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元旦，皖南新四军游击队和当地民兵过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新年，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邀请民兵一起过新年。唐辉部在绩溪杨村上横路的山头上迎接新年。唐辉、王必英、王必达、王成信、舒梦熊、戴吉祥、汪树芝（老鹰）还有尚田，大国、陈村、杨村、枊村等地的民兵骨干，大约有近百人。唐辉端起酒杯敬大家，感谢大家努力奋斗，在大生产中获得丰收，在对敌斗争中获得胜利，并祝贺同志们在新的一年多打胜仗。

　　1944年春夏，唐辉领导的游击队继续向外开辟新区：派王必英、王必达、吴有海、吴跃辉等向歙县南乡的小川、小洲、长垓发展；派王成信、舒梦熊等率部向绩溪与浙江交界的荆洲方向发展。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游击队伍日益增强。

　　民兵交通铸成铁翅膀

　　在唐辉的根据地流行一串口头禅：逮不到的老郭，打不死的侦察员，跑不死的通讯员，抓不尽的基干队。基干队就是民兵。

　　（一）民兵

　　为了给游击队增员建立良好的基础，也为了在战斗中有有力的后援配合，唐辉在旌德和绩溪成立了民兵大队。

　　游击队员是脱产的职业军人，要离开家园，每天在山上钻来钻去承受苦难和牺牲。而民兵则不然，不脱产，依然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农忙的时候是农民，农闲的时候，游击队派人来村子里辅导学习政治，训练军姿投弹和射击。一旦有战斗任务，民兵就是训练有素的后勤兵，与游击队并肩作战，又是为游击队补充兵源的后备军。

　　旌德厚儒乡成立民兵大队时，唐辉亲临讲话：“民兵是新四军游击队的后备军，预备队，民兵有十大任务：1、递送交通情报；2、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3、帮助盖山棚；4、购买粮食和日用品；5、积极抢救和护理伤员；6、抓特务和反动分子；7、收缴反动派枪支弹药；8、抗租、抗债、抗税、抗丁；9、剿匪反霸；10、保卫家乡。”

　　唐辉讲了十大任务后，民兵们激情高涨，就提出要枪：“老郭，你讲了那么多任务，我们民兵没有枪怎么执行任务呢？”

　　唐辉说：“要枪可以，但是我们得有力气去领回来。我先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好吗？”大家都说：“好！”

　　唐辉说：“1940年，刘奎部队来了一个新战士，他叫王勇敢，他到部队的时候兴趣很高，喜气洋洋的。发了枪后，他在手里比比看看……”

　　说到这里，唐辉做着手势说起了快板：

　　指望发支‘三八式’，偏偏是支‘老汉阳’；

　　王勇敢，不高兴，脸上没笑容；

　　上操懒洋洋，刺杀没有劲；

　　班务会上还对大家说：

　　坏枪打不死反动派，不如回去当民兵。

　　老班长，忙教训：

　　坏枪好枪是一样，都能打敌人；

　　当年老红军，

　　只有土枪长矛和土铳，照样打敌人！

　　本领学得好，打个胜战才能用好枪。

　　指导员，也来说：

　　“王勇敢，你别慌，我手三把亮堂堂，哪里来？

　　枪在战场上。

　　只要本领学得好，打个胜战换好枪！

　　自从那天起，

　　王勇敢笑盈盈，加油苦练学本领；

　　学什么？投弹，刺枪，又瞄准，

　　下决心早日打死反动派。缴了快机握手中。”

　　民兵们都明白了，原来枪在战场上，要练好本领才能搬回来。

　　此后的每一场战斗里，至少有一半的战斗力量是民兵。听到召集，他们就把枪支弹药取出来，跟上队伍，狠狠打击敌人，或者搬运伤员。打完仗回到家，把枪和弹药藏起来，拿起工具下地，他们就是农民。

　　（二）交通员

　　唐辉很善于发现培养人才。

　　唐辉曾经住在厚儒村地下党员唐观象家的祖屋中，唐观象经常要十三岁的堂弟唐夏苟来送饭。这小孩子勤快可爱，唐辉就亲切地叫他“小花狗”，称他是自己的小卫兵。在唐辉的眼睛里，这个小男孩年龄虽然小，但是人特机灵。营养不良个头没长足，足足比实际年龄要小两三岁，最不招人注意，因为他稚气未脱的样子不会引起敌人注意，是个做交通的好人选。唐辉对王必达说：“这个小花狗是当交通最好的人选，好好培养。”于是，王必达就经常委派小花狗去送信。小花狗成为了游击队年龄最小也最坚贞不屈的交通员。

