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有很深感情的。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我在那里工作、生活、战斗了整整5个寒暑。我深情怀念着根据地的人民，真想有机会回去看看根据地父老乡亲。

　　对淮南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罗炳辉将军，我怀着真诚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之情，因为，我曾在他的热情帮助和亲切关怀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的岁月。

　　罗炳辉将军对我特别好。在当时就有不少同志说：“吴运铎是罗师长的一个宝!”“宝”当然谈不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我仅仅为革命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但是，说罗师长把我看成宝，对我关怀备至，爱护备至，这是事实。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间的感情就建立在革命工作之上，生死相依，甘苦共尝，艰危互助，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团结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在1953年出版的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中，就多处记述了罗师长对我关怀爱护的往事。

　　我是湖北人，出生在江西萍乡，并在萍乡长大。1938年秋，我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报名参加新四军。不久，就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司令部修械所工作，开始了我的军工生涯。次年5月18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我们历尽艰险，突围出来，到了苏北。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后，我仍在军工部工作，担任军工厂政治指导员。这年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派遣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同志带领40多名军工干部和工人，到二师所在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去，在那里筹建新的兵工厂。我是其中的一员。

　　早在皖南云岭军部修械所时，我曾在工作中左脚髁骨碰伤，伤口溃烂，烂成一个半月形的半个碗口大的洞。在苏北30多天反“扫荡”中，由于频繁的作战和转移，伤口越烂越大，成了慢性溃疡，成天流浓流血，行走十分困难，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生同志也束手无策。现在要去淮南了，从盐阜地区到淮南根据地，相隔几百华里，要步行穿过敌人盘踞的村镇和重重封锁线，对我来说，真是个难题。同志们见我担心的样子，都说：“老吴，只要有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到淮南去!”在上级特别派遣的一个营部队的护送下，我们日夜兼程向南挺进，渡过了大运河，一个月后，抵达淮南根据地的边境地区，并在高良涧乘上大帆船，横渡茫茫洪泽湖，向西南航行。在湖上，遇到了二师的巡湖大队——我们自己的“海军”——的盘查。他们用半寸厚的钢板挂在木船四周作为护甲，在船头上垒起沙包，与日伪军及韩顽对峙。巡湖大队的同志听说我们是来为部队造炮弹的，都兴奋地欢呼起来，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表示热烈欢迎，并用鲜鱼和菱角款待我们。

　　弃舟登陆后，我们顺利抵达二师司令部所在地盱眙县黄花塘，受到了罗炳辉同志等师首长的热情欢迎。

　　罗炳辉同志是一位对革命有卓越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优秀的军事家。他经历丰富，身经百战，是传奇性的革命英雄。他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对人坦诚，会使你在产生由衷敬意的同时，也产生一种强烈的信赖感和亲如家人般的亲切感。我们的到来，使他十分高兴。他陪我们吃饭。在欢迎我们的晚会上，他亲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还宣布成立新四军第二师军工部，由吴师孟同志任部长。晚上，又陪同我们看文工团的演出。他虽然是首长，看演出时，也和战士们一个样，席地而坐。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许多革命传统，如艰苦朴素、坚强团结、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等等，都是十分宝贵的，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

　　第二天上午，吴师孟部长找我们谈话，交待任务。交给我的任务是筹建一座年产60万发步枪子弹的步枪子弹工厂。军工部派给我2名钳工、1名锻工、2名车工和2名小鬼，加上我自己，总共8个人，由我任股长。当天傍晚，我们8个人就来到了天高县金沟区平安乡小朱庄，住在一位姓徐的老百姓家里。庄子里原来有我们二师的一个十分简陋的修械所，这就是我们建厂的基础了。区、乡干部为我们腾出了两间大草房，我们的“茅屋兵工厂”就此诞生。在毫无工业基础可言的偏僻的农村建兵工厂，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根据地周围都是敌人，日本侵略者、汪伪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都在严密地封锁我们。条件异常艰苦。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想方设法，给我们送来一堆碎铜烂铁，算是原材料。又从另外一个修械厂调来了一部4尺长的皮带车床、两部老虎钳和一台手摇钻，这就算是全部设备了。困难吓不倒革命战士，困难难不退共产党人。我们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自己动手设计并制造各种车床和用具。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随时准备转移，制造的车床不但要适用，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缩小体积和减轻重量，以便于运输。这也是战争年代军工事业的一个特色和一大难题。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困难一个个迎刃而解。就在这时，一个新任务又下达了。

