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革命行动

　　1948年底，刘奎为了解决越冬粮食和布匹问题，亲自带领游击队员下山，上门到地主富户家去借。

　　这天，刘奎带着排长潘日行、队员罗树清，来到大里坑，找到地下交通员刘东升，请他带路，来到了歙县许村地主家。

　　刘奎对地主说：“游击队眼下生活困难，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借一些大米和布匹。”

　　地主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又害怕游击队，敷衍地回答说：“应该的，多少数字？”

　　刘奎毫不客气地说：“大米十担，每担一百八十斤，兰布、灰布各二十匹，我们给你打借条，明天晚上送到大里坑下平村。”

　　两天时间过去了，地主家一点动静都没有。

　　刘奎急了，对潘日行说：“你带几个人去，把他抓来。”

　　罗树清专门跑了一趟白地高甲，找到了我和程从信。

　　罗树清说：“明天，我到歙县许村办点事，请你们帮个忙。”

　　我、程从信当时并不知道罗树清是游击队员，但朋友说有事需要帮忙，就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潘日行带着罗树清、我、程从信和几个民兵，直接来到了歙县许村。

　　来到地主家，潘日行和罗树清二话没说，用绳子把地主绑了起来。

　　潘日行对地主家人交待：“大米增加五担，共十五担，蓝布、灰布各二十匹，明天晚间送到指定地点，货到放人。”

　　这时，地主急了，连忙说：“保证办到，保证办到。”

　　潘日行命人找来一副担架，两人一组，轮换着抬，将地主抬到了大里坑的下平村后，关押了起来。

　　完成任务后，我和程从信就地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从下平回到了高甲。

　　我们走后，地主家人来到下平村，找到潘日行，恳求地说：“稻子加工实在来不急，保证后天晚上送到。”

　　第三天晚上11多钟，地主家人按时将十五担大米和四十匹蓝灰两色布准时送到了大里坑下平。

　　大里坑下平村一带，是游击队过往里乐山的活动地。当晚，潘日行带领游击队员迅速将粮食布匹从下平村运上了里乐山。

　　加入游击队

　　这次行动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自己虽然藏东躲西、走南闯北，但始终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给人家帮工吃苦受累，与其这样牛马不如地活着，不如去打游击参加革命。

　　一次，我、程从信、董小三再次相遇，志同道合地商定：一起参加游击队，去打游击。

　　我先找到罗树清，谈了自己的想法。在罗树清的指点下，我又来到高甲，找到了潘日行。

　　1949年正月底的一天，潘日行带着我、董小三、程成信，来到金坑，会见了游击队长刘奎。

　　刘奎亲切地问：“你们想参加游击队啊？”

　　三人异口同声说：“是！”

　　刘奎说：“游击队苦得很，饱一餐饿一顿的，在山上活动，冬天遭寒受冻，夏天蚊叮虫咬。”

　　刘奎接着说：“不过吃苦时间不会太长了，很快就要解放了。”

　　三人表示：“你们能吃得苦，我们也能。”

　　刘奎感到满意，吩咐潘排长说：“好好地把他们带好。”

　　就这样，我参加了游击队，开始了游击斗争生涯。

　　里乐山，去金坑不远，绩溪和太平的地方，离旌德和歙县也很近，处在四县的边缘处，海拔一千四百多米，山高林深，非常隐蔽，是当时刘奎游击队的秘密营地。

　　我进到游击队后，潘日行带我们到了里乐山。由于山高林深，我们是在地下交通员带领下上山的。

　　里乐山顶有一块大平地，有四亩多面积。大平地靠近山体的那边，有一间七十多平方米的茅屋，屋顶铺盖着杉树皮、巴茅和粽叶子，墙体是用毛竹、杉木夹起来的。屋内有一些床铺，也是用杉木棍和竹子搭的。茅屋附近二十米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小草棚，是厨房。为防火，游击队员们将茅屋和草棚四围的柴草铲得干干净净。

　　游击队员在里乐山生活非常艰苦，吃饭用的是毛竹筒做的碗，饮水需要用竹筒到半山腰水沟里去打。

　　国民党士兵经常清剿游击队，但里乐山隐蔽得深，敌人通常只搜索到山口，也就半途而归了。

　　刘奎战术灵活，白天深藏在里乐山上，昼伏夜出，巧妙与敌人周旋。

　　我们经常跟着游击队在夜间活动，奔赴旌德高甲、下洋直至泾县茂林等地活动。

　　大坞山突围

　　大坞山，山势陡峭，丛林茂密，海拔五百多米。

　　1949年3月中旬，刘奎带着夫人李发娣和我、程从信，四人从绩溪金坑翻山到太平去。途经谭家桥下岭脚时，被国民党暗哨发现，谭家桥乡公所联合太平县自卫队四十多人，前来追赶捉拿，扬言“要活捉刘奎”。

　　刘奎当时并不知情，来到大坞山脚下时，才从地下交通员那里得到消息。

　　这时，追兵离我已不到三百米。

　　刘奎立即命令程从信赶回金坑向潘日行报信，自己带着我、李发娣抢登大坞山。

　　刘奎对山形熟悉，领着大家径直就往山上跑。逃到山顶时，大家都已精疲力尽，一个个喘着粗气。透过丛林，我们看到，追兵由东向西，顺河而上，在山脚进行搜索。

　　傍晚时分，刘奎对我说：“天快黑了，我们得想办法下山，西面是悬崖，从那里下去比较安全。”