　　唐夏苟从小胆大心细，应付事情的能力过人。1944年，他才就为掩护村里的游击队员建立了奇功。那一次，国民党在镇头召开村民大会，凡是成年男丁都要参加。但是厚儒的成年男子都参加了游击队，如果去开会，难免暴露身份被国民党反动派现场抓人。可是如果不去开会，敌人更会怀疑，就会进山清剿。当时胡明游击队正在厚儒附近活动，为了避免国民党进山来搜捕，扰乱游击队的部署，决定由老村长带唐夏苟和另外三个男孩去赴会，他们四个人要顶替全村男丁应付点名。可是走到半路，另外两个孩子认为凶多吉少，怎么也不肯走了。唐夏苟想到自己是唐辉的小卫兵，怎么能胆小呢？于是勇敢地跟着老村长走到了会场。

　　会场有好几百人，黑压压的人群都被自卫队围了起来，刺刀寒光闪闪，阴风惨惨，呵斥吼叫的声音此伏彼起，好像是个杀场。村长告诉唐夏苟，等到点厚儒村男丁名字的时候，他们轮流应答，而且答应一个之后马上换个位置。唐夏苟竟然配合村长，答一个赶紧移动位置，用不同的声音应答得天衣无缝，居然没有任何人发觉这其中的蹊跷。会开完了，回到村里，王必达表扬他，说他立了一大功。

　　唐夏苟把自己的当交通员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

　　1044年，老马（王必达）经常派我到绩溪县浩寨去探听国民党的消息。浩寨是个交通要道，国民党军队上上下下来往不断。万罗乡公所也设在浩寨。开始我心里害怕，老马再三讲，你是个小孩子，乡兵不会怀疑你。我就这样担任了游击队的交通员。

　　第一次去浩寨，我用腰桶背了十几斤油菜籽到王勤才油坊店里换油，再到冯瑞林肉店里买点猪肉，实际上是找冯瑞林探听消息的。把反动派最近几日的来往和乡公所活动情况记下来。那时万萝乡的乡长是思想反动的汪春寿，他是绩溪坦头人，他老婆是五百坦王观喜的妹妹。

　　第二次是我哥哥唐观象传达老马的意见，叫我到浩寨药店老板冯富生店买药，还叫他当天晚上来王家庄看病。冯福生是国民党万罗乡区分部书记，开药店，又帮老百姓看病。万萝乡乡长遇事都要与他商量，国民党驻军也与他来往，他可是浩寨地区的红人。他得到的情报比冯瑞林的多，他妻子是戴家坦地下党联络站站长王天春的妹妹，他和胡明、老马、王大相早有往来，关系密切。胡明、洪琪、唐辉、王大相和伤病员都请他看病。我只要说老马有事，他就心中有数，是要去治疗游击队的伤病员。冯福生为了瞒过敌人，每次到王家庄都是上半夜来，下半夜回店，若是走漏消息，他就有生命危险。

　　那时，我经常以卖炭、挑炭、换油作掩护，三天两头去浩寨和坦头等地方，探听国民党军队活动和乡公所行动情况。我有个亲戚家的儿子在乡公所里干事，我就经常去他家找他玩，经常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情报，所以，国民党军队布防只要有变动，很快就能了解到，及时汇报给老马。

　　有一次，我装成寻牛的放牛娃，送情报到百坑村，报告52师反动军队要来进攻。因为百坑是唐辉培养新兵、练兵的地方，游击队开大会也在这里。万万没有想到，给我的情报延误了时效，我没有到，52师早已从金岭到了百坑。我还未进村，就发现百坑村口水礁边、大杨树下，站着四个戴西瓜皮帽穿着便衣的人。我心里一惊：不好，可能是特务便衣队。但又不好退回，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

　　那四个人一起向我走来，装成游击队的样子对我说：“小鬼，你是送信给老郭、老英的吗？把信给我们，我们一起到老郭、老英那里去好吗？”

　　没办法，我只好跟着他们一起进村，村里都是穿黄衣服的反动军队。我心想不得了，这回脱不得身了。但暗下决心，就是牺牲，也决不讲老郭、老马、老英姓名及活动情况。

　　几个反动派把我拉到百坑村祖屋里，再把我绑到梁柱上，凶神恶煞地审问我。我一口绩溪话一口咬定：“我是来寻牛的！”他们问这问那，我就大声喊起来：“我听不懂你们要什么东西！”

　　后来，一个长官叫人把我拉到门口菜园里，把我绑到老桑树上，一挺重机枪对着我。他们把子弹带拉得哗哗响。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小鬼快讲，不讲要开枪了。不讲，你的脑袋就要上天了，快讲啊！”还在我的两个耳朵边安置了带刺刀的长枪，两边官兵也叫着：“小鬼快讲，不讲两只耳朵割下来，割下来就死了，快讲吧，讲了就没事了！”（国民党正规军把嫌疑人的耳朵割下来，地方反动派就有理由杀害嫌疑人。）

