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三支队皖南抗战的贡献
    作者:周蔚恬                
    (  六安市舒城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                
来  源:    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日  期:    2012-12-26
  

  新四军第三支队是一支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极其恶劣及其复杂极其艰苦斗争环境磨炼和考验出来的红军改编而成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也是一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训练和抗日战争血与火锻炼的正规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三月间,新四军第三支队司政机关,在浙江开化的华埠镇正式成立,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主持工作。下辖两个团:五团由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饶守坤任团长,曾昭铭任副团长,4月份到岩寺后,饶去延安学习,孙仲德任团长,全团和1200余人,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六团由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团长叶飞,副团长英锟,全团1300余人,下辖3个营,从岩寺出发时,叶飞、英锟奉命率一、二两营随一支队东进,留下三营。

  另外,一支队一团和二支队三团,先后于翌年春从苏南调回皖南,归属三支队指挥。三团由闽西和汀瑞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全团1200余人,下辖3个营。

  进驻前线抗日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上海很快沦陷,日军又将矛头指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其中一路经长兴进攻广德,企图经宣、芜攻击南京,泛称芜湖的南、繁、芜(城区称为芜湖市)等地相继沦陷或部分被占领,芜湖等地成为皖南抗日前线。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周恩来、项英等电报中指出:“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和“新四军应部署在长江南北,以皖南为重心,准备攻击南京、芜湖等地之敌……。”新四军在岩寺集中后,迅速贯彻这个部署,派出三支队于1938年度跃进入皖南抗日前线,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共同抗日。6月,驻芜日军为控制长江航线,沿着青弋江南犯,防守红杨树(今属芜湖县)的国民党一四四师和一O八师节节败退,依傍青弋江畔交通要道的红杨树落入敌手,顾祝同令新四军防红杨树。7月,三支队在策应一、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在谭震林率领下,从泾县开进青弋江地区,即部署五团指防红杨树,并很快从日军手中夺回了红杨树。9月,顾祝同又令三支队担任青弋江一线阵地防御,三支队进到西河镇一带驻防。由于铜陵县城等地告急,顾祝同将南、繁、铜等地划为三支队防区。11月,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后建成特务团)从皖南进入皖中(后称皖江)无为地区,向四支队传达军部指示,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兼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打通了皖南与江北的交通联系,大江南北相互呼应配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2月,三支队奉命进驻以繁昌为中心的芜铜地域,成为皖南抗日前线的主力部队,战斗在东起芜、宣、当,西至青、铜、南到南、泾,北抵长江,地跨10余县的日军力图夺取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沿江地区,担负着皖南长江沿岸正面防御作战和与江北交通联系的任务,落实党中央“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和“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部署。

  三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先后设南陵蒲桥、沙滩脚和繁昌中分村及铜陵燕子湖,后移驻范冲、峒山冲和柯冲等地。

  对抗战的贡献

  三支队进驻芜湖等地后,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武装抗敌,有力打击了日军,为皖南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

  三支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很重视民运工作。支队设民运科,团设民运股,连队设民运组,班排设民运战士。谭司令还亲自率领民运工作队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并在方村分别主持召开铜南繁3县县长、动委会主任和各界代表座谈会和民运工作会议,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叶挺、邓子恢在会上分别作了讲话和报告,南、繁、芜、铜等地民运工作队和铜南繁中心县委成员等也参加了会议。大批民运工作队深入各地,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在弋江镇、分界山、蒲桥等地举办各种会议和训练班,教他(她)们识字、唱歌、演戏,学习《论持久战》和游击战等课程,组织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发动群众做军鞋,为战士缝补洗衣,组织递步哨,为前线送茶做饭,护理伤病员,动员青年参战,搞运输,抬担架,运送粮草弹药和抢运伤病员,侦察敌情,搜集敌人丢弃的武器弹药;通过各种统战关系,为抗日大军筹粮筹款筹枪,动员青年参军。为地方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和妇女干部,摸索和积累了群众工作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南、繁、芜、铜等县大部分乡、保都成立了农救会、青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等抗日团体。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9月,南陵妇抗会员有1000多人,到1940年,农抗会员已发展到1.7万余人。三支队还从西河镇一些富户捐赠的粮食中分配一些给缺粮户,既密切了军民关系,又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2、开展统战工作,壮大抗日力量

  三支队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各界人士,团结友军,共同抗日。蒲桥有个姓潘的地主,家存200多担稻谷,新四军来了,由于害怕他就跑到国民党防区去了。谭震林知道后对部队说:“不要盯着几担谷子嘛,争取民心,团结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才是大事。这个地方对我们存有戒意,很有代表性嘛,我们要用模范行动扭转他们的看法,把新四军的牌子亮出去,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牌子打出去!”潘听了佣人的所见所闻,证明新四军纪律严明,第二天就回到了家,并主动将100多担稻子以低价卖给了新四军,还赠送了一些稻子给新四军。潘的转变影响了周围的地主士绅,纷纷向新四军靠拢。

