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军部在岩寺和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来岩寺集中期间，“和”(即和解、和谈)是起点，这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是一个“不断不尽的过程”；“合”为聚、集，同心合力。“和”“合”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而这次闪现的和合之光，始终温暖着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心，照亮了南方8省通往岩寺的路，也壮大了军威，融洽了军民鱼水情，同时，合和之光还穿越时空隧道普照春秋。

　　和合之光化宿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开火，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这个宣言首次提出，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的指示》，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至此，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当局被迫让步，把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方针，由“剿”改为“抚”，使各地的谈判得以进行。项英、陈毅通过“快邮代电”，向各地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各“靠山近水”的游击区也积极行动，在与国民党谈判合作的同时，函电往返频繁，人员穿梭不息。

　　1937年9月底10月初，以中共皖赣特委江天辉为一方，以国民党四省“绥靖”主任代表、中校参议、驻瑶里别动队长张甫成等为一方，在舍会山(安徽祁门县)、瑶里(江西浮梁县)进行了谈判。为便于联系，由国民党从瑶里的江家下到舍会山梅树坞架了一条专用电话线，谈判通过双方代表当面协商和电话联系的形式进行，双方达成了国民党当局停止向游击队进攻、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系各地红军人员；红军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和对当局的敌对行动等协议。

　　各地和解、合作协议的达成，应该说是一个消除前嫌的积极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对红军游击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同国民党打了10年内战，尤其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他们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被国民党分割包围，反复清剿，付出了重大牺牲，致使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怀有刻骨的仇恨。现在，要同国民党合作，不少人适应不了。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丧失立场，与虎谋皮。为此游击区的党组织和领导人进行了深入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反复宣传要相信党中央，要从纯结性和现实性的高度统一认识，认清目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国共合作是我们最大的民族利益，全国上下都要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

　　1937年11月上旬，李步新、江天辉专程至南昌，向陈毅汇报了当地红军游击队艰苦斗争和舍会山、瑶里谈判等情况。陈毅对他们坚持3年游击战争，拥有三四百人的武装力量，特加赞赏。当他们准备离开南昌返回时，陈毅考虑到边区党组织、红军游击队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加之国共两党长期内战，积怨太深，怕边区党员和红军游击队思想转不过弯来，便决定亲自到皖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根据地去一趟。

　　12月2日，陈毅从南昌经景德镇到舍会山。当他行经皖赣两省交界处石岭头时，受得皖赣特委派来的邹志诚等指战员的欢迎。并在他们的陪同下，来到崇山峻岭中的皖赣特委驻地——舍会山，住在郑士子家一栋两层楼房内。舍会山地处皖赣交界处，东西长80多公里，南北宽20多公里，有五六十个大小村庄星罗棋布其问。这里地势险要，交通闭塞，进可攻、退可守，是皖南、赣北的革命纽带。在舍会山，陈毅召开了皖赣特委会议，有10多位皖赣特委成员和游击队负责人参加。陈毅作了《国共合作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反复强调，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敌人的枪口对准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也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化敌为友，团结抗日，共赴国难。陈毅的报告，使大家认清了形势，开阔了眼界，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陈毅走后，皖赣特委立即广泛宣传“家庭不和外人欺，合作抗日得胜利”等浅显而深刻的道理，使大家捐弃前嫌，化解宿怨，不记旧仇，相忍为国。不久，350多位各地的游击队员来到舍会山集中，尔后，开赴瑶里一岩寺。