　　我咬紧牙关，装做听不懂，心底盘算，任你们怎么搞，我决不说什么！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又来了一个大的长官，从头到脚把我看个仔细，他反复摇头，这个小鬼可怜得很啊，他晓得什么啊？那天，我上身穿件破烂的短棉袄，下身穿一条短到膝盖的破单裤，脚穿一双烂草鞋。那军官又问：“小鬼你讲老实话，你到底来干什么的？”我讲绩溪话他们又不懂。那军官只好摇头走开了。到了天黑，敌人又把我绑到祖屋的梁柱上，绑了一夜。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拿饭给我吃，我不吃，心想：让你们搞死算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穿呢大衣、戴钢盔的军官带着百坑村甲长和洪生闵两人来了，我依然讲我的绩溪话，洪生闵听了我的话翻译给那个军官说：“这小鬼是那边山脚下的，他的牛放在山上跑掉了，是来寻牛的。”军官仔细的看看我，摇摇头说：“窝囊废！抓个穿开裆裤的孩子折腾，放他走！”

　　那次我就咬定两句话。一是我是来寻牛的，二是你们讲话我听不懂。实际上我始终讲绩溪话，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讲话我句句听得懂，就这样，我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而根据旌德绩溪的群众说，像小花狗这样的交通员，在根据地是成千上万，少年、青年、老人，男的女的，没有做过交通，没有送过传单的人是少数。有没有交通员的经历，是做人有没有本事的衡量标准。

　　嵇公关伏击威震皖浙

　　1944年6月9日，唐辉领导的“嵇公关伏击战”，是继“攻打庙首乡公所”后皖南游击区最为重要的一战。

　　这次战斗的前前后后，战斗经过和战果，老战士黄义成在《思源》中有非常传神的描述。

　　194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唐辉同志忽然找我去谈话。

　　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皖南游击队很多，哪天都得打仗。我们一要增援兄弟游击队，二要保卫上级机关，可现在弹药越来越少，能否想法子多搞些弹药？哪里有反动派的弹药库没有？”

　　我说：“想多搞弹药，就到镇头敌人兵站去搞，那里是反动派的弹药库，”

　　唐辉说：“敌人有一个连的兵力看守，我们这几个人哪行？”

　　“那……”我一时无话对答。

　　唐辉接着说：“敌人仓库是有弹药，但他总是要往别处运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半路上拦截。”

　　我说：“哪里晓得敌人什么时候运啊？”

　　“对，我就是想搞清敌人什么时候运。”唐辉兴奋地讲：“我想派你到镇头去开一家饭店，不过做生意你不是行家，要找一个‘生意油子’配合”。

　　照着唐辉首长的吩咐，我找到王德元这个生意人，并给他10担米钱，让他先在镇头租了一堂房屋，支起了摊子。王德元还找了个相好的女人帮手，很快就把饭店正式开张起来了。四五天后，唐辉让我以股东身份住进了饭店，并要我设法与敌人弹药仓库的人挂上钩。我问用什么办法挂钩，唐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个人点子多得很，就跟他们一起赌钱呗。”

　　一听赌钱，我不由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忙说：“我现在是共产党员了，哪还能赌钱？”

　　唐辉说：“不要紧，我批准你去赌。”然后又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为了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你先到邹玉贵纸厂拿100担米钱，存到镇头粮食店里。如果输了，不够可以再找我。”

　　唐辉同志一向是很节俭的，他从来不浪费公家一钱一物，平时游击队在战斗中缴获的物资，他都舍不得动用，总是说：“上级机关比我们还艰苦，我们要支援他们。”

　　记得有一次，他身上穿得很单薄，冷得脸色发白，可他身边就放着一件卫生衣硬是舍不得用。我看到后，问他冷不冷，他说：“冷也要克服。”我看到他不穿，又不给别人穿。我就说身上冷，反复地找他要那件卫生衣，可他支支吾吾半天不松口。我于是不管他答应不答应，勉强把卫生衣拿来穿在自己身上。他看到后仍呈不放心的样子，反复对我说：“要爱惜点，不要拉破了。”

　　有时候，游击队跑交通的要一块钱作路费，唐辉把钱拿到手上，翻过来复过去，看个老半天，好像不舍得给似的，就是最后将钱交给交通员的时候，嘴里还反复叮嘱：一路上要省吃俭用。

　　可是今天唐辉却大大方方地叫我到邹玉贵纸厂拿100担米钱去赌博，这是为什么？原来，他得到了敌人有一批弹药要运到临溪的大情报。

　　我装成饭店老板住进饭店后，经过与王德元商量，就专找那些敌乡长、保长、店老板来赌钱。几天过去后，通过赌博人的关系，也把镇头兵站里看仓库的国民党五十二师一连的张指导找来了，计划以赌钱的名义，从他那里搞到运弹药的消息。