　　10月的一天黄昏，吴师孟部长派人送来了一批没有配件装置而且生满锈斑的空迫击炮弹壳，同时带给我一封信：“运铎同志：前方等着要炮弹，要尽一切力量，提前修好炮弹。”我知道，我们二师有个炮兵连，使用的是迫击炮，没有炮弹怎么行!军工战士的使命就是为部队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我们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赶修炮弹，在解剖缴获来的敌人炮弹的基础上，设计、绘图、试制并赶制了弹尾、尾管和引信。最后，遇到了一大难题：没有引发的炸药——雷汞。不会爆炸的炮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当时，根据地根本没有制造雷汞的原料和设备。到敌占区购买又不可能。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从废旧雷管中人工挖取雷汞。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尽管在操作时我小心翼翼，但一支雷管就在我的左手中猛烈爆炸了!左手炸掉了4个手指，肉和皮飞起来，贴在墙上和桌面上，到处是血。左膝盖炸开了，露出了膝盖骨，左眼直淌血，什么也看不见，脸上炸出了几个洞，我被送到二师中心医院，第二天进入严重的休克状态，昏迷了半个多月才逐渐苏醒，师首长对我的负伤十分关切，罗师长送来了一大堆慰品，周骏鸣参谋长来看望我。严重的伤残不能使我退缩，我在病床上，不顾伤口挣得涌流出鲜血，坚持设计图纸。第二年春，医生同意了我的坚决请求，批准我出院，重返工厂。

　　子弹工厂的建设紧张进行。在部队协助下，我们从三河里打捞出了抗战之初被国民党政府丢进水底的建水闸的钢材和破旧机器。军工部又千方百计给我们送来了一部牛头刨床和一部皮带钻床。为了早日生产出子弹，供应前方，吴师孟部长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士还亲自化装潜入上海，采买工具和材料。到了夏天，制造子弹的机器全部造成了，大大小小一共30多台。我们把机器刷上油漆，编上号码，又把村头的大庙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新机器搬进了大殿。在机器巨大的吼声里，第一颗子弹诞生了!吴师孟部长闻讯后，特地骑马跑了90里路，赶来道喜。

　　依靠党的领导、师首长的关怀支持和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也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忘我劳动，终于建成了新四军第二师军工厂。上级任命我担任厂长。同时，师司令部从部队调来100多名青年队员当工人，区政府派来了摇机床的民工。起初，我们只能生产上下一般粗子弹。后来，通过研究和改进，也能生产尖头鼓肚的“流线型”子弹了。

　　1942年秋，师首长命令我们研制迫击炮弹，同时又必须保证不妨碍子弹的生产。我们从来没有造过炮弹，只能依靠作战部队收集敌人打过来的各种各样没有爆炸的炮弹，拆开、锯开，一一进行研究，再根据我们自己工厂的客观条件，设计迫击炮弹的图样，并投入试制。经过3次试验，终于获得成功。1个月后，300发迫击炮弹出厂，送往二师司令部。没想到，第四天下午，师军工部送来急信：“第一批300发炮弹已发给部队。炮兵在演习射击时，将炮弹加足药包，只打30公尺左右，落地还不爆炸。现在炮弹已全部退回，罗师长要你明天一早赶到司令部。”真惭愧!80公尺远，还不如扔手榴弹呢!我们立即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仔细检查、分析，终于查出了原因：火药是靠缴获来的各种各样火药凑的，燃烧太慢，发射火药还没有烧完，炮弹就飞出了炮口。我们采取了把火药片压薄的方法促进燃烧。紧张工作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赶到了师司令部，在原野上实验，结果，随着迫击炮的怒吼，炮弹射到500公尺远的山坡上，发出闷雷般的爆炸声。第三发和第四发炮弹，各加了3用药包，竟飞过了对面的山头，落在2000公尺外的山地里猛烈爆炸了。靶场上一片欢呼声。

　　后来，我们还奉师长的命令，成功地研制出了定时地雷、脚踏地雷、拉火地雷，并大量投入生产。我们在淮南抗日根据地里到处布下地雷阵，使日、伪、顽无处立脚。师首长又命令我举办地雷干部训练班，要我去上课，同时要照顾工厂生产。我每天骑着一匹快马来回跑。罗师长对我从工作到生活、到饮食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