　　和合之光耀征程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集中安徽歙县岩寺的命令，各支队迅速集结。

　　临行前，各支队采取召开抗日誓师动员大会、张贴布告等多种形式，使广大指战员和民众抗日的观念更加提高，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坚定，保证岩寺集中参加抗战。同时，针对一些指战员存在的牵挂家属之啼饥号寒的情况，积极进行安慰家属的工作。不仅进行一般的宣传解释，而且协同政府执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法令，减免捐税等，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叶挺、项英、袁国平和邓子恢于1938年，联名发出《新四军将领致李正阳先生函》，称：“贵府李秧立同志在本军服务，随同全军出发抗战，为民族国家解放而斗争，此不仅贵府光荣，亦敝军之幸也。兹印发国民政府颂布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办法、救济请求书及本军证明等件寄来，接到望为查收，并将家属救济请求书据情填报，向贵处联保、区署请求优待，藉彰政府德意，聊申敝军微忱，特此函达”，更是佐证。为防备部队离开根据地后，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遭到意外，不少部队还设立留守处，留下一些素为群众信赖的军政干部，继续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从而，获得了指战员家属对集中部队的帮助，达到父勉其子、兄勉其弟，使其安心在新四军工作(战斗)之鼓励。

　　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除浙南游击队外)2400余人，在白土镇西边广场举行盛大的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应邀参加大会的既有中共闽粤赣省委负责同志，又有国民党龙岩师管会要员；既有上杭、永定、龙岩、南靖、平和等地的各界代表和爱国民主人士，又有白土、后田一带的群众，军民一共6000多人。大会由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主持，张鼎丞司令和省委及各界代表讲了话。不言而喻，这既是一次抗战的誓师动员会，又是一次和合大会。期间，还发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为出发抗敌告别父老书》，称：“今天为着祖国的河山，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子孙的前途，我们大踏步地向前线去和日本鬼子拼命了!”“告别父老书”最后慷慨激昂：“让我们向前迈进，让我们和全国的抗战力量团结成一条不可挣断的锁链，冲!冲!向前冲!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是新四军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的誓言，是新四军的英雄壮志，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3月1日，第二支队从龙岩出发(浙南游击队于3月18日从浙江平江山门出发，后编为四团三营)，开往岩寺。在此前后，第一支队第一团从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第二团从江西莲花县垅上神家村、大余县池江以及瑶里，第三支队第五团从江西铅山县石矿镇、第六团从宁德县桃花潜出发，都踏上进军岩寺的征程。

　　途中，部队利用各种机会，不同场合，广泛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据时任第一支队一团二营教导员伍贤榜回忆：“1938年2月，我们部队经过长寿街、刘阳东门、宦渡，到了宣春的慈化，沿途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及全面抗战的方针，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称赞，许多青壮年纷纷自动参军，在短短几天行军中，就有三四百人参加了我们的部队。”

　　当时，各游击区，“长途跋涉，远从江西的大庾、福建的龙岩，约二千里，需一月的行程，最近的也需七天行程，且饷额不足，粮秣不济，饱受饥馁；沿途又遭各省军事当局及不明大义分子，挟持其十年内战成见，不断无理的阻碍与留难。”

　　鉴于此，“在北上沿途，项英同国民党地方军政领导人进行有益的协商。”项英还针对第三支队六团一些人在途中逃跑一事，给开进的各团发出指示：“为了完成我们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和斗争迅速地克服我们的弱点。”他要求加强党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同时，他还提出“五个反对”，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意识，反对忘记了自己把统一战线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反对一切腐化堕落行为，反对自高自大认为劳苦功高，反对个人自由主义。”项英亲笔写下的这一指示，对从深山老林走向平原乡村城镇的红军游击队来说，是非常及时必要的。

　　为了和合，对于那些阻挠、刁难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顽固分子，新四军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应对。

　　绕过去，避免冲突。“赣南黄才娣之流，在瑞金雩都各地，进行军事拦阻，不准我军通过该地向指定地点集中，我们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的阴谋，在于故意惹起武装冲突，以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因此我们不上他们的当，情愿绕道通过，避免冲突。我们这种光明磊落的立场和态度，立即得到各界人士之同情与赞扬，使顽固分子反动派无法以售其奸。”