　　一个多月过去了，运弹药的消息终于来了。为了牢固地牵制这条线索，我把牌打的鬼精，让这个姓张的总是输钱，于是一起发誓要连续打麻将三天三夜见输赢。

　　刚打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上午，一个敌兵来找张指导，报告说临溪156团来电话，要张指导马上亲自去接。姓张的听了，就说，“诸位稍微等一等，我接了电话就来。”

　　时间不长，果然姓张的来了，但他说：“对不起，因要办公事下次再打吧。”我一把抓住他说：“你耍滑头，那不行，我们已经发过誓打三天三夜的，现在输赢不见分晓，你姓张的为什么不讲信用，为什么不够朋友？”

　　姓张的说：“我真的有事，临溪来电话，要送子弹去。”他几乎是带着恳求的口气对我说。

　　我一听说是送子弹，瞌睡也没有了。心想：好机会，决不能放过。我问他：“你们要运多少子弹，还用得着你这个张指导亲自出马吗？”

　　姓张的说：“30箱子弹，50箱手榴弹，必须马上去找民夫，车子。”

　　我装作关心地问：“你们运弹药，不怕路上有人拦？”

　　他把大拇指一竖，说：“我们国军运弹药哪个敢拦！更何况还有一个班的兵押运车！”

　　我故意装不懂，问：“一个班是多少人？”

　　姓张的答道：“一个班10个人。”

　　我说：“那好，那好。我们再找一个人补缺，非打三天三夜不可。”

　　那姓张的一走，我就把牌一推。说：“不打了，睡觉。”其它两个人，早就睁不开眼睛，听说睡觉，也就把牌一推，离开桌子走了。

　　我则立刻交代王德元，赶快把米店存的100担米钱取出来，并告诉他：“你一听风声不好就立即离开。”

　　王德元有点舍不得那个相好的女子。我说：“不要为一个女人把命送了。”

　　讲过后我就出了镇头，一阵风似的跑到石洞湾棚子里，向唐辉报告了运子弹的消息。

　　唐辉一听有80箱弹药，顿时兴奋了，但游击队这时只有11个人，担心缴获后很难全部及时背回来。唐辉于是叫我立即到山下的霞潭山找邹玉贵，汪花子、汪寿隆等。我下山找到他们后，立即组织43名可靠民兵，带上干粮、麻袋和弯刀，连夜奔赴秘密会合地点。

　　同时，唐辉和王必达、王保实、汪树芝、舒梦熊、王小能（1947年9月在绩溪陈村遭遇战中牺牲）戴吉祥，程小河等11人，也连夜奔赴目的地。当时同去的民兵有：夏顺华、王寿生、陈积松、朱清山、程金发、陈德全、施发贵、吴有海、章炳祥、曹志金父子、邹德寿、邹德刚等43人。他们从霞谭山到嵇公关，走了40华里，天未亮即到了目的地——嵇公关百乐亭。

　　嵇公关是绩溪境内的九大关隘之一，地势非常险峻，左边是荒无人烟的森林，右边是悬崖峭壁，峭壁下是一条小河，崖高十余丈。其中的一段是盘山的三公里山道，左边是壁立的悬崖，右边是悬空的峭壁，而且一个又一个的急弯流转高深莫测，常人过路都顿生惊险错颚。嵇公关往北，距离镇头十公里，往东，距离绩溪十七公里，是芜屯之间的惟一通道，向来是土匪打家劫舍的地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百乐亭位于朝临溪方向的一个拐弯处，两边都是断崖，一条扼咽小道从此穿过。

　　唐辉到达后先察看了地形，然后将游击队、民兵布置在地形十分险要的路边树林里。又派出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樵夫，挑着柴火在往镇头方向的路上移动侦察。

　　我因三天三夜没合眼皮，一倒地就睡着了。

　　在黄义成瞌睡的时候，弹药车正移向百乐亭。游击队员屏住呼吸，可以说是度秒如年。上午九点时分，从大路的北头，传来队员们盼望已久的——手推独轮车的吱呀吱呀的声音。雨后初晴，道路泥泞打滑，又是上坡，这吱呀吱呀的声音也就格外的滞涩沉郁，更加重了现场的紧张气氛。当7辆车4个士兵1个军官完全暴露在游击队的视野里时，那一车车的弹药已经不是武器，而是革命胜利的号角。游击队员和民兵们的热血开始沸腾了。

　　唐辉一看，心里骂了一句，狗胆包天！原本需要的10辆车手推车减为7辆。原来的一个班押送，改为5个人显然是押运的人要贪污运输费。

　　唐辉见敌已走近，一声令下：“上！”两边的队员民兵如同猛虎下山，冲向车队，敌兵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未等看清来人，弹药已经被扛起来了。