　　罗师长为了促使我提高业务水平，特地托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同志到上海买了一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机械工艺》和一本《现代工厂实习法》送给我，叮嘱我好好学习。在书的扉页上，罗师长亲笔题辞：“只有把无产阶级利益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算真正的科学家。”我时时刻刻牢记着这亲切的教导，不断地勉励和督促自己。虽然，在科学的领域里，我还几乎是个一无所知的小学生，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我将不畏挫折，虚心学习，一步步顽强摸索前进。

　　工厂一天天扩大，人员也一天天增加。为了系统学习革命理论，我向上级请求，调我到司令部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厂工作。政治委员郑位三同志批准了我的请求，要我等候通知。恰好这个时候我的老战友秦永祥同志调到淮南根据地来了。1941年苏北秋季反“扫荡”以后，我们南下淮南根据地，秦永祥同志则被分配到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同志任师长）军工部，组织了一支海上流动兵工厂。海上生活严重地摧毁了他的健康，他时常吐血，晕倒在机器旁边。秦永祥同志到来后，吴师孟部长通知我，上级决定调我到延安去进马列学院学习，委派秦永祥任二师军工厂厂长。我连夜办完了交接，第二天一早，告别了同志们，顶风冒雪，赶到师司令部。

　　周骏鸣参谋长见我来了，说：“来的正好，赶快到供给部换便衣，准备出发吧。”

　　我拿上介绍信，跑出大门，恰好罗炳辉师长刚从连队里回来，正站在台阶上扫雪，看到我匆匆忙忙往外跑，一把拦住我，问道：

　　“运铎同志，上哪儿去啊?”

　　“到供给部换便衣。”

　　罗师长奇怪地问：“干什么?”

　　我说：“到延安学习。”

　　“啊!是这么回事。来谈谈吧。”罗师长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他的住室。

　　我一向非常敬爱罗师长。这位人民的英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母都是被地主老财害死的。1939年夏，他领着队伍到了敌后战场，在淮南扎下了大营。人民都称呼他为“我们的罗司令”，也有说他是“天神下凡”的。看外表，他那魁伟的身体，也的确像金刚一样威武。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也是战士们和老乡们亲切的朋友。他常常叫我到他那里去玩，讲一讲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谈一谈个人的工作和学习问题。临走照例送一点礼物，像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用具啦，装烟用的皮口袋啦等等，有一次，他找了半天，没有东西可送，就跑到自己的小菜园子里，把自己种的蕃茄摘下一个最大的送给我。他种的蕃茄，总比我们的多，长得大。我跟着罗师长到了他简单的住室里。

　　罗师长让我坐下，象往日一样，亲切地和我谈话。

　　他说：“运铎同志，学习是很重要的，不过现在战斗很紧张，还有重要任务交给你。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暂时不走好不好?”

　　我说：“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既然工作需要我留下，就继续在工作中学习吧。”

　　罗师长满意地笑了。他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着，一边给我分析形势。罗师长再三地说：“对待敌人，就应该狠，狠到连它的骨头都给敲碎，叫它永远爬不起来。我们现在就需要有各种各样能敲碎敌人骨头的武器。”他微笑着问我：“你看能不能想出办法来?”

　　罗师长的话给了我很大启示，我提出保证：“我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临分别时，罗师长送我到门外，还嘱咐我：“要有信心，要顽强，回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吧!”

　　我领受了罗师长交给的研制新武器的任务，回到工厂。在年纪大的乡亲的指点下，二师军工部材料科同志全体动员，在洪泽湖边一堆腐烂的苇子里找出了当年国民党“治淮”丢弃的几百根3时粗的铁棍。我看着这堆铁棍，琢磨着：拿这些材料做什么呢?这时，我在一本旧杂志上，翻到了一篇介绍枪榴弹的文章。说也可怜，那篇文章总共也不过二三百字，而且多半是空话，无非是讲枪榴弹如何如何厉害之类。我从文章中得到的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所谓枪榴弹就是利用步枪发射的一个小型炮弹。