  蒲桥附近有一支七八十人的余子才土匪武装。谭震林得知后,即派金贵一等去做工作,并动员余的亲朋好友作劝说,终于使余子才同意将自己的队伍改编为蒲桥抗日游击支队。余接受改编后做了大量有益于抗日的工作,他经常送情报给新四军,派人护送新四军及地方干部来往青弋江和长江两岸,为新四军带路、筹粮筹款等。但在三支队调访后,这支已发展到100多人的游击队却被国民党五十二师扼杀了。这也进一步让人们看清了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嘴脸,从而使我党我军更好地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顽固派,壮大了抗日力量。

  3、建立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斗争

  三支队进驻铜、繁地区后,积极协助皖南特委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至1939年,铜陵已有党员895名,建立了四个区委、15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到1940年,党员已发展到2000余名;南繁芜地区亦发展到40多个支部600余名党员,先后建立了南三区委、蒲桥区委、西河区委和南陵县委、南芜宣县委、繁昌县委、芜湖县委、南芜宣中心县委、铜繁芜中心县委等10余个基层党委和地方党委,从而加强了党对群众抗日组织的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4、组建地方武装,创游击根据地

  三支队还在铜繁地区大力帮助地方组建自卫队、猎户队、除奸队和民兵组织。至1939年,南陵自卫队、猎户队有2000多人,到1940年,繁昌猎户队有1000余人,县设总队;铜陵山区猎户队有8000余人,基本形成一区一大队,一乡一中队,一保一分队,其中全榔乡猎人就有300多人,150余支土枪,20多支长枪,20余门土炮,还有大量的手榴弹和大刀、长矛。

  在建立和训练自卫队、猎户队和民兵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江北游击纵队沿江支队、骆云山游击队、铜陵独立连和宣当芜游击队等10余支地方武装。这些武装都建立了党的组织,从而加强了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地方武装得到迅速发展。至1939年初,沙洲游击队已建成5个中队计“五、六百人”,并改番号为三支队铜繁游击独立第一大队。到1940年下半年,沿江地区的地方武装已发展到3个整团,还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员,沙洲游击大队于1939年调出300余人编入三支队五团一营,铜陵独立连于1940年编入二支队三团三营。

  随着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先后创建了红花山、五华山、大小洲等10余块大小游击根据地,并形成繁昌为中心的沿江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新四军抗击日军。在繁昌第四次保卫战中,猎户队有570余人参战,430多人从事战勤服务。在南繁战役中,铜陵猎户队在铜繁边一线顽强抗击日伪军千余人,其中坚守二房村山口的200多名队员英勇击溃200余敌人的进攻,击毙敌一中佐队长,及时支援配合了三支队的战斗和军部的反击,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第一次大“扫荡”。

  5、武装抗击日军,战略战术灵活

  三支队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 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大力开展武装抗日,先后进行200多次大小战斗,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有红杨树争夺战、奇袭官陡门、繁昌五次保卫战和“南繁战役”等战斗,共毙伤敌近3000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特别是繁昌五次保卫战取得了皖南抗战史上的“空前的伟大胜利”,共歼敌千余人。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开展了盛大的庆贺活动。商抗会、妇抗会等代表繁昌人民,将写有“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消灭倭寇”等红旗和鸡蛋、猪羊肉、毛巾鞋袜等及慰问信慰问新四军。顾祝同、上官云相亦复电嘉勉,称赞新四军“指挥得力,将士同心,殊堪嘉尚”。

  三支队从进驻到皖南事变前夕,在皖南芜湖等地近三年的时间里,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及部署,在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军部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协同友军作战,共同抗敌,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和“扫荡”,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这些铁的事实证明,新四军是皖南乃至华中抗战的中坚力量,战绩卓著,彻底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只好哀叹:“唯共产党军队是皇军的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是不可能的。”在中分村举行的繁昌保卫战祝捷大会上,谭震林更是振臂高呼:“日寇是可以战胜的!”喊出了一个科学论断:“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极大地鼓舞着皖南乃至大江南北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抗击着皖南战场上几乎全部的日军,拖住了侵华日军的部分力量。据有关资料记载,新四军进入江南之前,日军在此只有两个联队的兵力,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场后,日军不得不增加到3个师团的兵力,从而消耗了日军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滞缓了日军的进攻,为建立巩固扩大皖南乃至皖中(后称皖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较好地贯彻了“以皖南为重心”,“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的部署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原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活动方针,有力支援了华中乃至全国的抗战,为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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