　　那个姓张的指导望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一切，睁着死鱼般的眼睛，晕头转向，还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时走到他面前，嘲弄地说：“你们只有5个人？我早跟你讲过，路上要小心。”

　　那姓张的见是我，方才如梦初醒，垂着眼皮说：“哪知道？朋友，就是你……”

　　“对不起，现在不是朋友了，要用绳子捆你了。”说罢，我和几个游击队，摘下他的手枪，用绳子把他们捆了起来。

　　7车弹药很快运完，唐辉把敌人雇来的民夫打发回去，可是他们不走，其中一个说：“这叫我们怎么去交差呀！”唐辉说：“不要着急，我给们打个收条。”于是掏出纸笔，以新四军黄山大队长的名义写了张收条交给他们。让他们回去了。

　　唐辉领着游击队和民兵，扛着弹药，高高兴兴地进了大山林。为了这次行动，游击队翻山越岭4天，干粮却只带了1天，饿了3天，但是同志们的情绪很高昂。

　　回到根据地，唐辉同志也很满意，他高兴地对同志们说：“这次胜利是大的，缴获步枪子弹29000多发，手榴弹1000枚。”唐辉又说：“我们的人要吃饭，枪要有子弹，下次反动派进攻我们，就有子弹给敌人吃了。”

　　几天后，唐辉派老马叫我到绩溪县东村白虎顶的山棚里去见他，我以为唐辉又要我去完成什么任务，当见到唐辉我便问：“老郭，又要我下山？”

　　唐辉眯着眼，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就是要下山，我也不会让你去了，现在敌人正在到处捉你哩！”从这时起，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成了一名正规的游击队战士了。以后，我和唐辉领导的其他的游击队员一道，从此转战在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

　　唐辉游击队一枪未发，缴获步枪子弹29箱，计29000发（被那个张指导贪污了1箱），手榴弹50箱，计1000颗。同时缴获长短枪5支。

　　这些弹药，被运到一个古墓的空墓穴里坚壁起来，后来，不但支持了皖南游击队的其他支队，还支援了浙江游击队部分。

　　但是，最先给唐辉提供转运弹药情报的交通员汪三元遇难了。敌人追查情报走露的责任，查到了汪三元。汪三元是绩溪联络站的交通员，家住在庙首的树园里，家中生活极其困苦，妻子生病无钱治疗，活活病死在床。家中还有个年幼的小孩。敌人砸破大门，把汪三元绑起就走了，孩子吓的哇哇哭叫，敌人连汪三元安慰孩子说句话的机会都不给。汪三元心知自己必死无疑，频频回头诀别家人。敌人把汪三元押到白地特种区后，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汪三元视死如归，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押到刑场时，他还十分从容地说：“今天我死，流芳百世，会万古留名！”

　　虽然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唐辉听到汪三元牺牲的消息，三天吃不下饭。

　　嵇公关一战，不但鼓舞了新成立的游击队的士气，也让敌人胆寒。从此，唐辉英勇善战的威望在皖浙成为传奇，也因此成为了反动派重金悬赏缉拿的眼中钉。

　　活捉江兰舟

　　旌德江村，是旌泾太一带有名的封建堡垒。村里的几户大地主，占有西乡大部分耕地。抗战爆发后，一所六县联立中学从宣城迁到这里。学校有一支20余人的武装校卫。抗战胜利后，这支武装成了江村反动势力的行动队，江兰舟当上了队长。

　　地下党员汪全贞家原住绩溪戴家坦，与江村一山之隔，所以对江兰舟非常了解。

　　1938年，汪全贞只有16岁，因家境贫穷，与当时只有14岁的汪明德一起，到江村替大地主江淡人，士珍麻等人家放牛，糊口度日。在江村帮了两年工，耳闻目睹，知道了江兰舟的老奸巨滑，了解他许多为非作歹的情况。

　　1940年胡明来旌绩边界的王家庄一带建立了党组织、16岁的汪明德和他父亲、哥哥都参加了党组织。不久，汪明德就介绍汪全贞入党。汪明德的父亲叫汪天泰，表面上是国民党的保长，实际上是与胡明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在皖南事变后敌人清剿最紧张的时候，胡明、洪琪、孙宗溶等中心县委的领导同志，曾隐蔽在他家厨房楼上，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1941年冬，因身份暴露，被敌人逮捕杀害。