　　冲过去，防遭突袭。在江西慈化，团长傅秋涛接到项英通知，国民党有两个团在袁州，企图等我部队在那里下火车时，突袭消灭我们这支抗日武装。部队得知后，作了紧急战斗动员，在把机枪架在火车上的同时，做好司机的思想工作，到达袁州不停车，司机支持我们，火车终于飞驰通过袁州，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唱过去，应对蛮横。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从南昌移往岩寺的过程中，团员们在兰溪避雨，一股国民党军队蛮横无理，强行登上服务团车辆。服务团战士主动下车，以他们擅长的唱抗日歌曲的特有方式，迫使国民党士兵派代表前来道歉。叶挺得知后，称赞：“战地服务团为新四军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特殊时刻，我们要学会和友军搞好团结。这种主动让车的风格为我们新四军增了光，添了彩，是一种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自我的宣传。”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虽然沿途困难重重，“而且最大部分是徒步行军”，但都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唱着上前线的杀敌歌曲，热烈的顺利的向着皖南前进”“终于在4月10日集中完成。”部队分别住在岩寺附近的潜口、琶村和琶塘、西溪南。

　　岩寺集中，历经短短数月，就把分散的红军游击队凝聚在一起，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这“在历史上是未有过的事情”，是“任何其它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和合之光聚合力

　　叶挺是北伐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卓越领导人。抗日救国的共同心愿，使他们走到一起，分任新四军早期的军长和副军长(实际为政委)。他们资深望重，使新四军一开始就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并能迅速形成稳定的局面。

　　叶挺当新四军军长后，来往于南京、武汉和延安之间，疏通关系，争取经费，招兵买马。为使新四军军部安全、顺利移驻岩寺和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叶挺于1938年2月14日，率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秘书长李一氓、以及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军需处长宋裕和、电台台长廖昌林一行20多人，离开南昌，1 7日抵达皖南屯溪。他便前往第三战区，与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了新四军集中地点和经费问题。并发军长电，称：“关于各部队行动问题”。之后，前往岩寺，察看了周围的村镇，分配好集结后的驻地，选定了军队点验的场所，还落实了部队集结的给养等。

　　项英一贯保持着霄旰勤劳、忘我工作的坚韧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将自己薪金交公充用。爱战士、爱群众、忠诚革命、以身作则、惮竭心力。这在部队中建立了极深刻的信仰，使得指战员对我们的干部感到比我们的家属还要相亲相爱，使得他们宁肯抛开自己的家属，而不愿意脱离我们的部队。1938年2-3月，项英利用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情况熟悉的优势，迅速组织力量，分赴各游击区，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整编的方针、政策。自己则亲赴“湘赣、赣南集中部队”，做深入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使根据地的军民认清了“我党由抗日反蒋转向联蒋抗日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岩寺集中前的准备工作。

　　4月4日，新四军军部移出南昌，5日到达岩寺，设在荫山路的金家大屋。金家大屋坐北朝南，北靠丰乐河，南依岩寺老街，是典型的清代末期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叶挺、项英均住此处。岩寺集结，可谓是名将云集。他们中有叶挺、项英，有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还有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正副司令员陈毅和傅秋涛、张鼎丞和粟裕、张云逸(兼)、谭震林。

　　4月中旬，军部在鲍家祠堂召开军直及三个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项英主持，他对新四军在岩寺应做的工作作了部署。叶挺作了充满激情的讲话。他说：“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高山，大家都不畏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折了回去。今天党中央如此信任我，让我当这个军长，使我有机会向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道战斗。今后，我一定坚决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在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的各位帮助下，坚决抗战到底!”

