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缺乏武装斗争经验，但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尤其是经过和反动派的残酷较量，逐渐掌握了武装斗争的规律，转眼到了1943年，这时候的唐辉不但是一名高瞻远瞩的根据地领导人，同时也成为了运筹帷幄的军事指挥员了。

　　临危受命独当一面

　　皖南事变刚过去几个月，泾旌太中心县委就发动了攻打庙首谭家桥的反击战，自然宣告新四军在皖南保存了一支游击队伍。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要迅速去掉这个心腹之患。于是特务四处盯梢，乡村联保联防，更集中皖南的大部兵力，纠集地方自卫队，以10比1的兵力，清剿胡明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叫嚣，不出三月让游击队片甲无存。对于尚未恢复事变元气的中心县委，这样的形势十分严峻。

　　江北新四军总部对皖南武装力量的及时发来指示：长期隐蔽，积蓄经验，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时机大发展。

　　1941年10月，国民党63军对旌绩边游击根据地发动疯狂“清剿”，中心县委从黄高峰转移上金山。

　　唐辉临危受命，胡明任命他为旌绩县委书记，继续隐蔽在群众基础扎实的黄高峰，依然以王家庄为中心，独立开辟旌绩边区游击队。

　　旌德绩溪交界处，山势险峻，关隘繁多，易守难攻，历史上在这些要地建立了正式的守关工事，丛山关、翚岭关、嵇公关、新岭关、梅岭关、佛岭关、江南第一关、栈岭关……处处皆咽喉，这样的地势非常容易激发人的军事想象力，对于从湖湘雪峰山走出来的唐辉更有某种亲切感。

　　胡明和唐辉都在战地服务团学习过，胡明是非常熟悉唐辉的人品意志的：襟怀坦白，意志坚定，工作非常有魄力；思维敏捷，立场坚定，灵活机动有智慧。现在奇迹般地克服了近视眼的障碍，胡明确认唐辉可以独当一面去发展武装力量了，于是，把中心县委队伍中最得力的两员干部交给唐辉，他们就是王必达和王必英。中心县委转移，唐辉和二王兄弟，带着一支步枪，一把马刀，两颗手榴弹，暂时留守在群众基础最好的王家庄开展武装斗争工作。两个手榴弹，对于唐辉他们来说，就是在被敌人包围时，拉弦冲进敌群同归于尽的武器。

　　从没做过党员发展工作的唐辉，跟着二王兄弟，开始了探索建党建政和军事建设的第一课。

　　但是，皖南事变的创伤依然存在惨烈的后遗症，国民党对游击队的剿灭惨绝人寰，群众情绪普遍低落，认为游击队是“毛泽东不要的人”，是“冬天的竹笋出不了头”。对于从外地来皖仅仅两年的青年唐辉来说，开展发动工作是何其艰难。

　　刚开始的时候，唐辉只是以帮工的名义，和大家一起干活，融入山民中。

　　白天，唐辉和王必达等人勤快地劳动，还帮助住户打扫卫生，种菜。夜间，则串门聊天联络群众，尤其和青年人交朋友，逐渐被信任和依靠。

　　秋冬，因为王必达和王必英成为旌德县国民党悬赏通缉的要人，唐辉派遣王必英离开王家庄，到绩溪做地下工作，自己则和王必达坚守黄高峰，在王家庄、戴家坦等地坚持做群众工作。

　　他们几个人中，王必达是雇工出身，社会关系不多；唐辉不通当地语言，又没有游击斗争的经验。于是，由王必达出面，动员了当地的另外一名地下党员——小学教师汪树芝脱产，化名老鹰，专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才逐步地恢复了群众工作。

　　11月，唐辉等决定向绩溪四都发展，建立第二个立足点，更有利于和敌人周旋。唐辉首先派遣汪树芝到四都，通过胡学文的关系，发展了20多个党员，建立了点线关系。点线关系是皖南特委地下组织发展的特殊形式。以往的地下党组织，几乎是半公开的，一旦有叛变行为发生，大部分成员都暴露而牺牲。所以，胡明和唐辉在发展组织关系的时候，就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建立独立的点，基层的每个党员只知道自己的发展介绍人和自己发展的新成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牺牲的可能，也就更加被群众信任。

　　胡明又派遣李健春带武装来支援，到梧村行动，镇压了一个恶霸，震慑了敌人“清剿”行动的猖狂，给群众一颗定心丸：新四军游击队就在自己身边。

　　多灾多难的1941总算过完了，过新年的时候，仅仅是唐辉和王必英、王必达、汪树芝、等几个人坚持黄高峰一带的工作。依然还是那一条步枪、一把大刀、两颗手榴弹和一口小锅。由于情况紧张，白天不敢下山，常常连饭都吃不上，只好吃芋头，刨蕨根掘葛根。开展工作十分艰难。

