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陈毅兄弟瑶里相会

　　这次陈毅呆在瑶里期间，他的哥哥陈孟熙也闻讯赶到瑶里。陈毅生于1901年8月，名世俊，字仲弘，排行第二。他共有兄弟三人，长兄陈世禄，字孟熙，生于1899年10月；弟弟弟陈世勋，字季让，生于1905年。

　　陈毅自小与哥哥陈孟熙感情深厚。小时候，陈父就离家到重庆去谋生，在盐务局当缮写员。留下母亲带着兄妹几个，搬到成都牛王庙附近，靠父亲每月从重庆捎来的六块大洋，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在这里，陈毅和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一起在牛王庙高等小学（即现在的大田坎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1916年，陈毅又考进了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校址在成都包家巷。这所学校收的学费少，是一所传授新知识的新式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并派华工去欧洲参战。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急需劳工。1917年，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号召中国有志青年去法国，以工读方式，学习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民族危机意识不断加深，深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而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好符合了广大青年的求知救国的迫切心理。这个运动发起后，很快在全国获得许多青年的激赞。1918年春，在四川省地方名流的倡导下，成都也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贴出了招生广告。

　　此时，在家务农的陈孟熙看到这个广告后，感到重新上学有了希望，赶紧来到甲种工业学校找陈毅，把消息告诉他，动员他一起去考成都这所学校，以获得去国外求学的机会。这个建议得到陈毅的积极响应。1918年3月，兄弟二人一起考入了地址设在成都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一年，陈孟熙十九岁，而陈毅不足十七岁。因为留法预备学校是由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并赞助的，自己没有校舍，只能就近借设在成都脚板街的志成法政专门学校的校舍上课，并请该校校长张春涛兼任预备学校的校长。学校的具体事务由教育长冯一批先生负责。学校招了二百余名学生，成都人占多数，多数是富豪子弟；分为四个班，陈氏兄弟两人分在一个班里。

　　由于家境贫寒，陈毅兄弟每天早上在家喝一碗麦麸加红苕的稀粥，然后带着母亲为他们做的午饭――麦麸面饼，步行四里多路到脚板街上学。有时中午也在学校附近买一碗小面或两个锅盔以改善生活。如果用母亲偶尔给的几个铜板到皇城坝小店去吃一碗牛肉面，那就是难得的牙祭了。虽然相对于其他富家子弟，陈毅兄弟的生活境况比较差，但是陈氏兄弟二人并不气馁，而是相互鼓励，自觉地激励自己好好学习。有钱人家的子弟，多数是图新鲜，慕出国名誉而进校的。刚进学校时，那些人看不起陈氏兄弟的寒酸。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后，陈氏兄弟很快就以出色的成绩使别人另眼看待了。

　　1919年春，学习结束了。四川省督军熊克武、四川省长杨沧白宣布，只有结业考试进入前三十名的学生才可以享受省公费赴法留学。结果，考试出来了，陈毅为十三名，陈孟熙为十四名，兄弟双双高中，喜不自胜。考中公费后，按照地方风俗，有人用红纸写上录取名次报到家中后，陈母一面为儿子争了光而感到高兴，一面忍着离别的伤感为两个儿子准备远行的行装。

　　1919年旧历5月初四，陈氏兄弟和其他留学生一起，经简阳、泸州、重庆，到达上海。8月，在上海登上法国货船“麦浪”号，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孟买，到达法国。初到巴黎时，兄弟二人就一边学习法文，一边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不久，二人参加了蔡和森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和法国工人运动，帮助法国工人散发传单，和法国工人手挽手地上街游行，并抵抗法国军警的镇压。不久，兄弟二人还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组织的反秘密借款的运动。9月，兄弟二人都被当选为留法学生代表，参加了要求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遭到法国警察的逮捕，被诬蔑为“受第三国际操纵的暴徒”，被关押进里昂炮台。10月10日这一天，被捕学生组织了绝食，以示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抗议。就在他们被关押到第二十一天时，法国当局派大批警察来到监狱，宣布法国政府驱逐全体被捕的一百零四名学生代表。法国警察将被捕的学生一直押上了火车，开到马赛的码头，又押上一艘“波尔多士号”的船上，交给船上的一营法国军队看管，回到国内。

　　回国后，1922年，陈孟熙考上北京中法大学。但是不久又感到救国无门，毅然辞学，决定去找堂兄陈修和，商量投奔孙中山先生。而这时的陈毅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想动员兄长接受共产主义信仰。但是此时陈孟熙对于初建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将来能不能担负起打垮实力强大的封建军阀的重任，心存疑惑。李大钊得知后，劝说陈毅不要把兄长强留在北京。他让陈毅转告陈孟熙，回去以后可以向已经是早期中共党员的吴玉章先生寻求帮助。