　　最后，我决定把粗钢管锯断、掏空，制成枪榴筒，象装刺刀那样装在步枪的口部，再用铸铁造成象迫击炮弹一样的枪榴弹，装进枪榴筒内，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高压气体，把筒内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在秦永祥同志的协助和全厂工人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难题，研制出了第一批枪榴弹和第一支枪榴筒。首次试打成功，我们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但是，问题仍然不少，如，射程仅仅只有220公尺，而且炮弹在空中飞行时，摇摇摆摆，减低了命中率。我又重新设计图样，加大弹体弧线，把枪榴弹的重心再往尾部移，摆动问题解决了，但射程仍然只有二百三四十公尺。我们又经过仔细考查，发现和以前试验迫击炮弹一样，问题出在无烟火药上。我们改进了火药制作，再去打靶。我装好枪榴弹，推上子弹，蹲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见一声响，枪榴弹没影了。它跑到哪里去了呢?同志们都昂起头向远处张望，忽然荒地那边传来低沉的爆炸声。一量，射程540公尺，增加了一倍多!在研制枪榴弹的日子里，师司令部几次来信了解情况，现在，可以作一个详细的汇报了。

　　第二天，我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了司令部。周参谋长拿起电话筒，命令立刻布置靶场。罗师长、郑政委和周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个个都炸得很漂亮!

　　试验完了，罗师长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周参谋长的办公室。

　　参谋长问：“你们一个月能生产多少?”

　　怎么回答呢?我们只有一部车床，每个月要制造300发迫击炮弹，其他机器只能造步枪子弹，没有别的生产工具。参谋长见我有些迟疑，就问：

　　“有什么困难吗?”

　　罗师长也关注地等着我回答。我觉得叫苦不好，战士的荣誉感也鼓舞着我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我回答首长：

　　“困难不少。但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

　　1943年春，淮南根据地精兵简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由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罗炳辉同志任师长兼司令员。二师军工部缩小编制，改为军工科。在此以前，吴师孟部长因为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了。司令部派我担任科长。

　　当时，淮南根据地已经有4个兵工厂，都由军工科领导。我除了负责技术工作外，还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财务支出和材料采购等问题。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枪榴弹。我住到工厂里去，一边布置各厂的生产，一边具体抓枪榴弹的生产。我们设计了制造枪榴筒的机器，造出了几部制造枪榴弹的小车床。在大殿上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车间。

　　这年春天，淮南区党委在新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张劲夫同志要我去表演展示枪榴弹、各种地雷和我们造的炮弹。打的都还算精采，与会同志看了很受鼓舞，围观的战士和群众更是兴高采烈。罗师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的运铎同志，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什么大学毕业啊，我这个江西萍乡煤矿一名贫苦的小职员的儿子，连小学都没有读到头啊。

　　经反复改进，我们制造的枪榴弹，射程提高到700多公尺，并很快出现在前方。枪榴弹的第一次立功，是在1943年8月的桂子山战斗中。当时，日本侵略军第六十一师团的一个大队及伪军1000余人，进犯我根据地的八百桥、雷官集等处。我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在六合县桂子山与日伪军激战，毙伤其300余人。我们的战士用枪榴弹打死了80多个日本鬼子。战后，五旅旅长兼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成钧同志，特地把一支从鬼子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我，作为制造枪榴弹的奖励。当年秋天，庄稼收获季节，一大队鬼子和汉奸伪军到根据地内的来安县农村来抢粮。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山，鬼子爬到了半山腰，坐在山洼里休息，命令伪军打头阵。那些伪军刚翻过山梁，我们的枪榴弹就象雨点一样飞过去。因为战士和民兵们的射击技术不够熟练，枪榴弹全部飞远了，没有打着伪军，可是，正好落在山梁后边鬼子兵休息的地方，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拖着死尸，拔腿是跑。伪军见势头不妙，也跟着仓皇逃命去了。

　　1943年是淮南根据地最为艰苦的一年。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后来，淮南根据地的缪文渭同志写了一部有名的戏《生产大互助》，戏里有个人物叫毛二杠子，性格非常鲜明，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我从大刘营赶回仙墩庙去，途经铜城，天黑了，我到饭店吃饭，有一位同志见到我，说：“别走了，今晚有戏看，《生产大互助》。”我到戏场时，戏已经开场了，大家都找块砖头坐着看戏。没想到罗师长也在，他一回头，看到了我，十分高兴，大声说：“运铎同志，你可是劳动英雄啊!”并把我介绍给大家。

　　这一年夏天，新四军第六师兵工厂的一部分同志，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军工科又扩大为军工部。我担任工务科长。为了提高我们战斗部队的攻坚能力，摧毁敌人的坚固碉堡，我们又试制成功了平射炮，组建了平射炮弹厂，驻地在盱眙县的上贺郢村，有干部和工人近200人。

