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的成立大会。这是新四军首次军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五十余人。军部设在汉口大和街26号。1938年1月4日，项英率军部离开武汉，6日到南昌，将军部设在书院街高升巷张勋公馆。军部机关人员逐渐补充，开始开展工作。4月5日，军部由南昌移驻皖南歙县岩寺。这时军部机关已经比较健全。5月5日，军部离开岩寺，移驻太平县麻村。26日，移驻南陵县土塘村。8月2日，军部移至泾县云岭村。自此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一直驻守云岭。

　　新四军军部驻扎皖南接近三年的时间，对新四军的组建、发展、壮大，对全国的抗日形势，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干部培养、医疗事业、文化建设方面有重要的历史功绩。1944年10月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的社论中说：“单拿新四军来说罢，它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1944年是抗战进入反攻的阶段。新四军拥有了18万主力，50万民兵游击队，占据了长江流域至黄河流域间的大多数地方，谓为“长城”是恰如其份的。新四军发展壮大至此，与初期在皖南的整编与扩展是分不开的。

　　一、军部在皖南完成了对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集结整编，组建了一支正规的军队

　　军部在南昌就已经开始了对南方游击队的整编，至4月，全军集中了10329人，枪6200支，分为4个相当于旅的支队。其中第一支队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辖第三、四团，2100余人。第三支队辖第五、六团，共2200余人。第四支队3100余人，辖第七、八、九团及手枪团、直属队。合计共10个团、1个直属特务营。新四军军部按照国军的建制设置八大处，并设置了独具特色的几个部，分别是：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兵站处，军法处，政治部，组织部，宣传教育部，民众运动工作部，敌军工作部。另有后方留守处及政治处。军部将八省分散且失去联系的红军游击队安全集结并整编成功，是一项困难且意义重大的工作。自1938年2月至4月，游击队完成了向皖南、皖西的集结。其中第一、二、三支队向歙县岩寺集结，第四支队在皖西霍山流波石童集结。4月20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率一批军官来岩寺进行“点验”。新四军集结完毕立即动手平整操场，开始了操练集训，游击队员开始转入正规化军队训练。

　　项英对于游击队的正规化改造认识很深刻，他总结了游击队的弱点，归纳为几条，主要是：第一，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使我们指战员惯于小部队的动作，而不熟练正规军的大部队行动。第二，养成许多不规则的生活习惯和作风，缺乏正规军的生活习惯。第三，由于在各个独立的斗争条件下，使小团体观念和本位主义的发展，缺乏大团体的精神和协同一致的动作。第四，因处在经常战斗的环境中，不能进行教育和训练，使军事技能和战术素养都较落后。因此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正规军队生活，迅速使部队正规化，反对游击队的各种不好的习气．打破小团体观念和本位主义。

　　新四军的练兵从吃饭、睡觉、出操、队列训练开始抓起，天天出操．经常进行全营、全团会操。项英和延安派来的干部以身作则，剃光头，打绑腿，注意军容风纪，叶挺军长经常检阅部队。新四军建立了统一的规章制度。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收到明显成效。当年第六团团长叶飞回忆说，皖南练兵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改变成为正规部队的重要一章，揭开了挺进敌后胜利的序幕。”

　　二、新四军在军事上的成绩显著，对抗日正面战场贡献极大

　　新四军分布在华东、华中数省，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有如下分析：“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越重。”与周恩来这个总结相照应的是新四军在完成岩寺集结后，项英就发布了新四军的任务，他在《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中指出，“这个任务是什么?让我重说一遍，即是破坏铁路、公路及电线的交通，截击敌人的辎重，钳制更多的敌人于几个据点．打击敌人的少数队伍，发动人民坚持抗战，组织人民自卫的武装，实行坚壁清野，困厄敌人的给养和防害敌人，使它不能在掠夺中国资源，坚决打击为日寇作走狗的汉奸政治组织及军队。我们已在执行这个任务，我们继续执行这个任务，并且准备在战斗中锻炼自己，壮大自己，以便打击更大的敌人，不仅能作游击战，还能够作运动战和阵地战，一直在反攻，而且是反攻和克复我们的首都——南京！”