　　陈孟熙找到陈修和后，他的主张得到赞许。陈修和是一个抱有“实业救国”爱国热望的热血青年。二人立刻出川，去找昔日的受业恩师吴玉章。不久，他们就带着吴玉章的亲笔介绍信，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黄埔军校开办武汉分校，陈修和、陈孟熙也随同黄埔军校生组成的部队开赴武汉。在他们的安排下，小弟陈季让考上了黄埔第六期。

　　几乎是同一时期，受中共之命，赴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陈毅，已转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在租用的民房里，陈毅四兄弟相聚。陈毅提出，中国革命只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有出路，希望两位兄长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孟熙对形势感到悲观，没有应允。

　　很快，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武汉的汪精卫也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排挤。 汪精卫撤销黄埔军校武汉军分校，勒令学员提前毕业。陈孟熙经征求吴玉章的同意，进入川军刘存厚部工作。陈毅和手足依依惜别，他再三强调：“为军阀，为蒋介石做事，是没有前途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只要我陈毅不死，只要你们不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你们若是想来找我，我陈毅绝对不会辜负手足之情。”

　　陈孟熙在川军刘存厚部很快显示出比较出色的才能，先后被委任为上校参议兼军官训导队第一梯队队长，刘存厚部驻京代表、川陕边防军驻京办少将处长等职。

　　1929年的夏天。陈孟熙调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上校处长。当过一年多蒋介石侍从副官的陈修和已改任龙华上海兵工厂政治部主任。他们二人都深切地关心陈毅的下落，经常在报纸上关注红色根据地的消息。

　　1929年3月下旬，大柏地战斗之后，陈毅带领新编的红四军第一纵队，驻在江西瑞金附近的一个地主家里。地主于两天前就携家眷逃走了。不大的书房里，四壁上糊满了报纸。陈毅很久都没看到过报纸了，他喜出望外，捻亮煤油灯，凑上板壁阅读起来。没想到，居然在1月份的“新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孟熙”。此时的陈孟熙已是刘存厚的少将兼驻上海的代表。意外得知胞兄的消息，使陈毅感到惊喜。

　　8月间，中央苏区接到中共中央来信，要求红四军派人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红四军决定派陈毅去上海。陈毅离开江西根据地，潜到厦门，在厦门候船去香港转上海时，他给陈孟熙发了一封快信，告诉了大致的船期。

　　8月26日，一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化装成工人的陈毅正准备挤进最杂乱的人流里混下船去，陈孟熙和陈修和一派西装革履，胸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徽章，登上船来。“共匪”陈毅跟着他们顺利通过稽查口，驱车来到福州路的新苏旅馆。陈孟熙已在一层包租了一套房间，让陈“共匪”住里间，陈少将住外间，陈修和虽然回兵工厂，却也常去关照。

　　事也凑巧，不久堂兄陈世泽、胞弟陈季让也到了上海。而是，五兄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照：陈毅身穿长衫，立在正中；右边是西装笔挺的陈孟熙和陈修和；左边是穿长衫的陈世泽和穿中山装的陈季让。

　　陈毅在上海待久了，不安全的因素也就增长了。陈季让、陈世泽到上海后，住在汉口路德义原商号。陈季让粗心，把兄弟五人的合影竖在书桌上，有位国民党方面的同乡来访，一眼认出了陈毅，忙问：“陈毅到上海来了？”陈季让忙说：“路过上海，到北方去了。”还有一次，陈毅的老同学周光炜在上海电车上看见在马路上走的陈毅，就去问陈修和。陈修和硬说是周光炜看花了眼。于是，陈毅被转移到法租界一座教堂的后院，在密室里“禁闭”起来。“禁闭”期间，陈毅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完成了党中央交代的任务，返回江西根据地。

　　和陈毅分手不久，陈孟熙便进入了陆军大学特别班。未及毕业，抗战爆发，他被派往四川，担任上校团长。1937年冬，他奉命率部出川，和日军作战。他所在的部队与日军在江苏昆山激战，战斗不利后他率部退往安徽芜湖。可是，不久，他突然接到何应钦的电文，命令他将部队交给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领，剥夺他的领兵权，保留他的上校职衔，要他在安徽歙县暂住。

　　在安徽歙县，陈孟熙意外遇到军校的同窗、战地服务团团长胡兰畦。听胡兰畦说陈毅此刻正在景德镇瑶里，而是陈孟熙通过胡兰畦接通与瑶里的电话联系。

　　1938年春节后不久，陈孟熙从安徽坐轿子，带了六七个卫兵来到瑶里。兄弟相见，二人一起同住在红军游击队驻地敬义堂。兄弟久别重逢，既有家事要说，又有抗战大事要商量，一直说到深夜。