　　1942年1月底，胡明再把王成信派到绩溪增加力量。

　　唐辉抓住春节拜年的习俗，安排王成信和汪树芝化装成拜年的亲戚，拎着红纸包点心四处走访，找到了霞潭山，作为他们的第二个立脚点。这时候，唐辉化名老郭。

　　这一策略十分及时。4月初，敌人果然就开始了对黄高峰地区进行疯狂“清剿”，企图把游击队的地盘彻底白化。唐辉部迅速转移到霞潭山，敌人部署兵力疯狂清剿之后，发现只是一座空山，阴谋再次破产。

　　艰苦卓绝上横路

　　唐辉部转移到新的活动区域，绩溪船形山、舒家庄、上横路一带的游击区。在这里，他和汪树芝、陈开元和另外的一名新兵，五个人一起去了许家庄的陈开元家，在附近的一个窑场打工做砖瓦。唐辉和陈开元做砖瓦，其余三人每天挖地开荒种粮食，夜间则一起开会讨论展开工作或者到群众家去做工作。

　　接着，发动工作又渗透到程山塘。程山塘地处旌绩交界处，是万炉山山腰上的一个小村庄。

　　3月，唐辉派遣炊事员朱老卜来到这里发展地下党组织。

　　毛光辉、毛有土、毛灶天等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毛光辉为小组长，并且成立了交通站。到1942年10月，程山塘的地下党员发展到了13人，成立了党支部。

　　5月中旬，唐辉部缴了敌52师逃兵的两支枪，正式建立起游击队。由于缴枪的时候暴露了目标，52师来上横路抓了许多人，把同游击队有关系的乡保长也抓了去，并且在镇头等十余个村都增派了驻军和自卫队。特务到处横行，强迫村民加入国民党，设立了盘查哨，办理了五家连保联坐的惩治制度，还要保甲长绘制山脉地图，标注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点。一时间，刚刚建立起来的霞潭山游击区腥风血雨天低云暗。

　　面对风云突变的白色恐怖，唐辉采取了内线隐蔽，外线暴露的战略。王必达、汪树芝等内线仍然坚持地下隐蔽做群众的策应和发动，而唐辉亲自带领游击队员在外线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

　　在战术上，唐辉总是四处出击，造成游击队无处不在的声势，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唐辉找了坚信游击队是为人民办事的村民，指导他们化装成樵夫、猎人，四处侦察，摸清敌人的意图和兵力布防。主动出击，首先打了旌德一都的白沙，再打旌德六都的赵川。有时候放出风声要攻打某个地方，实际却攻打了反方向的地方，造成声东击西的效应，迷惑敌人，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搅乱敌人部署。

　　敌人动用重兵的“清剿”，不但没有把游击队整垮，相反，游击队在这场鲜血与硝烟的较量中得到扩展，队伍中又增添了7名新的队员。

　　8月18日，国民党绩溪县党部书记长殷全道与国民兵团副团长侯××率领清乡队、自卫队近两百人，分三路进攻唐辉游击队驻地霞潭山。进山敌兵，一路由绩溪到镇头、杨村，一路由舒家庄到庙山下，一路由绩溪到王家源。可是敌兵到目的地后都不敢上山。第二天进村抓群众了解情况，第三天才敢上山到霞潭山下的上横路。这时候游击队早已转移到了别处。敌人恼羞成怒，抓了很多群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致使部分党的点线关系和群众联系关系暴露。敌人逮捕了20余名共产党员，并且威胁和地下党有过接触的群众办理自首。三个支部完全破坏，四个支部被破坏一部分，群众的信心再次受到打击，情绪低落。一年来争取的中层关系也动摇了。

　　在严酷的环境下，唐辉头脑冷静。除了保存实力，暂时避让敌顽锋芒外，还在内部抓紧了思想建设，认识自身力量的不断强大的现实和规律，增强干部队员的革命信心。并且分析原因，寻找自身薄弱环节。同时力惩叛徒，把企图叛变的班长余本才送交中心县委处置，击毙一名公开拖枪叛变的战士何里。在内部进行了纯洁整顿。

　　在群众中，开展反自首教育。对已经被捕的村民，布置其家属转告本人不得招供出卖共产党员和游击队的消息；对于已经办过了自首的，也只指出其错误，不做追究，而鼓励其立功补过；对于暴露出来的少数坏分子，则孤立打击，监督控制，尽量减少其破坏作用。