　　从这个战略出发，新四军组建伊始，就迅速向敌后深人，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做出重要贡献。最早深入敌后的是新四军的先遣支队。1938年4月28日，叶挺、项英从一、二、三支队挑选了200余人，组成先遣支队，在粟裕、钟期光率领下。从岩寺出发，经汤口、太平，直插青阳，进入江南敌后作战略侦察。随后，各支队相继开赴战场。5月初，陈毅率一支队从岩寺出发，经南陵、高淳到苏南茅山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5月中旬，三支队也离开岩寺进驻南陵、芜湖、宣城地区，然后转入铜陵、繁昌、南陵交界处抗击日军。7月，二支队分两路进入阵地，一部向当涂之东的小丹阳两侧山地进发：一部去芜湖、当涂以东至小丹阳之间的河网地区，分别开辟了江宁、当涂、溧水、宣城等抗日游击根据地。第四支队则在皖中、皖东开展游击战争。完成了各支队的战略布局，军部于8月初进驻泾县云岭村。

　　先期到达苏南的先遣支队很快有了胜利战果。6月11日先遣支队接新四军军部转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着请军派员一部挺进于南京、镇江间破坏铁道，以阻京、沪水敌，务于3日内完成任务。”军部决定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去执行这一任务。粟裕率部经3个雨夜急行军，于15日22时进抵下蜀街，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经过半小时的奋战，毁坏铁路、电线40余米，散发大量的宣传品后，使日军运输货物的一列火车出轨，京沪铁路交通中断数小时。17日2时，先遣支队冒雨至镇江句容段公路上的韦岗设伏，拦截日军小股部队。经半小时激战，击毁日军汽车4辆，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和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和军用品一部。韦岗战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此战不仅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而且开辟了胜利的先声。”

　　在新四军先遣队进入苏南之前，江北的第四支队与日军的交战中已先有胜绩。1938年5月12日，第四支队于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由巢县乘船出扰的日军，仅用20分钟的时间，全歼正在登陆的日军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20余人，缴枪10余支，新四军无一伤亡。这一仗规模虽不大，但此战是新四军建军后的第一仗，由此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首战告捷，军民振奋。之后，第四支队便在合肥至安庆、合肥至六安等公路上广泛出击，破坏日军运输，牵制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1938年，为配合正面战场上的武汉会战．新四军在江南敌后战场积极进袭。对日军的交通枢纽和据点进行打击。1938年9月27日项英关于新四军成立一周年纪念致叶挺等电称：“本军成立周年。幸赖全体指战员一贯为国为民之牺牲精神，不畏艰难，勇敢杀敌，在短期内获得初步胜利，配合了保卫武汉战斗。但不能以此自足．更须继续努力。”这一阶段新四军在卫岗、句容、新丰、下蜀、高资、东昌街、江宁车站、鸡笼山、永安桥，薛镇等地进行了大小数十场战斗，斩获甚众，日军受严重打击。9月至11月底，武汉战局吃紧之时，京芜、京沪国道不断被新四军破坏。日军不得不抽兵增援，进行进攻防御，将所有市镇交通要道分兵驻守，并采取分进合击办法，与新四军前后战斗共二十余次，均被新四军击败。自1938年5月至1939年3月10日，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场抗战以来，战绩及总共缴获有：战斗次数299次，缴获步马枪1924支，轻机枪48支，重机枪1支，炸弹24枚，步枪子弹10箱又51107发。另钞票、军用品不等。爆破汽车火车195辆，公路103里，铁路18里，桥梁89座等，敌方伤亡共3651人，俘虏日伪军共823人。

　　1940年10月12日，叶挺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的讲话中，总结新四军的战绩时指出：“自汉口成立军部，军部移到南昌，再移岩寺。江南各省部队在岩寺的集中，在岩寺的点验和训练，江北部队由鄂豫边出发，江南部队之进入苏南与皖南的敌后地区，以及江北部队之进入淮河敌后地区，从事于敌后的游击战，一直到现在，我们已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一千二百六十五战，基本上完成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光荣任务。整个的三年时间。是匆匆的过去了，时间是很快的，但我们并没有白白的过去。”事实上．除了军部在皖南三年基本保持了9000余人的规模，其他各支队都在敌后的活动中扩大了队伍。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皖南新四军军部几乎全军覆没，但是紧接着成立的苏北新四军新军部将原所辖队伍重编为7个师，总9万余人。若无前三年军部的运筹帷幄和对各敌后游击区、根据地的拓展，新四军无法在皖南事变后迅速壮大，无法在抗战的相持和反攻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更无法在解放战争时期取得胜利。

