前的“政绩”，却忽视了文化发展，对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不够重视，不够关心，特别是一些基层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化工作者工作环境不尽如人意，生活处境艰难。

　　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因此在文化建设上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他们的劳动和创造，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其次，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做到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坚持走群众路线，新四军敞开大门广泛招纳各类优秀人才，文化工作者深入前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从而使文艺创作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他们的作品有着巨大的艺术生命力、感染力。

　　然而，如今一些文化工作者不愿深入生活、深入基层，一些文化机构组织的采风活动也流于形式，文艺创作一味追求速成、高效，闭门造车，曲高和寡，自然很难创作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念，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文化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扎根基层，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及时总结来自群众、源于生活的文化创新经验，推广大众文化优秀成果，让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其三、应学习新四军文化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一种对祖国命运深切关怀的崇高情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抗日战争时期，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投身新四军的文化宣传工作，他们冒着巨大危险战斗在文化战线上，为抗日摇旗呐喊，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生存而无私奉献。

　　今天，我们国家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国际形势仍很复杂，敌对势力环伺四周，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威胁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宁，这就更需要全体文化工作者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优秀传统和革命道德，关心国际时势，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文化工作者要有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积极参与、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与自信心，激励人们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