　　这些策略克服了消极右倾，也克服了盲动左倾，极大地保护了新开游击区的群众的积极性。使唐辉率领的新四军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这时候，舒家庄的舒梦熊引起了唐辉的注意，这个在绩溪自卫队里干事的青年与众不同，于是，他策划汪树芝去接近舒梦熊，很快就把舒梦熊争取过来。唐辉的队伍如虎添翼。

　　同样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隐蔽在山棚里的戴吉祥，也找到了唐辉，唐辉的旗下再添一员虎将。

　　在绩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虽然被白色恐怖压制，但是唐辉周围就集结了戴吉祥、舒梦熊、王成信等骨干。随着参加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唐辉领导大家在深山扎山棚、训练军事，随时准备出击，打击反动派，壮大武装实力。唐辉在实践中不但学会了做群众工作，而且掌握了游击战的规律。

　　这时候的唐辉，逐渐被旌德和绩溪的群众认识和尊敬。群众评价：“老郭这个人，有点神机妙算！”

　　艰难岁月乐观情怀

　　由于敌人的频繁清剿，特务横行，所以，唐辉和王必达几个人不能住在村庄里，就只能到山里去住山棚。

　　为了便于放哨了望从容撤退，山棚常常是搭盖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腰上。

　　建山棚要选择地面相对平坦，地势隐蔽并且有水的地方。那时候，游击队每人都有一把砍刀，砍伐杂木和毛竹，割下葛藤做绳索，把竹木扎起来搭成棚架，再用竹子和巴茅夹成墙壁做成门，棚顶盖上巴茅，在山棚里钉上木桩，然后用毛竹编成床，铺上巴茅就可以休息了。更多简易的山棚都没有竹床，只能铺上柴草打地铺。天晴还好，下雨的时候常常是躺在潮湿里。冬天北风割肉，夏天蚊蚋吸血。大家相互鼓励，为革命做贡献。

　　唐辉常说，山是养人的地方，人在山里饿不死冻不死穷不死。山里到处都是宝，我们要晓得合理利用。

　　鞋袜是一大问题，但是山林能帮助人们解决。唐辉到黄高峰不久，程裁缝给他的旧鞋子就破得套不上脚了。他就自己打草鞋。唐辉打草鞋很简单，连草鞋架都不要。他伸直两条腿坐在地上，把结好的草鞋绳套一头系在腰上，然后用两只大脚拇勾住绳套的另一头，就可以编织了。后来，他又发明了用葛藤编织草鞋，更加结实耐穿。为了让葛藤草鞋穿着舒适，他还发明把葛藤放在火灰里煨一阵子，然后用石头使劲砸，砸到纤维和外皮脱离，把纤维梳理好留用。

　　棕树在唐辉眼里也是宝贝，棕片上割下来的棕毛，纤维天然交织成双层的网状，就像一片软和的布褡子，湖南湘西的山民一直就把棕毛当鞋袜，所以在游击队里，他是第一个把棕毛剥下来裹脚御寒的。

　　棕毛裹脚穿上葛藤草鞋，唐辉戏称自己是张果老下凡，腾云驾雾。

　　在唐辉的革命乐观精神鼓舞下，根据地的艰苦中，乐观主义精神蓬勃发展。

　　寒冬腊月到来，每人只分到一斤棉花，铺在套被上，丝毫抵御不了风寒。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太小，人就成了一把弯弓，缩成一团，大家相互打趣说，我们都当团长了。实在冷得睡不着，就起身来把火堆烧旺，围成一团烤火取暖。烤得口干舌燥，就喝“白糖人参汤”——用瓷缸子装上白雪，放在火上烤化，然后夹上红红的炭火往水里一放，先是哧哧哧哧，后是咕噜咕噜，水就像烧开了一样直翻泡泡，战士们戏称这是“白糖人参汤”，清火解毒。当起团长喝上白糖人参汤的山棚生活一过就是四年。

　　就是这样艰苦的山棚，还得“狡兔三窟”。敌人的偷袭总是防不胜防，所以山棚还得有备用的。必须在人烟更加稀少的地方再建一到两处山棚，这是连当地老百姓都不知道的，只有交通员知情。