　　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岩寺集中后，“点验”就提上了日程。叶挺、项英都十分重视、认真部署，亲历亲为。叶挺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及点验官员极力周旋；项英及政治部着力安排和调整人员，明确各单位专人编制花名册。4月20日是“点验”之日，清晨5时lO分，新四军直属队就早早集合在文峰塔下，进行最后的操练。在直属队紧张操练之时，各支队也陆续到达。当“点验”官员，顾祝同的全权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来到岩寺时，新四军整队欢迎，叶挺身穿中将服陪同他登上风山台(现称点将台)。一声令下，一列列方阵缓缓从台前经过。罗卓英同叶挺都是中将军衔，且是广东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称得上是“将对将”。叶挺利用这种优势，机智地回答提问。如“点验”官员提出：新四军士兵体弱的多，缺乏训练、装备差等问题。叶挺时而恢谐，说：“他们个个都是下山虎”；时而幽默，希望“点验”官员回去美言，请顾长官(顾祝同)帮助解决装备问题；时而干脆利落，“缺乏训练，可以补课。”“点验”从早晨直至中午。半天“点验”，一次成功。全军共10329人，比新四军整编前增加了4000人左右，足见新四军的合力。

　　在大干世界里，一切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矛盾。1938年10月，叶挺离开军部出走。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得知后，为了叶挺和项英和谐相处、合作共事，千方百计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并约叶挺到重庆面谈。在重庆，周恩来和叶挺进行了多次谈话，他们推心置腹，使叶挺深受感动，表示愿意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握着叶挺的手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偕同叶挺从重庆飞抵桂林。18日，沿湘桂线北上，然后沿浙赣线东进，抵江西樟树镇下车，尔后乘车经上饶进入徽州。

　　在岩寺，周恩来和叶挺会见了当地驻军。

　　路经黄山，周恩来和叶挺下榻桃花峰麓的居士林(古祥符寺旁)，此为民族式二层楼，造型素雅古朴。门前有座小补桥，横跨汤泉溪，连接古祥符寺与温泉。游人登山过此桥，可小补揽胜之兴，故名。清代画家石涛屡游黄山，曾题：“游人若宿祥符寺，先去汤泉一游之。”和“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的名句。由此，联想从周恩来委任叶挺当独立团团长，到南昌起义中患难与共；从叶挺欣然应允周恩来委托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到周恩来为改善叶挺在新四军的工作地位而操劳。一路走来，周恩来器重叶挺、钦服叶挺，叶挺敬重周恩来，这不正是在火热斗争中，凝结成的最真挚的兄弟般的战友情谊吗?这次周恩来为探望在此养伤的同志，而挤出时间来黄山。当他来到小补桥头眺望，但见两岸群山苍翠，奇峰磊落；桥下汤泉溪水，奔涌而下，轰鸣如雷。面对祖国“大好河山”(刻在古祥符寺对面的崖壁上，字经2米)，无疑心潮激荡。那时，周恩来目光炯炯，容光焕发，一身戎装，分外雄健。叶挺抓住瞬间，迅即摄下了一个难忘的镜头。如今，《周恩来同志在黄山》这幅照片，已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周恩来在黄山的真实故事，也已成为黄山乃至世人心中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往返太平县三门村，周恩来先后于2月22日和3月15日，二入开明士绅刘敬之家歇息、攀谈，并欣然为其父子题词：缓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  为群众倡。题词使刘家深受鼓舞。不久，刘敬之的儿子刘旭初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

　　2月23日，他们到达云岭后，周恩来耐心地同项英长谈，做好“将相和”的工作，使一段时间内，“大家相处得也还和谐。”

　　和合之光映民心

　　岩寺距皖南重镇屯溪(今为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只有16公里。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上海、南京等江南大城市沦陷后，包括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在内的江、浙、沪、皖的一些党政军机关，内迁屯溪，加之不少沦陷区难民纷至踏来，使屯溪成了俗称的“小上海”。岩寺离屯溪近，又是一块“小盆地”，因而这一带，也就驻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刘湘部和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鉴于此，这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加之，以往国民党对共产党及红军的恶意宣传，社会上的误传，致使民众也有误解。

