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喻家顺。1942年我年仅16岁时参加了皖南游击队，后编入新四军。1943年，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因为作战勇敢多次立功受奖。解放后，历任旌德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纪检书记、副县长、政协副主席等职。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两次战斗，就是在宣城的孙家埠一带抗击日本鬼子。

　　3颗子弹

　　1943年秋，我们班13个人在吕辉的率领下，在宣城孙家埠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们采取的战术依然是游击战，昼伏夜出，与日伪军展开周旋，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搞得他们头晕目眩，很伤脑筋。

　　一天下午，我们一行在孙家埠的一位老乡家休息。那时的农家住房很低矮，房子都有前后两道门，门前种了枣树或白杨树，还挖了用于生活和灌溉的大水塘。同志们在屋里歇着，吕辉悠闲地刮着胡子，我坐在门口的树下，一边搓草鞋绳，一边望风。

　　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不远处的田畈里有一群日本鬼子兵，还有扛着机枪的朝我们奔来。我丢下草绳，转身进屋报告情况。

　　吕辉说：“狗日的，来得真不是时候，害老子胡子都没刮好！”他一面说着，一面命令大家赶紧从后门撤退时，顺手从弹夹里摸出3颗子弹给我说：“小矮子，就看你的了！”

　　我的外号叫“小矮子”，是因为那时候我长得瘦小。吕辉的意思我完全理解，这种情况下，敌我军力悬殊，硬拼是要吃亏的，撤退迂回战术是我们此时的唯一选择。我收下了这3颗子弹，就是接受了阻截敌人、掩护战友们安全撤退的光荣任务。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意味着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深知3颗子弹的用途是“1颗给敌人的机枪手；1颗给这班敌人的小头目；最后1颗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留给自己。”

　　我端着枪，子弹上膛，趴在门前的石墩旁。

　　敌人越来越近，他们在门前水塘对面的土埂上停下来，我听见他们“咿哩哇啦”地叫着，可能是在布置兵力。果然不出我所料，敌人一字排开，只见大个子机枪手从肩上放下机枪，正准备架设，我果断地射出第一颗子弹，机枪手应声倒地；接着，我瞄准哇哇叫的那个像小头目的敌人，一枪击毙了他。趁敌人乱成一锅粥，我一个翻身，跃进大门，从后门溜走了。敌人的枪声像放爆竹一样在我身后“啪啪”作响，我心想，这是在欢送我呢。

　　赶上队伍时，我骄傲地亮出最后一颗子弹，吕辉说：“小矮子，好样的！”

　　12匝钞票

　　一天上午8点多钟，20多个日伪军突然闯到了我们所在的孙家埠的一个村庄进行围剿。这是不常见的现象，也使我们感到意外。

　　吕辉果断地说：“就地跟他们兜圈子，运动中消灭敌人！另外，跑动的时候，除了武器，身上的东西能甩的一起甩掉，包括钞票。”那时，我们13个人，每人身上都有一匝从敌人手里缴来的钞票，那是用来生活和购买军需的必要资金，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丢的。听到命令，我们约好集合地点后，迅速分开。

　　我跑到小巷里，遇到一个胖伪军，他一面追我，一面大叫：“你个死小鬼，还不乖乖停下来缴枪，要让老子逮到了，扒了你的皮！”他追得紧，我跑得急，腰里的钞票的确很碍事，趁他不注意，我就顺手掏出钞票甩进一家农户的院墙里，这下轻松多了。跑到小巷尽头，我一卧倒，一个翻身，举枪就把那个胖伪军击毙了。

　　那天的“运动战”打得很漂亮，也打得很艰苦。从上午8点多一直打到下午1点多，整整打了5个多钟头，可收获也不小，总共打死了日伪军十几个，直到把他们赶出村庄。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在预定的地点——一个农户家集合，同志们陆续地到来了。吕辉清点人数，哈哈，13个，一个都不少。我苦着脸说：“可惜，把钱丢了。”其他同志也说：“带了钱跑，真是不方便，我们也都把它丢了，是可惜了。”吕辉说：“人在，还怕弄不到钱吗？不管这些了，大家赶紧吃饭。”

　　吃过晚饭，有人敲门，我们一下子警惕起来。打开门，只见门口站了好几个老百姓，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吕辉说：“大家都进来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