　　有一次，接到敌人要来袭击的情报，队员们冒着大雨，连夜撤出宿营地，敌人扑了个空，恼羞成怒，一把火烧掉了山棚。这样，大家只得在预备的山棚里捂着湿衣服，度过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天晚上撤退的时候正是晚饭前，来不及吃饭，急行军消耗了体力，到了夜晚又冻又饿，第二天一早下山腿直打颤。眼前杂草丛生，荆棘缠绕，根本没有路，大家只得斜着身子，拽着树枝摸索下山。中午时分到了另外一个宿营地小坑，一位战士看见一个认识的交通员端着吃剩下的半碗饭，接过来三口两口就划完了，肚子饿真不是滋味！当时游击队里有首顺口溜：“肚子饿，心里剜，恨不得趴下啃泥巴，哪个大姐做好事，泡碗锅巴送碗茶，来生变马来报答。”而那时，饿肚子对游击队员来说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游击队刚到一个村子，敌人闻讯紧追而来，大家连夜翻山越岭，摆脱了敌人的追踪。下山的时候，队员们把枪往怀里一抱，滑雪下山，像坐“滑滑梯”，大家不觉得苦反而开心，这不回到童年了吗。

　　为了不打扰群众，队员们在山上用脸盆、瓷缸烧饭吃。那时候的行装就是：每人一个米袋，斜背在身上，腰上别把砍刀，随时准备砍竹子砍柴火。野外做饭，挖个圆坑，两个脸盆一盖，下雨下雪的日子就撑把伞，春吃竹笋，夏吃野菜，冬天吃腌菜，什么菜都没有就用盐巴泡水当汤喝。好多时候，连盐都没有，就去群众家里买干辣椒，吃口野菜糊糊，咬一口辣椒，辣的喉咙火烧火燎赶紧喝糊糊，吃的浑身发热头冒汗。

　　唐辉虽然是首长，但是从来不搞特殊。在唐辉的部队里，伙食的特餐只有伤病员才能享受。唐辉每天和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粮食没有了，他和战士一起上山挖野菜，有些野菜连本地战士都不认识，但是唐辉知道什么能吃，而且有的还很有营养。他经常拿些在山边挖来的野菜告诉战士，讲解性能。有一种三角形叶子的野草，地下有一个小萝卜，唐辉说这个名叫沙参，也叫土人参，是清热去火滋阴的好东西，挖出来生吃就行。蕨的地下根，挖出来捶碎，可以过滤出粘稠的汁，用水一烧，就是可口的糊糊。唐辉还告诉战士们吃花，春天杜鹃花最好吃，白色的桎木花像面条，好吃但是不要多吃，红色的花或者白色的花，一般都无毒，但是橘色黄色的花就一定不要吃。草根麦冬土茯苓……所以，断粮的时候，行军打仗转移途中来不及作饭的时候，唐辉就说，土地婆婆早给我们准备饭菜了。

　　经常是油盐尽磬，连去村庄买辣椒都不可能，唐辉就告诉炊事员去找隔山香。这种灌木叶子稍微带点红色，卵形叶。肉质根有种特殊的辛辣芳香味道，生吃可以当大葱和蒜，刺激味蕾产生食欲。做汤也有味道。这种植物在皖南山地到处都有。

　　1943年的除夕，唐辉和游击队员聚集在黄高峰山腰的一个山棚里，过了一个艰苦朴素的新年。团年的桌上，一脸盆烧山鼠，一脸盆野兔肉。附近的群众给了他们一点米酒，雪花横飞山风呼啸，没有家人的陪伴，气氛多少有点悲怆，十几个中坚队员，王成信、王必达、王必英、汪树芝、舒梦熊、戴吉祥等围在火堆边默默祝愿：来年多打翻身仗，走出山棚当主人。

　　唐辉鼓励大家，敌人如此清剿我们，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力量大了，敌人清剿的威胁就会越来越小。我们一定要翻身，我们一定能翻身。

　　新年期间，唐辉和王成信、王必达商量，我们得有一个群众基础好，战略位置险要的根据地。

　　过了元宵，王成信、王必达就化装成收购萝卜丝的山货小贩，先到绩溪、宁国边界的芦塘山、上坑、下坑等地跑了一圈，建立了几个联络点，又在旌德、绩溪交界的横坞、庵基等地，与一些外来垦荒种地的人接触，发现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四月间，王成信率领一个五个人的武装工作队，在百罗园山上搭盖了几个山棚，在附近的小村庄开展了工作。小村庄大多在偏僻的山坞里，一般没有富裕人家，关系单纯；交通不便利，与外面接触少，消息不容易走漏。

　　不久，唐辉又派舒梦熊带领四个人到百罗园协助王成信开辟新区。舒梦熊化装成收购山货的商人，走进群众家中，结交朋友，分别在百罗园东、北两个方向延伸，建立联络点，发展了十多名党员。

