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至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期间，领导全军各部队在华中敌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游击战争。期间，新四军与敌伪作战2742次，毙伤敌伪38086人，俘虏敌伪17134人，缴获各种炮37门，掷弹筒19个，轻重机枪581挺，长短枪15463枝。在战斗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绩。

　　具体概述如下：

　　第一、二支队在苏南地区。1938年春夏，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开入指定地区作战，从先遣队“韦岗”战斗起，到1940年底，经过大小战斗1000多次，粉碎敌人无数次的围攻和扫荡。1938年，主要取得了新塘、新丰、句容、高资、下属、江宁车站、鸡龙山、永安桥等战斗的胜利。1939年3月18日，第四团粉碎日伪军对句容郭庄庙地区的扫荡。为了贯彻党的向东作战的方针，第一支队派叶飞率领六团越过宁沪铁路，向上海挺进。5月下旬，途经无锡东北的黄土塘，毙伤敌军近百人。6月24日，“江抗”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敌军55名、伪军一个中队，迫使宁沪铁路三天不能通车。7月23日“江抗”又夜袭上海虹桥机场，烧毁敌机4架。10月8日新四军第二团在武进县陈巷桥伏击日伪军，毙伤敌180余名。

　　在苏南地区，新四军第一、二支队粉碎敌人无数次扫荡，击毙敌人数万，威胁南京、长江及京沪线上的敌人，牵制敌人10余万兵力，配合了友军作战，收回了部分失地，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组织了人民群众，这都是新四军以血肉换来的伟大战绩。在江南千百次战斗中，牺牲的高级干部有支队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罗化成，纵队政治部主任龙树林，团长吴坤，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等同志。

　　第三支队在皖南地区。日军侵占皖南沿江的繁昌、铜陵、贵池等地后，皖南成为日军长江交通线的一个重要阵地，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前哨之一。1938年夏，新四军第三支队奉命留在皖南抗战。由于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第三支队司令员，而他同年11月已去江北，领导江北指挥部，所以第三支队实际上是由副司令员谭震林负责军政主要领导责任。10月7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奉命正式接受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之第一四四师红杨树—峨桥—青弋江一线的阵地防务。同年冬，第三支队又奉命开到铜陵、繁昌地区，和我第一、第三团并肩抗战。第一团原来是第一支队的建制，同年10月从苏南调回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第三支队第六团调往苏南，拨归一支队建制。此后，第二支队第三团也调回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这时，新四军皖南部队团的建制，计有第一团、第三团、第五团。新四军皖南部队先后取得了红杨树战斗、夫子决战斗、马家园战斗、谢家垅战斗、塌里王战斗、黄毛山战斗、坝埂头战斗、繁昌保卫战和皖南反“扫荡”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这些战斗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破坏了日军的运输，牵制了日军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支援了武汉会战。

　　第二次皖南反“扫荡”自10月2日至11月，历时10天，大小战斗数十次，其中左坑的围困战、枫坑的截击战、泾县城的争夺战最为激烈，总计歼敌近3000人，是皖南的“平型关大捷”，也是中国第二个“平型关大捷”。

　　第四支队在皖中地区。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一部埋伏在巢县东南的蒋家河口西岸。上午8时，日军一个先头班坐上一条船，由巢县城往蒋家河口开来。敌船一靠岸，埋伏在河口西岸的团侦察队的机枪、手榴弹一齐吼叫起来，我四连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河口，阻敌退路，仅用20分钟，就全歼来犯之敌。关于歼敌人数，有10余人、20余人、40余人、60余人之说。这是新四军的处女战，首战告捷。从1938年5月至11月，四支队在皖中各地积极出击，取得了范家岗战斗、两次棋盘岭战斗等数十次战斗的胜利。

　　此外，新四军游击支队和鄂豫挺进纵队分别在豫皖苏地区和鄂豫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取得骄人的战绩，不在此一一赘述了。

　　新四军抗战初期在华中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和表彰。在新四军成立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称“新四军在与日寇血战的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击了日寇，壮大了自己，创设了游击区域。”193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新四军第一次全军党的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表扬了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抗战阵地，开辟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无数次的损伤，破坏了敌人的无数次扫荡，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区域的群众，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奋斗目标。”194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指出：“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毛泽东称誉叶挺领导新四军抗战，“卓著勋功”。彭德怀指出：“谁都知道，新四军是三年来纵横大江南北，屡有战功的部队，它经常活动于京沪的沿线，出没于上海的周围，它的存在不仅控制了长江和京沪的水陆交通，威胁了汪逆中央所在地的南京，维系了江南广大的民心，而且还掩护了友军在后方的休养补充。”

　　新四军初期在华中的抗日游击战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些外国进步人士称誉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新四军在叶挺、项英二将军领导之下，转战于江南游击区内，声势之盛，与冀察晋一带的八路军，差不多正相仿佛”。新四军的战斗捷报传至伦敦，《每日导报》Daiiy Herald即撰文《论中国新第四军在日军后方活动之情形》，文章说：新四军成立七个月来，“因获得当地人民之拥护，已自一万二千人增至六万人，声势益盛，其活动范围，亦日见扩大，到处均予日军以重创”。浙江人民称赞新四军的战斗，“创造了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中灿烂光辉的成绩”，“树立了全国军民的模范”，“获得了全国男女老幼同胞拥护与爱戴”，“促使友军很大的努力与勇敢”，“赢得了全世界人士的爱慕敬佩”。铜陵、繁昌、南陵一带的人民群众称新四军为“天下第一军”，句容、天王寺以北的人民群众称新四军为“岳家军”。丹阳、镇江、武进、溧阳一带的人民群众称新四军为“王者之师”。在皖南、江南、皖北等地，还流传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新四军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人民群众还直接参加支援新四军的战斗，新四军截击伏击日寇，当地人民纷纷提供意见，报告消息，新四军与敌寇作战时，人民群众送茶送饭。各地民众还为新四军缝衣做鞋，有时送来许多猪、羊慰劳新四军。