　　二师的军工事业发展很快。属军工部直接领导的就有5个军工厂，除了步枪子弹厂、平射炮弹厂以外，还有旧铺翟庄平射炮厂、手榴弹厂和一个修械厂。军工事业的发展，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打击敌人，保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平射炮的研制和生产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生产出了36门。1944年11月，日本侵略军第六十一师团一部和伪军近万人，分7路疯狂“扫荡”我津浦路西根据地，在我二师部队的反击下，一周后撤退。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桂系部队与日军配合默契，进犯路西，向定远县占鸡岗进攻。在占鸡岗战斗中，我们生产的平射炮发挥了威力。战斗打响后，桂顽五一二团团长蒙培琼在碉堡里狂妄地叫唤：“新四军!你们没有炮，还打什么仗!赶快回去吧!瞧我的钢炮……”他的话还没有落音，我们的平射炮就怒吼了，一举把碉堡和敌人工事摧毁。这场著名的战斗，歼敌2000余人，俘虏蒙培琼以下1000余人。另外，1945年8月，我二师五旅十八团，在淮南铁路对日反攻作战中，曾用平射炮一举摧毁了敌人盘踞的一个城镇的12个碉堡，胜利攻克该镇。

　　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我做了一点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罗师长对我是关怀备至，不断鼓励。有一次，罗师长通知，他要来向兵工厂的全体同志们讲话。我们在仙墩庙附近的费家庄搭了台，所有的职工都到了，再加上部队、民兵、群众，足有七八千人。我怎么也想不到，开这样大规模的会，我会成为大会的主题之一。罗师长在大会上说：“我们淮南兵工事业有今天的大发展，是与运铎同志分不开的!”其他首长也是同样关怀。有一次，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同志遇到了我，硬要拉我到他家吃饭。他看我左手残废了，有些不方便，我一碗饭吃完了，他连忙抢过我手中的碗，要亲自替我盛饭。他的爱人韩碧同志把碗抢过去。他们的儿子远志又从母亲手里抢过碗去。这情景令我十分感动。还有一次，美国飞机从我国西南部机场起飞，到日本占领区轰炸，大概是因为日本鬼子的战斗机追得太紧，美国“空中堡垒”为了快飞，扔掉了8颗巨型炸弹，落在我淮南抗日根据地东部的仪征和扬州交界地区，都没有爆炸。我们当时正非常缺少优质炸药。周骏鸣参谋长马上打电话通知我赶快去，想办法把炸药挖出来。我带了3个同志，跨上4匹快马，急驰而去。刚刚到达当地驻军司令部，电话铃就响了，原来是周参谋长打来的，他说：“你是吴运铎同志吗?我刚才忘了嘱咐你：你现在只剩下一只手了，千万要当心!如果有困难，你们就回来。不要冒险。”我听着从远方传来的声音，心里一热，身上陡长了许多勇气!我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党组织与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爱，使我克服了面对死神的威胁时产生的短暂的恐惧慌乱心理。宁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任务!结果，我从竖起来比我人还要高大得多的美国炸弹里，拔出了比迫击炮弹还要大的信管。我们把8个巨大的弹壳和700多斤炸药，动员民工抬、借用毛驴驮，浩浩荡荡地运到兵工厂，解决了燃眉之急。

　　1945年夏，我担任了军工部副部长兼工务科长，负责领导生产。

　　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总司令发布进军命令，命令人民武装奋勇前进，收复失地，收缴日伪武装。罗师长抱病上阵，指挥进军。我们兵工厂日日夜夜赶造炮弹，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我新四军二师兼淮南军区，迅速收复了大片国土。沦陷区人民得以重见天日。

　　然而，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加紧策划内战阴谋。为了尽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并教育广大人民，取得国内外舆论的同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代表我党于8月28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我党作出了必要的让步，让出了8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10月3日，遵照中央命令，罗师长率部北移山东。我们是1946年夏天才北上山东的。没想到在淮南抗日根据地与罗师长一别，竟成永诀!

　　罗炳辉同志在鲁南病逝的噩耗传来，我们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党失去了一个好战士，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的老首长，淮南抗日根据地人民失去了一个亲人。

　　但是，我想，罗炳辉同志并没有死，他永远活在壮丽的共产主义事里，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