　　大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三人连滚带爬地从悬崖上一路滑到了山脚，顺着河沟的树丛悄悄上了路。每个人的身上都被巴茅、荆刺和乱石划得血迹斑斑。

　　大家不顾疼痛，马不停蹄地逃到汪家坞，甩开了追兵，在一座石桥上，刘奎从腰间掏出手枪，“啪！啪！”两响，向敌人示威。

　　脱离了危险，刘奎带领大家直奔汤口，安全地回到了金坑。

　　石门里脱险

　　1949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刘奎带着潘日行、我、罗树清、程从信等七人来到石门里板壁后，在地下交通员刘登书家里，开展动员工作，发动群众交公粮、制军鞋，为迎接大军渡江做准备。

　　七点多钟，大家正在吃晚饭时，一个望风的民兵前来报告：“太平县伪自卫队有几十人追来搜捕，离村口不到三百多米了……”

　　听了报告，刘奎把饭碗往桌上一丢，立即站了起来：“向后山突围！”我紧跟刘奎上了后山，刘登书一家四口也迅速跑出了屋子。

　　自卫队在刘登书家扑了个空，示威性地对着后山打了十多发子弹。一个自卫队员，两手端着长枪，朝后山方向追了上来。我和刘奎一起，靠近一棵大枫树下隐蔽了下来。

　　自卫队员蹑手蹑脚地探索着，离我们不到十几米的距离。

　　危机之下，我和刘奎利用茂密的柴草作掩护，没有被他发现。抓住时机，刘奎迅速地接过我手中的长枪，对准那个伪军扣响了板机，伪军当场毙命。

　　刘奎命令我说：“小叶，快去，把枪和子弹取来”。我迅速赶过去，利索地取下了伪军手上的枪和身上的子弹，不到半分钟就完成了任务。

　　最后，七个人集中到了山顶，大家都平安无事。

　　坐下来休息时，刘奎高兴地说：“我们胜利了”。

　　我兴奋地向大家介绍说：“今天，刘队长在危急关头，接过我的长枪打死伪军一人，缴获快枪一支，子弹二十五发。”

　　刘奎说：“小叶今天有功，当了我的得力助手。”

　　处决叛徒曹南生、王金龙

　　石门里刘登书家脱险后，刘奎当晚就将队伍带上了里乐山，隐蔽了起来。

　　刘奎考虑到：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再来清剿。

　　刘奎派程从信找到指导员李健春，一是请他们帮助弄点粮食和油盐上山，二是要他们赶来里乐山开个会。

　　第二天上午，程从信和李健春两人背了四十多斤大米、两斤菜油和两斤食盐，赶到了乐里山。

　　第二天下午，刘奎和李健春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

　　会议分析了当前斗争的形势，对在敌人清剿面前一些同志思想上产生动摇、有通敌行为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大家一致认为：板壁后情报员曹南生两面工作的可能性最大，谭家桥敦上的交通员王金龙也很可疑，但需要进一步调查证实。

　　过了几天，得到群众情报，证实了伪自卫队来板壁后搜捕游击队是曹南生将消息提供给敌人的。刘奎队长立即指示，在板壁后就地将曹南生处决。

　　曹南生被处决后，刘奎又带着我和董小三、罗树清三人，来到谭家桥敦上，准备找王金龙谈话，对他进行教育。

　　夜晚10点多钟，刘奎一行来到王金龙家门口。

　　罗树清前去叫门，王金龙睡意朦胧地嚷嚷说：“叫什么！明天搜山，我带路就是了。”

　　王金龙以为，是国民党士兵在叫门。

　　刘奎向罗树清递了一个眼神，大声地说：“带到门外去！”

　　罗树清一把抓住王金龙的衣领，将他拖到门外田埂上，就地进行了处决。

　　大军渡江旌德解放

　　1949年4月初，皖南游击队在战略部署上作了新调整，集中了部分游击队分兵驻扎在芜屯公路和绩溪、旌德一些交通要道路旁，阻击溃退的敌人，并策应保五旅起义。同时，为配合大军渡江，游击队在人员方面作了一些调整，刘奎领导的游击队和李健春领导的部分游击队员整合为一连，任务是直接策应大军渡江经芜湖至贵池一线。

　　我当时就在一连，连长潘日行，副指导员汪宗振，全连九十多人。

　　按照上级命令，一连于4月19日六时出发，4月20日四时左右抵达贵池，配合二野三兵团渡江。

　　抵达贵池后，一连按照预定时间准时剪断敌军的电话线，在敌军占领区放火堆为标记，引导民兵民工转移伤病员。

　　4月20日十点半，渡江战斗全面打响，百万大军强渡长江，一举摧毁了敌人的长江防线，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

　　策应渡江任务完成后，一连撤回到旌德清潭里一带，与吴文瑞率领的队伍在南关会合，接应侧应保五旅警卫团起义。

　　4月24日，保五旅起义部队和皖南游击队开赴县城，将国民党自卫队悉数缴械，国民党最后一任县长江靖六将县政府大印拱手相让。

　　5月5日拂晓，部队尚未开进县城前，残余的国民党自卫队被俘虏时，八九个漏网的士兵朝三溪方向逃跑，我所在连队迅速追击，快到三溪时，将逃兵捉拿缴械。

　　旌德全境解放后，旌德县成立了一连和二连两个县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