　　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乍到岩寺集中时，有的民众怕接近部队，有的还躲着藏着，存在戒备心理，且这一地区抗日氛围也不浓。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部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深入民众。只有深入民众，才能了解民众。部队指战员就近来到群众中，进行成立新四军，集中力量，参加抗战的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新四军过去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现在与人民的利益依然是一致的；新四军过去一贯表现为国为民，现在岩寺集中，开赴前线，抗击日寇，也是为了救国卫民。从而，使民众对新四军有所了解，有所同情。王村一酒坊老板，家里住了新四军后，开始不敢露面，一切都由帐房和新四军接洽，后来他逐步了解了新四军的性质和宗旨，消除了疑虑，还带着子女来见驻地部队同志，主动让新四军参观他们酒坊。

　　宣传民众。战地服务团是叶挺亲自“点将”，由北伐时曾任第三军军代表的朱克靖任团长，团员是来自四方的一批知名文化人、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归国华桥、知青。成立之初，共100余人。1938年春，新四军在岩寺集中期间，各支队的宣传队、服务团编入，人数增至200人左右，编为7个队，设有戏剧组、绘画组、歌咏组、通讯组和民运组。这支被誉为“以宣传抗日为己任的铁军轻骑兵”，一到岩寺，就贴标语、绘墙画、散传单，把抗日的氛围搞得浓浓的；战地服务团还和第19集团军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把群众抗日的热情提得高高的。新四军还在岩寺一带办起了农民夜校，为学生提供书簿笔墨，让大家读书识字，讲抗日救国之理，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等革命歌曲。

　　服务民众。江南四月，正是春耕大忙时节。新四军三五成群地分散到农户，帮助乡亲们犁田、插秧和干其它农活。若发现民众的疾苦，也尽力帮助解决。一次，叶挺在岩寺街旁，发现有个孤老太太汪五婆，身患肺气肿，无钱医治，生命垂危。叶挺立即找来一位军医，上门为他治疗，自己还登门看望，送上鸡蛋。在叶挺的关心和军医的精心护理下，汪五婆终于恢复了健康。她含泪到处说叶挺军长的好，并给军部送上一篮新鲜的红嘴绿鹦鹉(当地人称菠菜的别名)。这个故事至今依然为岩寺的老百姓所传颂。

　　赢得民众。1938年4月，中共皖南特委在潜口重新建立，李步新任书记。他们在领导皖南地区党组织，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期间，有二三十位爱国青年，踊跃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救亡之路。在新四军岩寺集中后，“七政”训练班在培养大批速成干部，为抗日救国输送骨干力量上，继续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在新四军的帮助和影响下，应运而生的青救会、妇救会、农抗会和工抗会等各种抗日团体，在积极宣传抗日的同时，在劝募筹款捐物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38年4月，中国红十字总会交通股正副主任金芝轩、田萼芳(均为爱国民主人士)到皖南视察，受到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叶挺代表军部聘请金、田两人，为新四军交通、卫生顾问，并向他们发了聘书。他们欣然从命，还将两辆新救护车和一辆轿车捐献给军部，并表示将继续支持新四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煤业救护队，有120多人，随带卡车23辆、救护车2辆，是一个群众性的救亡组织。这次在接运红军游击队下山到岩寺集中和完成新四军军部移驻岩寺的任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8年4月，他们在岩寺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从民众对新四军的不了解，到与新四军心相连；从岩寺地区抗日氛围不浓，到抗日热情普遍高涨，无数活生生的事实表明，这是和合之光映衬下民心的真实写照，也是一部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和谐交响曲。

　　和合之光壮军威

　　“兵者，国之大事矣”，新四军军部领导深知这一真理。在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陆续到达岩寺地区之后，叶挺和项英等军部领导便穿行于潜口、琶村、琶塘和西溪南之间，亲切看望来自四面八方的指战员。叶挺在听取各团汇报时指出：“你们这里都是红军老骨干，将来发展起来，都可以当干部带兵。要安排时间加紧训练，提高技术战术素质，掌握与日本人作战的本领。”这些温暖人心而又切合实际的讲话，对刚从深山老林走出来的红军游击队来说，既是莫大的鼓舞，又拨动了提高部队素质的急切心弦。