　　三、组建教导总队培养了大批干部

　　新四军组建之初，大批知识青年从沦陷区和海外回国参加抗战，他们需要培训才能成为职业军人，整编的原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战士和干部也需要系统的政治和军事教育以适应正规军队的素质要求，另外，收编的地方武装骨干和不断招募的新兵都需要进行军事和政治素质的训练。这时，新四军的基层干部严重不足，中共中央从延安陆续派调了一部分有经验的军事和政治干部。这些干部除了担任从军部到各处、各支队的管理和指挥工作，还高职低配，充实到严重不足的基层干部配备中。但这仍然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新四军创办教导队来培训干部。

　　新四军对教导队的建设开始很早。1938年2月，军部尚在南昌时，教导队第一期就正式开学了。当时有军事、政治各一个队。军部移歙县岩寺后，教导队扩大为教导营，辖3个连，学员达300余人，于4月23日举行开学典礼。教导队一直随军部转移，八月，军部至泾县云岭。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以军部原教导营为基础，扩建成为新四军教导总队。1939年春。教导总队进驻中村河两岸的各大祠堂，散落在中村远近的各自然村里，总队部设在中村。

　　教导总队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以毛泽东为抗大毕业证书上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座右铭，与延安抗大的培养目标和模式基本相同。教导总队下辖一至十三队，八队为女生队，十三队为青年队。自第三期末增设了两个大队部。第一大队为军事队，第二大队为政治队。学员在教导总队的学习时间一般为三个月至半年。在军事教育方面，主要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地形学、兵器学、正规养成，以及战术、技术的基础知识：在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过程中进行会操、夜间紧急集合、实兵演习、野外对抗训练等。教导总队对学员的日常生活管理要求极严格，进行集体化、军事化的管理教育。各队早操之后，就分散在小村河两岸，取水洗漱。寒冬腊月仍坚持破冰汲水洗漱。教导队的学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理论和军事技术，得到极大的锻炼。

　　至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教导总队共培养各类干部四五千人。这些干部后来成为新四军和解放战争时期重要力量．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1月，教导总队奉命随军部转移，在茂林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经过英勇作战，大部死在战场或被俘，损失惨重，后被迫停办。

　　四、建设了高水平的医疗机构，为军队和新中国的医疗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的医疗队伍建设起点较高，拥有高水平的医疗队伍。1937年叶挺军长到任之前，就邀请著名医学专家沈其震组建新四军军医处。沈其震于11月开始，从汉口、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教授推荐的医务人员名单中挑选了许多优秀的医生、化验师、护士。这些医务专家于1938年1月至3月先后到达南昌，这是参加新四军的第一批医务人员。1938年2月，沈其震处长在南昌宣布军医处成立。同年6月经过长征的戴济民老医生到新四军军医处任副处长。1939年，中国红十字会何鸣九教授派了第三十一医疗队和第六十七救护队，由田增基和刘宗韵医师率领来新四军工作。该队撤离时，队员郑岗、程贤家、谢芝瑞等参加新四军。这几次大的医务专家的补充为新四军军医处充实了力量。

　　在歙县岩寺，刚开办起来的新四军医院就建立了先进的管理制度。先后建立病历和医疗护理常规制度，如医疗护理记录，重伤重病特别措施，查房制度和病房管理制度。病房虽是祠堂茅舍，设备简陋，但工作正规，管理严格，环境整洁，受到第三战区点验官罗卓英的表扬。医院不仅为新四军的干部战士看病，也为当地百姓看病，为路过的国军官兵提供诊疗，得到军民的极高评价。军部移驻泾县云岭后，新四军在泾县南堡村设军部医院，称前方医院，有170张床位。又在小河口村设后方医院，有200张床位。前后方医院均设门诊部、化验室、手术室，能作一般化验，能够做较为复杂的手术，后方医院还设有小型的X光室和发电机，晚上手术室开刀有电灯。在皖南三年中，新四军军部前后方医院收治住院病人6000余名，其中治愈好转的占83％，三年手术1143人。史沫特莱曾赞扬新四军卫生工作“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

　　新四军军部医院通过卫生宣传教育，加强卫生检查，提倡竹水筒，推行公筷运动等，对军队干部战士的保健预防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疾病的预防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同时，军部医院又为各支队训练培养了大量的卫生干部。他们先后开办了6期卫训班和化验技术训练班，培养了200多名卫生干部。学员们分到部队和医院后，能很快承担起医务救护工作。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立即成立新的卫生部，沈其震任部长。新中国成立以后，沈其震成为国家医学建设的重要人物，历任大连医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可以说新四军军医处为抗战时的新四军提供了重要的医疗卫生支持，也为新中国的医学建设提供了人才基础。