　　汪全贞入党后，汪天泰就派他和汪明德继续在江村打零工，以给地主放牛做掩护，搜集敌人情报。他交给汪全贞他们三项任务：

　　一是了解江村反动武装的组织情况和兵力布置；

　　二是掌握敌人的行动计划和行动情况；

　　三是侦察江村主要反动头目江端、江兰舟等人交往动态。

　　要求他们随时向他汇报，不准向任何人暴露。

　　1942年夏天，因汪全贞他们经常回家，敌人对这两个“小放牛”产生怀疑，汪全贞被押到西乡下洋村关了五天，行动队多次对他盘问、逼供，甚至拷打，要他交待游击队在哪里，他始终回答“不知道！”

　　被抓去的第三天，江兰舟到下洋，故意把审问汪全贞的人训斥了一顿，将他松了绑，然后笑着对他说：“你家住在山那边（指戴家坦、王家庄），游击队常在那里活动，你总知道一些情况呀！胡明他们在哪里？只要你说出来，我不仅保你出去，还请你去我家做事，以后就做我干儿子”。不管他们怎么软硬兼施，汪全贞仍然说：“不知道”他们抓不到证据，也只好就将他放出来，汪全贞回到江村继续放牛、打短工，搜集情报。

　　1945年2月，国民党安徽保安副司令张泽湘亲自带领两个保安总队和县土顽武装，对旌绩宁昌我游击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清剿。胡明、唐辉等同志率领地委武装和旌绩队100多人，跳出敌人包围，在船形山枫树坞集结，部署攻打江村，以牵制敌人兵力。2月23日夜，队伍从枫树坞出发，翻过葫芦岭，行军30余里到达江村。胡明要汪全贞和汪明德几个熟悉江村情况的同志去逮捕江兰舟、江端等运动头目，其他同志围攻江村碉堡。

　　一部分人到江端家，他已闻风逃走。

　　汪全贞带路赶到江兰舟家搜捕，也不见其人。汪全贞知道江兰舟附近有姘妇，找到她家，发现他刚离开不久，汪全贞带领游击队即刻出门追踪。

　　刚出大门口，听到前面牛栏里发出唰唰声。难道这家伙躲进了牛栏？汪全贞跨进牛栏，翻开隆起的稻草，果然是他龟缩在牛窝里。汪全贞一把将他拖起，用手枪对着他的脑门，命他交出手枪。他见是汪全贞，知道不好，战战兢兢说：“枪在床上枕下，求饶一命。”昔日的威风如今一扫而光。汪全贞从他姘妇家里搜出手枪，便押着他汇合部队，协助攻打碉堡。

　　江村一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地主武装全部歼灭，缴获长短枪20多支。战斗结束后，队伍从江村村北撤离，天色已晚，在小里村吃晚饭，忽然接到情报，国民党保四团200多人，离开旌德城向江村窜来，游击队立即向旌泾边境的祥云方向撤退。

　　队伍开到南塘村附近的一个山腰里，接到首长命令，处决作恶多端的特务头子江兰舟，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

　　攻打龙井铲除曹助传

　　1945年7月，唐辉领导的中共旌绩县委游击队一举攻占龙井乡公所，取得了反“清剿”胜利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徽山烽火》一书中，有许观明的《攻打龙井乡公所》，对这次战斗有精彩细致的描写，让我们依然可以听到进攻的哨音、缴枪不杀的喊声和胜利的欢呼声。

　　龙井乡公所设在七都旺川村，地处黄山余脉大会山脚下，东离上横路游击队根据地约15公里，北距旌绩边界船形山游击根据地近10公里，距皖南山地中心县委机关驻地20公里左右，是国民党顽固派安置在我游击根据地腹地的一颗钉子。

　　龙井乡乡长曹助传，系绩溪岭北七八都一带的大恶霸。他平时欺压百姓，反共反人民，敲诈勒索，奸污妇女，抓丁派夫，催捐逼粮，带兵“清剿”大会山，烧房抢劫，迫害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家属，直接威胁船形山，上金山等游击根据地，十恶不赦。

　　为了拔掉龙井乡这颗毒钉子，县委书记唐辉派王宗汉潜入旺川村，隐蔽在地下党员曹有光家中，摸清敌人兵力布防，武器弹药实况、乡公所周围和曹助传住宅等情况，绘成路线图，回到上横路游击根据地汇报。

　　唐辉慎重地分析了各种情况，认为：反动武装只有十七八条枪，离县城较远；而县委领导的部队有两个排，如果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取胜是有把握的。于是作出攻打龙井乡公所，严惩曹助传的决定。

　　擒贼先擒王。龙井乡公所的攻打核心在于镇压曹助传这个老奸巨滑的头子。为了不让这只狐狸闻风逃脱，县委一面调集部队到大会山准备合围，一面由唐辉亲自率领汪木海、程大介等家住七都的游击队员再次进行实地侦察，详细摸清他的活动情况，以选择有利时机出击。