　　叶挺深知部队缺乏平原作战经验的弱点，一方面亲自讲解“四操”、“三讲堂”的制度；还主持召开营以上的干部会议，请罗卓英讲抗战的经验教训，使大家了解日军的战术，熟悉日军的作战特点，学会水网地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另一方面，在操场上，叶挺身先士卒，指导指战员操练、打靶、刺杀和爆破，使大家的军事素质有所提高。部队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决心建成一支铁的新四军。

　　为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新四军在岩寺上渡桥，办起了皖南新四军修械所，其任务虽然只是修旧枪、配刺刀，但作为一个雏形的兵工厂，却一直伴随着新四军的壮大而发展，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新四军的前进方向，一直是项英深思熟虑的问题。l938年3月至4月，项英、陈毅两次致电党中央，称：“由于苏南敌后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比较陌生，准备派先遣队赴溧水地区实施战略侦察，了解与侦察前进的路线和作战情况，以便部队的开进。”4月24日，毛泽东回电，称赞甚妥。之后，军部迅速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团以下干部和各支队的侦察连，组成以粟裕为司令员、钟期光为政治主任，有400多人的先遣支队。先遣支队下辖三个连和一个短枪排，每连配机枪两挺、步枪数支、电台1部。电台队长江如枝、副队长廖肇权和军部机要员何凤山担任机要工作。先遣支队的任务是实施战略侦察，了解敌情，熟悉地貌，为主力跟进创造条件。4月28日，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和附近群众，在潜口欢送先遣支队出征。正是：“道一声远去，山峦峦，水依依，乡亲父老，夹岸长龙，鼓乐喧阗壮劲旅；祝它日凯旋，气昂昂，功累累，民族版图，千秋至圣，金汤永固显雄姿。”陈毅还先行赶到南陵，与驻南陵的国民党川军交涉，为先遣支队疏通前进道路，并送他们越过日军芜湖至宣城的封锁线。6月8日，陈毅率第一支队与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在溧水县新桥会师。粟裕面对江南的山山水水，满怀深情的说：“四年前，我担任红军北上抗曰先遣队参谋长，进军皖南。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成立一个先遣队，挺进到江南敌后，迎来了方志敏在当时所预见的新形势：”雪压竹低头，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奇(齐)!“”军人生来为战胜“，军人最可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的精神。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在陈粟会师不到十日，粟裕率先遣支队在韦岗英勇伏击日军，一举成功，旗开得胜。项英在1939年元旦大会的报告中称赞：”这是江南第一次战斗的胜利。“

　　5月5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岩寺，向太平开进，于7月1日进驻泾县云岭罗里村。

　　各支队接到军部命令后，雷厉风行，都于5月中旬开出岩寺。第一、第二支队按计划挺进苏南，第三支队进抵皖南抗日前线。由于岩寺训练的时间相对不足，”在开拔的行军中，我们争取短小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政治的军事的训练；我们抓紧了机会，进行平原游击战的实习，沿途演习打骑兵的战术，练习了游泳、划船的技能等等；我们在实际行动上，在军队的良好纪律上，克服了一部分民众的不了解及错误认识，揭破了日寇、汉奸的一切造谣污蔑。“从此，这支诞生在日军大举侵华、国共合作抗日之时的新四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斗志和更加崭新的姿态，驰骋在大江南北，活跃在江湖河汊，”打日本，救中国“，独立支撑半壁河山，成为坚持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华中人民的长城“(语出毛泽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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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军史资料》，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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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解放》，1939年，第83期，第84期。

　　11《叶挺传》，327页，332页，30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2《抗敌》，1939年，创刊号。

　　13《黄山日报》，2007年3月26日。

　　14《皖南星火》，第1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