　　第二天，陈毅在吴家祠堂召开欢迎大会。会上，陈孟熙站在祠堂的戏台上作了发自肺腑的讲话。他说：“我和陈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过去国共打了许多年的仗，现在日本鬼子打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不和，家庭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间要团结，国共两党要殊途同归，共同抗战，枪口一致对外。”等等。陈毅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台下军民深受鼓舞，报以热烈的掌声。

　　几天后，陈毅要回南昌。陈孟熙提出随陈毅到南昌。长途奔波劳顿，加上前一段的征战，陈孟熙到了南昌就病倒了，后来又转为伤寒，被送进医院。这时，小弟陈季让也从四川赶到了南昌。他特意给几年没见的二哥带来一件行军打仗时可以御寒的皮衣。

　　陈毅稍有空闲，就来到医院探望，和他们谈心。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也和陈毅一起来看望陈孟熙，他感叹说：“在国共双方中，有着骨肉亲缘关系的人不少，但像你们兄弟这样以诚相见，以情相待的却不多。”

　　陈孟熙康复后，要回四川去了。项英坚持为他和陈季让设宴饯行。在宴席上，陈毅向陈孟熙敬酒说：“我送大哥几句肺腑之言。虽然人各有志，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心里都要有民众，不要做有损于民众的事情。抗日不依靠民众，等于没脚的螃蟹，寸步难行。”

　　后来，陈孟熙投考了陆军大学，但是在抗战后期，陈孟熙不满蒋介石的专制，辞掉职务，回到家乡。在朋友资助下，他在重庆东水门外开了一家名叫“晋昌祥”的小旅馆，取义仿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之意，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着内战形势的恶化，大量的旧上司、旧同僚，以及亲朋故旧，都知道他上过黄埔军校，两次在陆军大学深造、又是共产党高层人物的胞兄，于是纷纷跑上门来，力劝他再次出山，“保境安民”。四川当局为了收买人心，通过他的旧日师友同学几番相邀。于是陈孟熙重返军旅，重新穿上了军装，先后出任师参谋长、高级参议、师管区少将副司令等职。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三大战役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南。这时，陈孟熙广泛联络川军同仁，12月在四川乐山率部起义。解放后，陈孟熙作为起义将领被安排在上海工作。这时陈毅出任上海市长，兄弟二人再度聚首，共话祖国建设大计。上述这些是后话。

　　1938年2月底，由皖浙赣红军改编的新四军第1支队2团3营在瑶里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上，李步新作了动员报告。此时，皖浙赣省委抓住有利时机，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宣传和动员群众。先后组织了几支宣传队，分别在祁门、休宁、至德、浮梁、婺源、景德镇等地，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特别是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抗敌御侮。祁、休、浮、婺地区的群众踊跃而来，杀猪买酒慰劳部队，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感人场面，短短十几天就扩军200多人，使部队规模由整编前的300余人发展到500余人。

　　改编时，国民党当局规定，新四军不能公开招兵。皖浙赣省委便采取一个人同时用几个名字的办法。这样做，既便于造声势，也便于招兵。

　　新四军第1支队2团3营在瑶里整训期间，还加紧对指战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在政治上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思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针对部队思想作风上存在的游击习气，自由主义，军纪不严，组织松散等不良倾向，展开了批评，要求指战员们自觉加强纪律观念，树立良好的革命军人作风；在军事上着重提高射击、投弹等技术，以及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以适应抗战要求。

　　陈毅在瑶里期间，还主持召开了三四天皖浙赣省委会议。皖浙赣省委提出把武器全部带上前线。有些同志对此想不通，认为不能把坚持几年才保存下来的武装全部带走，万一将来搞不好，还要上山打游击。于是有人提出，要把一部分好的武器留下。陈毅耐心地进行了解释与答复，答应可以留一些人作群众工作。会议最后决定，可以留下少数的短枪，留下一些人做群众工作。随后，游击队在棕里设立了一个修械所，请来焦立德，安杰斋等七八位会修枪械的铜铁匠，由汪振中带领，把几百条埋藏的枪挖出来，修理好后分发给前来参加新四军的战士。

　　为了在部队改编后，能对残废人员与红军烈属、军属进行联络和安置，并对地方党的工作进行妥善的安排，皖浙赣省委经过研究，决定除了在景德镇设立新四军办事处外，在瑶里也设立留守处，李华楷为主任；在都昌也设立一个留守处，田英为主任。在地方党组织方面，建立祁浮婺中心县委，江天辉为书记，李华楷为组织部长。都湖鄱彭的中心县委书记，由田英担任，后来又任命刘毓标担任新四军1支队政治部总务科长，王丰庆担任1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