　　经周密侦查，获悉7月23日反动乡长要去余村抓壮丁，县委游击队即埋伏在去余村的必经之路——葫芦岭，计划在途中将其击毙，但曹助传没有出洞。

　　第二天，侦察人员得到了他要去择树下（择里）等村活动的情报，结果又扑了空。

　　为了准确无误地逮住这个狡滑的狐狸，唐辉改变了前两次采取伏击的方案，决定由大会山地下党员程观林打入旺川村，与曹有光的胞弟曹有恒、地下党员曹灶昌作为内线，在第二天的晚上邀约曹助传赌钱，引狐狸出洞，然后围歼。

　　部队在战斗打响前四五天就到的七都大会山的长坞集结，等候唐辉的命令。参战的部队有：王必达部两个班，他们驻地在百坑；王宗汉部一个班，驻地在上横路；还有王成信部一个排，他们活动于百罗园、芦塘山一带。合计38人。

　　7月28日午夜，程观林等到曹助传到了牌桌上，借口出门买糖，一口气跑了10华里路，从旺川直奔大会山长坞，向部队报告了敌情：曹有恒、曹灶昌拖住曹助传赌博的计划已经实现。上半夜已经赌过了一局，吃过夜宵还要继续打牌。

　　唐辉接到报告，立即作了研究和分工：由王宗汉带一个班攻取碉堡，王必达率两个班攻打乡公所，王成信指挥一个班攻曹助传的住房；戴吉祥带一个班围赌博场。并决定由汪木海、程大介、汪根海等熟悉地形的队员分别担任向导。整个战斗由唐辉直接指挥，攻击时间以吹哨子为号。经过战前的充分准备，游击队于7月29日凌晨3时出发，如四把利刃飞梭，直指龙井乡公所所在地。

　　部队急行军赶到旺川村，准备发起攻击时，敌哨兵发觉游击队行动，先行鸣枪。情况急变，游击队各部急速插入阵地，向攻击目标展开猛烈进攻。

　　王宗汉班经过乡公所屋后冲向碉堡，对敌人喊话：“缴枪不杀！”结果一枪未发，守敌全部投降，缴步枪5支，王宗汉下令一把火烧了碉堡。

　　王必达率部向乡公所打一阵枪后，很快结束了战斗。

　　戴吉祥和战士们冲进赌博场所，发觉曹助传已经逃跑。

　　王成信带着战士将曹助传的住宅包围，原来他听到枪声即溜回了家中。此时，曹助传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飞，只得上了屋顶，被游击队哨位发现，一枪击中他的左手。曹助传被打伤，不顾死活，跳下房子，翻越围墙，企图潜逃。正当这个紧要关头，王宗汉、王必达两个分队赶到，与王成信碰头后立即分头行动，这时东方破晓，战士们发现曹助传逃跑留下的血迹，便跟踪追击，终于将罪恶多端的曹助传抓获，他埋藏在菜园里的手枪也被收缴。

　　战斗胜利结束，游击队员将曹助传和其他被俘人员一起带到旺川村祠堂，许多群众得知游击队打了胜仗，纷纷赶到祠堂来观看，部队趁此机会向群众进行宣传。看到昔日不可一世的曹助传成了癞皮狗，群众高呼：“枪毙曹助传！拥护新四军！”对所俘人员，游击队对他们进行了政策教育，然后宣布释放。

　　对罪恶累累的曹助传，原打算在旺川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考虑将其解到八都上庄处决影响更大，便在当天上午八九点钟押解曹助传离开了旺川。当走到离村不远的一块稻田时，恶贯满盈的曹助传预感末日来临，死活都不肯走了。在此情况下，县委临时决定将其就地枪决，唐辉对大家说：“在这场战斗中，哪个同志负了伤，由他来执行。”王必达在攻打乡公所时，下巴受了点轻伤，他听唐辉宣布后，向警卫员要了步枪，当场处决了这个大坏蛋。

　　随后，部队抵达八都宅坦，分头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中饭后转移到上庄，又开展群众工作，并向几家商店筹款。当天晚上，部队各自撤回驻地，唐辉派专人去中心县委驻地太（平）歙（县）边的大箸坑向胡明作了汇报。胡明听了报告高兴地赞扬说：“打得好，打得好！”

　　唐辉率部攻打龙井乡一战，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摧毁碉堡1座，缴获步枪14支，手枪1支，子弹数百发，杀了曹助传，震惊了敌人，旌绩两地的坏蛋有如丧家之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了。政治上影响也很大，七、八都一带各阶层人民对这一仗表示拥护，都说四老板（群众对游击队的昵称）替老百姓除了一个大害，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游击队的声望。

　　攻克龙井乡公所后，岭北一带党的地方工作迅速恢复与发展，七八都与王家庄、戴家坦连成一片，歙、绩、旌游击区连成一片，旌绩县委领导中心从船形山回到霞潭山一线，部队分芦塘山、孔雀坑、船形山三处活动，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大生产运动