　　九华开拓如火如荼

　　1942年夏天，王成信、舒梦熊的发展战线已经跨过了芜屯公路，经过宁国的兵坑、戈溪等地，进入了天目山西麓的绩溪县东部边陲的九华乡。

　　从东边的河口进入九华的时候，王成信和舒梦熊不禁相视良久会心一笑。这就是最合适的地方了。

　　九华地名荆州，距离县城绩溪有40来公里。九华乡是一块长10公里，宽仅两公里的窄长山坞，中间一条小河，发源于西南云岭，向东流入浙江昌化境内。除了河水的流经地造就的东西两个出口外，其余的都是崇山峻岭，严严实实地被竹岭、芦塘岭等九座高入云端的大山所怀抱，犹如一座天然的城堡。

　　山坞里有耕地3000多亩，沿小河散落着50多个大小村庄，总共有4500余人口。乡公所设在上胡家，那里是有100余户人家的大村庄。

　　王、舒领着武装工作小分队，装扮成苦力，悄悄走进了九华，决定先不惊动乡、保，先不搞武装袭击。他们潜进竹岭，搭盖了山棚，装成外地来伐木烧炭的人。白天在山上劳动，夜晚就下山去走村串户，培养积极分子。他们最初走进的这些人家，都是原来在绩溪、旌德、宁国认识的在外地垦荒帮工的人介绍的人家，以帮他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带信的名义，走进老乡的家里。然后通过他们再去认识他们亲友。对于山上那些小村庄，他们就以进屋讨水喝的名义，认识人家，一回生二回熟，第三回就成朋友了。这样不多久，他们就认识了很多九华基本群众。

　　因为舒梦熊是在绩溪土生土长的人，很容易接近群众。而且他弃暗投明的故事，被很多人看成是壮举，国民党痛恨他，杀之而后快，而群众很敬佩他，都想接近他看他是什么样子。

　　舒梦熊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戴一顶礼帽，穿一件长袍，走路健步如飞，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性格豪爽，一身功夫，可以称为男人中的血性伟丈夫，很得人们的景仰。

　　舒梦熊现身说法，把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看到的腐败和残忍，打骂士兵克扣军饷，鱼肉百姓……一一罗列；而在游击队里却是亲如一家兄弟手足的感受，如数家珍……没有革命大道理，但是却很打动人心。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被他折服了，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

　　唐辉说舒梦熊是一把统战高手，他不但让年轻人服气，就是地方士绅也敬重他。那时候，他去做乡长胡亦春的动员工作，希望他支持地下党，不要做危害百姓的事情。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胡亦春自动将家中的两支步枪交给了他。之后，胡亦春成为了不断给舒梦熊提供情报的统战人士。后来，舒梦熊率领游击队攻打大障乡，胡亦春当向导，又收缴到步枪2支，电话机一部。

　　1944年12月16日凌晨，唐辉率领的小分队攻克九华乡公所，击毙顽抗的敌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唐辉授命舒梦熊率领部队进驻九华，坚持九华乡的各项工作，继上横路之后，九华正式成为根据地的第三个堡垒。

　　变民变为民兵

　　民变武装，是国民党官逼民反行径的产物。

　　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共媚外、政治腐败、贪污行贿、抓丁拉夫、敲诈勒索、造成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当时在绩溪县的岭南，歙县的北乡和东乡的五都源以及其它一些地区，许多人被迫铤而走险，参加当地的一些帮会组织，形成土匪武装。他们抢劫地主豪强，袭击国民党的粮库货仓，虽然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基础，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没有政治目标和原则，时常拦路抢劫民众，损害群众利益，特别还有的冒充新四军游击队，乱抢滥杀，直接妨害了革命斗争的发展。

　　山地中心县委对民变武装进行了分析研究之后，向各县委和游击队发出教育和改造民变武装的指示，争取把他们改造成抗日反顽的群众武装组织。首先在旌德绩溪进行试点。

　　9月间，旌绩县委利用一个地下党员与歙县东乡一民变组织的头头何维台的亲戚关系，进行了一些教育与争取工作，何维台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新四军的领导。双方还共同研究一些行动计划。接着又派秘密党员黄义成，通过何维台关系，打入了另一支由曹金德为首的民变组织内部，了解情况，进行争取工作。同时，还与其他民变组织挂钩联系。

　　当年冬天，旌绩县委派出4名精干的游击队员，配合何维台的民变武装，先后联合进行了两次武装行动，打击了歙县东乡的一户恶霸地主和绩溪六都的一户反动商业资本家，没收了部分财款，缴获了长短枪一支。

　　何维台的民变武装，共有10多个人，在游击队的教育下，通过共同行动，逐步认同了游击队的政治纲领，慢慢地转变成听从游击队指挥的一支群众武装。

　　对少数教育争取无效的民变组织头头，则给予了警告或惩办。青帮头头曹金德，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经常抢劫群众财物，还冒充新四军，拦路抢劫。游击队在教育警告无效后，决定给予打击。

