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创立了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相结合，引导共产党员按照党的性质、时代要求，不断加强修养，进行自我完善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党员成长、成熟、成事的必读书。党员修养问题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永恒课题，《论修养》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培养教育了几代共产党人。今年是《论修养》发表70周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来讲，纪念它的出版，学习、宣传它，不仅仍然十分必要，而且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论修养》发表的历史背景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专门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目的是让全党明确党必须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这关系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毛泽东指出，要担负起这一领导责任，全体党员必须解决“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的问题，其中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问题？这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党已经走出狭隘的圈子，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但是，由于大量新党员的加入，对党的历史和理论了解不深，还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投入大革命的洪流，理论准备不足。虽然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的军事路线，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分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在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中不被接受和认识。一些工农出身的党员，虽然抱着良好愿望入党，但却常常成为党内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俘虏。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以及党内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已经成为贯彻党的正确路线的一个障碍。毛泽东从加强党的建设，肩负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提出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面提高党员素质，调动全党积极性，以充分发挥干部、党员在抗日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刘少奇的思想共鸣和深入思考。这是因为，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有清醒认识，他认为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是过去革命屡遭挫折的主观原因。另一方面，他对党内生活、党员的种种表现以及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有长期的观察思考。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主持起草和作了修改党规党法的报告。这使他产生了写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想法。

　　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南下担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前往河南竹沟的路上开始酝酿考虑这个问题，边思考，边写边讲。1939年1月初，刘少奇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党训班上作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中共党史”的报告（199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一书中，收入了1939年初的两份手稿：《共产党员修养的两份报告大纲》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现存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最早提纲就是在这时写的。1939年3月底，刘少奇回到延安。马列学院原来由康生主讲的党的建设课程因故中途停讲，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便邀请刘少奇把这门课讲下去。于是，刘少奇在7月8日、12日分两次在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在延安引起很大反响。应张闻天要求，刘少奇将讲演稿修改整理成文，并由张闻天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力荐全党研读。于是，在《解放》周刊全文发表。接着，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把它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教材相继翻印，《论修养》成为根据地党员必读文献之一。1942年中共中央又把它列入全党整风必读文献之一，后收入《整风文献》，供全党学习。1949年8月，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前身）出版了修订第一版。到1952年，全国共发行近70万册，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次发行量相当。1962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论修养》的第二版。到了年底，该书在全国发行近500万册。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号召全党学习《论修养》，随即，人民出版社重印该文。1981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和1991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均收入《论修养》。总之，70年来，《论修养》在国内外、党内外广泛传播，影响巨大。《论修养》的主要内容及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发展

　　《论修养》一书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性、重要性；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以及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和正确途径，并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产生根源。重点讲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即提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能力；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最主要的是树立正确的公私观、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组织纪律修养，核心是按照党内民主及民主集中制原则，提高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能力，包括处理个人与组织、上级与下级、少数与多数、局部与整体以及个人与其他党员之间关系的能力；科学文化知识的修养，即根据时代要求和党的事业的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党性修养就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对党的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内化和践行；是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自觉用党性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克服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动态中，实现主客观相统一，不断开创实践和认识新境界的过程；是党员自强和自律的统一；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党性修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提高党员素质的有效方法。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个人修养、崇尚人格完善、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给自我修养赋予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崭新内容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修养”进行了扬弃，抛弃其离开社会实践闭门修养的唯心主义东西，使之达到一个新的崇高境界，把个人修养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揭示了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的科学途径。掌握了党性修养的方法，就掌握了不断提高完善自己的钥匙，会终身受益。

　　把党性与党员的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引入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像刘少奇的《论修养》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史上也是第一次。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党时，就很重视党员质量问题，但他们还没有使用过党性和党性修养的概念。他们曾提出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即无产阶级在改造旧世界，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与完善，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指出“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76-77页。）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而且是使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为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共产党人在革命进程中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他们提出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认为其他阶级的分子加入共产党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党组织要善于“溶化”他们。但他们没有论述党员个人如何修养和完善。

　　列宁在党的建设中使用了党性的概念，他认为党性通常指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强调党员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看问题。他很重视保证党员质量，提高党员素质问题，强调向党员灌输马克思主义，对党员进行业务培训等，但没有使用过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概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编辑《刘少奇选集》时，刘少奇讲过，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着重是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从党员怎样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确立共产主义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重视制定各个时期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党员种种表现的观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总结（邓力群：《逝者和生者的欣慰》，198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党性修养理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个空白，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个贡献。《论修养》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原理，又结合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

　　刘少奇的党员修养理论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论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从党员个人党性修养角度论述党的建设的著作。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着两难局面。如果不从农民中大量吸收党员，党组织就无法发展壮大，一个狭小的革命团体是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的。而大量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人中发展党员，又不可避免地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党如果不能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有效的斗争和克服，党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把思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路线。强调党的各级党组织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各种错误思想。而《论修养》则从调动党员主体内在的积极性的角度，引导党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自觉地克服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业务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与党员的自我修养结合；组织的积极性与党员主体的积极性相结合，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员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刘少奇关于党员修养的理论也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贡献。