　　因为经费来源困难，还债运动后，根据地发展中的政策性增强，借粮筹款的对象更少了。游击队吃穿困难，生活清苦到无法坚持。

　　三月不知肉味，连素油都很难吃到；粮食紧张，野菜加竹笋，逢年过节，只能搞点野味打牙祭。

　　在种植粮食蔬菜的同时，打野兽、采蘑菇、摘野菜、挖草药，采野茶、拔竹笋……还抽时间帮助根据地的烈军属和缺乏劳力的人家生产。

　　因为游击队的生产都在深山老林，所以野兽成为敌害，大家就把野兽当作敌顽看待。比如野猪最多，威风大性子愚钝，被叫做“反动派”；蛇很诡谲，防不胜防，被叫做“行动队”；山鸡野兔满地跑，石头都可以砸到，被叫做“联防队”。游击队员欢迎他们来，多多益善，因为逮到他们就是一顿好菜。给大家增加营养长力气，更有劲头冲锋杀敌人。

　　农历八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三个游击队员带着土枪在山棚看守玉米，大约二更时分，忽然听得树林子里沙沙作响，他们马上笑了，一定是“反动派”来了。出山棚借月色，果然来了一头大野猪，还带三头小野猪，一家大小正兴致勃勃地向玉米地拱来。神枪手老陈本来就是猎人，他端起枪瞄准大野猪，一枪击发，不偏不倚正中野猪脑门心。大野猪倒下了，三头小野猪四散奔逃。

　　第二天早晨下岗，他们抬回营地一头两百多斤重的大野猪。游击队和附近的几户群众，把野猪的膘肉剔下来腌了，仅仅是头脚骨架和内脏等都足足油水了两天。游击队员一边收拾野猪，一边编顺口溜：

　　八月中秋节，

　　上山守苞萝（玉米），

　　野猪来一家，

　　一枪中脑门，

　　遇到反动派呀，

　　就当野猪打呀，

　　一枪打一个呀，

　　一个也不留。

　　但是，缺少弹药，打猎不能养活队伍，游击队的自力更生必须走生产的道路。

　　1943年，皖南山地中心县委交通员从江北新七师带来了解放区的报纸，报道了“延安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朱总司令在南泥湾参加开荒”的消息。中心县委即组织所属各地游击队进行学习，层层动员，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生产自给活动。要求：每个游击队员学会“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本领。各级领导带头参加生产，党支部起保证作用，各县委向中心县委汇报工作时，把部队生活活动情况作为一项内容。

　　中共旌绩县委书记唐辉和机关党支部书记王必达，为了发动党员，游击队员投入生产运动，决定在继续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劳动的同时，在上横路石洞湾附近，专门开辟山场作为生产基地，利用战斗间隙，借用群众的生产工具，劈荆斩草，烧地荒，种上玉米和萝卜，由于领导带头，队员们踊跃参加，很快掀起了生产热潮。这一年，共投工200多个，开垦山地数十亩，下玉米籽32升，萝卜籽4.5升，还有南瓜，黄瓜等。经过间苗除草，秋收玉米数十担，萝卜近200担，还有许多南瓜、黄瓜等。并晒了大量的萝卜干丝储备起来。采集的竹笋香菇木耳，都晒成干品，委托交通员拿到集市去卖了，解决了大部分的经费。

　　1944年春，县委总结了1943年大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发动部队进行了规模更大的生产。当时，绩溪地区转入了稳定发展阶段，部队发展到30多人，流动性小。县委决定组织部队开展整风学习，加强军事训练，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为了调动生产积极性，决定：集体生产收入全部归公，个人生产成果，三分之一归公，三分之二归己。由于领导同志以身作则，集体个人生产积极性都很高，全年玉米产量超过1943年，萝卜达到200多担，此外，还开展了打野兽，采香菇、摘野菜，挖药草，捉石鸡摸河鱼等多项生产活动。根据地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1945年和1946年，部队在驻地继续开展生产活动。1945年仅上横路根据地就生产玉米5000余斤，萝卜2000多斤。1946年部队共播种玉米籽45斤，萝卜籽10多斤，还种了辣椒，烟草。1947年春，部队下山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活动频繁，流动性大，大面积的定点生产活动停止，但仍继续发扬为群众生产的优良传统。

　　旌绩县委游击队的生产运动，创造了许多物质财富，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1943年至1946的四年中，绩溪上横路、百罗园、船形山、上金山等根据地，共生产玉米13000斤，萝卜近1000担。并打了许多野兽，采了不少香菇、石耳，自制了茶叶，捉了许多石鸭、河鱼，还自种了烟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