　　1943年11月，曹金德一伙在抢劫了一户农民以后，又准备在嵇公关抢劫行人。旌绩县委接到黄义成送来的情报后，即派王保实、王必英率领部分游击队员，在嵇公关附近等候，当曹金德等3名匪徒行劫时，出其不意，当场将曹金德击毙，缴获快慢机一支，土造驳壳枪2支。这次镇压恶霸的行动，对其他争取无效的民变组织头头，也是一次严厉的打击。从此都收敛了霸气，再也不敢随便扰民，更不敢假冒新四军游击队到处逞凶霸道了。

　　游击队争取改造和打击民变组织的行动，在社会上迅速传开，得到各阶层人士的普遍赞扬，使群众进一步分清了新四军游击队与土匪的区别，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谣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皖南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山棚首长的特写镜头

　　在皖南，与洪林、刘奎、李健春相比，唐辉没有实战体验，真还只是个文弱书生，他能成为一名气势如虹的游击队领导人吗？

　　这一段时间的艰苦磨砺和突破，老战士黄义成在《思源》一书中有非常精到的刻画。

　　1942年11月，夏顺华同志领着我在绩溪县岭北乡石洞湾密林的一个草棚里，第一次见到了唐辉同志。

　　开始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唐辉同志，当时他正低着头补衣服，听到我和夏顺华的说话声他赶忙抬起头看了看。我也趁机打量了他一眼，见他一副清瘦的四方脸孔，方正的下巴，近视眼睛，留着大平头，身高1.67米左右。身上穿着全是打补丁的黑衣服，脚上套着老布袜和葛藤草鞋，看样子警惕性很强，随时都做着战斗准备。

　　我和夏顺华走到他面前喊声“首长”，他忙站起就来微笑地说：“我不叫首长，叫老郭，以后喊我老郭就是了。”随后，我和夏顺华就走了。可走在路上的时候，夏顺华才告诉我：“他就是唐辉，‘老郭’是他的化名。”这时我心里再也忍不住了，因我见到了新四军领导人就象见到了亲人一样，不知有多少话和苦衷要说。

　　于是我赶紧回头，找到“老郭”，把我的身世全部告诉了他，并要求说“我不走了，我要参加新四军，拿枪打敌人，消灭财主恶霸，为穷人报仇。”唐辉同志听后，对我说：“现在游击队还很艰苦，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也没有多少武器。我们这里的几个人，只是几颗种子，以后才能慢慢发展壮大。”他劝我暂时不要参加部队，可帮着做些党的地下工作。唐辉同志就是这样时刻为别人着想，把困苦留给自己。

　　从那以后，我就在唐辉同志的指导下，开始为党做地下工作。每当我送米到唐辉住的草棚时，他总是对我问长问短，山下有什么情况，最近可有不认识的人来过，并对我讲些革命道理，教我如何学会大胆心细地办事情，怎么学做群众工作，怎么样分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分子；甚至怎么了解敌情，怎么同敌人斗争，怎么搜集敌人情报，怎么把敌人的枪枝弹药弄来，等等。时间长了，我同石洞湾草棚（一大一小两个）的游击队员们也熟悉了。

　　除老郭外，我还认识了很多人。戴吉祥，绩溪县大谷桥人；汪小能、汪树芝，旌德县五百坦人；小老李，宣城双桥人；程小河，绩溪县人；王成信（又叫猴子）无为县人；王必达（外号老马）、王必英（外号老周）等。

　　游击队员当时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在一起时经常都是谈笑风生，有时还以各自不同的脸相，被编了不同的化名。比如唐辉，化名老郭，外号唐长老；王成信，化名猴子，外号孙悟空；王必英，化名老周，又叫猪八戒；舒梦熊，化名老袁，又叫沙和尚；王必达，化名老马，是唐僧取经用的马。他们都是唐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和后来发展成皖浙支队的重要骨干力量。

　　以唐辉为首的游击队，人数虽然较少，生活也极端困苦，开始时仅靠江北新四军七师送经胡明同志转来的少量接济过日子，住的是深山老林里用竹木巴茅搭盖的山棚，漏风漏雨的，吃的是苦菜、葛根，穿的也是破衣服，冬天里缺棉衣少棉被，但他们对革命工作从不马虎，经常在夜间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有时为了做好一人家的工作，唤起群众对革命热情，不知要花费多少个夜晚，甚至好长好长的时间反复考验做工作才行。