　　从党的建设实践看，《论修养》在党的建设中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党员认为自己苦大仇深，热爱党，主观上要革命，就是有党性。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符合，犯了错误，便以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好的来原谅自己，别人也以此来原谅他。这样，就使一些党员的思想觉悟长期停留在朴素的阶级感情的水平上，不能尽快地由自发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自觉性高度。因此，在党内斗争中，常常成为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俘虏，在复杂的斗争中往往迷失方向。《论修养》使党员明确了共产党员的党性，首先集中体现在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不能自发产生的，只能自觉的学习与实践，才能逐步树立起来；明确了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说明他具备了党员的基本条件，而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并在实践中磨炼。学习了《论修养》，使许多党员不再满足于有个良好的主观愿望，而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延安整风中，《论修养》与毛泽东的有关党建著作一起，被全党肯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代表作，成为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思想武器。延安整风的大学习、大讨论，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两三年内掀起了学习《论修养》的第二次高潮。它与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一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有力地推动了1950年在全党进行的以整顿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居功自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为主要目的的整风和1951年开始的整党。对中共执政初期打开工作新局面，发扬优良作风，促进大批新党员健康成长起了积极作用。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又一次形成学习《论修养》的高潮。当时中共正面临国民经济失调的困难，党的自身建设存在违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等诸多问题。“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特别重申要“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对于避免执政党的重大失误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掀起的学习《论修养》的热潮与社会上方兴未艾的学习雷锋热潮相呼应，引导全党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后，全国掀起为党员修养理论拨乱反正的高潮。对党员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文革”中，《论修养》被诬蔑为“大毒草”，党性修养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中断了十年等原因，这次的学习不及前三次持久和广泛。

　　当前学习《论修养》的重要现实意义

　　党性修养实质上是要求党员提高自身按规律办事和按规矩办事的能力。不按规律办事，会四处碰壁，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巨大损失和挫折；不按规矩办事，违法乱纪，会自我爆炸、自我毁灭。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永无休止，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及改造两者关系的任务也就永无休止。时代不断前进，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对党员的党性修养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党性修养是党员终身的必修课，也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永恒课题。我们党一向重视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新时期新阶段，把党性修养放到了更为突出的地位。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郑重地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在2008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强调在认真抓好干部知识和能力培训的同时，要把“德”的培养锻炼放到更突出位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党性锻炼。在今年召开的中纪委十七届三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要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什么党中央一再强调加强党性修养？因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艰巨的执政使命，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是党领导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由于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和平发展和合作成为世界潮流，在这个大前提下，世界出现四大趋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使得本世纪头20年，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比如：改革开放30年，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由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多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三。但是，也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之后开始衰落）。如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工业化。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届时我国的经济总量大体要占世界的1/3。就可以更充分地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我们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当今世界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它关系各国的前途命运。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总体上还面对西强我弱的局面。我国的人均GDP去年虽然突破3000美元，但仍排在世界100位之后。我国的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比较低，大约在40%左右，发达国家在70%以上，美国达到80%。我们对外的技术依存度却到达50%，而美国、日本均在5%左右。不掌握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自主品牌，只能赚个加工费或组装钱。我们出口8亿件衬衫，才换一架空客飞机。在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外贸受到很大冲击。

　　特别是我国的工业化正处在一个发展的临界点上。一些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样一个经济迅速膨胀、财富迅速增加，同时出现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的阶段，他们迈过这个坎，才有后来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我们也正处在这样一个迈坎的阶段。这意味着粗放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不够，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不深，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不强；一些党员干部的作风不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脱离群众等不正之风，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胡作非为，这已经成为影响推进科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今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在困难面前，优良的党风是团结人民，凝聚人心，共克时艰的重要保证，而消极腐败现象则往往是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破坏社会稳定的导火索。迫切需要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以及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能力，也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党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肩负起党的执政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需要。

　　还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来讲，党员干部始终面对着正确对待权力的严峻考验。当前，我国又处在深刻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从各国工业化的进程来看，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腐败的高发期。我国仍处在腐败的高发期。党员干部面临空前复杂的执政环境以及各种诱惑和陷阱。全体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政绩观，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对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优良的作风看似无形，但又无处不在；它不是物质力量，但又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胜似物质力量。1940年，毛泽东就意味深长地提出“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党的优良作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抗战时期，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华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占有着大片的土地，而共产党则占有大片的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正是靠着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我们党才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近十多年来，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很多，但都与贪污腐败，作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有关。党性是党风的内在根砥，党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增强党性是搞好党风的关键。加强党性修养，是使党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需要。

　　同时，从微观上讲，加强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提高觉悟、增长才干，成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能出色履职的共产党员的有效途径，是抵制各种诱惑和陷阱，防止自身的优势弱化、蜕化甚至异化的有效方法。我们常讲“贿赂跟着权力走，有权就有鬼跟来”。不少党员干部处在各级领导岗位，身挑重担，手握重权，是糖衣炮弹袭击的重点。不加强党性修养，就容易成为腐败的“俘虏”。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在全国法院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有4525人，同比上升77.52%。据中央党校培训部统计，1983年至2006年，中青班学员中受到党纪国法惩处的有44人，超过了1%，李源潮讲“这个比例不低呀！”总之，加强党性修养，也是关系党员干部事业成败、家庭幸福和个人前途命运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