　　新四军初期在华中的抗日游击战争，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1938年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说：“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同年6月2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说：“以有进无退之决心，召示部属，足以精忠报国，至堪嘉慰。”1939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嘉奖新四军，第一次电报说：“该军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第二次电报称：“该军游击屡有斩获，至堪嘉慰”。1939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致电叶挺，称新四军“英勇杀敌，斩获奇巨，至堪嘉许，尚希再接再厉，以奏大功”。1939年11月28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第三支队繁昌大捷，并“复电嘉勉并饬努力督饬追击粉碎敌之进扰企图。”顾祝同还于同年12月11日致叶挺电称“查该部游击努力，缴获独多，应予传令嘉奖，以资鼓励”。1939年3月26日，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致电叶军长：“贵部奋勇杀敌，壮烈牺牲，不胜钦佩，悼念之至”。据不完全统计，至1939年5月4日，此类嘉奖电已达52件之多。

　　新四军初期在华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威震敌胆。1938年春，日寇第十五师团驻“金坛”的金子联队长称：“新四军的游击战术是百战磨练过的回旋打圈的游击战术，皇军不可轻敌”。日寇还向我苏南新四军致送定期决战书，反对所谓卑鄙行为，还到处宣传新四军“无能力”正面决战，只会偷摸的杀人放火等。在日寇的眼中，新四军使它最头痛而又最无办法，从新四军缴获的敌军信件中可见，日寇最惧怕新四军。他们把新四军比作“好像飞舞在饭上的苍蝇一般，你进他就走，你退他又追，真是为难得很，而且一到夜晚，他们就接近来开枪，有时接近到面前来投手榴弹。”新四军主要的运用游击战，“他们穿便衣进入我后方，或袭击我们的小部队，或破坏道路桥梁等。”日寇还编了一首咒骂新四军的歌：“新四军，真讨厌，破坏公路拆电线，大军来到一个都不见”。新四军的游击战争，使日军惶恐不安，有日寇士兵写道：“何时被袭击都不知道”，“何时战死不晓得”，“至现在为止的生存，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是日寇对新四军恐怖心理而又无可奈何的真实写照。至今，皖南当地群众还流传着一首歌谣：“云岑村，军部蹲，叶挺和项英，打鬼子真操心。鬼子进了汀潭村，叫兄弟把命拼，搞得鬼子过小岭。烧房子，打冲锋（指鬼子），一路烧到泾县城，鬼子进了牛角洞。四面八方新四军，打得鬼子翻不了身，飞机大炮救不了他的命。”这首歌谣，反映了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威震大江南北，敌人闻风丧胆。1940年，叶挺军长的指挥下的皖南第二次反“扫荡”，歼敌3000余人，比八路军的平型关战役战绩还要大。

　　新四军初期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不仅在于消灭了日寇的军事力量，而且还在于打击了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新四军战斗的大江南北，正是我国最富饶的平原地区，这里是最重要的工业地带，同时也是农产品最丰富的地方，如果敌寇占领了这些地方，敌人将从此榨取无穷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支持与加强他对华长期作战的侵略力量。相反游击战争在这些地方的坚持与发展，则将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这一“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阴谋，并且还可以依靠这一丰富的地区，来增强我在敌后的抗战力量。中共中央曾指出：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破坏了敌人“以战养战的新政策”。

　　新四军初期在华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还在于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战斗。1938年6月以前，即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很安全，驻兵很少，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至芜湖经常只驻两个多联队，将其大部分兵力用于进攻徐州、合肥。新四军进入江南后，积极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使敌人增兵防守，到1938年底，江南的敌人已增到两个半到三个师团，其中以芜湖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南京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有一个旅团，另外，还从华北，东北调来五千多名伪军协助防守。张鼎丞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积极活动与许多胜利的威胁，敌冠遂增调兵力（以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来对付我），并构筑无数坚固的据点封锁线，以快速部队向我军举行残酷的进攻。”袁国平指出：“在江南我军挺进至敌人心脏的京镇地区，他一方面构成江南平原地游击战的核心，直接威胁着芜湖南京镇江与上海，并且箝制敌人数倍于我的兵力，阻止敌人深入皖浙，并有力的配合全国作战。”打破了日军当时集中全力进攻武汉的战略企图。

　　初期新四军在华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贡献是十分明显的，其贡献有多大？如何定位？这也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应当承认，就总体而言，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华中地区不占主导地位。因为当时的华中地区，除日寇外，尚有伪军，国民党友军和我新四军几种势力。陈毅指出：“一九四O年以前，我在华中不占主导地位，未被敌方重视，敌当时以对顽军为主，几次大举扫荡苏北，使韩李两部，损失甚重”。但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与华中地区任何一个集团军相比较，其战绩是第一位的。国民党一位少将军官评论说：“新四军的武器是第三位，但战斗力却是第一位”。友军一位记者客观评价说：“新四军在战绩上是比三战区所辖任何一个集团军要多到十倍，不仅在三战区，在五战区，在游击战的战绩上，也超过五战区任何一个集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