　　当时，唐辉同志为首的游击队主要依靠石洞湾、霞潭山两个根据地和浙江省江山县来的一些贫苦群众。吸引浙江人参加游击队有两个好处，一是这些外地人，当着别人面讲话别人也听不懂；二是如果做好了浙江人的工作，其它浙江老乡就由点到线，由线发展到成片，这对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非常有利。石洞湾的王飞云、毛观英（1947年2月底在旌德县里八都战斗中牺牲）、徐龙海等都是江山人。霞潭山一个裱纸厂由浙江人邹玉贵开办起来后，厂里工人大都来自浙江江山县，仅少数安徽人。他们在唐辉等同志的不断教育启发下，终于靠近了共产党，邹玉贵，邹德福父子还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有些工人也参加了党的组织。

　　实事求是虚怀若谷

　　一九四三年春天，是唐辉来到皖南的第三个年头，与当年的热血沸腾相比，唐辉迅速成熟。下面的这则汇报材料是《唐辉代表旌绩县委给皖南山地中心县委的汇报（摘要）》，从中可见27岁的唐辉沉稳严谨的求实作风。

　　一，环境方面

　　（一）上层人物之活动

　　1、张宗良（国民党皖南行署主任）至各县视察，查办烟民、贪污甚严，（处）极刑于烟民，乡保长10（多）人，士绅、公务人员扣押一部分，如坦头（应为台庄上——编者注）黄立之，自卫队章国英（在逃）。一般人颇为同情，在群众中也获信仰。

　　2、绩溪县长（武斌）与地方士绅有矛盾，与（县）党部亦不合，皖南行署对武氏甚为恶感，有调动之说。

　　3、唐少澜现任皖南办事处任总干事。殷全道已调屯溪任皖南办事处直属区（党）部书记。绩之新党部书记长程节生，四都小谷人。（属）C.C或汪派尚不清。据云是“老好人”，过去曾作县府建设科长，接任后曾四到五都巡视一次。与黄树成交好。

　　4、汪派活动较沉寂。

　　（二）还债运动的变化以及程（众）去后的工作

　　1、还债运动白沙、白（百）露（萝）园初不了解，曾报告到乡公所，派有自卫队来追。现均已明了，旌绩各地传播，影响甚大。

　　2、大獒乡长汪士藩（在）我还债后开（始）在本村设盘查哨，态度不明。

　　3、万罗乡长胡伦常对反共颇注意，但力量不足。（我）曾去一信争取，态度似乎好转，向程众说“胡学文本应枪毙，他们把他放了。”并准备搬家到乡公所附近（原住四都高村）。

　　万罗乡党部书记冯百川，嗜烟赌，反共松懈，上面督下来就做，有钱什么都好。曾向程买枪，用意难测。

　　4、芦水乡长胡国荃（传）准备去信；龙井乡长曹助传是坐山虎。

　　5、黄树成曾任区长，现（任）区分（部）书记，在绩溪有地位，曾要他出长万罗乡，不干。与我颇好，但帮助不切实。嗜烟，与土匪、烟犯有来往。

　　6、叶蕴清（是）较进步的国（民）党员，过去在程中一带干过事，在太石一带做过党务工作。曾因思想过左而被检举注意，于是辞职。现做文化工作，系在屯文化服务社主编《现代中国》文艺栏目，自称是中级干部，见面尚无具体表示，但颇明了我方情况。

　　（三）各阶层对我态度

　　1、上层中，国（民党）之宣传与统治作用颇强，对我成见甚深。但多畏事，且感力量不足，故未有积极反共工作。

　　2、还债后，绩国（民党）甚注意万罗乡，经常派人来调查，驻蜀马之县自卫队班长带短枪也来二次。

　　3、十二月中旬旌六都蓬川因我暴露目标，绩自卫队到坑内抓去老百姓不少，山棚一起搬坑口。

　　4、还债运动开始一般人怀疑，以后却说收名誉？！

　　5、“皖南事变”后，一般民众认为新四军无法成功，而今少数部队还躲着不敢出来，认为无希望。认为江北才是新四军了，可是不知内部情形。

　　6、保甲长多敷衍公事，拉得好可争取；部分对我主张不了解，害怕，难接近。万罗乡强迫保甲长入（国民）党。

　　（四）社会情况

　　1、赌风流行，烟也利害。禁烟只下层接受，上层仍旧。

　　2、民众对抗战前途颇为渺茫，对乡保也很不满。日寇陷立煌，引起一部人对皖南前途失望。民众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共要大斗一场。

