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他一生战功显赫、高风亮节，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创立了不朽功勋。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被无端扣上所谓“个人主义”、“里通外国”等帽子，与刘伯承、肖克等同志一起，受到批判。1994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经江泽民总书记审定的文章，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为1958年粟裕同志遭受错误的批判郑重地做了结论。

　　然而，2009年出现了一部未经军委、总政批准立项和审查的名为《彭德怀全传》的书，作者在描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情节中，以“或许”、“大概”、“可能是”的主观臆断和似是而非的材料，杜撰出粟裕同志“因三次‘擅权’受军委批评”的说法。为了还原历史真相、维护中央军委的正确结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乐时鸣、恽前程和张剑、徐充、朱楹、鞠开、秦叔瑾等7位老同志联名撰写了“纪念粟裕大将”一文，对所谓“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忽视外事纪律”、“越权调兵”的真实情况，作了有理有据的澄清，发表于2013年2月3日的《新民晚报》。

　　令人惊诧的是，3月6日上海《报刊文摘》却刊登了题为“建国后，粟裕因三次‘擅权’受军委批评内幕”的文章。此文一经发表，即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新四军老同志中引发了强烈的共愤，并在读者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恽前程、朱楹同志遂于3月10日致信《报刊文摘》编辑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提出质疑。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召开会议，研究认为，对于违背历史事实、违背中央精神的文章，必须履行研究会的责任和义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3月22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致函上海市委、市纪委，反映情况，提出《报刊文摘》致歉并纠正错误的要求。

　　上海市委、市纪委领导同志收到信后，作了明确指示。主管主办《报刊文摘》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极为重视，指示《报刊文摘》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纠正错误，认真汲取教训。5月15日，《报刊文摘》主编专程来京，为《报刊文摘》的工作失误，向粟裕同志的亲属表达了诚挚的歉意，并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和粟裕同志亲属共商确定了纠正错误、消除影响的措施。

　　5月24日，《报刊文摘》刊登了题为“粟裕老部下驳‘三次擅权’说法”的文章。全文如下：

　　1994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经江泽民总书记审定的文章，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为1958年粟裕同志遭受错误的批判郑重地做了结论。然而，近些年有人不顾事实，写了所谓“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文章（本报3月6日曾摘登）。《新民晚报》刊登粟裕大将老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乐时鸣、恽前程、张剑、徐充、朱楹、鞠开、秦叔瑾的文章，披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1.所谓“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

　　解放金门、马祖，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决策。1955年2月底到3月初，粟裕邀集各总部、海空军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争取于1955年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彭德怀于3月9日批示：“同意先打马祖部署。”

　　1955年6月18日，粟裕与陈赓副总长一起，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指出：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充分准备，确实进行。这次会见谈话，工作人员没有作记录，结果造成与会者记忆误差，引来一场风波。

　　彭德怀于7月8日召开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粟裕和陈赓在会上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同志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事情到此本已澄清，可是会议纪要不顾粟、陈二人的说明，仍然在注释中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这个会议纪要，经彭德怀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批示。7月13日，毛泽东在这个会议纪要上批示：“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1955年8月31日，粟裕写出《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报彭德怀副主席并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如实报告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同时说明会议纪要中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彭德怀阅后批注：“已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粟裕同志。”同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后“退毛”。一场风波，终于了结。

　　2.所谓“忽视外事纪律”

　　1954年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以后，总参谋部等各总部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但是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当时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军委办公厅同时也是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一个机构三块牌子。究竟哪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文电用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名义发出，没有明确规定。总参谋部起草的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批评。总部机关部门感到难以适从，因此，中共中央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从1955年到1957年，总参谋部先后5次拿出条例草案送审，都一次次被打回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并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人家”不言自明，就是指苏联军队。

　　1957年11月，粟裕参加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粟裕利用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提出希望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的资料，简要介绍了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和关系，说他们的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没有什么分工问题。几个月之后，苏军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据随行翻译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这件事，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告洋状”，“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又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这些大帽子如今早已被掀掉了。

　　3.所谓“越权调兵”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规定，粟裕是十分清楚的。1951年12月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就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1958年2月，粟裕提出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基本同意第二方案。根据军委会议的决议，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没获同意，又改用国防部名义，仍被打回，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总参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意在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定了。最后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就是说，这个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是根据军委领导指示起草的，这个电报既未上报中央，也未下达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草稿。这样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怎能成为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凝聚正能量、实现“中国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