　　五、开展民运工作，培养军民的良好关系

　　新四军完成在岩寺的整编后，军部到达云岭，民运工作就在邓子恢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的皖南基本没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只有一些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宣传活动。这里一直是国民党统治区，新四军如何开展民运，取得群众支持，站稳脚跟就成了重要的工作。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邓子恢首先发动战地服务团和宣传队，以话剧、歌咏、宣传画报等多种形式，在云岭附近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使命，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团结抗战。1938年5月，新四军的第一支民运队泾县茂林工作队组成，邓子恢从民运部、皖南特委、战地服务团中，挑选30余人由陈时夫带领，到茂林地区做群众调查和开展民运工作。工作队白天帮群众干活，晚上找群众谈心，经常开展讲演歌咏活动，通俗地宣传抗战主张。还通过街头演出、召开抗战团体联欢会，掀起民众的抗战热情和对新四军的支持。最有效的工作还包括发动群众成功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树立起新四军的威信。茂林工作队民运工作见成绩以后，通过群众团体和个人的关系逐渐向四周推进．以后不断地深入皖南、苏南新四军活动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新四军与驻地民众的关系紧密后，取得的支持很多，各地群众经常自发组织慰劳，主动要求加入新四军的也很多。皖南事变发生之时，突围的新四军将士一千多人就是在当地民众的掩护下成功转移到江北的。没有二年多来的成功的民运工作，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通过民运工作建设起来的当地秘密党组织活动还一直坚持到皖南事变以后，坚持到抗战结束，并且在解放战争中仍然发挥作用，直至皖南解放，可见当时民运工作的深入。

　　在皖南三年，新四军军部在培养民运干部的工作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四军政治部设民运部，军部战地服务团有民运工作队，各支队又有民运科，组织健全。这些民运干部先后被送到教导总队和江北、江南指挥部教导大队学习。邓子恢编写了民运工作授课大纲。亲自到教导总队讲课。提高民运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方法。正是因为建设起了一支优秀的民运干部队伍，新四军才能持续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民运工作，使人民与军队终始紧密相联，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六、重视文化建设，推动宣传工作并塑造新四军精神

　　新四军组建后，文化建设得到重视。一是在识字运动方面。“规定各级干部每天至少阅读两小时，每星期有学习讨论会，学习的成绩作为考核工作成绩的一部分；规定全体战士每天上课两小时，一小时为政治课，一小时为识字课。”在新四军当中开展的“五百字识字运动”达到的效果是半年以后．新四军里已经没有人不识字了，“识字五十个至百个以上，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各类识字班、扫盲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利用《新四军军歌》进行精神塑造。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这个提议得到一致的赞同。3月30日．由陈毅写出歌词《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集体修改定稿，发表在6月新四军刊物《抗敌》杂志上。歌词由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很快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成为“体现出我军一往无前、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战歌。”军歌在鼓舞士气、团结全军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新四军在戏剧、音乐、美术方面的创作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对抗战的宣传起到重要作用。战地服务团戏剧组所创作的《送郎上前线》等话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感染了许多皖南民众纷纷走人抗战队伍。他们所排演的抗战名剧《放下你的鞭子》也一样激起了民众的抗战决心。《新四军军歌》曾经由战地服务团美术组的画家们创作了《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约35篇，每幅手拓100份，配上漂亮的封面和衬纸．装订成册，送到国外作宣传。木刻画家赖少其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于1939年10月参加新四军，经常参加街头宣传画展，为《抗敌报》和《抗敌》画报提供画稿。音乐家任光也是新四军中著名的文化名人。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创作了《大地行军曲》、《打回老家去》等数十首极有影响的抗日救亡歌曲。1940年，任光跟随叶挺军长从重庆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在皖南的时间虽然不长．他的创作却得到了新四军指战员们的热爱。尤其是他最后创作的一首歌曲是《别了，三年的皖南》，当年冬天在皖南新四军全体将士中传唱开来。可惜在皖南事变中，任光不幸牺牲。

　　可以说，新四军的文化队伍是一支艺术高超，又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的优秀队伍。在皖南的三年，他们为提高新四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高度，为激励当地民众共同抗敌的决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是在皖南事变以后，他们中幸存下来的同志，依然在为国家和民族的革命事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