　　二、工作方面

　　（一）地区方面：玉（翚）溪目标大，交通困难。济（际）坑人多，近大路，不易隐蔽。旌宁、绩浙边工作尚无成就。

　　（二）组织工作：

　　1、旧组织基础很薄弱，转变困难，甚至无法进行，虽然洗刷整理正在进行。

　　2、胡乐乡有个别发展，有一保长入党。绩东东村坞有开展，群众关系尚好。乍坑有新开展，建立一支（部），经镇头向我处靠。

　　3、新的非秘密组织，建立了个别关系。

　　4、干部正注意培养。

　　（三）机关武装工作：

　　1、中委结论传达，年来斗争做了结论，经二天。

　　2、干部审查开始，写自传，是整风开始。

　　3、郝、余、杨三人洗刷；（吕）能同消极动摇，开小差，谓两三年无公开希望；部队可扩大几个。

　　4、东秋塘行动一次，开群众会，教育几个小坏旦（蛋），传言方本生、王昌万等觉悟。江村、里歧山贴标语。

　　（四）土匪工作：

　　头子王，与杨队长（在）县北马路旁开饭店，人数不详。分散，不脱离生产。武器，单打一（土合子）二支，左轮一（支），手榴弹三（颗），歙旌宁宣等县都有关系，与绩一分队长有密切关系，即章国英（现在逃），想向我借武器用。

　　问题：关于本部职叶（业）化的问题

　　（注：文中的“我”实际为“我部”）

　　王保实增援来了

　　为了帮助唐辉迅速建立新区，成为旌绩溪游击区的主力，胡明再次给唐辉增加骨干力量，派遣王保实到唐辉身边帮助工作。

　　王保实是郎建新（高老头）的继子，18岁在继父介绍下参军，19岁入党。

　　入伍后，王保实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担任泾县、皖南特委机要交通员。那时候，他经常是换了便服穿越敌人把守的地区，冒着生命危险去送信，这样的经历锻炼了他的睿智和机警，逐步成为新四军中难得的骨干力量。

　　皖南事变发生后，王保实保卫着首长突出重围，顺利抵达江北，并且在新七师担任李步新的警卫员。不久，首长认为王保实应该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就送他去培训学习。

　　1842年9月，胡明到江北汇报工作，要求增派干部，李步新把王保实从培训班调回，分配他回皖南打游击。虽然回皖南困难要大的多，危险也很更多，但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王保实一句“服从首长命令”就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皖南。

　　在皖南，他先后担任山地中心县委的机关支部书记、游击队排长。

　　胡明器重唐辉，再次把身边的得力干将配备给唐辉。胡明对王保实说：“唐辉那里人太少，他有头脑有魄力，但是不会讲本地话，讲的湖南话不方便群众工作。你熟悉他那边的环境，又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你到他那里去协助他行不？”王保实说：“服从组织，我去唐辉那里。”胡明接着说：“他那里力量薄弱，工作艰苦，生活也很苦。”王保实回答：“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43年秋天，王保实到唐辉那里报到，唐辉非常高兴。

　　王保实和唐辉都是老战友了。在战地服务团的时候，王保实就是服务团的交通，因为工作关系，他们经常接触，唐辉甚至还随王保实一起去执行过任务。经过了事变磨难，他们都由热血青年转化成坚定的革命分子，成为了率领民众革命的领导者，面对面，真的是有千言万语，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只是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传递着万语千言。

　　唐辉随即安排王保实担任地方工作的主管领导。

　　在王保实的眼睛里，唐辉实现了知识分子工农化，青年知识分子的愤激昂扬荡涤无存，倒是很有老大哥的风度。人非常厚道老成，穿的是和战士一样的衣服。棕毛裹脚，葛藤打的草鞋，很能吃苦的模样。他几乎什么都干。新来的小战士不知道用棉花絮被子，他就手把手地教。一个战士的衣服破了，他拿出自己保存的旧布，在破洞上比比画画，然后用刀裁下一块来，还问那个战士：“要不要我帮你补啊？”

　　王保实知道唐辉眼睛近视厉害，建议还是买两副眼镜方便，唐辉说，我已经把近视眼治好了。

　　王保实转达洪琪对唐辉的关怀，戴庆哲长久没有信息，也许已经牺牲，希望唐辉能考虑婚姻问题，有个亦战友亦伴侣的人在身边，生活方便些。但是，唐辉告诉王保实：“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至少要有人亲眼看见她死了。假如我找了伴侣，忽然有一天，她来到我面前，我将如何有脸面面对她？”王保实在江北就已经听到了消息，戴庆哲等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基本都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信息说出口，更没有理由去说服唐辉，动摇唐辉对戴庆哲的深切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